现实主义、权利与国际共同体
最后，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讲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与结构现实主义相一致。处于自然状态（无政府体系）中的个人无法知道彼此的意图，他们都有能力互相残杀。这种基本结构给了他们互相恐惧的强大动力，有时甚至杀死其他人来增强他们自己的生存前景。对于霍布斯而言，防止个人互相残杀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可以自上而下强加秩序的利维坦。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没有一种共同的力量使所有人敬畏”，无政府世界的生活就是“孤独、卑鄙、肮脏、野蛮和短暂的”。
由于国家为了确保生存可以做任何自认为必要的事情，权利并不是现实主义叙事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实主义当然无法容纳不可剥夺权利的概念，尽管各国可以在赋予所有国家特定权利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然而，在实践中，权力最大化总是优先于尊重这些权利。大国通常只有在符合其战略利益或者几乎没有战略后果的情况下才会尊重权利。它们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会与独裁国家联合起来，在民选领导人被视为威胁的情况下将其推翻。
现实主义逻辑也适用于国家鞭长莫及的边疆地区，因为如果一个人受到暴力威胁却无法拨打911。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以威胁的方式接近他们，那幺武装到位、首先开枪、然后再问问题就是明智的。自人类历史开端以来，存在于地球上的各种政治实体越来越广泛，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幺世界各地的暴力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步减少。正如史蒂芬·平克所指出的：“对人类学家而言，在政府的控制下杀人案的下降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他们很少用数字记录下来。”
人们可能认为现实主义的叙事包含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即生存权。毕竟，生存假定是现实主义的核心。但各国倾向于认为，只有它们才拥有生存的权利。它们不会将这项权利适用于其他国家。这并不是说各国致力于威胁敌对国家的生存，但如果认为有必要，它们会这幺做。现实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特殊主义理论。它没有关于自然权利的叙事。
现实主义逻辑也适用于国际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只要行为体之间存在着对彼此使用暴力的危险，而且没有更高的权威来强加秩序和提供保护，那幺现实主义逻辑就可以解释这种情况下的行为。比如，这一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世界上任何地区非法贩毒者的行为，以及禁酒时期美国酒贩子之间的非法交易。无论是贩毒者还是贩酒者，如果被欺骗，都不能报警或上法庭。毫不惊奇的是，他们通常会在相互打交道时把枪放在桌上，而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出于这一原因，现实主义者并不重视所谓的国际共同体——基于对不可剥夺权利的深切尊重。对他们而言，共同体是强大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彰显其高尚品格的修辞工具，也是弱国在没有其他倚靠的情况下所借助的修辞工具。各国当然可以合作以形成军事联盟，并为其共同利益建立其他类型的国际制度。但它们这幺做是出于利己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它们认为与其他国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或高尚的动机。
尽管现实主义与大约500年前开始出现的欧洲国家体系密切相关，但也可以用来解释古代和中世纪的国际政治。修昔底德被普遍视为现实主义之父，他所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公元前431年—前401年）远远早于16世纪初开始在欧洲出现的第一个国家。马库斯·费希尔展示了现实主义如何解释中世纪时期欧洲各种政治实体之间的政治的许多重要方面。现实主义是一个永恒的理论，仅仅是因为国际体系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而且从来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确切地判断其组成单元的意图。
鉴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对个人权利有着如此不同的看法，自由主义怎幺可能在国际层次上无法与现实主义区分开呢？主要原因是自由主义需要一个更高的权威或守夜人才能运转，而国际体系中却没有。不存在世界国家，只有无政府状态，这使得个体国家别无选择，只能争夺权力。
现实主义的广泛相关性
自由主义与国际无政府状态
简言之，大国被困在一个铁笼之中，它们除了争夺权力之外别无选择，因为在永远存在着冲突可能性的无政府体系中，权力是生存的手段。
政治自由主义始于这样一个假定：个人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危险的、可能致命的场所，主要是因为这些个人总是在第一原理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差异。自由主义者应对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主张每个人都有一套应该被其他人尊重的无可争议的权利，推动和平解决冲突和容忍的规范，这一点从逻辑上讲源于他们对普世权利的信仰。但是，权利和宽容不足以维持自然状态下的和平。个人生存仍然处于危险之中。解决方案是社会契约，它会导致一种能够维持秩序的状态。
变得强大并不能确保生存，但它显着提高了一个国家威慑潜在攻击者并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赢得战争的可能性。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也很重要，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大国可能会被迫发动战争，要幺是为了加强自身安全，要幺是出于其他原因。任何一个国家的理想状态都是成为霸权国，这实际上意味着成为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军事实力在战争中强制或击败主导国。
当政治自由主义被应用于世界政治时，焦点从个人转移到国家间互动。当国家而不是个人成为分析单位时，相同的基本逻辑也适用。
最后，各国理解，在一个无政府体系中，它们永远无法确定其他国家的意图，所以生存下来的最佳方式是尽可能比竞争对手更强大。因此，各国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所控制的军事资产，确保其他国家不以牺牲它们为代价获得权力，同时寻找机会让实力对比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变。这种权力的零和竞争有时会导致战争，使得国际政治成为一项残酷而又危险的事业。
自由主义叙事中的国家与现实主义叙事中的国家有着显着的相似性。支撑现实主义的五个关键假定同样适用于自由主义。两种理论都假定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活动，生存是它们的主要目标。它们都认为，所有国家都有一定的进攻性军事能力，并且各自都假定国家是工具理性的行为体。此外，意图的不确定性是现实主义中的一个关键假定，也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具体而言，各国永远无法确定其他国家不会为实现其目标而制定敌对计划，特别是在这些目标或第一原理存在争议的情况下。
考虑到911问题，各国意识到它们处于一个自助的体系中，它们必须尽其所能为自己提供安全。它们总是可以与其他国家结盟，但永远不能完全确定这些盟友是否会在面临困境时提供支持。即使是亲密的盟友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道扬镳：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帕默斯顿勋爵在1848年对英国议会说：“将某个国家认定为英国的永恒盟友或永久敌人，是一项狭隘的政策。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和永久的，而追求这些利益是我们的责任。”
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自然权利、宽容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所有这些据说都会为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这一公式并不符合自由主义本身的逻辑——只有这些因素不足以产生和维持和平。个人也必须团结起来，抛弃自然状态，创造出国家。他们必须走出无政府状态，建立等级制。在国际层次上，这意味着政治自由主义不能像宣传的那样起作用，除非存在一个世界国家。只要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自由主义在这个领域中就与现实主义没有区别。如果没有一个世界国家，即使自由主义谈论的是权利、宽容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它也无法提供超越均势政治的途径。
各国互相恐惧还有另一个原因：如果它们遇到麻烦，没有更高的权威可以求助。当一个受到威胁的国家拨打911时，另一端无人接听电话并提供帮助。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各国总是强烈地担心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麻烦。
少数着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确实提到了这一点。比如，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概略地阐述了这一点：“一个国家内部的成员就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言是独特的个人，受到这个社会的法律所支配，但是，就他们与其余的人类之间的关系而言，他们构成一个整体，与其余的人类仍处在自然状态之中——就像它的每个成员从前那样。”他补充说，这个国家“因此包含了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的所有人和社会开展往来的权力”。当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斯蒂芬·霍姆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观点，他写道：“自由权利只有在早已存在的被领土所限定的国家范围内才有意义，也只有在存在强制执行权利的地方才有意义。国家之间或跨越国界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自由权利是无效的。”这一点是戈兹沃西·洛斯·迪金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的核心主题，他将无政府状态一词引入国际关系文献，也是德博拉·布科扬尼斯一篇关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文章的主旨。
这些假定本身并没有描绘出通常与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竞争性的、危险的世界。当把这些假定放在一起时，麻烦就会随之而来。这五个假定综合起来告诉我们，国家会表现出三种行为。首先，它们倾向于彼此恐惧。恐惧的程度各不相同，但大国之间总是有一些残留的恐惧，部分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确定另一个国家不会有强大的进攻能力和敌对意图。想想今天美国如何看待正在崛起的中国，或者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如何看待正在崛起的德国。美国领导人不能高度确定地知道中国未来的意图，就像英国决策者在1914年之前无法确定德国的意图一样。这种情况会让人对未来的麻烦感到恐惧。更为复杂的是，中国也担心美国可能会对其有进攻性意图，就像德国在大战之前不信任英国的意图一样。
国际无政府状态本身就让一个国家追求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在战略上是愚蠢的，除非它比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强大得多。但是，这项政策毫无意义还有另一个原因。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解释的，自由主义的叙事夸大了权利。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大多数人将个人权利视为不可剥夺的，或者它们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着重大意义。权利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很重要，但自由主义者夸大了它们对政治的影响，这使得传播民主成为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
第五，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它们有能力设计出使其生存前景最大化的战略。换言之，国家是工具理性的。由于国际政治是一个复杂的行业，战略有时会失败，甚至是灾难性的，但关键是它们会有意识地进行设计，从而推进某些目标。现实主义理论并不对一个国家的目标是否理性作出评判，只有生存是一个例外。
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指出的，人们赋予个人权利以重要性，这对宽容、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以及国家的作用有直接影响。对不可剥夺权利的重视越少，促进宽容和劝说人们和平解决分歧就越困难，维护秩序也就越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力量不像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强大，那幺拥有一个强大的世界国家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然而，国际体系仍然是无政府的。
第四，生存是每个国家的首要目标。国家总是会有其他目标——这也是无法确定其意图的一个原因，但生存始终是优先的。如果一个国家无法生存，它就不能追求任何其他目标。生存到底意味着什幺？它显然意味着国家的物理存在。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被征服和消灭。它也意味着各国希望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它们不希望另一个国家像苏联在冷战期间对东欧国家那样，支配其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
总之，自由主义可以说并不压倒现实主义。在我们拥有一个世界国家之前，任何一个头脑清醒、对自由主义原则深信不疑的思想家都应该像现实主义者一样对待国际政治。自由主义可以在国家内部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但在国家与更广泛的世界打交道时却不行。
有人可能会认为，决策者可以通过他们的言辞来明确他们的意图，但说话是廉价的。领导人有时会歪曲自己的观点，或者其实就是撒谎。即使一个人确信他知道另一个国家当前的意图，也不可能知道它未来的意图。我们不知道未来几年谁将管理任何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无论如何，这些未来的领导人行事的处境与当前情形并不相同（也许截然不同）。这倒不是说领导人有或者会有恶的意图，只是你无法确定。
民族主义与社会工程的限度
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是，意图在决策者的头脑中，因此不可能看到或衡量。另外，能力通常是可见的，相对容易测量。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可以查看和计算苏联的坦克、攻击潜艇和核武器导弹库存，但不可能洞察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或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的想法。有人可能会认可苏联的情况，并反驳说，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就肯定知道英国有和平的意图。毫无疑问，美国的决策者长期以来都把英国视为一个友好的国家，但这是因为它的能力：它太弱了，以至于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它依靠华盛顿来帮助保护自己免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和冷战期间苏联的伤害。如果过去的75年里英国的实力是实际的三到四倍，那幺美国就会非常担心它的意图，而这是很难辨别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意图是根据能力来进行推断的。
尽管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是不可避免的，自由主义国家有时会发现自己是如此安全，以至于它可以在不必担心均势的情况下拥抱自由主义霸权。在单极世界中，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必害怕其他的超级大国对其构成威胁，因为不存在其他的超级大国。较弱的自由主义国家可以没有顾虑地与自由主义的单极一起在全球传播民主。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西欧盟国——特别是英国——发现自己恰好身处这种有利的战略环境之中，这让它们得以联合起来追求自由主义霸权。
第二个和第三个假定与意图和实力有关，国家在相互评估时会考虑这两个关键因素。所有国家都有一些进攻性军事能力，尽管超级大国明显拥有更多。现实主义者倾向于关注大国，因为它们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最大；不过，即使在超级大国中，有些国家的实力也比其他国家更强。第三个假定是，各国永远无法确定潜在竞争对手的意图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它们有时能够作出合理的猜测，但它们永远无法确定。
值得注意的是，单极国家——无论是不是自由主义的——可以奉行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努诺·蒙泰罗（Nuno Monteiro）指出，主导国有三种基本选择：它可以退出世界舞台，使其既强大又安全；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保持核心地位，寻求维持现状；或者可以尝试以有利于自身的方式改变现状。国际体系结构并不能决定哪一种战略是最优的；这种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治的函数。一个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发现自己处于单极地位，至少最初会条件反射式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因为以自身的意象改造世界这一战略被植入了它的基因之中，而且成本看上去是可控的。
现实主义基本理论建立在五项假定之上，这些假定描述了体系的基本结构。第一，国家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不存在凌驾于它们之上的中央权威。诸如国际联盟或联合国等国际制度是次要的（如果不是第三位的话），因为它们对国家几乎没有强制影响力。国家就像台球桌上的球，尽管有大小差异。因此，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不是说它是混乱的或无序的，只是没有最终的仲裁者。
一个身处两极或多极体系的自由主义大国，由于其他大国的存在，不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然而，它可能偶尔会无视均势政治，反而有选择地奉行自由主义政策（它本不应该这样做）。这种有限形式的自由干涉主义与单极国家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结果是相同的：失败。促进个人权利和将其他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很少取得成功，而且往往适得其反。
现实主义者坚信，国际政治是一项危险的事业，国家之所以争夺权力是因为拥有的权力越多，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大。有时，竞争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会爆发战争。这种进攻背后的驱动力是国际体系结构，它几乎没有给各国提供选择的余地，只能以彼此为代价追求权力。
一个原因是，任何这样的对象国都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秩序很难被操纵和改变。如果没有社会革命，即使是当地的精英也很难对自己的社会作出根本性改变。对于外国人来说，要进入一个他们不太了解的国家，将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甚至仅仅是让它停止践踏其公民权利，都显得格外困难。大多数人对个人权利的脆弱承诺加剧了这一问题。在政治动乱中，他们更可能关心促进稳定。如果存在十分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会让传播自由主义的任务更加复杂化。我之前指出过，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内有效地共同运作，尽管民族主义几乎总是占据主导地位。一旦焦点转向国际体系，民族主义几乎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会压倒自由主义。
现实主义入门
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认同。个人看到世界由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民和民族组成，总是对自己的人民有一种特殊的依恋。他们通常觉得与外国公民的联系要少得多。正因为此，比起尊重外国公民的权利，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将本国同胞视为享有权利的平等者。外国人在对待人民的方式上有着明显不同，有时即使不是仇恨，也会被视为轻蔑。生活在国际体系之中加剧了这一问题。国家间的安全竞争和偶尔的战争不仅增强了这种差异感，而且助长了极端民族主义。即使外国人受到尊重，他们也很少被认为是平等的。
我将首先阐述现实主义的核心逻辑。我的主要目标是说明，为什幺在没有世界国家的情况下国家会争夺权力，有时还会发动战争。我将解释为什幺自由主义依赖于等级制度，以及为什幺它在任何存在两个或更多大国的世界中实际上会变成现实主义。然后，我会探讨在体系中只存在一个超级大国而这个唯一的极国家拥抱自由主义霸权时会发生什幺。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美国（作为自由主义国家的典范）的这种想法。比如，奥斯汀·萨拉特（Austin Sarat）在研究美国人对权利的看法时发现，他们“没有意识到自身自由与他人自由之间的关联性；他们重视自身的自由，而不是他人的自由”。很难让美国人仅仅为了保护其他民族的权利（包括最重要的生命权）而战斗和死亡。美国军队为人道主义目标作战的唯一实例是在1993年索马里的摩加迪沙。18名美国人在战斗中丧生后，克林顿总统迅速撤出了所有美国作战部队。他和他的助手们对索马里发生的情况深感不安，以至于他们拒绝在第二年派遣军队阻止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尽管这项行动不会造成多少美国人伤亡。
当体系中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大国时——事实通常如此，任何大国都不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只要体系是两极或多极的，强国就必须按照现实主义原则行事。它无法承担起外交政策中倡导个人权利的重任，因为世界太过危险，不能以牺牲自身安全为代价来保护他人的权利。事实上，敌对大国除了争夺权力外别无选择，以便在一个充满威胁的世界中最大化它们的生存前景，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正确地理解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只有在像国家这样的更高权威能够维持秩序的情况下才有效，但在国际体系中没有更高权威。一旦没有守夜人，自由主义就变成了现实主义。
与外国人互相残杀或者残杀其他国家的人相比，普通美国人更关心外国人谋杀美国人。2014年，当“伊斯兰国”（ISIS）斩首两名美国记者时，美国国内的强烈抗议是导致奥巴马总统向“伊斯兰国”开战的一系列事件之一。美国人对“伊斯兰国”造成的大规模屠杀和破坏感到震惊，但他们更关心的是美国同胞的死亡。与此同时，杀害外国人（尤其是非白人）的美国人很少被视为与杀害他们同胞的美国人同样恶劣。比如，中尉威廉·卡利（William Calley）曾于1968年3月在越南指挥美国士兵发动了可耻的“美莱村屠杀”，在获释前仅被软禁了3年半，在媒体曝光他的角色后，他得到了公众的压倒性支持。他所在部队中没有其他人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尽管有350名至500名平民被谋杀，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如果他们屠杀了这幺多手无寸铁的美国平民，卡利和他手下的人肯定不会得到如此宽宏大量的对待。正如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所指出的：“尽管美国人对美国人的伤亡极其敏感，但他们似乎对外国人（包括毫不相干的无辜平民）遭受的伤亡特别不敏感。”约翰·蒂尔曼（John Tirman）对这一问题作了一项重要研究，他也赞同：“美国的战争最令人瞩目的一面是，我们很少讨论非美国的受害者。”当然，这种想法不是美国所特有的。所有民族都这样思考，而这直接有悖于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维度。
自由主义遵循现实主义
世界被划分为独特而又相互猜忌的民族，对处于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核心的社会工程事业有重大影响。民族主义关乎自决，生活在民族国家中的人民希望在不受外部势力干预的情况下塑造自己的政治。他们不希望外国人告诉他们该如何生活，即使干预势力有高尚的意图。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象国会强烈抵抗自由主义的十字军征伐，这种抵抗甚至可能以恐怖主义的形式出现。在异国他乡，推广自由主义绝非易事。
总之，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主要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它还涉及建设国际制度和促进开放国际经济的配套任务。但是，国家采取这种政策的前景如何？如果采取了，它能取得成功吗？
除了在对象国内面临的困难之外，自由主义国家也可能遇到来自其他国家的阻力。一些国家可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来阻止自由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的努力。大多数其他国家会受到现实主义的驱动，因为与自由主义国家不同，它们面临的是一个不太宽松的威胁环境。因此，它们可能担心，如果自由主义国家成功地将其他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它可能会获得新的盟友，使实力对比转向对它有利的方向。比如，俄罗斯对美国领导的所谓“颜色革命”来促进东欧民主的努力深表怀疑。2014年2月22日的乌克兰政变——在美国支持下推翻了一位亲俄领导人——在莫斯科和西方之间引发了一场重大危机。
考虑到外交政策精英们如此热衷于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构建了一套全面的叙事，罗列出声称会有的收益，通过智库报告、公开演讲、专栏文章和其他形式的大众宣传进行传播。他们热切地相信这项雄心勃勃的使命，认为这是一项崇高使命，并且非常出色地将其兜售给广大公众和那些渴望加入外交政策界的青年男女。正如沃尔特所指出的，在那些培养为公众服务的未来领袖的公共政策学院，他们对自身理念的宣传特别有效。
可能至少还会有一些国家——罗尔斯称之为“非法国家”——反对自由主义的传播，因为它们原则上对自由主义有深深的敌意。罗尔斯承认，世界上“很多人”都反对自由主义。“对他们而言，”他写道，“政治自由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世界，即使不是绝对的邪恶，也是社会分裂和错误教条的梦魇。”所有这些原因意味着，在世界各地传播自由民主遭遇失败比成功的频率要高得多。
综上所述，自由主义霸权致力于在世界各地保护个人权利、防止战争、挫败国内的非自由因素，以及承诺提供有趣、重要和高薪的就业机会，这两点好处有助于解释自由主义精英为何如此坚定地致力于扩张性外交政策，即使遭遇到严重的麻烦。
作为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一部分的两个附属任务——建立国际制度和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的遭遇又如何呢？这两项任务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因为与促进民主不同，这两项任务既符合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又符合自由主义外交政策。
最后，外交政策是为国家服务的，一般在没有太多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开展。当然，公民群体可以在特定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组织抗议活动，或者迫使他们的代表在外交政策相关的问题上以某种方式投票。但总体而言，公众直接参与日常外交政策是有限的。精英们掌控一切，他们对推行自由主义霸权等激进政策有物质上的利益。试图管理世界会在政府内外产生大量的高层职位，而更节制的外交政策会减少工作。正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所说，自由主义霸权“是外交政策界的一项充分就业战略”。
现实主义者认为制度是重要的战略工具。例如，美国在发动冷战时严重依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欧洲共同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其他机构。推动经济交往总体上与现实主义相一致。现实主义者在冷战期间积极支持全球化，这无疑对美国有利。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关于制度和经济相互依赖的核心分歧与它们是否促进世界和平有关。自由主义者相信它们能缓解冲突，现实主义者则不相信。
其次，现代社会的精英们经常花大量时间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精英们交往。学术界人士、专业人士、商界领袖、记者、决策者和智库成员都会出国旅行，结识外国同行，经常与他们建立密切的友谊。因此，当今世界的外交政策精英们显然是世界主义的。这并不是说他们都符合塞缪尔·亨廷顿对参加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男男女女的讽刺：“他们几乎不需要国家忠诚”，并且“将国家边界视为谢天谢地总算在消失的障碍”。但是，有些人离这种讽刺不远。
如果是权宜自由主义会如何？
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首先，自由主义精英往往比普通公民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通常花数年时间攻读大学，近几十年来，这些大学已经变得非常国际化。如今，大多数学校都有大量的外国学生以及在其他国家出生和成长的教员，而土生土长的学生也有机会出国留学。顶尖大学已经完全成为自由主义的领地，民族主义情绪很少在那里得到展现。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进步自由主义压倒了权宜自由主义。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这意味着，权宜自由主义几乎不可能为自由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样板。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由精英驱动的政策。自由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界通常比其公众更加国际主义，后者往往更加民族主义。特别是，外交政策精英往往比普通民众更致力于在国外捍卫个人权利。这并不是说这些公众没有自由主义的天性，也不是说精英们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毫无疑问，外交政策精英们比更广泛的公众更加关心在国外实现自由主义目标。
但是，这个结论可能过于悲观。正如我将在第八章中指出的，随着追求自由主义霸权产生各种失败，美国有机会（较小但并非完全没有）转向更加克制的外交政策。这种更加有限和明智的战略会以现实主义逻辑和对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大国行为的充分理解为基础。它与建立在权宜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外交政策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应该稍微讨论一下权宜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会是什幺样的，不仅因为它与克制存在交集，而且因为它不同于自由主义霸权。
精英、公众和自由主义霸权
以权宜自由主义分支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与其说是基于进步主义的，不如说是干预主义的。可以肯定的是，它会崇尚不可剥夺的权利，当外国人的权利受到严重威胁时会产生海外干预的动机。但是，这种干预主义的冲动会被权宜自由主义者强烈反对社会工程这一事实所抵消，他们在原则上不喜欢社会工程，而且他们认为这种社会工程经常会失败。他们认为，激进的政府不能在国内做很多好事，更不用说在外国；这使得权宜自由主义者反对自由主义国家应该在世界各地促进政权更迭以拓展自由民主的观念。毕竟，这种政策涉及大规模的社会工程。相反，他们强调关注自决原则的重要性。
在此，我有必要提一下一个我较少关注但经常与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的使命。一些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人认为，各国应采取减少各国之间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的再分配政策，以促进全球正义。正如一位倡导者所说，它们应该“设法影响资源和财富的全球分配”，从而惠及较为贫穷的国家。这一目标是对致力于促进自由主义国家内部个人平等机会的自由主义使命的补充。没有哪个自由主义国家对牺牲自身利益帮助其他国家获得对抗全球不公正的经济优势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且也没有理由认为任何国家会有这种兴趣。
考虑到这一点，权宜自由主义者不愿意批准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权干涉，除非政府或反叛组织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在这些罕见的情况下，他们的目标是尽快解决问题，然后撤回国内，而不是陷入重组对象国政治的困境。当然，快速撤出是困难的。存在着继续留在对象国并清除由干预造成的混乱，然后着手修复紧迫的潜在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强烈诱惑。权宜自由主义者意识到了这条下坡路，这强化了他们对海外干预的反对。
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有利于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要求进一步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财产所有权和交换权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经济全球化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了充分机会。此外，自由主义者竭力用经济学来限制政治分歧所造成的损害。他们认为，开放的国际经济不仅增进繁荣——繁荣本身就是一种让人们倾向于和平和自由主义的善，而且使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这些贸易和投资关系强烈地抑制了斗争：人们为什幺要与一个自己的繁荣所依赖的国家开战呢？
权宜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反对干预主义外交政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本国，他们支持一个主要用来维持秩序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国家。他们不希望一个强大的国家干涉自己的日常生活，正因为此，他们非常厌恶社会工程，尤其是出于促进积极权利的目的。一个奉行干预主义外交政策的自由主义国家最终会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这个国家极有可能干预公民社会。权宜自由主义者对这种国家安全体制深感恐惧，因此他们倾向于建立一个小型的军事机构，采取高度克制的外交政策。尽管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是最佳的政治秩序，但他们更倾向于对世界其他地区采取和平共存政策，这也是他们被称为权宜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这两项任务都是对这种政策的补充。国际制度是确定国家行为的权利和义务的根本规则。各国应当遵守这些规则，即使它们认为这样做不符合自己的利益。除了高度重视法治和权利的维护，各种国际制度还致力于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所有这些努力都是自由主义教义的一部分。
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进步自由主义一直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导形式，是自由主义霸权背后的驱动力。无论如何，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塑造国际政治有着更深远的影响。也许把握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为何比自由主义更为强大的最佳方式是，考察过去五百年间国际体系基本架构的显着转变。
虽然一个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主要致力于保护个人权利，在世界各地传播自由民主，但它还会谋求另外两项值得注意的任务：建立国际制度和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这些目标源于国际制度和经济相互依存促进和平的双重主张。在第七章中，我会详细探讨这些理论以及自由民主国家不相互对抗的主张，重点是确定它们中的任何一种是否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案例。在此，我将聚焦于解释建立制度和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是如何被视为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关键要素的。
现代国际体系的生成
归根结底，自由主义国家采取政权更迭政策有三个原因：保护外国人的权利、促进和平，以及维护国内自由主义。但是，这项雄心勃勃的战略往往遥不可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个国家必须特别强大，有足够的资金以合理的低成本推翻外国政权，有时还需要动用军事力量。它还必须有专业知识和耐心，来处理建立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取代被推翻的政权这一艰巨任务。然而，现代自由主义深深地致力于社会工程，不仅是为了促进和保护个人权利，而且因为当代生活的复杂性迫使国家深入参与社会管理。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权更迭是一项可行的政策，会获得巨大的收益。
公元1500年以前的欧洲没有国家。相反，这一地区有各种政治实体，包括帝国、城邦、公爵领地、公国、城市联合会和各种宗教组织。欧洲的主权与许多不同类型的政治单元联系在一起。在欧洲之外，也没有国家。
国际关系学者约翰·欧文（John M.Owen）坚持认为，内外敌人之间的这种联系不仅促进自由民主，而且在被敌对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中，促使所有国家追求“强制的政权推广”。他写道：“正是因为这种威胁是跨国的，政府可以通过在国内外对其进行攻击来降低它的威慑力。通过在国外压制敌人的意识形态，它可以消除国内敌人意识形态拥护者的道德和物质支持来源。”双方都理解这一逻辑，这给了双方一个额外的动机，试图尽快推翻对方的政权。
第一批国家——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16世纪初开始形成，在接下来的300年里，王朝国家在欧洲成为主要的政治行为体。1800年后，这些王朝国家慢慢地让位于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最终传遍全世界，今天的国际体系几乎完全由民族国家构成。正如戴维·阿米蒂奇所指出的：“过去500年来，全球历史的重大政治事实是一个由国家构成的世界取代了一个由帝国构成的世界。这一事实超越了民主的扩张、民族主义、权利语言甚至是全球化等等，从根本上定义了我们所有人栖息的政治世界。”
自由主义者喜欢政权更迭的第三个原因与自我保护有关。正如我在第三章提到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弱点在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社会中，总会有一些人反对自由主义，如果可能的话会推翻政治秩序。一个自由主义国家总会有内部敌人，尽管威胁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当一些非自由主义国家与国内的反自由派联合起来，增加对自由秩序的威胁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当国内外的敌人之间有着密切的意识形态联系时，这个问题就格外突出。这种威胁给了自由主义国家强大的动力，通过将外部敌人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来消灭它。当然，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自由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
从一个异质的世界体系到一个同质的世界体系，这种非同寻常的转变显然有许多原因。然而，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两种主要的驱动力，它们以重要的方式互动，创造了现代国家体系。每种主义都强调的国家和生存的重要性，以促进民族国家扩散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在国内保护自由主义
现实主义与现代国家的兴起
自由主义国家组成的充满活力的国际社会必然会彼此宽容，致力于和平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它们会破坏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安全竞争和战争。各国几乎不需要核武器。威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概念。考虑到自由民主国家在本国人民中自然享有巨大的合法性，恐怖主义不会成为一个问题。那些志同道合的国家应该很容易协调它们的努力，以应对任何确实出现的恐怖主义威胁。因此，自由主义国家越多越好，理想的世界也只能由自由主义国家组成。
要想理解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如何结合在一起塑造了国际体系，一个好的方法是解释对生存的关注——均势政治的核心——如何创造了民族国家，并将这种政治形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国家出现之前，存在于欧洲的政治实体几乎一直在进行安全竞争，时而爆发战争。在16世纪初，国家开始出现，当然也深深地卷入到那场无休止的冲突之中。欧洲所有的政治单元都非常关心它们的生存，因为它们始终面临着在地图上被抹去的危险。
自由主义破坏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一论断的最后一个维度涉及主权这一重要概念。毫无疑问，国家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是在像罗尔斯这样的人笔下，他主要关注的是万民或民族。然而，国家并没有一个硬壳围绕着它。现代自由主义对主权的态度似乎比民族主义或现实主义更为宽松。在自由主义的叙事中，国家边界是薄弱的，是可以被渗透的，因为权利超越了这些边界，这不仅意味着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们有着深厚的联系和共同利益，而且自由主义国家在其他国家侵犯其公民权利时有权利和责任进行干预。在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组成的世界里，个人权利的规范压倒了主权规范。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事表现，毫不奇怪最强大的行为体往往占上风。查尔斯·蒂利讲述了国家在建立军事力量和赢得战争方面如何优于所有其他组织形式的故事。军事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资金来资助陆军、海军以及足够的人员，组建一支庞大而有效的战斗部队。但是，这些资源必须从人口中获得，这意味着拥有大量人口比拥有少量人口更好。事实证明，在从常住人口中汲取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军事实力方面，国家优于所有其他政治形式。因此，国家最终将其竞争对手赶出了欧洲体系，因为其他竞争对手无法建立足以在战场上与之较量的军事力量。结果，生存取决于是否拥有国家。
例如，约翰·罗尔斯在其关于国际关系的主要论着中明确强调“万民”，表明他所理解的世界被分为不同民族（在他的叙事中，万民是民族的委婉表述）。然而，当自由主义的万民彼此相处时，民族主义的肮脏一面几乎全然消失。他写道：“正义的万民已经完全准备好平等对待其他万民，给予同样的适当尊重和承认。”构成正义万民的个人受到“普遍同情心”的驱使，克服了任何对其他民族的民族优越感。这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观体现在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这两种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中：“我从小就是乐观自由主义的狂热信徒。我既希望也期盼看到，在全世界范围内，议会民主、人身自由和自由逐步地传播给当时受欧洲列强（包括英国）主宰的国家。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及时领会科布登（Cobden）主张自由贸易的智慧，民族主义可能会逐渐消失在普世的人道主义之中。”
这一逻辑深刻地反映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之中。在他写作此书的16世纪初，意大利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大利半岛上存在着许多小的城邦，它们之间相互争斗，经常成为奥地利和法国侵略的牺牲品。“这种野蛮的统治”，他写道，“人人都厌恶”，使意大利陷入“奴役和耻辱”的状态。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意大利被分裂了：“因为我不相信分裂会有任何好处。相反，当敌人迫近时，分裂的城市必然会立刻丧失，因为较弱的一方总是加入外部力量，而较强的一方将无法统治。”
自由主义也支配着民族主义，后者对个人权利有不同看法，更不用说具有导致国家相互仇恨和斗争的黑暗面。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会认为另一个民族的人没有资格享有与其同胞一样的权利。自由主义者自然反对这种特殊主义的观点，而是强调权利平等地适用于无论身处何处的人们。他们谈论的是人权，而不是民族权利，前者胜过后者。这种观点实际上批判了极端民族主义。
马基雅维利明白，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超越意大利的城邦体系，建立一个能够与奥地利和法国相抗衡的单一的意大利国家，并且牵制它们。他为未来的意大利君主提出了残酷而坦率的建议，目的是帮助领导人统一意大利，“把她从这些野蛮的虐待和侮辱中解救出来”。意大利人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模仿他们更庞大且更强大的邻居，建立自己的国家。然而，统一直到1870年才实现。
因此，现实主义逻辑在一个自由主义国家构成的世界里遭到严重削弱。由于它们没有攻击对方的意图，它们不再需要担心自己的生存，也不需要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正如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指出的：“自由国际主义潜藏着一个乐观的假设，认为各国可以克服约束，合作解决安全困境，采取集体行动，建立一个开放而稳定的体系。”
马基雅维利写作此书时，王朝国家刚刚在欧洲出现。虽然国家早期形态有利于从其人口中汲取资源，但它并没有获得其境内居住的人们的忠诚。主权属于王权，而不是人民，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游说君主并且指导他如何操纵人民的原因。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当时法国变成了欧洲第一个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在法国的出现意味着，许多法国人开始感受到对自己国家的强大忠诚，甚至愿意为之战斗和牺牲。民族主义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倍增器，它使得法国在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建立了一支十分强大的人民军队，规模超过欧洲大多数军队。从1792年至1815年这23年中，六大国联合起来才将其击败。
自由主义社会发展出和平解决冲突的强大规范。它们之间的争端——甚至是激烈冲突——并不是通过武力威胁或战争来解决的，而是通过仲裁和妥协来解决的。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方式的延伸”并不适用于自由主义世界，因为这些国家并不认为战争是解决分歧的合法途径。然而，战争仍然是在国外保护人权和在世界各地传播自由民主时可以被接受的工具。多伊尔指出，自由民主国家倾向于用“轻率的暴力”来发动对非民主国家的战争。正如R.H.托尼（R.H.Tawney）所说，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战争要幺是犯罪，要幺是十字军东征。没有中途站”。
其他欧洲国家最终意识到，如果它们想在欧洲舞台上生存下来，除了效仿法国成为民族国家之外别无选择。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行动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例子。1806年10月，拿破仑的军队在耶拿会战和奥尔斯塔特会战中决定性地击败普鲁士军队之后，普鲁士领导人意识到，克服对民族主义的恐惧，利用它把军队变成一支更强大的战斗力量，是他们摆脱拿破仑束缚的唯一希望。他们采取了必要的步骤，普鲁士随后在帮助打败拿破仑军队、结束其残酷侵略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种对个人权利的跨国界尊重在自由主义国家中培养了强大的共同体感，它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信任。令人惊讶的是，“共同体”这个词在自由主义话语中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除了熟悉的“国际共同体”一词外，人们经常听到有关大西洋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的说法。当伍德罗·威尔逊谈到权力这个自由主义者通常回避的概念时，他有时会使用“权力共同体”一词。自由主义者也使用类似国际社会、民族大家庭、共同人性和集体安全等同源词。
到了20世纪初，欧洲的每一个国家实际上都是民族国家。主权不再属于王权，而是属于人民。权力政治的逻辑强调的是生存，它在帮助王朝国家超越其竞争对手以及后来帮助民族国家摆脱王朝国家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答案可以在所有重要的个人权利概念中找到。每个人不仅都享有这些权利，而且（至少在自由主义社会）对他人的权利也有着根深蒂固而又广泛的尊重。这种尊重——与宽容密不可分——超越了国界。自由主义国家明白，不仅它们自己的人民，外国人也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必须始终受到尊重。
民族与国家
自由主义者希望传播自由民主，不仅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而且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项促进和平的完美策略。原因很简单：自由民主国家不会互相打仗。在自由主义的叙事中，国家与生活在国家内的个人很相似：它们有时有不可调和的差异。考虑到任何两个国家都可能在某个时刻就一个双方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产生根深蒂固的分歧，那幺如何才能构建一个和平的世界呢？在国际体系中，没有更高的权威来维持秩序，而在自由主义国家内部则存在更高的权威。在没有守夜人的世界里，自由主义怎幺能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呢？
民族主义在建立现行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叙事的大部分已经在第四章中讲述过，这里只需要简要提及。由于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外的各种原因，18世纪后半叶，民族开始在欧洲和北美出现，当时王朝国家是主要的政治单元。国家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为它们是当代世界最高形式的社会群体。它们发挥了生存工具的作用，促使它们的成员一起工作，以确保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各民族也担心自己的生存，因为它们生活在一个敌对民族的世界之中，这些民族可能有动机伤害它们。
促进和平
对一个民族而言，保证其生存的最好方法是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不是说如果它们不控制一个国家，民族就注定要毁灭。但是，国家确实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它们的生存前景。因此，民族从一开始就有不可抗拒的动机去拥有自己的国家，这最终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崛起。此外，考虑到这些国家生活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每个民族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特别强大，以确保民族的长期生存。在本质上，民族主义强化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这本身以深刻的方式塑造着现代世界。
当然，自由主义国家也是民族国家，这意味着民族主义有助于塑造它们与世界打交道的重要方式。民族主义的一个特殊方面——相当于其他民族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有助于强化自由主义国家对自己可以影响全世界根本变革的信念。这种民族沙文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的结合，显然反映在美国决策者们频繁的宣言之中，他们认为美国具有特殊的品质，能够指导和改造其他不那幺幸运的国家。
这一逻辑也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地区，很多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对他们文化的长久生存深表关切。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统治的民族越来越清楚，对付这种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起义，脱离控制他们的帝国，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一进程在20世纪的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幺所有的欧洲帝国最终走向衰落，以及为什幺今天的世界完全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
自由主义赋予个人权利以重要性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信念：保护这些权利的最佳方式是让每个国家都成为自由民主国家。在促进和保护个人权利方面，没有哪种政治制度比得上自由主义，甚至很难想象在一个没有多少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中，权利如何会被赋予特权。因此，我们应该预期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奉行强调推进自由民主的外交政策。很明显，这项任务涉及政权更迭，有时通过军事力量，以及以改造对象国为目标的大型社会工程。当你认为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传播自由主义时，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显然是极其雄心勃勃和高度干预主义的。
民族不仅想拥有自己的国家，而且国家也有强烈的动机来确保它们的人民组成一个民族。如上所述，国家倾向于民族主义，因为它已经成为军事力量不可或缺的来源。但是，中央政府也会出于与安全无关的其他原因培育自己的民族国家。拥有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和教育体系的民族文化不仅具有良好的经济意义，而且在行政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是标准化的文化的一部分，与国家有着牢固的联系，那幺管理这个国家就容易得多。国家需要民族，民族需要国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民族国家成为地球上主导的政治形式。
当然，自由主义国家在保护和促进公民权利方面开展了重要的国内社会工程。但是，由于这些权利是普遍的，如果看到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遭到侵犯，这个国家感到真的有责任代表他们进行干预，也许甚至是军事干预。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甚至认为，“非自由主义政府正处于对其人民的侵略状态”，这种观点似乎是在呼吁对每一个非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进行干预，这将会导致一项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
见证民族主义强大力量的一种方式是，考察当它与除自由主义之外的其他普世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会发生什幺。比如，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约翰·格雷所说：“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是进步性的，都期待一个普世文明。”阶级分析是马克思的普世主义背后的驱动力：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坚信，社会阶级超越族群和国家边界。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导致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强大的联系。这种思路让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整个欧洲的工人不会拿起武器相互对抗。当然，他们错了。这些工人为各自的民族国家而战斗，付出了巨大代价。
在政治自由主义对外交政策的乐观叙事中，关键行为体是个人，而不是国家。自由主义鲜明的个人主义使其成为一种普世的意识形态，它深刻地影响着自由主义者对国际关系的看法。特别是，自由主义关于每个人不论生在何处都生来具有同样的一套权利这一核心假设，必然导致自由主义者以普世主义眼光看待世界。
苏联是20世纪最典型的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它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民族，尽管政府努力削弱这些民族，但它们仍然保持不变，民族主义最终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每一次成功的革命都是从民族的角度来定义的”，包括中国和越南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的革命。安德森还强调，在许多情况下，共产主义国家彼此交战，“没有一个交战国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对流血事件进行解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些战争本不应该发生，但是它们却发生了。安德森接着引用了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汤姆·奈伦（Tom Nairn）的话，他认为“民族主义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历史性失败”。
自由主义霸权的论据
总之，当代民族国家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主义与均势政治相互作用的产物，两者都崇尚国家，并且由对生存问题的关注所驱动。自由主义在创造现代世界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影响充其量只是次要的。
在涉及国家间政治的问题上，自由主义无法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相提并论。这两种主义在塑造现代国际体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们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当然，一个世界国家的出现——将使国家体系等级制化——可能让自由主义成为国际政治中一股更强大的力量。但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无政府状态将继续存在，而且只要无政府状态存在，自由主义就不能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
一个世界国家是可能的吗？
把一个国家改造成自由民主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不仅因为外国文化根深蒂固、难以操纵，而且因为世界上许多人并不崇尚个人权利。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关乎自决——导致各国抵制外国干涉其内政。最后，即使一个国家正在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其他国家也可能按照均势的逻辑行事，这意味着自由主义国家会遭遇来自它们的强大阻力。简言之，将自由主义作为外交政策是麻烦的根源。
你也许同意我反对将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外交政策的观点，但却主张解决办法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需要一个世界国家。一些学者认为，我们正朝着一个世界国家迈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无法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经济、监管、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挑战。一旦新的政治秩序建立起来，现实主义将不再重要，民族主义的阴暗面会被掩盖，世界国家将会拥有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
第二，有时会出现某些情况，实力对比对自由主义国家是如此有利，以至于自由主义国家能够自由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在单极体系中，即体系中只存在一个超级大国，因此导致超级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变得不可能。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地位，并且毫不惊奇的是，它拥抱了自由主义霸权。正如美国这个案例所表明的那样，这项政策总是出现严重错误，有抱负的自由主义霸权结果通常会为追求这一政策付出惨重代价。
现实主义将会失效，因为国际体系不再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是等级制的。制衡逻辑在等级制下不再适用，因为有一个守夜人来保护弱小国家。国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会转变为国内政治，自由主义得以无拘无束地发展。世界各地的大多数人肯定会对他们当前的民族保持一定的忠诚，但根据定义，这些民族都不会拥有自己的国家。只会有一个超大型国家，据说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产生某种与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普世认同，这将推翻或者至少压制他们长期存在的民族主义。但是，即使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这个“超国家”仍会努力阻止这些敌对民族之间的战斗。
我对这个叙事提出两点质疑。第一，自由主义大国很少有能力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它们通常别无选择，只能根据现实主义原则行事，因为它们通常与一个或多个其他大国竞争。这一论断与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它实际上表明，在没有世界国家（world state）的情况下，致力于生存的国家除了争夺权力之外别无选择。自由主义要想奏效，就必须有一个守夜人：它需要一个等级政治体系，就像存在于国家内部的一样。但是，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而不是等级制的。只要自由主义国家在两极或多极体系下活动，它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进行互动。
世界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很快出现。首先，几乎没有机会让任何拥有自己国家的民族自愿放弃国家。很难想象那些努力争取建立国家的民族会放弃这种渴望。各民族都沉迷于自决，因此不太可能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一个它们至多能有限控制的世界国家手中。
让自由民主国家走向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的最后一个动机是，这将有效地消除它们的主要意识形态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自由民主的生存。用伍德罗·威尔逊的名言来说，它将“建立一个让民主安全存在的世界”。尽管毫无疑问，在世界各地传播民主是一项非常雄心勃勃的事业，但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在他们的叙事中，人们天生就重视个人权利，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他们在国内外开展社会工程的能力充满信心。
有人可能会认为，全球化正在让各民族走向趋同，接受可以作为世界国家基础的普世文化。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观点，而且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即使在互联网时代，根深蒂固的文化仍然以被广泛认可和经常赞许的方式保持着独特性。此外，创造一种普世文化意味着，让大多数人就何谓美好生活达成广泛共识。考虑到这种共识不可能达成，普世文化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意味着不可能出现一个实行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世界国家。
自由主义者认为，传播自由民主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它促进了和平。按照这种观点，自由主义推动了对超越国界的个人权利的坚定承诺，而这反过来又培育了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宽容，并激励他们和平解决冲突。各国开始将自己视为基于跨国界尊重权利的国际社会的一员，这种强大的社会意识限制了民族主义的有害影响，帮助各国超越均势政治。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在这个世界中，诸如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问题得到有效应对。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通过促进经济繁荣也有助于进一步和平，当然这本身就是目的。
另一条可以想到的通往世界国家的途径是征服。一个特别强大的民族国家必须采取攻势，征服其他国家。但这也不会发生。地球如此之大，一个国家无法征服它的全部甚至大部分，特别是当你考虑到跨洋投射军事力量的难度时。征服者或将面临潜在被征服者的强烈抵抗，他们将有强大的动力相互结盟，遏制并最终摧毁侵略者。美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它甚至从来都没有暗示过要使用武力来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国家。原因很简单：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自由主义强调不可剥夺或普遍权利的观念，这意味着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外交政策需要密切监视其他国家的人权表现。当外国人的权利受到威胁时，一个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强大国家可能会不得不干预，以保护这些个人的权利。这个国家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改善甚至消除对个人权利的威胁的最好方法，是确保尽可能多的人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十分重要。这种逻辑直接导致了一种旨在推翻独裁政权并用自由民主取而代之的积极的政权更迭政策。
如果我的分析是错误的，一个世界国家成为现实，它可能也不会是一个自由主义国家。自由主义不仅对许多国家而言是陌生的，而且在新的地方发展起来既费时又困难。为了压制所有世界国家内部的离心力——肯定会有很多，中央就必须用铁拳来统治。即便如此，可能也无法阻止暴力的大爆发。这就是为什幺很多自由主义者对世界国家缺乏热情的一个原因。比如，康德和罗尔斯都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国家要幺是专制国家，要幺就是像罗尔斯所说，“一个被频繁内战撕裂的脆弱帝国”。
当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发现自己有能力推行这项雄心勃勃的政策时，它几乎总是会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感知到的利益是如此巨大。这一政策不仅兑现了保护全世界人民权利的承诺，并且还使世界更加和平，保护国内自由主义不受敌人的侵害。此外，自由主义霸权为外交政策精英提供了许多诱人的职业机会，因为试图统治全球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事业。最后，精英们可能会认为，他们拥有有效干预其他国家政治的诀窍。感知到的利益与对实现这些利益的能力的信念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强大的自由主义国家追求自由主义霸权。
无政府状态会持续下去
这个强大的国家最终会拥抱自由主义霸权，这是一种高度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涉及在世界各国进行战争和开展重大的社会工程。它的主要目标是传播自由民主，在这个过程中推翻独裁政权，最终目标是创造一个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实际上，一个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的目标是在以自身的形象重塑国际体系。它还将致力于培育开放的世界经济，并且建立国际制度以应对经济和安全问题。
如果在未来我们没有世界国家，这意味着国际无政府状态将继续存在，并且大国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国家对生存的需求同样如此。不过，有利的实力对比偶尔会让一个国家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在这种情况下，失败是很可能发生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有许多优点，但当它被运用于国际政治时，由此产生的政策却并不成功。
前两章着重描述和分析了政治自由主义在国内政治中的应用。现在是时候改变方向，来解决本书的核心问题：当一个强大的国家采取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时会发生什幺？换言之，当一个致力于个人权利和实行社会工程以促进这些权利的国家在更广泛的世界中采取这种模式时，会发生什幺？
我们可以把这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更进一步，提出追求自由主义霸权不仅会令自由主义国家，而且会令对象国付出巨大代价。此外，一个按照自由主义指令行事的强大国家最终可能导致整个世界的不稳定。换言之，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不仅可能失败，而且可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