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但当1896年四五月间大刀会与教民冲突激化时，曹县地方官选择以宴会 的形式对刘士端进行诱捕，然后将其杀死。11
以义和团极为繁盛的煽动为例。整个19世纪90年代，山东的地方官员都在 颤颤巍巍地走钢丝。他们既想维持对地方的有效"治理"（也就是为朝廷实现 有效汲取），又想保住个人的仕途，不愿与教民和传教士发生冲突。所以，他 们对大刀会、梅花拳这类民间组织，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鼓励。希望大刀会 等民间自救组织能展示实力，让传教H们从自己的辖区知难而退。二是杀戮。 冲突激化时，就把大刀会等民间自救组织的领袖抓起来，作为给传教士的一种 交代，以消弭教案。曹县大刀会领袖刘士端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刘士端曾协‘ 助地方政府捉拿土匪岳二米子，获得官方表彰（岳二米子为自保，选择了入
《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于1899年春出台后，类似的情况变得更加常 见了。整个19世纪90年代，所有的山东巡抚都在奏折中强调，教民和非教民之 间的冲突，是山东动荡不安的根源。不过，没有人敢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动荡 的源头，是自中央而下各级政府的失职。12
从19世纪60年代开城，教案中常可见到以“羊叫"喻“洋教”的内容。教 民见该屠夫在肉摊上挂羊头，而将之告上衙门，使其吃尽苦头，显然是自以往 的教案中得到了 "启发"。地方官无视屠夫的行为完全正当，一味偏袒教民， 则是因为他不愿惹事，不愿损害自己的顶戴前程。这种偏袒，反馈到其他教民 那里，便成了一种对人性的考验。反馈到非教民那里，则是催生出大刀会、梅 花拳、义和拳等民间自救组织（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情况，是一些被清廷认定为 非法组织的社团如白莲教等，为寻求庇护也会选择加入教会。而在某些传教士 看来，“白莲教的成员多是乡村中的好人，是农村人口中的优秀分子” i。）。
尽管所有的山东巡抚都对冲突中的非教民持同情态度，但考虑到那些躲避 官府盘剥的平民也很有可能选择入教寻求保护，在一桩具体的冲突中，要评判 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是非曲直，其实并不容易。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梅花拳、大刀会这些“义和团早期组织”， 他们与教民发生冲突时，所争的几乎全部是具体的物质利益。
有的时候，教士或教徒有意寻衅，无事生非。19世纪90年代中，鲁南的很 多民教冲突发生在人流量很大的集市上，所以教案的消息和谣言流传甚广。 1890年，在某县集市上，一位屠夫在卖肉时将一羊头挂在摊上，有教民看见， 告诉洋教士，谓此乃有意诋毁洋教，只因为“羊“ “洋”谐音。一场混战之 后，该屠夫被教士报官，在公堂上这位屠夫自然输掉了官司，吃尽了苦头。9
比如，1896年，江苏扬山县地主庞三杰，与刘忍臣争夺一块名叫"东湍” 的土地的所有权（因黄河改道造成产权不明），刘葛臣入了教，庞三杰就选择 从山东单县请来大刀会与之痛抗。"再比如，］897年，家有400亩地的梅花拳领 袖赵三多，介入山东冠县梨园屯的教民与非教民冲突之中，其目的是从教民手 里夺回当地的玉皇庙。M这些拳民使用的手段可能是愚昧的（比如求助于鬼神， 相信刀枪不入），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愚昧，多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比如，相蓝欣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一书，对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冲 突，有颇多考据与勾勒，其中提及：
庙堂已然全面失职，江湖只能结社自救。
际上形同在考验人性，而人性是最经不住考验的。那些后来成为"不守法分 子”的教民，并不一定在入教时就已经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坏的制 度诱惑好人变成坏人；好的制度约束坏人成为好人。不能简单地以普通百姓入 教后的行为，去反推他们入教前的情况。
拳会异变，我们的菩萨不灵
不过，在责备"通过这种方法入教的中国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 子”时，还须注意社会失序，也就是畸形的司法制度，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实
正因为结社自救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所以梅花拳与大刀会这类组织的 最初参与者，往往是基层社会中那些有家有产之人。
西方学者并不讳言梅花拳、大刀会这类组织起源于"教民与非教民的冲 突”，也不讳言这些冲突与“干预词讼” 一事关系甚大。比如德国学者狄德满 (Rolf Gerhard Tiedemann )认为："传教士成功地干预地方争端为教会获得了 许多新的信徒，但有时也转而使反教冲突层见迭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抗 也是对传教士扰乱了地方社会传统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的一种反应。” 6七次 考察中国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也如此描述 方济各会在山东传教的情形：“中国教民多数主要是为了获得外国的保护而受 洗入教的，就连马天恩神父也承认这些人大半不是好基督徒。” 7柯文则认为： "1860年以后天主教士实行的另一种方法也许更加产生了反效果。这就是对当 地的政治和司法进行广泛干涉，以赢得可能的皈依者。通过这种方法入教的中 国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而传教士倚仗法国的保护来维护这些人的 利益，便普遍激起了官府和非基督教平民两方面的仇恨。" 8 • •、
比如在山东威县张家屯，全村共计186户800多口人，有104户参加了梅花 拳，占到了全村户数的近六成。其中，村里可算富户者13户（人均拥有土地 20亩以上），有11户加入了梅花拳；可算贫穷户者26户（人均拥有土地1亩以 下），却只有8户参加了梅花拳。其领袖人物张汉，拥有的土地达到了 110亩之 多，在当地的声望也远远超过了同支的赵三多（尽管赵三多在后世的历史叙述 中远比张汉知名）。"
晚清底层社会的失序也是如此。权力结构变了，游戏规则也变了，无论传 教士对教民如何做慎重筛选，无论地方官如何与传教士密切沟通，都已无济于 事。民教冲突只会愈演愈烈。因为有缺陷的制度，实际上是在考验人性。面对 可以轻松获取的利益(与非破民打官司)，一个人即便从无作奸犯科的历史， 也很有可能会突破道德与法律的底线。
但在1899—1900年，事情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先是北方大旱。饥饿刺激 了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冲突。再就是《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出台，地方 官员在面对民教冲突时，对教民的偏袒愈加严重，愿意暗中支持梅花拳与大刀 会这类江湖自救组织的地方官员越来越少，刻意制造的民教官司则越来越多。
制度上的缺陷无法依赖人事上的努力来弥补。
影响所及，梅花拳与大刀会这类组织的领导者成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有家有业的士绅富户最先觉察到政策的变化，意识到继续掌控拳会进行活 动所要承担的风险，已远远大于可能获得的收益。于是，他们渐渐放弃了对拳 会的控制权。此外，士绅富户们不愿意离乡也不愿抢掠，而加入拳会寻求救济 的灾民日复一日增多。救济同人变成了一种沉重负担，这也在促使士绅富户们 或主动或被动,让出拳会的主导权。
江湖自救，遍地皆是刀会与拳会
取而代之的，是姚文起、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曹福田、张德成这 类无业游民，渐渐成了拳会的新领袖。姚文起四处流浪为生，有一手烧窑的技 术，人称“姚（窑）师傅”。他一再鼓动赵三多举旗，赵也因为介入梨园屯事 件，感觉进退皆不得解脱，倾向于举旗，但梅花拳其他有家有业的领袖人物俱 不赞同，要求赵另立名号，不许使用梅花拳名义，赵遂改用"义和拳” I6。朱红 灯也是一个四处流浪的游民。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的《济南府禀》里 说："朱红等，籍隶泗水，家无亲属，只身游荡。" 0心诚和尚又名本明和尚， 原是高唐人，因家中贫困，幼年即被父母送到禹城的寺庙做和尚，成年后四处 游方，去过北京，后长期在济南活动。I8于清水家中仅二亩半地，以给人扛活为 生，后来把二亩地卖了，“又做小买卖，卖过醋，没爷没娘，有些流氓” I%曹 福田“本游勇，嗜鸦片，无以自存” 2。。张德成则以操舟为生，"往来玉河、西 河间” 2\
至于这两项好处会给底层秩序带来怎样的动荡，清廷中枢已无暇在意。毕 竟，就巩固政权而言，消弭与列强的冲突，远比向底层民众提供稳定的秩序来 得重要。
主导者变了，拳会组织的性质自然也要变。
驻华公使处，进而演变为外交问题；二、将处理民教冲突的主要责任下放给地 方官员，赋予传教士进入地方官府、与地方官员直接交涉的特权，避免民教冲 突动辄被捅到总理衙门，进而演变成清廷中枢与各国列强之间的对垒。
朱红灯、曹福田这类人并不爱大清，虽然他们喊出过"兴清灭洋”这样的 口号，但那只是一种避免被清军剿灭的策略。他们也不是真的"排外”，柯文 的研究发现：“到（1900年）5月中旬为止，义和团的暴力活动几乎完全是针对 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卜克斯）丧了命.，义和团的矛头 还未指向铁路和电报。"?2之所以只针对本国教民，或许是因为多年的斗争经， 验让拳民很清楚一件事情：伤害洋人必然惹来官府和官军。不去扒铁路和电报
对于《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清廷中枢怀有两重期望：一、缓和与' 传教士（主要是法国天主教）之间的紧张关系，避免民教冲突动辄被捅到各国
线，则是因为这些东西无法拿来吃喝，无助于解决拳民迫在眉睫的饥荒问题。 而且，这种“理性”确实有效。1899年底，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准备以武力 镇压团民。朝廷却接连给他去了三封电报，要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可一味 进剿，慎防酿成民变2，若拳民们的暴力已然指向了洋人，朝廷断不会有这样的 电报给袁世凯。
一个社会的理想状态，是教民与非教民俱接受相同的法律约束，俱受文明 司法的庇护。可惜的是，清廷既无司法文明，又为了自身利益（非国家利益） 而在司法操作中将教民与非教民归入两个不同的阶层，其结果便是社会失序， 利益受到损害的民众选择投入江湖的怀抱。义和团的前身--各种名目的民间 拳会，如大刀会、梅花拳、义和拳等，之所以会集中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与 清廷庙堂的这种失职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清廷中枢明了这一切，但“两害相 权取其轻”，又于1899年出台了《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赋予传教士与 清廷地方官相似的地位，使之拥有了介入地方诉讼的合法权力。，
不过，袁世凯率军上任，公开指责义和团的组织源头是反朝廷的秘密组 织，这种手段还是起到了震慑作用。1900年春，山东的游民扛着“兴清灭洋“ 的旗帜，陆续转移到了政策更为宽松的直隶。不久，他们便进人慈禧太后的视 野，获允涌入京城。
换言之，在列强与传教士进入之前，清廷是一个典型的秦制国家，其基层 治理虽无公正可言，却有一种奇特的"公平"。所有民众，无论贫富，若无体 制内背景，无一例外是秦制汲取和压榨的对象，官僚系统无司法文明可言，但 在裁断纷争方面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威。这种"公平"，为基层权力的运作带来 了稳定。传教士进入清廷的底层社会之后，对清廷的司法文明提出了挑战，酿 成种种冲突。这些冲突，给了列强将司法问题上升为外交问题的机会。清廷力 不能敌，一再以赔款道歉、开放口岸了结。为回避教案，以往那种“无公正可 言的公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教民在诉讼中拥有了针对非教民的优势。
老太后之所以看中拳民，是因为她此时亟欲利用民意向洋人发难，以展示 自己的强硬实力。戊戌政变后，慈禧欲废黜光绪皇帝，重臣疆吏则“挟洋自 重”，拿列强的保守立场来阻止慈禧（各国均不愿清廷出现政治上的大动荡， 担心这种动荡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且列强也确实大多对光绪抱持着好感 （光绪皇帝在19世纪90年代学习英语，长期阅读广学会等传教士文化机构出版 的西学书籍，给西方世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慈禧对列强的不满已非常严 重，但又不敢以正规军与列强公开决裂，遂动了利用义和团的"民心"来打击 列强的念头。
这种失衡与崩溃的发生逻辑，扼要来说是这样的：一、地方官员希望保住 自己的仕途。遇到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诉讼，他们往往倾向于袒护教民，避免 与传教士发生冲突。至于究竟是教民占理还是非教民占理，并不重要。二、传 教士希望收获更多的教徒，也多见识过清廷司法的黑暗。在诉讼中，他们因无 法信任清廷的地方官员，往往选择支持自己的教民（亦不排除某些传教士有意 袒护教民，以吸引更多信徒）。三、底层民众至少可区分为三类人：第一类， 不堪忍受清廷粗暴的基层治理的人（比如饥荒、疾病、贫困），而选择投入传 教士的怀抱。第二类，游民、地痞之类人物，见识了教民所享有的诉讼特权 后，为谋利而入教。第三类，自身利益与传统乡村秩序捆绑在一起的乡绅、富 户、平民，选择入教对他们而言有困难，但又不愿忍受来自第二类人的敲诈勒 索，于是组织拳会、刀会之类团体相对抗。
随后发生的，便是远甚于"庚申之变”的"庚子之变"。最后，为了与列 强议和，慈禧又选择了抛弃和清算义和团。
这种做法，只一味向地方官员施压，而无力从司法文明与条约外交层面去 解决问题-—这种无力既是认知层面的（不懂近代司法文明），也是利益层面 的（司法权的改革会造成清廷的传统统治秩序的动荡），更是实力层面的（清 廷无力让列强坐到谈判桌前平等商谈）--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地方权力体 系的失衡，与底层治理秩序的崩溃。
这种抛弃与清算，在1901年深入到了整个中国北部。山西太原乡绅刘大 鹏，闹义和团时正在太谷县南席村的私塾任教，撰有《退想斋日记》。这部日 记，真实记录下了辛丑年清廷对拳民们的迫害--其形式可谓多种多样。试举 两例说明：
嗣后遇有拆堂杀教之案，除有心故纵以致酿成巨案者，应由臣部酌量案 情，随时奏明请旨办理外，如系事起仓猝，迫不及防，应将地方官照防范不严 降一级留任公罪例议，以降一级留任；其保护未能得力，自系办理不善，应照 历办成案以不应重公罪降二级留任例议，以降二级留任，俾示惩儆。5
一、山西春荒，地方政府重点赈济教民，不管那些不人教的平民。1901年4 月16日，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各州县之教民，官皆赈济，大口银三两，小 口半之，而不入教之穷民，饥饿而死者枕藉于野，未闻官开仓赈济，以救民于 水火之中；人事如此，安望天之普降甘霖乎。" * ♦
其实，在《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出台之前，清廷为了消弭教案，已 经针对地方官员，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比如1896年5月，总理衙门曾拟定过 一项办法，并得到了光绪皇帝朱批允准实施。该办法规定：
二、地方官员到处捉拿拳民，一味听从教民的指控，并不细查被捉者是否 真参加过义和团。1901年5月21日，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有徐沟及太谷
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尽管清廷下发了大量文件，要求地方官严防死守， 绝不可让辖区内发生教案，但教案仍是愈来愈多。如1892年的"周汉反教案” 搅动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清廷又在甲午战争中丧师赔款割地，国力之孱弱 完全暴露在国际社会的注视之下，随后便又有了列强纷纷以教案为由扩张在华 利益，如1897年德国借"巨野教案"侵占胶州湾。清廷无奈，再次试图寻求一 种办法来缓和地方官府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将民教冲突消弭在地方，降低其 上升为教案、引发外交冲突的频率。《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便是在这样 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差役来南席村，锁拿去年练习义和拳者。其指名之人且系在京为商者，现不在 家，并非拳民。此系清源教民捏造者也。嗟夫！教民现恃洋夷之强，控告邻里 及诸拳民，缥泄满狱，官不能保民，惟听教民之言以肆毒。成何世界乎？殊令 人心意俱酸。" 5月22日，刘大鹏又在日记中写道："（官府）严惩各处拳民， 凡去岁练习义和拳者，无不锁拿治罪，其为教民素日所恶之人，即未练拳，亦 乘此气焰甚炽之时，指为去岁抢其财物，而控告之，官虽深知其然，而亦不敢 违教民之意，必将被告黎民锁拿治罪……邻里乡党悉受蔓延之害。太原一郡之 州县官无他政之办，唯是办理教案，听教民之指挥而已「当此之时，差役四 出，恫吓乡民，乡民恐惧；贿役求免，而役遂生无厌之求，闾巷何以能安乎?新 抚到晋之初，即发帑金十万赈济教民（每人月五两）。其未奉教之民，饥饿垂 毙，置之不问，此固离散民之一端也。" 25
让传教士介入地方诉讼，本是清廷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极为忌讳的事情。 1861年总理衙门曾下发文件给各省督抚，要求他们若遇到传教士干涉地方公 事，须坚持原则一概"驳斥不准"。这项原则一直维持到19世纪80年代末。 1870年的天津教案，一度让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诉担忧"庚申之变"再现，故 曾在1871年试图与列强订立一项《传教章程》，希望通过制度建设来一劳永逸 解决教案冲突。但列强从清廷拟定的《传教章程》中看不到好处，集体采取拒 绝立场，总理衙门只能作罢。
这种捉拿，并非走走形式。1901年5月，榆次、太谷两县差役四出，还在 太谷县衙门前的照壁上贴了悬赏告示，向官府告密谁是拳民、躲在哪里者可得
简单说来，该文件的实质是赋予传教士以相当于清廷官员的特殊身份，允， 许他们参与到教案的审判与处置中来。
"十金”，直接捉了拳民送来官府可得"五十金”。26 5月29日，刘大鹏在日 记中写道："现在捉拿去岁习拳之命十分吃紧，太谷捉获水秀村一名到案，笞 一千下狱。凡练过拳者莫不遁逃。” 27
其主要内容是：一、规定教中品秩。主教品位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大 司铎与司道平行；司铎与府县平行。督抚司道府厅州县的官员，须依据上述品 秩以礼接待传教士。二、各省教案发生地的主教与司铎，可请本国驻华公使与 领事，与总理衙门或地方官交涉，也可直接与地方官交涉。地方官则须迅速与 该主教或司铎协商办理教案。4 •
在刘大鹏看来，当局如此做法，一方面可能逼迫民众铤而走险，"去年练 习义和拳者，城镇村庄处处皆有，今日听洋夷教民之言，差役锁拿以治其罪， 是迫之使变也” 28;另一方面，相当于驱赶民众加入洋教（入教就可以避免来 自官府的追究和迫害），可谓极大的玩忽职守。在《潜园琐记》中，刘大鹏如 此写道：“州牧县令唯是袒庇教民，唬吓百姓，以求事之了结而已。教民虽 曲，而刑罚不加，百姓虽直，而第楚不免。州牧县令如此待民，而蚩蚩者氓有 不忿然兴起接踵入教者乎?故曰：为渊驱鱼者，獭也……为洋教驱民者，州牧县 令也。"29
《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这项文件，由总理衙门与法国主教樊国梁议 定，经法国驻华公使同意，以光绪皇帝名义批准。
为逃避官府的迫害，或寻求在官司中占据有利地位而入教，是庚子年之前 就有的现象。比如，1889年，山东单县李集人被卷入讼事，他们“听此消息后 非常害怕，就从刘庄请来一个范神父，大家都请求在教，求教会保护” 3。。1901 年，这种现象变得更加常见了。拳民固然是被官府锁拿的对象，非拳民也常常 被地方官吏和教民指为"拳民"而横加勒索。于是，许多曾经做过反洋教先锋
庙堂失职，只提供畸形秩序
的义和团拳民，许多安分守己的普通民众，最后不得不加入洋教，以求保全身 家性命。比如，据《拳时北京教友致命》记载，京郊下营村的刘广来，“曾当 团头，为逃避官府追究而奉教” 3\所谓"官府追究"，指的正是1901年慈禧为 取媚洋人，而掉转刀锋迫害拳民。在义和拳的发源地直隶，拳民变教民的现象 也非常普遍。著名的教案发生地红桃园，当地民众"大部分就入了耶稣教"， 缘由则是为了 "不受辱，不受气” ％所谓"辱”与"气”，也是指来自地方官 府的迫害。
当时应该鲜少有人意识到，1899年影响清帝国历史走向最深的事件，是清 廷出台了《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该条款让清帝国本已严重失衡的底层 社会变得更加支离破碎，直接催生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
1905年，周作人北游京城，整整五年过去了，"拳匪"二字带来的恐惧， 仍笼罩着这座城市。周氏写道：
继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俄国于本年强租了旅顺港。美国在本年向英、法、 德、俄和日本提出了 "对华门户开放"政策。1慈禧深受"围园杀后"计划的刺 激，已动了废黜光绪皇帝的念头。她先是软禁光绪宣布训政，随后又以光绪的 名义下诏求医，营造出一种皇帝已然病重的假象。反对废黜光绪的重臣疆吏如 世铎、奕勘、刘坤一与李鸿章等，一面强调自己与光绪的"君臣之义已定，中 外之口难防”:一面强调"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 议” 3,将慈禧另立新帝的内政与列强的外交干涉联结在了一起。
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庚子事变后的第五年，当时人民创痛犹新，大家 有点谈虎色变的样子，我们却是好奇，偏喜欢打听拳匪的事情。我们问客栈的 伙计\他们便急忙地分辩说：“我们不是拳匪，不知道拳匪的事Q ”其实是并 没有间他当不当过拳匪，只是问他那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罢了。可是他们恰如 惊弓之鸣，害怕提起这件事来……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有一个包 车夫，「他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里 供有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什么缘因改信宗教 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截了当道：“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 这句话至少去今已有四十多年了。"
1899年的清廷，陷入了内忧与外患错综交织的状态。
从一位前义和团拳民的口中，说出了 "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 这样的话，实在是有太多的值得深思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