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茅海建研究"张之洞档案"发现，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李提摩太曾 致电张之洞，称自己"今日得妙法，救近救远。法成，赏一百万两；不用，分 文不费"（李要价百万，似是为了引起注意和重视）；并以同样的价码向李鸿 章兜售该妙法。李鸿章曾试图邀李提摩太北上详谈，得知李提摩太已起身赴湖 北面见张之洞后，又转而致电张之洞，请他仔细考察李提摩太的“妙法”是否 真的可用。见到张之洞后，李提摩太抛出的"妙法"是"延请外国监管中国的 外交和政治"。张之洞则回应说：“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 护国。"
这一连串建议，究其实质，是希望清廷在外交、铁路、财政、报纸、教育 等部门向各国"借才”，且这种“借才"非一般的顾问性质，而是要有“总 管”权限。
此外，李提摩太还拜访过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帝师翁同稣、恭亲王奕1斤 等人，试图说服他们"对外借才”，但都没有成功。^不能成功的原因也很简 单：请洋人来帮忙出谋划策是可以的，但要让洋人进入清廷的政府机关担任领 导职务，甚至于像赫德一样直接掌控具体的权力部门，对清廷的安全而言却是 巨大的隐患。
九、以上各事，应请明发谕旨。22
但戊戌年的康有为，似乎并不在意清廷的安全。毕竟，康门弟子上一年尚 在湖南谋划运作"腹地自立"，传播"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理念。戊戌年 夏天，李提摩太与康有为往来密切。很可能便是在这番往来中，康有为接受 了李提摩太"对外借才"的建议。据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披露："在夏天的时 候，康有为和我商量过变法的计划，我曾建议既然伊藤博文那样成功地改变日 本，成了一个强国，那么最好的方法，是由中国政府请他作一个外国顾问。我 后来被康有为约请到北京去作皇帝的顾问……”裔而且，李提摩太来京后，曾与 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馆，与伊藤的秘书有过长谈。
八、战阵之事，李氏本人素来不懂，应专精此事之人保荐人才，以备 任使。
随后，康有为的"懋勤殿计划”便增入对外借才的新内容（其“制度局计
七、学部为人才根本，应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总之。
划”未提及此事）。康建议光绪，"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 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 行" 25,也就是成立一个有伊藤博文、李提摩太这类外国专家参与的最高决策 机构。
六、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总管报事。
1898年9月20日，伊藤博文晋见了光绪皇帝。同日，康有为正式向光绪提 出了 “合邦”的建议。据康自述，该提案是他在前几日拟定的。出面呈递奏折 的，是与康关系密切的御史杨深秀。杨在奏折中说：
五、中国应暂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随时入见皇上，以西国各事详细 奏陈。
臣闻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迁都、借才两说，而其最要者，莫 过联结与国之一条，盖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为强敌所乘，蹈波兰之覆辙 耳……今该主事所见与臣暗合，而其语之痛切尤过于臣，是诚按切时势之言 也。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 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 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 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 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26
四、李提摩太本人力强年富，心计最工，在新政部应总管筹款借款各事。
奏折提到了洪汝冲之前的借才建议，也提到了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是极合 适的可借之才。内中的“固结英、美、日本三国"，显然也不是普通的国与国 之间的外交结盟。外交结盟是正常事，不足以让杨深秀说出“勿嫌合邦之名之 不美"这种话。
三、铁路仍电请西国办理铁路第一有名之人，年约四十岁者与之商办。
见过了伊藤博文，也见到了杨深秀的奏折，但光绪并没有在当天就“借 才” “合邦"二事做出决策。于是，次日，与康有为关系亲密的另一位御史宋 伯鲁，就"合邦" 一事再度上书。奏折中说：
二、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C
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 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 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 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
一、宜延聘二位可信之西人，筹一良法，速与天下大国立约联交。
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 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 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27
早在甲午年清廷战败之后，李提摩太便撰有《新政策》一文，刊登于《万 国公报》。其核心内容是：
宋的奏折，终于将康有为"合邦"主张的具体内容（宋折中说，这些主张 是李提摩太建议的）明确表达了出来。总结起来便是：一、”四国"合为"一 邦”；二、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合邦”后的新政府；三、新政府拥有管 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权力。
请洪汝冲向皇帝推荐伊藤博文的同时，康有为还邀请了来华多年的英国传 教士李提摩太赴京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他的"借才”想法，其实来自李提 摩太。
无疑，这是一项石破天惊、耸人听闻的计划。
不难看出，虽然“联邦” 一词的语意颇为含糊，但可以肯定，绝不是一般 的国与国之间的结盟。若止于国与国之间的结盟，奏折就不必拿"挪威合于瑞 典” "匈牙利合于奥地利”来举例，更不必说"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 亦不为怪”这种话。
虽列在合邦之中，但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似乎未曾接触过这项计划，康 有为将两国列入，或许只是因为有李提摩太参与—-英国政府可能对此事有所 耳闻，其驻上海外交官班德瑞与白利南，曾批评康有为"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 稽之谈所迷惑"，责备"李提摩太是个阴谋家"，说他向康有为提供了 “一些 愚蠢的建议"。28
为日本者，所亲宜无过中国，以我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诚得 与之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不难约束俄人，俾如 君士但丁故事，则东西太平之局，可以长保，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巩如磐石 矣。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挪威以合于瑞典而得自存，匈牙 利以合于奥地利而以不灭。他如意、德以众国合成而称帝制，既无碍自主之权 利，而有关两国之存亡。故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日本政府与"合邦计划”的关系则要复杂许多。因为“合邦”之说，本就 来自日本。1898年初，梁启超曾将日本人森本藤吉的《大东合邦论》一书，改 编为《大东合邦新义》（蔡元培评价说，梁启超是删改本“多无聊语"，且有 颇多可笑之处，如将李鸿章改为"某总兵”如），由康门弟子经营的"大同译 书局”刻印发行。《大东合邦论》一书宣扬日韩应合并为一个联邦，成为新的 "大东国"，该书序文声称，唯有东方国家合邦为一国，才能抵御西方强国的 侵略。3。为了影响更多的朝鲜人与中国人，该书以汉文书写，上海、天津、汉 口、重庆、福州等地的乐善堂，均有此书出售。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删改出版 此书，显然是因为他们认同书中的理念。3]
关于"联邦”，奏折的具体建议是：
对执政者而言，"合邦论"最大的风险，是“合邦"之后的新政权以谁为 主导。森本藤吉主张的“日韩合邦”，显然便是以力量强盛的日本去“合”掉 力量衰弱的朝鲜。清廷与英、美、日四国“合邦”，自然也只能是国力强盛的 英、美、日三国“合”掉国力衰微的清廷。明知如此，康、梁师徒为何还会接 受"合邦论“？ 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便是康门上下此时仍持"保中国不保大 清”的政治立场，旨在"保教保种”，并不在乎爱新觉罗皇室的存亡，即所谓
望光绪聘请刚刚卸任日本首相职务的伊藤博文，使之成为核心决策层的重要 顾问。
的“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所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 戚、兄弟、友生耳"。而且，大略同期，康有为与谭嗣同等还在筹划"围园杀 后”，欲以武力除掉慈禧太后，但光绪皇帝对此事并不知情。
关于“借才"，奏折的主张是：“职以为不仿行西法则已，苟仿行西法， 则一切内政，尤当广聘东西各国名士，畀以事权，俾资赞助，收效必宏。”意 即建议光绪聘请“东西各国名士”参与新政，这些“名士”不只是顾问，而要 “畀以事权"，赋予他们具体的职务和权力。奏折还提出了具体的"名士"人 选："甲午之役，则伊藤、陆奥，名震寰区。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借觇 国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也就是希
就在宋伯鲁呈递"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奏折的同日， 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软禁了光绪皇帝。此时的慈禧，尚未知晓康有 为的"围园杀后”计划。数日后，她才会从荣禄的口中知悉此事，荣禄的信息 则来自袁世凯。
《自编年谱》中没有对"两国合邦大会议"做更详细的描述。要了解康所 谓的“两国合邦”究竟何意，须参考其他资料。比如，刑部主事洪汝冲曾上书 光绪（据孔祥吉的考据，该奏折当是康有为所拟），提出迁都、借才、联邦三 条建议。迁都指的是建议清廷将都城迁往荆襄2°, "借才” “联邦"二策，则均 与“合邦"有关乙
慈禧之所以急于发动政变，大约是担忧朝廷的人事改革将走向"失控"。 她不担忧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中枢大臣，也不担忧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这些人 与她之间的政治联结，远比与光绪皇帝的政治联结紧密。她最担忧的，是伊 藤博文与李提摩太成为光绪皇帝的贴身顾问，他们的背后是日本政府和英国政 府，那是慈禧撼动不了的力量。她不能容忍光绪借外国势力与自己争权。
康有为的“合邦”目标是英国与日本。其《自编年谱》中有这样一段叙 述，说他曾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 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I9时为 戊戌年四月，康有为尚未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矢野文雄与伊藤博文之间有很 好的交谊，康有为在戊戌年与伊藤博文建立联系，很可能便是通过矢野文雄的 渠道。
"戊戌六君子''之间的理念分歧
另一项改革建议是与各国“合邦”，该建议严重激化了高层权力冲突。
与光绪被软禁同时发生的，是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 刘光第等人被清廷逮捕，其中，谭、林、杨、刘四人是光绪皇帝新任命的军 机章京，杨深秀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康有为与梁启 超则出逃海外。“戊戌变法”夭折，成了 "百日维新”。
"孔教会"显然是在机械效仿"耶稣会"等欧美传教士团体。不过，该主 张似未得到光绪的青睐，也未得到士林的认同。毕竟，为证成"孔子改制”， 康有为对儒学的解读已严重偏离了当时的主流儒学。
1898年9月28日，政变后的第七天，清廷下达了杀害"六君子"的上谕，内 中给他们定的罪名和刑罚是"大逆不道，着即处斩” 32。次日，朱谕下至内阁， 将六君子的“大逆不道"罪名进一步具体化。朱谕说：康有为宣扬邪说，利用 变法的机会包藏祸心，竟然策划了 “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这 样胆大包天的计划，还私下成立保国会，宣扬什么"保中国不保大清”，实在 是罪大恶极。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写了许多“狂谬”的文章；康广 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则是"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
一项是废八股设立"孔教会”。扼要来说，便是自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套与 世俗政权完全平行的神权体系，教首的产生流程及权力运作则独立于皇权之 外，"以衍圣公为会长，听天下人入会，令天主、耶稣教各立会长，与议定教 律。凡有教案，归教会中，按议定之教律商办，国家不与闻”。18
慈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不审而判直接杀 害，大约有两个原因：一、进入审判程序可能会引来外部势力的干预，慈禧希 望快刀斩乱麻，以果断杀伐迅速掌控局面；二、政变后从荣禄处获悉"围园杀
除了制度局与懋勤殿，康有为在戊戌年还曾建议光绪皇帝实施另外两项重 大人事改革。
后”计划，让慈禧震怒不已。
"中日合邦"与慈禧政变
这种不审而判，给后世留下一种错误的印象，认为“戊戌六君子”有着共 同的政治主张，是一群志同道合的维新志士。而事实却是，对戊戌年的改革， 六君子意见和立场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其中，杨锐与刘光第二人对康有为和 康党相当厌恶，林旭在被捕之前曾试图撇清与康党的关系，杨深秀的情形略模 糊；只有谭嗣同，是康有为改革主张的真正拥护者，是一位无疑义的康党。
对激进的后果，光绪似乎也有所意识。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在罢免礼 部六堂官的第二天，破格任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人为军机章京， 让他们参与新政。这四人中，谭嗣同对康有为执弟子礼，杨锐、刘光第的背后 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林旭的背后则是直隶总督荣禄。
先说杨锐与刘光第。
然后，事情便朝着与王照的期望完全相反的方向疾驰。读到王照的弹劾奏 折后，光绪勃然大怒，将礼部六位堂官全部罢免；王照则连升三级，赐三品顶 戴，授四品京堂候补。王照的本意，是劝说皇帝将"变法领袖”让给慈禧，调 和二人的关系，结果却激化了他们之间的权力冲突——在光绪看来，礼部六堂 官扣留王照的变法奏折，是明目张胆不将皇权放在眼里；在慈禧看来，皇帝独 断专行罢免礼部六堂官、是迫不及待清除异己向自己夺权。
戊戌年的杨锐与刘先第，大体可以算作张之洞门下之人。张之洞不喜欢 康有为的学问，斥之为伪学、野狐禅。杨、刘二人的学术旨趣，则与张之洞 大体相近。杨锐早年对康有为曾颇有好感，认为他上奏的某些条陈“透切时 弊”弘。1897年12月，杨曾鼓动御史高燮曾上折子，推荐康去参加瑞典的“万 国弭兵会"。但在戊戌年，杨锐对康有为和康党的态度，已从欣赏转变为不满 与鄙视。在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杨锐给了康有为一个“谬妄"的评价。信 中说： ’
礼部的这种担忧显然是有道理的。但王照觉得，自己的良苦用心远比礼部 的担忧重要。据王照自述，其奏折的用心是：由光绪侍奉慈禧游历日本，明了 日本崛起的缘由后，再"奉太后之意以晓谕臣民”实施变法，“所有变革之事 皆太后开其端，皇上继其志"。如此，“以名誉归太后”，将变法主持者的名 分让给慈禧，便可以调和皇帝与太后之间的矛盾，进而消弭最高权力集团之间 的斗争。"但奏折递不上去，王照的良苦用心便毫无实现的可能。所以才再次写 了奏折，要弹劾礼部堂官怀塔布等人。新政启动后，光绪有旨不许各部扣留任 何谈论变法的奏折，礼部担忧王照将事情捅到都察院后闹大，无奈只好代递了 他的奏折。
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谬妄，而诋之 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京师大 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 %
下达大裁员谕旨的第二天，礼部主事王照写了一道奏折，弹劾礼部堂官怀 塔布等人扣押自己的折子，不将之呈递给皇帝。王照说，若礼部继续拒收拒 递，他就要将折子送往都察院。王照要礼部代递的奏折，核心内容是建议光绪 皇帝侍奉慈禧太后，一同巡幸中外，去考察各国新政，并建议以日本为首站。 礼部拒绝代递，是觉得该建议可能会将皇帝和太后推入险境，毕竟前车之鉴就 在眼前一俄国皇子在日本遭到袭击，李鸿章也在日本遇到刺杀。
另据唐才质《戊戌闻见录》披露，谭嗣同在给唐才常的书信中提到，在军 机处担任章京一职期间，因为杨锐公开表达对康有为的鄙视，谭嗣同与他发生 过正面冲突：
皇帝更激烈的动作还在后面。
伯兄日：复生入值，与刘裴村一班，刘愿者，虽不奋发，而心无他。然可 虑者，叔稣跋扈，媚旧党而排南海，复生愤与之争，叔嘛不纳。兆
太仆寺、太常寺这类机构，确可算作冗署，也确可以裁撤。时代变了，要 处理的问题也变了，这类传统衙门已是很尴尬的存在。然而，如何安置、安抚 被裁撤者，以平息大规模失业造成的恐慌与混乱，却没有任何准备。于是，结 果便是陈夔龙所见的毁文书、撕档案、扔印信、拆门窗。接收上的这种混乱， 其实还只是小事；更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在裁员时重新平衡各方利益？光绪对 此事，似乎也是毫无预案。
“伯兄”指的是唐才常，复生即谭嗣同，刘裴村即刘光第；叔峙即杨锐， 南海即康有为。这段话的意思是：谭嗣同去军机处值班，与刘光第排在一起。 刘没什么，做事不积极，但也不闹腾。最让人担忧的是杨锐，此人嚣张跋扈，
一时间人心惶惶。时任顺天府尹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详细记述 了亲身经历的这场动荡。他说：戊戌政变，首先起源于裁官。京城国散衙门被 裁撤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失业者近万人，朝野震骇，民不聊生。太仆寺被撤 之后，我前去接收公事档案，发现自从上谕下达后，众人如鸟兽散，办公室空 无一人，印信、文件也全都找不到了，门窗亦被全部拆毁，一切接办都无从 着手。16
成天取媚旧党，对康有为非常排斥。谭嗣同愤愤不平，与杨锐公开争执，杨不 采纳谭的批评。嚣张跋扈、取媚旧党这类负面评价，是唐才常个人对杨锐的一 种成见。但他提到杨锐与康有为一派不合，引发谭嗣同不满，则是一个重要的 客观事实。
但光绪未能采纳康的建议，他已决定使出雷霆手段。康上折的第二天，未 做任何预备性部署，皇帝直接宣布了一份大规模裁并冗署冗官的上谕。岑春炬 奏折中建议裁掉的机构，基本都列入了上谕的裁撤名单。
杨锐的好友高树，也在《金銮琐记》里记载称，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谭 嗣同、林旭二人相当不满，私下里评价谭嗣同"鬼幽”、林旭"鬼躁”：
在这咒骂声里，康有为觉得自己有些冤。他说：自己确实建议皇帝引进新 人、设立制度局或懋勤殿，但从未建议裁撤旧人、废除六部九卿。外界都将 "裁撤冗员"的主张归于自己，但自己的变法主张一直都是"但主增新，不主 裁旧”，既要“选通才以任新政"，也要“存冗官以容旧人"。m康的这些话 大体可信。1898年8月23日，太仆少卿岑春帽上折请求裁除冗署。岑的建议十 分大胆，仅中央就建议裁除以下机构:詹事府、宗人府的宗丞、大理寺、通政 司、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岑本人的工作部门）、内务府（裁一 半）•，…•此折引发官场恐慌，招致举朝反对。康有为也觉得太过，于同月29日 上折，希望皇帝在人事改革上采取"以高爵待耆旧，以差使任才能”"的办法， 将旧官僚系统里的无能者用优厚的待遇养起来，将新政要务交给新提拔的人 才，而不是以激进的手段直接裁官。
鬼幽鬼躁杨公语，同列招灾窃自忧……叔崎日："某君鬼幽，某君鬼躁， 同列如此，祸可知矣。" 37
有为向光绪力荐传教士季提摩太与日本政客伊藤博文为改革顾问，进入最高决 策层），以致那些老迈昏庸、懵懂无知的官员焦急欲死，整日毁谤皇上、诅咒 康有为。，
参考戊戌年谭、林二人的行状，可以知道，杨锐之所以评价谭嗣同"鬼 幽”，是因为谭与康党多有密谋而不令杨锐、刘光第等人知晓。之所以评价林 旭“鬼躁"，是因为林年少轻狂，“日夜谋变更一切甚亟""，也就是不稳重， 求变之心太急切。
所谓的"懋勤殿十人名单"或许是假，但光绪迫切想开设懋勤殿，变更高 层决策机制，掌握最高权力，以推动“专讲西学"的改革，却是真的。这也恰 是戊戌变法最大的阻力所在。慈禧对制度局和懋勤殿不满，中枢大臣与地方督 抚也不希望自己的权力被架空、利益受损。整个官僚系统则充满了京寸“裁撤冗 员”的恐慌。苏继祖（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的女婿）在《戊戌朝变记》里说， 当时京城之中，已有裁撤六部九卿，设立鬼子衙门，用鬼子办事的谣言（指康
杨锐担任军机章京，是张之洞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的结果。刘光第的 情形，与杨锐大致相似，他任职军机章京，也是借了张之洞的力量由陈宝箴推 荐。或许是因为不像杨锐那样是张之洞的心腹之人，所以刘光第事前并不知道 自己会被推荐去做军机章京，入职之后也没有像杨锐那样积极活动（杨很希望 促成张之洞入京，来主持变法）。
王照后来回忆说："七月二十九日（旧历）那天午后，我与徐致靖正商量 折子的草稿，康有为来了，面有喜色，告诉徐致靖和我，谭嗣同请皇上开懋勤 殿，准备任用顾问官十名，名单皇上已经定了，需要朝臣举荐走个形式。所以 来请你们二人写折子推荐十个人。我推辞说自己正准备上一道更重要的折子， 恐怕没有时间。康有为说皇上已经定了名单，今夜一定要见到推荐的折子，这 个折子最重要，你的折子改日再说吧。我不得已，于是和徐致靖分别写了折 子。我负责推荐了六个人，以梁启超为首（注：王记忆有误，为首被推荐的是 康广仁），徐致靖负责推荐另四个人，以康有为为首。折子夜里递上去，第二 天早晨皇上赶赴颐和园面见太后，却将我们的折子暂交到军机处记名存档（这 意味着光绪并未就懋勤殿人选做出最终决定）。原来康有为所谓皇上已经确定 了人选名单，并不是真话。"I?
不过，刘光第对康有为等人的坏感受与杨锐并无区别。康党开设保国会， 刘仅前往一次，因不喜欢康有为等人的言论，再未有过交往。他还在家信中感 叹说，朝中新旧两党相争让人寒心，而自己偏是一个“无新旧之见"的人：
制度局成了众矢之的，康有为转而建议皇帝在内廷开设懋勤殿。制度局是 个新名词、新事物，懋勤殿不同，清代历史上有过开设懋勤殿的先例。但此事 的本质，慈禧、军机处与六部衙门洞若观火，同样没有结果。除了制度局与懋 勤殿，康还曾将新机构的名号换作"置散卿” “议政局"等，皆是没有结果。" 到1898年的9月，新政宣布启动已有足足三个月，光绪所期望的改革局面仍迟迟 没有动静。皇帝终于失去了耐心，他决定乾纲独断，不再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 众大臣商议，直接宣布开设懋勤殿。康有为获知消息后，立即去找了王照与徐 致靖，让他们写折子推荐自己与梁启超进入懋勤殿。
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 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非
说康想将内阁六部以及地方督抚、藩臬司道全部废除架空，"于是京朝震动， 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矣。军机大臣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 旨而已，必不可开” 1°。改革的目地，是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康的这番回忆， 大体属实。
刘光第家书里"无新旧之见"的自述，与唐才常对他的观察是一个“愿 者"，两面不得罪人，在军机处做事，虽然不积极，但也不闹腾，可谓相当 一致。
康有为也觉察到了这种巨大的阻力。他在《自编年谱》（即《我史》）里 说，自从请求在京城开设十二局，在外省开设民政局之后，便是流言纷纷，都
戊戌年朝中新旧两党之争，始于改革理念差异，终于光绪与慈禧之间的权 力斗争。当光绪将有关新政的奏章，一概越过军机大臣，交由新任的四章京办 理时，身在局中的刘光第，便已明了自己已被迫卷入高层权斗，稍有不慎就会 粉身碎骨。为了免祸，他在军机处值班时的做法是："仍以要件商诸大军机， 又曾请于德宗，为言不能僭越大军机之权。”〃，遇有重要奏章，仍拿去与“大 军机”（指军机大臣，军机四章京当时被称作"小军机”）商议，并寻了个机 会上奏劝说光绪皇帝，希望他不要以军机章京来架空军机大臣的权力。这些做 法，显示了刘光第的政见和立场与康有为等人大不相同。
光绪对康有为开制度局这一建议颇感兴趣。如前文所言，甲午年之后，光 绪对改革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但始终无法依赖既有的官僚系统将这些想法变成 现实。他无法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新式军队，无法整顿财政分割地方督抚掌控 的税源，也无法废除科举建立新式学堂体系，甚至无法将自己"专讲西学”的 主张写进“明定国是”诏书。康有为提议开制度局，意味着打造一套围绕着皇 权运作，可以让光绪如臂使指的新官僚系统。所以，皇帝迅速将康的奏折下发 给总理衙门讨论。当总理衙门深知此事关系重大而故意回应迟缓时，光绪又屡 次动怒，责令总理衙门必须限期拿出意见。庆亲王奕勘承受不住压力，只好去 颐和园求助。慈禧的反应可想而知，她向奕勘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 议。" 9于是，在拖了一个多月之后，总理衙门拿出了一份冗长的讨论报告，对 康有为的建议做了逐段批驳。 、
故此，当入军机处值班不过十余日的杨锐与刘光第二人被清廷定性为“康 党”而惨遭杀身之祸后，时人皆视为奇冤。张之洞也曾急电京城友人，请他们 营救杨锐。他在电文里打包票为杨锐做担保，说他绝对不可能是康有为的同 党。电文如下：
1898年6月13日，康有为起草了一份折子，以礼部侍郎徐致靖的名义，呈递 给光绪皇帝。折子的核心内容，是建议皇帝任命康为贴身顾问。随后，便有了 6月15日光绪对康有为的召见。但事情进展不顺，因慈禧的干预，康有为没能成 为光绪的贴身顾问。稍后，康上奏弹劾了礼部尚书许应揆，又向皇帝进呈自己 的著作《孔子改制考》（删改版，隐去了带有革命色彩的内容），并再次上奏 请求开设制度局。康在折子里说，皇上若不想变法图强，也就罢了；若想变法 图强，那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非开制度局不可。8
杨叔蜂者，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 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4I
按康的设计，王大臣将担任制度局的总裁，制度局会议须由皇帝亲临主 持；去制度局值班者，是筛选出来的"天下通才"，这当中包括了康有为。 据康自己的说法，翁同就（此刻尚未与康反目）曾表示愿意推荐康去制度局 当值。7
刘光第死后，家中被查抄，亦搜出一份尚未写完的针对康有为的弹劾 奏章。
里，制度局只是一个"议论”机构，原有的行政机构则是具体的“办事"机 构。但这种解释实可谓此地无银。所谓"议论”机构，即发号施令的脑子；所 谓"办事"机构，即执行具体政策的手足。垄断了脑子，手足便只是傀儡。更 何况，康还建议光绪"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 6。如此，新 政的执行也将为新机构所垄断，旧机构能做，便只剩下那些未被改革的旧政。
其实，被捕之前，杨、刘二人已隐约觉察到了时代的车轮，很可能会从他 们自己的身上碾过，均动过辞官退隐的念头。杨在给弟弟的家书里说，自己没 办法和林旭等人共事，军机章京这份职务实在是无法继续再做下去：
这项举措若获实施，将架空自中央到地方的现有行政机构。虽然康有为辩 解说，他并不想架空六部、军机处、总理衙门与地方督抚衙门；在他的构想
同列又甚不易处，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 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现在新进喜事之 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兄拟加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 见，今甫数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便即抽身而退。及
1898年初，康有为上了一道折子，请求皇帝在中央开设制度局，作为维新 变法的总司令部；制度局下面，设十二个专门分局，负责各项维新事宜；地方 则开设民政局与新政局，负责将新政落到基层。
刘光第也想辞职。他很担忧自己长期处在军机章京这种敏感职位上，“终 以憨直贾祸"，会给自己招来祸端。他原本计划待下一次被光绪当面召见时，
在戊戌年，康有为鲜少就具体的改革事务如新学堂、新农商、新军事等如 何办理发表意见。他孜孜不倦致力推动者，乃是请开制度局与懋勤殿。
就痛陈一番"新政措理失宜"心，对新政做一番批判，然后就辞官回家。可惜， 没能等到那一天，慈禧就已经发动了政变。
制度局、懋勤殿与大裁员
再说林旭、康广仁与杨深秀三人的情况。
三、翁同稣本是光绪皇帝颇为信赖和倚重之人，却在“明定国是"诏书上 违逆光绪的意志，不愿写入"专讲西学”字眼，坚持要按自己的理解去走“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路。这种对抗给光绪造成了巨大的刺激，他不惜自毁羽 翼也要罢免翁同稣即是明证。康有为后来欲开制度局、懋勤殿作为变法的最高 决策机构，且能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同，即是因为皇帝本人也亟欲摆脱旧官僚体 系对自己的束缚，以求开创新局一一皇帝显然不会忘记，他在甲午年之后痛定 思痛，曾有过一番改革的雄心壮志，结果却是"十万新军计划流产” "财政整 顿计划流产” “京师大学堂计划流产"。翁同稣对“明定国是"诏书的阻挠， 与这些改革计划的流产，本质上是一样的。造成的结果也相同，那就是：年轻 的皇帝越来越受不了旧官僚系统。
林旭任职军机章京时，年仅24岁。他对康有为的看法，多受外界环境的 影响，并没有什么定见。1897年11月，林致书李宣龚，谈到自己与康有为的交 往，称"康长素适来，日有是非,欲避未能” m。所谓"是非”，大约是指此时 政、学两界的主流人物均不喜欢康有为的政见和学术。林是两江总督沈葆桢的 孙婿，以世家子弟身份在京寻求政治机会，自然不太愿意与风评不佳的康有为 和康党扯上关系。
二、戊戌年前后，谈变法者极多。在一大堆谈变法的奏折里，光绪皇帝会 看中康有为，并不是一件偶然之事，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与知识结构高度相 似。和光绪一样，康有为也是广学会出版物的忠实读者，他变法奏折里的内容 基本取材于广学会的出版物。
至1898年5月，康有为已得到光绪青睐。林旭在为康的《春秋董氏学》作 跋时,已转而颇为自豪地明言自己是康有为的学生，说康将他的学问"授旭 读之”九
一、欲有所作为的年轻皇帝，至晚自1889年起，就开始接触冯桂芬的《校 邠庐抗议》这类倡导改革的著作，稍后又深受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所出版的 西学著作的影响。到1898年，皇帝已搜求到至少129种西学书籍，其中89种是广 学会的出版物，皇帝还购置了全套广学会会刊《万国公报》。在这些书籍的影 响下，皇帝产生出“专讲西学”的改革理念，实在是不足为怪之事。
林旭进入军机处，可能与他在1898年6月被荣禄招入幕府有关。光绪选拔军 机四章京，既希望通过他们乘贯彻自己的改革意志，也希望在选人时可以平衡 满汉新旧—杨锐、刘光第与汉臣领袖张之洞关系密切；林旭与满臣荣禄有来 往，且与康有为交好；谭嗣同有湖广官场的背景，同时又是康有为的拥护者。
“明定国是诏书”里暗藏的这番玄机，可以说是理解戊戌年变法命运极为关键的一环。比如:
据时人披露，林旭当值期间，"欲尽斥耄老诸大臣”，"凡建一策，僚辈 不能决者，旭大呼奋笔拟稿以进" *可见他确实是一个非常积极，同时也相当 冒进的人。这种冒进，曾引发荣禄的担忧。他写信给林，劝他在新政事务上与 “枢廷诸老”好好合作，“斟酌情形，悉心商办”，不要"遇事纷更”，别动 不动就要改这个变那个。47但林似乎并没有接受荣禄的劝告。与张之洞急电京中 友人营救杨锐不同，林旭被捕后荣禄未曾施以援手。荣的这种态度，或许与二 人之前的疏离有些关系。
对照后来以光绪皇帝名义公开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书"，可以知道，翁同 解将自己的意见，变成了诏书的正式内容。光绪皇帝“今宜专讲西学"的意志 遭到了否决。翁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是面对面说服了光绪吗？显然并不是， 因为仅仅过了四天，翁同稣就被以光绪皇帝名义下发的谕旨给罢免了。谕旨陈 述翁的罪状是："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 狂悖情状，断难胜任枢机之任。" 5这段陈述，恰与翁同稣拟定的“明定国是诏 书”并未体现光绪皇帝“专讲西学”的意志一事高度合棒。时间如此接近，显 然不能用巧合来解释。 、 ••
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自然支持康有为。不过，在政变前夕，康广仁也 曾致信友人，抱怨过兄长的做法太过理想主义，目标太高、敌人太多、支持者 太少，缺乏可操作性，成功率不高。其信函原文如下：
这段日记，透露了三项信息：一、光绪想要发布“明定国是”诏书，是受 了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的影响Q众所周知，杨深秀、徐致靖的背后是康有 为。二、光绪交代翁同解，他心目中的"新国是"是“专讲西学”，要求在诏 书中对这一点"明白宣示"，不许含糊，而且"御书翰林官应准入学"，要翰 林去修习西学。三、翁同解认同应该确立“新国是"，但他不同意光绪主张的 “新国是”。尽管“圣意坚定"，要求"专讲西学"，翁还是当面提出了修正 意见；"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
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 忌者、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
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 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翰林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 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又饬各省督抚保使才，不 论官职大小旨一道。4
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 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必
但这段文字并非光绪皇帝的本意。据帝师翁同解日记1898年6月11日记载， 诏书的草拟情形是这样的：
杨深秀的身份是御史。杨锐在给张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御史圈里面"惟 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 4\康有为在戊戌年写了许多奏章，大多以杨深 秀、宋伯鲁二人的名义呈递，结果使杨深秀被杀害，宋伯鲁逃往外国使馆得免 一死。
这70余字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杨深秀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他替康有为呈递的那份与“合邦”有关的奏折 里，不但建议皇帝聘请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为贴身顾问，还劝说光绪调袁世凯 的军队入京。该折附片中还有一个计划，称颐和园内存在一个"秘密金库”， 希望光绪允准募集300人，于9月23日入园发掘，挖出来的金子正可作为变法经 费。5。所谓秘密金库云云，自是子虚乌有，该建议的真实用意便是康有为等人策 划的“围园杀后"计划。编造"秘密金库"这个谣言，是为了有一个理由将武 装人员带入颐和园。在杨深秀呈递奏折之前，谭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带会 党人马秘密入京，等待时机伪装成掘金工人入园，趁机杀死慈禧。杨深秀卷入 这样的密谋，而慈禧又在政变后知晓了该密谋，他自是难以侥幸。不过，杨在 呈递奏折时，是否知晓"入园掘金"的实质乃是"围园杀后”，资料有限，尚 难以判断。
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 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3
略言之，“戊戌六君子"中，杨锐与刘光第二人并非康有为的同道。林旭 与康有为的关系则存在摇摆。杨深秀是否知晓康有为等人的惊天策划，也尚缺 乏证据。康广仁对康有为的做事方式颇有异议。唯有谭嗣同，高度认同康有为 的政治立场。他在戊戌年的所作所为，全然是在践行"求为陈涉、杨玄感，以 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刀的夙志。致力于"保教保种”且暗存“保中国不保 大清”之念的康有为，正是谭嗣同心目中的“圣人"。
诏书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谈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份诏书。 皇帝希望通过该诏书将“国是"，也就是改革的路线方针确定下来，以后朝廷 与地方全按照这个路线方针去做，不必再有争论。第二部分是传达"新国是" 的具体内容。第三部分是传达关于京师大学堂的改革方针。显然，第二部分最 为关键--关于“新国是“，诏书原文这样表达：
遗憾的是，“六君子"被清廷杀害后，康有为等决定充分利用“保皇”这 一政治资产，遂出于宣传的需要，刊布了许多回忆、纪念文字。这些文字，将 杨锐与刘光第打扮成了康有为的忠实拥痉。如康有为在《六哀诗》里面说，杨 锐“与我志意同，过从议论熟”；梁启超在《杨锐传》里说，杨锐“久有裁抑， 吕（后）武（则天）之志"，于是"奉诏与诸同志谋卫上变"。其实，杨锐并
该诏书被后世视为"戊戌变法"启动的标志，但鲜有人注意到，该诏书从 头至尾贯穿的并非光绪皇帝的意志，而是帝师翁同稣对改革的理解。此事的始 末，本书前文《1891年：皇帝开始学英语》已有考据。这里仅做一点扼要的 复述。
不知道康党的"围园杀后"计划，他的立场始终是调和帝后关系，而非扳倒慈 禧。对于刘光第，康、梁也做了类似的虚假描述。
1898年6月11日，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份"明定国是"诏书。
康、梁的这种做法，与清廷对"六君子"的草率定性，构成了一种虚假的 “呼应"，也让戊戌年改革的本来面貌发生了扭曲。进而严重影响到后世对这 场改革的反思。百日维新是一场极为错综复杂的改革，它的失败，既不能简单 地以“顽固派的镇压”来解释，也非责备康有为“志大才疏”便可使人满意。 它实际上是清廷此前30余年洋务改革失败结出来的一枚苦果。在这场改革里， 年轻的皇帝不再信任旧体制；旧体制里的太后与官僚集团也无意响应年轻的皇 帝；"改革旗手"康有为在改革启动的前一年，便已萌生出"保中国不保大
光绪皇帝很不满"变法诏书"
清”的思想，无论是对年轻的皇帝还是老迈的太后，他都缺乏认同感。
过于准确的预测往往都是后世杜撰出来的，恭亲王的那些遗言也是如此。 杜撰者搞错了一个基本事实：决意驱逐翁同解的并非慈禧太后，而是光绪 皇帝。
1898年的5月29日，65岁的恭亲王奕诉与世长辞。这位晚清改革最重要的启 动者、支持者与执行者，据说在临终之际留下了两句遗言。一句是向慈禧太后 "泣奏"要当心帝师翁同稣，说"翁心叵测，并及怙权”\ 另一句是提醒光绪 皇帝：“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也。" 2他去世后不足 半月，翁同稣被驱逐出中枢，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然后宣布启动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