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设立学堂本意，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梁启超及分教习广东 韩、叶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 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 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 忠孝节义为何事。17
王先谦之所以会出面领导士绅驱逐梁启超等人离湘，实是因为他无法认同 康党"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革命立场。这一点，可以由王领衔向巡抚衙门呈递 的抗议书《湘绅公呈》看得很明白。呈文中说：
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王先谦等人不反对“采西学之长"，他反对的是梁 启超、谭嗣同等人在学堂内“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向学生灌输民权理念这 种“邪说”。他担忧受了这种教育的学生，长大之后脑子里没有"忠孝节义" 的观念，对清廷不会再有认同感。王先谦等人是改革者，但他们的改革主张仅 限于引进西方的强国之“术"，大清的立国之“道”是决不能改的。
后世给了王先谦与叶德辉等一顶“守旧派"的帽子。不过，若以变法为 新，王、叶二人其实并不守旧。相反，在1897年前后，他们皆已成为变法的拥 护者。比如，时务学堂一向被视为湖南新政的标志，该学堂正是由王先谦领衔 禀请开办。康门弟子进入湖南之前，湖南的知识分子已颇具改革共识，与王先 谦、叶德辉这些士林领袖转变了态度有很直接的关系。进入民国后，王先谦反 思清末变法的历史教训，甚至认为问题恰恰出在不愿对西法"亦趋亦步”，反 要在西法的基础上“自出新意"，才搞得"纷纭二十年一无所得"。16
为了挽救那些被梁启超们“祸害” 了的湖南学子，王先谦等人还制定了一 份《湘省学约》，内中有一段针对梁启超等人更激烈也更具体的批判：
“版片、刻本查出，一并销毁，严饬毋得再行刷印售卖”九
考其为说，或推尊摩西，主张民权；或效耶稣纪年，言素王改制；甚谓合 种以保种，中国非中国，且有君民平等、君统太长等语，见于学堂评语、学会 讲义及《湘报》《湘学报》者，不胜偻指。似此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化日光 天之下，魅魅横行，非吾学中之大患哉！……今与吾湘人士约，屏黜异说，无 许再行扬播，煽惑人心；其被诱误从者，均宜悔改。18
王先谦与叶德辉在当时的湖南学界有很高的声望（王是岳麓书院的山 长），他们的批评给康门弟子造成了很大压力，也给"湖南腹地自立"计划带 来了很大阻力。陈宝箴眼见事情已经闹大，也欲调阅时务学堂的教学札记一窥 究竟。于是，唐才常等人"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者，就正平之作 临时加批”上 将激进的内容删去，伪造了一批温和的札记。但纸终究包不住 火，陈宝箴还是知晓了部分真相，于是下令将坊间已刊的《时务学堂课艺》
这段批判的意思更加清楚。王先谦不能认同的，是康门弟子对民权的推 崇。他们的政治主张里有改革的成分—•主持岳麓书院时，王先谦曾要求书院 学生订阅《时务报》；戊戌政变后，他也不赞成恢复八股科举。但王先谦容不 下"君民平等"这种思想。
时务学堂内民权思想日日激荡，很快便引起湖南士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 的警觉。他们联名向湖南巡抚陈宝箴上书，指梁启超等人为"康门谬种"，将 他们在学堂内教授的内容斥为"异学" "邪说"，要求查办。B
叶德辉的情况与王先谦略有不同。他比王先谦年轻，正是气盛之时，所以 对梁启超等人的攻击也要猛烈许多。叶曾发出"鄙人一日在湘，一日必拒之， 赴汤蹈火，在所不顾" I9的誓言。但叶也不是一个保守的排外者。他曾批评那些 嘲讽“西人无伦理"者为“浅儒" ％他与时务学堂西学总教习李维格（上海 人，19世纪80年代赴英国求学）的关系也甚好，常就西学问题交流心得。庚子 年，清廷中枢号召民众驱逐洋人，旨意传达到湖南后，叶德辉进入巡抚衙门， 极力劝阻公布谕旨，理由是“告示一出，捣毁教堂之案必纷纷而起，无论战事 利钝，终归于和，彼时赔偿之费将何所取？ " 2\
清廷内改革派容不下民权思想
总体而言，叶德辉不反对变法，但他不是变法的倡导者。他解释说：自己 很清楚眼下的时局已到了需要做出变革的地步，但每次变法都不能解决问题， 反生出更多的新问题，所以自己不倡导变法，只呼吁去弊：
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2
制造兴，则仕途多无数冗员；报馆成，则士林多一番浮议。学堂如林，仍 蹈书院之积习；武备虽改，犹袭洋操之旧文。凡泰西之善政',.一入中国则无不 百病丛生，故鄙人素不言变法，而只言去弊。弊之既去，则法不变而自变矣。22,
至于"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则见于康门弟子何树龄与康有为的通信。 内中有“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 家产何足惜！ ""等语。所谓“大浊国"，显然是"大清国”的隐笔。及至戊戌 年，监察御史文悌弹劾康有为等人，又特别点出其将忠君与爱国割裂为两事， 完全不在乎大清国的存亡。戊戌政变后，清廷宣布康党及谭嗣同等"六君子" 罪状，其中一条赫然正是：
西方的好东西一旦引入大清就变了样，就成了百病丛生的东西。这种例子 见多了，叶德辉便成了一个明知道该变法，却又不愿再提倡变法之人。他只希 望能有办法根除本土那些弊端。弊端一除，不用主动去变法，自然而然就会 不同。
除了在课堂上宣扬民权，谭嗣同、梁启超与唐才常等人，还曾私印《明夷 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添加批点按语，广为散播，并利用《湘 报》为《明夷待访录》等书做广告。
遗憾的是，叶德辉的思考未能再进一步。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之所以会出 现每次变法都生出新问题，根源正在于清廷只引入先进技艺，却没有改革制度 的运作模式。此时的叶德辉仍坚信清帝国在世界中拥有天然的特殊地位。他 先从人种层面论证说：亚洲在地球的东南方，中国正在其中；西方人还把中国 人称为黄种人。按"五行之位首东南” “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这意味着 “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 23,中国人是天生的最伟大的中央人种。又 从文化层面论证，认定西方的宗教不过是中国"老氏之学”的余绪与皮毛：老 子的学问在中国演变为儒家与法家，"人夷狄而为浮屠，又变而为释……若天 主、若耶稣，又本释氏之支流余裔” 24。
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 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10
一面是人种、文化层面质自恋自大，一面是承认现实政治已坏到极点难以 改革。这两种认知奇异而扭曲地共存在叶德辉身上。催生出来的，便是他对梁 启超等人的极度反感。这种反感基于两重认知：一、叶坚信儒学是最先进的东 西，“孔教为天理人心之至公，将来必大行于东西文明之国” 25,不用搞什么 “保教运动"，在未来，西方人必定会拜倒在孔教脚下，成为儒学的信徒。
以民权革命为时务学堂的主要教学内容，是来湖南之前，谭嗣同与梁启 超、康有为等人商量好了的决定。梁的教学批语，与谭嗣同《仁学》中关于 "君民关系"的理念高度一致：
二、叶无法容忍梁启超等人为了现实政治需要，而变更久已形成定论的某些历 史事实与历史评价，比如"言仲尼改制，言王莽王田，言秦始皇不焚书，言王 安石能变法。千百年之所是，一旦而非之。千百年之所非，一旦而是之” 26。
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 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抨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 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 大哗。9
扼要而言，1897-1898年的“湖南守旧派"与康门弟子之间的这场对抗， 并不是什么顽固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斗争。而是两群同样认同改革，却对需要改 革到何种程度存在巨大认知分歧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王先谦与叶德辉等人 驱逐梁启超等，并非出于私利，仅缘于他们的认知，或仍局限于"忠孝节义” 的范畴，或仍坚信儒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
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
被他们批判的谭嗣同与唐才常等，却早已坚信"君主之祸”不除，中国的 改革即无成功的希望。1897年，谭、唐二人已开始着手联络会党势力，组建属 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戊戌年，谭嗣同一度计划秘密运送这支力量入京围杀慈
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师生）日夕以此相鼓吹。8
禧。庚子年，唐才常又率领这支名为"自立军"的部队起义，不幸失败，唐亦 遇害。
以南学会为众议院的雏形，以课吏堂为贵族院的雏形，以新政局为新中央 政府的雏形。显见康门子弟与谭嗣同、唐才常等湘省士大夫所谋求的绝非清廷 的存续。相反，“保中国不保大清"才是"湖南腹地自立"的真实指导理念。 所以，梁启超等人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期间，曾在学生当中大力鼓吹革命：
无双国士 "未尝须臾忘革命"
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 中央政府之规模。7
湖南的康门弟子因王先谦与叶德辉等人的发难而人心惶惶，纷纷欲离湘避 难，谭嗣同却不以为意。
梁启超在其《戊戌政变记》中还曾承认，康党在湖南期间先后成立了南学 会、新政局等若干机构，这些以维新面目出现的机构俱有深意：
在谭看来，既然要做事就要有不惧杀身灭族的觉悟。他给老师欧阳中鹄写 信，如^W：
"谭服生”即谭嗣同，7'伯里玺"即President （总统）之音译（晚清常译为 "伯里玺天德”）。显见康党有意在大局崩解之际，在湖南另立以谭嗣同为首 脑的新政权，而非与清廷所任命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合作去效仿窦融经营河西。
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皇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 “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耶稣以一匹夫而攫当世之文 网，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以遭杀为荣，此其魄力所以横免 于五大洲，而其学且历三千年而弥盛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今日 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 27
谭服（复）生才识明达，破例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 玺之选也。6
当然，谭嗣同并非主张无谓的牺牲，只是深知推动时代转型的风险。早在 1886年，他即写信给上海的好友汪康年，请他想办法替自己搞几张英俄的“免 死卡"。信中如此说道：
当然，梁的这番解释只是一种巧妙的掩饰。因为真正的“湖南腹地自立" 计划，并不在意清廷的存亡。戊戌政变后，在康有为的家中抄获了一份梁启超 1897年写给康有为的书信。梁在书信中说：
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借免华官妄辱冤杀， 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 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之求出槛繁；求去中国，如 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则我辈皆可 免被人横诬为会匪而冤杀之矣。伏望详查见复C 28
而是一种特殊局势下的"独立自任”。他希望陈宝箴能效仿新莽末年的窦融， 经营河西而佐复汉室；效仿清朝初年的郑成功，经营台湾抵御洋人的入侵。梁 用窦融和郑成功为例来游说陈宝箴，可谓极具深意--窦融的河西政权相对于 刘秀的东汉，郑成功的台湾政权相对于爱新觉罗的清廷，均拥有高度独立性， 但二者皆非中央政权的叛逆。窦融后来归汉，将河西完整交到东汉政府手中； 郑氏后人也归顺爱新觉罗，将台湾完整交到了清廷手中。‘
谭没有弄到所谓的英俄“免死卡"。在湖南士绅的批判与驱逐声中，鼓吹 民权的《湘学报》与《湘报》引起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注意和不满，进而被整 顿清理。康门弟子也于1898年陆续离开了湖南。同年，康有为、梁启超与谭嗣
梁随后向陈宝箴做了一番解释，强调"腹地自立"不是背叛与脱离清廷,
同三人进入光绪皇帝的视野，北上入京深度参与到"戊戌变法"之中，"湖南 腹地自立”计划遂无疾而终。康、梁、谭等人留给后世的政治标签，也由“革 命者”急骤转向了 “改革派”。
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4 •-
不过，当谭嗣同于戊戌年北上担任军机章京参与维新时，许多人并不相信 他会甘愿替清廷卖命。毕竟，他既是"湖南腹地自立"计划的骨干推动者，其 《仁学》一书中，也处处呈现出对帝制，尤其是对爱新觉罗皇室的高度痛恨。
因康有为留在上海，故梁启超乃是入湘康门弟子的领袖，是康门在湖南政 治活动的主要实践者。入湘后仅一个月，梁便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向其含蓄 提出"湖南腹地自立"这一计划。梁对陈说：当前的局势“非变法万无可以图 存之理”，但已不能将变法寄托在"政府诸贤"身上。若继续依靠朝廷中枢， 那真是"东海可涸南山可移”，改革也断无成功之日。要想挽救危亡，只剩一 种办法，那就是：
所以，在革命党人黄中黄（章士钊）看来，谭北上的用意，绝非效忠清廷，而 是与沈彦、唐才常等人有所分工，试图在清帝国的政治中心有所行动：
严格说起来，"湖南腹地自立"这个概念实出自梁启超之笔。
（沈彦）持破坏主义，出于性成……独嗣同、才常与（沈意）谈天下前 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 号召天下。迨凶耗至，才常投袂而起，誓为复仇，点亦随之而东下……以嗣 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主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 慨之。29
康的这段自述，包含以下四点信息：一、梁启超等康门弟子云集湖南，不 是个人行为,而是有目的、有组织的一场计划。二、诱发这场计划的导火索， 是德国强占胶州湾引发的"各国割地相迫”（也就是各国在中国建立军事据 点），让康门弟子和湖南士大夫们都有了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感。三、选择湖 南的原因，是该省既有谭嗣同这般对康有为执弟子礼的人物，该省官场的活跃 人物陈宝箴、黄遵宪等，也均对时局持改革立场；且湖南的地理位置居中，既 非首当瓜分之冲的沿海，也非封闭愚昧的内地。四、康门弟子集体入湘的目 的，是传播民权思想，造就一种“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的可能 性，若清廷被列强瓜分，尚可留下湖南一隅作为保国保种的基地。所谓的“湘 中可图自主”，即"湖南腹地自立”。
欧阳中鹄是谭嗣同的老师。欧阳中鹄之孙欧阳予倩，也不相信谭会真心为 爱新觉罗服务。欧阳予倩搜集家藏谭氏书信，于20世纪40年代编成《谭嗣同书 简》。在该书序言中，欧阳予倩如此表达自己对谭北上的理解：
抚陈宝箴）之有志，故令卓如（梁启超字卓如）入湘。当时复生（谭嗣同字复 生）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 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干 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 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卓如 与复生入湘，大倡民权，陈、黄、徐诸公听之，故南学会、《湘报》大行。湘 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人人种此根于心中……3
在他（谭嗣同）的著作中，他对清政府不满的议论颇不显明，他给我祖父 的信里却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无所爱惜。可见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 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还有一事为证，就是他曾经秘密把《大义觉迷 录》《铁函心史》一类的书介绍给我父亲读。"
当戍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指慈禧）揽政，圣人（指光绪 皇帝）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Q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展驳割 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因陈右铭（指湖南巡
唐才常是谭嗣同的至交好友。唐才常之弟唐才质，也曾自兄长处闻知，北 上前，谭嗣同曾托唐才常、毕永年往汉口联络哥老会，“且欲于京师结纳有志 之士，以为策应，然后凭此二者之力而建功业"；接北上之电，众入皆贺，唯 谭“忽忽若不怪者”，并不兴奋，且叮嘱唐才常秘密保持与哥老会的联络，不 可为仇者侦知。作为革命同志，唐才常对谭嗣同北上之行的定性是：
为什么选择湖南？ "腹地自立”又是何意？康有为在1901年给革命党人赵 日生的书信中，留下过一段文字，可以权充解释。康说：
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31
所谓“湖南腹地自立”，扼要来说，指的是康有为在1897年派门下弟子梁 启超、韩文举、叶觉迈等集体人湘，与湘省人士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 合作，试图以湖南为基地，通过创办学堂、印刷报纸等方式，来谋求"保种 保教”。
其实，维新也好，革命也罢，对谭嗣同而言皆是推动时代转型的手段。这 些手段所欲达成的终极目的皆是为了兴民权，将专制之清廷改造为"君也者， 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的新政体。北上之前，谭嗣同与友 人唐才常作别，口占一绝称"三户亡秦缘敌，汽，勋成犁扫两昆仑”。"三户亡 秦”四字，足见谭对清廷旧体制的态度。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戊戌维新 未能实现谭嗣同的理想;
康党入湘"保中国不保大清"
戊戌年，在屠刀即将落下之时，谭放弃了逃亡。在给同志毕永年的诀别信 中，谭写道，自己已决心"引颈"待死，希望毕氏志气不坠，在海外"为贵 种觅一遗种之处” 32。他还将自己所著《仁学》一书及其他诗文稿交给了梁 启超，希望他能够将之刊印，并勉励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 者，无以召后起。”只是很遗憾，"无以召后起” 一句，后来被转向保皇的 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徒，套改成了 “无以酬圣主”。33
于是就有了扑朔迷离的"湖南腹地自立"。
这种篡改，极大地矮化了一位无双国士，矮化了他那为理想不惧杀身灭族 的伟大精神。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慷慨赴死时，他念念不忘 的，并非爱新觉罗王朝的存亡，而是中国由君权走向民权的时代转型。唯有理 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何这群在1897年致力于"湖南腹地自立"的志士，会 在1898年突然变成了围绕在光绪皇帝身边的“维新派"。
在庙堂层面，总理衙门衡量敌我实力，认为不可轻言决战，若“立启兵 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大局”，故致力于让事件国际化，寻求通过外交途径 解决，严令山东巡抚李秉衡“断不可先行开炮，致衅自我开” ~在江湖层面， 总理衙门的这种处置策略被视为软弱，被视为30余年洋务自强改革全面失败的 又一强力证据。事发后，德国记者曾在胶州湾现场发文报道称："中国现政府 之死亡，乃时间问题。" 2受亡国灭种危机的刺激，部分民间志士生出了一种新 认知:救亡图存之事，断不能再依赖清廷中枢。
他们的理想没有变，变的只是实现理想的手段。
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兵强占胶州湾,给清廷朝野造成了 巨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