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的一次征文活动，题目是要读者区分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格致之 学”，比较西方数学与中国算学。头等奖奖金8元，二等奖5元，三等奖2元。 1893年的一次征文活动，题目是要读者写一写自己对多种近代文明事物的认 知，说出它们是什么，有什么好处。具体包括：铁路之益；邮政之益；游历各
有奖读书征文活动的效果同样很不错。
国之益；公司轮船行于各国之益；钢厂铁厂之益……报馆之益；公家书院之 益；博物院之益……13
赠书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乡试、省试、恩科考试举办的时候，广学会派人 去考场外面蹲点，将书籍免费赠送给举子。每年，广学会都要在大约200个考场 外搞免费赠书的活动。比如1893年的恩科乡试，广学会印制了一批图书，包括 《开矿富国说》《国贵通商说》《辨明技艺工作说》等，运到10个省的考场， 共送出6万余册；1897年，也就是百日维新前夕，广学会的赠书曾高达12万册。 另一种，是将书籍免费赠送给清廷的各级官员。18 8 8年，广学会曾将2000册 《格物探源》，分送给南京、北京、奉天、杭州、济南五地的官场；而另一本 西学读物《自西徂东》，仅南京一地就送出了 1万册。12
1894年，英国商人汉壁礼多玛(Sir Thomas Hanbury)捐助了 600两银子作为 悬赏，“征文讨论中国如何改良币制、建筑铁路、扩充邮政、用机器制茶、制 丝”等重大现实问题，“意在要诱掖全国的文生，对国内要事大政，各发表改 良的计划” m。刚刚自京城参加科考归来的康有为，也以"康长素"的名字参与 征文比赛，列广东省第10名，获得奖金4两白银%
赠书和有奖征文,都是为了引导中国知识分子多读西方的书。
与广学会的接触，彻底改变了康有为的思想轨迹。他后来"变法上书”中 的内容，几乎都可以在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和《万国公报》刊登的文章中找到。 比如：他的富国之法来自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他的养民之法 来自李提摩太的《养民四要》；他的教民之法来自林乐知的《治安新策》；他 的改革之法来自李佳白的《上中朝政府书》。他那创设孔教以救国的想法，也 受到"传教士推崇基督教”这一现象的影响。16
图书出版方面，李提摩太虽然身为传教士，但他主张将更多精力放在近代 世俗文明的推广上。这既与广学会吸纳了许多非教会人士，已非一个传教组织 有关，也有认知方面的原因--在李提摩太看来，推广世俗文明与传教是一件 并行不悖、一体两面的事情。所以，广学会出版的图书，大多是非宗教类。 1897-1911年，广学会出版书籍461种，纯宗教书籍只有13 8种，占比29.93%; 无宗教色彩的书籍238种，占比51.63%；含部分宗教色彩的书籍85种，占比 18.44%"。
康有为并不讳言这种影响。他曾对香港《中国邮报》的编辑说：“我信仰 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一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与康关系 恶劣的胡汉民也说：“康有为未尝研究政治的学问，单就当事李提摩太、林乐 知所译一二粗浅西籍，管窥蠡测，以为民族是要分别的，民主政体是这样的， 实则似是而非，一知半解。" I8李提摩太也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请愿书，他给妻子 写信说：“我惊奇地发现，我曾提出的各项建议几乎都揉进了请愿书中，并被 浓缩在一个绝妙的小小’指南针'中。无怪乎他来拜访我，因为我们有这么多 共同观点。”19
七、与中国人合作建立组织（比如后来的强学会），来推动文化的传播和 进步。
不但康有为这些民间士绅深受广学会影响，清廷的中枢决策层和督抚大员 们，也大多成了广学会书刊的读者。《万国公报》也被送进总理衙门。醇亲王 奕谭不但经常阅读，还常与高级官员就报纸所刊载的问题进行讨论。李鸿章 告诉李提摩太，他“看过几次"李提摩太撰写的《泰西新史揽要》，也订阅了 《万国公报》；张之洞的幕府里，《万国公报》也是必备读物，张还给广学会 捐助了 1000两白银。有统计称，所有的督抚及其他2500位官员订阅了该报，官 府的订阅量占到销售量的八分之五。简言之，《万国公报》已在"全国的重要， 官邸流传" o 20
六、在各个省会考场附近建立书报销售点（至1899年已设有35个销 售点）。
图书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曾一次性买了 100本 《泰西新史揽要》分送京城高官；曾国藩的女婿、做过道台巡抚的聂缉械，是 广学会书籍的忠实读者与慷慨捐赠者。1894年前后，广学会的书籍开始出现盗 版印刷，其中仅李提摩太所著《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在四川就发现了 19种盗 版本。林乐知不得不通过美国驻华领事馆向清廷提出抗议，来维护自己的版 权。盗版猖獗，意味着市场需求很大。其中最让广学会兴奋的，是光绪皇帝 搜求到的129种西学书籍当中，至少89种由广学会出版，且购置了全套《万国 公报》\ *
五、开办讲座、设立博物馆与阅览室。
1890—1911年，广学会至少出版了400余种100多万册西学书籍。可以说， 晚清的求新之士，几乎都曾是广学会的读者。这个成立于1887年的出版机构， 成了晚清中国人“开眼看世界"重要的窗口。可以说，若没有广学会，可能就 不会有戊戌年汹涌澎湃的维新舆论。
四、创办一份供高级阶层阅读的期刊，也就是后来的《万国公报》，由传 教士林乐知担任主编。
批评洋务改革走了歧路
三、开展有奖征文活动。
广学会致力于西学的输入，但并不是一个机械的"文明输入者”。对清廷 正在实施的各项改革，广学会众人亦有诸多针硬。
二、向举子和官员免费赠书。
自1861年启动的晚清"洋务自强"改革，专以购入西方先进设备、学习西 方先进技术为要务。广学会众人觉得此中有所不妥。他们批评说：科学技术与 科学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又相辅相成的东西，重视前者却对后者漠然不闻， 只是一种"徒袭皮毛"之举，无助于中国迈入近代文明。
一、撰写、发行西学图书。
广学会花了很多精力，试图向中国输入近代科学的思想基础。比如，慕维 廉于1878年在《万国公报》上连续8期刊登文章，翻译培根的《新工具》，试 图向中国人介绍培根以归纳法为基础的逻辑思想。在慕维廉看来，中国传统文 化缺乏科学传统，也没有发育出认知自然方法论，培根的归纳法，正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急需之物；中国人要想在科学领域获得原创能力，须懂得归纳法这样 的逻辑学常识。这些译文最后集结为《格致新机》一书由广学会出版。虽然该 译本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有限，“但我们应注意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 培根思想的传播者，似乎都多多少少与慕维廉的这些译本有过直接或间接的
基于这样一种愿景，李提摩太决定推动广学会做七件事情：，
接触，钟天纬、梁启超、章太炎都曾是《格致汇编》与《万国公报》热心的 读者"。22
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那将是各个省政府的职 责，当它们对自己的需要有所了解并知道如何去满足这种需要时，它们会有所 动作；我们也不能企图结识帝国的所有高官；我们更是远远不能接触在帝国 政府中拥有重要地位的每一个读书人。然而，帝国最重要的行政官员、各省学 政、县教谕、书院院长以及部分一般读书人，还有他们的子女等（估计有44036 人）是可以顾及的。10
甲午年后，推崇丛林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一些救亡心切的中国知识 分子奉为至理。但在一些有宗教背景的广学会成员看来，将生物进化论移植应 用于人类社会是错误的，它相当于只承认人的动物性而不承认人的社会性，或 者说是将人的社会性直接等同于动物性。他们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弱肉 强食，带有为殖民主义美化的性质，中国人掉入该主义，是正中陷阱，走上了 歧路。以《万国公报》为凭借，以人道主义为精神依归，广学会对社会达尔文 主义这一流毒深远的流行学说，做了许多廓清工作。成员林乐知撰文说，社会 达尔文主义是一种"以荒野间草木禽兽之所行，窜入人类社会之中”的错误理 念，与动物不同，人类另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同情之心。成员马林(William E. Macklin)也论证说，人类社会进化的关键，不是武力的强盛，而是“自由 之道"。23
不仅"丁戊奇荒"，在之后年月里，李提摩太一再重温着相似的惨状。 这给了他很深的刺激。在1891年的广学会（同文书会）年度报告中，李提摩 太说，不管外国社团如何慷慨，导致饥荒的那些"可避免的原因仍然没有清 除”，所以真正能够有效帮助中国的，是"开展启蒙工作，恰如广学会所试图 做的那样"。而首要之务，正是将清帝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带入近代文明：
广学会还批评了晚清盛行的"官督商办企业"，试图将当时最先进的经济 学思想引入中国。1892年8月，会员艾约瑟(Joseph Edkins )开始在《万国公 报》上连载《富国养民论》，这是一本综合多本西方近代经济学名著而成的作 品，其中至少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杰文斯(WSJevons)的《政治经 济学入门》2、其中对《国富论》的编译，要比严复的翻译早出近十年，理解程 度上也要远远超过严复。
不仅如此，这惨状也包括士大夫们的愚昧--以苏州士绅谢家福为代表的 江南士大夫群体，积极参与“丁戊奇荒"的赈灾活动。然而，他们赈灾的第一 目的并不是救济饥民，而是打败夷人，与传教士争一个高下。谢家福在给友人 的书信中说，自己赈灾只以收养难童为主，原因是"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 主教诱去，则大不可” 8；他还说，“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 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我这次去灾区，目的不是赈 灾，而是与洋人对抗，赈灾要讲仁心，抗夷只论大义。
艾约瑟说，之所以想要编译这样一本著作，是因为他观察到当时的中国， 正激荡着一股洋务企业排挤民商资本，并蜕化为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的浪潮。 该书的第15章题为《益民生诸事官办、民办之利弊》，专门论证官办企业的种 种弊端，对鼓励自由竞争这方面的内容，做了重点阐述。艾约瑟希望他的中国读 者，能够对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能够意识到自由竞争与 市场经济的好处。25另一位广学会成员马林，也于1899年编译出版了一本经济学 著作《富民策》。针对清末改革孜孜追求的富国，马林大唱反调，说"富国不如 富民，富一二有资本之民，不如富天下无衣食之民"。该书的核心底本，是美国 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ige)的代表作《进步与贫困》？6。 '
廷眼里，洋人前来救灾，实在有损国家的脸面，所以当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表 示可以免费向山西灾民提供粮食，且这些粮食近在天津港口时，总理衙门的回 复是“谢谢，从天津运往山西路途遥远，这些赈粮我们还是不要了” 6）。李提 摩太在山西的活动，也被视为收买人心、窥探虚实，谕旨要求山西巡抚曾国荃 对李提摩太“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7,将其从灾区请出去，直到李提摩太答应 出钱，而将赈灾的名义让给山西的地方官。
对清廷财政系统的混乱与黑暗，广学会也提出过批评意见。1882年，花之
在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 （1876—1878 ）中，李提摩太为拯救灾民，辗 转于山东、河南、山西，见识过无边的人间惨状。这惨状，不仅体现在城门口 堆积如山的尸体（这是李提摩太1878年2月2日，在太原以南530里的一座小城里 见到的"最恐怖的一幕”，城门一侧堆满了男性尸体，“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 摞在一起"，另一侧则堆满了同样高度的女尸5）;还体现在朝廷的私心（在朝
安(Emst Faber)在《万国公报》上刊文，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国家预算制 度。花之安说，清帝国的财政，既缺乏可靠明晰的预算，也缺乏公开性，权力 不受约束地"开捐纳之门、设抽厘之厂”，结果导致官吏的横征暴敛与财政的 入不敷出。他建议清廷效仿英国，引入近代财政预算体系，让政府财政收支有 预算、有决算，皇帝花多少、兵丁花多少，"每年俱有定章，不能多取”，而 且公开透明，可供国人监督。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自西徂东》一书，由广学 会出版。27
李提摩太会去做这样的调查，与他在中国的切身经历也有很大关系o
以上种种批评，究其实质，是在呼吁清廷不要仅仅沉迷于器械和技术的引 进，还须做制度层面的改革。早在19世纪70年代，后来成为广学会成员的林乐 知等人，即已开始用中文写作，想要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之类的西方理念输 入中国。林乐知说，近代国家之所以比传统国家强大,是因为"其治国之权属 之于民”，国事有民意为基础，"非一人所得自主"。林乐知还创造了议法、 掌律、行政三个词语，来描述近代政治中的三权分立。功
县级和县级以上的文官2289人，菅级和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1987人，府视 学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1760人，大学堂教习约2000人，派驻各省城的高级候补 官员和顾问及协助人员2000人，经科举考试获得秀才以上头衔的文人姑且以60 万计算，以其中百分之五为重点，计30000人，经过挑选的官吏与文人家庭的 妇女儿童，以百分之十计算，计4000人，以上共计4403 6人。这个数字，从整 个中国来看，平均每县只有30人，但是却影响了 4万多人，就等于影响了整个 中国。4
批评逆耳。广学会的这些言论，自然也常常引来被批评者的不满。他们指 责洋务运动不该以官办企业为主，呼吁给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的声音，尤其招惹 忌讳。结果便是广学会众人得了一顶“好预人家国事"的帽子。
为了让"启蒙中国士大夫"这项工作更加有的放矢，李提摩太在1891年完 成了他对中国知识阶层的调查:他的结论是：
对于这顶帽子，林乐知的回应是：
1887年11月1日，广学会（同文书会）正式成立。由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担任第一任会长（总理），韦廉臣任督办（总干事，负责实际事务）。首届职 员共计38人，其中包括传教士7人、商界人士 16人、政界人士 12人，以及医生、 律师和报纸编辑各1人\商界、政界中人或出钱或站台，许多人来到中国又离 开中国，所以会务仍主要由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传教士们主持。1890年，韦廉臣 去世，督办之职由另一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接任。
本馆主，美国人也。局外旁观，岂未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乎……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非好预人家国事也；只祈尽一己之心与中国交好，而欲有益于中 国……知我者，谓我推诚布公，以亲中国；议我者，必谓我干预中国事矣。而不 知大公无我者，本馆主人之实心也。既有一知半解，而不为友邦进忠直之言，尚 得谓之和好耶？ 29
所谓“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换一个说法就是“启蒙中国的士大夫"。韦 廉臣希望那些"对中国昌盛感兴趣的人”可以加入广学会（同文书会）里来， 共同推动这项事业。
不过，愿意拥抱近代文明的有识之士，并不介意这些批评(哪怕有些批评 有着局外人的幼稚)。他们喜欢阅读广学会编写的书籍，也乐意倾听广学会众 人对中国的批评。上海格致书院的院长王韬，就是其中之一。甲午年清军惨 败之后，林乐知利用诸多中外电文、奏疏与文件，写成《中东战纪本末》一 书，细致复盘清廷惨败的经过和原因，痛斥清廷政治存在八大恶习--骄傲、
他们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 进行。2
愚蠢、胆怯、欺诳、暴虐、贪私、因循、游惰。王韬读了该书后，即感慨林的 用意深远，"林君之作此书盖欲中国自强而发也……实欲中国以行新法、教西 学……其所以期望者深矣""，爱之深责之切，旨在鞭策中国变法自强。
我们发现往往在北京的高级官员和开明的官员已准备接受外国人的建议， 而地方上的士大夫们却进行干涉，并且会有效地阻塞一切进程Q这般士大夫们 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的灵， 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这就很明显，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
稍后在戊戌年支持维新的吏部尚书孙家鼐（但他不支持康有为主导的维 新），读了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后，也在家信中赞叹说，林的文章“于 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 以。
在《发起书》里，广学会(同文书会)计划做两件事：一、提供承载近代 文明的高档书籍，给中国的知识阶层阅读；二、提供附有彩图的启蒙类书籍， 给中国的一般家庭阅读。韦廉臣认为，要实质性改变中国的愚昧现状，首要之 务是改变士大夫的知识结构。他的理由是：
1895年8月，梁启超等人效仿广学会，在北京创办强学会，试图“输入世界 之智识于我国民”，同时还设立近代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强学会书藏"， 孙家鼐也参与其中。广学会的李提摩太鼎力支持强学会；英、美两国公使，也 给“强学会书藏”提供了颇多欧美书籍与地图器物32。这年秋天，梁启超等人每 日的主要工作，就是邀人进入图书馆读书。其间，他们得到一张高质量的世界 地图后，遂"日出求人”，每日到街面上打招呼做广告，"偶得一人来观，即 欣喜无量”"，觉得自己又将中国社会推动了一小步。
按韦廉臣的设想，要想将西学介绍进来并得到认同，文化出版机构必须熟 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必须切实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著书立说，如此才有可能 影响中国"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才有可能起到"引导和提升民众"的 作用\
遗憾的是，“强学会”与“强学会书藏”只存在了短短五个月，就被步军 统领衙门查封了。查封的缘由是被御史杨崇伊攻击，其中一条罪名正是：“专 门贩卖西学书籍，并钞录各馆新闻报刊，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计此二 宗，每月千金以外。犹复借口公费，函索各省文武大员，以毁誉为要挟。" 34
博得中国士大夫的尊敬
小小学会要挟敲诈“各省文武大员"，自是天方夜谭。杨崇伊深谙官场文 辞之术，他真正想要对慈禧太后表达的，其实是"各省文武大员"都很支持强 学会和强学会书藏；但他的弹劾目标不是"各省文武大员”，本身也不愿与 “各省文武大员"交恶，故选择在奏折里施以曲笔不加点破，而非“直抒胸 臆”。慈禧久历政坛，自然能够敏锐接收到杨崇伊奏折的本意——这样一个得 到众多官员和士绅支持的“专门贩卖西学书籍”的学会组织，对朝廷而言显然 是一个危险的迹象。所以，她没有按惯例让都察院去查明情况，看看"函索各 省文武大员，以毁誉为要挟"这种事情是否真的存在，然后再来汇报请旨。而 是直接下发谕旨，封禁了强学会这个"中国版的广学会"。
没有任何一家同时代的文化出版机构，可以像广学会这般，对晚清的时代 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1887年，来华传教已有20余年的英国人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联络了赫德、林乐知、慕维廉等一批知名在华外国人士，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 文化出版机构，将欧美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知识引入中国。机构最初的 名称是"同文书会"，后更改为“广学会"，意思是"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 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