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奕谓的主张，洋务改革是为了自强；自强之后要做的是像大唐消灭东突 厥一样将洋人尽数驱逐出大清。为此，他向朝廷提供了六条策略：一是向地方 督抚垂询征集改革意见；二是秘密饬令各位亲王和大臣发表改革意见；三是收 民心以固国本；四是将“排斥异物"（也就是抛弃洋人的器械和技术）的态度 展示给天下人；五是召见资深将领以防备不测之事；六是下令让总理衙门“详 查夷人入城数目"，切实掌控京城里的洋人数量和分布，以免将来驱逐洋人时 变生肘腋。16
改革内容方面的冲突，见于奕诉与倭仁在"开设天文算术馆” 一事上的正 面对垒"。改革目的方面的冲突，见于1868年中英修约谈判期间，醇郡王奕谭所 呈递的《谨陈管见折》及《驱逐洋人之法六条》。在这份奏折里，奕谓通过攻 击奕诉的心腹崇厚，公开在对外政策上与总理衙门唱起了反调。崇厚草拟的修 约意见里，提到天主教与佛教、道教并无区别，大清包容万象，也不妨包容洋 教。奕谭以一种尖锐的态度将这种主张定性为“袒护洋人”，说崇厚是想通过 讨好洋人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从而牟取自己的利益。奕爆还批判总理衙门，说 "洋务” 一事从最开始就走错了路一“溯查洋务之兴，首误于苟且依违，继 误于剿抚无定"，责备朝廷对洋人该剿灭还是该安抚，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说 法，造成了 “秉政者既无定见，疆吏将帅亦无所适从”的恶果。15
奕谭的这种自强之法，与奕诉主持的总理衙门采取的改革手段，是两个截 然相反的方向。
再往深处审视，“论势者”与"论理者"之争，实乃晚清两条改革路线之 争的一个缩影。尽管以奕诉、文祥等为核心的总理衙门及下属洋务官员，和以 奕谓、倭仁等为核心的理学清流之臣，都同意清廷需要通过改革来谋求自强， 但他们在改革内容和改革目标上存在巨大分歧。
"谤讥纷纷"背后的算计
大意是：“论理者”主张据理而行，要抓住机会将洋人们赶出大清，以雪 先皇（也就是咸丰皇帝）被英法两军从京城赶跑逃亡热河的耻辱。"论势者” 主张顺势而为，现在与法国开战，等同与各国同时为敌。清廷军队的战斗力可 以抵御洋人于一地，不能抵御洋人于七省；可以与洋人相持一两年，不能与洋 人相持几十年上百年。结果‘一定是洋人不断武力寻仇，很可能再现咸丰皇帝逃 亡热河的耻辱。
"论势者奕诉”与“论理者奕谭"的冲突，让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在1870 年进退失据。
论理者以为当趁此驱逐彼教，大张挞伐，以雪先皇之耻面作义民之气。论 势者以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仇。能御之于一口，不能御 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族则累世寻 仇，不胜不休。庚午避狄乏役，岂可再见？"
曾国藩自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是在1868年。彼时，这次调动带给曾国 藩的最大感受，是朝廷对他显露出了一种强烈的猜忌之心。此时太平军与捻军 俱已被镇压，湘军与淮军已成为一种让清廷芒刺在背的存在。亲信幕僚赵烈文 曾问他：两江满目疮痍，民气反侧不安，朝廷却将他这样一位"人心胶固之重 臣”突然调往直隶这样的“闲地”，究竟是怎么考量的？曾国藩先以一段长久 的沉默回应，然后才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惶恐："去年年终考察，吾密保及劾 者皆未动，知圣眷已差，惧不能始终，奈何？ " "—去年底我秘密推荐和秘 密弹劾的人，全都没有回应，我很担忧自己与爱新觉罗氏的君臣关系不能善始 善终。
曾国藩将这两派分别称作“论势者"与“论理者"，如此描述他们的 分歧：
曾国藩的感受没有错。
一者以奕谓和朝中理学清流之臣为核心，主张将洋人尽数驱逐出境。
将他从两江调往直隶，相当于强迫他离开被湘军亲信环绕的状态，去一个 朝廷触手可及的地方。当然，这种防范猜忌还远没到鸟尽弓藏的地步。太平军 与捻军差不多没了，但洋人还在且相当强大。清廷将曾国藩调来直隶，有一项 重要任务交给他，那就是为朝廷编练一支新军队。
总理衙门与"慷慨激昂派"之间的分歧，代表了清廷内部处理天津教案的 两种不同意见。一者以恭亲王奕诉和总理衙门为核心，主张与洋人和平相处；
晚清的军事改革始于咸丰末年的“练军"，主持机构是总理衙门，兵部起
与奕诉最关心如何消弭战争不同，朝中的“慷慨激昂派”更在意如何维系 和激发民心。内阁学士宋晋说，“百姓一动义愤，每每一发难收……若因有碍 和局，抑制太甚，更恐各省民心因此激变，其患有更甚于法国者" H。掌云南道 监察御史贾瑚，似乎是嫌事情闹到七国问罪的程度还不够大，居然又奏称说京 城也有“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口的匪徒，要求步军统领衙门全员出动搜捕。 贾瑚的主张得到了李鸿藻和同治皇帝的支持。 「
协助作用。由总理衙门主导，不难看出这一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引进洋人的军事 装备和军事技术。只是改革的进度实在太慢，成效也很有限，以致1868年中英 修约即将到来时，朝野内外仍是人心惶惶—-导致京城失陷、咸丰皇帝仓皇逃 亡热河的"庚申之变”，即肇端于英法两国要求修约，上至两宫太后与恭亲 王，下至地方督抚与关心时局的在野士绅，许多人对此仍记忆犹新。清廷于此 刻调曾国藩北上担任直隶总督，固然有就近控制他的用心，也有借湘军领袖坐 镇京畿以安定人心、预防战端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曾国藩入京后，慈禧太后 三次召见，其中两次嘱咐他在直隶好好练兵。1869年初，曾国藩离京前往保定 就职前向慈禧辞行，慈禧的问话内容也全是练兵与设防；曾国藩则回应说：自 己到了保定后，第一件要抓的事情就是练兵。I8孰料，上任仅数月，兵尚未来得 及练，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就发生了。
当时已发生了七国照会抗议、法国军舰在大沽口鸣炮示威之事。这些情况 让奕诉对是否能够避免战争缺乏信心，他在奏折的末尾说，"是否弥衅尚无十 分把握"，但事总得一点点先做起来，也许派大臣去法国，就是"豫遏兵船之 一端也”。
直接负责处理天津教案者，原本应是时任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朝中"慷慨 激昂派”的攻击对象也主要是崇厚。崇厚是奕诉的心腹，攻击崇厚就是攻击奕 诉:崇厚被扳倒，自然也.意味着奕诉失势，意味着总理衙门的改革路线破 产。为了脱离旋涡，崇厚于教案发生后立即给总理衙门呈递了一份情况汇报， 敦请朝廷派直隶最高长官曾国藩前来主持大局。随即便有谕旨命曾国藩前往天 津。曾当然也明白此中玄机，他给崇厚去了一封信，表态愿意协助他办理此 案，愿意与他“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九只是，奕诉与崇厚要的不是"曾国藩 前来协助"，而是“曾国藩前来主持”。于是，在奕诉的运作下，崇厚很快被 任命为赴法钦差离开了天津，处理教案的重任，遂全部压到了曾国藩的身上。如
奕诉说：总理衙门连日来与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Julien de Rochechouart) 磋商。罗的回复是此案事关重大，须向国内请示。此人素来"暴躁异常"，此 次反而"不甚着急"，也许是因为他早有定谋，这定谋有可能给大清带来不测 之祸。罗淑亚的翻译官说，此案有四件重大情节，一是毁坏了法国的国旗；二 是打死了法国官员；三是杀伤了许多法国民众；四是焚毁了法国教堂。所以罗 淑亚做不了主。总理衙门又去与其他国家的驻华使臣接触，以法国对大清用兵 必然有损各国贸易利益为由，希望他们能从中斡旋。各国使臣回复说他们也知 道中法开战会损害各国贸易，但如果我方拿不出处理案件的妥善办法，他们想 要斡旋也无从着手。他们建议由大清皇帝派人前往法国就此事道歉，并重申两 国友谊。总理衙门调查分析后认为，"杀毙领事*对西方国家来说确实是一件 很大的事情，法国可能对华用兵的说法"似非虚声恫吓" o而且，还有一件事 情需要特别考量，那就是各国之间平日里的联络，远较他们与大清的交往密 切。如果这桩案子处理不当，"各国受损，将来势必协以谋我”，日后他们很 可能会联合起来对付大清，那情况就更严重了。总理衙门"再四商酌”，没想 到更好的处理办法，只能奏请朝廷派遣一名大臣，带上国书前往法国"相机办 理”。总之，一切以消弭战事为最紧要。i。
1870年的曾国藩已经59岁，右眼失明、肝病日重，长期遭受眩晕病症的 折磨。他在该年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家信中说，自己"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 转” ~在日记中，他也说自己时常感到“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 是者四次，不能起坐” 22。天津教案发生前夕，曾国藩似乎已觉察到自己大限 将近。他让李鸿章帮自己运来建昌花板做棺材，以备后事。结果花板与朝廷的 谕旨同日抵达保定。谕旨里殷切关怀他身体如何，又意味深长地问他是否能够 处理这场教案。这询问实是一种提醒：教案发生在直隶境内，曾国藩没有置身 事外的可能。深感此案难以善了，不会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曾国藩遂给长 子曾纪泽写了遗书，里面说：自己反复思考"殊无善策"，只能抱着“危难之
之心，“以力遏兵船为第一要义"，要将消弭战争爆发的危险放在第一位。
际，断不肯吝于一死""的心态去处理。
在奏折里，奕祈一再提醒小皇帝和年轻的太后，眼下的首要之务是安法国
曾国藩抵达天津的时间是7月8日。13天后，他呈给朝廷的《查明天津教案 大概情形折》引爆了朝野舆论，"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 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京城湖南会馆悬挂的曾国藩官爵匾额“悉 被击毁”，会馆还将曾的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24昔日的道德圣人， 瞬间沦为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昔日的中兴名将与旷代功臣，瞬间成了 "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25的汉奸，"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26。
这些慷慨陈词，让在"庚申之变"中见识过近代化军队厉害的恭亲王奕诉 深感忧虑。
这种结局，一半来自现实的无可奈何，一半来自朝廷的刻意算计。
两条改革路线激烈交锋
所谓“现实的无可奈何"，指的是此案无法按曾国藩内心的期望去处理。 他关心洋务，但他的思想旨趣介于倭仁与奕诉之间，这从他对二人的评价中即 能看出。曾国藩评价奕圻是"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认为奕诉有手腕有见 识，但欠缺安身立命的理学修养；评价倭仁则是“朝中有特立之操者……然才 薄识短"，认为倭仁的理学功底深厚，但对时事洋务所知甚少。Z7曾国藩对自己 的期许是要兼二人之长，既懂时事洋务（聪明），又有理学修养（立足）。
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9
可惜的是，这种自我期许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无法共存。曾非常在意的“夷 夏之防"告诉他，不应该严厉处分天津道周家勋、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和天津县 知县刘杰。在理学层面，他们都是为朝廷"抗夷"的志士良吏。然而，迫于洋 人势大的现实，曾最终又不得不将这三人撤职，交给刑部治罪。身在旋涡中的 曾国藩，往往刚做完"迫于势”的决定，"基于理”的良心便开始纠结。比如 他先是在奏折里说根据调查，洋人不曾挖眼也不曾剖心；然后又在日记里说， 奏折里那些话虽是事实仍"语太偏徇"，恐被人指责偏袒洋人，“将来必为清 议所讥” 2，他也很后悔，认为自己不该在奏折中写下"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 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 ” 29这类言 辞，他很清楚这些话是在挑战朝野的既定认知（慈禧太后与倭仁、宋晋等人均 倾向于相信挖眼、剖心、制药这类流言），也很清楚冒犯众人的既定认知定会 招来舆论的激烈责难。
左宗棠也主张强硬。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密函里说，不要害怕事态扩大，要 知道洋人最喜欢“挟持大吏以铃束华民"，最爱玩威胁地方官，再由地方官来 钳制民众这种把戏。相比之下，他们反倒不太敢直接做那些“拂舆情，犯众 怒”的事情。左宗棠还说，此次事件是由"迷拐"而起，虽然用迷药拐卖小孩 之事没有证据，但"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总不会是毫无来由吧？ "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如果洋人“志在索赔了结”，那还不妨答应他们， 如果他们要求惩办参与打杀的民众，则万万不可，因为这些人是"义忿所形， 非乱民可比"，拿他们给洋人抵命，会失了天下人心。保护这些百姓，才是大 清走向振兴的关键。左宗棠鼓励总理衙门：
所谓“朝廷的刻意算计"，则是指让曾国藩来处理教案，是朝廷深思熟虑 后的刻意设计。
慷慨激昂者当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醇郡王奕谡。他在给小皇帝的奏折里 说，这一次"该酋被戮，教堂被焚”，理全在我们这边，“虽不能以之喻彼犬 羊，正好假以励我百姓”，虽然没法和外国狗羊们讲道理，但正好可以借此激 励我大清百姓，“民为邦本，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民知捍卫官长，岂 非国家之福”，对参与打杀洋人的天津百姓，切不可问罪诛杀，百姓懂得保卫 自己的父母官，那是朝廷之福。3
1870年是慈禧垂帘听政的第九个年头，天津教案必然使她想起十年前的旧
拐幼孩" "以眼炼银"之说，长润深信不疑。他自小道消息听说天津百姓曾从 教堂内搜出“人眼人心等物”且交给了通商大臣崇厚，而崇厚的奏报中没有这 些内容。于是长润怀疑有人（虽未点名但自然是指崇厚）消灭了罪证，要求朝 廷下旨让曾国藩“认真详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崇厚是恭亲王奕诉的 心腹，攻击崇厚消灭洋人的罪证，其实是将矛头暗暗指向奕诉与总理衙门，要 给他们扣一顶袒护洋人的大帽子。7
事。那一年，英法联军以使节被扣遭受虐待为由兴师问罪，攻陷北京城，又火 烧圆明园，咸丰皇帝只得带着慈禧一众人等仓皇逃去承德，然后窝窝囊囊地死 在了那里。天津教案的情况远比当年严重，被打死的是包括法国领事在内的五 国之人;前来问罪的是七国而非两国。昔日的痛苦体验为慈禧太后提供了一个 基本认知：慷慨激昂的话不妨多说，与洋人开战这种事却轻易做不得。如何处 理天津教案，她在大方向上早有定见。这定见之一，是在言语上支持奕谡这些 Nt慨激昂派"，将反驳的任务留给奕祈。如此既维护了自身形象，又打击了 奕诉这个政敌。定见之二是让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来为朝廷的决策背书。曾是 理学名臣，也是中兴功勋，.声望之高无人能及。由他来消弭中外冲突，远比由 崇厚这类人与洋人达成妥协，更能堵住朝廷上下的悠悠之口。
监察御史长润完全赞同李如松的意见。他上奏说：这次天津出事，“实乃 天夺其魄，神降之灾"，实是苍天要惩罚这些邪恶的洋人。我们"正可假民之 愤”，借助民众的愤怒将允许洋人入华传教这一规定彻底废除。对传教士 “迷
这期间最意味深长的一件事情，是朝廷在公布曾国藩关于案情调查的奏折 时，刻意删去了他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曾在奏折中说，根据他的调 查，教堂"挖眼剖心”之说不真，自称卖迷药给教堂的证人也靠不住。但他同 时也说，天津民众如此激愤情有可原，主要是五条外部因素激发而成：
李如松觉得，即便不能杀光京城里的洋人，不能烧尽他们的房屋，也要对 法国实施正式断交来作为惩罚。
一、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设有地窖，当地 民众难免生疑。
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 与绝和，略示薄惩。6
二、有些中国人到仁慈堂治病，然后留在堂内工作。部分民众不理解，怀 疑这些人是被药物"迷丧本心"。
同样激情澎湃的还有内阁中书李如松。他告诉小皇帝，此次事件错全在洋 人，始于“教匪迷拐幼孩"，激化于“丰大业向官长开枪"。他还说，国家的 安危全看民心的向背，此次事件把民众的爱官爱朝廷之心全部激发了出来， “不期而集者万余人”，这些百姓"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 不知自恤罪戾”-—只知道为朝廷效忠，丝毫不顾及自身安危。这充分说明， 我们对洋人硬起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三、仁慈堂常收留病重孩童，赶在他们去世前为其做洗礼。民众不理解这 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遂揣测教堂在残害儿童。
14岁的同治皇帝年轻气盛，没见识过真正的近代军队。他对老师李鸿藻 说：越将就洋人，就会越出乱子，"若得僧格林沁三数人把截海口，不难尽歼 此辈”。这种雄心勃勃与"词气甚壮"，让他的另一位老师，同样没见识过近 代军队的翁同解深感欣慰，将之载入自己的日记之中。5显然，小皇帝并不了 解，在十年前的八里桥之战中，僧格林沁的“雄兵”完全不是英法联军的对 手，连给英法联军造成有影响的创伤都做不到。
四、仁慈堂院落广阔，孩子们在前院集体抚养，母亲多住后院；还有些 母亲住仁慈堂，孩子住河楼教堂。民众不理解这种习俗，于是就往其他方面 猜想。
事发后，法、英、美、德、俄、比、西七国，联合向清廷发出照会抗议。 法国军舰更开往大沽口鸣炮27响示威。如何处理此案，成了摆在清廷高层面前 的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五、1870年四五月间，天津城内发生过拐卖人口的案件，当时又疫病流 行，仁慈堂收留的儿童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亡率高。再加上教堂平日与民 众不睦，为免生事端常选择在夜间掩埋尸体，棺材不够，有两尸三尸埋在一棺 的情况。尸体被野狗拖出后，民众遂为之哗然，将之前的猜想全视作事实。3。
回到天津教案。
这些文字承认民众对仁慈堂有偏见，但落笔的重点是这种偏见并非单方面 所致，仁慈堂方面也有责任。可是，邸报与官报房在公布奏折时将这些文字全
式，也不能理解传教士与太平军的区别；制度冲突指的是传教士的治外法权， 会对地方官府造成压力，使其出于保乌纱帽的利益考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在治理上出现偏袒教民的倾向。当然，愚昧与不开化这个问题也一直存在，比 如民众仍然相信"采生折割"。
删掉了。这种删减破坏了奏折的平衡，给阅读者留下了曾国藩在袒护夷人的 深刻印象。其实，即便是完整版奏折，曾国藩呈递之时也觉得会给自己带来麻 烦，引起朝野清议的不满；经过删减的奏折当然只会造成更坏的结果，只会是 "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显然，底层民众的反教行为是一种集合了经济冲突、文化冲突与制度冲突 的复杂产物，不宜以"愚昧"二字简单指斥。就沈葆桢提供的情报而言：经济 冲突指的是争育婴堂与赔银子；文化冲突指的是民众不能理解教堂的慈善模
删减的用意，或许是慈禧太后担忧“庚申之变”重演，故尽量不刺激洋 人；也许是要刻意打击曾国藩如日中天的声望；更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或 许，这当中还存在更深层次的算计：朝廷需要一个严重偏袒洋人的曾国藩。将 曾国藩派往天津之前，朝廷其实就已经定下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 衅，不可重蹈"庚申之变"的悲剧。删减曾国藩奏折中为民众辩护的内容后， 再将奏折公布，相当于给曾戴上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也相当于给朝廷的 媾和政策提供了操作空间-—许多人的好坏善恶全靠同行衬托，许多事件的舆 论风评也往往取决于同类对比。有曾国藩恶劣的"卖国行径”在前，朝廷的和 解措施将会很自然地变得可接受，甚至值得赞美。
就这段对话所透露出的讯息来看，19世纪60年代的江西民众反教，主要受 到如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天主教育婴堂与本土育婴堂之间存在冲突，即所 谓的“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二是教民与非 教民之间存在冲突，因"官府绅士总是依他"，非教民在冲突（官司）中居于 不利地位。三是教堂的行为模式与中国传统慈善组织大不相同，民众无法理解 时，会倾向于将其与“采生折割"这种恐怖的民间传说联系到一起。四是太平 军（“长毛”）在江西的所作所为，让当地百姓心有余悸。天主教拜上帝，太 平军也号称“拜上帝教"，民众分辨不了二者的区别，于是产生了一种笼统的 认知，“长毛都是奉天主教的"，认定传教士会“勾引长毛进来”。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下面这些情节：与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 折》送抵北京同日，朝廷召集会议就如何处理教案进行了讨论，慈禧在会上表 态说，“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3;同日，慈禧还以同治皇帝的名义 给曾国藩下旨，内中对处理事件的具体方案一字未提，只反复强调朝廷的期望 是"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会，要曾国藩做到既不与洋人开战也不能 失了民心。也是在这一天，朝廷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 公开披露。随后，曾国藩被朝野舆论骂成了 "卖国贼”。
答：我们看你是老实人，与你闲谈。连日官府都在各处访查，你是外省的 口音，我们姓名，不能对你说的。4
自称"我等不得主意"的慈禧，其实早已打定了主意。“和局固宜保全" 是高调的口号不妨多喊，与洋人开战则万万不行；“民心尤不可失"是朝廷不 能直接表态说要惩办参与打杀的民众，但这个事要做且不妨交给曾国藩来做。
问：你们各位贵姓？
曾国藩进退失据。他既承认"天津士民皆好义"，是爱地方官爱朝廷的好 百姓，又痛恨他们"徒凭纷纷遥言”，搞出打杀洋人的事端给朝廷添乱力。他既 承认天津一干地方官以"风闻"煽动民意是在力挺朝廷，想要用送出天津避风 头的方式保全他们，又不得不在朝廷与列强的压力下将他们弄回来重新惩治。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官员方面，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流放黑龙 江；民众方面，冯病子、刘二等20人被判处死刑，小锥子、王五等25人被判充
答：目下受从教的欺凌也是死，将来他从教的党羽多了，夺了城池也是 死，勾引长毛来也是死，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厉害，我们都拼着死，看 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军（后来李鸿章接手善后,‘有4名被判死刑者改为流放）。
问：譬如真有兵船来，难道你们真与他打仗么？
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曾国藩说这样的处置结果不符合自己的理学本心，可 谓"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然而形势紧迫，必须有人出来做这样的事情，所 以"但使彼族不再挑斥，虽一身纵毁，而大局尚得保全，即属厚幸，孱躯暮 齿，实难久点高位”——只要能消弭战争，使和局得到维持，我这衰老残躯成 为众矢之的也算值得。34
答：官府绅士总是依他。做官的止图一日无事，骗一日俸薪，到了紧急时 候，他就走了，几时顾百姓的身家性命。绅士也与官差不多，他有家当的也 会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与他何干？我们如今都不要他管。我们只做我们 的事。 、
针对民众的死刑，是在1870年10月19日凌晨5点钟左右执行的。
问：你们地方官同绅士主意如何？
法国驻天津的军队，本计划派一名舰长携带翻译前去刑场充当监督者。新 任天津知府马绳武告诉法国驻天津领事李蔚海（William Hyde Lay,以英国领 事身份兼法国领事），"由于情绪激动的居民有可能滋事，总督希望在今天日 出以前处死已判处死刑者"，他建议法方的监督者"夜间乘小轿子由他派遣的 五十名警卫士兵护送下前往刑场”，以免引起民众注意。李蔚海反对这样做， 但鉴于天津知府"在他自己的衙门里感到如此忐忑不安"，甚至一度要求转移 至法国领事馆去讨论死刑的执行事宜，李蔚海也只好做出让步，不再坚持派法 国军官前往刑场，改为要求知府衙门“提供一些确实执行死刑的证据"，同时 让领事馆里的一名信差去刑场观看执行情况。^
答：我本地育婴，都是把人家才养出孩子抱来乳哺。他堂内都买的是十几 岁男女。你们想是育婴耶？还是借此采生折割耶？而且长毛都是奉天主教的。 他们必定要在城内，及近城地方传教。譬如勾引长毛进来，我们身家性命不都 休了？
这名信差自县衙监狱一路跟随至刑场，目睹了死刑执行的全部过程，带回了 “系在那些囚犯尸身上的死刑执行令"。他向李蔚海报告说：
岂不是好事？
大约二百名巡勇和兵丁从监狱将囚犯护送到知县的公堂，在那里他们被依 次排列，一共是十六名。没有一个肯下跪就缚，尽管被喝令这样做……在前往 刑场途中，尽管是凌晨，群众早已云集。犯人们向一批批群众高声叫喊，问： "我们面可改色?"大伙立刻齐声回答：“没有！没有！ "他们控诉当官的把他 们的头出卖给洋人，叫人们用"好汉”的称呼来条示对他们的尊敬，人们当即 同声高呼。被判死罪的这些人的亲友一路跟随前进，放声恸哭，泪流如注。到 达西门外刑场时，罪犯们开始拉长了嗓音高唱，听到这歌唱声，执法官协台下 令将他们斩首。罪犯们伸颈就戮，毫无惧色。刽子手共五六个人；都是南方的 兵勇，行刑很快结束。36
问：我等从上海来，被处天主堂甚多，都说是劝人为善。譬如育婴一节，，
李蔚海在给法国政府的汇报中说，据他听闻的信息，处决这些民众无助于 改善法国传教士在清帝国的境遇，"反而有可能加深他们（清朝民众）对洋人 的敌对情绪。这些被置于死地的人，无疑在民众心中被视为烈士。我担心，恐 怕在当局的心目中也是如此。" 37
答：他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且叫从教的 来占我们铺面、田地，又说有兵船来挟制我们。我们让他一步，他总是进一 步，以后总不能安生。如何不与他拼命？ ' •.
法国想要的并不是头颅
问：你们纷纷议论，都说要与法国传教士拼命何故？
死刑执行完毕后的第六天，1870年10月25日，一支由原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率领的使团自京城出发，踏上了前往法国致歉的路程。
下文是探子与反教民众部分对话的原文照录：
这是清廷自入主中原以来，首次派遣钦差使节前往海外向“夷人"致歉。 当然,崇厚携带的国书以外交词汇粉饰过，内中并无致歉字样。国书里，先 是"大清国大皇帝"向"大法国大伯里玺天德”问好；然后说天津教案已将 "办理不善之地方官”流放治罪，与案民众"正法者二十犯，问军徒者二十五 犯”；然后说此次冲突“变生民间”，是民间百姓闹出来的，"朕与贵国和好 有年，毫无芥蒂"，完全不能代表皇帝与朝廷的意志，派崇厚前往法国正是为 了传递这样一种“衷曲"，以求两国之间继续"真心和好”。判
1862年，江西巡抚沈葆桢呈递给总理衙门的一份情报，颇有助于理解底层 民众为何对天主教堂怀有如此深重的疑虑和敌意。当时，江西境内一再发生民 众与教堂之间的纠纷。沈想知道这些反教百姓究竟是怎么想的，遂命人乔装成 平民去基层，与反教百姓面对面聊天探听消息。
粉饰归粉饰。清廷上下人人皆知崇厚此行乃是前往法国致歉。醇郡王奕谡 自然是明确反对。李鸿章认为，崇厚是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会被洋人视为 教案的当事人与罪魁祸首之一，他有点担忧崇厚的道歉会被拒绝。内阁中书李 如松则说，这种做法"徒损国体”于事无补，崇厚也有被法国扣留变成人质的 危险，总之只会助长“夷人要挟之风"。羽慈禧与总理衙门无视所有的反对之 声，坚持要实施这件破天荒的事情，足见十年前的"庚申之变”给他们造成了 极其沉痛的心理阴影。他们确实相当担忧教案会引发战争，从而让旧事重演。
此即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1871年1月25日，崇厚一行抵达法国马赛时，正值普法战争。巴黎炮火连 天，法国政府已名存实亡。无处呈递国书的崇厚只好在法国接待人员的安排 下，先去参观了肥皂厂、榨油厂和兵器制造局。拖到3月，崇厚决定派张德彝等 人去巴黎租房子。张德彝到巴黎的第二天，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展使团只好在月 底改道前往凡尔赛，与暂居在那里的法国政府官员做接触。这样一直等到6月， 使团终于得以正式进入巴黎，然后又遭遇了两个问题：
在武兰珍招供的当下，“铁证”如山，民情沸腾。乡绅们集会于孔庙，书 院也停课声讨。号称有万余人之多的愤怒民众群聚在教堂之外，或与教民口角 相争，或向教堂抛掷砖石。仁慈堂的修女本想请民众选派代表，进入堂内调 查，以廓清真相，但被法国领事丰大业所阻。丰大业不愿与愤怒的民众直接交 涉，6月21日，他前往三口通商衙门与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官崇厚、张光藻调兵 弹压民众。遭拒后，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争论过程中， 丰开枪恫吓，射死了刘杰的家人刘七。民愤遂被彻底点燃。百姓们先是打死丰 大业及其随从，然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法国神父、修女、 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共计20人（包括13名法国人、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 人、1名意大利人、1名英国人）、中国雇员数十人，纵火焚烧了望海楼教堂、 育婴堂、领事署及多座英美教堂。
第一个问题：法国政府坚持要重开谈判与崇厚讨论赔偿事宜，崇厚则坚持 此案已经了结，自己此行也无重开谈判的权限。
嘱托"。民间组织"水火会"受到鼓舞与煽动，开始四处抓捕有嫌疑之人。群 众公审之下，一名叫作武兰珍的迷拐犯不得不迎合"民意”，供称他作案所用 的迷药正是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提供2--曾国藩后来在奏折里说，武兰珍"指勘 所历地方房屋与该犯原供不符”二现实中找不到武兰珍口供里的案发地，可见 他是迫于“民意”不得不胡乱编造作案情节。
第二个问题：法国政府拒绝安排崇厚觐见首脑呈递国书，理由是清廷皇帝 仍未允许外国公使觐见。
不久后，有两名人贩子被捕，官府在告示里暗示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受人
崇厚在巴黎不得其门而入之际，北京的总理衙门也正受到来自法国公使罗淑 亚的强大压力。罗派人来总理衙门“代要全权”，要求清廷授权崇厚与法国政府 在巴黎重启谈判。总理衙门自然不能也不敢同意，因为允许悬处海外势单力孤的 崇厚在巴黎与法国谈判，必然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如此这般僵持到8月下旬，崇 厚决定离开巴黎前往美国，给法国政府也施加一点压力。4。
当时的天津时常有拐卖儿童之事发生。建于1869年的天主教仁慈堂为收养 孤儿，常向孤儿的掌控者支付一定费用。但当时鲜少有父母或掌控人愿意主动 免费将孩子送给慈善机构抚养，遑论是洋人成立的机构，故仁慈堂不得不以支 付费用来收养孤儿。有时候，仁慈堂还会收养垂死的儿童，旨在为其做宗教洗 礼以拯救灵魂。这种做法既刺激了不法之徒去迷拐儿童，也给流言的产生提供 了捕风捉影的依据。
1871年10月3日，在法国驻美公使的邀请下，崇厚使团一行再度返回法国。 11月23日，法国总统梯也尔接见了使团一行。崇厚呈递国书后，梯也尔在致辞中 说，希望清廷的执政者"明白传教士实系行善有功之人”，也希望大清皇帝下旨 告诉百姓“传教士实在是有德行之人"，改变一下“贵国人民不懂得事"的状 况，以后不要再发生此类惨剧。4I梯也尔还建议清廷在巴黎设立一个公使馆，他 对崇厚说："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 守……在巴黎设一个公使馆，于中国很有好处。”及
有人于黑早见仁慈堂洋人抬小棺埋葬东关义冢地内殆非一次，偶为群犬刨 出，见有一棺数尸者，于是津民哗然，谓此必洋人杀害小儿取其心眼，为端午 节合药之用，否则奚为一棺而有数尸也。1
梯也尔的愿望是好的，但事情不会因皇帝的一道谕旨就得到解决。晚清教 案表面上看是传教士（包括教民）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但究其实质，如前文所 言是一种囊括了利益冲突、文化冲突与制度冲突的复杂产物。即使以最浅显 的"民众素质”而论，也应该注意到：一个时代底层民众的愚昧，并不仅是底 层民众本身的问题。回溯天津教案，民众坚信教堂在搞挖眼、剖心的残忍行 径，既与他们无知识、易被谣言所惑有关，也有士绅阶层与官府同声附和的因 素一一魏源的《海国图志》是晚清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书中言之凿凿记载 有洋人用药将中国人迷翻，然后挖眼炼银的内容。《海国图志》在读书人中流 行，大大扩散了 "迷拐儿童挖眼剖心制药”之类谣言的可信度4\天津知府衙门 在教案发生前夕贴出的告示里，也有"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 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44这样的句 子，相当于是用官府权威给民间谣言盖章认证。
据时任天津知府张广藻说，流言是这样冒出来的：
民间谣言、士绅阶层专著与朝廷告示，三者如此这般互相“印证”形成一
1870年夏，天津疫病流彳亍。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养的婴儿也未能幸免，夭 折了三四十人之多。天主堂神父与修女“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大范 围流传开来。
个闭环，造成的认知共振往往非常可怕。共振的结果便是无论曾国藩如何调查 取证，如何指出“迷拐挖眼剖心"均是子虚乌有（有人指证教堂中有两个装满 了婴儿眼珠的玻璃瓶子，调查者入内搜查找到了瓶子,打开来看却是腌制的洋 葱），他都没有办法将自己从"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困境中解救出来。朝 野舆论在"证据闭环"里坚定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绝非曾国藩区区数 千字的调查报告所能撼动。事实上，据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说，曾一开始也信 了 “挖眼剖心”之说。1891年，已是出使英、法、比、义四国大臣的薛福成， 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罗列了自己在欧洲的亲身见闻，继续力证"挖眼剖心"并不 存在，同时回忆往事说：
有人想要尽戮在京夷酋
犹忆同治九年天津案起，前大学士曾国藩初闻挖眼盈坛之说，亦欲悉心查 办。比入津境，拦舆禀诉者纷陈此事，询以有无实据，则辞多情恍，迨严加讯 究，而其事益虚，所以专疏特辩此说之诬。臣于当日列在幕僚，颇知梗概。怨
这一年的清帝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对事物的准确认知，来自正确的逻辑与充足的证据。前者提供思维工具， 后者提供思维原料。在19世纪70年代，有可能提供这两项东西的，不是皇帝的 圣旨，而是更深层次的改革。时代的转型，需要让更多的人走出国门接触到近 代文明，见识到更广阔的现实世界。
1870年是欧洲多事之秋。先是爆发了普法战争，后又诞生了 "巴黎公 社”。在美洲，洛克菲勒创办了美孚石油公司，非裔美国公民也首次正式获得 了投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