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发挥了演讲特长，对外界说：自己此番出使，意味着清帝国已经走上了进步 的道路，这个伟大民族向近代文明伸出双手的时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日子已 经来到。在纽约，他继续鼓舞欧美世界与清帝国接触，说清廷已经睁开了她的 眼睛：
蒲安臣本就是美国人，在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人脉资源。在旧金山，他充
她……站出来，向你伸出手。她告诉你，她乐意在她悠久的文明上嫁接你 的文明……她告诉你，她乐意与你做生意，买你的东西，向你出售商品……她 邀请你们的商人，她邀请你们的传教士。16
使团的第一站是美国。
有论者认为，蒲的这些言论"并不是完全符合事实和负责任的"0。确实， 蒲口中的那个张开双臂拥抱世界的清廷，在当时并不存在。上海的英文报纸 《北华捷报》也认为，"奢谈什么古老的东方帝国张开双臂欢迎最年轻的西方 国家，她的臣民焦急期待进步的新时代和西方的启蒙等等”，都是荒谬绝伦的 事情，"事实上，帝国官员与臣民都害怕任何的变革，不在中国居住的人不可 能认识到中国大众（无论穷富）对政治所持的漠视态度"。18
清廷在这方面有过惨痛的教训。那是5年之前，清廷试图通过英国人李泰 国，自英国购回一支现代化舰队。李泰国拿了清廷的钱，却致力于组建一支名 义上属于清廷，实际上只听命于自己的私人舰队，结果酿成了让清廷损失惨重 的"阿思本舰队事件"。蒲安臣能得到清廷的信任，恰是因为他在"阿思本舰 队事件"中给了清廷许多提点，且以美国驻华公使的身份参与斡旋。这些提点 与斡旋，是清廷得以控制事态、及时止损的关键。但即便如此，让一个外国人 做钦差大臣仍有风险。所以清廷必须感到庆幸，庆幸蒲安臣不是李泰国。
这些夸张的言辞，确实有些不负责任。如果有人受到蒲安臣的鼓动前往19 世纪60年代的清朝寻梦，他大概率会感到失望。蒲安臣当然也知道，清廷内部 仍是教案频发，并不存在"她邀请你们的传教士"这种事情。但他的这些话 也并不全然是信口胡言。作为一名驻华公使，他长期与奕诉主持的总理衙门往 来，对奕祈主持下的这场改革是怀有很大期望的，他愿意接受总理衙门的邀请 出任清廷使团的团长，与这种期望也是有关系的。他的言辞里那个张开双臂拥 抱世界的国家，与其说是庞大的清廷，不如说是那个小小的、他最熟悉的总理 衙门。那张开双臂拥抱世界的清廷不在当下，而是蒲安臣对未来的一种期盼。
让外国人担任使团首脑，无疑是一桩极为危险的事情。
当然，蒲安臣也没有忘记清廷交付的使命。在公开场合，他不止一次说过 类似意思的话："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她的独立能够得到 保证，我期望她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她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 权利。"」9 •
美国人病逝于中国钦差使节任上
使团在美国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蒲安臣条约》。条约中，美国保证不 干涉清廷内政，另有涉及保护华侨、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尤为重
这番气定神闲的回复，颇能给人一种“山人早已料定"的感觉。
要的是，美国政府在条约签订之后，即知会其他国家，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 干涉清廷内政的行为，且要求美国驻欧洲各国公使协助蒲安臣使团顺利完成此 次出访。故梁启超称赞该条约“实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 2。，萧一山也认为这是
事后来看，以洋人为钦差大使这一奇策，在维护天朝上国的面子这件事情 上，确实收到了奇效。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于1869年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以 蒲安臣使团在欧洲行握手鞠躬之礼为由，要求清廷准许各国驻华使臣也以握手 鞠躬之礼觐见同治皇帝。总理衙门的回复是：一是蒲安臣是洋人，他的行为没 有可比性，现实仍是中外国情不同，礼节亦不同；二是皇帝年幼，太后摄政， 不方便接见。15
"中外订约以来最合理之事" 21 O清廷日后用来抗议美国排华的法律依据，也是 该条约。有些美国人则批评蒲安臣，说他为了讨好加州一小撮人道主义者和政 客，"拱手把美国让给成群的亚洲人” 22。
蒲安臣对这些训令颇不以为然。总理衙门建议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欧 美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回避跪拜与鞠躬之争。蒲安臣在美国却接受了约翰逊总 统的接见并向其亲递国书，递交国书时行的也是鞠躬握手之礼。之后在英、 法、瑞、丹、荷、普、俄等国，皆是如此。因为蒲安臣是外国人，随行历练的 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毂；倒也不觉得握手鞠躬太过丢脸。志刚在日记里宽慰自 己：“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 M
值得注意的是，《蒲安臣条约》的签订存在擅作主张的成分，因清廷并未 授权蒲安臣与美国具体磋商，然后达成这样一份条约(蒲安臣与美国政府签订 条约是在1868年7月，总理衙门批准承认该条约是在1869年11月)。当然，也 不能说蒲安臣完全是在恣意妄为，毕竟，清廷给他的训令里，也有遇到"彼此 有益无损事宜”可由蒲与志刚等人协商，再报送总理衙门批准办理的规定。在 这种模糊的规定里究竟要走出多远，既取决于蒲安臣的操守，也取决于他的 野心。23
避免觐见各国君主，不小心偶然遇到也尽量不要行礼。总之，不能给那些驻华 外国使节抓到把柄。I3
1868年9月，使团抵达伦敦。
四、"无论何项大小事件”，蒲安臣都必须告知志刚和孙家毂二人。清廷 还给蒲安臣、志刚与孙家毂各发了一枚木质关防，赋予他们分别向清廷汇报情 况的权力，以互相牵制。总理衙门还告诫志刚和孙家毅：到了海外后，要尽量
因《蒲安臣条约》中“不干涉内政” 一条有直接针对英国的意图，英国朝 野对待使团十分冷淡，部分媒体甚至抱有敌意。直到10月份，使团才得到机会 礼节性拜会了外相斯坦利(Edward Henry Stanley)；到11月份，才在一种冷清 的气氛中获得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
三、蒲安臣因欧美人身份受到各国礼仪上的"优待"时，希望蒲能“将中 国体制先为声明"，以免将来各国跑来责备大清"无报施之礼”，要避免各国 使节借机拿"我们都没让蒲安臣跪拜"来说事。
恰在此时，国内发生了 “扬州教案”。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WalterHen-ry Medhurst) 调军舰开往南京威胁两江总督曾 国藩。 清廷交涉数月无果，遂令蒲 安臣使团借访英之机，直接与英国政府交涉。依赖蒲对欧美外交规则的熟悉， 交涉成功，武力冲突被化解。中英两国还订下协定：此后再发生同类事件，即 按此次的办法处理，“不得擅调兵船向地方官争执" 2\英国外交部也发表官方 声明，承认擅自调兵威胁中国地方官员的行为欠妥，重申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司 法权，但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英国民众)生命财产受到迫切的危害”的 权利。25该官方声明发表后不久，又发生英国驻中国台湾淡水领事吉必勋(John Gibson)擅调兵船，向台湾地方官勒索白银的事件。清廷依据蒲安臣达成的协 定照会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遂令吉必勋缴回所索银两，向淡水中方官员赔礼道 歉，且将吉必勋革职，"以告诫领事人员不要采取肆无忌惮的暴力行动” 26。这
二、须按照欧美各国礼仪无法推托者，须提前严正申明这是西方之礼，与 清廷制度不符，"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
种处理结果，对清廷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新奇的政治体验。
一、可免行礼者尽可能免，待将来谈判落定再说。
在英国的成功让蒲安臣兴奋不已。在给友人卫三畏的信中，他写道："我 在这里获胜，报界、政府和公众都同意《蒲安臣条约》的观点。" 27将该条约中 的国家关系准则推广到全欧洲，似乎正是这位前美国驻华公使的政治野心。
为避免纠纷，清廷还给使团拟定了诸多训令。在"礼仪问题”上有如下具 体指示：
1869年1月，蒲安臣前往法国。可惜的是，他与拿破仑三世政府的商谈没有 什么实质成果。九个月后，他放弃了在法国推行《蒲安臣条约》理念的努力， 率团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然后在同年的11月抵达柏林。使团在普鲁士受到 了非常正式的高规格接待。首相俾斯麦与蒲安臣的会谈结果是普鲁士出具了一 份照会，承认"中国本宜存自主之权"，愿意与清廷和平相处、互相通商，以 “助中国自主之权" 2-蒲安臣很兴奋，在给卫三畏的信中说，“美国、英国和 普鲁士这三个中国的贸易大国一致” 29,都认同《蒲安臣条约》的精神与准则。
为什么用外国人就不为难？原因很简单：一、让清廷子民做团长出访欧 美，自然不能跪拜欧美各国君主与政府首脑，否则就是丢了天朝上国的脸面； 但清廷子民在欧美不跪拜，清廷这边也就不好再要求欧美驻华使节以跪拜之礼 觐见清朝皇帝。二、让欧美人士做团长出访欧美，行跪拜之礼，无损天朝上国 的荣耀；他不行跪拜之礼，洋人们也没法拿来说事，因为清廷也可以说该行为 不代表天朝上国的意志。总之，无论发生什么，清廷都有话可以说，都有理可 以占，都能保住面子--清廷不认为这只是面子问题，总理衙门在奏折里用了 "国体" 一词，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对清帝国而言，皇帝的面子也是国体的 一部分。
1870年2月，使团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
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12
中俄关系的独特之处是双方存在边界纠纷。俄国此时与清廷在西北和黑龙 江流域的关系十分紧张。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会见中故意与蒲安臣大谈无关痛 痒的美俄关系，对中俄关系避而不谈，这令蒲安臣感觉交流十分艰难。2月18 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诊治均不见好转。随行的中国官员志刚，记载了蒲 病重后仍不放弃工作的情形：
一方面，为了应付修约，必须对外派遣使团；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华夷 秩序下的天朝荣耀。于是，让外国人来作清廷使团的领导者，就成了二者兼顾 的最好办法。正如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所言：
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 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 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3。
交对传统华夷秩序的挑战。清廷以各种软性手段来抵制欧美各国驻华使节“觐 见皇帝与两宫太后"，也是基于相同的原因。
1870年2月23日，美国人蒲安臣病逝于中国钦差使节任上。
但赫德与总理衙门的这种共识，并不足以将美国人蒲安臣推上清廷使团领 导者的地位。造成这一奇特任命的根源，是清廷基于"华夷秩序"的另外一层 考量。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了清廷与欧美各国可以互派使节。但多年来 只有欧美国家单方面对华遣使，清廷没有任何动静。这种毫无动静，正是为了 维护"华夷秩序"而采取的鸵鸟政策。华夷外交在礼仪上强调、“天朝上国"的 荣耀（跪拜），近代外交在礼仪上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平等（握手鞠躬）。不向 欧美各国派遣使节，就回避了礼仪冲突。回避了礼仪冲突，也就回避了近代外
出使欧美之前，蒲安臣特意为中国制作了一面黄色的国旗：“蓝镶边，中 绘龙一尺三长，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自此，龙旗成为晚清中 国的一个象征。中国也首次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中。
赫德赞成此事，是因为他一贯主张清廷应尽快从离群索居中脱离出来，多 在国际上主动发出声音；清廷必须在欧美各国的首都设置使节，以便及时准确 地将意见转达给欧美各国政府，而不是扭扭捏捏地由驻北京的欧美国家使节代 为转达。这些意见，与主持总理衙门的奕诉产生了共鸣。
蒲安臣以他的演说才能，将中国打扮成一个温和、开放的形象。每到一 处，他都极力欢呼中国正准备冲破传统的藩篱，投入世界的怀抱，投入到近代 文明中来。可惜的是，这一形象营销虽然在欧美取得了成功（当然也有很多批
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感，竟成为我在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 事情……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告诉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 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 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11
评），却未能反哺中国。他演说中的那个正在走向开明的清廷，仍对近代文明 抱持着极大的敌意。同治皇帝的师父倭仁，即断言欧美国家毫无文明可言：
查《赫德日记》可知，他不是此事的直接提议者，但可以算间接的推动 者。因为他长期敦促总理衙门向欧美各国派遣使节，总理衙门也曾就蒲安臣使 团一事征求过他的意见：
彼等之风俗习惯，不过淫乱与机诈；而彼等之所尚，不过魔道与恶毒。32
这一决定……乍听之下……当时使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无论发表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经过长期和缜密考虑的。我们的记者 说，、“此事是同赫德商议之后才提出的"。我们相信，这个计划是发自赫德的 头脑。10
一个被传统困住的改革派
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认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是促成此事的重要 推手：
最后再谈谈志刚。他是总理衙门里的中级官员（总办章京），随蒲安臣使 团出访欧美时已经50岁了。
暗示。
出访期间，志刚遍览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德国、俄国 的风土人情，见识到工业革命后喷薄而出的种种近代文明。这些见闻被他写入 日记，后来整理出版为《初使泰西记》一书（出使官员写日记是总理衙门的要 求，回国后，日记须作为工作资料上交，由总理衙门刊刻出版，供部分官员阅 读参考）。
由欧美人士率领一支清廷外交使团出使欧美，可谓鲜见的外交奇景。组建 这个奇特使团的决定是在1867年底公布的，当时北京外交界为之哗然。蒲安 臣本人也有些意外，在清廷的正式任命发布之前，他并没有接收到很明确的
与之前随赫德前往欧洲的斌椿、张德彝等人不同，志刚在总理衙门任职， 是一位典型的洋务派官员。所以他有一种自觉的使命感，知道自己的欧美之行 不是为了走马观花，也不是为了域外述奇，而须着眼于寻找那些有益于国计 民生的东西，将它们的存在与运作模式记录下来，以便回国后让清廷效仿。 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若使人能者而我亦能之，何忧乎不富，何虑乎不 强？，，33 —如果人家有的好东西，我们也能够有，何愁国家不富有，何愁国家 不强大？
使团的人员构成是这样的：美国人蒲安臣被清廷任命为“办理中外交涉事 务大臣"，是使团的领导者；英国人柏卓安与法国人德善被任命为左右“协 理”，充当蒲安臣的副手；中国官员志刚、孙家毅随行，另有秘书随员20 余人。
基于这种心态，出洋之前，志刚已阅读过一些西学书籍，对欧美政教与近 代科技都有一些浅显的认知。这些认知赢得了恭亲王的好感，评价他是一个 “结实可靠、文理优长，并能洞悉大局” "之人。也是基于这种心态，志刚的 《初使泰西记》里很少记录饮宴游玩，也很少记录奇观异景，他将主要笔力留 给了那些他认为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物。
1868年2月，清帝国的第一支正规外交使团自上海出发。6月抵达华盛顿； 9月抵达伦敦。1869年1月抵达巴黎；9月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10月抵达柏 林。1870年2月抵达圣彼得堡，23日，劳累过度的蒲安臣骤然离世；10月，使团 返回中国。
这些事物当中，又以近代科技为最多。比如，他记载了美国轮船"China" 号的结构与动力系统；详细记载了旧金山的造船厂、铸币厂、炼汞厂如何运 作；记载了巴黎的煤气灯、比利时的“藕心”大炮、伦敦的泰晤士河隧道、美
皇帝的面子也是国体的一部分
国造"司班司尔”步枪、德国的甜菜制糖工艺、俄国的橡胶工厂；还记载了显 微镜、印刷机、农业机械、自来水管道、吊车、钢材轧制、织布机、空中索 道……这些记载的详细程度，已经到了将整个铸币流程自铁砂入槽到钱币出 炉，一步步全写下来的地步。35当然，详细与否也是有选择性的。选择的标准就 是在志刚看来，这些技术对大清的国计民生究竟有没有好处，究竟值不值得引 进。他在日记里说得很明白，“奇技淫巧而无裨于国计民生者，概不赘述” * 对那些他认为无益于提升大清国计民生的东西，一概不做过多描写。
不过，总理衙门最终未能等待所有督抚将军提交反馈，便于1867年底做出 决定：由美国人蒲安臣为领队，率一个正规使团前往欧美。这可能是因为蒲安 臣已卸任美国驻华大使，返回美国的日期将近，已不容总理衙门继续拖延等待 地方督抚们的回复。同时清廷内部又找不出合适的领队之人，必须仰仗蒲安臣 的帮助。这也导致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广总督李鸿章与直隶总督官文等人的反 馈奏折，变成了 "事后表态”。曾国藩的意见是，派使团出洋是好事，此后对 外使节应该源源不断，即便有很多人不合格，其中也肯定会有苏武、班超这样 的人才。7李鸿章也说，由蒲安臣帮助大清率使团出使欧美甚好，总理衙门制定 的办法“至为周密”。8官文的立场略微模糊，他赞同总理衙门所说的无驻外 使节有种种弊病，也赞同总理衙门派使团"赴泰西诸国游历"，但觉得这种事 "偶一为之"就好，不必弄成制度性的东西。9
可以说，在19世纪60年代的清廷内部，志刚是一位难得的有见识、有理 想、愿意做事的中级官员。他试图通过自己的日记，将那些他认为好的、对大 清有帮助的近代技术文明，统统搬进来。
这大体可以理解为：总理衙门希望将中枢之臣与地方督抚将军都拉到讨论 中来，以集体决策的方式，来拟订一份全面的改革方案。
但也不是没有遗憾。一个人能否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知，既取决于他是否 有能力获取充分的信息，也取决于他是否拥有处理这些信息的正确思维工具。
五、如何应对洋人在华“开拓传教"？
《初使泰西记》这本日记，让我们见到一个努力开眼看世界的晚清官员如何孜 孜以求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因未能掌握正确 的思维方式，在面对新事物时的"独立思考"是如何苍白无力。
四、是否可以允许洋人在华“贩盐挖煤" ？
这种苍白无力见于他在伦敦参观“万兽园"时所发出的感慨。"万兽园” 即著名的伦敦动物园，始建于19世纪20年代，1847年之后对公众开放，是当时 世界上最宏大的动物园，用志刚的话说，是“珍禽奇兽不可胜计"。他用了好 几页纸来记录自己的所见，结论却是：
三、内地是否可以允许设立通商行栈，内河是否可以允许航行通商轮船？
虽然，博则博矣。至于四灵中麟凤，必待圣人而出。世无圣人，虽罗尽世 间之鸟兽而不可得。龟之或大或小，尚多有之。龙为变化莫测之物，虽古有豢 龙氏，然昔人谓龙可豢非真龙，倘天龙下窥，虽好如叶公亦必投笔而走。然则 所可得而见者，皆凡物也。37
二、是否应该兴办"铜线铁路"？ ,、
结论大意是：万兽园里的动物种类确实是多。但其中没有“四灵"里的麒 麟、凤凰、神龟和真龙。那麒麟与凤凰，得有圣人才会出现。这里没圣人，所 以找遍所有鸟兽也不会得到麒麟与凤凰。乌龟倒是或大或小有不少。龙不能豢 养，他们肯定也是没有的。总之，这万兽园里养的仍全是些凡物。
一、外国驻华公使以何种礼仪觐见皇帝？
志刚承认万兽园的宏大，对里面不可胜数的珍禽异兽也很感兴趣（否则 便不至于用好几页日记来记录所见），偏偏又要在日记的末尾发这样一段议 论，说什么"伦敦动物园再好，毕竟也没找到中国四灵传说里的麒麟、凤凰和 龙”，实在是一种极值得深思的文化心态。当这种文化心态与陈旧的传统思维 方式结合到一起，又不免生出一些匪夷所思的“独立思考”。比如他在去美国 的轮船上，对蒸汽机做了一番仔细观察，然后利用自己的传统知识结构，就蒸 汽机的运作原理写下了这样一段神奇论述：
除了对外派驻使节，总理衙门还在这份文件中列举了如下问题，请各省督 抚将军一同商议：
如人之生也，心火降，肾水升，则水含火性，热则气机动而生气，气生则 后升前降，循环任督，以布于四肢百骸，苟有阻滞违逆为病，至于闭塞则死， 此天地生人之大机关也。识者体之，其用不穷。此机事之所祖也。现
细细体察总理衙门文件里的遣词造句，可以发现其基本立场是主张对外派 驻使节。但“夷夏之防“深深地镌刻在大清朝野知识分子的脑壳之中，也深深 影响着朝堂政务的实际运作。为免成为众矢之的，奕祈们只能小心翼翼避开 “独断”，欲向各省督抚将军们寻求一个集体决策。
将蒸汽机与中国传统医学里虚幻的"心火、肾水、任督二脉”捆绑在一 起，然后得出一种共通于天地人的原始规律（大机关）。这种思维方式，是后 世武侠小说里主角顿悟神功时常用到的桥段，竟也见于务实的洋务官员志刚的 日记之中。
总理衙门在文件中说，西洋各国都已按照条约互相派驻了使节，只有我大 清还没有。各国驻华使臣多次要求大清在外国派驻使节，本衙门的回复一直 是：各国在华有传教通商之类的事情要办，所以需要派驻使节；大清在外国并 无应办之事，所以无须派驻使节。但这样做的后果是，这十多年来，“彼于我 之虚实无不洞悉，我于彼之情伪一概茫然"，这不符合兵家的知己知彼之道。 而且，外国使臣在我大清任性胡为，我们在外国却没有使臣，就没办法向外国 政府直接提出诘责，这也是个大问题。但派遣驻外使节也有两大难处。第一是 远涉重洋，很少有人愿意去，去了之后要吃要喝要办公，费用也不小，而且分 驻各国，花销更大，筹款也更加不容易。第二是语言文字不通，万事都要仰赖 翻译，也没有办理外交事务的专业人才。勉强派一些人出去，搞不好会变成中 行说那种"汉奸"（中行说，西汉文帝时人，因不满汉朝，出使匈奴后转而利 用自己对汉朝的了解帮助匈奴侵略汉朝）。去年本衙门派了斌椿带着几个同文 馆学生去欧洲游历，体察他们的风土人情。但这种事情"未可再为仿照"，不 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搞。对外派遣使节这件事又非常紧要，“未可视为缓图”， 不能一直拖着不解决。所以，“究应如何亦希公商酌定"，请众人一起来讨 论，看看这个事情究竟该怎么办。6
在波士顿，志刚参观了一家纺织工厂。该厂有2000多名工人，拥有当时世 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印染机器。志刚详细记录了这些机器的具体结构、如何运 转、人力多少、产量几何。他完全不排斥将这些机器引入中国，且在日记里 说，洋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跑来大清要求通商，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了这些先 进的机器，所以货物一天比一天多，必须去寻找销路；“若使西法通行于中 国，则西人困矣”"一一如果我大清也引进这些机器，那这些洋人就没钱可赚 了。可是，表达完欣赏之情，志刚那纠结的文化心态又浮了出来：“是由利 心而生机心，由机心而作机器，由机器而作奇技淫巧之货，以炫好奇志淫之 人。” 4。-—这些机器好是好，也应该引进到大清。但终究是出于牟利之心（利 心），才会想着要发明这样的机器（机心），再用这些机器来制造出许许多多 充满“奇技淫巧"的货物，来引诱那些有"好奇志淫"贪欲的人P
交使团出使欧美，就被总理衙门提上了日程。此事也在1867年由总理衙门下发 文件，向各省督抚将军征求意见。
后来，在法国的里昂，志刚又一次参观了当地先进的纺织机器。在细致描 述了机器的运作之后，他写道：很遗憾没有更多时间去了解各国纺织机器制造
总理衙门综合所有回奏得出的结论是：与洋人讲和，对洋人役防，二者不 可偏废。现在还不是与洋人决裂的时候，得继续用条约对他们实施“羁縻"。 为了利用好条约外交这一武器，知己之外还须知彼。于是，派遣一个正规的外
方法上的不同，日记里也没能将它们的区别写明白，希望"识者谅之"，还请 读日记之人多多谅解。表达完遗憾之情，纠结的文化心态再度袭来。他想起了 耳闻的自动织布机发明者“雅卡尔”的故事。故事里说，雅卡尔倾尽家财来发明 织布机，心力交瘁后取得成功，"法存而命亡”，刚把织布机发明出来自己就去 世了。志刚一面很欣赏雅卡尔的织布机，一面依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对雅卡尔做了 一番批判：
另一类以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地方督抚为代表。这些人的主张是， 目前形势所迫，只能与洋人修约以维持和平关系，万全之策“则自强而已"， 只有改革自强这一条路。李鸿章还对激进派的驱洋策略大泼冷水，说"民心" 是靠不住的，与洋人作战“未有不恃兵而专恃民者”，只能依赖切实的军队实 力，不能依赖虚幻的民心。他还说：自己统帅军队围剿捻军尚且感觉吃力， “奚敢侈言远略”--哪里敢奢谈什么驱逐洋人的长远计划；即便要战，“目 前兵力财力固有未逮”，也是不可能赢的。4这些都是李鸿章的真心话。十年之 后，他在给友人的私函中仍坚持相同的看法："施之与洋战……不但淮军文武 无此可靠之才，九州内亦少中意者" )
古人谓：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虽道家言，固不诬也。盖机心为道家 所最忌，而造机器者恶乎知之？虽知而不已，谓机器成而享其利也。若无命， 而家资之罄且不能偿，而利于何有？悲夫！ 41
一类以奕谓、奕磔等皇族为代表。他们承认眼下打不过洋人，也理解“现 在必应羁縻"这种策略，但既然朝廷与洋人"将来必应决裂"，也不妨利用 "臣民义愤"将洋人曲线驱逐出境。奕谡提供了一种具体办法。他说，大清百 姓之中必有"感慨悲歌之士”愿意为朝廷分忧，朝廷应该指示地方督抚，想方 设法鼓动这些"以灭夷为志”的百姓，让他们去焚烧洋人的教堂，抢劫洋人的 货物，诛杀来华的洋商，凿沉洋人的舰船。如果“夷酋"来总理衙门控告，我 们就用“查办之词以缓之”，拿“一定严厉查办”来应付他们Q然后再一天一 天拖下去，“日久则以大吏不便尽治一省之民为词以绝之”，以地方督抚没办 法管控住辖下每一个百姓为由，将所谓的处理拖到天荒地老。奕谭说，如果各 省都这样干，会比用军队击败洋人更有效。3
大意是：中国的道家典故说过，给混沌开窍，开到第七窍，混沌就死掉 了。这话是没错的。道家最忌讳"机心"这种东西，造机器的人不可能不了 解。了解这一点还不收手，以为机器造好之后自己可以享受它带来的利润。却 不想一想，如果把机心全部打开，命就会没了。命没了，耗尽的家财也得不到 补偿，好处在哪里呢？真是可悲！
反馈回来的意见，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日记中，志刚还写下了自己在巴黎观看西洋舞蹈的感受。同样是先做一番 赞叹，然后来一番批评，说西洋舞蹈虽好，但不符合清廷国情，因为"中国之 循理胜于情，泰西之适情重于理”皿，这些舞蹈只能在西方跳，不可引入国内。 访欧期间，志刚还了解到海滨浴场有群聚"洗海澡”的盛况，男性只穿泳裤， 女性加穿背心。他“遥闻其事而艳之”，而艳羡之外又是一番纠结的思辨：洗 海澡很好，但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欧洲之人大率血燥，故心急、皮白、发 赤而性多疑。虽不赴海澡，亦必每日冷水沐浴而后快”，中国人体质与他们不 同，"中国重理而轻情，泰西重情而轻理"，所以中国人不可群聚洗海澡。43
“万不可行”，朝廷自然不会迁就，就算与洋人决裂也在所不惜，总理衙门 也不会有别的意见。但决裂要有预备，目前的预备并不充分，所以只要还有 可能，便“无妨暂事羁縻”，不如还是暂时与之订立条约，"以待异日之自 强”，继续韬光隐晦等待国力变强。简而言之就是，条约要修，但具体如何去 修，总理衙门不想独断，希望有一个集体决定。毕竟，独断也就意味着要独自 担责。2
通观整本《初使泰西记》，可以发现志刚的认知始终处于一种撕裂的状 态。出洋给了他充分获取信息的机会，但陈旧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结构，又让他 无法处理这些新获取的信息，无法对这些信息做出正确的解读。他在纽约长岛 参观了当地的精神病院，却仍以中国传统医学的"迷于痰”来解释人为什么会 患上精神疾病；他在巴黎用天文望远镜亲自观察了月球，却仍坚持将月球解释
第二次是在1867年。修约之期就在次年，总理衙门再次给各省将军督抚下 发文件征求意见。奕诉在文件里说：自道光二十年（ 1840）以来，传统羁縻之 道在应付“夷务”方面越来越乏力。这次修约，如果洋人的要求实在太过分，
为"水精所凝也"。总之，他一面对获取到的新信息表达赞赏，一面又困在旧 的知识体系中，不断对这些信息做出错误的解读。M
第一次是在1864年。因为距离修约日期还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地方大员们 意见空泛，谈来谈去无非是朝廷若能自强，则洋人必不敢生事，没有多少可以 落实的具体建议。与清廷关系密切的赫德与威妥玛，则针对此前种种不守条约 的情况，向总理衙门呈递了《局外旁观论》与《新议略论》，希望清廷遵守条 约，进行外交改革，以适应国际环境。经过讨论，总理衙门部分接受了他们的 意见，也承认了正视与遵守条约的重要性。
如此剖析《初使泰西记》，并不是要苛责志刚。
所谓“修约”，即国与国之间建立以条约为基础的近代外交关系。自然， 这要求清廷必须抛弃传统华夷观念下的羁縻之道。1868年是清廷与英、法、 俄、美四国定好的《天津条约》修订之期（修订范围包括通商、征税、居住、 传教等诸多方面）。为应付这次修约，清廷组织封疆大吏，做了两次外交政策 大讨论。］
事实上，这位50岁的洋务官员，对待近代文明的心态，已远远超出绝大多 数的同时代人。他不但不排斥近代文明，还努力试图用自己有限的知识结构， 对近代文明做祛魅化的处理。"照相机"这个在今天的中文世界被广泛使用的 词语，就来自他的发明。在他之前，中国人对照相机的称呼是“神镜”，对其 工作原理的描述是"炼药能借日光以照花鸟人物”心。志刚摒弃了 “神镜”这 个玄幻的名称，代之以朴实的"照相机”三字；也摒弃了 “炼药能借日光”这 种修仙式的解释，代之以一种颇为准确的描述："照相之法，乃以化学之药为 体，光学之法为用。" 46就“开眼看世界" 一事而言，在1868年的欧美之行中， 志刚用自己的日记，做到了他力所能及的全部。
向欧美派遣外交使团，与即将到来的“修约"有关。
他留下的遗憾，也就是日记中那些纠结的"独立思考”，只是他陈旧的思 维方式和知识结构造成的必然结果。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友人的书信中，总结 过现代科学诞生的两大要件，它们是：
奕诉不敢独断，追求集体决策
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 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47
对清帝国而言，1868年同样也是一个"广求知识于世界"的大好机会。在 美国人蒲安臣的推动和率领下，清廷组建了第一支正规的外交使团，启程前往 欧美。
这两个要件，志刚不了解也不具备。他被困在了 "天人合一" 〃义利之 辩”之类缺乏逻辑的传统知识框架之中。他得到了充分获取信息的机会，却没 有掌握处理这些信息的正确思维工具，于是，他的种种独立思考，虽始于赞 赏，终不免归于荒诞——跳舞与洗澡，尚且有国情不同、体质不同之说，蒲安 臣努力塑造出来的那个开明中国，当然也只能是昙花一现。真正有生命力的， 反是奕谭、奕^这类人所鼓吹的"臣民义愤"。
1868年是日本启动明治维新的年份。明治天皇颁布诏书说，日本决定走 "万机决于公论”之路:要打开国门"广求知识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