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咸丰的批复，奕诉又回奏说：“通商"之事，上海、天津等地都设有 专员负责办理，在京城再设衙门没有必要；而且"该夷虽惟利是图，而外貌总 以官体自居，不再自认通商，防我轻视”。洋人们认为自己代表的是本国政 府，不是民间商人，我们设“通商衙门”，他们肯定不愿前来对接。所以“拟
如此这般，咸丰只能批复同意。但他在批复中，将新机构的名字改成了 "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增入"通商"二字，实有限制新机构权力范围 的用意。奕诉的奏折里说威妥玛对撤军有很深的疑虑，又说威妥玛对新机构 很感兴趣且很愿意与新机构打交道，还“断不敢另有枝节"。这些话，既让 咸丰感到新机构不能不设，也让他感觉到新机构存在挟洋自重、尾大不掉的 危险。
节去通商二字，嗣后各处行文，亦不同此二字，免致该夷有所借口”。这其实 是再次抬出洋人来压制咸丰。看了奕遍的回奏，咸丰只好再次批复“依议”。18
奕诉在奏折里说：之前各国之事，都是由外省督抚上报，然后汇总到军机 处。近年来外国事务繁多，尤其是外国公使驻京之后，若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 来对接，“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16。奕诉还说，英使威妥玛来京， 声称很担心英军自天津撤走后条约的落实会出问题，“臣等相机开导，以释其 疑”。拿什么开导、劝说威妥玛放下疑虑？就是向他透露口风，说清廷计划 "设立总理外国事务衙门专办外国事务”。奕诉告诉咸丰，威妥玛听到这个消 息非常高兴，“该公使闻之，甚为欣悦，以为向来广东不办，推之上海，上海 不办，不得已而来京。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务地方，则数十年求之不得，天朝 既不漠视，外国断不敢另有枝节等语”"。
“通商”二字虽去，咸丰防范总理衙门权力过大的戒心仍在。于是，当奕 诉奏请"事宜机密者，即令各该大臣、将军、督抚、府尹一面具奏，一面径咨 总理衙门"，希望遇上重大机密事件时，流程上一面奏报皇帝，一面提交到总 理衙门寻求咨询。咸丰的批复却是"各省机密事件，应照例奏而不咨，如事关 总理衙门者，即由军机处随时录送知照，亦甚便捷，着毋庸由各口先行咨报总 理衙门，以归划一”。咸丰驳回了奕诉的建议，命各省继续按惯例只向皇帝奏 报机密事件，不必送总理衙门寻求咨询，只在需要总理衙门参与时，再由军机 处抄录知会。2
原本，英法联军初来时，奕］斤与其兄咸丰皇帝一样，也是主战派阵营里的 一员。可惜现实无情，清军一触即溃且开门纳敌，联军几乎未损一兵一卒就进 了北京城，留给奕诉的只有城下之盟。签《北京条约》时，奕诉的内心非常忐 忑，担忧"目前之所失既多，日后之贻害无已”"。但联军"以万余众入城，而 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 %竟能依照条约主动退出京城，又让他颇有一些意 外。在给咸丰的汇报奏折里，他说这些洋人"渐觉驯顺""“志在通商” \并 无夺取清帝国政权的野心，“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九“驯顺、驯服”这 些字眼，自然是在迎合咸丰的立场。不再坚持消灭洋人，则显示奕诉对条约外 交多少已有了一些正面看法，这也是他主张设立新机构来处理洋务的一个重要 原因。
咸丰的批复目的明确。他不让总理衙门与地方督抚直接对接，不赋予总理 衙门在重大政务上以决策权，只允许它成为一个建议者和执行者，是因为他不 能容忍皇权被总理衙门瓜分。
洋人们也可以不再执着于觐见咸丰，但他们已经认识到'•'夷"字带有侮辱 性含义，已不再愿意与"抚夷局”之类的机构交涉。负责办理善后事宜的奕诉 等人，只好上奏请求另设新机构来处理这些事。总理衙门遂应运而生。
皇权对总理衙门的庆制没能维持太久。1861年8月，咸丰皇帝病死在热河， 成功践行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他生前留下的人事布 局—-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名顾命大臣，很快被恭亲王奕诉联手慈安、慈禧 两宫太后，以秘密政变的形式突袭逮捕。肃顺被直接处决，载垣、端华被勒令 自尽，余者或被革职或被充军。
皇帝可以躲在热河，但外交仍需有人去办。
前任皇帝及其八人核心班底被连根拔起，奕祈与慈安、慈禧两太后成了最 高决策层的核心人物。人事的巨大更迭，让清帝国的内政与外交都有了改弦更 张的空间。奕诉主持下的总理衙门，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晚清改革的中枢。
奕诉艰难创设总理衙门
不过，这只是若干年后回顾往事时，才会赋予总理衙门的一种历史意义。 对那些活跃于1861年的当事人而言，总理衙门的成立不过是一次迫不得已的屈 辱性让步。那时节，从庙堂到民间，鲜少有人胆敢明言要向洋人学习，“以 夏制夷"才是最主流的声音--冯桂芬的故事，有助于我们具象地体察到这 一点。
1860年12月，恭亲王奕诉终于自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要求入宫觐 见皇帝的保证。但咸丰对保证心存疑虑，坚持留在承德避暑山庄，不肯回京。 新条约已经生效，核心利益已经到手，英、法两国也无意激化与咸丰皇帝的冲 突。1861年1月9日，英国政府训令其驻华公使，让他不必再向清廷提出面见皇 帝亲呈国书的要求，只需清廷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随后，其他国家 也采取了相似的处理方式。
冯桂芬深埋改革主张
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二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 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0
1861年，坐镇安庆的曾国藩，收到了一部自上海寄来的书稿。
英法联军走了之后，咸丰皇帝仍不愿返回北京。他担心洋人只是暂时退 去，洋使节欲以鞠躬之礼谒见自己并亲递国书的念头并没有打消。在诏书里， 皇帝勒令一线负责谈判的大臣想办法彻底断绝这种可能性。皇帝威胁说，如果 銮驾回京后洋人又跑来要求觐见，那就别怪他追究谈判大臣们的责任：
寄书者正是冯桂芬。他是江苏吴县人，生于1809年，1840年科考一甲二名 进士，也就是俗称的“榜眼” o授职翰林院编修，后返乡办理团练。冯比曾大 两岁，早年做京官时，二人似已相识。
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 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9
随书稿一同寄来的还有一封信。冯桂芬在信中说，他感谢曾国藩欲招揽自 己进入幕府的美意，但自己身体衰弱，“疡生于项”，缠绵病榻无法启程。等 病好之后，定会乘坐“飞轮"前去拜谒。此次寄信，冯桂芬奉上一部《校邠庐 抗议》初稿。他说这是自己养病期间整理幸存旧作编辑而成，如果曾国藩读了 之后“不以为巨谬"，觉得这书多少有些价值，“敢乞赐之弁言"，希望曾能 为这本书写篇序言。如此，自己也算是“托青云而显"，会感到非常荣幸。2。
了北京城。眼见连京城陷落也撼动不了咸丰皇帝对跪拜礼仪的坚持，英、法两 国也暂时让步，不再执意让公使入觐"亲递国书”。但咸丰皇帝仍然伤心欲 绝，因为洋人终究还是用鞠躬礼面见了皇弟恭亲王奕访。他在诏书里将此事定 性为清帝国的重大耻辱：
曾国藩读了书稿后，在日记中写道：该书可算“名儒之论”，但“多难见 之施行"。2］他赞同书中的许多主张，但又觉得大多数主张在现实中不具备可行 性。所以，曾国藩没给冯桂芬回信，也没给他的书稿写序。
英法联军无意推翻清廷。他们自从新条约里收获不菲利益后不久，便退出
直到1864年，湘军攻入天京（南京），曾国藩才终于致信冯桂芬说：辛酉 年（1861）收到你寄来的书稿和信件。我读了书稿，感觉非常好，里面的内容 "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可以说是一本忧虑时局、究极世变的好 书。但"顾如国藩之陋，奚足弁言简端” ？ --我曾国藩学识浅陋，实在是不 配为这本书作序。好几次提笔想要写序，最后都放下没能写成，一直拖到今天 也没给你回复。我对这本书的心态，也从一开始的"矜慎"变成了 "内疚"。 曾国藩还说：自从书稿寄存在自己这里，“传抄日广，京师及长沙均有友人写 去副本"，自己虽不能为冯桂芬的大作写序，但天下之大，必有贤哲可以体察 到冯的良苦用心，"尊论必为世所取法”，书中的思想与意见，定会得到世人 的认同。22稍后，冯桂芬应邀前往南京与曾国藩相见。二人相谈甚欢，曾国藩将 书稿还给冯，且断言日后东南之事“不出君一书”，东南沿海的那些新问题必 可在冯的著作中寻到解决办法。 ’
在没有电报的时代，从请旨到批复，靠驿马传递一来一回需时很长。曾国 藩的盘算是用时间来消磨掉进退两难的境地，静待局势发生变化。事情的发展 也果然如此。袁甲三部从安徽凤阳一带出发北上，花了两个多月抵达勤王前线 时，恭亲王奕祈早已奉新的谕旨，正在以外交手段收拾残局。
即便激赏到这般程度，曾国藩还是没有给冯桂芬的书稿写序。所谓学识浅 陋不配写序当然只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是曾国藩担忧书中的内容会给自己引来
曾国藩接旨后，陷入两难境地。他的军队正与太平军在安庆进行关键一 战，僵持不下，派兵北上缓不济急，不过是在做无用功，且有可能毁了安庆的 战局；不派兵北上，又会招来皇帝的猜忌。曾国藩最后听取了李鸿章的"按兵 请旨”之策，一面按兵不动，仅命鲍超赴京交由胜保指挥；一面上奏说“自徽 州至京五千余里，部队速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洋人距离都城不过数十 里，仅靠鲍超率两三千军队北上很可能远水救不了近火，而如果进入长达数月 的相持状态，那仅靠鲍超的数千人也不足以勤王，所以请旨由自己或湖北巡抚 胡林翼率大军北上。8
麻烦。
出逃的第三天，咸丰下诏，命曾国藩、袁甲三、庆廉、苗沛霖等人率部北 上勤王。皇帝在谕旨里说：八旗出身的将领胜保出了个主意，称夷人“以火器 见长，若我军能奋身扑进,兵刃相接，贼之枪炮，近无所施，必能大捷”，但 蒙古与八旗兵丁已没有"奋身击刺”的能力，只有川、楚两地的兵勇可以"俯 身猱进"与夷人近身肉搏。所以他下旨让曾国藩与袁甲三"各选川、楚精勇 二三千名"，分别由鲍超、张得胜率领北上；让庆廉从彝勇、川勇、楚勇里 “挑选得力者数千名"，由黄德魁、赵喜义率领北上；让苗沛霖从安徽的苗练 中挑选“数千名"，派妥当之人率领北上。7皇帝惶惶不可终日，亟盼众军速来 勤王。故此不但在谕旨里写明了各支勤王军队的数量，也指定了各支勤王军队 的指挥官。
冯桂芬是林则徐的门生。受林影响，冯在治学上重视"经世"，很关注现 实问题。《校邠庐抗议》成稿于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城、咸丰皇帝仓皇逃亡热河 之际。冯当时正因太平军攻陷苏州而避难于上海租界。感时伤世，书的主旨不 止于愤慨"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试图为摆脱这种困境提供改革 路径。
在指示的末尾，咸丰还说，“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 战”。但决战并不存在。谈判失败后，咸丰皇帝匆忙逃往热河。英法联军攻入 京城，烧毁了圆明园。
那时节，思想圈流行的前沿理念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引 入洋人的坚船利炮及其制作方法（《海国图志》成书比《校邠庐抗议》早了五 年）。但冯桂芬见到了器械和技术之外，更深层次的制度方面的东西。据冯总 结，清廷有四件大事因制度落后而不如夷人：
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米（美）、俄两国之例，将 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6
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3
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
人才选拔不如人，是科举制度有问题；经济发展不如人，是政策路线有问题； 君民关系不如人，是清帝国的权力架构有问题（冯主张扩张乡绅的政治权利， 这显然与清廷自康雍乾时代以来长期坚持的打压乡绅政策背道而驰）；名实相 符不如人，是清帝国的风俗文化与道德水准有问题。
咸丰皇帝也正是这样做的。1860年，英法联军因换约纠纷自天津攻人通 州，再次兵临城下。联军提出八项议和条件，咸丰表态可以全部应允，"万难 允许”的只有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他责令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 垣坚决抵制该条： ' •、
这种比魏源走得更远的见识，让冯桂芬颇为不安。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 《校邠庐抗议》稿本。该稿本先由他人缮录，冯再在稿本上做删改和批注。由 这些删改与批注，可以见到冯桂芬那深深的不安。比如，稿本里原有一段称赞 “夷狄”的文字："及见诸夷书，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由百姓 各以所推姓名投垣中，视所推最多者立之，其余小统领皆然。国以富强，其势 骏装凌俄英法之上，谁谓夷狄无人哉！ "冯桂芬将这些文字全部删掉了，还在 上面添加批注说"末句似不足为典"。"传贤不传子”里的“贤"与“子”， 也被涂抹得几乎辨认不出来。陈旭麓如此评价冯的这种行为：
至此，可用的对策只剩回避--夷人不肯跪拜，大清也没有力量强迫他们 跪拜，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大清皇帝与夷人国家的使节直接会面。
就已删去的这段话来看，可见冯桂芬读过一些译书，也知道一些西方的事 物，但……他不能也不敢进一步去探索一些新事物……所谓"不足为典"，正 是他……采取回避态度的遁词；但也可说明当时的人们，要前进一步是那么崎
但清军已然战败，咸丰皇帝的指示无法得到贯彻。中英《天津条约》第三 款里，白纸黑字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觐见大 清皇帝时，必须使用英国使节谒见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鉴于条约具有 "最惠国待遇"性质，这实际上意味着所有西方国家均将依约以鞠躬礼仪觐见 清朝皇帝。
岖艰难。24
咸丰皇帝即位的第二年，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即位的第六年，“英 夷”与"法夷”又卷土重来。在这内忧外患之中，八旗军队一触即溃，充分展 示出无能与腐朽。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江南半壁摇摇欲坠，逼得咸丰皇帝 不得不重用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与左宗棠等一众汉族官员去组织团练武 装。1858年，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又逼得咸丰皇帝不得不接受《天津条约》。 他维持天朝荣光的最后手段，只剩下觐见礼仪。为保住这最后的"体面”，他 向前方负责谈判的官员下达指示，要求条约中必须规定西方使节来华后，“一 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 L他绝不接受西方使节在觐见时 以鞠躬礼代替跪拜礼，那是清帝国最紧要的颜面，是清廷“天下共主”这一身 份最关键的标志。
冯的这种不安，也曾被李鸿章窥见（冯后来长期在李鸿章幕府做事，为李 主持上海广方言馆）。1861年，李致信曾国藩，提到"沪中深识外情而又不过 软媚者难得其选，容留心访察……冯敬亭（景亭）亦知洋情而胆不足” 25-~~所 谓"知洋情而胆不足"，即是指冯桂芬对时代的认知已超越了绝大多数人，但 他不敢将这种认知做广泛的公开传播。
遗憾的是，咸丰皇帝并无切实的力量来支撑自己的强硬路线。
冯在1861年将自己的书稿寄给曾国藩，央求曾为其写序，其实也与“胆不 足”有关。他知道自己的书稿大概率会引来知识界铺天盖地的批评，所以希望 借曾国藩这棵大树荫庇一下。曾国藩对此也了然于胸，所以才在日记里说冯桂 芬的主张虽好，却"多难见之施行”。冯走得比时代快，时代还远没有开化到 可以接受冯的改革意见的程度。
取而代之的政坛红人，是那些敢于对外讲硬话、挥拳头的主战派人物。如 1841在台湾与英国人发生武力冲突，本已因病回籍的姚莹，被咸丰皇帝重新起 用升任广西按察使3 ； 1849年在广州拒绝英国人的入城要求，组织团练试图与英 国人以武力相抗的广东巡抚叶名琛，也得到咸丰皇帝的赏识重用，擢升为两广 总督，授体仁阁大学士工
为了消除不安，冯桂芬除了向曾国藩央求序言、删去书稿中的某些文字 外，还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用传统政治理念来包装整部《校邠庐抗议》。用 冯自己的话说，便是要在"不畔（叛）于三代圣人之法"的前提下，“参以杂 家” "孱以夷说” 26,来为清帝国寻找一条合适的自强之路。最终，他将自己的 改革理念，包装成了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27,具体 来说，便是采西学、制洋器与改科举。
为了复兴中央王朝"以夏制夷”的昔日荣光，咸丰皇帝甫一上台便对外改 走强硬路线。于是，那些在道光时代因主张议和而受重用的官僚，在咸丰初年 纷纷下台。如浙江宁绍台道咸龄，被开缺的罪名是“惟夷首之言是听”；闽浙 总督刘韵珂与福建巡抚徐继畲，被免职的罪名是“委曲以顺夷情”；朝中重臣 穆彰阿与耆英被革（降）职时，咸丰皇帝亲笔撰写他们的罪状，说他们"抑民 奉夷"，打压民意迎合洋人。2
即便如此，冯桂芬仍是惴惴不安。最终，他选择了将自己这部著作埋藏起 来，不在生前出版。他的好友，曾担任过苏州知府的吴云后来说，“同人咸促 馒版，先生卒秘匿不出” 28。朋友们都劝冯桂芬将《校邠庐抗议》正式出版，但 直到1874年冯桂芬去世，他都没有接受这项建议。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校 邠庐抗议》这样一部优秀的改革著作，只有抄本在民间流传，影响甚小。
奕仁19岁继承皇位，本年刚好30岁，正值年富力强。自登基以来，除镇压 太平天国外，咸丰皇帝还有一件念念不忘的事情，那就是为父亲道光皇帝雪 耻一一道光时代的"英夷得志"，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 局，在咸丰皇帝看来是不可接受的耻辱。
冯桂芬去世两年后，1876年，他的后人终于决定出版《显志堂稿》。但也 只敢收录《校邠庐抗议》中较为“温和"的不足半数的内容。1883年，冯桂芬 去世九年后，《校邠庐抗议》才第一次有了正式刻本。1885年前后，完整本 （经冯生前删改过）才正式面世。1889年，该书经由帝师翁同就之手，呈递到 光绪皇帝的书桌上2\翁同解向光绪推荐此书，正是看中了冯桂芬以中国传统政 治理念来包装改革主张的立场，他很欣赏该书“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
此时执掌清帝国最高权柄的，是咸丰皇帝奕芒。
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内容形态。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于1861年1月，一般简称为"总理衙门”。在它之 前，负责办理洋务的中央机关叫作“抚夷局”，是一个临时性机构。从“抚 夷”到“总理各国事务”，机构名称的转变，透露出"中央王朝"的外交心态 发生了微妙变化。
冯桂芬将自己对时代的深刻认知藏了起来，他确实是一个“胆不足"之 人。但大时代如此，不容冯不怯懦—•事实上，即便到了 1898年戊戌变法期 间，大环境的改善程度也仍有限。光绪皇帝曾命人将《校邠庐抗议》印刷两千 本，发给朝中官员阅读，限众人在十日内就书中内容回复意见，具体谈谈哪些 可行，哪些不可行，理由是什么。于是，针对冯桂芬书中改革人事取用制度的 主张，礼部左侍郎徐承煜（徐桐之子）义正词严地写下了四个字的评语：“实 属荒谬！""
咸丰皇帝至死不回京
《校邠庐抗议》写成于1861年，与总理衙门的诞生同年。可惜的是，这部 优秀的改革著作，自始至终都没有能够与主持晚清改革的总理衙门形成共鸣。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该书的作者冯桂芬，与该书最早、最有权势的读者之 一曾国藩，均选择了将之尘封。这种"怯懦"行为的背后，潜藏着他们对时代 环境的深切认知。
清帝国的命运，同样处在关键的转折点上。上一年“庚申之变” \京城陷 落，皇帝北逃，是清廷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耻辱。为了应对占据北京城的英法 联军，清廷在1861年被迫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与世界各国对接的专门 机构。同年，北逃的咸丰皇帝在忧惧不安之中，死于承德避暑山庄。
1861年，俄国废除了农奴制，美国正深陷南北内战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