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酷暑，王爷亦宜节劳"等语，所以领袖亦浩然长叹。25
皖事出（指徐锡麟刺杀恩铭）后，慈圣痛哭，从此心灰意懒，得乐且乐。 近闻日俄联盟为最紧要之问题，领袖（指奕勘）两次请单召，均未允，辞云：
慈禧的这种"痛哭"，岑春腐也曾见识过。1907年，岑先后四次入宫觐见 慈禧，“入对凡四次，太后语及时局日非，不觉泪下"。岑于召见时提醒慈禧 “人心离散之日"不远，引起慈禧的怒意，要岑提出证据。于是，君臣间便有 了这样一段对话：
在程德全、端方、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这里，革命不是改良的对立物。相 反，革命成了改良的重要的推力。但此时的慈禧太后年过七旬；已来到人生的 末路。她本就对改革之路该怎样走缺乏明晰的认知，也早已不复有改革的动力 和决心。据陶湘当日写给盛宣怀的一封私人书信：
太后初闻此言，颇有怒容，云："何至人心离散，汝有何证据，可详细 奏明。"
张之洞：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派人出洋，臣决其 毫无效验，即如前年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言语不通，匆匆一 过，能考察其内容？臣实不敢信。此次三侍郎出洋，不过将来抄许多宪法书回 来塞责，徒靡多金，有何用处？现在日日言预备，遥遥无期，臣恐革命党为患 尚小。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 宪，以定政策。臣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24
余对日："天下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如此间有两御案，一好一坏， 太后要好的，还是要坏的？ "
慈禧：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 察，刻下正在预备，必要实行。
太后言："当然要好的「"
张之洞：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 总宜破格录用。至于孙文在海外，并无魄力，平日虚张声势，全是臣工自相惊 扰，务请明降恩旨，大赦党人，不准任意株连，以后地方闹事，须认明民变与 匪乱，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
余对日："此即是人之心理。臣请问今日中国政治，是好是坏？ "
慈禧：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
太后言：“因不好才改良。"
张之洞：自古以来，大臣不和，最为大害，近日互相攻击，多是自私自 利。臣此次到京，愿极力调和，总使内外臣工，消除意见。
余日：“改良是真的还是假的?"
慈禧：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法了。今日你轧我，明天我 轧你，今天你出一个主意，明天他又是一个主意，把我闹昏了。叫你来问一 问，我好打定主意。
太后又现怒容曰："改良还有假的？此是何说？"
事发后约20天，袁世凯便上奏清廷，建议简派大臣，分赴日本、德国、英 国，专门调查研究宪法。湖广总督张之洞受诏入京觐见慈禧太后（稍后与袁世 凯同入军机）时，也以徐锡麟刺杀恩铭一事为助力，劝谏慈禧加速改革的步 伐。君臣间的对话如下：
余对日："太后固然真心改良政治……请问太后记得在岔道行宫时，蒙垂 询此仇如何能报。臣当时曾奏云：'报仇必须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学校。' 旋蒙简授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足见太后求才之切。惟此刻距回銮已将七载， 学校课本尚未审定齐全，其他更不必问。又前奉上谕，命各省均办警察、练新 军，诏旨一下，疆臣无不争先举办。但创行新政，先须筹款，今日加税，明日 加厘，小民苦于搜括，怨声载道，倘果真刷新政治，得财用于公家，百姓出 钱，尚可原谅一二。现在不惟不能刷新，反较从前更加腐败。从前卖官鬻缺， 尚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丑声四播，政以贿成， 此臣所以说改良是假的。且太后亦知出洋学生有若干否？" .-
党”，只有加快改革才能使"乱党煽惑愚氓之力"消失。23
太后言：“我听说到东洋学生，已有七八千，西洋尚未详悉，想必也有
有人借刺杀事件掀起反对改革的逆流，也有一小部分高层官员试图借刺杀 事件让改革加速。地方督抚中，暂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将吴槌谋炸出洋五大臣 与徐锡麟枪杀恩铭两事并举，劝清廷不必因刺杀事件"悔行新政"，反而应该 迅速“行宪政，融满汉，以安天下之心” 22。两江总督端方也上奏提醒清廷，反 清革命日趋高涨，须赶紧“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
几千。"
所谓"重臣出使，炸弹窃发”，指的是吴棚暗杀出洋五大臣。所谓"疆臣 阅操，火枪致命”，指的便是徐锡麟刺杀恩铭。吴、徐二人均曾出洋，徐还参 与创办近代学堂。所以，奏折认为，这些暗杀事件，全是兴办学堂这项新政 的后果。他们大声疾呼，要求清廷终止改革，重回"忠孝治国”的传统统治模 式，只有在这种模式下，士子们才会再次凝聚在清廷的周围。奏折尤其不满冯 煦对徐锡麟案的宽大处理，责备冯这样做是"畏其持刺"，是怕惹祸上身被革 命党人报复。奏折很担忧这种宽大处理，会鼓励革命党人进行更疯狂的刺杀行 动，最后的结果是“天下之学者而相率为盗贼"。
余对日："以臣所闻，亦是如此。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因士心所尚，民 皆从之也。此去不过数年，伊等皆毕业回国。回国后，眼见政治腐败如此，彼 辈必声言改革，一倡百和，处处与政府为难。斯即人心离散之时。到此地步， 臣愚实不敢言矣。" 26
以职员所闻，出洋诸生渐染异俗，性情顿变，固有改装自髡，自弃其家而 不一顾者矣，又有结党背公，潜谋不轨以幸一逞者矣。至于重臣出使，炸弹窃 发，疆臣阅操，火枪致命，所称身为戎首者，不出学堂之外，则皆新政之明效 大验也。21
君臣二人谈至此处，岑春炬“不觉失声痛哭，太后亦哭”。但哭完之后， 并无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慈禧忠心耿耿的岑，也只能如此这般评价慈禧：
审判官对被审判者的敬重与同情，意味着清廷笼络士绅的传统手段已然失 效。这种失效，不仅发生在新式知识分子身上，也发生在冯煦这样读圣贤书出 身的旧式知识分子身上。朝廷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于是就有了一股反对改革 的逆流。恩铭被刺杀后，官员褚子临等人痛心疾首上奏清廷，称当前的改革有 "八大错十可虑"。其中一大错便是不该派遣学生出洋：
（太后）亦实有倦勤之意，由是锐气尽销，专以敷衍为事，甚且仅求目前 之安，期于及身无变而已，不遑虑远图矣q此为清室存亡第一关键。27
"来日大难"云云，显示冯煦对清帝国的未来非常悲观；"英灵不昧” 一 句，更显示他虽因立场不同成了审判徐锡麟之人，但内心深处却对徐的所作所 为另有一番认同。站在徐锡麟的墓前，想到清廷之必亡与革命之必胜，想到 徐此刻是逆贼，未来却是功勋烈士，想到自己今天是审判官，日后却难免被清 算，冯煦心头茫然，百感交集。
清廷中枢听不懂的大论战
英灵不昧，鉴兹蹇蹇匪躬愚。2。
清廷官员深感“唯暗杀实可怕"，慈禧太后亦"心灰意懒”之时，恰是 改良派与革命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高峰之际——1905—1907年，梁启超等人依托 《新民丛报》，与革命党人主持的《民报》之间，围绕着中国该如何实现转型 有过一场颇有深度的论战。
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端集； ：
1902年2月，《新民丛报》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1905年之前，梁的 政治立场偏向革命（ 1897年，梁参与“湖南腹地自立”，持的是“保中国不保 大清”的立场），《新民丛报》刊登的内容也与革命党人的主张相近。1905年 后，梁启超的思想大变，转向改良，《新民丛报》的内容也随之改变。
遗憾的是，时代改变，人心也已变，清廷的这种残暴，连主持审判徐锡麟 的冯煦都难以认同。尽管两江总督端方力主严办，欲兴大狱逮捕一切与徐锡麟 有关之人，冯煦仍顶住压力"意主宽大，不欲多所株连”，还想办法保住了徐 锡麟的父亲，理由是徐父给儿子的书信里“有忠君爱国之语"' 徐锡麟被处决 后，冯煦撰写了一副对联，题于安庆大观亭里。对联内容是：
按梁启超自己的说法，他的思想发生转变，与游历新大陆有很直接的关 系。新大陆之行，让他对国民素质产生了严重怀疑。他观察到，旧金山华人的 文明程度，远比国内华人高得多，且身处美国的共和政体下，结果“犹不能达 文明之境"，终日堕落于宗法压迫和堂口血斗，可谓"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 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由此，梁启超得出一种结论：华人目前“只能受专制 不能享自由"，共和政体万不可实施于今天的中国，因为"共和国民应有之资 格，我同胞虽一不具”，长期的专制统治，让中国人“既乏自治之习惯，复不
负责处理此案的安徽藩司冯煦受命参照当年"刺马案”（张汶祥刺杀两江 总督马新贻）的先例，对徐剖心挖脏一一先由刽子手持铁锤将徐的睾丸砸烂， 再剖腹取出心脏祭祀恩铭，然后由恩铭的亲兵将心脏“炒食下酒”九
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如欲强制推行共和，结果将不 堪设想，"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不得自由而得专制”。这种基于国民素质 论的悲观，让梁启超对由革命走向共和，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恐惧之后，为了杀鸡儆猴，清廷选择以酷刑虐杀徐锡麟。
于是，1905—1907年，梁启超等改良派与孙中山、胡汉民、汪兆铭、朱执 信等革命党人展开了长达三年的车轮论战。双方论战文字，合计逾百万言。中 国转型时代所面临的所有重大政治命题，皆被纳入论战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 政治素养，在此次论战中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可谓极具启蒙作用。徐佛苏当日 如此评价这场论战：
人心离散，太后仅求目前之安
乃不意当国亡种灭千钧一发之危机，而有贵报（《新民丛报》）与某报 （《民报》）之政论，放一奇光异彩……诚足以开我国千年来政治学案之新纪 元……呜呼，使我国于五六十年前而有此等学说耶，则世界牛耳之先取特权果 谁属？否则于二三十年前而有此等学说耶，则东亚霸权果谁属？乃此等学说， 竟至今日而始昌明，真中国就途之不幸也；然今日而能昌明此学说，则犹前途 不幸中之幸也。勿
这种种如临大敌的举措，显示徐锡麟供词里的"再杀铁良、端方、良 弼”，对清廷中枢与地方督抚产生了强烈的震慑效果。17
扼要说来，此次论战的焦点集中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上。1905年， 孙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 义”，希望以之作为革命党的政治纲领。梁启超不反对这三项主义，但对如何 实现这三项主义，却有不同看法。
京城的情况也是风声鹤唳。陶成章在《浙案纪略》里说，"徐锡麟事起， 铁良、端方惧。铁良遣安徽人程家桎来东京求和于党人，愿出万金以买其 命” 15。陶是革命党人，他说铁良花钱买命，未免有刻意丑化的嫌疑。但当时 的京城确实“惶惧异常，有草木皆兵之相"。朗润园（官制编制馆所在地， 奕勘、铁良与袁世凯等均在此办公）里“添派卫兵及巡警队兵，驻扎防护"； 袁世凯下令“此后非实缺人员，不得在车站迎送显宦”；铁良在自己所住的三 条胡同加派巡警，且“由保定特调京旗练军数十名，来京前后扈从，以防不 测”；慈禧也“深恐各省引见人员良莠不齐”，"决意暂停引见"，让军机处 将各衙门引见之人全部带去内阁，不要再带到自己跟前。I6
首先，梁不认同以"排满革命”来实现"民族主义”。
铁良的电报中忧心忡忡地说“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不如放开手段， 力图改良，以期有益于天下”m。
晚清最后几年里，革命党人头脑中的"民族主义”往往与"排满革命”同 义，徐锡麟刺杀恩铭后的绝命词里，便有"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 为我汉人复仇”这样的句子。早年的梁启超也曾发表过许多犀利的“排满" 言论（执教湖南时务学堂时，梁便大力宣传排满革命）。但1905年之后的梁启 超，虽仍然会在读到《扬州十日t己》与《嘉定屠城纪略》时“未尝不热血溢 涌”非，却已不再主张排满。理由是：一、梁认为现政府已不是"满人政府"， 袁世凯坐镇天津，张之洞坐镇武汉，两江两湖两广这些重镇，主持政务者皆已 非满人。二、梁不认同"排满"背后隐含的“复仇主义”，不认同以仇恨来作
在安徽，虽然恩铭临终前留下遗折，称刺杀事件"皆徐锡麟会办一人所 为，与全堂学生毫无干涉"（旨在安抚巡警学堂内的学生，防止他们跟随革命 党人起事）\但安庆地方当局仍然十分紧张，不但对恩铭之死秘不发丧，且城 门紧闭，下令"凡似学生穿白洋纱衣裤者，皆须擒拿” 1二 两江总督端方也在给
为革命的原始推力。这两项理由，第一项多少有些牵强，慈禧1901年启动清末 新政，其核心目的之一便是以满人为本位重建权力结构。第二项理由是一个很 重要的问题，涉及革命的目的与手段间的关系。以"复仇主义”来推动革命， 最终革命者与被革命者变成了同一模样，这样的事情历史上并不鲜见。张君助 后来所谓的“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便是指此 而言。
恩铭之死，第一次让朝廷生出了一种革命党人无处不有、无时不在、防 不胜防的危机感。清廷官场开始流行一种说法，"革命军不足畏，唯暗杀实 可怕” "。
其次，梁启超主张用"开明专制”的手段来实现"民权主义"。
更让清廷惊骇的，是徐锡麟临刑前夕交代的暗杀名单。名单里不但有恩 铭，还有端方、铁良与良弼。这些人无一例外属于清廷内部的开明派，也无一 例外是清廷此时极为倚重的骨干。这不能不让人回想起两年前吴柩投向出洋五 大臣的那枚炸弹—~梁启超等人主持的上海《时报》深知此事始末，曾刊发评 论披露真相："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预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 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之所以等来的不是 祝行而是炸弹，是因为革命党人“恐政府力行新政，实行变法立宪，则彼革命 伎俩渐渐暗消，所以行此狂悖之举，以为阻止之计”\ 吴概与徐锡麟们如此这 般选择暗杀对象，显示他们对清廷已然彻底失望。
"民权”是贯穿整个晚清五十年改革的政治命题。革命党人提倡民权， 梁启超也提倡民权。分歧在于如何实现民权。革命党的意见，是推翻清廷之 后建立共和政府，以"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步骤来完成"民权主义"； 梁启超的意见，是维持君主政体，在此基础上实行"开明专制”，逐步达成 "民权"。
与这些未成功的暗杀行动相比，徐锡麟刺杀恩铭带来的冲击要大得多。许 多清廷高官第一次意识到，革命党人其实已深入清廷官场内部。刺客与刺杀对 象可能是日日相见的同僚。
孙中山设想的民权实现路径，最早由汪精卫笔述刊登在《民报》之上。文 章说：
在徐锡麟扣动扳机之前，革命党人已先后策划了万福华刺杀安徽巡抚王之 春（ 1904年，未成功）、王汉刺杀户部尚书铁良（ 1905年，未成功）、吴概刺 杀出洋五大臣（ 1905年，未成功）等暗杀事件。这些事件皆给清廷的高官们造 成了不小的冲击。如张之洞听闻铁良与王之春遇刺后，便经常变动自己的行动 计划，使人感到飘忽不定难以捉摸，"每逢出行，不定时刻。朔日行香，候至 晚间；初二日劝农，候至辰刻仍未动，于午后忽传命驾送留守赴杭，并带同江 夏县至汉阳门外观音阁巡视一周而返，扈从者皆持械负枪，如临大敌" Q出 洋五大臣遭遇吴棚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后，慈禧也曾"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 泪下” ~
先生之言日：革命以民权为目的……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 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使其抑兵权欤？则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 民权欤？则正军政府所优为者。宰制一切，无所掣肘，于军事甚便；而民权为 所掩抑，不可复伸。天下大定，欲军政府解兵权以让民权，不可能之事也…… 察君权民权之转摄，其枢机所在，为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盖其 时用兵贵有专权，而民权诸事草创，资格未粹。使不相侵，而务相维；兵权涨 一度，则民权亦涨一度；逮乎事定，解兵权以授民权，天下晏如矣。*
国统治集团，前途一片光明之人，为何还会抛弃性命成为革命党人？
孙很清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革命需要军队，需要集权；但革命的目的又 是伸张民权；如何保证革命者革命成功，拥有了巨大权力之后，还能将权力顺 利还给民众？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不 要等到革命成功之日再来解决这个问题。 ••
刺杀案发生的当天中午，两江总督端方便已接到消息。他随即给袁世凯 发了电报，内中说，"今午忽接安庆电，有巡警会办徐锡麟枪伤新帅，事奇 极”工"事奇极”三字显示端方也很难困惑--徐锡麟这种已经成功进入清帝
梁启超不能信任这种解决办法。他质问革命党人：能保证革命军人个个都 有"优美之人格”，个个都能"汲汲于民事乎” ?如果不能，如果有一两位革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恩铭的遗折，其实是在提醒清廷中枢一个严重的问 题：徐锡麟这样的人，出身好（湖南巡抚俞廉三的侄子）、学问好（曾出洋留 学）、前途也好（捐有四品道员，掌管巡警学堂），为什么还会投入革命党的 怀抱，还会不惜牺牲性命来搞暗杀？恩铭想不出甄别革命党人的办法，只能在 遗折提醒皇帝（其实是慈禧太后），在用人时要注意审查对方的身份，如果曾 是出洋的学生，那最好就不要用了。
命军领袖破坏约法践踏民众，军政府将丧失信用，民众虽然能按照约法拒绝纳 税，但军政府掌控了一切权力，只要“屯一小队以督收，其何术不应？"民众 除了被宰割，还能怎么办呢？ 32据此，梁觉得与其主张革命，不如保存清廷，推 动其走向"开明专制"。
奴才今年六十有二矣。奏刀之际，生死尚不可知，特令奴才之子咸麟至前 口授此折。奴才死不足惜，顾念当此世变方多、人心不靖之时，不得竭尽心力 以报国恩，奴才实不瞑目。徐锡麟系曾经出洋分发道员，且以其系前任湖南 抚臣俞廉三之表侄。奴才坦然用之而不疑。任此差甫两月，勤奋异常，而不谓 包藏祸心，身为党首，欲图革命，故意捐官。非惟奴才所不防，抑亦人人所不 料一，足见仕途庞杂，流弊滋多，出洋之学生良莠不等。奴才伏愿我皇上进用之 时，慎选之也。奴才身当其祸，或足以启发圣明。5
值得深思的是，梁针对革命党人的这番质疑，同样适用于他所主张的“开 明专制”。清廷中枢掌控着巨大的权力，如果他们不愿意"开明"，不愿意约 束君权、扩张民权，梁启超其实也没有解决办法。
恩铭伤重濒死之际，留有一道遗折给清廷，除叙述了自己任内兴办的种种 改革举措（兴学、练兵、巡警、实业）外，还有这样一段话：
第三项争论的焦点，是能不能靠"土地国有”来实现“民生主义”。
《纽约时报》当年对这起暗杀事件的报道，有些细节并不准确。比如徐邀 请恩铭前来参加巡警学堂的学生毕业典礼，于典礼上趁机实施刺杀后，恩铭并 没有"当场毙命”，而是在十几个小时后之后才伤重去世。3恩铭之所以未被 当场击毙，或许与徐锡麟的近视程度非常严重有关。冯自由《革命逸史》里 说，徐锡麟原本准备的是炸弹，但炸弹未响，情急之下只好掏出手枪，亲自向 恩铭连发七枪：一中唇,一中左手掌心，一中右腰际，余中左右腿，均非致命 之处。4
"土地国有”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胡汉民曾在《民报》上 刊文，代孙中山解释为何要实行土地国有，文章说：土地与阳光、空气一样， 是生产的基本要素。阳光、空气不曾私有，土地也不应该私有。但种种历史原 因，导致地主制度产生，此一制度下，有土地者成为资本家，无土地者沦为劳 动者，形成了两个阶级。地主不劳而获，劳动者终日辛劳而不得饱食，造成了 社会的巨大不平等。革命之后，若不改革土地制度，则中国将步西方国家之后 尘，不得不面对第二次社会革命。孙中山对自己这一主张寄予极深的期望： “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 富的国。”"
按徐锡麟的构想，刺杀恩铭之后，浙江、安徽两地的会党将同时起事，然 后夺取杭州会聚南京，掌握住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再以此为根据地 北伐，推翻清廷。但计划越详细，暴露的风险往往也越大。各地会党间的联络越紧密，就越容易泄露消息引起当局的警觉。光复会的这次行动也是如此。除 了第一步刺杀恩铭获得成功外，其他计划皆未及展开便遭破坏。
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的反对立场最为坚决。他甚至对革命党人说 出了 “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 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 34这样激烈的言辞。
刺客徐锡麟，其公开身份是安徽巡警学堂堂长、陆军小学监督，秘密身份 是革命党光复会的会首。徐的官职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他能做到"巡警学堂 堂长"这样重要的位置，也有赖于恩铭的赏识和提携。买官在当日是寻常事。 恩铭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徐锡麟买官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打入巡抚衙门 内部，实施暗杀行动。
梁的反对理由有四：一、他认为革命党人对中国的国情理解有误。此时的 中国与欧洲工业革命前后的状况完全不同，富豪之家太少，更没有什么贵族阶 级，不存在严重的贫富悬殊。二、中国当前应该解决的是财富的生产积累，而 非财富的公平分配。中国最严重的病根是贫穷，不是分配不公。三、解决社会 公平问题，用“土地国有"的办法行不通。孙中山认为，土地在未来涨价，是 交通发达与文明进化的缘故。梁启超则认为，应将土地涨价视作经济发达的结 果，所以真正要控制的不是土地，而是资本。此处，梁氏与革命党人均赞成由 国家掌控一切生产事业并负责分配利润，区别是梁认为这种理想须在数百年乃 至一两千年之后才有可能。四、革命党的设计是将土地收归国有，再贷给民
被刺杀的安徽巡抚恩铭，是庆亲王奕勘的女婿。因缺乏资料，今人不太清 楚恩铭关于改革的主张和立场。但从他能罗致聘用严复这样的人才来担任安徽 高等学堂监督来看，他的政治立场绝非顽固，应当是一位体制内的开明派。2
众，通过收取地租来维持国用。梁认为这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内中涉及许多矛 盾，如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土地直接使用者与间接使用者的税收分摊、市 民与农民的土地税负区别……某一项矛盾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动乱。"
革命军不足畏，唯暗杀实可怕
1907年11月，《新民丛报》停办，改良派与革命党人之间的这场论战也随 之落幕。梁启超未能在论战中取胜--按李剑农的理解，梁之所以失去读者， 是因为青年更喜欢激进，《新民丛报》先主张革命后转向改良，这种立场变化 很难被青年谅解；此外，梁启超着眼于未来，革命党人聚焦的却是清廷当下的 种种恶行，也是青年新无法认同梁的"开明专制”之说的重要原因。不过，这 场论战对革命党人的思想也起到了纠偏作用，"排满革命“后来进化为"五族 共和”，民权主义后来落在了县政自治上，土地国有的构想在辛亥革命后始终 未被付诸实施，这些修正均与这场论战有关。
较之1905年吴槌等人刺杀出洋五大臣未遂，安徽巡抚恩铭的被刺杀给清帝 国造成的震动要大得多。不只是因为这一次刺杀成功了，更是因为这一次的刺 客藏身在体制内。
这是属于新时代的论战，是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清廷中枢听不懂的论战。
1907年7月9日，《纽约时报》刊发新闻《安徽巡抚遭革命党刺杀身亡》， 内中说：“清国安徽巡抚昨日（指7月6日）在安庆被人刺杀，刺客竟是该省警 察局副局长。当时，这位高级警官正执行公务，负责护送数位政府要员参加省 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当巡抚正要进入学堂大门时，这名警官拔出手枪向他连 开数枪，三颗子弹击中，巡抚当场毙命。刺客被立即抓获，并就地处决。斩首 前，他承认自己属于极端革命组织的成员。”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