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裁可法律、公布法律、执行法律由君主。
在给慈禧的密折中，载泽列举了十七项立宪后的君主大权。分别是:
一日，召集议会、开会、闭会、停会及解散议会由君主。
伊藤博文：君主虽有以上种种之大权，而行政机关皆在政府。即有舆论不 服之事，亦惟请责政府，或总理大臣退位，不得归，责于君主。8
一日，以紧急敕令代法律由君主。
载泽：立宪后之行政，有不洽众望者，君主仍负责任否？
一日，发布命令由君主。
伊藤博文：此自由乃法律所定，出自政府之畀与，非人民所可随意自 由也。
一日，任官免官由君主。
（……少间，复问君主立宪国所予民言论自由诸权，与民主国有何 区别？）
一日，统帅海陆军由君主。
君主，故于此详言之。
一日，编制海陆军常备兵额由君主。
伊藤又言：宪法中载君主之大权凡十七条。贵国如行立宪制度，大权必归
一日，宣战、讲和、缔约由君主。
伊藤博文：宪法十五条为荣典授与权。民主国以平等为主义，大统领退职 后，与齐民无异。君主国必有数阶级，表异于齐民。故爵位、勋章及封典之授 与权，必操于君主。宪法十六条为特赦权，凡已宣告刑罚之人，君主有特赦之 权。刑罚宣布，归于裁判，君主未尝干涉。而大赦特赦等权则仍归君主。
一日，宣告戒严由君主。
载泽：赏罚者，君主操纵天下之具，君主立宪国有此权否？
一日，授予爵位勋章及其他荣典由君主。
伊藤博文：宪法十四条，国家当有事之时，法律之效力有时停止，或一部 分停止，或全部停止。此时裁判之权，归军队掌握。而戒严之权，必由君主 宣告。
一日、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由君主。
载泽：当军事戒严时，非寻常法律所能治者，君主当何如？
一日，战时及国家事变非常施行由君主。
伊藤博文：宪法第十四条，凡宣战、讲和、定约，由君主命臣僚集议，议 定请君主裁可施行。
一日，贵族院组织由君主。
载泽：如遇国际交涉，君主有无宣战、讲和、定结条约之权？
一日，议会延期由君主。
伊藤博文：宪法第十一条，凡编制海陆军及酌定军额，皆君主大权内之 事。失此权力，即成共和之国。
一日，议会临时召集由君主。
载泽：君主立宪，有统帅权否？
一日，财政上必要紧急处分由君主。
伊藤博文：宪法第十条，一国官制，有文武之分，中央地方之别。而任命 大权，必归之君主。
一日，宪法改正发议由君主。
载泽：君主立宪国，任命官吏之权如何？
很容易看出，载泽密折中的这些“由君主”，都可以在他与伊藤博文的问 答中找到对应内容。
伊藤博文：此时君主可发紧急敕令以代法律，于次期开议会时，提交议 院，使之承认，见宪法第八条。
需要注意的是：一、如果载泽没有刻意删减自己与伊藤博文的对话，那 么，在整个对话中，他所关心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君主立宪后皇帝的权力会发 生怎样的改变？据载泽日记，他没有问过任何一个与"民权”相关的话题，全 然不关心君主立宪后民众将获得哪些权力。二、立场导致偏见。载泽如此关心 立宪后君权的变化情况，很可能会影响到他对伊藤博文回答的理解。
载泽：如遇紧急事故，当议会停闭时，君主若何施行？
比如，伊藤博文在回答立宪国与专制国的区别时，曾提到立宪国法律的制 定、修改与废止，"必经议会之议决”，然后再"呈君主裁可，然后公布"。 显然，这里说的议会有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的权力，君主只负责签署公布这 项法令。到了载泽的密折里，议会的这种决定权便只字不提，只剩下了 "裁可法 律、公布法律、执行法律由君主"。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因为载泽没有意识到 议会的决定权和君主的批准权是两回事。9他只是在一厢情愿地按照自身立场的 需要来理解伊藤博文的回答I
伊藤博文：宪法第七条，凡议会之开会、闭会、停会及下议院之解散，必 皆候君主之敕令而行。若议员随意集会，不得谓之正式国会C
这样说并非基于猜测。因为载泽日记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议会之权限 有实质、形式之分。实质上之权限，一日参与立法，一日预算。盖参与立法与 立法有别。立法者，君主之大权，议会惟议定法案，请君主之裁可而已。"1。他 非常明确地误以为“立法权"属于皇帝，议会只有"参与立法"的权力。
载泽：君主立宪国之议会，君主有开会、闭会、停会之特权否？
再如，伊藤博文说，对外宣战、讲和与签订条约，须"由君主命臣僚集 议，议定请君主裁可施行"，也就是决策权在议会，君主有批准权（一般是仪 式性的）。到了载泽的密折里，"臣僚集议”的部分没有了，只剩下“宣战、 讲和、缔约由君主"（如此便与庚子年一切决于慈禧没有区别）。这种偏差， 也是源于载泽理解上的一厢情愿。
法律当裁可公布之后，全国人民相率遵守，无一人不受治于法律之下。法律之 效力及于全国，全国皆同一法律。贵国十八行省，往往各定章程，自为风气， 久之成为定例，彼此互为歧异。故立宪国之法律，必全国统一者也。
简言之，载泽对君主立宪的误读虽然来自伊藤博文，但伊藤博文并未刻意 以假学问欺骗载泽。真正的问题出在载泽的立场和学识上。皇室立场让载泽的 视野里只有"立宪后君权将会如何”而无“立宪后民权将会如何"。学识不足 让他听不懂伊藤博文的回答，理解不了议会的“议决权”和君主的“裁可权” 的关系。
伊藤博文：君主立宪与专制不同之处，最紧要者，立宪国‘之法律，必经议 会协参。宪法第五、六条，凡法律之制定、改正、废止三者，必经议会之议 决，呈君主裁可，然后公布。非如专制国之法律，以君主一人之意见而定也。
醇亲王掏出枪来威胁袁世凯
载泽：君主立宪与专制有何区别？
基于这种误解而启动的丙午官制改革，很快便走向了死胡同。
伊藤博文：并无窒碍。贵国为君主国，主权必集于君主，不可旁落于臣 民。日本宪法第三、四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 云云，即此意也。
这场改革，名义上由庆亲王奕勘与镇国公载泽等人负责，具体的办事机构 是官制编制馆。实际事务则一度控制在直隶总督袁世凯手中，馆内办事人员也 多为袁的亲信。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奕®）不负责具体事务，载泽又缺主持 具体事务的经验，而袁世凯既有地位和能力，也罗致有懂得君主立宪的人才。 当然，更重要的是慈禧此时对袁世凯颇为倚重，正如时人所观察到的那般， 1904—1906年，清廷中枢"向来疑难之事多取决于本初”，
载泽：立宪后于君主国政体有无窒碍？
值得注意的是，端方与戴鸿慈出洋考察归来，回京途经天津时曾特意拜访 了直隶总督袁世凯，双方"坐谈良久，谈及筹立宪准备及改官制，命意略皆符 合”叱彼此的见解颇为一致。袁还向端方提出"先组责任内阁，俟政权统归内 阁，再酌量开国会” 口的主张。也许，这便是袁世凯奉诏进入官制编制馆后，即 全力主张成立责任内阁的缘故--既然端方主张“略仿责任内阁之制"的奏折 呈递上去之后，随后便有了启动预备立宪和官制改革的谕旨，自是意味着此时 的中枢已然接受了 "责任内阁制” m。袁不知道的是，慈禧启动预备立宪和官制 改革的真正原因，不是端方的建议，而是载泽的秘奏。
伊藤博文：各国宪政有二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 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
所以，中央层面的官制改革很快便陷入了困境，皇族权贵与袁世凯之间的 冲突也进入了白热化。如《时报》曾报道称，醇亲王载洋一度在会议上掏出手 枪威胁袁世凯：
载泽：立宪当以法何国为宜？
闻议官制时，袁宫保创议，凡宗室王公贝子将军等，无行政之责任者，别 设一勋贵院以置之，非奉旨派有差缺，不得干预行政事件。以此大触宗室王公 之忌，怂恿小醇邸出与为难。是日会议时，醇邸至出手枪抵袁之前，谓：“尔 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幸庆邸急至，出而排解，风潮始息。15
伊藤博文：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该报道题为“京师近信”。《时报》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出资办的一份 时政报纸，主张君主立宪，梁启超还参与撰稿。该报在京城有自己的信息来 源，非如一般市井小报纯赖捕风捉影。
载泽：敝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当以何者为纲领？
不独《时报》，其他媒体也有类似报道。如《申报》1906年9月27日刊登新 闻称：
如果相信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的记述是真实的，没有经过编造，那么便 可以有一种解释：他对君主立宪的种种错误认知，主要来自伊藤博文。日记中 记录了载泽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期间，与伊藤博文之间的一段对谈。试摘录部分 对话内容如下：
北京专电云：日前会议官制，某亲王与直督袁宫保意见不合，大起冲突， 由庆邸劝止。是以昨日召见军机，慈宫有"和衷共济，勿以意见误大局” 之谕。16
载泽为什么会误读君主立宪？
《申报》是当时的老牌媒体，在北京城设有专门的信息采集人员。《申 报》与《时报》的两则报道，刊出时间相差十天，详略有异，可能来自不同信 源。两份报纸没有伪造故事的动机，只能解释为：当时的北京城里，确实流传 着袁世凯被载洋拿枪指着脑袋的说法。因为辛亥年前后的种种表现，载津留给 同时代之人的印象是柔弱无能。所以跨越晚清民国的政治人物张国淦认为“载 洋不配有此作风” Z民国掌故家黄溶也说：“予殊疑之，载洋庸讷，岂能持枪 拼命者乎？ " I8都觉得载洋混那个胆对袁世凯掏枪。但不管载洋有没有掏枪威胁 袁世凯，当时的媒体能捕捉到这种故事，至少说明庙堂上的冲突已传播到了民 间，成了众所周知之事。
于是，1906年9月1日，载泽进呈密折后的第七天，慈禧正式宣布"预备立 宪“，载泽也成了 "立宪开幕元勋"。9月2日，慈禧便宣布要改革官制，打算 用立宪的名义从地方督抚们手里夺权。这便是影响清末历史走向甚巨的"丙午 官制改革"。
高层分裂后，随之而来的是御史、翰林们蜂拥而上对袁世凯展开攻击。攻 击风潮发生的主要原因如李细珠所言，”以铁良、荣庆为首的王公大臣是极力 反对责任内阁制的，正是这个反对派势力集团在暗中操纵官场起哄，其目的非 常明显，就是要对付袁世凯势力集团"，“御史交章攻击官制改革，是由都察 院总宪陆宝忠所授意，陆的背后又有'枢垣'即军机大臣铁良、荣庆，而其总 的幕后指挥则是（军机大臣）瞿鸿概”，这些人甚至还将后宫的太监也卷了进 来，"散布裁撤宫监的谣言，以为阻挠立宪之力"。19
儿是光绪的皇后，也就是后来的隆裕太后。在动机层面，慈禧没有怀疑载泽密 折的理由。二是因为慈禧愿意相信载泽的论述。1900年"东南互保"带给慈禧 巨大的刺激，如何削弱地方督抚的财权、兵权与人事权，是整个清末新政期间 她最念念不忘的事情。之前借勘察江南机器制造局的名义派铁良南下巡察，便 是为了此事。载泽密折中的"宪法最不利于官”，完全切中慈禧的心病，让她 看到了削弱督抚权力的希望。
如此种种，对袁世凯造成的影响是：一、他主张的“责任内阁制”无法落 地；二、慈禧太后对他的信任开始动摇；三、为了减轻阻力，袁不得不屈从于 反对势力，承诺“军机处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 议，太监事不议” * -
此时的慈禧年逾七旬，早已失去了与时俱进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也鲜少有 资料显示年轻时代的慈禧曾致力于扩展自己的知识视野。老太后羹际上并不懂 何谓“君主立宪”，她之所以相信载泽的论述，一是因为载泽的身份。他不但 是皇室成员，还是慈禧的侄女婿，其岳父桂祥是慈禧的兄弟；桂祥的另一个女
1906年n月2日，奕勘等将拟定的官制改革草案上奏朝廷，这是一份主张 实行责任内阁制的方案。四天后，清廷公布了新的中央官制，完全抛开了草案
其中最大的错误是无视两国改革的前提不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天皇只是 个摆设；清廷却是古老的皇权专制--康雍乾时代正是中国皇权专制的高峰， 即便到了清末出现地方督抚坐大，皇权总体上也仍然拥有优势，东南互保须各 省督抚联合行动便是明证。毕竟，地方督抚们手中的许多权力只是时局演变过 程中的权宜产物，在制度上并不具备合法性。中日两国的情形如此不同，要实 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实现权力的平衡和互相制约，要做的事情自然不会相同。 日本天皇需要增加制度上的神圣性；清廷的皇权却需要削弱，需要将中央政务 的决策权移交给责任内阁，需要将中央的权力范围和地方的权力范围做一个明 确区分，然后用制度固定下来（这些恰是端方奏折的主旨）。载泽打着效仿明 治维新的旗号，欲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下从地方督抚手中夺权，学理上不通，现 实中也很难做到。
里的责任内阁制，内阁仍是传统的内阁，军机处仍是传统的军机处。唯传统的 吏、户、礼、刑、兵、工六部，变成了外务部、吏部、度支部（财政）、礼 部、法部、学部、陆军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
载泽拿日本立宪来举例，也是大错特错。
以上是中央官制改革的大致情况。
无论是证之学理，还是验之史实，“立宪"的核心主旨都一定是"限制君 权、保障民权"这八个字。至于"官权”会不会有所损失，要看改革前的权力 架构是怎样的。
地方官制改革的情况也大体相同。为了强化皇权，清廷中枢的计划是“废 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之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 悉收回于中央政府" 2\具体做法是在地方按照"立宪”理念搞"三权分立”， 新设地方审判庭、地方议事会、地方董事会，从督抚们手里分割行政权与司法 权。立宪是一种时代潮流，督抚们不能有异议，于是“人民程度不够”便成了 督抚们一致反对立即搞地方审判庭、议事会、董事会的主要理由。有一些督抚 的态度表达得很直白，比如河南巡抚张人骏上奏说：“州县不司裁判，则与 民日疏；疆吏不管刑名，则政权不一” 22 ,明确反对中央把司法权从地方手里 夺走。
载泽的论述是错的。
张之洞也“愤懑填膺3',致电浙抚张筱帆说："外官改制，窒碍万端，若 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倡议者必欲自召乱亡，不解是何 居心！ " 23他甚至还提醒朝廷注意，如果剥夺了督抚的司法权，使得"疆臣不问 刑名"，那么他们恐怕没有能力帮助朝廷去有效镇压那此起彼伏的革命党人， 因为督抚没了司法权，不能对这些人“就地正法"，事事都要移交给独立的司 法部门去另走流程，其结果只能是“不过数年，乱党布满天下，羽翼已成，大 局将倾，无从补救，中国糜烂，利归渔人。是本欲创立宪之善政，反以暗助革 命之逆谋"。'
载泽一厢情愿误读君主立宪
因为督抚们的集体反对，地方官制改革在1907年也被搁置了起来，形同 流产。
显而易见，虽然都是在谈君主立宪，端方的改革方案与载泽的改革方案在 方向上却是完全相反的。7端方的奏折希望朝廷分权，希望变更中枢决策模式； 载泽的密折则旨在集权，要将皇帝的权力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最后，载泽请求慈禧"无露奴才此奏”，不要让外人知晓这封密折的存 在，更不要让外人知晓密折的内容。
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多多少少会让慈禧对何谓"君主立宪"产生一些新 的认知，让她对“责任内阁制”是否能像载泽说的那样有助于提升和巩固皇权 发生一些疑虑。
此，他力劝慈禧："立宪之利如此，及时行之，何嫌何疑？ "
1906年底，《时报》通过京城的消息渠道报道称：“近日泽公请见并不叫 起，并有传旨叫载泽'不要太多说话'，泽公乃不敢再有所陈奏矣。" 25慈禧不 愿见载泽，不愿听载泽解释，还要载泽少说话，这显示她的内心对于立宪似乎 已有了一些别的想法。次年4月，曾留学日本的曹汝霖应召觐见慈禧。慈禧趁机 询问起"日本立宪"的真面目，也显示她对载泽的"立宪最不利于官"已不敢 全信。
除了壮大皇权，载泽还概括了三项立宪的好处。第一是“皇位永固"。从 此以后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在行政上又不负任何责任，出了问题不过是政府各 大臣辞职另组新政府而已，对君位没有任何损害。第二是“外患渐轻”。洋 人不能再指责大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将由鄙视我大清转为尊敬我大 清。第三是“内乱可弥”。那些会党再也不能拿"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 吏皆贪人，民为鱼肉"这类说法四处煽动，百姓也不会再听信他们的煽动。据
据曹汝霖回忆，他与慈禧之间当日的对话是这样的：
载泽还说，所谓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他以日本 宪法为例，向慈禧列举了十七条“由君主"的大权，然后总结说，以日本为效 仿对象来立宪，可以做到“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 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这是一种无远弗届的权力，“盖 有过于中国者矣"，比清廷现在的皇权大多了。
太后：日本的宪法是什么宗旨？
载泽在密折中说，自己日夜思考筹谋，得到的结论是"宪法之行，利于 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但只有那些"公忠谋国之臣”，才能消除私心 和成见，将这当中的真实玄机告诉太后。宪法制定推行之后，“在外各督抚， 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必然会试图阻 挠，必然会对朝廷的决定发出怀疑的声音。这些督抚与大臣"非有爱于朝廷 也”，他们的目的只在于"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6
曹汝霖：他们先派伊藤博文带了随员到欧洲各国考察宪法，因德国宪法君 权比较重，故日本宪法的宗旨，是取法德国的。
慈禧接到端方这封奏折后，想必不会高兴。但她最终仍决定“预备立 宪”，这是因为在1906年的8月23日，也就是端方上奏的两天之前，另一位出洋 考察大臣、镇国公载泽，也就"预备立宪" 一事进呈了一道密折。
太后：日本国会的议员，怎样选举的？
扼要而言，端方这两项建议，一者是要改革中央决策机制；一者是要厘定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野。实为整个官制改革中最核心也最紧要的部分。奏折中 的其他改革建议，如“内外各重要衙门皆宜设辅佐官” "中央各部主任官之事 权尤当归一” “中央各官宜酌量增置裁撤归并”等，相对这两项而言只是细枝 末节。
曹汝霖：他们国会分上下两议院，上议院又名贵族院，议员是按照定额， 由日皇于贵族中有功于国的，及硕学通儒、大实业家中钦派的。下议院是按照 各省定额，由各省人民投票选举，以得票最多的当选。
国式的地方分权，却又在具体建议中强调“万不能不假督抚以重权”，大约也 是不愿直接引起慈禧的不满。三者，端方此时的身份正是地方督抚二似无自废 武功的道理。四者，据夏晓虹的考证，端方此折的真正起草者乃是梁启超二梁 一贯的思想旨趣正是限制君权、倡导民权。
太后:听说他们国会里党派时常有吵闹的事？
如此推测的原因有四。一者，若端方主张日本式的中央集权，似可在奏折 中明言，毕竟加强中央集权正是慈禧所期望的事情。二者，端方不明言认同美
曹汝霖：是的，因为政党政见不同，故议起事来意见不能一致。
细细体察这段文字，端方似乎更倾向于美国式的地方分权。
太后：他们党派哪一党为大？
臣等之愚，以为治泱泱之中国，万不能不假督抚以重权，而各部为全国政 令所从出，亦不能置之不理，视为具文。诚宜明定职权，划分限制，以某项属 之各部，虽疆吏亦必奉行；以某项属之督抚，虽部臣不能搀越。如此则部臣 疆吏于其权限内应行之事，无所用其推诿，于其权限外侵轶之事，无所施其阻 挠，庶政策不致纷歧，而精神自能统一矣。
曹汝霖：那时有政友会，是由伊藤博文领导的；又有进步党，由大隈重信 领导的。政友会议员人数较多，在开会时，因政见不同，时有争辩，但临到大 事，朝议定后，两党都团结起来，没有争论了。臣在日本时，适逢对俄开战 问题争得很利害，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两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 来了。
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端方没有明确给出自己的主 张。他在奏折中对慈禧说：
（太后听了将手轻轻地在御案上一拍，叹了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 在不能团结！）
第二项改革主张是"宜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使一国机关运动灵通 也”。端方说，世界各国的行政系统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中央集权，一 是地方分权。日本走的是中央集权之路，"所有地方行政长官，皆属于内务 大臣监督之下，一切政策，悉须承中央"；美国走的是地方分权之路，“中 央政府仅掌军事、外交、交通、关税"，其余大小事务全归地方自行办理。 清廷既不是中央集权，也不是地方分权，而是权责混乱不清，结果变成了互 相掣肘和互相推卸责任，“各部与督抚往往两失其权”——督抚送到中央的 寻常奏报常被各部找硝驳回；中央下达给地方的指示也常被督抚阳奉阴违。 许多事便这样被耽误了。
曹汝霖：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
其实，这段话里尚有言外之意未曾挑明。实施责任内阁制度，意味着朝廷 中枢的决策权将从皇帝（此时则是指慈禧）转移到内阁。这显然是对"庚子之 变”发端于慈禧的意志，事后又无法追究慈禧责任的一种修正。端方不挑明这 一点，•是不愿因此引发慈禧的反感。
（太后听了很诧异的神气，高声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 结吗？）
一切施政之方，由阁臣全体议定，然后施行，而得失功罪，则阁臣全体同 负其责。所以必以阁臣负其责者，一则使之忠于职任，无敢诿卸以误国；一则 虽有缺失，有阁臣任之，则天下不敢致怨于君主，所谓神圣不敢干犯者此也。
曹汝霖：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
处，既可以有效防止阁臣消极怠工，也可以有效帮助皇权卸责:
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 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 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 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 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 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 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 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
在奏折里，端方就官制改革提了八项具体主张。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与 第二两项。第一项改革主张是成立责任内阁。端方说，责任内阁制有两点好
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1906年8月25日，五大臣中出洋归来的端方与戴鸿慈联名向慈禧太后建议 “急采立宪制度"，又说启动预备立宪之前应该先实施官制改革。理由是中国 当下的情形与日本当年非常相似，正该参考日本的经验。日本立宪之前曾两次 大改官制，中国也应该这样做。3
我正想再有垂询，预备上陈，皇帝见太后不问，即说“下去吧"。遂带上 官帽从容退出殿门，皇帝自始至终，只说了这一句话。26
这话大约是实。毕竟五大臣出洋，本就有安抚国内人心的用意。
慈禧主动询问"日本的宪法是什么宗旨"，显示她希望从多渠道了解“君 主立宪"到底是怎么回事（尽管此时“预备立宪”的谕旨早已颁布）。曹汝霖 回应说日本宪法效仿德国“君权比较重”后，慈禧大约是满意的（这与之前 她从载泽处获取的信息没有冲突）。但当曹汝霖在后续的答话中就“立宪”总 结出三个中心（立法的中心、领导的中心、行政的中心）时，慈禧的反应却变 了，变成了听完之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 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害，则必决意实行。2
何以如此？
据说，1905年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慈禧曾对他们说：
原因或许正在于曹汝霖总结的三个中心，没有一个是以皇权为中心。“立 法的中心”强调的是包括皇帝在内，所有人都要遵守宪法；"领导的中心”指 的是人民有选举权，议员代表人民的利益；"行政的中心"指的是"总理大臣 有一切行政权柄”。这些，与载泽说的完全不同Q
端方希望变更中枢决策机制
据担任晚清宫廷史官十余年之久的悻毓鼎披露，1908年11月15日，慈禧于 病危弥留之际，"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 宪”。刀悻毓鼎说，这段信息来自侍奉在慈禧身边的"内官"。若是如此，则意 味着慈禧在临终之前已然明了立宪的本质是扩张民权，而非重塑君权。
但是，慈禧太后想要的立宪，与地方督抚们想要的立宪，其实是两码事。
除了废除科举之外，因日俄战争而引爆的"群疑”与“积愤”，还给了张 之洞与袁世凯等地方督抚另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趁机联衔上奏，要求朝廷派 遣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并定于12年后实行宪政，彻底改变清廷中枢的 决策机制。外有危机，内有压力，慈禧太后只能接受这项建议。五大臣1出洋考 察归来后不久，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