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变法上谕"颁布，两广总督陶模奏请"变通科举”时，朝廷没有给予答 复。之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王之春、李锐兴、张百熙等相继奏请 “变通科举"，同样没有获得朝廷响应。朝廷仅以考试改用策论不得写八股文 敷衍了事。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时，也未涉及科举的改革与存废。 1903年，张之洞与袁世凯联名奏请递减科举，得到的批示是“政务处会同礼部 妥议具奏”，却又受到弹劾，再也没有了下文。14
这种忧虑也深深地存于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中枢的头脑之中。所以，当1901
1904年1月，张之洞与张百熙等人再次联名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内 中说，将来的学堂里，"丸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 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15,所有科举时代的学习内容，都将 在学堂中继续保留。这种“兼顾之法"很合中枢的心意，随后便有上谕给张之 洞等，要他们好好制定相关章程，以便从1906年起逐科逐年递减科举取士的 名额。16
考题的主旨简单明了：不废科举，便无法得到真人才；废了科举，学生又 会脱开牢笼奔向"自由”，实在是难以抉择。出题者怀着深深的忧虑，期待着 考生能在作文里将“救国家之亡"与"救朝廷之亡"合二为一。
也就是说，按1904年的设计，为了让四书五经与忠君尊孔全面进入学堂， 清廷至少需要十年的缓冲时间，才能完全停止科举。然而，日俄战争爆发后， 清廷的“局外中立"引发了国人强烈的屈辱感，舆论抨击此起彼伏，排满革命 也风起云涌。全社会对清廷的失望情绪来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袁世凯、张之洞 等地方督抚再次趁机联合上奏，要求朝廷拿出足以挽回人心的大型改革举措， 终于将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中枢逼到了不得不下旨废除科举的地步。
问科举进身易，学堂进身难，有科举则学生不能专心，科举可废欤？近日 游学日本学生、上海学生，猖狂流荡，不率教、不勤学，学生果可恃欤？然则 主持学务者，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将何 道之从，试深虑而畅言之。13
对慈禧太后来说，这是一次迫不得已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宣布废除 科举以鼓舞人心，并以此维系政权的合法性，是更迫在眉睫的事情；至于四书 五经里的忠孝尊孔，不妨日后再慢慢往学堂里塞，再慢慢往学生的脑子里灌。
其实，按慈禧原本的设想，兴学堂与存科举最好同时并重--前者提供 “救国家之亡"所需的技术人才；后者提供“救朝廷之亡”所需的意识形态 （四书五经与忠君尊孔）。这也是为什么晚清的科举改革喊了几十年，但进入 20世纪之后仍是两者并重。1903年武昌府试的考题之一，就是让学生就“废科 举”与"兴学堂"的两难各抒己见：
群疑难化，积愤难消
类似的责备，在1904—1905年的报刊媒体上随处可见。《立停科举推广学 校折》里的“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愤”（此时必须有特别 重大的改革举措，才能彰显朝廷改革的决心，才能消除各方的疑虑和积蓄已久 的愤怒），便是针对这类责备而言。
对一些旧式读书人来说，废除科举是很沉重的打击。
甲午以前，我中国如力求上奋，力图富强，何至有甲午之败政？如无甲午 之败蛆，何至召列国之轻视？甲午以后，我中国如真心求治、锐意变法，何至 有庚子之奇祸？如无庚子之祸，何至有俄人占地不还之争？如无俄人占地不还 之事，何至有今日俄日挑衅之举？ 12
山西人刘大鹏，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刘是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生于 1857年，逝于1942年。1894年中举，然后三次入京会试，均落榜而归，没能进 入官场。为了谋生，他在太谷县某富商家中担任坐馆教师，一做就是20年。 1905年10月，废除科举的消息传到该县，刘大鹏深受打击，在日记中写下了
与屈辱感相伴而生的，是对清廷合法性的质疑乃至抨击。早在日俄战争爆 发前夕，《大公报》便有文章写道：
"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 0的文字。
为了尽可能止损还必须宣布“局外中立"。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给国人 带来的屈辱感，并不亚于I860年的"庚申之变"和1900年的"庚子之变"。
刘大鹏的“心若死灰"，既是哀叹自己再无机会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集团， 也是在哀叹自己私塾教师的职业将要不保，往后会生计艰难。刘在日记中说， 科举废了，"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 1905年10月15日）吃 再没人要送孩子 来私塾读四书五经；“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 （1905 年10月23日）19 ,县里做私塾教师的同行都在哀叹马上就要失业；"科考一 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 1905年11月3日）20 ,同行 们纷纷丢了工作，可怎么办呢；“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借舌耕为生者，因 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 1906年3月19 日）2］，又在路上碰到因失业而无米为炊的老同行……
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在中国的领土内开战；清廷不但无力阻止,
对未来的历史进程，这位私塾教师也充满了忧虑，"今之学堂，所教者西 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五经四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 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2一科举不考了，学堂也不讲 四书五经了，人心从此坏掉，天下可怎么办呢？刘大鹏的逻辑与慈禧太后的逻 辑高度一致。只不过，慈禧太后是爱新觉罗家的太后，刘大鹏却只是即将失业 的私塾先生。这种身份错位下的思维同构，恰是科举制度千余年来一直备受皇 权重视的原因所在。
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 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转瞬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危，斯时必有 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愤。" ,
其实，虽然刘大鹏们对废除科举一事牢骚满腹，但在当日，科举的废除并 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甚至可以说，清帝国的读书人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 事实。
《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里重点提到了这层时代背景：
这当中的原因也不复杂。
众多地方督抚联名上奏施压，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自"庚子之变”后， 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要求改革科举的奏折便没有停过。但更重要也更直接的原 因，则是日俄战争带来的严重危机。
第一，如前文所言，自唐宋而下至于明清，科举从来就不是官僚集团的主 要来源。到了晚清，因为卖官猖獗，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深知"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的慈禧，何以会在1905年同意废 除科举？
为了便于卖官，官价往往打九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捐官总数达 534000名，而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还只有355000名。1860年以后，通过捐官途 径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于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23 •.
日俄战争下的"两害相权”
另据王先明对湖北和山西一些县份（包括刘大鹏所在的太谷县，以及安泽
科举制度就此画上了句号。
县与虞乡县）的统计，1860-1905年，这些地方"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 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 2%
同日，清廷颁布上谕，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 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3
第二，正因为绝大多数读书人很难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集团，所以，与废除 科举同时出台的《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反而得到了旧式读书人的热烈拥护。 该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以防士子们倒向革命。宜 的付诸实施，使得自科举废除至清廷灭亡这六年时间里，原举贡生员们的入仕 就职机会，反比以前更多。种种优厚待遇，还一度引发了舆论的不满。25
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9
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星一项政策是：《各省t咨议局章程》规定，“有举贡 生员以上之出身者"即可获得议员的选举与被选举资格。这直接导致清末各省 t咨议局中，有科举身份（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的绅士议员大体占到议员 数的90.9%以上。26也就是说，士绅们并没有因为科举的废除而远离政治核心和 权力核心。激烈抨击废除科举的刘大鹏，便在1908年成功当选为山西省潜议局 议员。
1905年9月2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 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帽、湖南巡抚端方等联名呈递的《立停科举推广 学校折》中，便明言科举的存在“阻碍学堂，妨误人才”，只要科举一日不 停，读书人便"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不愿去学习真知识真学问，新式学堂便 "绝无大兴之望"。正所谓：
至于以废除科举来"化辞疑而消积愤"，究竟取得了多少效果，则是件很 难判断的事情。
不止朱元璋与慈禧，到了晚清，体制中人皆明白科举制度的核心作用不是 选拔"天下英雄"，而是羁縻乃至摧折"天下英雄"。
学者金观涛穷十年之功，建有一个包含了约L2亿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 史专业数据库"。他以"革命“ "改革" “维新”等为关键词，在该数据库中 进行检索。结果发现：1900年之前，“革命" 一词的使用次数相当少，且不少 是负面意义的，"因为在1900年前，革命尚没有正当性”；戊戌维新失败后， "革命"一词在1899年上升至140次左右；在1901年急剧上升到200余次；1903 年高达1400次左右，原因是邹容的《革命军》问世，“'革命'从此正名，大 行其道"；随后到1906年，"革命" 一词的使用率再度攀上高峰，多达2800余 次，原因是革命党人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并与立宪派就国家该采取何种 转型手段进行了大论战。监
送他们去地方部队和神机营里练习枪炮。8
革命舆论在1906年的暴涨，意味着1905年的废除科举并没有起到多少“化 群疑而消积愤"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改革若迟到太晚便已不 是改革。毕竟，时代的转型不仅仅关乎理性层面的认知，也关乎情感层面的 认同。
慈禧的看法与朱元璋高度相似。戊戌年后，兵部尚书荣禄上奏请求改革 武举，欲放弃冷兵器项目，改考与枪炮有关的内容，并停止默写古老的《武 经》。结果被慈禧以懿旨否决，懿旨里说，"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 阶”，科举的核心目的不是选拔人才，而是给士子提供一个进入体制的路径， 武举自然也不例外（其实也是幻象，清廷军队的武职，出身行伍者远多于出身 武举者）。至于培养军事人才，那是"营武学堂"的事情。所以，各级武举考 试“均着照旧制，用马步箭、弓刀石等项分别考试"；武进士们被录取后，再
关于情感认同的消失，孙中山有一段自述可以作为注解。他说：庚子年之
朱元璋说，“柔天下”之法莫过于科举，“天下才智，无所试，久必愤 盈。诸负血气者，遂凭之以起"，科举的作用，便是以四书五经、诗词经义这 些无用之物，将"负血气"者困入科场。7
前，“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 鲜少有人愿意同情、支持革命党人；"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 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两相对比，实 在可谓天壤。
关于科举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所起到的最核心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天下 英雄人吾鼓中"早已为人熟知。但李世民的这句话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科 举的目的是选拔"天下英雄"进入统治集团，利用他们的见识和能力来造就盛 世。相较之下，朱元璋与慈禧的表述，就要精准得多了。
情感认同上的这种急骤改变，让许多体制中人猝不及防。维新派官员吴庆 纸便是一个典型。
再看清代。何炳棣的研究认为，"在1871年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中有51.2% 是捐的官"二也就是拿钱买官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科举（剩余的48.8%的官员， 也并非全部来自科举）。另一项针对湖北省和山西太谷、安泽、虞乡三县的统 计显示，只有3%—4%的’“士”（生员），能通过科举取士完成从体制外向体制 内的流动。6
1848年，吴庆纸生于浙江钱塘的一个官宦世家。曾祖父做过四川夔州知 府,祖父做到云贵总督；父亲做过山西雁平兵备道。20岁前，吴随父亲任职地 的变化，旅居于四川、山西、陕西、河北等地。20岁后回到杭州，拜在了著名 学者俞概的门下。1886年考取进士后，吴在翰林院坐了 11年的冷板凳。1897年 得到机会外放为四川学政，也就是四川的最高教育长官。乃
明代的情况，据郭培贵考证："明朝选官来源除科举外，还有荐举、学校 和吏员等途径，而以数量论，洪武时期荐举一度成为选官来源的主体；……洪 武至景泰间，'七卿'•中的57.6%来源于以荐举为主的非科举出身者。而永、宣 以后，国子监生入仕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科举；科举只是在选任重要和高级官 员中占据绝对甚至垄断优势而已。” 4
此时，已是戊戌维新启动的前夜，甲午战争的惨败惊醒了许多知识分子。 原本坚信"中国圣人之道"万不可变的谭嗣同，便是自此再不谈传统政治理念 的优越性，转而完全服膺于近代文明。吴庆纸也是这诸多的被惊醒者之一。他 开始意识到清廷必须改革，且这改革必须要以西学为核心内容。
至于元代，开科取士不过是走个形式，可参考元末明初人叶子奇的说法： "（元代）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元代立国半个世纪，科举出身的官 员，占同期文官总数的比例，不超过3.88%。3
吴颇有胆识，也有执行力。到了四川后，便致力于变传统学校为现代学 堂，用官费为学堂采购讲天文、算学、地理、化学的西学图书，推荐学堂订阅 鼓吹改革的《时务报》。戊戌维新启动后，朝廷下旨科举不再从四书里出题考 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要考生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吴得到消息后很兴 奋，下发了文件，要全省各县都动作起来响应。维新被慈禧血腥终止之后，吴 也没有对川省的教育改革踩刹车。当时，朝廷下旨命各省不要再创设新式学 堂，且强调"四书文”和"试帖”这些八股文章仍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吴 却与川督奎俊等人合作，以"整顿义学"为掩护，继续鼓励创设新式学堂。与 此同时，吴也高度重视给学生们“正心术"。在他看来，八股之学最垃圾，西 学需要提倡，讲求"义理心性”的经学则最紧要。"
再看宋朝。依据嘉定六年（1213）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26.1%,远比不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这一统计只包括了 "官”，没有将"吏”计算在内，否则科举出身者所占比例会更低。2
此时的吴庆抵，深受四川学子的拥戴。
先说唐代。按齐陈骏的估算，“唐代每30年一代官僚总数是19000人，而每 30年科举出身的是3100人。我们将这3100人全部算作入仕为官的话，那么，科 举出身的官僚也仅占整个官僚集团16%强，另外80%多都是非科举出身的人。如 果我们将胥吏包括在内，则科举出身的连占1%也不到了"。,
1907年，吴庆抵的职务成了湖南提学使，掌管湘省教育。该年，湖南筹办 优级师范学堂，许多人建议课程里不设“经学"，引起本省经学权威皮锡瑞的 恐慌。皮跑去向吴求助。吴本就高度重视"义理心性"的讲求，自然认同皮
之所以说这种上升通道是一种幻象，是因为科举取士从来不是官僚集团的 主要来源。清代不是，之前的朝代也不是。
的意见。于是请皮出手代拟文件稿，以纠正这股"歪风”。稍后，吴采用了皮 锡瑞所拟文件并将之下发。皮非常高兴，去信大赞了一番吴如何如何“推尊 旧学” 九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 ）创设进士科，至光绪三十一年（ 1905 ）清廷正式 下旨废除科举，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1300年。这项制度之所以拥有如此 顽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幻象：上升通道对所有人开启，所有人都 有机会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
但此时的湘省读书人，对吴庆堤的观感却是极为恶劣，时人称："吴庆堰 督学湘中，摧残士气，学风寝衰。" *次年，湖南麻阳高等小学学生聚论国事被 校方弹压，引发省内学生的集体声援。事情一路捅到吴庆堤处，吴的批语是： “学生干预外事，殊有违定章。" "该批语再次引起了湘省舆论的极大不满。
科举是一种统治手段
从1897年到1907年，吴庆纸的教育理念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他仍是一 个重视经学教育与“义理心性“者，也仍是一个重视西学者一-1906年，清廷 组织各省教育长官赴日考察，吴庆堤也在其中。他切身对比了中日两国的教育 情形，在家书中发出了 "观于日本学校，而吾辈当愧死矣……吾中土实无教 育”的沉痛感慨。34
对清帝国来说，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更是一种笼络知识分 子的手段。科举的本质是以官职为诱饵，引导天下读书人按照朝廷的需要在思 想与行为上做自我修正，通过不断生产流水线式的所谓"人才"来维护政权的 稳定。废除科举，意味着这种传统的立国之术已经破产，也意味着清帝国的传 统统治模式走到了尽头。
1897年前后的四川学子，听说新教育长官的主张是废八股重经学和西学， 无不欢欣鼓舞；1907年的湘省学子，听到“经学课"三个字，反应却是掩鼻而 走。同一个吴庆抵，在1897年被视为维新派，在1907年却被当成了顽固派。这 变化的背后，是时代变了，针对清廷的情感认同也变了。
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关于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清廷内部也发生了许 多大事，如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临行前夕遭遇了刺客；同盟会在东京召 开了成立大会。其中对清帝国朝野震荡最大者，当属科举制度在本年终于被废 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