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练兵处大量起用留日士官生是由袁世凯主导"这个事实,更能见出袁 当时处境的险恶。
京，但张之洞不愿湖北人才尽失，遂留下一半。比如湖南的章遹骏，袁世凯也 曾致电湖南巡抚赵尔巽，明言此人是他看中后强行留下。甚至连良弼进入军队 并迅速攀升，也与袁世凯的提携直接相关。总之，“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是 三位大臣的共识，袁世凯最为积极主动，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奕励、铁良则 是他的支持者"。袁世凯这样做，既是为了 "从地方借调留日军事人才，以供 中央之用”，更是为了 "自我解围，以钳言官之口，避朝廷猜疑”，同时还有 "以调入士官生为契机，收回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的深刻用心。17
在长达200余年的时间里，清廷中枢心内的满汉分野从未消失。至清末的 最后十年，革命党人屡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工具，清廷中枢对汉人官僚的猜忌遂 上升至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峰。“汉奸” 一词始于清代中叶并盛行于晚清，便是 清廷中枢内心的满汉分野从未消失的一项明证。与后世对"汉奸" 一词的理解 （背叛国家利益的奸人）’不同，在清朝统治者的语境里，"汉奸"所指乃是那 些对清廷心怀不满、损害了清廷利益的"汉人奸民”。自雍正朝开始，“汉 奸” 一词即频繁见于清廷内部的各种往来文件。几乎每次出现社会冲突，都会 有督抚大员条件反射式地将"汉奸作乱"视为重要缘由。I8
但哈汉章将留日士官生大量进入练兵处和后来的新军视为良弼的谋划，却 是误解』良弼自日本留学归国时，不过20余岁的年纪，资历极浅，并无能力与 袁世凯直接对垒。按彭贺超的研究，真正往练兵处大量调入留日士官生者不是 良弼，恰是袁世凯自己。比如，练兵处调入的第一批士官生，是来•自湖北的沈 尚濂、哈汉章、文华、吴禄贞、吴祖荫和来自湖南的章遹骏。湖北的五名士官 生是袁世凯亲自与张之洞面商后的结果，袁本来的计划是调十名湖北士官生入
晚清外患加剧，这种思维定式也变本加厉。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公开声言 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捕汉奸——“本大臣奉命来粤，首办汉奸”九第一 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的奕山、隆文、琦善等官员在奏折里大谈"省城大小衙 门俱有汉奸探听信息，传送夷人" 2。"汉奸人面兽心・.•・••临阵则仿造号衣，又与 营兵无别，往往混入军中，真伪莫辨” 2,浙江的奕经也奏称"江浙一带汉奸极 多” 22 “（宁波等地）人情险恶，半系汉奸” 23 “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 民十有七八” 2二定海之战失利，钦差大臣裕谦在奏折里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便是"（洋人）驱使闽粤汉奸，舍死登岸……约计总有万余人"25。这当中，最 使人瞠目者，莫过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失败告终之后，奕山在给道光皇帝的复 盘奏折里，指责"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将此战的教训总结为“防民甚 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 26。
哈汉章的这段回忆，有些地方是准确的。比如说"北方军队的武备派成了 一种势力"。练兵处成立之初，所能仰赖者主要是袁世凯。所以练兵处下设部 门，也多启用袁的部署。如练兵处的提调是徐世昌，军政司正使是刘永庆，军 令司正使是段祺瑞，军学司正使是王士珍。再如说良弼主张“找士官作班底” 来抵消袁世凯的"北洋武备势力”--良弼出身爱新觉罗宗室（多尔衮的后 裔），确实一直非常警惕汉人对满人天下的威胁，留日期间，便常因同学吴禄 贞等倾向革命而“起来反驳，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16。练兵处成 立后不久便开始大量引进留日的士官生，以稀释袁世凯的影响力，也是确凿的 事实。
之后的“庚申之变”与“庚子之变“里，防备“汉人中的奸民”始终被清
中国军队，最早多半行伍出身，自小站练兵，始取材于武备学堂。后来派 遣学生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近年学成陆续回国，因为北方军队的武备派成了 一种势力，不能插进，所以分散各省。良责臣（即良弼）系满洲镶黄旗籍，他 是红带子，在旗人中有此崭新军事人才，而且才情卓越，故在北京能周旋于亲 贵之间，时常游说："我们训练军队，须打破北洋武备势力，应当找士官作班 底，才能敌得过他。"枢要（反庆、袁的）中人都很领会。所以练兵处成立就 调在湖北的士官第一期吴禄贞，第二期哈汉章、易迺谦、沈尚濂等，又向各省 增调第一期卢静远、章遹骏、陈其采，第二期冯耿光等数十人来京，在练兵处 担任草拟各项编制饷章及有关教育训练并国防上应有计划重要职务（也有参加 兵部的）。于是练兵处就成为士官派的大本营，良弼即暗中作为士官派与北洋 派争夺军权的领导者。15
廷中枢列入重点关注项目。方恭亲王奕诉创设同文馆、醇亲王奕谭创设昆明湖水 操内外学堂，也均坚持满人优先原则。这些思维定式的背后，均是浓重而顽固 的“满汉分野”心理在起作用。袁世凯在练兵处虽然谨小慎微，主动引入留日 士官生来稀释北洋武备系的影响力和存在感，也仍同样逃不出这种困境。
日归来的满人青年军官良弼：
这种困境，注定了汉人中的干员袁世凯与满人中的干员铁良在业务上虽可 密切合作，在政治上却必然分道扬镰。铁良的下属，曾任清廷陆军部科长的李 炳之，对袁铁关系留有一段颇具深长意味的回忆。李炳之说，对于袁铁两人， 他当年的感觉是：
据在练兵处军令司做过副使的哈汉章回忆，引爆练兵处满汉冲突者，是留
铁良为人拘谨谦恭，和袁世凯处得很好。
以庆亲王奕励为名义上的领袖，以袁世凯主持具体的练兵工作，以满人铁 良辅佐奕勘并制约袁世凯，如此组建练兵处的领导班子，对清廷中枢而言似乎 是一种最合理的配置。但这种配置很快便发生了问题。
当时铁良主张泯除南洋、北洋的界限，所以在段（祺瑞）、王（士珍）、 冯（国璋）三人之下，任命的（练兵处）监督，很多是南洋派遣赴日的留 学生Q
至于起用袁世凯为会办大臣，不过是基于现实需要。甲午年后，袁开始从 事编练新军的工作。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他又在天津创设了军政司、 学校司、农务司等多种近代军政机关，其中军政司之下直接效仿日本参谋本 部训练总监及陆军部的组织结构，设有参谋、教练、兵备等部门。也就是说， “庚子之变”后，清廷若欲编练新军，遍观中枢大员与地方督抚，袁世凯是最 有经验之人，是最合适的主持者。其实，给慈禧太后出主意，建议通过创设练 兵处来收兵权的人，也正是袁世凯。m
铁良与汉人处得很融洽，他与袁世凯也能密切合作。
1903年，清廷设立练兵处，本意是为了以编练新军为手段收兵权于中央。 以庆亲王奕勘为总理练兵大臣，以铁良为襄办练兵大臣，已存有将新军队控制 在满人亲贵手中的用意。奕励本非干才，时年已六十有五，所以要让办事干练 著称、年仅四十岁的旗人铁良做他的副手。铁良当时是兵部尚书，曾在保定负 责训练京旗营，这是一支以旗籍士兵组织的新军。选中铁良进入练兵处做奕励 的副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练过京旗营。
据我所知，铁良同袁世凯相处很厚，他常向袁世凯说：“我一生以年羹尧 为戒。"这一方面固然表示他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作风，但同时也是讽劝袁 世凯。"
清末最后十年的军事改革，不止要与地方督抚争夺财权，争夺兵工厂的控 制权，争夺新军编练的主导权，还与满汉矛盾深深地纠缠在一起。
李炳之所谓的“铁良与袁世凯也能亲密合作"，主要是指业务层面，也就 是具体的练兵工作。在政治立场上，铁良对袁世凯仍是充满了猜忌，常对袁世 凯强调"我一生以年羹尧为戒”，便是一种近乎赤裸的警告和威慑。若仅是自 我告诫，是不必将这种话常向袁世凯去说的。
满汉猜忌让袁世凯渐生异心
1905年，当练兵处的工作略具正规后，清廷的“军事排汉计划"也提上了 日程。该年10月，清廷中枢发布上谕，决定“建立贵胄学堂，令王公大臣各遣 子弟投考入学，亲习士伍” 29。次年，贵胄学堂即正式成立。该学堂共办了两 期。第一期由陆军部保送学生120名，其中王公子弟40名，蒙古王公子弟及闲散 宗室40名，汉籍二品以上大员子弟40名。另据学堂监督张绍增之弟张绍程讲， 第一期有学员96人（或许是未招满的缘故），汉人只有18人，其中还有一个是 汉军旗人。3。1910年第二期招生时、将“保送人学”改作“招考人学"，以示
更要紧的是，"八省土膏统捐"之术自此成了清廷中枢分割地方督抚财税 收入的常规手段，"不久，盐税、铸币余利等项财源，也被中央以'统办'形 式夺去。由此，八省土膏统捐的开办，也就成了清末财政集权的发端”% 1907 年，张之洞对外声称仅土膏与铸币两项政策的改变，已使湖北的财政收入每年 骤减了300万两白银。I3
公平。结果这期学生汉人子弟占了六成，满蒙子弟只占四成。才贵胄学堂的用意，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有一段相当精辟的 论述：
见这块蛋糕有多大；由"大半”拨还给各省，又不难窥见中央与地方围绕这块 蛋糕的争斗有多激烈。
铁良等的军事排汉计划尚有一层最深刻的，便是创立贵胄学校。他们以为 当兵的汉人虽多不足忧，所可忧者就是统率兵队的上级将官，也将被汉人占了 多数。倘若中国的兵都能够用满人为将，就好比以牧人驱群羊一般，满人可以 高枕无忧了。因此便创立一个贵胄学校，其程度期与外国的陆军大学相等；将 来的上级将官，必皆由此校派出；由各省武备学校出身的，只能充当下级的佐 尉。贵胄学校原定的章程，必宗室八旗子弟方准入学，后来想掩饰汉人的耳 目，乃增加一条：三品以上实缺大员之子亦得入学。其实此条等于空文，因为 三品以上实缺大员之子，不是京堂便是道府，罕有来入这种学校的。不过他们 所办的贵胄学校，后来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那些贵胄享惯了骄奢淫逸的福， 看相虽好，实际上都不成才，所以没有发生一点效果。32
1905年夏，“八省土膏统捐”正式运行。原由各省督抚掌控的土膏捐税， 自此大半归入中央手中。稍后，清廷又将该办法推广至浙江、直隶、山东、山 西、河南、陕西、甘肃、云南、四川、贵州等省份，最后连东三省和新疆也被 要求一体开办。自然，这期间也免不了种种地方与中枢的明争暗斗，。1909年， 《申报》刊登过一份柯逢时给朝廷的奏折，内中有“开办土税两年以来，征银 至两千余万两，拨还各省居其大半”"之语。由两年即征银2000余万两，不难窥
1906年，清廷中枢决定改革官制，其“军事排汉计划"也再次升级。先是 11月6日，练兵处与兵部、太仆寺正式合并为陆军部，由奕勘管理部务，铁良担 任陆军部尚书，所有新军事务均归该部管辖。袁世凯被挤出局，然后朝中御史 又针对袁群起弹劾。袁体察情势，遂于11月18日主动奏请辞去各项兼差，还将 北洋六镇中的四镇"请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毋须臣再督练"，自己只求保留第 二、四两镇，理由是：
这些举措有效弱化了张之洞的反对立场。一者，张没有办法名正言顺去 反对中枢主导“八省土膏统捐"，只能从操作的可行性层面提出质疑。这种 质疑自然是无力的；二者，张无意也无力再启动一次"东南互保"，合法 性不足且不论，李鸿章与刘坤一的相继离世（李逝于1901年，刘逝于1902 年），意味着"东南互保"成了绝响。既然湖北的事可以特殊化处理，自己 推荐的柯逢时也做了 "八省土膏统捐大臣”，很多事便不必正面对垒，毕竟 具体的操作环节仍有暗施手腕的机会。
惟第二镇驻扎永平、山海关一带，第四镇驻扎天津附近；现在外军（指日 俄战争的善后）尚未尽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员辽阔，控制须赖重兵，所 有第二、第四两镇，请仍归臣统辖督练以资策应。33
地方督抚俱对“八省土膏统捐"心怀怨念，颇希望张之洞能像庚子年那般 领头串联，对朝廷此举施以有效的集体抵制。地方上的这种心思，自然也早在 清廷中枢与铁良的预料之中。为了缓和张之洞的反对情绪，减轻政策推行的阻 力，铁良给了湖北一些优待政策，如湖北给中央的统捐解款，可区别于其他省 份另案办理；还任命张之洞推荐的柯逢时来负责督办"八省土膏统捐"。柯逢 时后来提出的土膏统捐分配方法，较之铁良的办法更有利于湖北。铁良最初的 主张是：实施"八省土膏统箱”后，按1903年的土膏税捐收入为准，作为定额 向各省回拨税款。柯逢时的主张则是按1904年的数据为准，原因是1904年湖北 已开始实施四省统捐，土膏税捐收入远高于1903年。
两天后，清廷便接受了袁世凯的请辞，下旨称“着照所请，开去各项兼 差”，并强调"现在各军应归陆军部统辖"，北洋第二与第四两镇“着暂由该 督（指袁仍是直隶总督）调遣训练”"这“应归“与“暂由”两词，可谓意味深长。
人，也因为这笔收入的缺失将影响到他的事业。一方面，失了土膏统捐这笔巨 款，湖北的许多事情，如练兵、办兵工厂等，便都运转不开。另一方面，练兵 处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主持，袁与张正处于一种分庭抗礼的态势--按陈夔龙的 说法，1903年张之洞应召入京，"两宫拟令入辅，卒为项城所挤” \二人刚刚 经历过一次入主清廷中枢的争夺战，并以张之洞的失败告终。土膏统捐收入的 主体划归练兵处支配，意味着张之洞影响力的削弱与袁世凯影响力的增长。这 种此消彼长，绝非张之洞所愿见。
此后，袁世凯便长期深陷于清廷中枢因满汉分野而生的猜忌游戏之中。
张之洞之所以如此痛恨向铁良献策者9,不仅是因为湖北少了一大块财政收
1907年，日法协约、日俄协约相继签订。这些协约的真实目的，是日本欲 趁日俄战争胜利之势成为东洋盟主，"故诸协约成，而中国之前途反危” "。 袁世凯认为情势紧迫，于该年7月底上奏请求清廷加速预备立宪，并提出十条政 见，分别是：昭大信（皇帝亲自前往太庙昭告立宪）、举人才、振国势、融满 汉、行赏罚、明党派、建政府（内阁合议制）、设资政院（州县设议事会，省 设t咨议局）、办地方自治、搞普及教育。此外，袁还奏请派大臣赴德、日两国 考察宪法，并派王公近支赴英、德两国学习政治与兵备。兆这些建议未能改变中 枢对袁的猜忌。9月，袁遭遇"明升暗降”，被免去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 臣的职务，内调为无实权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
八省统办膏捐，当时献策者，其意只图见好干进，不顾各省利害，并不顾自 己能否践言作到。此人向来行径，江、皖必知其详。8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年仅三岁的溥仪即位，清廷 进入宣统时代，溥仪之父载洋以摄政王的身份监国。袁世凯的命运愈加岌岌可 危。据说，载洋本有意以“包藏祸心"的罪名处置袁，但被张之洞劝阻，张的 理由是"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所以最后 上谕里写的是"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 籍养痼“非。
按该谕旨的计划，地方督抚只能从"八省土膏统捐"中拿到"定额拨 给”，其余部分将全部成为中央收入，算作练兵经费。这显然是在大刀阔斧地 削夺地方财权。所以，各省一面对此事消极回应能拖就拖，一面互通声气寻求 应对办法。张之洞对此事的愤怒，见于他发给周馥、岑春煽等地方督抚商量对 策的电报：
袁奉旨回到河南后，即隐居于沮上村，且特意拍摄了披蓑戴笠乘舟垂钓的 照片对外公布，以示并无他志。据黄兴说，“袁氏当未辞职之先……是时兄弟 寄留南京，有直隶总督杨士骥代表人来会，据称宫保此时地位颇觉危险，甚愿 与革命党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 3"若黄兴所言属实，则在慈禧去世 之时，袁世凯便已预感到自己的命运——慈禧鲜少诛杀中枢大员与督抚重臣， 载洋等辈则未必-—开始与革命党人接触以预留后路了。
着财政处、户部即行切实举办。其统捐收数，除按各省定额拨给外，溢收 之数，另储候解，专作练兵经费的款，不得挪移。并着财政处、户部会商各该 省督抚，从速详定章程，奏明办理。7
1910年，隐居中的袁还曾派人与孙中山联系。孙于辛亥革命爆发后如此回 忆此事：
很快，清廷便依据铁良的奏折下发谕旨，决定在湖北宜昌设立总局，将云 南、贵州、四川等地生产的土膏，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 安徽、福建八省实施统捐。谕旨说：
一年前袁派人来请我时，我不敢轻信来使。我认为他在耍花招、,其实他是 有诚意的。他希望取消对我的通缉，并公开和我一致行动。而我却对他的使者 说："请回禀贵主人，我艰苦奋斗十五载，历尽险阻，不是为了轻易受骗。请
铁良南下调查各省财政，旨在督促地方如实按时照摊派额度向朝廷缴纳练 兵经费。张之洞对此心知肚明，更对朝廷筹款练兵的决心了然于胸，遂在铁良 抵达时，按练兵处之前的摊派额度备足了50万两白银，还额外认缴3万两，并率 下属司道厅府州县再报效5万两，共计58万两。张希望这笔钱可以让铁良足够交 差，也可以让朝廷大体满意。但让他意料未及的是，铁良在调查过程中，发现 了各省土膏统捐这项地方税源。随后，铁良便向朝廷提出了 "八省土膏统捐” 的计划。该计划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原本由地方督抚掌控的各省土膏统捐的主 导权，将转移至朝廷手中；二是原本由地方督抚独占的统捐收益，将由朝廷与 地方分割，其中又将以朝廷所占为多。
转告他阁下，我可以等待。天命无常。" 4。
1904年7月，在张之洞等人的运作下，又启动了湘鄂赣皖四省合办土膏统捐；两 广紧跟风潮，也于同期合办了土膏统捐，均大幅提升了地方财政收入。，
满汉之别引发的猜忌，终于让袁世凯与清廷的距离越来越远。袁在1911年 选择和革命党联手埋葬清廷，绝非偶然。
“土膏统捐”指的是对土药和以土药熬成的烟膏一次性合并征收税捐。各 省一起“统捐"的核心目的是避免"恶性竞争”--清末的土产鸦片税捐，虽 挂着“寓禁于征”的名义，实则是地方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为增加土产 鸦片税捐的体量，纷纷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如征税打折，或将遇关卡即征税合 并为一次性征税后省内通行无阻等，以吸引鸦片入境销售或过境运输。这种竞 争日趋激烈。不打折，鸦片便会绕道他省；打折，当其他省份也跟进之后，便 只能再次加大折扣力度。最后，某些地区的税折甚至已只剩原定税率的二折 （如湖北宜昌的土税总局）。当各省发现这种"恶性竞争•”只会带来全输，只 会让各省的鸦片税收锐减后，便开始寻求合作。1904年1月，湖北与湖南两省开 始尝试合办土膏统捐，很快有了显著成效，至次年1月，湖南的“实在溢收银” （也就是扣除开支和上交中央的部分后的净增收）高达132.4897万两。于是，
"有兵在"是个大笑话
筹款是铁良南下时自慈禧处领到的最重要任务，也是完成得最好的任务。 他先是从魏光煮和张之洞处榨出现银475万两，然后又分割了南方八省的土膏统 捐，可谓从地方督抚手中挖走了一块分量相当可观的蛋糕。
据胡钧《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张之洞1909年去世前夕，曾与摄政王载 洋，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铁良抵达上海后的第三天，清廷突然下令将两江总督魏光煮与闽浙总督李 兴锐互调。这场人事变动，既与江南制造局主导权的争夺有关，也与铁良整顿 地方军队的目的有关。魏光煮是刘坤一（1902年去世）之后新的湘军领袖， 两江多年来一直是湘军的地盘。魏在两江总督任上既不愿配合袁世凯的新军计 划，还自湖南招募新兵扩张湘军的规模。这种立场让袁世凯与练兵处对魏久怀 不满。魏被强行调离之后，两江的湘军或被整合或被解散，就此彻底退出了历 史舞台。地方督抚当中可与袁世凯抗衡者，只剩下张之洞和他的湖北新军。5
当时，津浦铁路有官员遭弹劾革职，载洋欲以满官继任。张之洞劝他： "不可，舆情不属。"载洋回复：“中堂，直隶绅士也，绅士以为可，则无不 可者。"张之洞说：“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载洋 回复："有兵在。"张之洞遂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以
按袁世凯的本意，江南制造局的新厂址最好移设河南，以便由练兵处（也 就是他自己）直接控制。但张之洞坚决反对，清廷不愿激化矛盾，做出了一些 让步。依据铁良的勘察报告，决定设立南、北、中三厂。然后在财政和人事 上暗做手脚，将开办南厂的经费70余万两白银全部挪至北厂；又要直隶（袁世 凯）、两江（魏光煮）与湖广（张之洞）各自举荐两三人作为新兵工厂的总办 人选，供练兵处挑选任命。实际上是将新兵工厂的财权和人事权转移到清廷中 枢，具体而言就是转移到由袁世凯和铁良主持的练兵处。
该年谱还记载，张乏洞病重时载洋前往探望，二人有过一番密谈。载洋离 去后，帝师陈宝琛人内询问张之洞："监国之意何？ "张之洞无他言，唯叹 日："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芸
吃黄连有苦难言。
按学者羽戈的解释，张之洞之所以将载洋的“有兵在”视为亡国之言，是 因为"张之洞还是有一颗敬畏之心"，"他终究是一个讲究治术的政治家"， 所以才会在与载津对话时，把"舆情”看得那么重，“能重视舆情，说明此人 心中还有对舆论与民意的顾忌"。必这种解释令人信服。
江南制造局由曾国藩与李鸿章等创设，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控制在地 方督抚手中。190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鉴于军工企业设在沿海地区容易首先遭 受敌军的毁灭性攻击，上奏请求将江南制造局迁至内陆。次年;张之洞又与两 江总督魏光煮再次就此事上奏。清廷中枢派铁良南下，便是抓准了这一契机， 以"考察江南制造局新址"为名，让张之洞与魏光煮措手不及无法阻止，哑巴
不过，从统治术的角度来看，载洋的"有兵在”其实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对所有的专制政权而言，能够提供稳定的人力与物力汲取的官僚系统，和以重 金豢养、能够为政权保驾护航的军队，才是真实的统治基础。舆论和民意可以 肆意压制，也可以肆意粉饰，反而并不重要。
这三项任务，铁良均完成得相当出色。
问题是，当时的载洋手中无兵，所谓的"有兵在"只是一种幻象。
情报中所谓的"派铁君赴各省查库”，指的是1904年七八月间，清廷两次 颁布谕旨，命时任兵部左侍郎的铁良南下，勘查江南制造局新厂址，清查地方 财政并考察地方军队。这三项任务背后，皆藏有清廷中枢与地方督抚争权的 用心。扼要来说便是：一、借考察江南制造局厂址，方便练兵处渗透掌控兵工 厂。二、清查地方财政，督促东南督抚缴纳练兵费，分割地方政府的财源。 三、整顿地方军队，为练兵处统一全国军制做准备。"
做了摄政王之后，载洋代宣统皇帝成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以胞弟载涛 为军i咨府（陆军最高军事参谋机关）大臣，掌控陆军；以胞弟载洵为海军大 臣，掌控海军。天下兵权看似集中掌握于兄弟三人之手。然而，载洋本是一个' 遇事优柔寡断之人。其弟载涛对他的评价是“人都说他忠厚，实际忠厚即无
慈圣于练兵一事非常着意，因筹款事几至寝食皆废。所以停止祝寿，所以 廷谕京外各官竭力裁拼（并），严提州县中饱。于是又派铁君赴各省查库。于 是又饬各省无论报效巨细各款，均归户部另存，归练兵经费。各言路揣摩上 意，凡参劾搜括，莫不以练兵为宗旨，冀动圣听。即如潘之参煤厂道租事，亦 称归练兵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3
用之别名……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 变，即绝难胜任"。他之所以一做上摄政王，便要驱逐袁世凯，便是知道自己 能力不足，若将袁留在朝堂之上，"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 虚名"。44
慈禧的这种忧虑，己被朝中的消息灵通人士清楚地看在眼里。该年秋冬， 陶湘自京城向盛宣怀传递情报，内中提到，慈禧已因为筹款练兵之事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生日也决定不过了：
年纪轻，阅历浅，全无带兵经验，在军中毫无根基，是载注兄弟最大的弱 点。载注是1883年生人，载洵是1885年生人，载涛是1887年生人。载洵、载涛 皆是1904年进入的陆军贵胄学堂，1908年因光绪和慈禧去世而草草毕业，随后 便分别成了清廷陆军与海军的最高长官。尽管二人上台后，也曾率团队浩浩荡 荡出洋考察各国军政，却终究只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既不足以掌握到现代 军队建设的精髓，也无助于从人事上切实掌控军队。对于这种弱点，当年的媒 体便已一针见血地指出：
“近畿一带，非有数支劲旅，难期巩固"是她的真心话，要各省督抚“审大局 之安危，知事机之紧迫”，也是实情流露。所谓"数月以来，叠经谕令”云 云，则是指清廷中枢此前已制订了一份摊派计划，要各省自1904年起向朝廷缴 纳练兵费共计966万两白银。但各省无意响应，一拖再拖，于是才有了慈禧的这 道谕旨。最后，慈禧嘱咐各省官员须在一个月内就筹款之事做出回复，且“事 关重要，不得稍有漏泄”。她很担忧这项强军计划会引来列强的不满与干涉。
以全国军政委之于三二人。三二人中，属于亲贵，以其天潢贵胄，信之于 朝廷，是否有军事之学问、军事之阅历、军事之常识，皆非计也……以此而欲 求全国军事之进步，岂不是南辕北撤，缘木求鱼哉！故政府专筹统一军事以防 内乱，实乃春蚕自缚耳。"
很显然，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让回銮未久的慈禧心生忐忑。
英国《泰晤士报》的驻华记者莫理循也曾在1909年撰文说：
自日俄开衅，中国势处两难，将来两国战事定后，一切因应，必多棘手。 现在各省空虚，西北边防尤关紧要。近畿一带，非有数支劲旅，难期巩固。朝 廷思维再四，上年特设练兵处，整齐军制，以资筹画。因袁世凯近在天津， 当令其会同办理，以期联络。惟军制以整齐为要，练兵尤以筹饷为先。数月以 来，叠经谕令各直省通力合作，现虽陆续奏到，除安徽每年认解十万，其余各 省虽有报解,不无敷衍之处。现在宵阡焦劳，难安寝馈……兹特将此次练兵关 系之重，密为宣示，各督抚务须审大局之安危，知事机之紧迫，不分畛域，各 就本省财力，实心筹措。2
摄政王最近的政策极不明智，他试图加强满人的权力，结果却适得其反。 他分别任命两个弟弟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但这两个年轻的亲王均毫无经 验和能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因而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受到报界异乎寻常的 大肆抨击。"
1904年7月11日，慈禧下达懿旨，密令各省筹款练兵。谕旨称：
无学问、无常识、无阅历、无经验、无能力、无根基的结果，便是载津、 载涛与载洵兄弟徒有最高军事长官的虚名，即便有铁良这种能臣辅佐，也始终 无法真正有效掌控军队。 ,
铁良南下筹款夺权大成功
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众人和战不定， 军i咨大臣载涛一言不发。隆裕太后问他意见：“你是管陆军的，你知道咱们的
在慈禧的授意下，练兵处会同兵部在1904年制定了一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 的宏大计划。
士兵怎么样？ "载涛的回应是："奴才练过兵，没有打过仗。"萌
"庚子之变，，中清军的不堪一击，和地方督抚的拒绝率军北上勤王，都给 了慈禧太后极深的刺激，让她再度回想起40年前的"庚申之变”。所以，甫一 回京，老太后就颁布上谕要裁汰旧军编练新军，然后又成立由袁世凯与铁良主 持的练兵处:试图训练出一支听命于皇权的新军队。1904年，日俄战争在清帝 国的领土之上爆发，清廷作为第一利害人只能耻辱地宣布“局外中立”。此事 再次刺激慈禧，勾起了她内心深处的恐惧，也促使她加快了军事改革的进程。
所谓的"有兵在"只是如此罢了，这也是清廷在辛亥年不得不再次请袁世 凯出山的缘故。
清末新政虽无诚意，其中也有慈禧太后关心的项目，那就是筹饷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