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在1903年制造了 “晚清最后一桩文字狱”，即著名的苏报案。身处上 海租界的《苏报》，在该年因种种"过激言论"惹怒清廷。清廷本拟严惩报馆 诸人，却被租界当局所阻，无奈屈尊以原告身份在租界打了一场官司。苏报案 与同年发生的沈蒸案।均演变成了严重的舆论事件，不但让清廷大失体面，也让 慈禧努力想要构筑的开明形象破了产。
这个结果让慈禧与清廷中枢切实感受到"时代已经不同了” --庚子年 后，商人、民间士绅与革命党人纷纷创办报纸刊物，至1903年已颇具规模。这 些媒体让清帝国的舆论乐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清国报纸不讲真话"的真意
晚清的新闻媒体最早皆“出自外人之手” 2。较著名的中文报纸有上海的 《申报》《沪报》《新闻报》等。大体而言，"甲午以前，报纸罕言政事，对 于官场中人尤不敢妄加只字……迨戊戌政变，沪报始对旧派有微词” \这种 “微词”让慈禧太后极为不满，遂下旨查禁各报馆并逮捕其主笔。谕旨中说：
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前经降旨，将官报局、《时务报》一律停止。 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惑世诬 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着各该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中主笔之人， 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 人心。4 *
需要注意的是，戊戌年之前对报纸报馆不满者，远不止清廷中枢，李鸿
章、左宗棠这些地方督抚均对报纸报馆存有强烈敌意。
关于李鸿章对报纸的认知，中文知识界长期流传一则典故。其大致内容 是：1896年八九月间，李鸿章访问美国，其间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引 起不小的关注。采访中，记者曾问李鸿章：“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 报纸介绍到贵国吗？"李鸿章则回答：“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 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 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 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J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 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 5
这段对话确实存在，也确实刊登于当日的《纽约时报》。遗憾的是，百余 年后的中文知识界，普遍错解了李鸿章的这段话，误以为李是在批评清廷的新 闻政策。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南辕北辙的误解，首先是因为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情： 《纽约时报》刊登的“英文文字表述”，并不必然等同于李鸿章的"中文语言 回答”。当日的记者会上，李鸿章有两名翻译。“前半部分由总督私人医生 马克先生做翻译，随着问题越来越深入、详细，马克先生抵挡不住，只好由罗 丰禄来应付了。"李的中文回答，由罗丰禄等人转译成英文，留存于《纽约时 报》，今人再从《纽约时报》将之译回中文，至少在遣词造句上，会与李鸿章 的原始表达存在很大区别。
比如，李鸿章不可能用中文说出"政治经济学家们”这类字眼，《纽约时 报》英文报道里的"political economists",究竟对应是哪个词，很费今人思 量。再如，同期访问英国时，李鸿章曾于白金汉宫之签名簿上留诗一首："飘 然海外一浮鸥，南北东西遍地球。万绿丛中两条路，飙轮电掣不稍留。"（该 诗系李鸿章在伦敦坐火车后所写）这首诗由罗丰禄转译成英文进呈女王，伦敦 的媒体曾有报道。蔡尔康、林乐知编写《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一书时，又从英 文报纸回译，结果就变成了 "远行之客，如海上之鸥，浮过大洋，足迹遍于东 西南北。但见终岁长青之松柏中，有路两条，车轮瞬息飞去。"核心主旨没有 偏差，但遣词造句已完全是另一番模样。6
具体到李鸿章对"中国报纸"的评价，也是同样的情形。即便核心主旨没
有偏差，遣词造句也早已远离了李鸿章的原话。李绝对不可能说出"新闻本身 的高贵价值”这类话，因李对新闻的独立监督权在现代政治中的重要性尚无认 知。比如在给莲池书院山长吴汝纶的书信中，李就将西方媒体对自己的高度关 注归结于“西人好名"，而非民众的"新闻知情权"。7
而且，那种将李鸿章批评“清国报纸不讲真话”解读为“批评清廷不让清 国报纸讲真话"的意见，至少还忽略了两个非常关键的事实：一、李鸿章的言 辞无一字涉及政府，指责对象始终局限于"中国的编辑们"。二、1896年，李 鸿章出访时，清廷尚无正规的媒体管制政策，媒体与体制之间的冲突不多，矛 盾多产生于报纸和具体官员之间。1898年慈禧发布上谕令各地督抚严查“捏造 谣言"的报馆及主笔，是清廷第一次公开压制报刊舆论。
第一个事实有《纽约时报》的英文报道在，无须赘言。第二个事实很有必 要细说。
中国近代报刊多由外人创办于通商口岸，早期内容多是商业信息。其开始 报道清廷的时事消息，G论清廷的政治问题，大约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 《申报》（ 1872年）和香港《循环日报》（ 1873年）。8最先与报纸发生冲突 的，不是清廷中枢，而是地方官员。
以《申报》为例，自1872年起，其报道一再引发地方官员的不满。如报道 "徐壬癸案"，描述上海县令如何对犯人施以酷刑（先杖二三百，又敲胫骨 一百），引起西人舆论大哗，报纸遂与上海县令交恶；报道“杨月楼案"，遂 与上海地方官员交恶；报道“杨乃武案"，遂与浙省大小官员交恶；报道“海 防与塞防之争"，又与左宗棠交恶。
地方官员无法忍受，更无法适应自己的施政被报纸置于"公议”之下。 《申报》的错报、误报（受信源采集能力的时代局限，这类有问题的报道并不 鲜见，如报道吴中"张抚君”官轿中被人放了炸药包，结果被证明是假新闻； 报道嘉善县百姓强拥县令出城，令其目睹田间旱荒，结果也被证明与事实存在 出入），遂成为地方官员屡次提请查禁《申报》的重要理由。。
左宗棠19世纪70年代对江浙报人的诸多评价，大致可以视为当日官场对新 闻报纸的一般性看法。左说，江浙报人都是些“无赖士人” "无赖之徒"，专‘ 在颠倒是非：
近时传播新闻纸本英人设局，倩江浙无赖之徒，所为侈谈海务，旁及时 政，公造谣言，以惑视听，人所共知。
吴越人善著述，其无赖者，受英人数百元，即编辑新闻纸，报之海上奇 谈，间及时政。近称洞悉洋务者，大率取材于此，不觉其诈耳！
江浙无赖士人，优为之处士横议，托于海上奇谈，都中人士遂视为枕中秘 矣。所系在颠倒是非，辩言乱政，不仅江浙一时之害。
《申报》本江浙无赖士人所编。岛人资之以绐中国，其中亦间有一二事迹 堪以复按者，然干涉时政，拉杂亵语，附录邸报，无纸不然。10
前文所言的"甲午以前，报纸罕言政事，对于官场中人尤不敢妄加只 字”，便是因为地方官员对报纸这一监督施政的新事物，抱有强烈的抵触和 反感。李鸿章虽是晚清改革的旗手，同样也不例外。至晚在1862年，李鸿章 便开始留意从外国人所办英文报纸中搜集资讯，他曾命“会防局”搜集、翻 译此类报纸，除自留一份外，还分送给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每旬一送。至于 中文报纸，则不在李鸿章的视野之中--曾国藩曾直言“上海所刻新闻纸谣言 太多”，致信李鸿章，请他设法"禁阻一二”，可见二人对中文报纸的大体 看法。11
李鸿章是报纸关注的焦点，对报纸的不满自然会比其他官员更深一些。比 如，1875年，左宗棠西征，《申报》颇多新闻信息得自道听途说，并不准确， 以致左宗棠在给友人吴桐云的私函中愤然写道："时论……道听途说，惟怪 欲闻……《申报》乃称回部归土耳其，土耳其已与俄、英通款贸易，中国不宜 复问！合肥据以人告，并谓得之亦不能守，此何说也！"所谓"合肥据以入 告”，乃是指李鸿章拿《申报》上的报道为依据，向朝廷上奏，来质疑左宗棠 的西征。当报道被证实存在偏差时，李鸿章便难免会迁怒《申报》。12
再如，1869年，李鸿章奉命处理酉阳教案，总理衙门抄录的中文报道里， 有一些与事实也存在偏差，如声称"烧毙三十九命" "致毙四五十名”，数据 便不准确。这类报道引起法方注意，也被李鸿章认为给自己的交涉带来了不必 要的麻烦。"
再如，中法战争期间(1883—1885 ),李鸿章与曾纪泽(曾任驻法公使)
意见相左，李的意见在总理衙门取得优势后，立场偏向曾纪泽的《申报》刊登 了一篇《曾袭侯致李中堂书》，对外公开了曾、李之间的分歧。《申报》主笔 并在按语中称颂曾纪泽"熟悉外洋人情”，对法国政治“了如指掌"，赞誉公 开信“义正词严，思虑深远"，"语语从血性中流出，字字从天平上称过”。 这封公开信，为李鸿章引来了朝中"清流”的口诛笔伐。在李鸿章看来，《申 报》这种报道，无疑属于"只讲部分的真实"。14
1883年，李鸿章就吴长庆的部队是否适宜继续留镇朝鲜一事回奏，奏文中 提到"惟沪报日报间有讥刺，皆系倭人嫉忌及朝人附倭者捏造之词，断不可 信"。朝廷通过"沪报日报”获悉吴长庆部在朝鲜纪律不佳，不受欢迎，李鸿 章则回禀朝廷，自己得到的信息是"军民上下欢欣如家人”。”1895年9月，英 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拜访李鸿章。据李提摩太记载，李鸿章曾对他提道："《新 闻报》（出版于上海的一份报纸，人们都认为它受张之洞资助）对他的攻击是 不光彩的。” 16
如此种种，使得"中文报纸多刊载不实信息"这种认知，一直持续到李鸿 章1896年出访欧美之时。而且，恰在出访前夕，报界又发生了一件令李鸿章极 其不快的事情--1896年初，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其子娶了李鸿 章的孙女）出面，弹劾了康党组织的"强学会"，重点抨击该会会报《中外纪 闻》“于目前局势，未能了了，仅凭报馆横议，逞其笔锋”，“函索各省文武 大员，以毁誉为要挟"，直接导致该报被禁。据康党友人吴樵披露，杨崇伊此 举，是受了梁启超的文章《学会末议》的刺激。梁这篇文章“内有易相之意”
（易相，即要求罢免李鸿章），本拟发表在上海的《强学报》上；不料在内部 传阅时走漏了消息，杨崇伊遂先发制人，弹劾了 "强学会”。梁启超等以媒体 为武器介入政治，无疑加深了李鸿章对中文报纸的负面观感。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