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们总是告诫我，癌症本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人体是地球上最博大也最精微最严谨也最没有一定之规的系统。同样都是人，每个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状态都是不同的；同样一种病，在不同的人身上会带来完全不同的进程和结局。因此，我经常猜测，一个医生，只有掌握了最完整的信息，调集了最全面的技能、经验和智慧，才有可能少犯错误。
起初，我努力克服内心深处的焦虑，试图在我们遇到的医生中发现一个可以把性命相托的人，因为在我眼里，医生都是救星，能够对我身体的所有问题应付自如。可是，我不久便沮丧地注意到，这种期望如同望梅止渴。值得信赖的医生不是没有，但是他们都恪守自己的专业范围，决不会逾越哪怕很小的一步。就像中国民间一句俗语说的：敲锣卖糖，各管一行。
可是，现代医学不是按照这种逻辑设计的。“完整”“全面”“全身性”之类的概念，显然也不太可能由一个医生来实现。事情也许正相反，在医学体系里，人被分解成好多部分，比如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系统……每个系统中又有很多部分，比如消化系统里的胃、肝、胆、胰……你走进任何一家医院，又会看到无数的“科”，比如内科和外科、放射科和影像科……由于这种叠加起来的划分数不胜数，一个医生即使拥有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也只是专注于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我自信自己不是一个懒人，尤其不是一个怕麻烦的人，我并不介意花费更多的精力、体力和时间，也不心疼那些额外支出，我愿意把现代科学带给我们的电子技术和信息共享原则忘得一干二净，让那个沉甸甸的胶片口袋永不离身。可是，当我心甘情愿地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我并不是没有麻烦，事实正相反，还有更大的麻烦潜藏在我的康复之路上。那就是，我有可能找不到一个能够拯救我于死亡线上的医生。
当我的颅内和左肺同时发现病变，甚至腹部也出现值得怀疑的迹象时，却没有一个医生能够为我的所有问题提供帮助——神经科的问题、胸科的问题、肝胆科的问题、外科的问题、内科的问题、西医的问题、中医的问题。一个最优秀的胸科医生也不会管我的脑袋。他会说：“我只管你的肺，不解决你脑子里的病变。”反过来，一个神经科的医生也是如此。在内科医生面前，我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这问题你应该去看外科。”当我在外科医生那里完成手术之后，又会听到医生说：“出院一个月后到内科去会诊。”
然而医生们还不只是忠实于胶片。我们沮丧地发现，他们其实只忠实于自己医院里扫描的胶片。倘若你拎着一家医院的胶片到另一家医院会诊，通常会遭到冷遇。当然医生的口气很委婉，理由也很充分。他们会告诉你，这片子拍得不好，所以你还得在这家医院里重新来过，结果你很快又得到一大堆新胶片。我一直都搞不明白，这种局面究竟是不是出于治病救人的真诚追求？
就这样，我们除了像只没头苍蝇一样在医院的所有科室里到处乱闯，别无他法。
由于平生第一次给自己的体内器官拍下这么多胶片，并且经历了那么多的会诊，我开始对医生们的一个怪癖感到惊异，惊异于他们对一堆堆胶片的忠诚。尽管电脑屏幕能够更便捷、更清晰地把影像世界展示出来，尽管医生们都会熟练地使用电脑，但他们还是要把电脑里的数字文本制作成胶片，而且一再叮嘱病人带齐所有胶片。即使是年轻一些的医生也不例外。他们可以对你谈论世界医学的最新成果，可以告诉你他们在国外是如何求学如何行医的，可以告诉你他们日程中的某一天将在某个国家讲学，而他们讲学时一定会熟练地使用手提电脑来显示演讲提要，他们下班之后会在电脑上打发很多闲暇时间，甚至他们行医的诊台上就放着一台电脑，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顽强地依靠面前那个古老的灯箱来阅读胶片。
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这种局面。老实说，出现这局面还不算太糟，因为医生们尽管各自为政，毕竟还在相互配合。对我来说，最糟糕的莫过于医疗领域里盛行的互相贬损之风。你去看内科，他们会嘲笑外科医生“就知道动刀子”。你去看外科，他们会用一种不屑的口吻谈论内科的“放疗”和“化疗”。在我的印象里，大多数癌症病人对西医和中医并无成见，如果可能，他们很愿意两种疗法都试试。可是你去看西医，他们会告诉你，中医根本不能消除肿瘤。你去看中医，他们会或明或暗地提醒你，西医如何草菅人命。
我们再次去医院，询问是否有原始的电子文本存在计算机里。不错，还真有！但是医院从来不向病人提供，病人也极少索求。幸运的是，医院工作人员通情达理，懂得变通，最终同意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在交了200元钱之后，终于如愿得到两张光盘，上面存储着我的核磁共振和CT扫描结果。我按照妹妹的要求，通过互联网将这电子文本传到欧洲。至于胶片，我们每次求医问诊时还得照样拎在手里，因为国内的医生一律要看实实在在的胶片，而不是什么电脑显示屏上的图像。
每次我们离开一位医生时，总会想：嗯，他说得有道理，的确应当如何如何。可是当我们走进另外一间诊室时，刚刚形成的治疗计划立即就被新的医嘱颠覆了。有一次我们问一位西医，中药有没有可能治疗肿瘤？他断然说：“不可能。你就是泡在中药里，也不会让肿瘤缩小。”又有一次晓东询问一位中医，能不能去做开颅手术？他当即喝道：“去吧，去吧。你要是想当寡妇，就去吧。”最后我们发现，大多数医生——不论西医还是中医——除了让你感到他们自己无所不能，以及别人什么都不能之外，几乎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禁得起挑战的意见。
国外医生们对待胶片的方式，让我第一次对自己手里的大袋子感到困惑。
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这个课题：一个高墙林立、壁垒森严、充斥着门户之见、连最基本的信息共享都做不到的医疗环境，与医生的误诊率、病人的治愈率之间，有没有关系？
她还告诉我，在欧洲，你随便在哪一家医院做了透视扫描，医生都会把电子文本备份储存在电脑里，此后你到别的医院会诊——任何一家，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调取过来供你使用，这叫资源共享。鉴于电子文本的好处是如此多，所以她收到我寄去的胶片后，又不得不把它们一张一张在电脑上重新扫描存储。可惜的是，经此扫描复制得到的电子文本，比起原始数据已损失了一些细节。
我猜想也许是有关系的。设想一下，如果医生们能够共享那些最简单的信息——不仅共享胶片，而且共享所有电子数据；如果医院能够避免“敲锣卖糖，各管一行”；如果医生之间能够共享彼此的经验，取长补短，而不是互相贬损，揭短拆台；最后，如果医生和他选择的治疗方案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联，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指望医生在面对癌症时少犯一些错误？
这在我看来已算相当快捷，可是妹妹再次来电，表达她的疑惑不解。她说，医院的计算机里应该有电子数码文本啊！为什么要制成胶片邮寄呢？通过互联网传输，她在一秒钟之内就能收到，还不用花一分钱。更重要的是，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影像，可以调节黑白反差和色调，还能局部放大，能够比胶片更清晰、更精确地反映细节变化。
医生也会犯错误
直到有一天，妹妹打电话来，要求我送给她一套资料，以便她能在欧洲请专家会诊。于是我请医院复制一套胶片，又通过国际特快专递公司送往欧洲。快递公司收取邮资800多元，然后以一个专用的硬纸筒将胶片妥善包装，航空传递，大约花了两天时间终于送达。
你的医生所犯的错误，可能让你遭受更多的痛苦，甚至可能让你更快地丧命。
这情形看上去既笨拙又好笑，很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是似乎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合理性，包括我。
要说医生会犯错误，甚至犯低级错误，也许会让一些医生不以为然。
以胶片的形态来演绎人类身体器官的病变，可能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我的爷爷就是拎着胶片去看病的，父亲也是。而现在，我，还有我的儿子，也在经历同样的事。我每次看病都会牢牢记住医生的提醒，不仅带上最新的胶片，还要把以前的胶片都带在身边。我能理解，医生这样要求是为了便于他们在新旧对比中发现问题所在，所以我以一种虔诚的心情把那些胶片随身携带。不仅如此，我还为每张胶片贴上标签，以尽量明显的方式注明日期。这是因为，我看到胶片已经多得连医生也难以应付。当它们横七竖八地平摊在诊台上时，医生为了找到他们想要的那一张，总是显得颇为吃力。
在我求医问药的日子里，很多医生都会告诉我几个妙手回春的故事，给我留下神医良药的强烈印象，却很少有哪位医生对我讲述他的“医治无效”的记录。至于“误诊”“误治”的病例，那就更不可能从医生的嘴里听到。
这些胶片形体巨大，上面挤满了黑白交错的影像，如梦如幻。我每做一次脑部核磁共振，就会得到5张这样的胶片，做一次肺部CT，至少有4张。如果我遵照医嘱再加上“增强扫描”，那就会使胶片数量再增加一倍。在我长期就医的那家肿瘤医院，每天做CT扫描检查的患者大约200人。照这样算来，每年从这一家医院的CT室里出来的胶片恐怕有几十万张，全国所有医院出来的胶片数以亿计。如此数量庞大的胶片都汇集到病人手上，满大街拎来拎去。相形之下，我手上的那点东西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可是让人疑惑的是，癌症治疗中“误诊”“误治”和“医治无效”大量存在。“治愈率”保持着一个很低的纪录，而且很多年来一直没有明显提高。
每天拎着一口袋胶片，满世界东奔西跑，同时还能感到胶片数量迅速增加，袋子也越来越沉。这时候你自然会奇怪，如今这世界电子技术无孔不入——从电脑到电视，从手机到录音笔，从数码相机到网络传输，而且计算机里储存着每一次电子扫描的数码文本，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把它制成胶片拎来拎去呢？
我不懂医，也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和研究，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不能解开这个疑问，只能凭借常识和逻辑来推断。没有一个医生会只有“治愈率”而没有“医治无效率”，也没有一个医生会永远正确没有失误。
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这个课题：一个高墙林立、壁垒森严、充斥着门户之见、连最基本的信息共享都做不到的医疗环境，与医生的误诊率、病人的治愈率之间，有没有关系？
事实上，你的医生所犯的错误，可能让你遭受更多的痛苦，甚至可能让你更快地丧命。
医疗领地上的“割据”与“门户”
问题在于，除了少数明显的医疗事故，医生的大多数错误，要么不会造成可以明确界定的后果，要么可以用“医治无效”来掩盖。
⑩告诉所有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癌症不可怕。
医生为什么会犯错误呢？
⑨回江南和朋友同事再见一面。
除了我们已经感受到的“门户”与“割据”（严格说来，这不是哪一位医生造成的），还有一些，和医生自身修养有关。
⑧重返滑雪场，从雪山顶峰速滑下山。
我想，我没有资格评价医生的专业水准。不过，我总担心，有一些非医学的因素，可能导致医生不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⑦离开闹市中心，到乡下找个小房子住几周。
现在我就尝试着列举几个：
⑥恢复“清晨起床后喝一杯咖啡”的习惯。
受制于人性方面的弱点
⑤买个好相机玩一玩。
医行天下者说到底不光凭借科学，还须有一份爱；不光是物质的，还是心灵的。所以，决定医生高下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操守。
④再到大海里游一次泳。
请记住，医生不等于医学。
③再陪晓东一次出国游。
医生=医学+人。
②再为儿子做一顿饭。
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医生在和病人相处的时候，不仅受制于自身的专业水平和经验多寡，也受制于他们作为人的长处和短处。从医学的立场上看，医生是权威。从人性的角度来度量，医生和他们面前的病人没有什么不同。
①再吃一次“苏浙汇”的清蒸鲥鱼。
可是很多癌症患者都不曾独立地思考过这件事，尤其不会想到医生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医生的专业和经验也会受制于人性方面的弱点，甚至会因此走样。
最想做的10件事
在病人面前的职业优越感
还写了一句话：“能活一天算一天，能做一件是一件。”
拥有一份好的职业，很容易让人产生优越感。
眼前模糊不清，不过，手指依然灵活。我摸索着键盘，写下“最想做的10件事”。
医生喜欢危言耸听，有意无意地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这是他们的职业习惯，或者叫作“职业优越感”。
我被这个想法激励着，兴奋起来。于是，我打开笔记本电脑。这电脑已经伴随我多年，键盘已被指尖磨光，里面记载着我生命历程中的无限风光。但是这一次，我希望它能让我记得，还有更好的风景在电脑之外。
大多数病人没有医学常识，精神萎靡，反应迟钝，看上去像个弱智者。这又助长了医生的优越感。
在我刚刚病倒的时候，哥哥有一次提醒我，写下自己最想做却总因太忙而没做的事，然后一件一件去实现。当时，这种闲情逸致我一点也没有。现在我决定：不论生命还有三个月还是三年，我都不会再让自己留下遗憾。
在通常情况下，医生的职业优越感只是给病人带来心理上的不舒服，不会造成更坏的结果，我们也不必介意。可是，如果一个医生因此便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文过饰非，不接受新事物，不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东西，甚至在病人面前不懂装懂，那就注定会有更大的犯错误的概率。
我和晓东慢慢品着一杯茶，谈论过去几十年流水一般逝去的日子。我们有好多想去的地方还没有去，有好多期待中的事情还没有做。我们一直设想把这座城市的特色菜馆走上一遍，这样的菜馆正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各个角落，不知道我们的脚步什么时候才能赶得上一个美食时代的膨胀速度；还有书架上的那些书，一直没读；还有我最喜欢玩的相机，一直闲着；还有滑雪和游泳，总是一推再推；还有京城每年的一万场文艺演出，不知怎么我也全都错过了。其他出现在睡梦中的，还有青藏高原的三江源头、新疆的喀纳斯湖、云南的香格里拉、阿尔卑斯山的滑雪圣地。这一辈子，我太注重工作，太在乎成就，这让我疲倦万分，也给我带来无穷的快乐。重要的是，我所向往的事情还有很多。
医患之间严重的供不应求造成了普遍的麻木和厌烦
现在，我终于可以停下来了，可以不慌不忙地欣赏“路上的风景”。我甚至相信，眼前这种自由、宁静、纯净的时光，还能持续一阵子。这让我满足。感谢上帝，他老人家以一种最激烈的方式让我找回生命的真谛，不再被世俗的华丽和喧嚣包围，也不再被功名利禄束缚。
在我们国家，医院绝非一个清静宜人的去处。病人蜂拥而入，嘈杂，喧闹，混乱，充斥着令人作呕的味道，还有无助绝望的目光。
芸芸众生，来来往往，不是为名，就是为利。自古以来，无尽无休。如今这世界更是无节制地激励着欲望的膨胀。人们焦虑不安，是因为没有满足欲望。满足了欲望之后还是焦虑不安，是因为人的成就越大，欲望也就越收不住。可是名利之路迢迢，哪里是个尽头呢？
医生也是凡人，不是菩萨。每天面对这一切，见多不怪，不免麻木和厌倦。
和尚道：“对，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
久而久之，他们难免把门诊当作例行公事，而不是救死扶伤；把病人当作一个病例，而不是一个人。所以，他们在病人身上投入的只是时间和技能，而不是感情。
官员大怒：“明明数不胜数，为何只有两条？”
利益的纠葛
和尚微笑道：“两条。”
你有没有考虑过，是谁在告诉你只有手术和化疗能够拯救你的生命？是那些以手术和化疗为生的医生。你有没有考虑过，是谁在宣扬各种各样的“抗肿瘤特效药”？是那些以这些药物谋取利润的制药厂和经销商。
官员用手一指，问和尚：“你说，江里有几条船？”
在今天的中国，求医问药已经成了一种极富诱惑力的市场需求。
江中百船竞发，千帆争流。
对一些人来说，疾病是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是倾家荡产的危机，是死亡的威胁。但是在另一些人眼里，它是名利场上的一个良机。对他们来说，你的出现只不过为他们增加了一个病例，或者是一棵极具潜力的摇钱树。
有一天，二人在长江边上不期而遇。
用我们的脑子救命，而不是用我们的腰包救命
有个和尚，是个智者。一位当朝大官不喜欢他，总想为难他一下。
这一类考题，我们每天面对，几百次地扪心自问。这简直太像一份生命的试卷了，每一道都是必答题。你可以回答“是”或“否”。只不过判官最终给予你的裁决将不是“对”或“错”，而是“生”或“死”，抑或“生不如死”。
小时候，父亲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也是早已遗忘了的，这时候竟也飘然来到眼前：
我们做对了一些事情，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更多的难题。其中有一些不妨抛诸脑后，但还有很多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我们不得不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如履薄冰，以便不会犯下致命的错误。
那天晚上，我开始翻看她留下的那本书，也回味她留下的那些话。夜晚在我心里变得安详宁静。我逐渐沉醉于“路上的风景”：柳荫覆盖的山坡，一线环绕的水岸，树林里的“古筝女子”，草地上的“空竹老人”，还有我曾拥有又失去了的那只空竹……
现在，我们必须尽快决定的一件事，就是要不要服用“刘太医”的灵丹妙药——“控岩散”。
我明白了，她从台湾来到北京，这么急着来看我，原来就是想要鼓励我渡过难关。我也听懂了她的话中含意：一个癌症患者，首先须在精神上从容平和，豁达通透，立于不败之地。这比任何灵丹妙药都重要。
关于“控岩散”，我们已知道一大堆神奇的故事。根据“刘太医”本人的描述，这“控岩散”乃他的祖传，也是刘家之所以成为“治瘤世家”的独门秘籍。在他出版的一本风行一时的书中，千言万语，说来说去，其实最引人入胜的就是一碗汤和一味药。不管什么人，也不管什么肿瘤，统统给予“一汤一药”。汤是“牛筋汤”，药是“控岩散”。在他笔下，“控岩散”由“刘家药行”以进口鲨鱼胆为主料，配合其他种种秘而不宣的中药制成。他来给我诊治开方的那天，曾详细地解释了这味奇药的服用方法。我还记得那一番话，并且已经把几百斤牛蹄筋喝进肚子。假如他不是忽悠，那么我体内的胶原蛋白应当把脑袋里的肿瘤团团包裹起来了。肿瘤已被软化，甚至还会略微缩小。按照“刘太医”的治疗计划，这时候“控岩散”杀将上去，不间断地吃它四年，即可彻底消灭肿瘤。
分手时，她送给我一本书。书名是《0.0001的机会——绝处逢生的抗癌奇迹》，正是她给我讲述的那对母子的真实故事。封面上有一句话：“不管面对多少人生的病痛与苦难，只要还有0.0001的机会，就不要轻言放弃！”
可是我还在犹疑不定：到底要不要吃这灵丹妙药呢？
她收起惯常使用的手势，声音忽然变得和缓，目光从书架上移开，越过我的肩膀望过去，仿佛看到那个遥远的自己：“所以，试着放下自己的目标，停下来，看看路上的风景，也许是好事。”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大堆问题，等待着一个明确的答案：
“很多人，也许是每个人，或者就说我自己吧，”她说，“总是忙忙碌碌，向着自己向往的目标，不肯停歇，就好像一个登山者，不登上顶峰不肯罢休。常常感觉很累，想要停下来歇歇，歇一歇还是为了更快地往上爬，心里面永远只想着顶峰的无限风光，却从来没有停一停，看看路上的风景。其实，路上有好多好看的风景，要比顶峰还漂亮呢！”
要不要尽快实施开颅手术，切除颅内肿瘤？
她很想给我帮助，而且敏锐地认定我现在最需要精神方面的激励。在为我树立了一个战胜癌症的榜样之后，她又开始讲自己的故事。这一回不是因为疾病，事实上她的身体一直不错，她谈起自己，只是想告诉我她多年以来挥之不去的一个遗憾。
——这是神经外科专家的一个建议。
莫昭平显然已经了解我的病情，也知道我不能多说话，所以自己说个不停。作为一个出版商，她在过去很多年眼看着我为写作殚精竭虑，所以断言我是累坏了。不过，她现在似乎更担心我的精神垮掉。像她这样的女性一定能够想象，事业的顺逆对于今天人们的影响是多么大。人们总是期待着自己能够从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绝症降临，意味着事业之路被一刀斩断，这对他们来说必定是一个晴天霹雳。
要不要实施颅内探查手术，以便直接取得病变活体进行病理检验？
这话让我轻松不少，正想着找个什么话题来谈，她却先开口了。她告诉我，她的前任总经理如何患了大肠癌，如何乐观对待，又如何让自己奇迹般地挺了下来。可是祸不单行，儿子又被查出肝癌晚期。这母子俩携手并肩，开始了新的抗癌历程。母亲的精神鼓舞着儿子，再次创造了绝处逢生的奇迹。
——这是神经外科医生的又一个建议。
她听了，脸上露出伤感，不过只是一闪而过。“不，不，不！”她连连说，她这次不是来讨书稿的，也不谈写作和出版。
或者先服用一段时间的抗生素，以这种诊断性治疗的办法帮助确定颅内病变是炎症还是肿瘤？
第二天下午，她如约来到我家。我开门见山地说：“很抱歉，恐怕今生不会再有新作了。”
——这是神经内科专家的一个建议。
离开公园回到家里，接到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的总经理莫昭平已从台北来到北京，希望找个时间过来探望。莫昭平是位典型的职业女性，精干、执着、充满激情，热爱图书。她会为得到一部好书稿兴奋得手舞足蹈，也会为没能出版一本期待中的书失声痛哭，这很容易地让我们找到了共同点。她管理的公司以繁体中文出版过我的几本书，每一次合作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番愉快的经历。以往我们每年总能见面，可是除了我的写作和她的出版之外，似乎很少涉及别的话题。我知道她每次约见我都带着一个目的，那就是打探我有没有新作将要出手。
要不要为出国做好准备，以便到美国或者欧洲的医院去做脑瘤切除手术？
现在，我终于可以停下来了，可以不慌不忙地欣赏“路上的风景”。我甚至相信，眼前这种自由、宁静、纯净的时光，还能持续一阵子。这让我满足。感谢上帝，他老人家以一种最激烈的方式让我找回生命的真谛。
——这是亲友们的建议。
路上的风景
还是什么都不做，静观其变？
离开树林时他已是一身大汗，鞋子上沾满泥土。他们真有享受平淡生活的天赋，即使生活在物质世界的底层，仍然拥有保持快乐的秘诀。如此清贫单纯的快乐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正迅速消失，就像古老的城墙和破旧的院落一样。若不是邂逅这位“空竹老人”，它在我的心里只不过是失去的记忆罢了。
——这是另一位神经科医生的建议。
眼前那只梦幻般的空竹仍在翻飞跳跃。哨音不绝，划破晨曦，就像一首轻盈动人的圆舞曲，带着一种在生命历程中沉淀下来的洒脱和练达。他简单破旧的衣服下是男人的体魄、宽阔的肩膀，胳膊泛着古铜色，青筋凸起，还有整齐匀称的牙齿。当他完成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时，脸上溢出的笑容灿若朝阳。
要不要立即实施开胸手术，切除发生病变且被高度怀疑为恶性肿瘤的左肺上叶？
当他提到“厂甸庙会”时，我心里忽然一震，某个遥远的情景来到眼前。我想起小时候，父亲也在“厂甸庙会”给我买过一只空竹，可我从来没有学会过。那空竹早已不知丢到哪里了。从那以后，我被一连串的“人生目标”所吸引，天天奋斗，年年奋斗，直到如今一病不起。要不是眼前这位“空竹老人”，也许我今生再也不会想起，自己也曾有过一只空竹。
——这是一位胸科专家的建议。
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忽然有一天被打断了。工厂不景气，他下岗了。在这个城市里，这其实就是失业的代名词。那一年他还不到50岁，指靠政府救济金和微薄的储蓄度日。家境越发艰难，每一分钱都要计划好花还是不花，可是家里笑声依然不断。他开始到这片树林里来挥霍他的时间。他的快乐变得更加简单，仅是这空竹就让他心满意足了。空竹是他下岗后花几元钱从厂甸庙会买来的。
要不要实施抗结核治疗，因为左肺的病变可能是结核而非肿瘤？
他的故事很平淡，却饱含人生哲理。许多年前，故事刚开始时，他是一个退伍军人。在经过一番没有结果的求职过程后，他走进一家小工厂，接替年迈多病的父亲做了一个工人。父亲一生沉闷抑郁，不爱说话。这让这个家庭的气氛总是特别沉重。不过，到了儿子成家时，家里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笑声渐渐充满了这个家。儿子天性快乐洒脱，从来不会因为不如意的事情而怨气冲天。他并没有让这个贫穷的家庭发财致富，还是那座狭小的房子，还是那些陈旧的家具，可是他让全家人的心情彻底改观。走进这个家庭的人都说，你只要听听他们说话，看看他们的笑容，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这是另外一位胸科专家的建议。
听一位口才好的老北京人说话，如同欣赏一位脱口秀大师的表演。为了强调自己说过的话，或是为了看我是不是注意在听，他有时会瞥我一眼，可大部分时间他是盯着空竹。他的双臂上下挥舞，即使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也不会让飞翔的空竹落到地上，就像是让那呼啸不止的哨音来为他的生命伴奏。
要不要去看中医？
他是个北京人，而且是居住在老胡同里的那种地道的北京人。
该不该相信广告上说的那些神乎其神的抗癌新药？
“穷人有穷人的难处，富人有富人的难处。病人有病人的难处，健康人有健康人的难处。只有一种人没难处……”他望着我，停下，故意卖个关子，然后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就是不拿难处当难处的人哪！”
要不要吃那些据说具有防癌功效的营养药品？比如灵芝孢子，或者冬虫夏草？
看我还想接着说下去，他摆摆手，不让我继续。和那些专注、同情地倾听我讲述自己病情的朋友不同，这个人在刻意地阻止那些不愉快的景象出现在我心里。
这一类考题，我们每天面对，不下几百次地扪心自问。
“咳！”他打断我，“不愉快的事情，谁没有啊？”
这简直太像一份生命的试卷了，每一道都是必答题。你可以回答“是”或“否”——听从医生的劝告，或者追随自己的意愿。只不过判官最终给予你的裁决将不是“对”或“错”，而是“生”或“死”，抑或“生不如死”。
我迎接他的满脸疑问：“身体不太好……”
作为癌症患者，要想不犯错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打击袭来时，我们都会惶惑不安，还会无所适从。这很正常。我们受到的威胁和压力太大，面对的蛊惑和煽动太多，即使是最具大智大勇和独立精神的人，也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看清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
“怎么——”他的问话刚刚出口，又戛然而止。他很机敏，见我不算老迈，却手里拄着拐杖，行动迟缓，脚下蹒跚，说出话来气若游丝，立刻意识到我是个病人。
我们的第一个念头是到医生那里去寻求救命之道。这也很正常。我们每天接受各种各样的诊断，听到形形色色的治疗方案。听从医生的话显得很自然，而拒绝医生的话则显得既无理又无知。
当他偶尔停下来的时候，我忍不住上去搭讪。
医生有许多话很权威，也很有意义。不过，我还注意到，医生也有很多话并没有真正的价值。这些话里传达的信息常常引起我们的过分依赖，甚至误导了我们的注意力，以至朝着一个错误方向走去，我们却还以为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我们坐在湖畔的休闲椅上，看着被风吹皱的一池春水。风轻云淡，水静心闲。耳边悠悠飘来一阵哨音，忽高忽低，错落有致。隔着寂静的树林，能够分辨出那是空竹的呼啸。循声望去，远远看见一个身影，瘦削、轻盈、矫健。我本以为是个年轻人，直到离得近了，才看出那人年纪不轻，甚至应该说是个老人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练就一身抖空竹的绝技，能够在树林之间的狭窄空间穿梭往来，上下翻飞。
到头来，如果你完蛋了，你会认定是自己倒霉，绝症缠身，命该如此。你根本不会想到，如果没有这些治疗，是否也会命丧黄泉？或者说，是否会这么快、这么痛苦地命丧黄泉？
这些年来我忙忙碌碌，每天被功名利禄、灯红酒绿簇拥着，很难想象咫尺之外竟有这样一个从容恬静、无物无我的清凉世界。我也曾极力为自己腾出一些假期，每逢这时，我和晓东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安排远足。我们以观光客的身份游览美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如饥似渴地享受一年一度的闲暇、浪漫和异国风情。每次回到家里，都以无限向往的目光反复欣赏异国他乡的照片，同时发誓，一定要让自己的工作节奏放慢下来。我梦想着每天清晨在透窗而入的和风中慢慢醒来，傍晚在柔和温暖的斜阳里浅吟低唱。可是，直到今天，我才忽然意识到，过去这么多年里，我每天在这公园的围墙外面匆匆而过，竟从未进过这座大门。如今，一场疾病的降临，让我终于放下功名利禄，放下七情六欲，走进自己梦中的境界。
如果你起死回生，你会归功于医生。你不会想到，如果没有这样一番治疗，是不是也能渡过危机？
我这时看到的景色，后来总是在我眼前重现。它不是京城的古迹名胜，也不是什么著名的旅游景点，只不过是一处老园子，被一堵灰砖砌成的老墙和一道浓郁的柳荫围绕着。都市的喧嚣和欲望每一天都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它却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宁静。
举个最常见的例子，你听了医生的劝告，迫不及待地想要切除自己身上的肿瘤，于是努力打探最好的医院，寻觅最好的外科医生。为了确保手术成功，你辗转联络熟人，牵线搭桥，甚至不惜额外花费数额庞大的金钱。终于，一切安排妥当，你被推进手术室，家人心情忐忑地等在门外。然后，医生宣布手术成功，你和你的家人皆大欢喜，都说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你也许从来没有想过，你是不是真的应当做这次手术呢？如果没有这次手术，结局究竟是更好还是更糟呢？
我们走在松软的草地上。这不是如今城市里那种依靠人力和金钱铺设的草坪，而是一片自然生长的绿茵。在春日的和风中，层层叠叠的绿色已是生机盎然，又被参差飘舞的柳絮覆盖了一片淡淡的雪白。清晨的斜阳穿过树荫，洒下斑斑点点的金黄色，其间点缀着一些说不上名字的野花，轻盈明快，不经意间为公园增添了不可抗拒的魅力。湖岸的曲线从脚下蜿蜒伸展出去，串串柳叶出入水中，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有个姑娘朝树林深处款款走来，在一块巨石前站定。片刻间，面前已多了一架古筝。她坐下来，横琴依石，闭目凝神，好像一下子就进入了一种化外之境。随着她的两手轻抚在丝弦之上，琴声飘起，环绕在树冠中间。这时候，我的注意力完全被这幅画面吸引了。这画面是属于尘世之外的。它有一种优雅、不屑一顾的色彩，似乎要把世俗的功名利禄都融化掉。
1985年，我的父亲被查出患有肝癌。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找到最好的医生。一番调查之后，我认定全国最优秀的肝胆外科专家当数上海长海医院的吴孟超大夫，他以外科手术有效治疗肝癌而享有盛名。于是我赶到上海，问他是否可以为父亲做手术。我满怀期待地等他说话，可是他既不急着回答我的问题，也不像今天很多有名的医生那样把自己以往的成功病例挂在嘴上。他静静地听我陈述，间或问我几个问题，又仔细查看病人的所有影像资料和化验结果，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然后，他对我说，可以做手术，而且还能保证手术成功，但他还是劝我不要手术。他用一种坦率和值得信赖的口吻告诉我，手术将给病人带来极大痛苦，从延长病人生命和提高生存质量的意义上说，即使是最好的手术结果，也不如不做手术。
这是我生病之后的第一次远足。说是“远足”，其实离我家也只有三里地。那一天晓东看我精神不错，就把我拉到这里来散步。我知道适当活动对身体有好处，但当时想得更多的是，也许我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与其躺在床上悲悲戚戚，不如出来享受一下大好春光。
他的意思很清楚，一次成功的外科手术虽然可以切除肿瘤，并且让病人伤口痊愈回家，但是不一定能延长病人寿命，而一定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痛苦。
清晨是公园里人最多的时候。在这里，你着实可以看到京城里的“公园一族”。这些人都是此地常客，个个有把子年纪，衣着过时，行动迟缓，一旦进入这片天地，立刻融入一种悠闲自在、心无旁骛的状态。除了足够的闲暇之外，他们所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对生活的恬淡从容。公园的门票只要一元。如果买月票，那么花上三元钱就可以在这里泡上一个月。我猜想，这片闹市中心的土地正在用某种方式告诉世人，它拒绝融入这个充满欲望、充满争夺的世界。
听了这一番话，我们只好放弃为父亲手术的想法，转而采取保守治疗方法。10个月后，父亲去世。我当时最大的安慰就是，他没有因治疗遭受痛苦，平静地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日子。与此同时，我又留下一个疑团：如果坚持完成一次肿瘤切除手术，父亲的结果会不会更好些呢？这件事虽已过去多年，可是疑团始终在我心里纠结着，挥之不去。
公园不大，坐落在闹市中心偏北一点的地方。大门外一条绿荫浓郁的道路，连接着京城的中轴路和一座部队大院。柳树、杉树、桃树、枫树、银杏树，依湖水而生。春天来了，大地开始返青，散发出一种最原始、最纯真的味道，是今天都市人久违了的气息。
2005年，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我的家族之中。这一回，我的一个亲戚被查出患有肝癌，其情形和父亲当年的情况如出一辙——两人都是在例行体检中发现肿瘤，当时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症状，能吃能睡，精力充沛，仍在以健康良好的身体状态工作着。不同的是，我的这位亲戚以最快速度进了手术室。他找到当地最好的医院，请来最好的医生操刀。医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手术成功，肝部肿瘤已被切除。可惜的是，病人很快去世了，整个过程不到三个月。噩耗传来的那天，我在悲伤中前前后后仔细回想，最后得出结论：这位医生的所谓“手术成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手术除了给病人带来痛苦，还有极大可能缩短了他的生命，至少没有延长病人的生命。
转变来得很慢，也很快，可以说是期盼已久，也可以说是一时冲动。这中间的主要缘由是那座公园。我和晓东在清晨的薄雾中第一次走进去，不过几分钟之后，我心里的阴霾已经被它驱散。
这天夜里，我在睡梦中醒来，病中的父亲再次来到眼前。我第一次确信，当年听从吴孟超大夫的劝告不为父亲手术，不是一个错误。那个积郁心中20年的疑问，终于释然！
好在这种情绪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一次石破天惊般的顿悟之后，我真正明白了，悲喜之间的转换，其实只是在生命旅途上的心灵一闪念。
现在，同样的难题轮到我自己了。
由视觉的美好印象开始的一天，一定是让人开心的。可是，当眼前的东西全都莫名其妙地旋转、重叠、飘忽不定的时候，我开始变得沮丧。我知道长寿的癌症患者无一不是乐观豁达之人，却根本不能消除自己的灰暗萎靡。
在经过一番求医问诊的经历之后，我才知道，今天大多数医生面对病人时，已经不会像当年吴孟超大夫那样客观中肯和超越自身功利。他们倾向于把自己说得无所不能，并且有意无意中给病人造成一个印象，如果不把你的金钱和生命交给他们，就将是死路一条。当然他们是用另一句话来表达这个意思的：“贻误最佳治疗时机”——这对病人和病人家属来说，几乎是个“撒手锏”。
多年来我梦想着，每天清晨在透窗而入的和风中慢慢醒来，傍晚在柔和温暖的斜阳里浅吟低唱。可是，直到今天，我才忽然意识到，我每天在这公园的围墙外面匆匆而过，竟从未进过这座大门。如今，一场疾病的降临，让我终于放下功名利禄，走进自己梦中的境界。
“最佳治疗时机”当然重要，但是我相信，“正确的治疗方向”更重要——也许比选择一个具体的治疗时机还重要。
水静心闲
我回想当初在“要不要手术”的问题上进退两难的情形，如果听从医生建议，就是立即切除颅内肿瘤，那么即使在最好的医院里，由最好的医生操刀，完成一次最成功的手术，结果也只能是：
“今天是我自2月9日以来最轻松愉快的一天。”晓东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并不是因为肿瘤的可能性排除了，事实上，医生根本没有改变诊断。我们不敢奢望脑子里面那么大的一个东西真的不是肿瘤。可是我们改变了对癌症的看法，由最初的恐惧到现在可以从容乐观地面对。我们对肿瘤的恐惧心理排除了。即使是肿瘤又何妨！我们有信心控制它，也有信心与它和平共处。”
1.恶性肿瘤。全切除。造成部分脑损伤。
走出医院时，我们浑身轻松。尽管医生没有给我们任何一句可以扭转乾坤的话，我们仍然感觉此行得到了很多很多。我们甚至开始讨论“癌症究竟是不是绝症”。
2.恶性肿瘤。部分切除。没有损伤正常脑组织，但剩余病灶仍会迅速长大。
“你们要准备接受各种可能。”她不无谨慎地说，“不过，即使是肿瘤，现在这种情况也是好的。说明病人有抵抗能力。”
3.良性肿瘤。全切除。没有损伤正常脑组织，或者造成部分脑损伤。
她再次打量了我一番，收起脸上的惊喜，职业的语调重新回到她的声音里。
无论哪一种结果，我都将庆幸自己经历了一次成功的手术。我会对医生千恩万谢。我会说：“是手术挽救了我的生命。”也许还会以此鼓励其他癌症患者勇敢地走向手术台。即使留下后遗症——眼斜嘴歪，吃饭拿不住筷子，走路不再像个健康人那样腿脚利索，我也不会产生任何怀疑。
分手的时候，我直截了当地问她：“您现在还坚持原来的诊断吗？”
因为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如果不做手术，我的生命将会怎样。
我老实却有点自豪地回答。
但是，由于我没有听从医生劝告立即手术，所以有机会看到另一种结果。我已经跨过医生所谓的“死亡预告期”，不仅什么都没有发生，而且我还能清晰地感到头部病灶带来的不适减轻了。不能说这是痊愈的迹象，但它已经证明——至少在我的病例中——所谓不立即锯开脑袋就会贻误“最佳治疗时机”的说法，其实只是医生的错误判断。
“没有！”
我并不一律地排斥手术（我很快就会提到，当大多数医生都认定没有必要实施开胸手术时，我坚决地选择以手术方式切除左肺病灶）。我只是坚信，病人千差万别，肿瘤的性质更是大相径庭，一律选择某些治疗方式，或者一律拒绝，都有可能导致你走向错误的方向。
“有没有吃过任何抗癌药？”
由于我的家族中出了好几个癌症病人，也由于身边很多类似的故事，更因我本人的切身体验，我渐渐意识到一件事：与癌症的较量是没有后悔药的，一着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因此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有足够的理由，都必须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冲动和盲从。
“没有！”
请记住，用我们的脑子救命，而不是用我们的腰包救命。
“有没有用消炎药？”
现在让我们回到“刘太医”和他的“控岩散”上来。
“没有！”
“刘太医”给我诊治开方那天，说对了两件事：其一，绝对不能去开刀；其二，也是一个更加了不起的预言，他认定，三个月后，我的脑瘤将会略微缩小。
“你有没有用激素？”她问，接着又解释，“激素具有消肿的作用，所以有可能在短期内减缓病人的症状。”
现在设身处地回想当时情形，我能体会到，说对这两件事相当不易。对比那时候那么多名扬全国的医学专家说过的话，我在心里对这位“江湖医生”有着很强的感佩之心。他有很大可能是瞎蒙的，没有科学依据，可是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事实上，当那些彼此对立、莫衷一是的“诊断”堆在我面前时，我就有了一个直觉：在癌症治疗领域，所谓“科学”和“瞎蒙”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清楚。
但是在李金大夫看来，事情仍然让人难以置信。她试图寻找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局面。
不过，由于“控岩散”的故事过于离奇，我们抱着很深的疑虑。“刘太医”的“只给精英治病”“只给有影响的人物用药”的说法，更让我们不能接受。在得知他公开发表的个人简历中有一些不实内容时，我们开始怀疑此人的诚信，于是开始调查“控岩散”的来龙去脉。这一调查借助了人民日报社驻海外记者的力量，也委托了我在香港的一些朋友，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控岩散”如“刘太医”所说是在香港制成后在内地销售，所谓遍布美国的“刘家诊所”和“会员”，也是无处寻觅。
这是具有专业水准的检测！它有前次的检测结果作比照！毫无疑问，我的身体发出的声音没有欺骗我！它被“临床检查”证实了！
我对医生本人是否合法行医并不介意，对于药品成分不会刻意纠缠，至于有没有政府批文，有没有合法生产手续，我也不太在乎。不管合法非法，能治病就是好法。对于任何一个癌症患者来说，如果名门正派的医院通通宣布为“不治”，那又为什么不去依靠旁门左道呢？但是，如果你选择了一个浑身江湖气、大话连篇、随心所欲、未经合法注册的医生，再加上一堆没有生产许可证、也不知道成分的药品，你就必须有一种游刃有余的分辨真假的能力。
“原来有的一些不好的症状，现在减轻了。”她惊叹，“原来没有的不好的症状，现在还是没有。”
我的一些朋友认为，既然“刘太医计划”的第一阶段目标——连续三个月服用牛筋汤和开胃汤，控制脑瘤继续生长——已经实现，那么，按照他的方法尽快上“控岩散”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说，在商业圈里的争名夺利之人，虚张声势甚至无中生有，都是不足为奇的，所以不必过分在意所谓“诚信”。
我猜想，李金大夫一定比我更加惊讶。在我回到她的桌前坐定之后，她再次把笔举到我的面前，没有什么新名堂了，只不过是再次验证我的“眼震”。
然而我不这样想。我对诚信本来就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追求。过去很多年里，如果我发现一个人说了一句假话，那么我会认定这个人的所有言行都不可信。在求医问诊的道路上也是一样。我不会在乎旁门左道，但是我特别在乎医生的诚信。在没有任何手段控制药品真伪的时候，医生的诚信就成为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判断依据。更何况这对我来说是件性命攸关的事！
她注视着我独自做完这一切，走过来，拿出她那探寻人体的“神秘武器”，试探着触碰我的身体，一边刺探一边观察我的肌肤反应。我能感到有个钢针一般的东西刺在皮肤上，脸、脖子、胳膊、腿、手、脚……我惊讶地意识到，那种又疼又痒的感觉是那么精确清晰。
我拒绝了“控岩散”，这在当时让好多朋友不解。有人觉得我多虑了。晓东知道我的想法，也支持我，可是总觉得在道义上有点亏欠“刘太医”。她在自己的日记里，记录了那时候我俩的一次对话：
接着我们比照着病例上记载的检查项目，依次重新开始。有了前次的经验，我已驾轻就熟，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首先，两臂向前平伸，单腿独立，两脚在一条直线上交替行走。然后，脱去鞋袜躺在病床上……
我问他：“你从一开始就对‘控岩散’心存疑虑，我记得你从来就没有同意过吃‘控岩散’，为什么？”
这是脑瘤的典型症状之一。所以，它的好转很自然地让李金大夫感到意外和惊喜。
他说：“因为我始终就不太相信‘刘太医’这个人。”
这项检查的名目，医学术语叫作“眼震”。它是指脑神经损伤导致患者无法控制的眼球颤抖，通常在斜视时更加明显，由此造成视物移动、重影和眩晕。
我说：“咱们这样怀疑人家，是不是太不厚道了？”
“眼睛还真有好转！”她说，声音中透着明显的惊喜，“正面已经没有震颤了。左侧还有震颤。右侧基本没有，在最边缘还有一点。”
他说：“这和厚道不厚道是两回事，他有好的东西我们就接受，但不意味着全盘接受。”
就这样过了几分钟，她忽然扑哧一声，乐了。
我听从了“刘太医”的一些话，却不肯听从他的另外一些话；接受了他的“牛筋汤”和“开胃汤”，却不肯接受他的“控岩散”。“刘太医”那时候相当走红，并且对我抱以很大的善意，我却对他始终存有戒备之心。这看上去的确有点怪，也不合情理。现在我就来解释一下其中的缘由，希望能够让我的病友们有所比照。
周围很静，我甚至能感觉到她屏住了呼吸。我想我不再需要说什么了，我的眼睛也许能说出我心里认定的话。
“刘太医”曾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帮助。尽管他的一些说法听上去太不靠谱，无法让我信服，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的那些所谓“秘方”真有治癌功效，但是他的另一些说法开启了我对癌症的新认识，这些新认识直到今天还在指引着我的康复之路。对于这一切，我始终心存感激。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掩盖他在诚信方面的问题。我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合法行医执照的人，还有一种未经生产许可的药，对这种药的成分我也完全不知。我在前边已经说过，在这种情形下，我让自己不犯错误的最后一道保障线，就是了解制作和使用它的人。当有明显迹象表明这个人在说谎的时候，他的所谓“特效药”当然是不值得信任的。
李金大夫把手中的笔直立在我眼前，让我将眼球跟着她的笔左右移动。她把脸凑过来，在距离我很近的地方，全神贯注地盯着我的眼睛。
此外还有一个理由。这理由不是医学的，而是逻辑的。我不懂医学，但是我懂逻辑，所以它在我这个医学外行来看，分外有力。
我们很幸运，一开始就遇到了李金大夫。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总是带着让人轻松的笑容，当她眯起眼睛看你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强烈的怜悯和关切。虽然门外等候她看病的人排成长队，她却不会急着打发眼前的病人。她的“特需门诊”属于很高级别的专家收费标准，不过，当病人只花九元钱去看她的“普通门诊”时，她用在病人身上的时间和精力也不会少一点。她总是很认真地倾听我们的陈述，还会对一些关键细节提几个问题。当我们的陈述和她的专业经验不能吻合时，她的眼睛里也会流露出怀疑，但她没有某些医生潜意识里的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不会当病人是白痴，不会把一句硬邦邦的甚至是冷嘲热讽的话迎面扔过来。她会微笑着说：“好吧，让咱们再重新检查一遍。”——就像她现在所做的一样。
“既然没吃‘控岩散’我的脑瘤也缩小了，”我对朋友说，“那我为什么要吃‘控岩散’呢？”
当然，医生和医生还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他们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水准，也同各自所处的位置和环境有关。单就大脑疾病来说，我总觉得神经内科的医生通常能够更耐心地面对病人。他们不比那些外科医生，不能锯开你的脑壳，却又要判断你的疾病，所以除了用更多的精力来检查你的生理症状，别无他法。
正因此，我谢绝了“刘太医”的“控岩散”，如同谢绝了西医专家们的“手术刀”。
对于医生来说，这是一套严格精准的程序，具有相当大的确定性，然而它并不复杂，也不需要病人额外的花费。它所要求的不是高精尖的设备和技术，而是专注、耐心、无微不至、见微知著，以及愿意把更多时间用在病人身上却不能多挣钱的职业精神。可惜的是，大多数医生都有过分依赖现代扫描仪器和黑白影像胶片的倾向，漠视病人的直觉和陈述。那些有名望的、精于计算自己门诊的每一分钟值多少钱的专家，就更是如此。他们受到自己专业经验的限制，又被架在以往的功名之上，难免有点自以为是。根据我的经历，他们甚至吝于往病人身上多看一眼。我猜想，那一定是因为注视病人会花费他们更多时间。只要想想他们收取的门诊挂号费是两三百元一位，而门口还有一大堆病人在焦急地等待，我对他们的冷漠、不耐烦和匆匆忙忙便立刻释然了。
从那时到今天，已经过去九年多了，我还好好地活着。颅内病灶仍然存在，但是已经缩小到连专家都很难找到，我的绝大部分不适症状也已经消除。
不管怎样，我已经学会站在医生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已经明白，所谓“症状”就是疾病给人体造成的种种生理反应，所以不能指望仅凭病人的感觉和陈述就能形成结论，还要依靠专业精通而又无微不至的医生亲自验证，也就是所谓“临床检查”。他们首先会把你身体的某些器官作为检测的重要对象，要求你做出各种动作，通常还会借助于形形色色的检测工具，触动你身体的各个部位，逐一观察你的反应。对于脑神经损伤的患者，通常最重要的反应会出现在眼球、面部神经、伸展四肢时的平衡机能，以及身体表皮对于异物刺激的敏感程度，等等。这种反应的正常与否，被医生以“-”或者“+”的方式记录在案，将若干次检查结果联系起来加以比照，就能判断病人的症状究竟是恶化了还是在好转。换句话说，如果我自己的感觉不能被这一检查程序证实，那么一切都是白搭。
现在回想当初选择，如果服用了“控岩散”，那么我一定会相信，“控岩散”果真具有奇效。“刘太医”的预言——“四年消除肿瘤”，也就神奇地“实现”了。对于其他肿瘤病人来说，我会成为“控岩散”的一个有力的广告牌。可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永远不会知道，我的“脑瘤”终究会消失的，不吃“控岩散”也会消失，就像根本不必让外科医生锯开脑袋一样。
或者，更令人沮丧的是，我自己的感觉不管怎样都没有任何意义，我已注定无可救药？
少犯错误的10条原则
也许我的心理状态正在左右我的判断力，因为内心深处那种对于乐观结论的期待，的确会误导病人产生生理方面的种种错觉？
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自己应当做什么，那么至少应当确定自己不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意思，就是不要让自己做一些错误的事。这是因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不是你的疾病让你一步步走向死亡，而是你在疾病面前的一个又一个错误让你走向死亡。
也许我的感觉神经欺骗了我，我的那些所谓“逐渐好转”的迹象，只不过是久病不愈造成的麻木不仁？
一位在美国生活的朋友来看我，我对他说起对医生的种种期望和失望。他告诉我，在他们那里，癌症患者通常都有一个专门医生，有人叫作“私人医生”，有人叫作“家庭医生”，有人叫作“医疗顾问”，其性质和作用都是类似的。这些医生通常并不直接对病人采取治疗措施，与任何医院、医生、治疗方案以及药物营销也没有利害关系。他们为病人汇集各种信息，推荐医院和医生，对来自医生的所有诊断和建议做出评判，然后帮助病人制订一个尽可能全面、详细和可以持续的治疗计划。
她说话时，我从她的眼睛里而不是从她的话语里感觉到，我们两个月来的“自我观察”将会接受一次严格挑战。
我受到启发，觉得自己也非常需要这样一个医生。几个月来，我充分体验了看病之难。花钱费力费时忍受煎熬，这些还在其次，最难的是，病人还必须调动全部智慧去辨别五花八门的信息，去伪存真，选择正确的治疗措施。而我面对的信息总是不能相互印证，甚至完全对立，叫人左右为难。在数不胜数的肿瘤治疗专家当中，我也很难弄清楚究竟谁最适合我。如果我们的医疗体系中拥有一个角色——医疗顾问，我的求医之路也许会容易得多。
她看得很仔细，没有一项遗漏，直到看完最后一行，她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好吧，咱们再重新检查一遍。”
不仅是我，恐怕每个癌症患者都需要这样一个人。此人不仅医术精湛，经验丰富，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做人水准。善解人意，对病人有足够的耐心，可以回答病人遇到的所有问题，帮助病人选择最好的治疗方向。他并不直接为病人治病，但知道哪里有最好的医生，哪里可以提供最好的治疗。在他心里，“最好的”不是“最昂贵的”，而是“最合适的”；不是“最有名的”，而是“最有效的”。最重要的是，他与任何医疗机构和医学门派都没有瓜葛，因此在向病人提供建议时绝不夹杂任何功利动机。
我们都笑了。看到她的笑容里流露出明显的不相信，我赶紧把身体变化的诸多细节说出来。她耐心地倾听，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在问了我几个问题之后，她打开病例，翻到两个月前的那一页，重读她当时写下的诊断记录。
我一直期待这样的“医疗顾问”出现，却一再失望。有一天，我向一位医生提起这事。他笑了，好像我是痴人说梦。
我自豪地宣布：“我的症状减轻了。”
在中国，如果你的亲友中间碰巧有位医生，他很有可能为你到处搜集医学信息，帮助你去联络医院和寻找专家，还会给你很多建议。这是缘于亲情和友情，与职业无关。单单从职业立场来说，我怎么也找不到这么一种角色。最后，我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由于我们医学领域的那些纵横交错的高墙深壑，即使是那些精通医术、善解人意、超越功利去救死扶伤的医生，也不会对自己专业范围之外的事情发表意见。
“昨天我走在路上还在想，”她说，“我那个病人现在怎么样啦。”
尽管没有“医疗顾问”，我们却不能对面前的问题有丝毫怠慢。所幸记者职业的阅历让我养成观察和辨识人的习惯。这帮助我认识了医生的职业特点，以及他们作为人的长处和短处。所谓“观察和辨识”，包括察言观色，也包括问询和倾听——不仅听人家说什么，也看人家怎么说。肢体语言，尤其是那些一闪而过的细节，常常会暴露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如果一个医生在你的CT片上看了不到两分钟就开始夸夸其谈，那么他极有可能是个自以为是和草率行事的人。如果一个医生在你叙述病情时表现出心不在焉，不肯向你提出一个问题，甚至急于结束的话，那么你可以设想，他心里不是在考虑你的病，而是在嫌你浪费他的时间。如果一个医生拐弯抹角地询问你的收入和职业，那么他多半具有过度治疗和看人下菜碟的倾向。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是全能的，医生也一样，但是很少有医生在病人面前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事情。如果一个医生在回答你的问题时露出一丝犹豫，说了半天总是在问题的外围兜圈子，眼神还会出现瞬间的游移，下意识地躲闪你的目光，这时候你可以相信，他是在谈论一件他自己并不了解的事。
“你可把我们吓坏了。”当我朝她走过去的时候，她用一种轻快的口吻对我说。我注意到她两眼直视我。时隔两月未见，现在，她因为我的步态稳健而满脸惊讶。
此前我们曾经提到，癌症患者的关键问题是，不要让治疗走上错误的道路。同时我们又不能指望哪一个医生永远正确，不犯错误。然而在我看来，最遗憾、最叫人失望的还不是普遍存在着的误诊和误治，而是那些我们千辛万苦寻找、毕恭毕敬求教，并且寄予无限希望的医生，却很容易地成了诱使我们犯错误的最重要原因。
为了印证我的“感觉”是否准确，我们决定来一次“临床检查”。于是我们再次去看李金大夫。读者一定还记得，她是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的老主任，也是我生病以后看的第一位医生。那一次她跟着我跑到核磁共振扫描室，在显示器上亲眼观察我的头部造影时，我就感到此人是个你可以以性命相托的人。我们很快就发现，请这位有经验的神经内科专家来验证我们的“观察”，的确能够让我们在做出任何决定时避免出错。所以，在我患病的最初几个月里，这种“验证”每一个月做一次，以后又把间隔时间延长至三个月。
我和晓东开始互相告诫，从现在起，再也不要被诊断结论牵着鼻子东奔西跑了。我生命的天平，不应该随着医生的话摇摆不定。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医生们说的“三个月大限”越来越近，奇怪的是，我没有闻到一点死神的气息。
于是，我只好尝试着给自己做“顾问”。
“今天是我自2月9日以来最轻松愉快的一天。”晓东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并不是因为肿瘤的可能性被排除了，事实上，医生根本没有改变诊断。我们不敢奢望脑子里面那么大的一个东西真的不是肿瘤。可是我们改变了对癌症的看法。我们对肿瘤的恐惧心理排除了。即使是肿瘤又何妨！我们有信心控制它，也有信心与它和平共处。”
如果你理解为“别听医生的”，那就错了。我想说的是，对于医生的话，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该听的，什么是不该听的。我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学到尽可能多的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同时排除那些会诱使自己犯错误的东西。
改变了对癌症的看法
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准确地确定自己应当做什么，那么至少应当确定自己不做什么。
这些都是事实。医生也许不以为然。他们会说，这不过是感觉，不科学，也不严谨。但是无论如何，它们给了我巨大的鼓舞，也感染了晓东。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再次流露出快乐的情绪。她说，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收获”。
“不做什么”的意思，就是不要让自己做一些错误的事。
“你看，我每个星期都在进步。”我说，“开始两周只能卧床不起；接着的两周，可以靠着衣柜站起来；然后呢，可以扶着墙壁挪动脚步；然后又可以被人搀扶着走到院子里去；现在，我居然能够独自行走了。也许……也许有一天，我真的可以重返滑雪场呢。”
这是因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不是你的疾病让你一步步走向死亡，而是你在疾病面前的一个又一个错误让你走向死亡。
我想表现得积极一点儿，于是慢慢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又开始搜索身体里逐渐冒出的细微迹象，依次排列起来，营造出一种乐观的气氛。
凭什么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呢？凭我给自己规定的10条原则。
我们坐在桌前，喝苹果汁，谈论除了反复咀嚼医生宣布的坏消息之外我们还能做点什么，也说起我这第一次“放单飞”的感觉。“有些累，”我不得不承认，“就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
少犯错误的10条原则
我自豪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不再需要别人搀扶了。”
①不让医生的话左右自己的心情——不论是乐观的话还是悲观的话。
她把我那戴着墨镜、拄着拐杖的样子上下打量一番，笑说：“像个‘黑老大’。”
②尽可能仔细、客观地体会自己身体的变化。有没有新的不良感觉？老症状是更严重了，还是减轻了？通过医生的临床检查来验证自己的感觉是否准确，并把自己的感觉与医生的诊断加以对照。
“走了40分钟，”我对晓东说，“一个人！”
③记住每个医生都有犯错误的可能，也会有失败的病例。了解他犯错误的概率和了解他的成功概率同样重要。通过直接观察和间接调查，对其医术和医德做出评估，以确定医生的可信度。
回到家的时候脸色苍白，但我的样子显然有些得意。
④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与自己疾病有关的信息。
能够成功地独自行走，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标志性的进步。它似乎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我的症状正在好转。那一天我乘坐电梯来到楼下，走进院子里，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依靠一副墨镜遮挡强烈的日光。我在砖石小径上挪步，小而碎，身体摇摇摆摆，脚下踉踉跄跄，像个蹒跚学步的婴儿，也像个半身不遂的老人。眼前还有阵阵眩晕，脑子里面那种铅一样的沉重感也还存在。不过，我能闻到周围春天的气息，白天变长了，阳光被染上一层柔和的暖色调，花草树木争奇斗艳，微风拂在脸上，温馨可人。一切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我感觉死神已经被我甩在身后，渐行渐远。
⑤把所有信息综合在一起，判断哪些是无关紧要的，哪些有可能是错误的，哪些是正确的。哪些事应当尽快去做，哪些事应当暂缓和等待，哪些事根本不能做。
——今天第一次一个人下楼散步。感觉有些累。他说，像走了很长的路，但回来坐下后很快恢复了体力。
⑥对那些正面作用很小、副作用却很大的治疗措施，特别慎重。
——他今天说，眼睛斜视时的感觉有好转。这是第一次。
⑦对那些不能肯定有正面效果、却肯定会带来副作用的治疗措施，更要慎重。
——情况稳定。没有任何新的不适的症状。他的脸色很好，红润。我觉得比他过去没病的时候还好。皮肤有光泽。但是好转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缓慢。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⑧对那些有明显或潜在利害关联的医生提出的治疗建议，保持警惕。
——近来他的耳朵越来越敏感，害怕人大声说笑。害怕公共场所的嘈杂。我担心，这是不是脑瘤有新发展侵害了他的听力？
⑨对那些特别关心你的身份和钱包的医生提出的治疗建议，冷静面对。
——今天我看到他走路的背影，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他走路的姿态已经接近于他的正常姿态了。除了速度慢一点。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现在他恢复的速度非常慢，但仍在一点点地好转，虽然离正常还差得很远。
⑩对那些名气虽大却过于自信轻率的医生，切不可盲目追随。
——今天感觉和昨天一样。食欲很好。精神不错。有一个新现象，他现在很怕高频率的声音。和他说话要比较低声。他自己说话声音也很低。说话声过高让他的脑子里感觉不舒服。
前三个月里最容易犯的错误
——昨天和今天的感觉比以前又好了一些。脑子轻松了一点。走路到后来还是有些晕。食欲很好。
小错误集合起来，常会导致可怕的结果。所以，摆脱这些错误，是我们康复之路的真正起点。
——今早起来全身感觉比昨天好。脑子比较轻松。上午感觉也比较好。视觉没变化。仍畏光。开始戴墨镜，觉得舒服些。食欲很好，早中晚饭前饥饿感强烈。
在疾病袭来的最初一段时间，癌症患者和他们的亲属很容易犯下一些错误。我由于自己的亲身体验，明白这些错误是很难避免的，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其中有很多看上去也不是什么严重问题。然而我们仍须时时提醒自己，小错误集合起来，常会导致可怕的结果。摆脱这些错误，是我们康复之路的真正起点。
——今晨醒来视觉和昨天差不多。但头部感觉比较轻松。头重的感觉有缓解。
恐惧，以至于惊慌失措
——今天的感觉没有那么好。他说甚至不如昨天。早上醒来看天花板灯，第一眼又出现重影，但很快又是一个影。左右斜视，前几天往右边斜视觉得接近正常了，今天又不太好。往左边斜视一直不好。
“我不行了！”“我要死了！”“我这辈子就这样完了！”“为什么是我？”“我怎么这么倒霉？”“我不想死。”……
——今天的感觉比较好。没有任何比前一天明显不好的感觉。
癌症患者难免产生诸如此类的念头。我们看到了死亡的阴影，感觉到死神的召唤。应该承认，恐惧以及惊慌失措都是很难避免的。有些研究者指出，死于癌症的人中，其实有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我不敢相信这个数字准确无误，但我相信，导致死亡的绝不仅仅是癌细胞的泛滥，还有我们自己的恐惧。
——今天早上第一眼看上去又有重影。头的轻松感没有那么明显，但还不错。上午感觉没有昨天好，但比前天好。下午和原来差不多，脚底的感觉比原来稳了。转身时原来有旋转眩晕感觉，今天有好转。
复活之路上的真正力量来自希望和信心，而非来自恐惧。
可是我的身体深处仍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微弱而又清晰可鉴，没有任何怀疑的目光可以淹没。我不是医生，对于癌症的来龙去脉，完全不懂。对于那个被现代检测仪器造就出来的如梦如幻的黑白世界，我也一窍不通。不过，说到身体里面细致入微的演变，我相信，无论医生还是他们手中的现代仪器，都不会比我更有发言权了，因为他们不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他们也不会像我的妻子那样，为我记下一点一滴的情节，悉心对照：
恐惧是伤害的力量。勇气是康复的力量。
“你也是个有文化的人哪。”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一位医生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神怪怪的。他们的目光这么包围着我，带着嘲讽和轻蔑，就算在我逃离医院回到家里时，还是不肯散去。真见鬼！有一段时间，这让我对自己的絮絮叨叨产生了疑问：也许真像那些医生说的，病人常常因为适应了身体的病态而感觉麻木，就误以为是疾病减轻？或者，是他们那个不愿说出口来的念头：这个人所说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病人在心理恐惧和情绪失常状态中的幻觉？
向病人隐瞒实情
我为此高兴，似乎看到了希望。不过，每当我对医生述说这种种迹象时，他们看着我的眼睛就会条件反射般投射出一种怀疑和不屑。他们不关心我的叙述，也不相信。看我迟迟不肯接受手术，还没完没了地要求他们做出这样那样的解释，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把我当成一个讳疾忌医而又自作聪明的人。
美国有位挺有名的心理学家，名叫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他在一番研究之后认定：“在美国630万死于癌症的病人当中，80%是被吓死的。”此人原本是位医生，由于目睹太多的癌症患者被恐惧压倒，又以心理学家的背景来理解这一现象，他竭力反对把实情告诉癌症患者。（引自美国休斯敦《美南新闻》）
每天清晨醒来，我静静地躺在床上，缓缓移动四肢，深深吸气，感觉到气流经过喉咙进入胸腔、大脑和腹部，流向全身，再慢慢地把体内的空气吐净。如此反复数次，随着空气的流动，仔细体会头颅的疼痛沉闷是轻了还是更重了，身上有没有出现新的不适。然后仰面向着天花板，睁开双眼，辨别屋顶灯的圆形轮廓，又以两边墙壁悬挂的镜框作为参照，依次侧目斜视左右，这样可以清晰地辨别影像重叠和视觉眩晕有没有变化。我发现，当我将今天和昨天比较时，似乎感觉不到任何变化，但我若将这一周和上一周比较，竟有症状减轻的迹象，至少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日益恶化。我能看到眼前物体的旋转移动变得缓慢，双影逐渐合一，尽管仍然头昏脑涨，但已经变得可以忍受。我不再眩晕，也不再呕吐。我渐渐地感觉到睡梦和清醒之间的界限。
我自己也经历过这种恐惧，所以能够理解马丁·加德纳的建议。但同时我也知道，有无数病例证明，对病人隐瞒实情有着巨大的弊端。
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总是太少，所以就算你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也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倾听自己的身体发出的每一个细微声音，正是我在疾病猝然降临之后学习的第一件事。
我有个朋友患了结肠癌。他的妻子为了给他治病煞费苦心，倾家荡产，可惜收效甚微，一年后他去世了。弥留之际，他说出对妻子最大的抱怨，就是妻子始终对他隐瞒实情。他说，如果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他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生命中最后的这段时光。他的话后来一直铭刻在妻子心上，很多年后提起来，她仍然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丈夫。
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多了一项内容：我把自己的感觉详细描述出来，晓东在日记中一一记录。我们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凌锋大夫所说的“观察”，也就是国外专家提醒我们的“更重要的是看病人的症状”，态度虔诚，甚至有些愚笨。如今翻看这些日记，对照前因后果，我才发现，它对我们没有误入所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的歧途，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如果有哪一天医生突然宣布你得了癌症，我会强烈建议你也像我一样，不仅倾听医生的话，也仔细倾听自己的身体在说什么。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隐瞒病情会让你的家庭充塞着神秘、诡异、压抑、躲躲闪闪的气氛。你就没有办法与患者开诚布公地讨论疾病和治疗，更不可能齐心协力对抗疾病。
每天清晨醒来，我静静地躺在床上，缓缓移动四肢，深深吸气，感觉到气流经过喉咙进入胸腔、大脑和腹部，流向全身。随着空气的流动，仔细体会头颅的疼痛沉闷是轻了还是更重了，身上有没有出现新的不适。我能看到眼前物体的旋转移动变得缓慢，双影逐渐合一，尽管仍然头昏脑涨，但已经变得可以忍受。我不再眩晕，也不再呕吐。我渐渐感觉到睡梦和清醒之间的界限。
让家里充满悲伤和绝望的气氛
倾听自己的身体
癌症患者的家里是很难有笑声的，在疾病暴发的最初几周尤其如此。我们的周围充满了悲伤和绝望，还不免怨天尤人。可是，我们必须明白，快乐和充满温情的生活环境是癌症患者走上康复之途最重要的保障。
（两人大笑）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是用金钱救命，而是依靠希望和快乐的心情来救命。
“医生不是说血化验那玩意儿没什么参考价值吗！（想想又说）不过，这次化验，指标降低了，这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医生说什么信什么
“上次血化验，有一项指标高，当时我没告诉你。其实马老师很紧张，说那有可能表明肺部是小细胞癌。”
不知道为什么，在和医生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总是谨小慎微，就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似的。我们告诉自己，只能听医生的，医生比我们高明，不能对医生的任何一个建议提出疑问。
（三）
而医生总是神气活现。他们会信誓旦旦地宣布，你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且癌细胞正在疯狂地扩张，每拖延一分钟都会让治疗更加困难。
（两人大笑）
他们会说：“发现得太晚了！”“为什么不早点来看？”……
“我这个人本来不就是个有争议的人嘛。”
他们也会提出治疗措施：“必须手术！”“手术？当然有危险。”“不手术？拖不过一年了！”“手术已经不行，太晚了！”“必须放疗！”“必须化疗！”“全身化疗！”“疗效？这因人而异。”……
“你说你这个人，这一个月会诊，引出多少争论。中医、西医之间，西医和西医之间，到现在也没个定论。”
当然，他们还会告诉你种种后果：“有的人效果不错啊，有的人对化疗不敏感。”“副作用？任何药都有副作用！”……
（二）
在有意无意地营造出一派恐怖气氛之后，医生会让你自己决定该做什么。他们会拿出一大堆文件来，让你签名，同意他们这样做或者那样做，同意接受一切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不幸后果，而且不会追究医生的责任。
（两人大笑）
你的家人哆哆嗦嗦地签了名，然后把钱交给医院。好了，从法律上来说，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可是，想象一下实际的情形，当一个医学权威甚至一群医学权威异口同声地宣布，如果不采取什么措施就会怎样怎样的时候，已经惊慌失措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除了亦步亦趋地走上医生为他们指引的道路，又能怎样？
“咳，就像咱写书一样。有人想抓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不典型。”
然而我们站在医生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却又不能责怪医生在制造恐怖气氛。医生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不管他们说什么，决定是由你自己做出的。
“你这个人，长肿瘤也和别人不一样。怎么都不典型呀？”
所以，无论医生勾画出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都不要失去自己的理智。否则，你在同癌症抗争的起点上，就已经注定了失败。
“黄院长关注肺上的病变是有道理的。如果肺上是恶性的，脑子里就有很大可能是转移瘤。但现在肺上的病变并不典型。”
过度反应：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
（一）
几乎所有癌症患者和他们的亲属都会这样想：“不惜一切代价”“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治病”“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
下面是她日记里的三段，记录了我们的对话和笑声：
其实，过度治疗正是目前癌症治疗领域里最严重的弊端之一。有无数证据证明，过度治疗会破坏人的基本生理平衡，颠覆人体的免疫系统，致使患者更快更痛苦地死亡（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说明）。
晓东笑，笑得很开心。我也笑。笑声感染了全家，让这间遭受沉重打击的小屋再次充满欢乐的气息，绝望悲痛的气氛一扫而光。我们学会了调整自己的心情，学会了用微笑去迎接癌症。我们在一起听相声，说笑话，不失时机地插科打诨，或者来个小幽默，故意把生活中所有好的情节无限夸张，把一切坏的迹象倒过来解释，以此造成种种愉快的景象。晓东似乎特别珍惜这样的时刻，总是把我们之间的对话和笑声写在日记中。
过度治疗是建立在患者过度反应的基础之上的。它不仅让你倾家荡产，还让你减少了康复的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度治疗正随着所谓现代医学的进步和商业逻辑的拓展而日益严重。
“不是没有好猎手，是狐狸太狡猾了。”我回答。
很多病人会对医生说：“我有钱。请给我最好的治疗、最好的药。”可惜的是，对于癌症患者来说，不是有钱就能救命。
“这回有什么说的？”晓东笑问。
我相信很多癌症患者的治疗最后归于失败，不是具体的治疗措施失当，不是药效不灵，不是医生不尽心尽力，甚至也不是“贻误了最佳治疗时机”，而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不正确的药物。
第二天我又一次发现飞蛾，当即决定再次显示我的机敏和迅捷。可惜连续四掌打去，那飞蛾总能从我指尖逃脱，扬长而去。
在选择医生、药品和治疗手段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不惜一切代价”的冲动常常诱使我们犯错误，而冷静和理智是我们不犯错误的前提。
我说：“好，看我什么时候再给你击落一只。”
同时我们还必须记住，最激进、最先进、最昂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晓东笑道：“估计那只飞蛾也生脑瘤了，所以动作迟缓。”
我母亲患胃癌后，医生曾悲观地预估她活不过一年。她在手术后又服用一种化疗药物，竟奇迹般痊愈了，到现在已经11年了，还好好地活着。母亲长时间服用这种药，几乎没有任何副作用，每天照吃照睡。我一度对此药大为叹服，每遇有人患了胃癌，便极力推荐。直到一位朋友的父亲也患了胃癌，我才看到这种药可怕的另一面。他父亲服药后，立刻出现强烈反应，呕吐不止，滴水难进，只好停用。
有一天，我一边听着相声一边嘿嘿傻乐，忽然一阵嗡嗡声侵入我的耳朵。接着，我看到一只小飞蛾在我眼前盘旋。我下意识地挥掌拍出，居然一击而中。这叫我非常得意。这种手疾眼快的事在以前是稀松平常的，但对现在的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件。我发现自己的视觉不知不觉好转了，便对晓东使劲炫耀我的“战绩”。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有些药，用在这个人身上是良药，换一个人也许就是毒药。
如果我们能够用笑声面对癌细胞，癌细胞便不能埋葬我们。所以，我总是对自己说：“放松，再放松。”我还对自己说：“去想那些能让你快乐的故事，去听那些能让你快乐的声音，去说那些能让你快乐的话。”这样做，通常能让自己的心情奇迹般地平静下来，还常常独自一人面对天花板笑出声来。
几年来，我面前聚集着各种各样的“特效药”。有熟人推荐的，有医生建议的，有广告上极力宣扬的。有些来自国外，价格昂贵，也有些可以免费试用。有一次，我得到这样一种新药，据说治疗肿瘤有奇效，而且不用我花一分钱就能长期使用。可是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谢绝了。还有一次更加富有戏剧性。那是在肺癌切除手术之后，我连续两天高烧不退。一位年轻的值班医生说，这是术后的正常反应。可是我很快发现情况不对头，因为只要护士把一种药滴滴答答地输入静脉，我就烧得特别难以忍受。我问医生，给我弄了什么药？他说是一种抗癌新药，还让我“别紧张”。我问，发高烧和这药有没有关系？他含糊其词。我就说，不管它抗癌不抗癌，我要求立即把药停掉。
我不知道这观点是他的首创，还是他在转述别人的观点，反正这话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读者也可看出，本书开篇第一句，就是从这句话演变而来。对我们来说，笑声总是有一种超越肉体的震撼力。我真希望有人能研究一下微笑对于人类肌体的影响，甚至有些相信，对于癌症这样的疾病，最好的治疗不是能用金钱买来的。因为它不是任何新奇的药物、技术，或者高超的手术刀，而是笑声。
结果呢？药停了，烧退了，我也很快恢复了。
不少肿瘤专家论述了恐惧对于癌症患者的毁灭性力量。其中有一位名叫何裕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他说：“我们很多肿瘤患者不是死于肿瘤，而是死于对肿瘤的高度恐惧以及恐惧本身带来的盲目应对。”
我的生活回到正常轨道
但是，乐观主义家庭就不同了。他们快乐，不是因为遇到了什么值得快乐的事，不是因为升官，不是因为发财，不是因为功成名就，也不是因为一路顺风、万事如意。对他们来说，快乐不是来自种种身外之物，甚至不是因为身体健康。他们的快乐来源于内心深藏的宁静、满足和感恩——无论富贵还是贫贱，无论身体健康还是病入膏肓。绝症猝然而至，他们可能会紧张，会痛苦，但他们有能力摆脱种种消极情绪的纠缠。他们不会绝望，不会对病情躲躲闪闪，更不会相互隐瞒。他们不会让心中的忧虑挤走幽默和笑声。即使死到临头，他们也不会破坏这种精神状态。
我的生活居然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我又能读书，能下厨房，能把玉米面和黄豆面混合起来蒸出一锅窝窝头，能开动榨汁机为老婆儿子榨鲜葡萄汁，还能独自开车到公园去散步。在晓东的日记里，我当时的情况是“满面红光，体重增加两公斤”。
把大部分家庭归于悲观的猜想，似乎和我们通常感觉到的情形不大相符。是的，在正常情形中，我们会看到更多乐观豁达的人，可是在癌症患者的范围里，这样的人却并不多见。那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在预知死期将至的时候还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就算他能，他的家人也不能。我们的一个朋友，丈夫患了胰腺癌。她告诉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她几乎要崩溃了。这时候，她昔日的上级，一个乐观开朗的男人，来开导她，说了好多让她宽心的话。他用一种豁达精神的感染力，加上循循善诱，帮助一个陷入绝望的病人家属渡过难关。可是没过多久，他本人被查出患了肝癌。他的那些让人宽心的话一下子全失去效用了。见到熟人，他除了哭诉再也说不出别的。不到一个月，他就去世了。他的家人从医生那里得到的最后消息是，他并非死于肝癌，而是死于肾衰竭。很显然，作为一个旁观者，他有一种清醒的判断能力和乐观的精神状态，但是当有一天疾病竟可怕地落到自己头上时，他的理智迅速瓦解，精神崩溃。
2007年4月27日，还差一周就到了医生所谓“三个月”的大限。我们再次来到北京医院，对我的头部和胸部做新一轮复查。
悲观的家庭在这种时候是不会有笑声的。遗憾的是，大部分癌症患者的家庭都会脱离正常轨道。每天被一种奇异的气氛包围着，紧张、压抑、小心翼翼，加上躲躲闪闪，给人一种天塌地陷、如临深渊的感觉。生活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气氛中，任何人都难免陷入一种绝望的心境。
我们得到了好消息：CT影像显示左肺病灶基本没有变化；血液化验的各项指标已从高峰值降下来，接近正常；最意外的事出现在脑部核磁共振影像检查报告中：颅内那个乒乓球似的病灶，虽然还顽固地坚守在那里，但它的直径较前次检查居然“略有缩小”。
正是在这样的笑声中，我渐渐体会到，面对癌症时，一个悲观主义家庭和一个乐观主义家庭之间有着很大区别。
懂点医术的朋友曾对我们说过，癌细胞的特点是持续迅速地生长，如果不经人为干预，这种趋势不会逆转。所以，“如果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欧洲的几位神经科专家也曾提到，如果颅内病灶一个月没有变化，就表明是恶性肿瘤的可能性大大减少。我们也早已做好心理准备，只要病情没有继续恶化，那就是我康复之路的最好开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会想到，结果竟大大超出我们的期待。
我大笑。
我们最后确认病情正在好转——至少没有恶化——的标志，是李金大夫的表情。
有一天晓东忽然对我说，她要开始执行“养猪计划”，“就是让你一天到晚傻吃闷睡，再加上傻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问——就像一头猪”。
“你看你看，你倒是挺大义凛然地朝上帝那儿去了，”看到我的影像检查报告的那一刻，她对我笑道，“可人家还不欢迎你呢！”
晓东对相声本无特别偏好，现在也坐在我们身边，寸步不离。与其说是相声让她开心，倒不如说是我们父子俩的笑声让她开心。我们被相声吸引，她被我们的笑声吸引。笑声中，全家人忘记了所有烦恼和焦虑，甚至短时间忘记了我正身处绝境。
李金大夫再次为我做了全身检查。她已经第三次重复这套程序，仍然一丝不苟。
于是我开始充当一个最浅薄通俗的听众。不求高雅，只求轻松；不求境界，只求快乐。充当听众的我，一时忘了自己是个病人。自己操作遥控器，自己更换光盘。那些妙趣横生的相声都是已经听了很多次的，现在听来仍然让我开怀大笑。儿子每天下班回家也坐在我身边，和我一同把那些光盘一段一段听过来。父亲和儿子到底是两代人，有着不同的偏爱。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侯宝林，而他更喜欢郭德纲，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一同哈哈大笑。
她的眼睛里不再有那种躲闪和无奈的神色，早先挂在脸上的怜悯和同情变成了惊喜和迷惑不解。
“给。”他把一堆花花绿绿的盒子放到我面前，“够你乐一阵的啦！”
“情况比上次又好了。”在完成所有检查后，她看着我一字一字地说。
儿子知道我的心思。他看我如此欲罢不能，欲听还休，就跑到街上，转了半天，抱回一大堆相声光盘。有侯宝林的，有马季的……还有现在最火的郭德纲。他几乎把这世上所有的相声都买来了。
分手时，她要我把所有影像胶片留下来，说她打算下班后请另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会诊。
接下来听什么呢？《活着》？这故事太惨，我估摸自己眼前的境况，料想重温这个悲剧有害无益。《文化苦旅》？这本书文字优雅，音韵也美，可是多少有点矫揉造作和无病呻吟，我这辈子来日无多，用来把玩这种东西实在不值。最后，我只不过把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恭恭敬敬听了一遍，借机回忆一下自己的小学时代。然后，望着那一大堆五颜六色做工考究的盒子，我再也没有听下去的欲望了。
“我要好好想想，”她指点着胶片上那片阴影，“这究竟是什么。”
笑过之后，我开始听《妻妾成群》。苏童的这部小说相当有味道，可惜对我来说太过晦暗压抑，加上朗读者刻意表达的悲怆之情，更添了几分忧伤，这让我本就疼痛不已的脑袋愈加沉重，才听了几分钟，就没法再听下去。
我想象着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的分野，隐约感到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变。
不管怎么说，自从生病以来，家里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开心的笑声。我这位同学一定想象不到，他的礼物以这样一种方式给我们带来了快乐。
“这是她第一次没有建议我们去找外科大夫。”我对晓东说，“看来她终于接受我作为她的病人啦。”以我最近几周得到的最浅薄的医学常识来度量，如果一个神经内科医生愿意为我治疗，那就表明我已有很大可能不会被锯开脑袋了。
我们再次爆发出大笑。
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个意外惊喜！
晓东扑哧又乐了。她嘲笑我：“都这样啦，还做美梦呢！”
回家的路上我们不断说笑，车内气氛轻松。我们很幸运，能够得到高人免费为我们开展心理安慰，此君就是正在为我们开车的小贾。他是我的老同学林荣强的司机。因为我的病，老同学把自己的轿车连同小贾派来，专门接送我求医问诊。小贾其实年龄并不小，有五十出头了，阅历丰富，样样精通，又厚道又勤快，还有着京城百姓阶层特有的那种幽默、豁达和机智。有一段时间，他成了晓东的倾诉对象，总是一边开车一边耐心倾听晓东诉说求医的经历，还不失时机地给我们讲述对待疾病的正确态度。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回顾这件事，乐不可支。晚饭后，我重新埋头在这一大堆光盘里，挑来拣去，翻到最后，终于拿起一盘，对晓东说：“还是先听《妻妾成群》吧。”
说到做一个癌症病人家属，小贾的体会相当具体深刻，这是由于他的天性，也因为同病相怜。他告诉我们，他的岳母得了和我同样的病。“完全一样，肺癌脑转移。医生也说不行了。”他说，“我们想，既然没治了，就回家好好养着吧。也没什么治疗，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嘿！到现在一年多了，还活得好好的！”他踩了一脚刹车，把车停在一个红灯前，眼睛透过风挡玻璃看着前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继续说：“所以，不要轻信医生的结论！”
这叫我再次笑出声来。
小贾的故事是我们听到的很多这类故事的又一个。实际上，自从我们遭遇癌症，周围的人就不断给我们讲述这样一些故事。故事的主角一律被医生宣布为“癌症”，其中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走上医生指点的治疗之路，结果却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萎靡、崩溃、死亡。可是还有另外一些人奇迹般地活下来，就好像医生所谓的“死亡大限”对他们完全不起作用。
晓东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她说：“应该再配送一本《小学生字典》来啊。”
“至少，医生的第一个凶险的警告——不进行手术和化疗，病人就只有三个月，”晓东说，“已经被我们闯过来了。”
我不知怎么想起少年时代父母给我选择的那些读物，猜想，这些东西一定是商家给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准备的。做父母的会把它们当作生日礼物送给正在读小学的儿子，然后儿子就随手扔到抽屉里，再也不会看一眼。
“我们看了那么多医生，几乎只有李金大夫关注我本人的症状，别的医生只知道看片子，对我这个病人甚至连看都不多看一眼。他们能不犯低级错误吗！”我受到好消息的鼓励，觉得精神不错，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说着说着越发来了精神，我说，如果我能起死回生，要为所有被医生宣布为“不治”的癌症病人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别让医生吓死你》。
我俩哈哈大笑。这小说的内容既悲惨又沉闷，让人不忍卒读，可它的名字倒是正对了我现在的情形。
小贾乐了：“别忘了把我写进去，我的诊断比专家都强。”
我接过来，还真是余华那本书的朗读版。
我明白他是在说笑，也许是在利用眼前的机会鼓舞我们的信心。事实上，无论是小贾还是我，都不会狂妄到认为自己比专家英明。我们能够庆幸的，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犯下明显的错误。
晓东把胳膊伸到箱底，掏出最后一盒，瞥了一眼，递过来，用一种夸张的口气宣布：“《活着》。”
看看已是午饭时间，我们决定吃完饭再回家，于是来到“金丰华”。这是我家附近的一家饭馆，坐落在一幢高层建筑底层临街的一面，装潢简单，色彩老旧暗淡，门脸又矮。店家显然不打算把个吃饭的去处弄成纸醉金迷的宫殿，只想博得一般工薪阶层的好感，所以菜品属于大众系列，色泽味道都不错，又便宜又实惠。几年来我们经常光顾，更由于我被医生“宣判死刑”那天在这里吃了顿午饭，所以它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那段艰难时期的见证。
“有侯宝林的相声吗？马季的也行。”我终于忍不住把头探过去寻找。
我们叫了清蒸鲈鱼和豌豆粒，再次点了疙瘩汤。疙瘩汤是一种掺了主食的汤品，以面粉为主料制成。这种北方的常见吃食与南方的菜稀饭有异曲同工之妙。烹制疙瘩汤在每家餐厅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这里的与众不同，是用大量西红柿将汤色调制成玫瑰红，表面漂浮着几缕淡黄色的鸡蛋丝，色浓意淡，每一口都能牵动我们回想起那一天的情形。晓东后来说起来，一直把它叫作“最黑暗的一天”。我得知自己“癌细胞全身转移”后狼吞虎咽的情形，就像烙印一样刻在她的心上。
我满怀希望盯着纸箱，却始终没看到我期待的东西。
“那天，”她问我，“那个‘死亡判决’，你怎么那么镇定自若呀？”
晓东一盒一盒把它们拿出来，摊在桌上，同时高声宣告：“这是《中外散文》，这是《现代诗歌》，这是《文化苦旅》……”
“可是我没觉得自己要死了呀！”我一边说，一边把一勺疙瘩汤送到嘴里，“你还以为我视死如归呀！”
于是我们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纸箱里塞满了各种形状的小型盒子，花花绿绿，煞是耀眼，原来都是光盘。我不禁又惊又喜。我每天在家，不是躺在床上就是靠着沙发，嘴不能说，眼不能看，腿脚不能行动，大脑不能思考。从早到晚，百无聊赖。这两天忽然想到还有一对基本正常的耳朵能听，于是计划弄一些相声光盘来打发时间。亏他想得周到！这对我来说正是雪中送炭。
她大笑。
“幸亏有它，要不我非疯了不可。如果你实在闷得慌……”他不往下说了，但我已经明白，他送来的是精神食粮，专为我在心情烦躁之时排忧解闷。
“你那天一气喝了六碗疙瘩汤，我可根本就吃不下去。”
这会儿，他在电话里抚今追昔，热情地介绍他的礼物的妙处：当初，他就是靠着它们度过了那段倒霉的日子。
“那是因为你觉得我快死了吧！”
我研究生时期的一位同学，让快递公司给我送来一个巨大的纸箱，里面装满礼物。他身上保留了很浓的简单质朴的文人气质，经过二十多年的世事变迁之后，精神状态好像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看到我病入膏肓，深居不出，他就想起自己十几年前身患肝炎居家养病的那段时光，将心比心，对我的处境抱有一种特别的理解和默契。
她又笑。
晓东笑，我也笑。笑声感染了全家，让这间遭受沉重打击的小屋再次充满欢乐的气息，绝望悲痛的气氛一扫而光。我们学会了调整自己的心情，学会了用微笑去迎接癌症。
我们心情不错，既快乐又轻松。我们经历了从天而降的打击，经历了迢迢漫漫的求医问药，经历了死亡的恐惧，经历了艰难的抉择……然而我的生活居然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我又能读书，能下厨房，能把玉米面和黄豆面混合起来蒸出一锅窝窝头，能开动榨汁机为老婆儿子榨鲜葡萄汁，还能独自开车到公园去散步。在晓东的日记里，我当时的情况是“满面红光，体重增加两公斤”。
最好的灵丹妙药
父亲节那天，儿子为我祝福，用他的工资请我们吃饭。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如同劫后重生。儿子不像今天很多孩子那样，依靠父母掏钱支撑自己的学业，又仰仗父母的关系打开职业之门。他喜欢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还喜欢以他自己的方式帮助老爸渡过难关，那就是在我们毫无心理准备时送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这个晚上，他谈起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谈到他正在恋爱，谈到他已决定不到英国去陪伴热恋中的女友，他要留在这里陪我们。那女孩子说，在他一家人最困难的日子，她要在他身边。于是她也返回国内，一边陪他，一边完成自己曼彻斯特大学的硕士学业。她后来成了他的妻子。我亲眼看到他们携手走进婚礼的殿堂，才进了手术室。那一刻我的内心平静如水，实在是因为事事如意，了无牵挂。
_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自己应当做什么，那么至少应当确定自己不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意思，就是不要让自己做一些错误的事。这是因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不是你的疾病让你一步步走向死亡，而是你在疾病面前的一个又一个错误让你走向死亡。
感谢上帝，今生今世我已不可能得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