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时我已经躺在自己的病床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手术室，那些身穿手术服的医生护士也都踪影全无。视线里面模模糊糊的一片人影，像是亲人和朋友，又像陌生人。我试图动一动胳膊，可是麻醉药的作用仍然强大。
……
我周身麻木，动弹不得，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意识能够进入。这种感觉好像曾经在睡梦中出现过。
经过一番等待之后，推车再次起程。我猜测这是到达手术台的最后一段旅程。心底一片宁静安详，口中再次吟出那几句打油诗。
我又睡过去。
忽然间，载着我的推车停下来，眼前豁然开朗，原来已经进入一个长条形状的大厅。我微微抬头，左右一看，不禁一乐。我看到手术推车正依次开进来，靠墙一字排列，应该有十几辆吧。每辆车上都有一人横卧，身上盖着一样的墨绿色被单，十几个脑袋一起伸在外面左右张望。看来这些人都面临着和我同样的命运。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有一次采访屠宰场时，看到的那一排排待宰的猪。
阳光从窗户那边照过来，有点晃眼，让我再次醒过来。接着我看到了晓东。她的脸离我很近，几乎贴到了我的脸上。我隐约觉得自己又回到人间了。是的。我又看到她了。我使劲动了动嘴。我后来始终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下面的话是她在我完全清醒之后告诉我的：
我被推出去，穿过长长的走廊，家人全被挡在身后。视线中除了护士毫无表情的脸之外，别无他物。
我问：“那是什么？”
打起精神，滴水不进，一丝不苟地执行了护士昨晚的命令，然后仰面躺到手术推车上。护士准时来到，一袭淡蓝色的工作服，一望而知来自手术室。
她俯身在我耳边：“是恶性的。已经全切除了。”
念着念着睡了过去，醒来天已大亮——果然不需安眠药。
癌症病房
不了也了之
比照自己30年前那次住院经验，我想来想去，觉得除了打针输液，其他那些本该是护士做的工作，几乎全由我的家人和这位护工做了。所以，尽管我已支付医院若干“特级护理费”，还是心甘情愿每天另付一笔钱给她。可惜这钱必须交给居中推介的“服务公司”，至于这位可敬可叹的护工能够从中得到多少，我不得而知。
了犹未了日
手术留存“左肺上叶等五个标本”的检验结果——正规说法叫“病理诊断报告”，很快送到我们手里。它确凿无疑地证实了石木兰大夫的诊断：
世外遇相知
腺癌。
梦里携天使
肿瘤侵及脏层胸膜。
迷途拜大师
我很庆幸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立即手术，同时庆幸手术过程没有出现意外。然而，尽管我已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自以为足够乐观豁达，可手术带来的痛苦还是大大超出我的想象。
他乡寻故友
临床那位病人的景象，现在在我身上如出一辙地重现。我周身上下插满胶皮管子，连连扯扯，头顶上的血压仪嗡嗡作响，供氧器咝咝吐泡，呼吸机的荧光屏上跳跃着绿色的荧光，使这间已经充满紧张气氛的病房更加紧张。
我在心里默默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模样，不知不觉竟又编出一首打油诗来：
麻醉剂的作用迅速消失，痛苦每一分钟都在加剧，还伴随着高烧带来的昏沉。强烈的创痛并不是发生在沿肋骨切开的那条30厘米长的刀口，而是在胸腔里面，以至于撕扯全身的神经。
今生今世真的可以无牵无挂了！
最要命的是，我必须按医生的要求不间断地大声咳嗽，让气流冲进胸腔深处，再爆发出来。医生告诉我，这是每一个完成胸科手术的病人必经的步骤。人体原本拥有五个肺叶，左二右三。肺叶本来是个充满气泡的膨胀体，在经过这样一次手术后，我的左肺已被切除一叶，另一叶的空气也全被挤压出来，扁平如纸。所以只有拼命咳嗽，强令气流进出，将保留下来的肺叶充气膨胀，填补空洞的胸腔，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补偿已经失去的呼吸功能。咳嗽本来不是难事，但现在，由于胸腔内部那些新鲜未愈的创伤，这轻而易举的过程变成反复施加的酷刑。我可以听到呼吸里带着沉重的挤压声，每次吸气都要使足全身力气，而每一次咳嗽都好像有无数尖刀从里到外割开我的胸膛，又好像有一块灼热的顽石在五脏六腑肆意碾压。我想今后我再也不会随便使用“撕心裂肺”这个词了——要不是经历了眼前这一切，我怎么也不会懂得什么叫作“撕心裂肺”。
“我相信明天手术会成功。但万一发生意外，你一定要照顾好妈妈！你和王恬搬回家住一段时间。有你们在她身边，她会好过些。——爸”
我已经连续48小时不能入睡。楼里楼外的所有声音，都在我的听觉中被无限放大，汇集成搅扰人的噪声。走廊里的消毒水味顺着门缝钻进来，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到了第三天夜里，疼痛终于击垮了我的意志。我不得不要求医生给我注射一支吗啡。一针下去，果然疼痛大缓，浑身舒适，居然能够小睡一会儿。醒来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担心“吸毒成瘾”，所以再也不敢索要吗啡，宁可睁着眼睛，忍着剧痛，挨过漫漫长夜。
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了好一会儿，最后决定什么也不想了。不过还有一事，委实放心不下，不得不做，于是拿出手机给儿子发出短信一则：
晓东昼夜守候在我身边，悉心伺候。儿子也是寸步不离，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耐心和体贴。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实在是脆弱不堪，幸好有他们在！否则我恐怕真的熬不过去了。
我怀着这种满足和感恩之情回到医院。护士小姐尾随而来，先是令我不得吃晚饭，然后又给我一瓶“开塞露”，叫我清晨起床后自己塞进肛门，排空大小便，因为人在麻醉状态中将会出现大小便失禁。最后，她安慰我不必紧张，夜里如果睡不着觉可去护士办公室领取安眠药一片。我想到有可能把人家的手术台弄得一片狼藉，不免有点紧张，就说：“安眠药不必了，‘开塞露’倒是必需的。”
这里是京城规模最大的肿瘤专科医院，医疗技术和设备都令我放心，尽管十分陌生，却非常容易适应。可惜与陌生人之间的相处就不是那么容易。医生和病人彼此彬彬有礼，按部就班，护士们也能做到招之即来，有求必应，但总像隔着一层纸，永远不能形成默契和共鸣，也不带任何情感。
即使这真的就是今生最后一日，我也已经感到心满意足！
其实情感这东西不仅难以言传，就连意会也很不容易。每天的查房时间，医生都会鱼贯而入，依次站在你的病床前，嘘寒问暖。可是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在完成既定程式，就像数学家在解开一道数学难题，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精准无误而又冷漠无情。没有人会琢磨你的心情好坏。他们关注的只是你的呼吸和脉搏。
我回到家里，由于猎取到大自然的精彩瞬间，内心充满阳光，耳边一个声音忽然响起：“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圣经·路加福音》）
医院通常要为这种手术的病人安排“特级护理”，我也不能例外。这在医院的护理级别中算是最高等级。不过，我很快就发现，所谓“特级护理”并不意味着无微不至。护士们个个年轻漂亮，衣着光鲜。无论高矮胖瘦，脸上表情都是一样的庄重，声音也是一样的干燥平稳，回答你的问题时不会停下脚步，头也不会抬。她们通常坐在叫作“护士站”的高高柜台后面，或者是在病人看不到的其他什么地方，和病人的联系纽带，是一个对讲机和高音喇叭。喇叭悬在我的脑袋上面，所以，我总是在昏睡中被里面突然爆出的女高音惊醒——不是呼叫病人去护士站“取药”，就是催促病人家属去“缴费”。
天边的彩霞由橘红而橙黄，转瞬又变成浓郁的蓝灰。暮色苍茫，万物悠悠。这漫长的夏日终于落下帷幕。
在接受了连续几天的“特级护理”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这里的护士都不会笑。值班护士每日例行的工作就是两次测量体温，另有若干次扎针输液。不过，她们永远不会在病床边坐下来。当她们出现在我眼前时，总是匆匆忙忙，同时还会伴随一声高叫。要么是一声“量体温”，伸手递过一支体温计，转身便走，剩下的事情就全是我自己的了。要么是一声“输液”，然后抬起一根纤纤玉指，在我苍白松弛的皮肤上摸索一番，于是便有一阵针刺的疼痛从我的手背上传导过来。接下来，我就只能自己盯着吊瓶里的药水滴滴答答，随时准备冲着对讲机呼唤一声“药没了”。护士倒是招之即来，也不废话，唰的一下拔出针头，飘然而去。
孩子们争先恐后，紧随其后，渐渐组成“一”字纵队。母与子相依相随，缓慢而坚决地移动着它们的亲情和渴望，在这片如画的水面上组成一道风景。由近而远，我的视野全部由不同层次的绿色统率着，干净而不单调，宁静而又跳跃着生机。野鸭的队列与荷叶的背景交相辉映，是线条与色块的组合。线条构成的轮廓为高调的亮光，色块为低调的暗影。明暗分布恰到好处，时空浑然天成，恰如大自然的淡笔浓墨，挥洒出一幅以生灵为主题的田园画卷。我不禁惊呆了，由衷感谢上帝赐予我这幅充满圣灵的图画。
我对护士的职责完全不懂，只不过在30年前曾有一次住院经历。记忆中的护士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医院设施相当陈旧，墙壁斑驳，地下裸着水泥，没有落地窗，也没有电视机。病房很大，里面放着八张病床，却没有卫生间。护士们没有那么玲珑娇俏，可是个个亲切可人，说话细声软语，笑容总在脸上，从早到晚围着病人转，送药送饭，嘘寒问暖，教轻病人做康复锻炼，又为重病人洗脸擦身、接屎接尿。我还记得临床一位病人便秘，好几天不能正常大便，那个小护士急得下手去抠……
接着，我看到了一个大家庭，由一只母鸭和至少15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鸭组成。母鸭率先扑入水中，她显然是想跨越整个湖面，把她的孩子们带到对岸的荷塘深处。那里食物充足，又很安全。
现在，这种种画面不知怎么竟又全回到眼前。30年来世道变化不小，我曾写过一本书描述这种种变化，所以对于变化早有刻骨体会，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世道变来变去，怎么把个护士变得不会笑了呢！
在落日的最后一缕光辉中，湖心岛忽然动起来。鸣声大作，野鸟纷纷飞出，像是田径场上发令枪响，热血男儿奔腾向前。动物世界的狩猎时刻开始了。
其实会不会笑并不重要。护士不论多么和蔼可亲，毕竟不是亲人，不能奢望太多。想来医院也知道自己的护士不能满足护理需求，所以弄了个服务公司，为病人提供临床护理的专门服务，那叫作“护工”，说是代替家属照顾病人的。
傍晚我坐在湖畔，享受着“最后一天”的慵懒和疲倦，同时把相机架好，打开镜头，对着湖心岛上郁郁葱葱的芦苇荡。那是野鸭、鹭鸶和天鹅的栖息地。每逢夕阳西下，它们就会出来嬉戏觅食。这是野禽世界中最为灵动的瞬间，也是湖面上最灿烂的时刻。
我们请来的这位“护工”，是个来自安徽乡下的中年妇女。短发圆脸，身强体壮，殷勤周到，又能吃苦耐劳，笑脸迎接年轻护士们居高临下的眼光和呵斥。她每天工作24小时，白天守着我的病床，寸步不离，夜里就在床脚下铺块纸板，和衣而卧。我这里一翻身一咳嗽，她便立刻跳起来，问我有何需要。最难得的是她虽无大学文凭，也没读过护校，却懂得护士的全套功夫。取药、喂饭、翻身、擦澡、接屎尿、吸氧气、读体温、观察血压高低和脉搏快慢，教给我怎样呼吸、怎样咳痰、怎样恢复胸肺活力、怎样在床上舒展四肢，还能精确地预测什么时候我的疼痛可以缓解，什么时候可以下床走动。等到我如期下床后，又能指导我做一些简单的康复锻炼。
这比医院的病房更幽静，更有趣，也比盘算手术的成败更愉快。
比照自己30年前那次住院经验，我想来想去，觉得除了打针输液，其他那些本来是护士做的工作，几乎全由我的家人和这位护工做了。所以，尽管我已支付给医院若干“特级护理费”，还是心甘情愿每天另付一笔钱给她。可惜这钱必须交给居中推介的“服务公司”，至于这位可敬可叹的护工能够从中得到多少，我不得而知。
柳枝已经浓绿，马尾松也抽出翠绿色的长丝，一场夏雨洗去了春天的风尘，空气里飘散着野草的味道。我让自己的双脚自由自在地朝前迈去，只管欣赏湖畔风光。水面苍茫柔顺，有如一块硕大的翡翠，从脚下伸展出去，铺向天边。一群野鸭掠过树梢，翅膀拍打着金色的阳光，发出呼呼声响，引导我在一丛丛的芦苇中穿过。
但是，对我这个病人来说，有了这位护工，这家医院才有所谓的“特级护理”。
我差不多整个下午都待在都市中心的一个公园里。这是6月的第一天。老天有眼，天气真是不错。夕阳徐徐落下，给整个城市洒下一片金色的光辉。只有最干净通透的大气层，才能把阳光渲染成这种色调。
家人和友人
“扛上相机！”我对自己说，“去拍片子！”
对一个癌症病人来说，仅仅依靠现代医疗设备、技术和药物，是件非常愚蠢的事。就算你很幸运地遇到一个妙手回春的医生，也不能代替一切。这是因为，治疗的过程既是物质的，也是情感的。医学说到底不光是科学，还是一份爱；不光是器物，还是心。
我最想做什么？
如果没有看到我在自己家里悠闲自在的样子，你就很难想象，一间真正有利于癌症病人康复的病房，与那种医学意义上的病房之间有多大区别。
没想到，现在竟真的轮到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每天晚饭后，窗外天光渐暗，暮色覆盖了都市的喧嚣，音乐就在屋里升起来，其中伴随着木鱼有节奏的敲打声，悠远飘逸，从容淡定。那是一曲吟咏佛陀的颂歌，出自我为自己选定的一套特别节目。我斜靠在屋子正中的长沙发上。这位置距离电视屏幕不远不近，又是环绕音响的中间。
我当即想起有一次朋友聚会，席间一人提出一个问题：假如明天就把你拉出去毙了，那你今天最想做什么？当时这不过是个佐餐的玩笑，只为了调动众人情绪，所以大家只是哈哈一笑了事。
我让自己沉浸在纯净柔和的韵律中，品味其中细节。有时我会站起来，走上几步，享受一下光着脚走在木质地板上的温润感觉。如果觉得体内有一点不适，比如胸闷了——这是肺切除手术后的后遗症，或者头痛了——这是颅内病变的症状，我可以随时躺下来，头枕沙发扶手，舒展四肢，无拘无束，闭目凝神，让意念随着呼吸在自己身体里上下游走。音乐缓缓流动，丝丝入耳，仿佛来自天外的抚慰。这时候，我能体验到一种人与神之间的联络与沟通。心静如水，物我两忘。
该如何度过这“最后一天”呢？
就这样过了半小时，也许一小时，身体内的不适感竟奇迹般地渐渐缓解。我重新换张光盘，听一段侯宝林的相声，傻笑一会儿，又打开电视，看一段《动物世界》，闭目养神片刻，睁开眼睛回到现实世界，满足于世俗的安逸和快慰。那些故事庸俗节奏缓慢没有悬念的电视剧，也能让我看到结束。晓东笑我看电视的品味越来越低。我回答，我要感谢电视剧的导演们，他们弄出来的这些东西，挺适合我这种病入膏肓、反应迟钝的人。
我很希望抛开所有的紧张、焦虑和恐惧，从容不迫地走上手术台，就如同电影里英雄豪杰的慷慨就义。可是在手术单上签名时，那位年轻医生描述的可能发生的种种可怕后果，在我脑子里留下一幅幅恐怖画面。突然，我仿佛又有了死到临头的感觉。既然医生说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么这也许真的就是我今生的最后一天！
我是迫不及待地离开医院回到家里的，甚至没有等到拆去缝合伤口的那一排金属钉。说老实话，我不喜欢医院。医院是救命的地方，却不是养病的地方。病房是个公共场所，不是私宅。医生护士不论多么和蔼可亲，也不是亲人，所以我在医生护士面前多少需要注意一点礼仪，也难免会有男女有别的顾虑。一想到薄薄被单下面的自己赤身裸体，就会心跳加快，完全不像在家里时可以随心所欲。
手术前的那个周末，我从刘向阳大夫那里获准一天假期回家，不免喜出望外。
病房设有一个带洗澡设备的卫生间，这让我感到社会的进步。记得很多年前生病住院，病人都是使用公共浴室，一层楼也只有一处，我就算深更半夜想要小便，也必须沿着走廊走上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眼前这病房让我不必再有这样的麻烦，可是每次使用还是会被“锁门还是不锁”这问题困扰一阵。锁，要是出了紧急情况怎么办呢？不锁，这屋里至少有一半人不是你的家人，人家要是闯进来又该如何？
……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空调要不要使用？窗户要不要打开？房门要不要关上，以便把噪声和消毒水的味道隔在外面？被子要不要掀开，以便让自己透透新鲜空气？要是在自己家里，这些事都可以由着性子来，完全不是问题。可惜这里不是我的家！电视机就挂在头顶上，屏幕里的光芒永无休止地跳动，似乎是这间屋子里唯一能让我转移注意力和放松情绪的东西了。可我要是真的想看，就只能扭着脖子，斜着眼睛，让身体保持一种极不舒服的姿势。如果我不喜欢，也不能关闭电视，不能更换频道，不能调节音量，因为旁边那位病友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呢，我无法判定他是不是有和我一样的好恶。
我昏睡过去。失去知觉前脑子里的最后一个画面，竟又是那个金光四射充满灵性的瞬间。
邻床病友好几天来总是苦着个脸，一言不发，我甚至一度怀疑他是哑巴。有一天他忽然冲我开了口。我猜想一定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所以他开门见山，直抒胸臆。他告诉我，他很郁闷。不是因为得了这种病，也不是因为手术后的身体疼痛，而是因为“这地方太没人情味，住了这么多天，还处处陌生”。
我点点头，心里感激杨大夫用这种方式舒缓我的情绪。一不留神，罩子已经落在脸上，覆盖了嘴巴和鼻子。我使劲睁了一下眼睛，想要再看一眼这个世界。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刘向阳。他穿着墨绿色的手术服，一个硕大的口罩遮盖着整张脸，露在外面的一对眼睛看着我，无话，可我似乎感觉到有一种力量源源而来，注入我的身体。
手术后的第九天终于传来好消息。医生拔去我身上所有的管子和瓶子，还告诉我伤口愈合得不错，我可以等到拆线后出院，也可以现在就走。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在与医生约好回来拆线的时间后，迅速逃离。
最妙的是，我现在正躺在同一间手术室里。
一路上，汽车每一次轻微颠簸都会牵出胸腔深处一阵疼痛，我却义无反顾，头也不回，心里念叨着脱离病房有如脱离苦海。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有点过河拆桥，进而想到医院的种种好处，不禁骂自己比医生护士还要无情无义。说到底，人家除了没有冲你微笑之外，也实在挑不出别的什么毛病。
她的口气似乎很是以此为荣，还证实了这医院里的一个传闻：几年前石木兰大夫通过胶片影像断定自己患了肺癌之后，当即为自己挑选一位医生做了手术。那人正是刘向阳。
但不知为什么，总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正确；经历了一次成功的手术，却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被现代医学的冷漠包围着的孤独无助的人。这好像一点都不合逻辑。
也许是感觉到我的紧张，杨大夫停下手里的工作，对我说：“石木兰就是在这里做的手术，也是我们这帮子人。”
一进家门我才明白，我是在为失去家里那种温馨、纯粹、从容不迫和自由自在的感觉而不安。
我也笑了，本想让自己看上去大无畏一点，不料问出一个最傻的问题。
对一个癌症病人来说，仅仅依靠现代医疗设备、技术和药物，是件非常愚蠢的事。就算你很幸运地遇到一个妙手回春的医生，也不能代替一切。这是因为，治疗的过程既是物质的，也是情感的。医学说到底不光是科学，还是一份爱；不光是器物，还是心。
她笑了：“你想什么时候醒，我就让你什么时候醒。”
所以，没有哪个病房能比一个家更适于我们康复。
这么一想，耳边隐约响起“这是最后的时刻”的歌声，不由得问杨大夫：“什么时候我能醒过来啊？”
我的家坐落在京城一条交通干线的北侧。门前一条双向十车道的马路，连接着东西两边最繁荣的商务区。确切地说，这只是一栋普通的居民楼，是这座城市里最常见的那种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由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召开，而这条路又是民众去往奥体中心的必经之路，所以楼房外墙刚刚被涂上新鲜涂料，整个墙体都被染成淡黄色调，亮丽可人。
我心里一紧：这是麻醉剂！只要往我口鼻上一扣，我便立时人事不省。等到再醒过来时，也许只不过经历一场虚惊；当然更可能是石木兰大夫的预料成真，我的左肺已经不知去向，胸腔里面空空荡荡如同一间闲置房；或者还有第三种可能，眼下就是我今生今世的最后一刻——我永远醒不过来了。
八年前我们把家搬进来时，对房子精心做了一番装修。窗户加装了三层玻璃，为的是隔绝外面马路上呼啸而过的汽车噪声。屋内覆以大面积的木料，边角全部以柚木包饰，每个细节都十分精心，还刻意强化了木材纹理的本色，为的是避免华丽浮躁之气，保持天然和内敛的风格。半开半合的白炽灯饰，调低了屋内的光线，在不经意间渲染着一种温馨和柔情。我和晓东都非常喜欢这房间装修的品位，它融合了我们共同的喜好和默契，也符合我的本性。但是从那以后，我因为在上海工作的缘故，很少在这里住，只有妻子和儿子在这里朝夕共处，相依为命。如今，我终于可以栖息在自己的小屋里了。
我躺在手术台上，仰面朝天，正对着一盏硕大的无影灯。在眼角的余光里，麻醉师杨萍出现了。紧接着，一个罩子从脑袋的右上方伸过来，停在脸前。罩子形状如碗，由一根管子连接着我看不见的地方。
儿子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成了我的临时病房。事实上，除了床头那台制氧机显示出主人是个病人，这里更像一间书房。这是一间朝南的房间，拥有充足的阳光和一个男孩子杂乱无章的堆积物品。我刻意要求屋内一切东西全都按照原样摆设，因为这房间带着我对儿子成长过程的全部记忆。我一生中值得珍惜的东西并不太多，这些记忆便是其中最动人的部分。这记忆曾伴随我度过了别妻离子的寂寞，现在，它也将帮助我度过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光。
天边的彩霞由橘红而橙黄，转瞬又变成浓郁的蓝灰。暮色苍茫，万物悠悠。这漫长的夏日终于落下帷幕。我回到家里，由于猎取到大自然的精彩瞬间，内心充满阳光，耳边一个声音忽然响起：“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感谢上帝赐予我这“康复病房”。虽然没有了跑前跑后的医生，没有了那种被称作“特级护理”的医疗服务，没有了细心周到的护工，没有了救死扶伤气息十足的呼吸机、氧气瓶和输液吊针，但是这个“病房”丝毫不缺少助我战胜疾病的力量。
假如这是我的“最后一天”
我很幸运，在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有家人陪伴。晓东不仅伺候我的日常起居，还分担着我的精神压力。她原本是个乐天、率性的人，胸无城府，肚里永远藏不住话，无论喜怒，总是明白无误地挂在脸上。她从来不喜欢在压力之下生活，稍不顺心，情绪就会勃然爆发。可是，在我被医生宣布“死期”时，她似乎在一夜间学会了承受压力，学会了隐忍和控制自己的情绪。有很多次她实在压抑不住，躲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大哭一场，然后擦干眼泪，回到我的面前，故作一副没事人的样子。只有一次，她也许是悲痛欲绝，压抑不住，突然爆发出来。她痛不欲生的样子在我面前暴露无遗，于是我明白了，她承受的精神压力比我还要大。也正是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一身系着两条性命。我不能放弃，我必须好起来。
于是我打道回府，在心里暗自庆幸：不管下周一会发生什么，我至少暂时摆脱了医院里紧张压抑的气氛。
这时我们结婚已经26年，彼此相知很深。她从小娇生惯养，又很任性，有时候，她的坏脾气真是让我惊讶。可是在经历了最初的悲痛折磨之后，她逐渐变得坚强，开始表现出一种理性和从容。过去很多年里，她说话总能逗得我哈哈大笑，现在，她的乐观天性重新主导了家中的气氛，幽默的禀赋也回来了。这带给我无尽的快乐，让我常常忘记自己的病入膏肓之躯。
回到病房倒在床上，我让自己从这一连串的医生会面中摆脱出来，重新检讨自己在整个的选择过程中是否犯了错误。还好，没有发现什么疏漏。
肺癌切除是我此生经历过的最严重的肉体伤痛。晓东则因我的恶性肿瘤终于被证实无疑，在精神上备感沉重。她承担着巨大压力，还要昼夜服侍我，助我很快形成新的作息习惯——早睡晚起，一日五餐，准时开饭，午饭后再踏踏实实地睡上一会儿。遵循一种稳定的、没有任何不确定因素的规律度过每一天，会让我有一种舒服安定的感觉。
他笑了，叫我放心。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笑脸。大约是我对石木兰大夫执着的信任让他有些感动，这位铁面医生的口气越发温和起来。他告诉我，可以放我一天假，“回家好好过个周末”。
今天回想起那些困难的日子，我能感觉到，在我的情感世界里起着支撑作用的，既不是来自医生的好言安慰，也不是自己的坚强意志，而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我不担心你多切，”我说，“就担心切不干净。”
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
然后，真正的主角来了，是刘向阳大夫。让我意外的是，他不再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满脸冰霜，说话时也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了。他告诉我，手术时间已经确定在周一上午，又对我详细描述了手术方案。也许是考虑到我就要上手术台了，不想让我过分紧张，所以他的态度友善，语调和缓。他再次提醒我，我的病不是百分之百地确诊，所以他不会把整个肺叶一刀切去了事。他计划把手术分成两步，先取局部组织做病理检验，再来决定是否实行根治术。这让我想起住院第一天，两位年轻医生看着我的胸片窃窃私语，大约并不认为我的那小小阴影是个多大的威胁。我猜这也许是这个病区里医生们的倾向性看法，所以便说，我明白这个办法很周全，但是如果真的证明石木兰大夫的判断是对的，请选择一种最彻底的手术方案。
我们又开始迎接久违的友人。说是“久违”，其实只不过是隔了刚刚过去的这几个星期。他们从我的新一轮坏消息中解脱出来，估摸我又恢复了人样，就一个接一个地登门探望。我注意到他们进门时不再手捧鲜花，脸上却多了轻松的笑。
麻醉医师刚刚离去，一位年轻医生跟着进来，要“病人家属”去完成手术前的签字手续。我说，我自己签好了，起身跟着他来到医生办公室。他先向我申明，这次手术只管肺，不管脑，接着就列举种种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形，总之是叫我授权医生采取任何他们认为必要的办法去应付意外，而所有的结果必须由我自己承担。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我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可他就是不肯把这句话说出来。我知道，这是所有外科医生在手术前的必要步骤，也不多问，当即签名了事。
这是一个细微的变化。过去18个月里，他们的心情被我的病情左右着，阴晴不定，忽悲忽喜。先是在北京、上海两个城市昼夜奔波，接着又到香港、美国和欧洲，为我求医问药。一边传递振奋人心的消息，一边极力掩饰内心的悲伤。进门的时候手捧鲜花绿叶，表情肃穆，让我想到遗体告别仪式上的那种场面。而现在，没有了鲜花的环绕，没有了沉痛的脸。大家说话更随意，笑声也更响亮，不用顾忌医院里那种肃穆绝望的气氛，也不用担心搅扰了同病房的病人，于是就像彼此约好了似的，他们不再勾起哀伤的话题，尽力营造快乐的气氛。老实说，这让我轻松极了。
麻醉医师杨萍站在病床前问东问西的时候，我意识到手术如期而至。这个不高不矮、略微发福的中年女人，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说话爽快、行事干练的人。她详细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多少体重、多少血压、有没有什么慢性病、是否曾经做过手术。她的一只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另一只手伸出来，随着说话的节奏轻微摆动。临走时她告诉我，她是受刘向阳之托来看我的。我的手术将由刘向阳主刀，而她将负责整个过程的麻醉。对，我想起来了，刘向阳向我介绍过她，说她是这家医院最好的麻醉师。
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定，听着大家的祝福，体会着每一个人的良苦用心，情真意切。这真是一种上天的恩赐。我知道现在的都市人每天匆匆忙忙，争分夺秒，很少有人愿意把时间无谓地花在别人身上。可是这些朋友肯在我这里坐上好几个小时，如此兴致勃勃，只不过是为了让我开心，给我信心！
这天下午，我的寂静突然被打破。医生护士接踵而至，唤醒了我的胡思乱想。
他们讲述的故事大同小异，尤以癌症可以治愈为首要话题。这和他们过去探访时讲的故事不大一样。那时候，他们搜集了许多“医生误诊”的案例，这一回眼见木已成舟，就鼓励我做个“抗癌英雄”。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年龄各异，性格有别，说话时的情绪要么沉重，要么轻松，要么伤感，要么喜悦。他们讲的故事发生在天南海北，内容却又惊人的相似。我刻意积累，认真领会，不知不觉中已在心里留下一本“世界抗癌英雄谱”。
肿瘤医院的病房有一种奇异的气氛，阴郁，孤寂，加上绝望，难免造成一种虚幻无助的心境，让你从心底体会到人类的渺小和脆弱。我在这病房里静静地度过了四天，每天除了遵照医生吩咐完成一两项例行检查，其余时间就是躺在病床上冥想静思，看着窗前云聚云散，目睹身边的病友在垂死中挣扎，一分一秒地争夺生命的活力，默想自己也将经历完全一样的过程，忐忑不安而又满怀期待。整个天地仿佛与世隔绝，又好像把灵魂抛在地狱中修炼，对于穿门而入的嘈杂、叫嚷和呻吟，充耳不闻。
我猜想，他们恐怕是一次次地从这些故事中得到鼓舞，开始觉得癌症这东西没什么了不起。它不是绝症，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
我当即想到，这就是我的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他所经历的一切我都将经历。
了解到有那么多人遭遇癌症还能快乐地活着，我觉得自己已经算是相当幸运。我的身体的确已经元气大伤，肺癌的帽子也不折不扣地戴在头上，还有一个“脑转移瘤”，就像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斩落下来的可能。但是，这本“抗癌英雄谱”中的人物，哪一个不是历经百般病痛折磨之后重获新生！比起他们，我至少还躲过了化疗和放疗之苦呢！
我在自己的床边坐下来，小心问候他的家人，很快就知道他和我有着同样的遭遇！他患的是肺癌，刚刚完成切除手术。我们之间也许只有一个区别：他的肿瘤在“右肺上叶”，我的“肿瘤”在“左肺上叶”。
我为什么不化疗
他看上去和我年纪相仿，脸色惨白，挂满痛楚，嘴唇紧闭，气若游丝。看得出来，他正强忍着撕心裂肺般的疼痛，只是在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才把嘴唇松开一下，吐出一声轻轻的呻吟。他的家人围在病床边，满脸的焦虑和无奈。
我有时候会恍惚产生一种感觉：癌症患者的治疗如同博彩。你想想，当赢的概率只有2%，而输的概率高达98%的时候，你会下注吗？更何况现在我们不是博彩，而是在选择拯救生命的道路。
我住在一间带卫生间的双人病房，房门对着一扇巨大的玻璃窗。靠窗的床上有个病人，躺在那里，浑身上下缠着粗一根细一根的胶皮管子。管子的一头分别插在他身体的不同部位，另一头不是连在形形色色的仪器上，就是吊着只大塑料瓶，一股暗红色的血水顺管子淌下来，滴滴答答的，没完没了。床边那个呼吸机显示，他的危险期还没过去。
我对化疗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只是因为与癌症结缘，才留了一点心。结果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疗法能像化疗一样声名狼藉，却又如此广泛地被应用在病人身上。
我的病房在医院外科大楼二层东侧。这是一座崭新的建筑，拥有高大的前厅和宽敞的走廊。我在这家医院里往来奔波已有数月，满眼都是混乱、污秽和垃圾，充斥在院子内外各个角落。可这大楼里却是光线充足，干净整洁，也没有一般医院里那种叫人恶心的污浊气味。医生大都拥有宽敞的办公室，与病人的居住区比邻而处。墙上挂着医护人员的工作守则，上面记载了“不许接受病人红包”之类的规定。
我已经知道，癌症治疗有它独特的困难之处。你如果得了别的什么病，手术的成功就意味着已经治愈。你如果得了癌症，手术的成功仅仅意味着治疗的开始。此后化疗、放疗，或者别的什么“疗”，轮番上马，都是正常的程序。所以，我在忍受着术后创痛的同时，也纠结于一个问题：到底要不要做化疗？
“如果不是，我会为我逃过一劫而高兴。如果是，我会为我做出一个正确决定而高兴。”
出院前，刘向阳大夫曾给我一个忠告，就是“不建议你去做化疗”。他说这话时，脸上一点也不掩饰对化疗的反感，让我感到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是“反对”，仅仅由于医生的职业戒律，才使用了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达方法。我当时就想，我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换作他，他恐怕是不会去做化疗的。
“为什么？”
刘向阳大夫的医疗思想是个多元的复合体。在外科方面，他倾向于积极的手段。比如，他能熟练地实施微创手术，却很少采用。他认为那样做不利于彻底清除癌细胞。手术的最大难题，不是切去肿瘤，也不是创伤愈合，而是阻止癌细胞的扩散，也叫“根治”。为了达到根治目的，他下刀既狠又准，尽可能彻底地清理病人体内的可疑组织。但是，谈到其他医疗手段，比如药物治疗，他坚决反对种种“过度行为”。中医很多抗癌药，他认为都是“忽悠”；西医很多昂贵的“特效药”，他也不以为然。所以，他才会给我这么一个忠告。
我说：“不管‘是’还是‘不是’，我都会很高兴。”
可是石木兰大夫一听就乐了。“这可不是他的强项。”她说，“我也不行。”
因始终为即将到来的手术而纠结，她终于忍不住问：“你说，到底是不是恶性的？”
很显然，她恪守着职业守则，对于自己专业之外的事绝不妄加评议。禁不住我的一再要求，她才推荐我去看一位内科专家——冯奉仪。
我埋头碗里，狼吞虎咽，眼皮也不抬，全然一副慷慨就义之前最后一顿的样子。晓东看着我，自己却不动筷子。
“要不要化疗，”石木兰大夫说，“应该听她的。”
她一听这话，笑了，二话不说点了一大盘羊肉。老实说，这东西并不适合我。医生无论中西，大都认为羊肉属于“发物”，对肿瘤病人不利。所以，这一年多来，晓东始终禁止我吃羊肉。可现在我们彼此心照不宣：这是我住院前的最后一顿饭。当然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于是我去寻找冯奉仪大夫。
“涮羊肉。”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对这次门诊有一种特别的期待，就像几周前对刘向阳的期待一样。就诊之前我特别做了一番功课，把自己对化疗的了解细细梳理一遍，做好与专家对话的准备。对于化疗的种种批评之声，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越来越强烈。比如“刘太医”就坚定地认为，“化疗是把杀人刀”。这话的意思是，化疗无异于医生在谋杀病人。
晓东问：“说吧，想吃什么？”
我想，这种评价过于极端，对化疗来说也不公平。的确有很多癌症病人在化疗之后迅速衰竭乃至死亡，令人对化疗生疑。但是，也确实有很多经过化疗的病人延续了生命，甚至痊愈，让人相信是化疗之功。我的母亲就是一个例证。她77岁那年得了胃癌，在实施胃切除手术之后辅之以化疗药物。手术大夫当时对我说，她活不过一年了，可是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多年，她仍好好地活着。我在人民日报社的一位值得尊敬的上级，也有大体类似的经验。她在十年前患卵巢癌，手术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转移，可以说癌细胞在她全身到处乱跑，每一次转移便进行一轮化疗，她经历着“转移—化疗—再转移—再化疗”的巨大痛苦，但是到现在仍然从容不迫地活着。
我们离开医院，到市中心的一座公园里去消磨时间。临近中午，饥肠辘辘，在公园门口找个饭馆坐下。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使用了化疗。毫无疑问，化疗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同样没有疑问的是，化疗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它的弊端和它的优点一样令人印象深刻。
我费了好大劲儿，终于弄清“挂床”的妙处，心中不快顿时烟消云散，同时还为自己没有被“挂”起来感到庆幸不已。
过去几年，全世界有很多研究者发现，用化疗对付肿瘤收效甚微，而它的副作用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一些正在用于临床的化疗药物，杀死的正常细胞远远超过它们杀死的癌细胞，结果导致病人普遍出现感染、发烧、脱水、呕吐、厌食和全身衰竭。一项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化疗副作用的实际发生率要比临床试验预测的水平高3～4倍，而没有经过化疗的患者，接受急救和入院治疗的比例反而较低。这一结论是在调查了至少3.5万名经过化疗的癌症患者后得出的，所以应当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详见《研究显示：乳腺癌化疗副作用严重程度超出预想》，2006年8月17日搜狐网）另外一项研究则发现，化疗或者放疗甚至还在导致癌细胞的加速扩散转移。（详见2007年4月10日《深圳特区报》，A14版）
那护士抬起头来，看我一脸茫然，撇嘴一乐，开始用一种“你就知足吧”的口吻给我解释“挂床”的来龙去脉。“挂床”者属于住院病人，却又没有病床，只是按照住院的时间表，先完成手术前的各项检查。他们每天早晨6点以前赶到医院，完成当日检查之后便回家去，直到有病人出院腾出床位，才能住进来。由于病人的术前体检通常要花好几天，所以这办法既能提高医院病床的周转率，又能让病人更快地完成手术。
在国内，不少医学专家表达了几乎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化疗在治癌的同时可能导致新的癌症。（详见《业内人士披露：化疗可能诱发新的癌症》，2006年4月27日搜狐网，据《金陵晚报》记者陈艳萍报道）很难在临床病例中找到直接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但是我发现，类似的现象已经出现在汤钊猷教授的实验室中。汤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过去几十年，他以外科手术加上化疗、放疗的方式治疗肝癌，功高望重。可是他发现，尽管他领导的肝癌研究所完成的小肝癌切除病例增加了至少十倍，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却没有明显提高。于是，他开始检讨自己的治疗方法是否有弊端。2009年10月，汤钊猷教授在医学前沿论坛上提醒他的同行，手术、化疗和放疗这类传统疗法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它们在治癌的同时“也可能致癌”。
我一下子没弄明白，心里琢磨：莫非要搭上下铺吗？
在人的各种特质中，我最佩服的就是自我反省的精神，尤其那些功成名就、资深位重之人，还能从容平和地检讨自己的得失，就更加令我敬重。汤钊猷教授在中国肝癌治疗领域里享有极高声誉，兼有医生和科学家的双重身份，所以他的“反省”对我来说分量格外重。他连续15年的研究令人惊讶地证实，某些手术，尤其是那些已经错过根治的最佳时期，只是勉强完成的“姑息性切除”，可能促发残癌细胞的侵袭转移。在另一项动物模型研究中，他还发现，在肝癌小鼠接受放疗的两天内，癌细胞停止生长，可是等到30天后，癌细胞迅速显示出肺转移倾向，居然比那些未经放疗而休养生息的肝癌小鼠更高、更活跃。（详见2009年10月15日《健康报》，记者胡德荣报道）
“挂床。”她从嘴里蹦出两个字。
这是小鼠，人会怎样呢？汤钊猷教授没有断言，只是用了“也可能”三个字。我以自己见到的癌症患者来考量，其中很多人的情形，和汤钊猷教授实验室里小鼠的情形竟是如出一辙。
我忍不住向那护士打听，多出来的四位怎么办。
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研究结果，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才会在2006年洛杉矶年会上指出，肿瘤患者根本就无须采用化疗。（详见2006年6月14日《科技日报》，记者倪永华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在临床治疗领域里，即使是化疗最坚定的维护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治疗手段。它能杀死癌细胞，同时也在肆意摧残病人的健康细胞。
这时候我才发现，周围有不少病人也在排队办理入院手续。大家都是接到紧急通知匆匆赶来，数一数共有八人，可是当天出院的病人只有四个。
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化疗的结局不论成败顺逆，其潜在逻辑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认定癌细胞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将其彻底剿灭。蒋介石当初肃清共产党时有个口号：“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化疗”也是这个逻辑。为了杀死一个癌细胞，甚至可以把病人折腾得吃了就吐，滴水难进，全身衰竭，羸弱不堪。这不符合我刚刚建立起来的理念：癌症不是绝症，只不过是种慢性病（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详细谈到）。我需要的是“持久战”，甚至是“与癌细胞和平共处”。任何速战速决、你死我活的想法，只是一种奢望，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不料护士还没说话，旁边一人已经对我表示不屑。“别不知足啦。”他说，“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住进来呢？”
见到冯奉仪大夫时，我脑子里全是这些想法，既坚定又模糊。
我们来不及吃早饭，匆匆赶到医院，隔着一面高高的柜台把住院单递进去。一个护士坐在里面，头也不抬，只把她年轻却毫无生气的声音抛出来。于是我们知道，那位出院病人还在病床上躺着呢，要到下午才能离开，我们此番赶个大早，只为填表签名、预付押金之类，然后还要再等上几个小时。这让我心里有点不快：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让我们下午再来呢？
冯是肿瘤医院胸内科的资深医生。在肿瘤治疗的领域里，如果说外科医生“就知道动刀子”，那么内科医生就是对“化疗”情有独钟了。所以，我做好准备听她大讲一番化疗的好处。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冯奉仪大夫不是这种有偏向的人。她在对病人叙述化疗的好处时，不会回避那些不利的事实，同时还能以相当专业的立场，把一些模糊不清的事实表述得异常清晰。这一切对我做出正确决定至关重要。
谁知第二天早上医院便把电话打到我家，要我立即带上住院用品去办入院手续。
她先是阅读我的肺切除手术病历，然后听我叙述发病的全过程。没想到，这位胸科专家被我的脑片吸引了全部注意力。她盯着那个乒乓球似的阴影，好一会儿，又抬头把我打量一番，眼里满是疑惑，似乎不相信这个病人现在还能这样坐在这里，还能这么清晰地陈述病情。
能够约到刘向阳做手术，叫我既安心又焦心。我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可是他毫不通融地叫我排队等着。那一天我回到家里，还在不住估算他那个等候手术的队伍有多长。要等一周？也许更长？
在把注意力重新转到那堆胶片之后，她很快发现我的颅内病灶已经明显缩小，忍不住连声说：“有意思，有意思。”同时把胶片一一摊开，招呼她的几位学生过来，“你们看，你们看。”
我躺在病床上冥想静思，看着窗前云聚云散，目睹身边的病友在垂死中挣扎，一分一秒地争夺生命的活力，默想自己也将经历完全一样的过程，忐忑不安而又满怀期待。整个天地仿佛与世隔绝，又好像把灵魂抛在地狱中修炼，对于穿门而入的嘈杂、叫嚷和呻吟，充耳不闻。
“多长时间了？”她再次确认我的病史。
走上手术台的前夜
“一年半。”我回答。
我决定等！不管多少天都等！就等刘向阳！
“做过什么治疗吗？”她又问。
他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但我已经有了一种预感：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你是说在开胸手术前？”我反问。
我在脑子里急速地盘算这种局面：该不该请这个人给我做手术呢？
“对。”
他蹦出几个字来：“要等。排队。”
“没有。”
“不是，不是，我只是想尽快手术！”我赶忙解释，又虔诚地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入住普通病房。
“就是说，你没有对脑子里的病灶采取过任何治疗？”她将信将疑。
“VIP？”他那怪脾气果然再次冒出来，“你是来治病的还是来享福的？”那口气让我感到他岂止是“不喜欢”，简直就是“讨厌”。
“喝‘牛筋汤’算吗？”我说。
看到他在认真倾听，脸色也越来越温和，我的胆子大起来，进一步表达我的急切心情：“如果普通病房没床位，VIP（贵宾）病房也行！”这句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不迭，因为我猜想，他这样的人大概不喜欢VIP病房里的那些人。
她笑了，不置可否。
我告诉他，医生们的确有不同意见，针锋相对。大多数人都认为那是良性的，但是我对石木兰大夫有一种特别的信任。我还是相信她的判断。我甚至担心肺上的癌细胞正在急速扩张，就要突破胸膜的束缚蔓延到其他地方，所以才急着做手术。
我也笑了。我想这是用不着回答的问题。让一个西医专家说，“牛筋汤”能治肿瘤，那就好比让一个天文学家说，蚂蚁能让太阳消失。
我还能指望什么呢？在那种情形下，难道我还在指望有位高人“排除”我的肿瘤嫌疑吗？或者能够妙手回春，能够一劳永逸地扫除我的肿瘤之患？不是的。我没有那种奢望！我只不过是在期待一个能够对病人多些耐心、理解和善意的医生，一个能够真诚坦率地和病人对话的医生。
冯奉仪大夫的专长并非神经科，可是，我的“脑瘤”有如此乐观的表现，已经足以让她认定，这是一个孤立现象，不是转移瘤，进而断定，我的肺部肿瘤尚未转移，因而属于“早期”。
他的口气很冲，脸上冷冰冰的，好像挂着霜。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我心里感觉到踏实和温暖。我懂了，他是在和我沟通，对我解释。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病人的关切和耐心，甚至不惜用他自己误诊的病例，让我这个外行了解这种疾病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一个胸内科专家如此明确地把我的肺癌和脑瘤分别对待，这是第一次。
“你看看，百分之百认定是恶性的，结果打开一看还真不是。你怎么就说自己是恶性的呢？”
我大大松了一口气，看来我基本上可以摆脱“晚期”的困扰了。
也许是为了让我们更慎重地考虑自己的决定，他接着告诉我一个“误诊”的病例：他曾经有一个病人，手术前大家都认定是恶性肿瘤，他自己也这样以为；于是打开胸腔，先切下一小块去做病理检验，结果还真的不是恶性肿瘤。
我试探着提出那个最迫切的问题：“还需要做化疗吗？”
显然，他尊重石木兰，但并不认为石木兰的话就一定正确。
她回答得很干脆：“可做可不做。”
看我们张口结舌的样子，他开始解释他的看法，语气也缓和了一些：“一般手术的术前鉴别是准确的。”他说，“你这个，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只是有倾向性。”
“化疗的副作用我知道一些。”我问，“我现在想知道，它有多大的好处？”
没想到，他的话头儿更硬：“不要说别人说什么，做不做手术是你们自己决定的事。”
“像你这种情况，可以把治愈率从60%提高到62%。”
我们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或者是在和谁赌气，只好说是石木兰大夫建议我们做手术。
这答案既清晰又精确。然而她还是担心我不明白，接着解释，医生所说的“治愈率”，更专业的说法叫“临床治愈率”。癌症患者经过治疗后，在五年之内没有再发现可见的转移或复发病灶，叫“五年存活”，在医学上就叫“治愈”。早期肺癌患者手术后的“五年存活率”为60%。而手术之后再做化疗的病人，可以把这个数字提高到62%。
“手术？”他把胶片放下，说出的话越来越戗人，“那就说手术。不要说什么恶性的、良性的。”
“提高两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平均统计数。”她尽可能客观地向我表述化疗的作用，然后，用征询的眼光看着我，等待我的决定。
“想做手术。”
“那我还是不做了吧。”我说，“冒那么大风险，只为两个百分点，好像不值。”
我们说了石木兰大夫的诊断意见，大概是提到了“恶性肿瘤”，他冒出第二个冷冰冰的问号：“那你们找我来做什么？”
冯奉仪大夫所说“60%的五年存活率”，我不是第一次听到。可以说，这是一部早期肺癌患者的“生死簿”。我还听说，这个数据涵盖了全世界迄今为止全部的治疗成果。所以也可以说，这是现代医学的“生死簿”，而非阎王老爷的“生死簿”。
“怎么回事？”他问，同时用一只手把胶片举在眼前，像一堵墙把他的脸隔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一种药物的疗效如果真正科学可信，它就应该具有足够多的临床病例统计，并且加以对照。比如说，我们在一项临床试验中，将2万个完成全切除手术的肺癌患者分为两组，每组1万人。其中一组采用化疗，而另一组不化疗。最后我们可以在“化疗组”中得到6200个存活五年以上的病人，而“非化疗组”里只有6000人。如此，我们就可以说，“治愈率从60%提高到62%”。
我们对他的了解是从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开始的。
然而，如果认为这场试验的结论到此为止，那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他冷漠的脸色令人生畏，但是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姿态。面对这样一个人，你的第一感觉不是亲切，不是热情，甚至也没有丝毫客套，却很真实。真实得让人觉得牢靠。当你小心翼翼地对他提出一个要求时，通常会被他戗回来。可是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他为你做的居然超过了你的期望。而且，不论他为你做出怎样细致周到的安排，都不会像一般人那样不失时机地表白和炫耀。等我有更多时间了解他之后，就进一步发现，他为病人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职业的操守和为人处世的本性，而不是带着什么别的动机。
从理论上说，“62%的五年存活率”，同时意味着还有“38%的五年死亡率”。
见到刘向阳还不到一分钟，我就想到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古训，不禁在心里笑出声来。这个宽肩圆脸、慈眉善目的中年男人，有着相当怪异的脾气，不通人情，不问世故，说话就像吃了枪药似的。简直和石木兰大夫如出一辙！
可是，既然这是一个平均数，实际的进程也就很自然地具有差异性。具体到“化疗组”的每个病人，都有更多生的希望，也有更多死的危险。医学所谓把“五年存活率”提高两个百分点，是在表明它增加了“生的希望”。
这话不太好听，却与我的经验不谋而合。于是，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去约刘向阳大夫的门诊。
现在需要追究的是，“化疗组”中那“未能存活五年以上”的3800人，如果没有采用化疗手段，是否有人能“存活五年以上”呢？换句话说，化疗在延长了一些人生命的同时，是否也缩短了另一些人的生命呢？
停了一会儿，她把目光从胶片上移过来，盯着我又说：“不要被那些表面的光环蒙蔽了。”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从60%提高到62%”，这些数字虽然在统计上没有错误，却极有可能掩盖了另外一个事实：化疗也增加了死亡的危险。
没想到她哼了一声：“别人我不评价。你让我推荐，我就推荐刘向阳。”
我曾拿这个问题问过很多医生，可惜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个答案。
也许我能听听她对这件事的看法呢！
我对医学完全是个外行，要想为这样的疑问找到答案，只能依靠逻辑和常识。
我嘴上答应，脑袋里飞快旋转的还是我那个专家名单。其中有一位，名气更大，又有很高职位，而且已经允诺亲自动手给我开刀。
现在，我们可以对上述那次临床试验做一个假设：“1万人的化疗组”中有200个人原本是可以存活五年以上的，却因为化疗摧毁了体内的免疫系统，导致并发症，或者是全身衰竭之类的问题（这是我们在癌症患者临死之前常见的现象）更快地死亡了，同时还有另外200人经过化疗把生存期延长到五年以上，那么，最终结果还是“3800:6200”。
我在脑海中急速搜索，竟是没有此人。看我一脸茫然，她又告诉我，刘是肿瘤医院胸外科的医生，手术很扎实，而且细致入微。她提议我去看一次刘的门诊，讨论一下手术的可行性。
“治愈率从60%到62%”的结论没有改变。可是具体到每个病人，“化疗”的结果就不会是一个，而可能是三个：
“刘向阳。”她没有任何犹豫地说出一个名字。
1.延长了存活期——你花钱受罪得到了回报。只不过概率很低，你只有2%的机会。
我决定把对石木兰大夫的信任进行到底，于是请她推荐一位手术医生。
2.没有延长也没有缩短存活期——你除了花钱和受罪之外，一无所获。根据统计，这种可能性很大，达到98%，也即本来就该活的60%，再加上本来就该死的那38%。
像所有病人一样，我们在这种时候，也免不了受到医生名望、地位和资历的诱惑。几个月来，我借助各种渠道到处打听，手上早就有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可是对我来说，这些名字个个都很陌生，更别提还要鉴别其中的优劣贤愚。
3.缩短了存活期——你花钱受罪的结果是更快更痛苦地死亡。这种结果，迄今为止没有人能给我们确切的统计，所以我们只能借用医生诊断疾病时常用的那个词——“不排除”。
决定去做开胸手术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手术医生。
从统计学的角度看，第三种结果和第一种结果的概率应当是正相关的——在平均数“62%”不变的情况下，“延长存活期”的人数增加或者减少，也就意味着“缩短存活期”的人数会相应增加或减少。
他的口气很冲，脸上冷冰冰的，好像挂着霜。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我心里感觉到踏实和温暖。我懂了，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病人的关切和耐心，甚至不惜用他自己误诊的病例，让我这个外行了解这种疾病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我猜想，冯奉仪大夫应当是考虑过这些可能性的，不然她就不会对我说“可做可不做”。
“不要被那些表面的光环蒙蔽了”
可惜大多数医生不是这样。他们的问题在于，当他们把化疗这种治疗手段摆在病人面前时，只不过描述了“生的希望”，却不能表述“死的危险”，也不能让病人清晰地意识到多种可能性。
如果特别有名望的专家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周良辅和石木兰，我就会特别相信他们。这两位大夫，一位在上海，一位在北京，一个是神经科，一个是胸科，差别何其大！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不仅不回避不忽视那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甚至还能主动地利用最新医学技术去搜寻它们。由于新证据的出现，前者立即改变了自己的结论，后者当即把一个模棱两可的诊断变得确凿无疑。
换句话说，如果我选择成为“化疗组”中的一员，我就有2%的可能性成为幸运的人——原本活不过五年，结果是延长生命到五年以上；有98%的可能性是花钱受罪，却根本不会改变本来的结果——该活还是活，该死还是死；当然还有可能成为更倒霉的人——原本还能多活几天，结果弄巧成拙，花钱受罪还找死。
9.即使已经做出结论，也会特别注意那些不支持自己结论的证据，并且根据新的证据迅速校正自己的诊断。
我有时候会恍惚产生一种感觉：癌症患者的治疗如同博彩。你想想，当赢的概率只有2%，而输的概率高达98%的时候，你会下注吗？
能够确诊时，不仅告诉病人结论，而且告诉病人做出这个结论的根据。
更何况现在我们不是博彩，而是在选择拯救生命的道路。
8.言之有据。
所以，当医生们信誓旦旦地描述某些治疗方法的效果时，我们必须彻底弄清他们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能确诊时，不会在病历上画个问号打发患者走人，也不会用“要么手术，要么观察”这样的方式把难题交给病人，而是提出办法，搜寻那些有助于确诊的依据。
16个月前，医生们告诉我必须实施开颅手术。那时候他们认定，我的脑袋里长了肿瘤。“恶性”的可能性在98%以上，“良性”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即使有，也不超过2%。我还记得医生们当时坚决主张立即手术的理由：“作为医生，我们不可能考虑一个2%的可能性，而放弃98%的可能性。”
7.不模棱两可。
现在，在谈论化疗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它可以使“五年存活”的概率提高2%。我理解这话的潜在含意是，它有98%的可能性是完全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你有时候会感到，医生在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词语，绕着圈子回答你的问题。这时候，你从他的犹豫闪烁和含混不清中，从他的肢体动作的细节，比如眼睛的转动和嘴巴的嚅动，能够很容易分辨出他是在谈论一个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问题。所以，如果一个医生对我说，“很抱歉这个问题我不太了解，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这方面的专家”，我不会认为他无能，因为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正相反，我会认为他是一个诚实可信的人。
这前后两个2%，如果分开来看，医生说得都不错，在病人听来也是理所当然。可是如果把它们合起来加以对照，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一种颇为奇特的逻辑：同样是“2%”，在前一种情形中，医生“不可能考虑”；在后一种情形中，它却成了医生出手下药的理由。同样是“98%”，在前一种情形中，医生可以力主采取坚决措施；在后一种情形中，却又可能完全被漠视。
6.不自以为是，坦率地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
所以，我决定不化疗。
记住，你依靠熟人关系，依靠权势名望，或者依靠塞红包寻找到的医生，并不一定是值得信赖的。一个真正可以信赖的医生，不会怠慢一个普通病人，也不会厚待一个有权有势有钱有名的病人。就算知道你有些来头，他也不会给你特殊照顾，比如让你加塞儿，或者在你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不管别的病人正在门外等待。
我不是第一次“拒绝治疗”。就像此前提到的，我曾经拒绝了开颅手术，拒绝了脑穿刺，拒绝了“控岩散”，拒绝了一些所谓“抗癌新药”。同时，我并没有拒绝所有的治疗，比如我接受了肺癌全切除手术。这样看来，我并不是“拒绝治疗”，而是“拒绝过度治疗”。
5.对求医者一视同仁。
别让医生治死你
当一个医生直接或者间接地打探我的职业和我的支付能力时，我通常选择转身走开。
“积极治疗”不等于“过度治疗”。对于我们这些癌症患者来说，仅仅凭借坚强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是坚强的患者，同时也应当是聪明的患者。在很多情况下，智慧比坚强更重要。
4.只关心你的病，不关心你是多大的官，不问你有没有名、有没有钱。
癌症患者的治疗之路上有很多疑难。其中有一些可以不必认真，至少不用太过纠缠。不过，有一个问题千万要警惕，这就是“过度治疗”。
一个好医生每天都会被无数病人包围着。每个病人都会表现出孱弱、无知和喋喋不休。医生每天面对同样的面孔，回答同样的问题，经年累月，一成不变。你可以想象，只有那些最具慈悲心肠的人，才能始终不变地保持对病人的耐心和热情。
一百年来，人类用于癌症研究和治疗的花费，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可是中晚期癌症患者的平均治愈率几乎没有提高（我们在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实际上主要得益于检查手段的日益进步，从而使越来越多的早期发现成为可能）。我们能说癌症治疗的所有成就和所有新药都是骗人的吗？能说病人的所有期待和所有花费全都白搭了吗？显然不能。
3.不仅关注仪器检查结果，而且关注病人。
事实上，我们的确看到很多癌症病人经由现代医学的治疗长期存活。既然如此，为什么显示癌症患者总体治疗水准的“平均治愈率”并没有明显提高呢？
我一直认为这一点是做人的本分。可惜医疗领域里的确存在明显的互相贬损之风，如我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当我对面的医生在说同行怎么怎么不行的时候，事实上，我已经在心里降低了对他的评价。
我猜只能有一个解释：那些最新最先进的治疗手段和药物所产生的疗效，几乎被它们给病人带来的摧残抵消掉了。所以，在一些病人延长存活期的同时，另一些病人也因为“过度治疗”缩短了存活期。说白了，就是更快更痛苦地死去。
2.不贬低同行。
我遇到过很多满脸悲怆、眼里充满期待的人。这些人不是癌症患者，就是他们的家人。他们在经历了最初的打击之后，能想到的唯一的事，就是去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疗技术和最好的药。他们也许以为我一定是受益于这些“最好的”，所以不断地问我：“哪里的医院最好，上海的还是北京的？”“你看的是哪个医生？”“你采用了什么方法？”“你吃了什么药？”……他们用了所有精力去寻找所谓治疗癌症的新技术。有“手术”，有“化疗”和“多药联合化疗”，有“放疗”和“超大剂量放疗”，有“伽马刀”“氩氦刀”“质子刀”“光子刀”“R刀”“中子刀”，有形形色色的中西医新药，甚至还有“烫死疗法”“冻死疗法”“饿死疗法”……
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医生，他们没完没了地告诉你，哪一个病人如何无可救药，遇到自己便如何起死回生。他们从来不会提到自己没有治好，甚至误诊了的那些病人。可是我很明白，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百分之百地治好他的病人，尤其是肿瘤病人。所以，如果有哪一位医生坦率地告诉我，他有哪一次错误地估计了病人的病情，或者告诉我，他没有治好的病人占有多大比例，那么我对他的信任就会大大增加。
可是大多数患者都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些所谓“癌症患者的福音”，或者所谓“攻克癌症的曙光”，其实潜伏着巨大危险。
1.不自吹自擂。
我这样说，是因为身边发生的一些事引起了我的疑虑。
有些医生是让我真正信服的，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权威，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大牌，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有一番特殊关照，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说的话特别中我的意。而是因为，他们同时拥有以下九个特点：
我的一位同行不幸患了淋巴瘤，那时候他正当壮年，有一个受人尊重的岗位。他恪尽职守，有兢兢业业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所以在公众中享有很高声誉。这样一个癌症患者，正具备了医生下重手出狠招的两个条件：有一副好身板，而且不缺钱。他进了最好的医院，请了有名望的医生，享有最新、最周到的医疗条件。于是，他开始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化疗，就这样过了十个月。医生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他那个时候白细胞降到零，意味着身体无免疫功能了”，同时还说，“实际上还有一些并发症”。2009年夏天，他在最后一次，也是“更大剂量的一次化疗”之后不久，撒手西归。他“化疗了九个疗程，他是个坚强的男人”，报纸在宣布他去世的消息中这样说。
我之所以特别看重医生的道德水准，是因为这关系到我的生命。有时候，我面前的医生地位很高、头衔很多、名声响彻四方，而且的确医术精湛，还可以随口说出好多成功病例，但如果我感到此人说话行事格调不高，做人的水准值得怀疑，我便不会再去看他第二次。我一直认定，一个医术高超、名气很大的医生，一定也要拥有超越常人，甚至超越一般医生的道德水准。否则，他以往的成就很容易成为他犯错误的原因。
然而，他的治疗被不少人认为是一次失败的努力。患者的“坚强”毋庸置疑，可是这没能挽救他的生命，甚至有可能助长医生的“过度治疗”。有些人甚至极端地指出，这是“西医杀人”的典型例证。人们当然不会指望一个身患癌症的人还能长命百岁，但是他们全都认定，这个“医治无效”的病例更准确地说是“医治失败”。有个名叫张明的人在自己的博客上指出，这次失败的治疗“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过度的化疗”。
有位很优秀也很诚实的外科医生曾告诉我，一台手术实际上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责任活”。病人的肿瘤在什么部位，必须准确地找到它，剥离、切除、缝合，这是主刀医生的责任，做好了就是“手术成功”，做不好就是失职，所以每个医生都会全力以赴。另外一个部分，叫作“良心活”。肿瘤是否转移了？转移到什么地方？什么程度？近程转移还是远程转移？这是更加困难的部分。它需要医生的专业水准和临床经验，更需要医生的良心。因为，这是可以多做也可以少做甚至可以不做的部分。多做，需要医生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冒更大的风险；少做或者不做，仍然会是一台成功的手术。可是，对于病人来说，结果大不一样。这是因为，医生能不能把手术的这一部分做得干净彻底，关系着肿瘤的鉴别和分期，也决定着病人术后治疗的成败。
张明不属于那种疾恶如仇的外行人。他是国家注册执业医师，还拥有“主任医师”的头衔，所以他的质疑中有很强的专业味道。“就淋巴瘤来说，”他写道，“目前无论中医、西医，治愈率都非常高，五年存活率50%左右，相比肺癌仅10%的存活率，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容易治愈的疾病。”接着他又指出，这种一轮接一轮的化疗“太残忍和太不人道”，“正是这最后一次大剂量化疗”给了病人“致命一击”，“导致全身功能衰竭而亡”。这等于是在暗示，在这一失败的病例中，医生是“杀手”，作案工具就是化疗。（详见“39健康网”，张明博客）
我一直很偏执地相信，决定一个医生是否可以信赖的首要因素，不是他的医术，而是他的医德，越是高水平的医生越是如此。举个例子：棋手的胜负，在九段之内者，棋术的高下更多地具有决定意义，但是在那些进入“超一流”境界的棋手中，我看来看去，最终决定胜负的不是棋术的高下，而是做人的高下了。
张的批评看上去有些偏激。他“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显示了他的专长是中医，所以有人怀疑，他对化疗的攻击只不过是中西医的门户之争。我对中西医之间的相互贬损多少抱着一点警觉。不过，由于身边接二连三地发生差不多同样的病例，更由于设身处地，同病相怜，我还是很认真地把张明的话琢磨了一番，希望能够去伪存真，看看那些带偏激情绪的言论中是否也有几分真相。
我很庆幸，多年的记者生涯促使我学习怎样由表及里地体察人的内心，因而有了一些“读人”的经验。对人的了解和辨别，帮助我认识了医生的职业特点，以及他们作为人的长处和短处。
根据张明的描述，这位患者“患病前身体素质非常好”，“可以说就是不治疗也能活十个月，而且生活质量也不会这么差”。这个情节让我怦然心动，不由得再次想起我那位死于肝癌的亲戚。那时候，我的脑子里也充满了这个念头：就算不治疗，他也不至于活不过三个月啊。
当我看到一个夸夸其谈的医生、一个自以为是的医生、一个不懂装懂的医生、一个自吹自擂的医生、一个时不时地贬低同行的医生、一个不尊重病人的医生、一个对患者病情漠不关心却去关心人家身份地位的医生，我都会本能地生出排斥之心。我并不认为这样的医生在专业上会很糟糕。事实上，他们有时候的确能够表现得非常聪明和机敏，也能对你的病情做出正确推断，但总是过于轻率、武断和自以为是，而且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这让你感到即便他是对的，也只是一时聪明，没有牢靠的根基。所以，我还是不能无保留地信任他们。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人都会犯错误，医生也是一样，而具有这些毛病的医生，犯错误的概率一定会更大，只是他们从来不会对病人提起他们的误诊、误治罢了。
对待癌症不应麻木不仁，不容讳疾忌医，医生主张“积极治疗”也是有根据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坚定地认为，“积极治疗”不等于“过度治疗”。
我们到底凭什么相信或者不相信一个医生呢？当我逐渐康复后，很多人都这样问我。现在我就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过度治疗”这个词，不是我的发明。医学行家们在描述肿瘤治疗现状时，早就频繁地使用了这个概念。它意味着医生使用了超过疾病所需，或者超出患者肌体承受范围的治疗手段。根据美国癌症研究协会2009年发布的一项报告，健康的免疫系统是预防癌症最重要的部分。而过度治疗会破坏患者的正常器官、组织和机能，令病人增加不必要的痛苦，甚至不能正常新陈代谢。结果是，患者迅速衰竭或者出现其他并发症，加快了死亡的进程。
遇到一位真正可以信赖的良医是一种幸运。你最好能有这种幸运，尤其是当你被宣布为“癌症患者”时，这是你的希望之源。相反，如果你相信了一个不值得信赖的医生，那么你从一开始就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要想界定“过度治疗”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或间接的因果关系，并非没有可能。2010年3月，我在媒体上看到一则新闻，上海一个患者在查出癌症之后仅仅两个多月便去世了，家人以“过度放疗”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两位精明的律师居然在患者病历中找到了有利于原告的证据：医生为病人放疗13次。“在已引发极度‘低血小板血症’的情况下，仍持续不断地给患者进行致死性的放射治疗，导致患者全身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而发生死亡”，最后一次放疗距离病人去世仅仅11天。这一案件最后以病人家属获得9万元赔偿、“医院当庭承认错误”了结。（详见《过度放疗送了她的命》，2006年4月10日新浪网，据《劳动报》报道）
我对医生始终有着强烈的选择性。我会没有保留地相信一些医生，同时对另外一些医生抱有强烈抵触的心理。不过，在大多数情形中，我只是有保留地接受一位医生，听从他的一些建议，却又放弃他的另一些建议。
对逝者家属来说，意识到“过度治疗”的恶果为时已晚，然而诉讼结局毕竟可以算作不幸中的一个幸运。因为要想证明“过度治疗”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过度治疗”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很难追究的。患者家属或者旁观者即使心存怀疑，也很难拿出确凿证据来指控医疗中的过失。比如张明对那个病例中“过度治疗”的质疑，就仅仅是建立在常识和推理的基础之上。
我对晓东说：“我不懂医，但我懂人。我知道该相信谁。”
尽管如此，这一病例还是促使我去搜寻一些资料，结果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原来近几年有很多人指出“过度治疗”给癌症患者带来巨大伤害，而且，这种伤害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我们这一路走过来，遇到的医学权威真是不少。当初大多数医生都认定，我的颅内病灶属于“恶性”，必须立即手术切除，否则定会贻误“最佳治疗时机”，我却执意“继续观察”。如今大多数医生都说，我的肺部病灶是“良性”的，可以“继续观察”，我却只相信石木兰大夫的“最悲观的”判断，迫不及待地想要躺到手术台上去。现在看来，那一次我是对的。可这一次，我还能不犯错误吗？
有一项统计称，由于过度和不合理的治疗，“致使至少15%的患者加速死亡”。另外有个说法，叫作“三个三分之一”：
遇到一位真正可以信赖的良医是一种幸运。你最好能有这种幸运，尤其是当你被宣布为“癌症患者”时，这是你的希望之源。相反，如果你相信了一个不值得信赖的医生，那么你从一开始就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死于癌症的人——
我们相信什么样的医生
三分之一是吓死的；
“不能。”我回答，“但我能肯定，她犯错误的概率一定比那些医生低。”
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也就是“过度治疗”导致病人无法承受而死；
“你能肯定石大夫就不会误诊吗？”晓东问。
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也可以说是癌症本身造成的死亡。
“就算是最好的专家也免不了。”我说。
还记得我刚刚发病不久，曾听到纪世瀛说过类似的话，当时以为这不过是外行人的愤世嫉俗，或者是给予我的好心安慰。如今我却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三个三分之一”竟是出自肿瘤医学界的内部，并且相当频繁地被一些医学专家阐述，包括陈焕朝和汤鹏。这两个人，前者是湖北省肿瘤医院院长、省抗癌协会理事长（详见《三分之一癌症患者是被吓死的》，2010年4月20日汉网，据《楚天都市报》报道）；后者是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委员、海南省抗癌协会副理事长、省医学会肿瘤分会主任委员（详见2010年4月13日《海南特区报》）。另外还有几位，虽然没有直接说到“三个三分之一”，但也在异口同声地斥责“过度治疗”。其中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150医院院长高春芳（详见《道德缺失及经济利益导致过度治疗》，2010年3月7日中国经济网），南方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南方医院副院长、广州抗癌协会理事长罗荣城（详见《生命不息，化疗不止》，2006年9月27日《青岛晚报》），以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后者曾说：“很多药不是该吃的，却在吃，很多治疗是不需要的，却在做。”为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所有医药卫生界的委员，还向大家推荐德国人尤格·布莱克的著作《无效的医疗》。他说：“在美国，40%的医疗是无效的；在我国，这种现象也已经非常突出。”（详见2010年3月18日《当代健康报》）
“那些人也都是权威啊！”晓东说。
2008年秋天，也即我决定不做化疗的几个月后，适逢上海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召开。上海《新闻晚报》发表的一则消息说，“过度治疗”正在损害患者的肌体，“甚至危及了他们的生命”。这是与会的400位国内外专家对肿瘤的“过度治疗”达成的共识。
“医生都会犯错误。”我说。
我很快就看到了这次会议提供的一些调查数据：
“这件事说到底是你自己决定。”她不断地重复，“说到底是你自己决定。不过，你可要想好了。你别忘了大多数专家都说你肺上的东西不是恶性肿瘤，至少还可以再观察。”
——目前我国有80%的癌症晚期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过度治疗”。
这话题让她焦躁不已，茶饭不思。因为她知道这条路的前边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对于把自己丈夫送到手术台上这件事，她在内心深处始终抱着强烈的抵触情绪。由于我那么快地改变了对手术的态度，她有一种强烈的不安。
——全球肿瘤患者有1/3死于不合理治疗。
当天晚上，我和晓东开始讨论开胸手术的问题。我告诉她，我打算尽快手术。
——因为“过度治疗”盛行，癌症患者的死亡率上升了17个百分点。
我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到，我的左肺正潜伏着更大的威胁。
看到这么多的“圈内人”痛斥“过度治疗”，并且使用一些相当具体的数字，我觉得很不寻常，所以想知道这些数据是否精确无误，是否有根据。
现在，石木兰大夫以不容置疑的方式描述了它“增大”“形态不规则”“毛刺增多”。这都是恶性肿瘤的典型表现，也在根本上颠覆了所有乐观主义的诊断基础——“没有变化”。在我看过的所有医生中，她是“少数派”。事实上，她是唯一持有悲观结论并且提出确凿根据的医生，但我相信她的意见比我见过的所有医学专家的更具可信度。
于是我开始到处搜寻，结果看到了一些让我惊讶不已的事实。它们来自一个美国人的报告。
这让我错失了在第一时间确诊肺癌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也许应当在好几个月前就走上手术台的！
此人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肿瘤专家，名叫厄尔。在对1991年至2000年死亡的215488个癌症患者的最后治疗状况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厄尔提出，有超过10%的晚期癌症患者在临终前两周还在接受化疗。
如今回望康复之路上的每一个脚印，我意识到，我当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脑瘤的危机在很长时间里吸引了我的所有注意力，对于左肺上叶的那片阴影，我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当初医生正是因为在我颅内和肺叶同时发现肿物，才会有“肺癌脑转移”之说，这一点也被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是，我身体的所有难以忍受的症状，都是来自脑部病变，而肺部病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不适。老实说，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从来就不曾想到，最危险的“敌人”，其实藏在自己感觉不到的地方。所以，当石木兰大夫第一次向我发出警告时，我很轻易地把她的建议弃置一旁，没有按照她的嘱咐及时去做“三维成像”。
根据患者临终前的一个时间段，厄尔界定了“过度治疗”的标准。鉴于化疗这种医疗手段的性质，我猜想它不应当被用在一个垂死者身上。所以，我一眼就看出“厄尔标准”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如果一个病人在化疗之后很快死亡，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医生根本没有意识到病人已经命在旦夕，因而使用了这种完全不该使用的手段；要么是化疗导致了病人加速死亡。
鉴于癌细胞的新陈代谢和生长速度远远超过正常细胞，所以通过影像来诊断恶性肿瘤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观察病灶在一段时间内是否发生变化。所谓“基本同前”，也就是说，它没有长大和蔓延。事实上，大多数医生就是凭借这个理由认定，我可以“不用考虑”它是恶性肿瘤。
厄尔在第42届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上提出他的报告，时为2006年6月。这个会议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世界各地近3万名肿瘤专家参加，包括80多位中国肿瘤学专家。根据厄尔的研究，实施在临终病人身上的化疗一直在增加着——1993年这个数字为10%，到1999年增加到近12%。调查还显示，临终前一个月在重症监护室里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比例从7.8%增加到了11%。（详见《专家称15%癌症病人被医死》，2009年12月21日“39健康网”）
每次会诊之后，我们总是把各路意见加以归纳，认真对照，结果发现医生们尽管结论不同，却在一个问题上是不约而同的，他们都认定我的肺部病灶没有长大。在长达一年的不间断观察中，每一次影像学检查报告单上都写着“基本同前”。就算那些最为缜密慎言的医生，也承认“基本没有变化”。
尽管厄尔只是证实了“过度治疗”的普遍存在和日益严重，我们还是能清晰地看到“实施在临终病人身上的化疗”与“死亡”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不仅是我和我的家人，当时乐观的情绪也出现在医生中间。
所有这些汇集而成的一幅幅图画，着实令人震惊。你可不要以为这只是美国癌症患者的危险。实际上，危险离我们很近很近。根据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在2009年提供的一项资料，目前，美国肿瘤病人五年存活率达81%，而我国肿瘤病人五年存活率仅10%。（详见2009年4月15日《法制晚报》，记者王敬霞报道）差距如此之大，应当能够间接地证明，中国人遭遇的“过度治疗”比美国人更甚。
癌症这种疾病，不仅在摧残病人的肉体，而且对于病人的智慧、修养、品格和心理来说，也是一场真正的挑战。发病的最初几个月，应该说是最危险，也是精神上最紧张绝望的阶段，很多人在这时便崩溃了。即使度过这段时间，病人的情绪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病情平稳的患者会沾沾自喜起来，放松警惕；病情恶化的人会更加绝望，对很多信息的反应变得麻木和迟钝。我也是如此。全身的状况已经渐渐好转，一次又一次的核磁共振和CT扫描复查全都证明，头部病灶正在缩小，左肺上叶的阴影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不适。这让我潜意识里多了一些乐观的情绪，以为危机正在离我而去。
癌症病人是否正在被治死？严格说来，无论“15%”“17%”，还是“1/3”，都只是一种未经临床医学证明的“治死率”。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治死”的事实普遍存在。所以，这个问题也许应当这样来问：究竟有多少癌症病人正在被治死？
虽然常常模棱两可，医生却本能地让病人感到他们无所不能。我们总是不会把心中的失望——不是对绝症的失望，而是对医生的失望——持续太久，因为他们是那么神圣，脸上透出威严，说出话来头头是道。而且，说老实话，你病了，病入膏肓，不听医生的话又听谁的呢？所以，我还是把期望倾注在医生身上，并且努力学会使用医生的行为方式。我告诉自己，不要苛求医生句句是真理，只要能从每次会诊中得到一星半点有用的信息，就该知足。
你只要知道每年全世界有大约1000万癌症患者去世（其中有接近200万人是中国人），就可以很容易地估算出，在一连串艰难痛苦的治疗中，“被吓死”和“被治死”的人一定数量巨大。可惜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每天投入无数人力物力，去证实形形色色的“治愈率”，这给病人带来巨大的期待，同时却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认真面对“治死率”的问题，其结果是误导病人走上“过度治疗”的歧途。
有时候在肢体语言之外还会增加一些奇妙的专业术语，比如“诊断性治疗”。这在医生口中应用得极为频繁，值得为他们申报个什么发明奖。那是说，医生其实并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却可以在你身上施展任何法术。在肿瘤治疗领域里，这好像成了相当普遍的应对疑难问题的妙方。可我对这个词产生了无限疑惑。
我见过不少苟延残喘的癌症患者：面无人色，口舌溃烂，头发脱落，四肢肌肉萎缩，把咽下的每一口饭、每一滴水都吐出来，惨淡羸弱之状已无人形。如此大规模存在着的悲惨景象就像电影一样在眼前闪烁，让我备感失望，同时加深了我的疑虑，随之而来的想法也就更理智、更现实。
实际上，“诊断”在医生那里是个极富弹性的概念。它完全不像我们外行想象的那样，具有非此即彼的含义。如果你在自己的病历上看到“不排除肺癌”几个字，那是指你的肺部病灶可能是恶性肿瘤，但也可能意味着那东西什么也不是。如果你看到的是“结核可能性大”，那也并不意味着就不是恶性肿瘤。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听懂医生的言外之意，同时也要看懂他们的肢体语言。当一个内科医生避开你的目光，同时建议你去看外科时，就意味着他心里已经在设想你患了恶性肿瘤。如果一个外科医生大笔一挥，在你的病历上写下“开胸探查”，那就表明他知道的一点也不比你多。因为除非把你开膛破肚、撕心裂肺，他也不会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他手上的动作很重要，通常能够传达更准确的信息。若是缓慢、收敛、从容，那么他就有可能已经成竹在胸。若是迅速、张扬、摆动幅度很大，那就表明他的内心其实犹豫不定，只是在掩饰什么，或者急切地想打发你走人。
癌细胞各色各样，病人的肌体更是千差万别。治疗手段究竟是激进一些好还是保守一些好，每个医生都会有自己的观念，每个病人也都会有自己的体验。同一种治疗手段，用在这个人身上恰到好处，用在另一个人身上就可能是“过度治疗”。这中间包含了科学性和必然性，也充满玄机、侥幸和偶然性。即使一个医术精湛、一心向善、绝无私念的医生，也难以做到处处周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全世界迄今为止对于癌症的临床治疗模式，主要是由“试验”主导的，一种方法不行就换另外一种。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形，我在“脑瘤”的诊断过程中已着实领教了一回，如今在肺癌的诊断中又不可避免地再现。结核病专家信誓旦旦地说那是肺结核；肿瘤专家则认定“不能排除”恶性肿瘤；既非结核病也非肿瘤的专家则认为它还有可能是肺炎，或者其他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然而生命是我们自己的，不容我们有一点闪失。
我们很幸运地找到几位高人来审看我的胸部胶片，迫切希望得到一个确切诊断，可是很快发现，无论多么权威、多么高明的专家，也会意见不一。
我们当然可以说：“我很坚强。无论多么痛苦的治疗我都能扛。”我敬佩和尊重那些用坚强意志与疾病做斗争的人。可是，我这样喋喋不休地对自己说个没完，主要目的不是激励自己“坚强地面对死亡”，而是提醒自己赢得更多活的机会。
我们固守着一个并不正确的逻辑。好在我们能够追踪观察肺部病灶，每隔几个月，我便做一回胸部CT扫描。晓东拎着这些胶片在这个城市里东奔西跑，寻求专家会诊。这段体验对我们来说算是极具教育意义。
我想说的是，假如我的“坚强意志”不仅不能遏制癌细胞的扩散，反而成了“过度治疗”的怂恿者，进而与癌细胞沆瀣一气，里应外合，让我的羸弱身体更加羸弱呢？
这推理我当时也很赞成，不料其中隐含着一个错误，那就是：所有人——包括医生和病人——都认定脑袋和肺的两处病灶紧密关联。可是事情完全有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即使颅内病变痊愈，肺部病灶仍有可能为恶性肿瘤。也就是说，这两者是没有关联的。
很明显，对于我们这些癌症患者来说，仅仅凭借坚强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是坚强的患者，同时也应当是聪明的患者。
可她对我的比较不以为然。她把我肺上这片小小的阴影看得很重，耿耿于怀，寝食难安。她的逻辑与医生的逻辑正相反：如果那是恶性肿瘤，那么脑子里的东西更加凶多吉少。反之，如果肺癌能被排除，脑子里的所谓“转移瘤”之说也就不攻自破。
在很多情况下，智慧比坚强更重要。
我们都期望癌症的早期发现，医生们也在不断地向我们传达类似观念。可是且不说“早期发现”很不容易，即使发现了也很难引起足够注意。我就曾对晓东说：“我肺上这么小一片阴影，要真是肿瘤，那你的肺不早就完蛋啦。”我是指多年前她患结核病，痊愈后肺上始终留着一大片阴影——比我那个“1.3厘米”要大很多。
我会接受本该属于我的治疗，并且做好准备承担这种治疗带给我的所有痛楚。同时我也会尽可能为自己避免“过度治疗”。就算我的疾病已经不治，我也希望能够安静、从容地走完我的最后一段生命之旅。
一位胸科专家的话很明显地代表了这种倾向。“脑子里面到底是不是‘转移瘤’？”他直截了当地问那些神经科专家，“如果不是，肺上的问题就非常好处理。我现在甚至都不用管它。”
说到眼前，仅仅是体内的癌细胞就已经够我应付的了，我可不希望雪上加霜！即使它是披着“专家”的外衣或者什么“医学新成果”的光环，我也不要！
我还记得上海专家首次会诊的情形。尽管脑部和胸部两组胶片全摆到桌面上，可是他们讨论的焦点自始至终集中于颅内病变的性质，只有在涉及是不是“转移瘤”时，才会想到肺上还有个东西。
最好的武器是自己的身体
我的左肺上叶病灶，其实只是一片直径约1.3厘米的不规则阴影。这在大多数人身上只不过是炎症或者结核，所以通常并不会被当作严重问题。在例行体检中通常采用的X光片照射不到，病人也不会有任何不良感觉。老实说，如果不是因为脑袋出了问题，顺藤摸瓜，根本不会有人想到要看看我的肺上有什么东西。即使发现了，也不会在意。
我们最自然也最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就是过高地估计医生的力量和药物的作用，过低地估计自己身体的力量。
这中间的逻辑，自有通行的医学理论加以支撑。“人体是一元化的。”一位医生曾对我这样解释，“各部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当医生在一个人体内的不同部位同时发现病灶时，他们首先必须考虑，它们是有关联的。”
朋友带来一份礼物，令我又惊又喜。它不是任何灵丹妙药，而是一个消息，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信念。
一旦他们发现颅内“肿瘤”正在缩小，就会认为那东西原本不属于“恶性”，当然也就不会是从肺上转移来的，进而又会乐观地认定肺部阴影也只是个良性病变。
“癌症是有可能自愈的。”这位朋友说。
反过来，他们在看我的脑片时，如果知道我的肺上还有一处病灶，又会坚决地认定“脑瘤”是由肺上转移过来的，因而倾向于做出“肺癌晚期”的诊断。
他告诉我，这不是他在忽悠，而是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的研究结论。这项研究结果在2006年末公布，里面有数据：平均每100位癌症患者中间，至少有10个人，在不接受任何治疗或者仅仅接受少量治疗的情况下便能够痊愈。
比如，他们诊断我的肺部病灶时，如果知道我的脑袋里有个“肿瘤”，就会把心里的天平向“恶性”一边倾斜过去。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把这种现象叫作“自愈”，或者“自然消退”。
不过，在求医问诊的过程中，我总有一种感觉：医生们辨别胶片时，难免会被胶片之外的因素干扰。
在对众多癌症患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追踪观察之后，他们捕捉到至少176人属于不治而愈，而且还发现，这些“自愈者”中只有2例转移、10例复发。由此便得出又一个结论：癌症一经“自然消退”，就很少复发。（详见《美国癌症协会称：最好的“抗癌药”是人体免疫力》，2011年5月16日人民网）
所谓“影像学诊断”，就是仅仅凭借胶片影像鉴别病人到底得了什么病。在获得活体组织进行病理检验之前，这通常是医生看病下药的重要依据。
美国人在癌症治疗的研究方面总会出现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他们不仅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过度治疗”的普遍存在，现在又令人惊讶地证明了“不治而愈”的存在。
在石木兰大夫之前，我们也曾经历过一连串同样的“影像学诊断”，而大多数专家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追随观察我的肺部病灶差不多一年了，诊断结果全都倾向于“良性病变”，比如是个结核，或者是炎症之类的东西。
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时，觉得真是一个不期而遇的惊喜，它可能会颠覆一直以来我们对癌症的了解。
回望康复之路上的每一个脚印，我意识到，我当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脑瘤的危机很长时间里吸引了我的所有注意力，对于左肺上叶的那片阴影，我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从来就不曾想到，最危险的“敌人”，其实藏在自己感觉不到的地方。这让我错失了在第一时间确诊肺癌的机会。
可我又不敢轻信。过去几年，我们看惯了国内那些形形色色的“研究成果”，总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招牌“忽悠”患者，从中渔利。我担心，这帮子美国人会不会也是如此这般，背后有一群行业利益的谋取者呢？
感觉不到的“敌人”才是最危险的
于是我投入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去查询此事，结果意外地发现，这“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癌症研究机构，已经拥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1907年，这一机构由一群有志于攻克癌症的医生和科学家创办，到如今，其会员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它的癌症研究范围广泛，成绩卓著。它每年举办的年会和专题会议，吸引了全世界癌症研究领域上万人参加。它出版的五种科技期刊，代表了癌症研究和治疗领域公认的最高水准。
我意识到自己的幸运。我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医生，一个可以将性命相托的医生。
看起来，它与那些代表行业利益的“协会”有些不同。这增加了它在我心中的可信度。
我对这样的判决已有预感。这是个坏消息，不是我想要的。但老实说，她赢得了我的尊重和信任。我已两次目睹她的工作和为人。她工作时的那种专注和执着让我钦佩。然而还有更重要的，她古怪和不近人情的禀性，更加叫我放心。因为她未被窗户外面正在流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风气污染。她从来不管对面的病人是什么来头，不问贵贱，不问贫富，也不问亲疏。没有人可以从她那里得到哪怕一丁点的特殊照顾，也没有人会真的被她怠慢。在对眼前的肺部影像做出描述时，她不会让病人其他方面的症状——比如脑瘤——干扰了自己的判断，而且她从不使用“基本上”“待确定”“待除外”一类含糊不清的词语，也不会用个问号来敷衍病人和规避责任。她从不标榜自己解决了多少疑难病例，也不贬低自己的同行。她不会对一件自己没有把握的事装作很有把握，也不会被任何权威的意见牵着走。在我接触的所有医生中，她几乎是唯一不会受到外来因素干扰、只是就影像论影像的医生。
当然不能就此断言他们的“癌症可以自愈”的结论无懈可击，但我能够感觉到这项研究是严肃的，所凭借的临床检验样本数量（大约1760人）虽不够大，但也不能算小。
她很干脆地说：“90%以上。”
一旦确认这一点，我立即意识到，它对所有癌症患者来说意义重大。
我们问她，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能想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当医生向像我这样的病人建议做化疗的时候，他们会说，能让治愈率增加2%。这促使无数病人走上化疗之路。可是现在我们忽然发现，每100位癌症患者中间有10人——也即10%——可以自愈。如果是真的，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如果选择不做化疗，痊愈的概率是做化疗的5倍？同时是否也意味着，如果选择化疗，由此损害健康细胞和免疫机能，将会降低甚至丧失自愈的可能性？
首先考虑肺癌。
对于大多数癌症患者来说，“10%的自愈率”也许并不算高，可是我觉得这个比例已经相当了不起。我们此前曾提到，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目前我国肿瘤病人五年存活率仅10%”。现在我们对比美国人的这项研究结果，也可以说，医学界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发布了那么多的“新技术”和“特效药”，给病人带来那么多的“曙光”和“福音”，结果呢，所能获得的“五年存活率”——也即医生所谓“临床治愈率”，并不比“不治而愈”的比例更高！
与2007年3月CT片比较有增大，毛刺增多，形态不规则。
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而提出一个更极端的问题：如果所有癌症患者全都听之任之，不去医院、不看医生、不手术、不打针、不吃药、不化疗、不放疗，最后的结果会不会比现在的“治愈率”更糟呢？
可见胸膜凹陷，周围有磨玻璃密度。
这个疑问一度在我头脑里占据了统治地位，久不能解。我不是医生，对于癌症是个外行，只不过作为病人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有些癌症患者在不知不觉中自愈，从来没有经过临床诊断，所以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体内曾经生出肿瘤。另外一种情况发生在那些做到“五年存活”的病人中间。癌症患者一经诊断，几乎全都迫不及待地求医问药。一旦真的好转甚至痊愈，他们就会说是什么方法或者什么特效药物挽救了他们的性命。医生也会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成功病例到处宣扬。可是没有人会想到，他们中间有些人，本来是能够“不治而愈”的。
左肺尖可见一不规则的结节。可见毛刺。
那么，我不治而愈的“脑瘤”到底是不是脑瘤呢？当初医生告诉我，它不是脑瘤的概率不会超过2%。现在他们又告诉我，如果是脑瘤，它“不治而愈”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一。同时又告诉我，这概率只具有统计学的意义，在临床上谁也没有见过。看来，除非锯开我的脑袋，否则谁也不能肯定那究竟是个什么。
仍然没有寒暄，也不再费口舌斥责我的漫不经心。她全神贯注于影像的黑白世界中，用红铅笔在胶片表面圈出可疑之处，借助于放大镜和卡尺比较其中每一个细节。当我们忍不住要问一句话时，她就摇头，以这种不容置疑的方式制止我们打断她的工作。然后，她开始在影像会诊记录单上描述她看到的东西。清晰精确，不容置疑：
不过，我能相当肯定地说，我们国家肿瘤治疗领域是没人相信“不治而愈”的。医生们普遍信奉着一个逻辑：恶性肿瘤不经治疗不可能逆转，能够自愈的肿瘤就不是恶性肿瘤。所以，如果真有哪一位肿瘤病人“不治而愈”，医生们八成会说，“那就不是恶性的”。你要是问他们当初为什么那么肯定地说人家是“恶性的”，他们就会说，那只是一次简单的“误诊”。
“还是应该动手术！”她只看了一眼就脱口而出。
我们最自然也最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就是过高地估计医生的力量和药物的作用，过低地估计自己身体的力量。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同样都是CT扫描胶片，影像效果真的会有天壤之别。
过去很长时间里，我对这条道路上的情形不能感同身受，尽管知道一些所谓“攻克癌症”的病例，也都是医生、专家以及江湖郎中的叙述，再经媒体渲染以及口口相传，构成了我的看法。那时候，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想象癌症患者的实际情形。直到自己也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站在治疗之路的十字路口，面临方向的选择，这才明白，原来还有许多事实是我从来不知道的。
几天后，我们带着新片以及最后一点侥幸心理，再次来到石木兰大夫的诊室。就在胶片挂上灯箱的一刹那，我明白了她为什么会那么苛刻地要求那个所谓“三维成像”。我的左肺病灶以更加巨大、更加清晰、更加细腻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肺癌切除手术令我元气大伤，可是这次经历让我对人体的力量感到非常惊异。我惊异于它对生命的忠诚，更惊异于它对外来伤害顽强的抵御能力和修复能力。
我隐约感到她在心里已经有了倾向性意见，而且凶多吉少，只是在找到确凿证据之前，不能断言。于是我们拿着她“批准”的检查单匆匆去CT室拍片。如此在医院大楼上下奔波往复，不厌其烦，再也不敢自作聪明地把她的怪异要求不当一回事。
手术后的最初三天是一段难熬的时光。剧烈的疼痛，加上艰难的呼吸，还有持续高烧不退。每天大部分时间昏昏沉沉。在短暂的清醒之时，我感觉到生命的渺小和脆弱，不免想到自己就要完蛋了。但是从第四天开始，我不再发烧，所有那些难以忍受的疼痛也开始减轻，在随后的几周里，呼吸逐渐通畅，从腋下到后背那道一尺长的伤口每天都在显现愈合的征兆。生命的活力回归我的体内，其经过犹如死灰复燃，枯木回春。
她再次回到一年前的话题，要求我们重新扫描拍片。这一回不是“三个月后”，而是“立即”。她甚至苛刻地指令我们把门诊医生开具的CT扫描检查单拿回来，经她过目才算数。我心中有几分疑惑，但还是老老实实地把那张检查单带回来给她看。她果然不满意，又在上面写了几行字。我看看，不懂，估计那是一些很特殊的要求。
这种感觉相当奇妙。我开始回味这次死去活来的体验，试图弄清楚身体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一番仔细对比之后，她在病历上写道：“左上肺结节，与一年前比较略有增大”“轮廓欠清楚”。她说，这些都不是好兆头。但她仍然认定，仅凭这些就把开胸这样一个大手术搬上来，还是“证据不足”。
如果能够看到自己体内的微观世界，我猜想那里必定出现过一幅可怕和震撼的图景——天塌地陷，断壁残垣，一会儿像是翻江倒海，一会儿又像冲天而起的熊熊火焰，就像好莱坞电影中展示的世界末日。也许那里经历了一场战争，如果真是这样，那场面必定相当残酷，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手术造成的创伤，正在吸引病菌组成的军团大举入侵。但是我的身体里分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或者可以说是一支尽忠职守的“卫队”。来犯之敌越是强大，它们就越是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直到打败所有敌人。
尽管我的怠慢让这老太太不满，她却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草率地应付我们。她一如既往地专注于她认为拍得很糟的那些胶片。
这幅图景越是清晰，也就越让我相信人体的力量。这可不是痴人说梦。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自我修复系统，是与生俱来的。大多数人在生理科学方面都是外行，并不了解自己体内的这套修复系统，但是许多研究证明，它的确存在。（详见《别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害了你》，中国青年出版社，第40页）
“你不是不在乎吗？”她朝我瞥了一眼，带着几分讥讽的口吻说，“怎么还来呢？”
你的体内有大约100万亿个细胞——每个人都是如此，每个细胞的直径约为0.05毫米。这些细胞共同组成了人的完整肌体。但是，没有一个细胞能够永垂不朽。事实上，人体每分钟产生大约3亿个新细胞，同时又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细胞死去。所以，就单个细胞来说，我们体内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死亡与新生的悲喜剧。它们总是不断地新生又不断地死去。这就是所谓“新陈代谢”。遍布全身的血管——这些血管如果连接起来，长达99770公里，可以绕地球两圈半——把新鲜的营养输送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又带走所有废物，从而推动着有肌体的生生不息。
现在，当我们再次走进她的诊室时，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而我们手上提着的还是在北京医院拍的普通CT平扫胶片，而不是她指定的“结节三维成像”。
现代医学诞生之前，人类已经繁衍、进化、成长了几十万年。那时候，人类依靠什么战胜疾病呢？我们没有足够的根据解开远古之谜，但至少可以看看眼前。如果你的肌肤受伤，比如被刀子割破，皮开肉绽，血流如注，你在随后几天里可以很直观地观察到伤口生长愈合的过程。老的、坏死的组织逐渐结痂脱落，新生的肌肤异常完美。我猜想，这就是自我修复系统在起作用。
“他们不给我来一刀是不罢休啊。”那个晚上，我对晓东笑道，“看看锯开我的脑袋没指望了，就惦记着扒开我的胸。”
然而，人体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它有一套自我修复系统。
当时我从晓东嘴里听到这一过程，并没有领会其中的意味，对这位医生贬低其他医院的胶片也有些不以为然，觉得那不过是她为自己的医院兜揽生意，就像很多医生做的一样。我甚至没有把这次诊断放在心上。那些天“脑瘤”的威胁似乎正在离我远去，让我沉浸在乐观的情绪中。我仔细阅读石木兰大夫在病历上留下的文字，除了留下一个印象——“这老太太是我迄今看过的大夫中写病历最认真详细的”，也没有感到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高明之处。所以，我很轻易地把她的建议弃置一旁，没有按照她的嘱咐去做什么“三维成像”。
现在让我们回到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的那个调查结论上来。
她显然还记得八个月前晓东曾有一次来请她会诊。那一天，也是在这间屋子里，她把“不排除肺癌”几个字给了我们。当时她认为，“是与不是的可能性各占50%”。当晓东问“要不要做手术”时，她立即表示反对。她说：“现在就下决心动那么大的手术，为时过早。”她显然感到，这个模棱两可的“诊断”并不能让我们满意。实际上，她自己也不满意。她批评北京医院做的CT扫描胶片质量不好，所以没有办法做出准确的诊断。然后，她要求我们三个月后再来，重做胸部CT扫描，而且必须在肿瘤医院做，还必须照她指定的方法拍片。她还说了一个奇怪的名词，叫作什么“结节三维成像”。
为什么有一部分癌症患者能够不治而愈呢？医学科学家们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研究。结果证明，人体免疫系统的和谐是促使癌细胞自然消退的主要原因。
她抬头看我一眼，冷冷地说：“你终于又来啦。”
人体内有一套完整的防卫机构——免疫系统。人体的免疫机能主要依靠白细胞。白细胞有很多种，其中T细胞、B细胞和K细胞具有一种特殊能力：杀灭自身的癌细胞。
耐心排队等待两小时之后，终于轮到我们进入石木兰大夫的诊室。
正常人体内的细胞日夜不停地进行新陈代谢，每天新生的大量细胞中，可能会出现两三个异常细胞。这两三个“不良分子”如果不能被消灭，在外因和内因的配合下，就有可能发展为癌细胞。
眼前这老太太身上，居然看不到社会流行风气的一点影响。我猜想，此人一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我们自然也不能指望从她那里得到哪怕一丁点的特殊照顾。
在正常情况下，人体免疫系统随时都在监视这些“不良分子”，一旦发现被致癌物接触过的细胞要“投敌叛变”，成为癌细胞，就会立即动员“正规部队”将其歼灭。这在医学上称为“免疫监视功能”。
在我求医问诊的经验中，大多数医生不是这样的。如果他们不认识你，他们会用几分钟就打发了你。如果你有熟人牵线搭桥，他们就会对你格外热情。他们不会让你花时间等候，却会在你身上花更多的时间。他们关心你的来头，在乎你的身份，在乎你的影响力。在你叙述病情时，他们会不失时机地插几句问话，不是问你的病，而是问你的来历。你是做什么的，你是怎么认识谁谁谁的，直到婉转地打听你的财力和头衔。他们会用很多话来谈论病情之外的事，包括他们自己的履历，或者他们的医术如何高明，治愈了多少病人，还曾未卜先知地做出多少英明的诊断。
这情形看来很像一场纳米世界里的战争。身体内部的免疫细胞能否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是制胜的关键。对抗过程大致是，发现癌细胞的异常信息后，T细胞首先出击，与癌细胞接触并牢牢地将其粘住，用它的酶迫使癌细胞膜的通透性发生改变，于是癌细胞内部的钾离子大量流出，同时又有钠、钙离子及水分大量注入。如此一来，癌细胞便失去了渗透的平衡，很快就呜呼哀哉。
“我自己买了。”她说，脸上的笑容在一瞬间便无影无踪。
B细胞依仗着另一种能力投入这场战斗。它能立即合成特异的抗体——免疫球蛋白，分布到全身体液中，形成“体液免疫”的战场。B细胞杀灭癌细胞的威力甚大，可惜“寿命”不长，数天即会消失。同时它还能产生一种叫“细胞毒”的物质，也可起到破坏癌细胞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人体的免疫功能被抑制，甚至被破坏，以致免疫系统紊乱、懈怠、虚弱不堪，就会让癌细胞逃避免疫监视和免疫防御。（详见《6招教您提高免疫力》，2010年4月3日新华网）
直到一年以后，我们第四次去看她的门诊，她忽然谈到自己正在读的一本新书，我才知道她喜欢读书，而她早已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她用一种不经意的口气提到，“我知道你是记者”，“我看过你的书”，“我还买过你的书”。这是她第一次在看病之余说起题外话，也是第一次在话语中流露出一种亲切和悠闲。我有些意外，于是提议送给她一本我写的书，却被她当即拒绝。
这样看来，作为癌症患者，我们和健康人的最大区别，不是我们的身上有癌细胞而人家没有——事实上，每个人都会产生癌细胞，而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够强大不够活跃不够和谐，因而被癌细胞钻了空子。
我原本以为，她会按照约定时间安排我们看病，还会提一提我们共同的熟人，不料她对“谁谁谁介绍我们来的”这样的话没有一点反应。我们必须排队挂号，然后坐在候诊厅里，耐心等待护士依次叫号，就像所有病人一样。整个过程中她不苟言笑，把全副精力专注于胶片上，耗费了好多时间，脸上一直挂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
抵御癌症的最好武器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什么新奇的“特效药”。癌症患者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找到一条正确途径，促使自身的免疫系统恢复到正常状态。就像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的预言：人类最终消灭恶性肿瘤不是依赖化学药物和放射线，而是依靠肌体内的免疫和谐。
她的古怪脾气和她的专业水平一样有名，这一点我们在还没见到她时就有所耳闻。我们是通过一个共同的熟人牵线搭桥才知道她的，被告知这老太太的禀性异于常人，脾气不好，说话很冲，所以在走进她的诊室之前，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尽管如此，她的“怪癖”还是让我感到意外。
但是很可惜，迄今为止治疗癌症的许多手段和药物，有一个先天弊端，就是一边杀死癌细胞，一边颠覆患者的免疫系统。这种治疗的潜在逻辑，是以药物或者身体之外的力量来取代体内的免疫系统。
这个70多岁已经退休的老医生，是京城最杰出的胸科影像学诊断专家。她拥有极强的专业精神和独立品格，以毕生所学专攻肺癌的影像鉴别和诊断。靠着这套独门功夫，她帮助了无数病人。她的故事在中科院肿瘤医院诊断大楼里是个小小的传奇。所有人都知道，这位影像诊断科的老主任仅仅通过CT胶片，成功地捕捉到自己体内的早期肺癌，然后又给自己选择了一位主刀医生，干脆利落地完成肿瘤全切除手术。直到这时候，她甚至没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丈夫和女儿。她独自承受了这一切。出院之后没过多久，她就跑到西班牙，转了一大圈，然后回到自己的诊室，在伴随了大半生的读片灯箱前，重新启动自己的工作。预约她的门诊病人立即在门外排成长龙。
让我奇怪的是，从来没有哪位医生对我说过，癌症患者具有“自愈”的可能性。他们习惯于绘声绘色地给病人讲述诸如此类的病例：谁谁谁“不听我的话，很快就不行了”，谁谁谁“吃了我的药，肿瘤就消退了”。他们对于“不治而愈”的漠视和否定，与他们对于“过度治疗”的热衷和追求，恰成鲜明的对照，也在不知不觉中对病人造成了一种精神压迫——癌症不经治疗就没有好转的可能，叫作“不可逆转”。这与美国抗癌研究协会发现的“不治而愈”的诸多病例有着巨大矛盾。
我们看到石木兰大夫时，她正在端详一个病人的胸片，一只手拿着一个放大镜，另一只手抓着一张胶片，穿着白大褂，背对着我们。我们柔声向她问好，她只不过“哼”了一声作为回应，头也不抬一下。
“照你说，我们就不用治疗，只要等着自愈就行了？”有位癌症患者这样问我。
这一天是2008年5月23日，距我颅内病发并且查出肺部病变，已经一年有余。
我想这问题还是应当和医生讨论。你要是一定要我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让我告诉你：我们既有“不治而愈”的病例，也有“放弃治疗”以致死亡的病例；既有“积极治疗”最终康复的病例，也有“过度治疗”更快死亡的病例。所以，我只会对你说：对于治疗，盲目地全盘接受，或者盲目地全盘拒绝，都会铸成大错。
第一次让我意识到新一轮威胁已经降临的人，是肿瘤医院的石木兰大夫。在她看来，我左肺上叶的病灶，正在发生细微变化，并且已经侵蚀肺膜。她断定，它是恶性肿瘤的概率在90%以上，所以建议我尽快请胸外科专家实施手术。
作为癌症患者，我们应当——
我已经有了一些对待疾病的经验，还体验到生命的重建和精神的升华。我明白距离真正的康复还很遥远，但我相信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一个新的危险正潜伏在我的胸腔。
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那些你应当接受的治疗；
没有寒暄，也不再费口舌斥责我的漫不经心。她全神贯注于影像的黑白世界中。当我们忍不住要问一句话时，她就摇头，以这种不容置疑的方式制止我们打断她的工作。然后，她开始在会诊记录单上描述她看到的东西。清晰精确，不容置疑。我意识到，自己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医生。
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那些你不应当接受的治疗；
新的威胁悄然降临
有足够的智慧，去分清哪些治疗是你应当接受的、哪些治疗是你不应当接受的。
_“积极治疗”不等于“过度治疗”。对于我们这些癌症患者来说，仅仅凭借“坚强”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是一个坚强的患者，同时也应当是一个聪明的患者。在很多情况下，智慧比坚强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