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窗外漫天飞雪，天空低沉，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我推开门，迎着风雪走出去。花园里面万籁俱寂，湖边积雪齐膝，往日常能看见仨俩邻居漫步，而今天踪迹全无。
我沿着湖边小路用力跋涉。每一脚都踩在没有人迹的积雪上。转了一圈回到起点，看到的还是自己的脚印。于是沿着这脚印继续向前，渐渐感觉到全身发热，一直热到手指尖。我似乎听到身体里血液加速流淌的声音。当时我只不过是把这当作生命之路上的“最后的疯狂”，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给我带来意外的收获。
昨夜风疾雪骤。强大的寒流由北向南，呼啸而来，由于受到城市的阻拦，拼命挣扎，加速旋转，卷起千堆雪，覆盖了这片湿地。远山近坡，雾色蒙蒙，反射着一片耀眼的光芒。种种生机盎然的色彩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片洁白。京城已多年没见过这样的大雪了。
每天步行五公里
冷空气直扑在脸上，凛冽刺骨，仿佛在考验我的毅力和决心。我把双脚在厚厚的积雪里交替踩下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身后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我陶醉在把脚深深踏进积雪再用力拔出的感觉里，生怕有一点遗漏。在我的记忆中，这感觉只是40多年前在北国边境地区的乡间生活时曾经有过。
对于大多数癌症患者来说，“一天两天”睡个好觉并不难，最大的困难在于“每天”。我们闭门在家，无所事事，又有患病的困苦和恐惧聚集在心。这样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让自己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状态，而且不依靠任何药物，的确不容易。所以，在我看来，“睡”的关键不是生理问题，而是心理问题。
我沿着湖边小路用力跋涉，每一脚都踩在没有人迹的积雪上。转了一圈回到起点，看到的还是自己的脚印。于是沿着这脚印继续向前，又转一圈，再一圈。我的呼吸越来越深，肺腑大幅度地扩张和收缩，全身热起来，一直热到手指尖。我似乎听到身体里血液加速流淌的声音，意识到这是出汗了，于是停下来，仰面朝天，把清新的空气深深吸进胸腔。
既然睡眠直接关系到人的健康，并且是人体自我修复的过程，那么很显然，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必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每天睡个好觉”。
我家小区里的这片湖泊，有个尽人皆知的名字，叫作“大湖”。其实它并不大，说是池塘也许更加合适。要是搁在江南，它一定算不上什么——那里的水实在太多了。可是北京水面奇缺，能够拥有这样一片天然水域真是不易。夏日碧水粼粼，满眼生机；冬天冰雪皑皑，寂静如睡。在喧嚣和欲望塞满每个角落的都市里，这简直就是最后的伊甸园。
此人是英国皇家睡眠研究和药物治疗学会的主席，也是当今世界睡眠研究领域里的权威。尽管他阐述的控制睡眠的技术过于烦琐和玄妙，但是，他的“睡眠直接关系到人体健康”的理论，看上去能够自圆其说。所以，我还是相信他论述的基本精神。
不过，我对它的格外偏爱还有另外的缘由：过去几年，我每天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湖边漫步。无论风雨雪雾，没有间断。
一个名叫查理斯·艾德茨考斯基的英国人，曾写过一本奇特的书，专门讨论睡眠，书名就叫《深睡眠》。他写道：“我们通过睡眠强迫身体和大脑停止工作，进行内部修复。”（《深睡眠》，北方文艺出版社，第16页）
这片湖水目睹了我起死回生的每一个细节。
此后我接触到一些涉及睡眠的资料和书刊。这才发现，原来睡眠在医学领域也是一门学问。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都有“睡眠研究协会”。美国癌症研究机构甚至发现，睡眠与癌症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他们的一项调查发现，睡眠可以影响人体激素的平衡，而激素失调会对一个人患上癌症产生影响。研究者们还进一步指出，一个每天睡眠少于7小时的女性，患癌的概率要比睡眠充足的女性高47%。（详见《女性睡眠时间少于7小时患癌风险增47%》，2010年9月17日人民网）
当初，我被“脑瘤”引发的症状折磨着，头晕目眩，失去平衡。颅内肿物挤压了小脑神经，进而牵扯到四肢，我哪怕挪动小小一步都很艰难。医生们把“尽快实施开颅手术”当作挽救我的唯一办法，而他们的预言为我描述了除死亡之外最黑暗的前景：即使手术完全成功，最好的结果也只是维持现状。
不久后我经历了肺切除手术，脑袋里的“肿瘤”仍然顽固不化地待在那里，所以身体更加虚弱。这种情况让我对睡眠质量更加敏感。每天清晨和午后醒来时，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刚刚睡醒的这一觉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如果睡好了，我会觉得精神好些，就像那种久违了的健康时期的感觉重新回到自己身上。如果这一觉睡得不够深、不够实，那么整个下午和晚上都会无精打采，陷入一种病态的疲倦。
那些天，我不住设想自己终生瘫痪在床的情景——这就是我的“现状”，也即医生所谓“最好的结果”。我知道，比起“医治无效，于×年×月×日×时×分去世”，这结果只能算不幸中的大幸，便对晓东说：“只要不让我成为植物人，就算全身瘫痪、双目失明，我也能快乐地活着。”
借助于“脑瘤”带来的嗜睡感，我很容易地改变了几十年来晚睡晚起的习惯，形成“早睡早起”再加一个“午觉”的作息规律。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少于8小时。
这话一半是为了安慰家人和自己，另外一半则是抱了不得不接受现实的心态。等到独自一人时闭目静思，不免后悔：在我能够健步如飞的那些日子里，为什么没有更多地使用自己的双腿？在我视力正常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更多地用眼睛来欣赏大自然的景象？
在我发病早期，总是昏昏欲睡的状态（后来我才知道，嗜睡是脑瘤患者的典型症状之一）。我很快发现，每当我睡上一个好觉，头痛和眩晕的感觉就会减轻，精神也好起来。所以，我尽可能地让自己每天都有充足的睡眠——能睡就睡。
也是在这时，我开始默默念叨那句早就知道的老话：“有些东西，你总是要到失去时，才会知道它的珍贵。”
我把良好的睡眠看作康复之路上的力量之源，这首先是出于一种直觉。
我不是人类学家，说不清楚人类进化的种种奇妙环节，只记得小学课本里好像说过，人类从古猿进化而成，直立行走是其中的关键。这样看来，正是因为直立行走的需要，才促成手脚的分化，人才有可能成为今天这个模样，而不是像狗一样用四肢爬行。
◎睡
至少从进化论的逻辑来说是如此。
重要的是，应当通过饮食而不是药物来调节“拉”和“撒”。有位中医曾经给我开了一剂汤药改善大小便，我服用之后的确灵验。但我很快就发现，通过调整饮食也能达到同样效果，于是立即停止服药，此后也不再依靠药物调节大小便，而是依靠饮食。比如，增加富含粗纤维的食物，可以很容易地使大便更加通畅；早晨起床后大量喝水，可以很快让小便变得清澈。
可是现代生活似乎终止了这一进化过程。人类发明了形形色色的玩意儿来代替自己的双腿，用电梯爬楼，用汽车走路，用缆车登高，用飞机跨越万水千山。从“马车时代”到“轿车时代”，宁愿坐在大街上拥塞的车流中等上几个小时，也不肯下车走上几步。双腿双脚走路的功能日益退化，却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达成别的目的，比如打斗、娱乐、恃强凌弱、在竞技场上争夺金牌，以及展示性魅力。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确能够做到“保质保量”。即使出现短暂的不正常，也能很快调整过来。
可惜，这些都是我在已经无法走路时才想到的。在此之前的很多年里，我已不知不觉地很少走路。有时候看到几位老人在路边散步，不由自主地在头脑里冒出自己的晨练计划，却又为种种借口拖延，始终没有实现。“等忙过这一阵再说吧，”我总是对自己这样说，“来日方长。”
所谓“保质保量”，首先是尽量让每天的排泄有规律。比如说大便次数、时间，每次大便的多少，小便间隔的时间，一昼夜小便的总量……此外还有，大便的形状和颜色，小便的颜色。这些都是越稳定、越有规律就越好。
谁能想到，我在一夜间就成为强弩之末。
在大多数情况下，医生都会会心一笑。
来日无多，再也没有理由继续拖延。既然现在我还没有惨到全身瘫痪的地步，既然上帝给我留下的唯一可能性就是走路，那就让我抓住最后的机会去感受迈开双腿的滋味。
每当医生问我“大便怎样”时，我总是回答：“正常。保质保量。”
当时我只不过是把这当作生命之路上的“最后的疯狂”，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给我带来意外的收获。
把“粪色”的临床诊断价值抬高到如此地步，我并不完全信服。但是我相信，只要排泄功能正常，每天的“拉”和“撒”能够保持一种正常状态，那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所以，我“治疗”的一个方面，就是很认真地对待每天的排泄。
医生预告我的“死期”的第二天，我已不甘心终日卧床。我尝试着翻身下床，站在地板上，试图迈步。也许是头晕目眩的感觉真的减轻了，也许是内心深处担心自己很快就会全身不遂，再也走不成了，更有可能是我极力想在家人面前有个好的表现，来证明医生只不过是在危言耸听，我的病还没糟糕到那种程度。我扶着墙慢慢走，走到头再折回来。第一天，走了三个来回。第二天，走了五个来回。从此，室内散步就成了我每天必修的练习课。两周以后，我走出家门，来到院子里，借助家人的搀扶和一根拐杖的支撑，走了十几分钟。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一些最直截了当的理论还试图证明，只要“查看粪便的颜色”，便可以判断自己是否得病，因为“粪色是食物和食物消化情况的综合反映”。他们还找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词语来概括这种理论，叫作“粪色革命”。
这让我增添了巨大的信心。我走路的时间渐渐多了，距离越来越长，速度也越来越快。大约半年后，我不再需要别人搀扶，也不再需要拐杖之类的依靠。又过了半年，我每天走路的时间增加到一小时。
我去看病时，医生通常会问我“大便如何”。我知道，“问诊”是医生对病人做出诊断前的必经步骤。所以，通过医生问什么和不问什么，我可以大致估摸出医生关注的焦点所在。医生关注病人的大小便——西医和中医都是如此，这说明无论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都会把“拉”和“撒”分别作为诊断依据。
每次散步后总会觉得疲劳。我知道，疲劳是肿瘤病人身上最顽固的症状，稍动即累，不动也累，而且如影随形，经久不退。不过，散步之后的疲劳和那种倦怠病态的累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种舒展和轻软的累，有点像一个健康人在长时间运动之后的感觉。
◎“拉”和“撒”
正是在散步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区别两种不同的累——“健康之累”和“病态之累”。它们在我的体内同时存在，相互纠缠，从里到外，此起彼伏。日复一日，那种舒适轻松的“健康之累”越来越清晰。我不免又想起刘向阳大夫在我出院时说的话，“不要以为只有手术、化疗、打针吃药是治疗，其实，走路也是治疗”。
明白了这一点，我便把“喝”看得与“吃”一样重要。我每天要喝大约2400毫升水，其中大约两成在早晨起床后喝，四成在午睡后喝，一成晚饭后喝，其余部分则分散在上午和下午。虽然我并不相信巴特曼博士所谓“水是最好的药”，更不相信水的万能疗效，但我的确把“喝水”看作自己对付疾病的一个步骤。我不是在感觉口渴时才喝水，而是定时定量地安排我的“喝水”，就像吃药一样。
我开始庆幸自己歪打正着：一种“末日心态”驱使之下的反应，在不经意间引领我走上康复之途。对我来说，它甚至成了一种有效的“抗癌药”。而且，它不用我花钱，不用我看医生的脸色，也没有任何副作用。
鉴于我们的身体原本就是一个复杂的储水系统——水占体重的75%，水的数量和质量对于人体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大量喝水加快了体内废物的排泄，而排泄正是我们祛除体内毒素最重要的途径。
意识到这一点，是我康复之路上的一个重大收获。我的“走路计划”变得更加积极、更加坚定。
对我来说，他的“人体内的水调节理论”，既新颖又具启发性，而且简单实用。
我开始把走路当作重要的治疗手段。“每天步行五公里”，从不间断。每次散步由慢到快，逐渐达到正常速度，随着步伐的节奏把新鲜空气吸进肺腑，然后深深吐出，直到周身发热。为了寻找一个适合走路的环境，我在这片安静的湖畔绿地住下来。这里远离都市的喧嚣，远离滚滚车流和难闻的汽车尾气。
我对他如此极端的结论并不完全相信，对他用水治病的业绩也抱有怀疑态度，但是认为自己读到了一本好书。
这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是我在病中度过的第四个冬天，在那以后，我又经历了两个冬天。五年多来，我每天走过的路程加在一起，已经超过8000公里。这相当于我从北京出发走到西藏拉萨，又走回北京。
这位医生和他的同行不一样，他治病救人的“秘密武器”不是什么新奇药物，而是水。他说自己“只用水就治愈了3000多位患者”。这是因为，“许许多多疾病的病因仅仅是身体缺水”。他把这些病统称为“慢性脱水症”，公开宣布这是他在整个医学界的“第一个发现”。
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对自己身体的信心前所未有地强大起来。每次漫步湖边，总是神清气爽，呼吸顺畅直达肺腑深处。已经失去的体能在不知不觉中回来了，病入膏肓的疲惫和倦怠也渐渐远去。想想当初，我竟还准备着自己要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呢！
水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价值，我是通过一本书才在脑子里大大强化起来的。书名叫作Your Body’s Many Cries for Water，中文版书名为《水是最好的药》。作者是个美国人，名叫巴特曼，医学博士，还是盘尼西林的发现者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亚历山大·弗莱明的学生。
日光浴
◎喝
这时候，治疗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享受，我的生命再次被阳光照亮，生机和活力不知不觉重新回到我的身上。就算太阳并不能助我除掉肿瘤细胞，维生素D的功效也没有那么神奇，我也知足了。
这种饮食方式在开始时让我觉得不那么美味，但是习惯之后，品出各种食物最原始的味道，那就别有一番滋味。
我有一个出版界的朋友，是那种热爱户外运动、保持着健康体魄和肤色的男人。他来看望我的那天，我正走在湖畔小路上，全身沐浴在午后的阳光里。他注视着我——他心目中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上下打量，眼睛里迅速聚起难以置信的神情。
我尽量去买各种原生态的食物，不买过度加工的食品。我原本特别爱吃油炸食品，每天早上吃一根油条对我来说是一大享受。但是现在，我已杜绝任何油炸食物，也几乎不去餐馆吃饭。我在家里采用的烹调方法主要是：煮、蒸、焯以及少量的炒。无论素菜还是荤菜，除了盐之外不加任何调味品。
“你怎么一点也不像个病人？”他说，同时挥舞了一下紧绷在短袖T恤衫里的胳膊，伸到我面前，“看看你，晒得比我还黑。”
我说“天然”，就是针对这种局面。
这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夏天，周围树木郁郁葱葱，天气酷热难耐。周围游人稀少，仅有的几位也都躲在凉亭里，我却特意挑选了一处没有树荫的石凳坐下。
全素餐馆为了让素食产生肉类大菜的色泽、美味和形态，也就变本加厉地“过分烹调”。我不免担心这种素食产生的副作用以及造成的污染，比肉食犹有过之。
阳光从头顶洒下来，明亮异常，把我们的身影投在地上，线条清晰。泥土路面在我们脚下散发着太阳的炽热。
除此之外，饭店所谓的“食不厌精”，也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把营养化为毒素。比如一片肉、一条鱼，在经过一番油炸炭烤之后，原本可以成为营养的蛋白质很有可能变成有毒物质。我把这叫作“过度烹调”。
我俩一同把胳膊举起来，迎接灿烂的阳光。我的皮肤看上去黑里透红，似乎很接近小说家笔下的那种古铜色。
事实上，如今食品加工过程中合法使用的添加剂种类数以百计，此外还有一些非法使用的添加剂。添加剂的滥用损害了食品中有用的成分，还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有害成分。
我的这位朋友有个先入为主的印象：癌症病人应该是面色苍白，躺在床上，气若游丝，淹没在一片昏暗的气息中。不料，他眼前这个人竟和想象中完全不同。
今天市场上精细加工的食品越来越多。你会发现，这些食品的色泽越来越鲜亮，形状越来越好看，味道越来越鲜美，也更易于储存。
他望着我，还有我身上炽热的光芒，迷惑不解。
4.足够天然
我告诉他，这几年来，我一直在一丝不苟地执行一项计划：日光浴。不是追求什么健美的肤色，而是希望自己的身体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去抵御疾病。
我一方面大大减少了肉类的摄入量，一方面让自己的饭桌上始终保持一定比例的肉食。具体来说，肉食（以鱼和禽类为主）大约占每天食物总量的10%，其余全部是谷类、薯类、豆类、蔬菜和水果。重要的是，由于减少了肉食，所以有必要增加植物蛋白的摄入，以弥补动物蛋白的不足。这也是我大量食用大豆和谷类的原因。
我的“日光浴”是不分酷暑寒冬的，也可以说是“冬晒三九，夏晒三伏”。
所以我给自己规定的原则是：“足够素”，但不“绝对素”。
冬日里外面天寒地冻，我在室内靠窗的地方席地而坐，赤裸上身，让阳光直接照在我的皮肤上，同时透过玻璃窗欣赏外面的冰天雪地。等到春天来临，天气转暖，我就可以坐在室外朝南的露台上，悉心体会乡下老汉背靠南墙晒太阳的乐趣。夏天原本是个酷热难耐的时节，现在却成了我的黄金季节——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哪个季节不是黄金季节，因为我可以让自己的大部分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通常只穿一条短裤，旁若无人地漫步在小路上，同时刻意地绕开树冠林荫。随着炽热的空气吞噬整个城市，街头和广场变得沉闷无声。路人行色匆匆，走在高楼的阴影里，躲避着烈日，就连处处绿荫的公园也杳无人影，一向悠闲自在的游人全都不见了踪影，只剩下几位不怕酷暑的老人坐在树荫下纳凉，一边远远地用目光追着我。在这些知冷知热的人看来，我的行为真是太古怪了。
我知道有一些研究表明，过量食用动物蛋白可能加速癌细胞的生长，可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适量的动物蛋白仍是人体必需。我始终没有找到证据证明素食可以战胜肿瘤，也从未亲眼见过哪个长寿的癌症患者只吃素食。另一方面，在我周围，有的癌症患者什么都吃也能长期存活。我只是凭借直觉认定，荤与素各有好处，也各有不足。营养（蛋白质）过剩与营养（蛋白质）不良，都不是好事。
癌症患者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户外活动。有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也逃不过同样的命运了。运动原本是我的爱好，比如游泳、登山和滑雪，此外我每天还在健身房里度过大约一个小时。可是在疾病猝然降临的日子里，这一切都不行了。我无法再走到户外去享受一下人在天地间的感觉。那时候，我最担心的事情甚至不是我体内的肿瘤细胞，而是不得不像只老鼠一样整天躲在昏暗角落，遵循着一种消沉萎靡的节奏，没有蓝天白云，没有风雨雪雾，也没有阳光。想到即使是一个健康人，过这样的生活也会完蛋，我不禁一阵沮丧。
素食主义者不断阐述吃肉的害处，但我直到今天仍然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那些天，家里气氛低沉，亲友的看望和问候也特别多。每天都会带来一些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好消息——不是哪位癌症患者延年益寿的故事，就是在什么地方又有了一种什么“抗癌新药”。每个人都想逗我开心，可是我反应迟钝。因为我知道，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上，坏消息总是绵绵不绝，而好消息通常都会言过其实。
3.足够素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妹妹从欧洲打来的电话。她劝我尽可能走到户外去晒太阳。
这是指粗粮或者富含粗纤维的薯类、蔬菜、水果。事实上，我很少吃精加工的米和面。每天吃的谷类，有超过三分之二是糙米、全麦面，以及红米、黑米、薏米、大麦、荞麦、玉米、小米之类的杂粮。红薯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食物。在上午和下午的加餐，我不再吃任何精美细腻的糕点，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干果和鲜果。
“体内维生素D的水平对于肿瘤患者的生存至关重要。”她解释说，“尤其是肺癌患者。”而晒太阳正是提高体内维生素D水平的最佳途径。
2.足够粗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乐观的调子。我完全可以想象电话那头她的样子。她对于这类消息一向抱着怀疑态度。这一回，不会是让谁给忽悠了吧？
我每天吃的东西不会少于25种，包括5～8种谷类、3～5种豆类、1～2种薯类、至少6种蔬菜、1～2种鱼和肉（以鱼和禽肉为主）、3～5种干果、2～3种水果。
我这样想时，一定是流露出什么情绪传递到电话那头。
1.足够杂
“你最好试试，”她不屈不挠地说，“至少没什么坏处。”
具体来说，有“四足够”：
为了让我对这个建议给予足够的关注，她又给我发来电子邮件，附带了一份医学研究的报道。我从中第一次知道，“补充维生素D和晒太阳，能延长早期肺癌患者的术后存活时间”。
所以，我给自己制定的饮食原则是“足够”，不是“绝对”。所谓“足够”，就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多吃那些有益的食品，同时在各种食物之间维持一个均衡点，而不是完全偏向某一种饮食。
阳光与肺癌患者康复具有相关性的结论，来自美国哈佛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
我不懂营养学，在饮食方面也是个外行，但是我以普通人的逻辑来度量，总觉得，任何一种食品，不论是果蔬还是鱼肉，也不论红薯、绿豆，还是蹄筋或者泥鳅，都包含着人体需要的成分。但如果把它们的好处推向极端，说成可以取代一切，还能围剿杀死癌细胞，那就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常识，还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定所谓“抗癌食品”全是痴人说梦，因而对饮食漫不经心，那也是害人害己。
我们已经知道，早期肺癌患者在手术之后的“五年存活率”为60%。这是一个平均数，具体到每个人就很不一样，有的长些，有的短些。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一定是有原因的，可惜一直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现在，哈佛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的这项研究指出，体内维生素D的水平对于肿瘤患者的生存至关重要。
有些成名人物不断发掘出“抗癌食品”，诸如红薯、牛蹄筋、绿豆、泥鳅之类。在他们的书里，这些东西被描述成“灵丹妙药”，具有治疗肿瘤的奇效，可以取代其他食品和药物。但是另外一些研究者认定，“说食物能抗癌，缺乏明显证据”。即使某些食品中真的含有抗癌物质，可以提取出来制成抗癌药，也不能把这些食品简单地等同于“抗癌食品”。这是因为，单一食品中含有的这类物质少之又少，按照一个人每天可能的食用量，根本不会产生抗癌功效。（详见2011年6月29日《生命时报》）
研究者抽取1992年至2000年接受治疗的456位早期肺癌患者的病历，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同维生素D水平低、手术后晒太阳少的人相比，维生素D水平高、晒太阳多的患者术后“五年存活率”能够明显提高。在一项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中，专家们进一步指出，根据“五年存活率”这一分界点，维生素D摄入量高的患者“五年存活率”为72%，而维生素D摄入量低的患者“五年存活率”仅为29%。（详见《维生素D有益肺癌患者恢复》，2006年8月16日《医药养生保健报》）
素食主义者们列举种种理由来证明，拯救癌症患者的唯一途径是杜绝荤腥；而几乎所有笃信西方医学的专家都认定，这样做会导致营养不良，进而降低病人的免疫力。在我仔细搜集的一些癌症病例中，的确有些人坚持素食，但也有些人什么都吃，这两类人中都有长期存活的病例，也都有迅速死亡的病例。所以，我根本不能就此判断孰是孰非。
这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疑惑不解的是，不同的“指南”常常是互相矛盾的。这个医生告诉我“不要吃”的东西，那个医生则不以为然。反过来，这个医生认为“可以吃”的食物，那个医生又大摇其头。如果我忠实地执行一位医生的医嘱，那就可以吃河鱼，不能吃海鱼；可以吃猪肉，不能吃羊肉；可以吃母鸡，不能吃公鸡。这种“禁”与“不禁”，有时候还会因地域的不同而完全颠倒。我在北京生活时，总是被告诫可以吃鸭，不可以吃鸡。但是我在深圳疗养时，一位癌症患者告诉我，他奉行的准则恰恰相反：可以吃鸡，不可以吃鸭。北京一位有名望的中医告诉我，可以吃有鳞鱼，不可以吃无鳞鱼。我便经常为自己的午餐准备一小盘黄鱼。后来我到上海乡下疗养，当地的小黄鱼是我最喜欢吃的，于是每日一盘，从不间断。忽然一天一位朋友来访，我请她吃饭，她看了我的餐桌就说，黄鱼是发物，她自从患乳腺癌之后，就再没吃过。
这就是说，只要多晒太阳，肺癌患者就有可能把手术后平均的“五年存活率”提高12个百分点——从60%提高到72%！
有一段时间，我到处寻找“健康饮食指南”。结果发现针对癌症病人列出来的食谱，数不胜数，可以成为其中一大分支——包括一个很长的“抗癌食品单”，以及一个更长的“绝对禁食单”。
相反，待在昏暗的房间里，终日不见阳光，就有可能把“五年存活率”降低31个百分点——从60%降低到29%。
癌症病人的治疗途径五花八门，医生们也是见仁见智。不过，大概任何人都不会否认饮食对于病人康复的影响。不过，说到吃什么和怎么吃，又是说什么的都有。
这结论立刻触动了我。因为在我手术之后，一位肿瘤专家在谈及化疗的效果时曾告诉我，化疗能让我的术后“五年存活率”提高两个百分点——从60%提高到62%。换句话说，在防止癌细胞复发、扩散和转移方面，坚持“日光浴”和补充维生素D所能获得的正面效果，有可能相当于化疗的6倍。
“只要能吃，就死不了。”“刘太医”第一次给我看病时曾这样说。他这句话我始终没有忘记。不论此人说了多少不实之词、做了多少欺世盗名之事，我一直相信，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它没有什么副作用，也不花钱。
◎吃
这一研究结论真的能够成立吗？
此时此刻，对于那些和我有同样遭遇和同样需求的病友，我想告诉他们，我特别看重这五件事，把它们当作我走向康复的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
维生素D为什么有助于患者抵御癌细胞的侵蚀？
“每天做好五件事：吃、喝、拉、撒、睡。”
晒太阳和这些又有什么关系？
其实，所谓“什么也不做”，也只适用于社会生活方面。说到个人，我每天生活中仍有很多重要的事，需要认真对待。于是我换了一种方式来回答那些关心我的朋友：
这些问题对我的意义显然非同寻常，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随后的几天，我把注意力转向搜寻关于维生素D的更多资料，像个初入医学院的年轻学生一样满怀热情。
这也难怪，在大家眼中，我从来就是个不能不做事的人。
我很快就了解到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这样过了一年，又过了一年，朋友们的眼睛里流露出奇怪和征询的神色。他们觉得我应当做点什么事情才好，听见我总是回答“什么也不做”，不免疑惑起来。
原来，维生素D是一种固醇类衍生物。它通常被用来调节体内钙、磷代谢和平衡，以维持骨骼健康。近几年，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维生素D还具有另外一些奇特的功能，其中之一就是“预防慢性代谢性疾病”。
朋友们见我起死回生，脸上重现红润，不免惊喜万分。他们曾无数次地登门看望，以一种尽可能随意的方式表达好意。大家都表情凝重，话不多，还压着声音，眼圈也变了颜色。满屋鲜花翠柏，一派“沉痛告别”的气氛。渐渐地，大家看我神清气爽，衣食住行已如常人——至少表面上看不出两样来，便又开始无所顾忌地高谈阔论，传递消息，谈论我的病，也谈论趣闻逸事。话多了，音量也大了，家里笑声朗朗，恢复了往日气氛。
在许多专家看来，肿瘤细胞的滋生、突变和暴发，在本质上正是一种“代谢性疾病”。
我特别看重这五件事，把它们当作我走向康复的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
有一种理论认为，每个人体内都存在癌细胞，每个人生活的环境都存在着诱使正常细胞癌变的物质，只是外界的致癌因素不同，自身代谢废弃物的能力也不同，这决定了肿瘤会不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当体内某一部分的代谢功能和免疫力相对较差时，身体代谢的废弃物便会聚集在那里，导致正常细胞变异，进而形成肿瘤。所谓“癌细胞的转移”，也是肌体废弃物不断寻找自我净化能力薄弱的部位，并重新集结的过程。一位名叫孙传正的中国医生，正是依据这种理论，把癌症叫作“全身性代谢废物稽留综合征”。
做好五件事：吃、喝、拉、撒、睡
另外一个美国人，柯林·坎贝尔博士，在他的一本影响巨大的书中，阐述了维生素D及其代谢产物对几种疾病的影响，以及人体细胞的反应机制。与此同时，这位国际著名的营养学家，令人信服地把“晒太阳”和“补充维生素D”联系在一起。他解释说，“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将皮肤中的维生素D前体物转化成维生素D”，输送到肝脏里，被某种酶转化为一种维生素D代谢产物。此后，在一个相当关键的步骤中，肝脏存储形式的维生素D被输入肾脏，并在肾脏中被另一种酶转化为维生素D的活化代谢物，叫作钙三醇。然后，我们便得到了真正需要的东西：钙三醇形式的维生素D。它“可以遏制健康组织向病态组织的转变”。（详见T.柯林·坎贝尔、托马斯·M.坎贝尔所著《中国健康调查报告》，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遵循一成不变、可以预知的生活节奏，让自己有一种安全感。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些胸怀大志的人可能不会接受，但是对我这个命在旦夕、无欲无求的人来说，却是最适合不过。过去几十年，我已经习惯于忙碌。而现在，我发现自己挺容易地习惯了无所事事。我学会了享受散淡庸常之乐；学会了静静地迎接日出日落、云聚云散；学会了享受阳光，以及阳光下的绚丽多彩；也学会了享受风雨雪雾，以及风雨雪雾之中的悠远清新。这时候，不会再有欲望和焦虑来打扰我的生活。在忙碌了大半生之后，可以这样来体验生命，真是奇妙。
我猜想，缺乏维生素D不会是导致疾病的唯一因素，但是，维生素D的重要性也是可信的。此外还有一件事应当搞清楚：我们中国人血液中维生素D的整体水平远远低于正常标准，而以中老年人群更甚。根据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营养科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我国中老年人群中，有93.6%的人体内维生素D低于正常值（其中69.2%缺乏维生素D，另外24.4%则属于“不足”），而维生素D充足的个体仅占6.4%。
我每天的很多时间是在户外度过的。在湖边踏青，在林中漫步，深深地吸进野草和泥土的味道，或者坐在阳台上，阅读一本40年前读过的老书。我习惯了安安静静地坐在音乐里闭目养神，习惯了眺望远山近水和蓝天白云，习惯了悠闲自在地吃一顿午饭，再美美地睡上一个午觉，然后等待黄昏的降临。
我怎么也没料到会看到这样一种局面，于是迫切地想知道自己体内维生素D的水平。我开始寻找医院，希望能够做一次检查。令人惊讶的是，北京的几家大医院居然都没有这项检查。我托朋友到上海去打听，竟也没有。万般无奈，我只好自己来做大致的估算。回想自己的生活习惯，虽然喜欢吃鱼，却是淡水鱼多，深海鱼少；虽然喜欢运动，却是室内运动多，户外运动少。看来，用不着去做什么检查了。我应当属于“维生素D低于正常值”的那93.6%。
凭着从窗口透进来的阳光，我可以感觉到时间的流逝，至于到底几点，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也不重要。对我来说，时间不再是金钱，不再是完成工作进度的承载体，它只不过是我告别死神走向康复的桥梁。手表早已不知丢到何处，手机也不再如影随形，电脑里的工作日程表已经空白了很久。精心安排采访顺序、排列访客日程、分秒必争地追赶写作进度，已是非常遥远的事。在我以往的生活中每每激起无限激情的那些东西，现在都已看淡了。许多对于现代人来说的必需品，对我来说已经变得陌生。我也不再纠缠于都市的喧闹、奢华和欲望，不再到酒店里吃饭，不再到讲台上演说，不再拜访那些达官显贵，不再汇入街上的车水马龙，没有了夹在地铁车厢里几乎成了肉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西服革履、灯红酒绿的场面，也没有了不咸不淡的应酬。正装全部被压在箱底，一双布鞋和一双凉鞋就足以让我度过四季时光。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能从哪里获得维生素D呢？
我的日常起居习惯彻底改变了。我每天花上半小时喝一小杯咖啡，再花上一小时吃一顿早饭。我再也不会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当人们夹在拥挤的车流里干着急的时候，我正在餐桌前消磨时间。早餐通常吃杂豆煲汤、鲜磨豆浆、鸡蛋、新鲜薯类、玉米、全麦面包和蔬菜水果，这些东西一道道被端上来，像一顿法国大餐一样前后有序。
坏消息是，我们很难通过食物直接获得足够的维生素D。因为维生素D主要存在于深海鱼类中，这在我们中国人的食物中并不多见。而我们经常吃的东西里面，比如谷物、蔬菜和肉类，含维生素D不多。
北京肿瘤医院院长游伟程教授有个理论，促使细胞癌变的原因，有先天遗传因素，但主要是后天综合作用的结果。确切地说，癌症80%以上与环境因素及生活方式有关。（详见《80%癌症与社会环境有关》，2008年5月4日“39健康网”）这种说法意味着，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不仅可以做，而且不会白做。因为，这能在很大程度上让体内的癌细胞失去滋生蔓延的温床，就如同失去了阳光、雨露和空气的野草。
好消息是，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在皮肤中合成维生素D。所以，只要能够多晒太阳，就能获得身体对维生素D需求量的90%以上。
最后是生活习惯和精神压力。把这两项合二为一，其实也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意识到，在这方面，我的确有很多事可以做。
“如果你想知道到底通过充分的阳光来获得维生素D好，还是通过食品来补充维生素D好，”坎贝尔博士写道，“那么我告诉你，晒太阳绝对更有价值。”
其次，来看环境。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每天都在恶化，其中一些因素，有可能诱使我身体内的癌细胞活跃起来，还有可能让所有的治疗事倍功半，甚至完全没用。有些患者也许看明白了这种局面，所以离开充满躁动、喧嚣和污染的城市，搬到宁静悠闲山清水秀的乡村。在我看来，这是癌症患者渡过危机最健康、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但是做到这一点有很多困难，所以只能量力而行。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信口胡说，他列举出一项覆盖全球120个国家的调查，结果表明，很多慢性病的发病率，比如糖尿病、关节炎、骨质疏松症、癌症，会随着纬度的升高而升高——越是接近北极和南极也就越常见，因为那里属于日照较少的地区。
首先是遗传，我们身体里的遗传基因，来自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家族中的任何一位长辈。比如我的父母都有癌症病史，而我的家族长辈中还有好几位癌症患者。毫无疑问，从遗传角度看，我得这种病的概率会高于常人，而遗传基因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我决定，对于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的事情，就不再去想它。
我不禁想到，今天人们体内维生素D的匮乏，除了地理位置之外，一定还和他们的现代生活方式有关。一年四季，我们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关在室内，终日不见阳光。这会不会也成为癌症发病率不断升高的一个原因呢？
好了。我们已经知道，癌症的治疗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追根溯源”；我们也知道了，癌症的发生源自几个最基本的因素。那么，我们现在应当如何追根溯源呢？
我猜想，在远古时代，原始人是不会缺少维生素D的。他们终日风餐露宿，日晒雨淋，连一件能完全遮挡身体的衣服也没有。后来，人们开始为自己搭建茅屋栖息，但仍然要在烈日下劳作——无论是狩猎还是农耕。逐渐地，由狩猎而游牧，由农耕而工业，人们给自己盖的房子越来越坚固，越来越舒适，不仅夜晚居有定所，而且白天工作也在室内。但是，至少他们从住所到工作场所的路上还是要露天行走的。直到有一天，人类又为自己发明了“行走的房子”——汽车。到如今这个时代，人们不论是睡觉还是工作、饮食还是行走、娱乐还是运动，全都躲在房子里，远离阳光。就连偶尔为之的户外散步，也要涂上厚厚的防晒霜，再撑上一把遮阳伞。
4.精神压力。
这样看来，我有必要让自己的每一天有一段时间回归原始人的生活方式——晒太阳。
3.包括饮食在内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既然我打算把“晒太阳”作为治疗的一部分——就像大多数癌症患者通常经历的化疗和放疗一样，那么，就应当把这件事做得更加严谨和有规律性。所以，我让自己平均每天接触阳光的时间不少于40分钟，同时还须把皮肤50%以上的部分裸露在外。
2.环境污染；
事实上，即使在高楼林立的都市里，只要你愿意，也有足够的机会享受阳光。季节的转换会让日照的强度和时间发生变化，所以我也会对自己的作息时间稍做改变。一般来说，春秋季节的日照为最佳。每逢此时，我便长时间地让自己走在阳光里。盛夏骄阳似火，但是如果我在早晨9点以前和下午5点之后来到户外，就会发现阳光变得柔和可人。即使是在三九寒冬，阳光也总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充沛、更温暖。当你赤身露体站到窗前，沐浴在和煦的阳光里，你会觉得好像是春天来了。
1.遗传；
每一次走在阳光里，都是一种身体的享受，同时也是精神的净化。我的户外作息随着阳光的变化而改变，而完全不在乎人世间的冷暖悲欢。我在这中间渐渐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舒适。我的体力逐渐恢复，皮肤也禁得起日晒风吹了。有人觉得光天化日之下赤身露体有失体统，有人说晒多了太阳会让人显得更加苍老，还有人提醒我过多的紫外线会诱发疾病，比如皮肤癌。我很难反驳他们，但仍然每天走在阳光里。“有失体统”也罢，“更加苍老”也罢，“诱发疾病”也罢，我都不在乎了。自从生病以来，我还从没有感觉这样良好过。
下面几方面的原因是专家们公认的：
毫无疑问，这时候，治疗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享受，我的生命再次被阳光照亮，生机和活力不知不觉重新回到我的身上。就算太阳并不能助我除掉肿瘤细胞，维生素D的功效也没有那么神奇，我也知足了。
为了对这情况多少有一些了解，我请教了一些医学专家，还查阅了一些书刊资料。可惜我没有得到清晰的结论。导致癌症的原因极为复杂，而且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医学界至今都没有彻底搞明白。即使那些最有经验的专家，说到这个问题也是见仁见智。我把他们的看法归纳起来，并且用一句外行的话来概括，那就是：癌症的发生，是因为你身体里多了一些不该多的东西，少了一些不该少的东西。而这种情形，主要是伴随着人类的进步、富裕和他们对于享受的追求而发生的。
深呼吸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一个好细胞变坏的？
清晨的湖面升起团团水汽，缥缈明净，如梦如烟。我走在这如画的风景里，好像是在云中漫步。走累了就坐在湖畔的亭子里歇息，一缕薄雾飘进来，在我身边轻盈地绕一个圈，又飘出去。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就好像吸进一片白云和蓝天。到了第四天，我五个月不能遏制的咳嗽，居然好了。真是奇了！
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大多数癌细胞的生成和蔓延，并非直接源自病毒或者病菌，而是由于自身正常细胞的退化和变异。换句话说，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好像人类刚刚出生时都是同样健康可爱的婴儿，但是其中一些人后来学坏了，变成危害社会的人。如果对这些人不加控制，再加上诸多社会因素的催化，他们就会越来越坏，直到扩大为有组织的帮派，乃至造成更大规模的危害。我猜，我们体内的癌细胞，大概也是这种情形。
我已体会到阳光对我的康复大有裨益。其实，在有关维生素D的代谢理论中，我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癌症的治疗会那么困难？为什么没有一种药物能够有效杀灭癌细胞，使其不再卷土重来——就像抗生素对付病菌一样？
仅仅晒太阳还不够，还须依靠自己体内的代谢机制、免疫机制和自我修复机制联合起来产生作用。换句话说，如果自己的身体不能完成维生素D的代谢过程，那么无论晒多久太阳，无论吃下多少维生素D，都是白搭。
我虽然看不到癌细胞的生长，但我能够看到田野上杂草丛生的情形。你拿刀割，用火烧，用除草剂除，它一时没了，很快又会长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让它生长的环境——阳光、土壤、雨露，都还存在。我猜想，癌细胞的情形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能追本溯源，改变促使它滋生蔓延的起因，那么，不论你有多么了不起的治疗手段和药物，都难免会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局面。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肿瘤患者康复路上最重要的事，是恢复和强化自己肌体抵御疾病的能力，而不是损害这种能力。
大多数癌症患者的注意力都用于寻访名医，还有那些让他们生不如死的药物。他们以为，只有医院、医生、种种现代医学手段和所谓“特效药”，才是癌症患者的唯一生路，却从来没有想一想，实际的情形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于是我为自己确立了治疗疾病的几个最基本的依据，用来应对形形色色的治疗手段和药物。
可是，什么叫“彻底改变”？又改变什么呢？
这些依据是——
她的话给了我很深的触动。我第一次用批判的眼光打量自己过去这些年里“每天12小时，每周7天”的工作节奏。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我开始考虑：也许，彻底改变自己比求医问药更重要！
不能确认有好处，而能够确认有坏处的办法，坚决不用；
“这是他自己的身体以一种最强烈的方式发出警告，必须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能够确认有好处，也能确认有坏处的办法，尽量不用；
还好，我没有掉进这个陷阱。这要感谢一个人，毕淑敏。很多年来，她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她的小说为世人熟知，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她早年的行医经历，以及她在成名之后以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心理咨询的事业。那一天，在静静地听完晓东叙述我的发病经过之后，她说：
不能确认有好处，能够确认没有坏处的办法，可以试用；
一般来说，当疾病刚刚袭来时，你很难摆脱对于疾病的忧虑和恐惧。一轮治疗过后，病情通常会进入一个稳定时期，这时候你会因为无所事事而心神不宁。于是你那被压抑了很久的野心和欲望又蠢蠢欲动，你试图让你戛然而止的事业卷土重来。你的内心回到了过去，重蹈覆辙，又一次进入争分夺秒和不知疲倦的精神状态。周围的人纷纷夸奖你在疾病面前勇敢坚强，不失时机地说你气色多么好，一点不像病人，你自己也为此感到得意，不知不觉又回到现代生活形形色色的焦虑中。不是为了钱少困扰，就是为了钱多困扰；不是为了升迁太慢而郁闷，就是为了升迁太快而紧张；虽然不会再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却重新陷入办公室里的钩心斗角。然后，忽然有一天，医生告诉你，你身上的肿瘤复发了，转移了。于是你不得不再次止住自己的野心和欲望，回到医院，开始新一轮的恐惧和绝望。
能够确认有好处，也能确认没有坏处的办法，尽量多用。
过去忙的时候，我们总希望能够闲下来，等到真的闲了，却发现，闲比忙更让人难以忍受，于是又开始怀念那些忙碌的日子。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癌症患者最具诱惑力的精神陷阱。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治疗”的天地敞开，就可以想象，对自己有好处而没坏处的方法实在有很多。“吃喝拉撒睡”是，“晒太阳”是，“散步”也是。现在再说一个：深呼吸。
这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们眼中的疑惑。我明白，如今身体健康、精神正常的人们，很难设想一种长年累月无所事事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即使是病入膏肓之人，要想习惯闲散寂寞，无欲无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记得有一位医生告诉我，癌细胞惧怕氧气。不知道这是否经过了科学的证明。不过，我相信这是真的！至少用我自己的感受能够印证。
“不做什么。”
当初接受开胸手术，瞬间失去左肺上叶，五脏六腑牵拉撕扯，痛彻全身，上气不接下气。幸亏病房配有输氧设备，由一根塑料管连接着，伸到我的床头，管头喷嘴不间断地咝咝作响。只要把它对准自己的鼻孔，轻轻一吸，就有一股清凉湿润进入胸腔，周身舒适。这是一种医用氧气，人工制成，通过一个无色透明的玻璃瓶子不分昼夜地冒出气泡，就算你闭目不见，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尽管我对所有人工制品心存忌惮，但还是把它当作救命稻草，每天大部分时间把它塞在鼻中，就这样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时光。
“那你每天做什么呢？”他们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失望。
出院回家以后，刀口愈合很快，胸腔里的疼痛也逐渐减轻，可是剧烈的咳嗽总是无法停止，让我白天不能安卧，夜晚无法入睡。医生告诉我，这是手术后的正常反应，持续时间则因病人不同而长短不一，也许几周，也许几年。
我总是回答：“不。”
我就这样挨过了整个夏天，一边庆幸手术成功，一边又沮丧地想：这后遗症会不会伴我终生？
很多朋友希望我能卷土重来。他们期待着在书店里再次看到我的新书，所以每次来看我时，都会问我还写不写东西。
秋天到来的时候，一个朋友打来电话，邀我去他的家乡住一段时间。“江南的气候好，”他对我说，“对你的肺有好处。”他是苏南人，住在苏州。我知道那里温暖湿润，空气新鲜，又有充足的阳光，与我们北方干燥、混浊、寒冷的冬季形成对照。印象中总是听人说起，北方的肺病患者喜欢到南方去过冬，就像候鸟一样，一直等到春暖花开时节才会北上归巢。
这种闲情逸致在我生病之前是不可能拥有的。过去很多年里，早晨总是一天当中最为紧张的时刻。为了追赶时间，匆匆塞上几口面包，用隔了一夜的开水冲一杯速溶咖啡，一边大口豪饮一边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有时候清晨醒来会冒出一个强烈的念头：要是今天我想不起来该做什么事情，就这么无所事事地待上一天，该有多好！可是这想法从来没有实现过。如今，我忽然发现，渴望很久的悠闲宁静和无欲无求，居然来到身边，而我多年以来一直纠缠其中的那些东西——紧张、焦虑、忙碌、不知疲倦地追求更高目标的心理状态，也都离我远去。
于是我决定听从朋友的劝告，去江南疗养。
我坐在早晨的阳光里，一小口一小口地浅酌细品，任由咖啡在舌尖停留许久，慢慢让咖啡伴随着新鲜空气一同进入体内。我不在咖啡里加奶，也不加糖或者其他任何佐料，我喜欢原始纯正、不加掩饰的味道，喜欢阳光浸在咖啡里的色彩。这时候，咖啡的香味是单纯和富有生机的，同时又是多种味道的混合体。一种隐含着甘甜的清苦，一种洋溢着醇香的从容，一种包含了朴拙与华丽、沉稳与激情、原生态和现代感的平衡。我能感觉到，我在享受的不仅是咖啡，更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
朋友把我安顿在苏州郊外金鸡湖畔的一处宅子里。这里远离城市中心，远离交通干道。房子被一片宽阔的草坪和鲜花簇拥着，郁郁葱葱，风景宜人。一条小路穿过树林和芦苇丛，通向湖边。极目远眺，水天相连，碧波荡漾，成了阻隔闹市喧嚣的天然屏障。
每天清晨起床之后，穿衣洗漱只需要5分钟就够了，我却要用20分钟来为自己烹制这杯咖啡。当研磨机的摇柄在手里慢慢转起来时，我能听到咖啡豆被碾轧的沙沙声，清晰而纯粹。一种久违了的、生活中最原始、最质朴、最干净的香味从指尖飘出来，从容不迫地在我周围散开。然后，我把咖啡粉放进咖啡机里，随着水温的升高，一股琥珀色的水柱飞流直下，渐渐注满杯盏，浓香弥漫在整个房间。这时候恰逢朝阳升起，阳光透过树梢。我来到阳台上，迎着金色的光芒，杯中青烟一缕，丝丝缠绕，色调绚丽却又淡若薄云。
清晨的湖面升起团团水汽，缥缈明净，如梦如烟。我走在这如画的风景里，好像是在云中漫步，走累了就坐在湖畔的亭子里歇息，耳边传来绵绵不绝的鸟鸣。一缕薄雾飘进来，在我身边轻盈地绕一个圈，又飘出去。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就好像吸进一片白云和蓝天。
我喝咖啡的历史并不长，人到中年以后才开始。尽管喝咖啡从来没能代替喝茶的习惯，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生活中的必需。有时候，为了买到一包新鲜且烘焙适当的咖啡豆，我不得不驱车穿过大半个城区。我不喜欢速溶咖啡，不喜欢泡咖啡馆，也不喜欢那种用电动器具磨出来的咖啡粉。我一直觉得，手工研磨才能达到咖啡的最佳境界。而且，一定要使用传统的手摇设备，自己动手，现磨现煮，才有味道。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咖啡保持最新鲜可人的状态，其颗粒的粗细也才能最适合自己的口味。事实上，我品味咖啡的过程是从研磨咖啡豆开始的，这中间包含的形色味韵，是速溶咖啡或者咖啡馆里的机磨咖啡完全没有的。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我的胸闷和咳嗽的症状减轻了。第三天更加好些，夜里竟能安然入睡。到了第四天，我五个月不能遏制的咳嗽，居然好了。
我在康复之路上走过的每一天，都是从一小杯咖啡开始的。不是指望咖啡治疗肿瘤，只是因为它已成为一个标志，引导我换了一种生活方式。
真是奇了！我没有经过任何治疗，也没有服用任何药物啊！
过去几十年，我已经习惯于忙碌。而现在，我发现自己挺容易地习惯了无所事事。我学会了享受散淡庸常之乐；学会了静静地迎接日出日落，云聚云散；学会了享受阳光；也学会了享受风雨雪雾。在忙碌了大半生之后，可以这样来体验生命，真是奇妙。
我仔细品味这地方比我家多了什么好处，想来想去，其实只不过多了三样东西：阳光、雨露和干净的空气。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我长期生活的那座大城市里，人们被“埋葬”在钢筋水泥和玻璃幕墙的丛林里，绿色植物少得可怜。大街小巷从早到晚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到了深夜也不得安静。空气中的有害成分越来越多，有益成分越来越少。电视里每天发布空气质量报告，告诉人们空气中污染物有多少，但是谁来告诉我们，空气中有益成分的含量究竟是多少？比如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挤在一个大商场或者办公室里，密不透风。人人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这时候空气的含氧量会不会降低呢？负氧离子之类的好东西会不会减少呢？又比如上千万人、数百万辆汽车、数十万台锅炉拥挤在一起，争相吞噬氧气，排出二氧化碳，这时候空气中的有益成分又会有什么变化？这些都没人告诉我们。不过只要我们想想“氧吧”的出现，也就可以猜到，我们吸进的优质氧气一定是越来越少，而劣质氧气一定是越来越多。
⑧高营养的食物越多越好。
有一些官方调查证明，终日在街头执勤的交通警察，血液中的含铅量会明显高于正常人。这说明，尽管我们周围空气的恶化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它的确可以直接侵袭人的肌体。人人皆知，吸入有害气体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可是如果吸不到足够的有益气体，会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呢？没有人告诉我们。不过，我能够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一旦走进一座公园，或者哪怕是一小片街头绿地，立刻就会觉得神清气爽。我猜想，那一定是因为空气新鲜、湿润、富含氧气的缘故。
⑦越新奇、越昂贵的药就越好。
而现在，苏州郊外这片山清水秀的湿地，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辽阔无比的自然保护区。在这里，阳光、雨露和空气的结合是如此完美，把大自然的生机传递到我的体内。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效用却相当明显。
⑥有一种特效药，有一种特效治疗手段，有一种特效祖传秘籍，有一种特效食物。
从苏州回来之后，我开始对空气敏感起来。渐渐地，这种敏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也更细微，甚至有些神经质。厨房的油烟、街头的汽车尾气、墙角的垃圾箱、公共场所的二手烟……这些味道会立即在我心里引起强烈抵触。路边窨井盖的透气孔泛出的阴沟味儿，本来不会引起我的注意，现在也变得异常刺鼻。
⑤我很坚强，我很勇敢。治疗带来的痛苦再大我也能扛。
我知道自己的这种感受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同时还能猜到，如果对医学专家们说起此事，他们一定会笑我神经过敏。
④越大牌的医生越可靠。
事实上，我的确对医生说起过。
③医生比我懂。我必须听医生的。
有一天我告诉一位神经科的医生，我一坐在绿荫下就觉得头脑舒适，疼痛也会减轻。她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医生，对自己的病人充满热忱，总是报以一种全神贯注的神情，让我感觉到自己是被尊重、被理解的。那一次，她很认真地倾听我的叙述，这给了我鼓励，继续倾诉我对户外新鲜空气的好感，不料她笑起来，说我是“心理作用”。
②治疗就是彻底消灭癌细胞。我与肿瘤不共戴天，你死我活。
“室内空气就算不好，也不至于差那么多。”她说。
①癌症是不治之症。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但我还是相信自己的感觉。不管是心理作用还是实际效果，也不论“癌细胞怕氧气”的说法是否得到了医学证明，我觉得这样做全身都很舒服，而且这感觉很清晰。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是尽可能地走到绿色树丛中。
导致治疗失败的思维模式
在建立起对新鲜空气的信任之后，“深呼吸”便成了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老实说，我自己很长时间里也只是相信“扶正”有好处，对于“扶正”能否帮助我对付肿瘤，却不能肯定。直到我见到“刘太医”，才受到启发。“刘太医”有一个针对慢性病的观点，叫作“三分治，七分养”。尽管我对此人的诚信有疑问，也不能认同他的很多治疗癌症的观点和方法，但他的这几句话在我看来言之成理。只不过，我不想把“养”泛泛地归结为“养生”。对于一个慢性病患者来说，也许把“养”定义为“非医学意义的治疗”更有针对性，也更能激励自己选择一条正确的康复之路。
呼吸一定要深，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祛邪”和“扶正”并不是什么新鲜观点，它们千百年来一直都是中医治疗的基本逻辑。可惜的是，重“治”轻“养”，长期以来是癌症治疗中相当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人很容易高估“祛邪”的作用，低估“扶正”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肺是用来呼吸的，但是很多人忘记了，我们一生中只是使用肺活量的很小一部分！肺的内部充满气泡，看上去有点像一栋楼房，一个气泡就是一个房间。我们大多数人，总是让这栋楼的大部分房间关着，一辈子都不会打开。“深呼吸”的好处首先就在于，它能促使我们打开更多的房间；其次，当我们深呼吸的时候，特别是采用“腹式呼吸法”时，我们不仅吸入更多的新鲜空气，排出更多的废气，同时还能推动内脏器官更大幅度地运动。
再次，对那些虽不能直接“祛邪”，但有可能“扶正”的办法，须以更积极、更有耐心的态度去做。事实上，这几年来，除了肺癌切除手术，我还吃过一些中药汤剂，使用了一种叫作“胸腺五肽”的西药。这些“治疗”，都属于“调理身体功能”，提高自身免疫力，而非毒杀肿瘤，因而都遵循了“扶正”的宗旨。
很多人会提到气功对人体的神妙作用，其实在我看来，如果排除其中种种神秘色彩和灵修部分，气功在本质上就是在一个好的环境里，以一种正确的身体姿势和方法来练习“呼吸”。这同一般意义上的“深呼吸”并无明显区别。
其次，对所有以“祛邪”为目的的治疗，都必须特别慎重。不管动什么刀、打什么针、吃什么药，必须有一个前提：不能损害我的免疫机能，也不能阻碍我以更健康、更符合人之本性的方式——比如饮食和睡眠，恢复和增强免疫力。
我的“深呼吸”，每天持续大约30分钟。这时候我会有意识地把呼吸拉长。“呼”的时候，以一种缓慢均匀的节奏吐尽腹内所有废气，“吸”的时候，以同样的节奏让整个胸腔全部充满新鲜空气（在腹式呼吸中是鼓足腹腔）。我将这整个过程叫作“呼尽吸足”。
首先，不管使用哪种治疗手段“祛邪”，都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而不能设想取代自己身体的免疫能力和修复能力。
很多人在调理呼吸时注重吸入，而不大注意呼出。我过去也是这样，可是我渐渐地感到，在每一轮高质量的“深呼吸”中，“呼尽”比“吸足”更重要。这是因为，只有把胸腹内所有的废气排尽，新鲜的空气才能很顺畅地进入每一个角落。
所谓“量力祛邪，尽力扶正”，概括起来如下：
我的“深呼吸”在大多数时候是和散步一同完成的。
“祛邪”，就是直接杀灭肿瘤细胞的种种治疗手段；“扶正”，就是以一种更自然、更符合人体新陈代谢规律的生活方式，来增强自己的免疫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
有一位专家在电视上鼓励大家多散步，这引起了我的共鸣。他同时还主张散步时邀一二好友或者家人，边走边聊。他的意思是，这样能够帮助你保持步伐的节奏，不至于太快或者太慢。这话听上去有些道理，但是我不想仿效。与亲友聊天当然能够让你精神愉悦，但是它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你的呼吸节奏。所以，这种方式也许适于一个正常人的保健需求，对于一个渴望康复的癌症患者来说，就不一定适当。
基于这些理由，我决定在选择治疗方法的时候遵循一个原则，叫作“量力祛邪，尽力扶正”。
我在散步时从来不和别人东拉西扯。我希望把精神专注于自己的体内，而“深呼吸”有助于精神专注。
化疗和放疗就不同了，它们在短期内带来的痛苦看上去不如开刀那么紧急、那么剧烈，但是对人体的损害是更深层次的，也更长远。其中最要命的就是破坏了患者的免疫系统和自我修复系统，以及新陈代谢的能力，因而造成一种几乎无法逆转的损害。恰恰是这种损害，使我们失去了对付癌细胞最重要的基础。
伴随步子的节奏，缓慢深沉地呼吸，让我感觉到体内器官的扩张和收缩，感觉到血液在加速流淌，全身的活力跃动起来。我猜这正是全身血液输氧的最好时机，所以“深呼吸”的效果也会特别明显。
我们知道任何治疗都有副作用，却很少想过，副作用的性质是不同的。手术对人体的副作用是明显的和直观的。昏迷，失血，肌肤乃至骨骼的创伤、发炎，甚至还会伤及神经，但总的来说，这些都是短时间的。最重要的是，手术基本不会伤害患者的免疫系统和自我修复系统，所以虽然带来巨大痛苦，却能很快复原。
当我把“深呼吸”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时，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周围的空气质量是好还是坏。由于现在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在诸如北京这样的地方，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纯净、湿润的空气，是越来越难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
然而最可怕的，不在于这些治疗带来的痛苦，而在于这种痛苦的性质。
最简单也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每天关注当地电视台的空气质量预报。事实上，我确实很注意空气质量报告，以便决定第二天我要在室外待更长时间还是少待一会儿，就像按照天气预报来决定该穿什么衣服一样。
罗宾斯的书在1995年出版，影响很大，几年后以简体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竟是无声无息。中国似乎从没有过类似调查，但我的确看到有些医生也有同样倾向。我认识的一位外科医生，亲自操刀为他的父亲切除了肿瘤，此后他决不同意让自己的父亲做化疗或者放疗。就像那些美国医生回答调查者时所承认的，这些治疗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实在太可怕了。
可惜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空气质量预报还不精确，尤其不够严格，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可能人为地降低标准。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学会依靠自己。
有个名叫约翰·罗宾斯（J.Robbins）的美国人，强烈质疑治疗癌症的一些流行手段。在一本名叫《还我健康》（Reclaim to Our Health）的书中，他列举种种证据来表明他的批评不是无源之水。其中写到，美国曾对一些经常使用化疗和放疗的医生做了一次调查，在回答“如果他们自己或自己的家人得了癌症，愿不愿意接受他们经常替患者所做的放疗或化疗”这个问题时，大多数医生令人惊讶地选择了“不愿意”。他们的一个理由是，这些治疗带给患者的痛苦实在是太可怕了。罗宾斯据此尖锐地指出，其实医生们都知道化疗和放疗不能治愈癌症。
尽管空气这种东西无色无味看不见摸不着，我们还是有很多种直观的办法来判断空气质量，而无须使用仪器。如果空气中飘浮着污染物，蓝天会显得暗淡压抑，阳光苍白无力，云彩混浊不清。如果空气特别纯净，早晨的阳光就会清晰有力，傍晚则会染上一层金色。天空高远通透，白云在湛蓝色背景下熠熠生辉，层次丰富，边缘清晰，就好像是大洋深处的万顷波浪。
最危险、最急迫的“与此相悖的事”，我们已经知道，是过度和不当的治疗。所以，当我们选择治疗方案时，必须保持高度警觉。不仅要了解它的疗效，尤其要明白它的副作用。不仅要了解它的“治愈率”，尤其要了解它的“治死率”，或者叫“伤害率”。
我还特意选择了周围几处固定的建筑和远处起伏不定的山峦作为参照，每天从窗户看去，山的轮廓是否清晰、建筑物的层次是否丰富，都可以帮助我观察空气的通透度。有时候，山峦隐没在一片混沌中，踪影全无。每逢这时，如果不是因为冷暖气流交汇而生成了重重雾气，就必然是空气中飘浮了太多的尘埃。
如果我们希望与癌细胞握手言和，就必须改变我们生活中一切与此相悖的事。
我们容易忽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室内的空气质量通常不如室外，所以更有必要小心谨慎地观察和维护。在室内，我能找到观察空气质量的最好方法，就是在阳光倾斜进来时，逆着光线看过去，可以清晰地看到空气是否纯净，以及有多少尘埃在四处飞扬。此外还有一种更为苛刻的检验办法，就是伸手在床上、沙发垫子或者座椅靠背上拍打一下，看看有多少尘埃在瞬间弥漫开来。如果你对室内卫生特别仔细，每天清扫所有的角落，甚至连床底下也不放过，那么飘浮在室内的尘埃数量定会明显减少。
第三个原则：量力祛邪，尽力扶正。
空气中的尘埃有个正式说法，叫作“可吸入颗粒物”。它肯定可以成为病菌和污染物质的载体。这东西如果经常大量地进入你的肺里，你能想象结果会有多糟。
事实上，与彻底剿灭癌细胞比起来，与癌细胞和平共处也许更容易些。我们只需要记住一个事实，癌细胞不是敌人，它不过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提醒所有癌症患者的家人，让病人居住的房间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其实比给他吃一大堆营养补药更重要。
应当说，所有这些研究都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我很容易联想到，如果这些结论的潜在逻辑成立，那么我们对待癌细胞最好还是“和平共处”，而不是“你死我活”。因为只有一种办法能够“把癌细胞斩尽杀绝”，那就是驱使患者走向死亡——不分善恶地杀死所有细胞。
身心合一
这一情节后来被中国台湾一位医师注意到。他叫陈艺，也是（台湾）“中华自然疗法世界总会创会”总会长。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得出结论：长寿者们“百分之百是与癌细胞共处的”。还说：“癌细胞的产生是正常生理现象。能否维持内环境的动态平衡，才是发病与否的关键。”
心灵有可能成为肉体最完美的守护者，也有可能成为肉体最直接的摧残者。
“与癌共处”最负盛名的例子，是日本的金婆婆和银婆婆。2000年和2001年，这对孪生姐妹分别在107岁和108岁时先后去世，前者死于心脏衰竭，后者死于衰老。（详见《金、银两婆婆》，2005年1月31日搜狐网，据《广州日报》报道）由此她们创造了双胞胎的最高寿命纪录，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令人惊讶的是，两位老人过世后，医生发现她们体内竟留存着多种癌细胞，而她们在生前竟都没有任何症状，当然也从未被诊断为癌症。
我有一次去北京医院李金大夫那里复查。那时我经历肺癌切除手术还不到半年，可以说是刚刚度过最艰难的阶段。这位善解人意的老大夫，一边对我的“脑瘤”莫名其妙的逆转惊喜不已，一边又对我的“肺癌”流露着全身心的关怀。她絮絮叨叨地告诫我，要想康复，精神状态至关重要。说着说着，她忽然话锋一转，询问我是否需要一些抗抑郁的药。
一些研究者还证实，死于“非癌症原因”的病人，大约有22%的人生前曾得过恶性肿瘤而未被发现。另外一项类似的研究曾在日内瓦医学院进行。那里的研究人员对280个死亡病例做了尸体解剖，结果发现48%的人体内存有1～3个恶性肿瘤。这些样本的平均年龄为75岁，而他们的直接死因都不是肿瘤。
“抗抑郁？”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以为她在开玩笑。
我曾经看到一些材料，介绍了世界各地一些研究者的记录，这包括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贝奈特（F.Macfarlane Burnet）的研究成果。他曾相当具体地描述了人体内癌细胞的生成和死亡。他说：“正常人每日产生大约10万个癌细胞。可是一般人的免疫系统都能有效地将这些癌细胞予以破坏。”诸如此类的研究直接或者间接地证明，癌细胞的产生，是人体内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人类进化的结果，或者说，是人类成长过程的副产品。（详见《专家谈癌症自然疗法》，《健身科学》2005年11期）
“这药不是骗人的。”她说，“很有效。”
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也是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追求。
“我还用得着抗吗？”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玩笑。
癌症患者们到处求医问药，为此不辞劳苦，倾家荡产，驱使已经衰弱不堪的身体饱受治疗痛楚，一边还在鼓励自己“要坚强，要勇敢”。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几乎都抱着一种强烈的期望，那就是把癌细胞斩尽杀绝。
“不开玩笑。”她满脸严肃，“很多病人在生病半年一年后，都会出现这种症状。”
第二个原则：要和平共处，不要你死我活。
看我还是满脸懵懂，她又说：“一个很能干的人，一下子什么也不能干了，很容易心情郁闷，所以，保持乐观豁达很重要。你可以想象吧？”
我开始告诫自己：首先，不必绝望；其次，不能急躁，不能急于求成，尤其不能设想毕其功于一役。
我不敢再笑。一种药物居然真的能对人的精神状态产生作用，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尽管没有接受这种药，但我还是意识到一件事——第一次意识到，癌症患者的麻烦，也许不只是切除肿瘤病灶那么简单。
这样一个结论，彻底颠覆了以往我对癌症的了解。癌症这种一般人眼里的“绝症”，原来并不比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慢性病”更糟。
事实上，我们还不得不面对一些“精神的”“情绪的”，或者叫作“心理的”问题。
一项来自美国的调查表明，美国的癌症患者被确诊之后平均存活11年，这同其他一些慢性病患者——比如冠心病和糖尿病——的平均存活期差不多。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在对一位中国记者列举这些数字后说，根据这些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得出一个明确结论：“癌症是一种慢性病。”（详见2008年11月16日《武汉晚报》）
精神对肉体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一直以来都是科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大多数医生都会认可，不良的甚至负面的精神状态，与生理疾病存在关联。中医有所谓“病由心生”的说法，而西方现代医学的一些研究则证实，人类的疾病60%由精神因素造成。
我得到的证据越多，也就越感到意外。因为我发现，“癌症只是慢性病”的说法，不仅仅是流传于民间的声音，实际上很多治学严谨、医术精湛的医生也持有这种看法。世界上一些最权威也最负责任的医学机构，还曾发布类似的结论。
有一位医生曾给我讲了一些“病由心生”的案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胃溃疡。我自己就是一个有着20多年病史的胃溃疡患者，所以很容易理解其中含义。
尽管如此，“癌症只是慢性病，不是绝症”这个说法，我却是第一次听到，所以颇感意外。从那以后，我一直试图得到更多的证据，来检验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而在恶性肿瘤值得注意的病因中，精神因素始终是一个重要方面。
晓东回家后，立即把迈克的故事讲给我听。我其实早就知道，一些癌症患者出奇的长寿，即使在我们国家，这样的病例也不罕见。其中一个病例，是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的李金大夫告诉我的。她认识的一位妇女，20世纪50年代患了淋巴瘤。“诊断没有问题。当时医生说顶多活一年。”她看着我说，“结果是，这人现在还活着。这不是故事，是真事。”
有一项调查证实，上海市的癌症病人中，大约30%同时患有抑郁症。到了每年入冬前后，这个数字还会增至50%以上。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迈克开始讲述他80多岁的姑妈。“在她的一生中，癌症已经伴随她好几十年了！”他说，“她在20多岁时得了喉癌，又转移了，动过好多次手术。到现在，她还好好地活着。”
抑郁症本是一种心理疾病，但是医生们发现，抑郁症与癌症患者的死亡率存在着密切关联。从理论上说，不良的精神状态会削弱心理免疫力，进而增加肿瘤复发转移的机会。临床研究则进一步证实，有抑郁症的肿瘤病人与没有抑郁症的病人相比，死亡率高两倍。
有一天，晓东遇到她的英语老师迈克，一个通达、敏锐、善解人意的美国人。他主动询问我的病情，很快便感觉到晓东眼睛里的悲伤，于是他说：“癌症是一种慢性病，不是绝症。这是美国人对癌症的理念。”
癌症患者更容易患心理疾病，有了心理疾病的癌症患者更难抵御病情恶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在上海的那些大医院里，每年冬至前后，不仅是癌症病人患抑郁症的激增期，同时也是癌症病人死亡的高峰期。因而在医生口中流传着一个说法，“冬至”是癌症病人的“鬼门关”。（详见《五成癌症病人秋冬患上忧郁症》，2007年11月4日“39健康网”）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是在2007年6月，那时候我正深陷在“脑瘤”带来的焦虑和绝望之中。
在面对死神的这一段特殊日子里，最要紧的，是让自己拥有一种健康积极的精神状态，而这正是癌症患者最缺少的。尽管如此，肿瘤治疗领域里还是普遍地忽视精神因素。这也难怪，现代解剖学能够让人看清人体器官，甚至细胞结构，却不能证明精神的存在，更何况还有种种商业利益在背后纠结。
第一个原则：癌症是一种慢性病，不是绝症。
与此对应的是另外一种理论，即“精神万能”。这种理论主张，“完全依靠心理力量就可以将久病之躯变成健康之身”。一个名叫拉尔夫·沃尔多·川恩（Ralph Waldo Trine）的美国人，是这种理论最有影响力的阐述者。他的著作被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行销全世界。他本人则被认为是成就最大的“灵修大师”。我在阅读他的一些著作时，始终不能赞同其中“精神决定一切”的理论。不过，对于他所说的“快乐的心情是世界上最好的药物”，我深有同感。
我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这些原则虽然不会直接杀死癌细胞，却是我康复之路上的最好航标。
我不是有神论者，也不大相信“灵魂不灭”之说，可是我相信每个人都存在“身、心、灵”的不同境界。人的生命是由肉体和精神共同组成的。这用不着复杂的科学实证，只需我们的直观感受就能证明，所以，用“身心合一”来引导我的康复之路，似乎更加符合生命的本质。
下面三项基本原则是我几年来的切身感受，我一直把它们铺垫在内心深处。
每个人都需要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病人尤其应当如此。过分责怪医生的缺点和医院的缺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换了我们去做医生或者医院院长，也没有把握做得更好。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去创造一种让自己满意的生活。
这些原则虽然不会直接杀死癌细胞，却是患者康复之路上的最好航标。
手术后的第一个春天，我决定躲开北方的风沙和干燥，去南方的朋友家住一段时间。
三项基本原则
朋友家坐落在深圳东郊山海相连的地方，房间不大，陈设简约优雅，桌上有个台历，翻开的一页上留着淡淡的一行字：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办法，不用你鞍马劳顿倾家荡产地求医问药。你只需要拥有足够的信念、理智、毅力和耐心，还有亲情和友情。
“每一天，推开窗，心情向阳。”
我将详述这些内容，同时我猜想它也是因人而异的。我自己感觉良好的办法，不一定在别人身上也会好。应当提醒你的是，癌症多种多样——仅仅肺癌就有4大类20多种，因此任何治疗方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因人而异”和“因时而异”。每个人都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形去认真体会。
我默念两遍，若有所思。推开窗，满眼重峦叠翠，水天一色，若有若无。我不禁心情大好。通过手术已经成功切除体内的肿瘤，可是对于疾病的治疗，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药物的，也是情感的；既是外科手术的过程，也是内心修炼的过程。对付癌症尤其如此。从今往后，我第一要紧的事，是让自己找回那种旺盛的活力和从容的心态。
⑨做自己喜欢的事。
此后几个星期，我在这里过起了隐居生活。晚上在空寂的山谷中睡去，清晨在鸟儿的鸣叫声中醒来。白天和朋友一起，漫步在海边沙滩，或者在山间拾级而上。
⑧沐浴在家人和友人的关爱中。
那是一条群山环抱中的小路，百草丛生，万木葱郁。山路越来越陡。我遥望半山腰的一座小亭，似乎远在天边，心说凭我这老弱病残之躯，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即了。这样一想，渐渐觉得脚下发软，气也不够用了，开始大口喘息，不免更加沮丧。
⑦修炼一副好心情。
朋友对我的状态好像浑然不觉，只顾引我向上攀登。不知不觉已达山腰，小亭赫然就在眼前。凭栏处，隔着山谷极目远眺，云淡风轻，海阔天空，屋顶星星点点，精巧如园林盆景。低头又见脚下立一小牌，写着“海拔207.8米”——这是我生病以来到达的最高点，而我竟不觉得累。
⑥深呼吸。
我大乐，满腔沮丧乖戾之气一扫而光。
⑤多晒太阳。
我们仔细品味大自然的恩赐，谈论过去几年病榻上的日子，慨叹生死悲欢，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希望。不过，人生有很多东西看上去重要，到头来全都可以放下。我已放下种种功名利禄，放下种种欲望焦虑，可是竟没有想到，就连疾病本身，也是可以放下的。
④适量散步。
事实上，癌症患者想要拥有乐观宽广的胸怀，是很不容易的。想要保持一种持续不变的乐观，就更加不易。很多事情说说容易，做到很难。即使一时一事想明白了，也不能做到时时事事都想明白。我们遭遇从天而降的打击，面对死亡的恐惧，面对病痛的折磨，面对种种绝望和希望的纠缠。每一次求医问药、每一次住院治疗、每一次接受或者拒绝医生的建议、每一次目睹或者耳闻病友的逝去，都像经历一场精神的炼狱。好不容易度过最困难的日子，病情稳定下来，心情也稍感平复，然而事情还没有完。我们似乎永远不能成为精神上的强者，因为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无时无刻不悬在我们头顶上。
③每天做好五件事：吃、喝、拉、撒、睡。
过去几年，我没完没了地应付全身上下的复查。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就要来上一轮：X光扫描、CT扫描、核磁共振扫描、PET扫描、骨扫描、B超扫描、癌胚抗原检查、血液常规检查，大大小小的胶片和检查报告塞满了一大箱子。每一次复查都会排除老问题，同时又会发现新问题：可疑的病灶从后脑跑到前脑，从左肺跑到右肺，后来又出现在胆囊和脚踝骨，此起彼伏。也可以说，要是光看胶片影像，此人从头到脚都是“肿瘤”。这恰恰应了肺癌最常见的恶化趋势：不是“脑转移”，就是“骨转移”。
②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就这样一直生活在“复发”和“转移”的悬念之中。悬念不是事实，却像一片阴云，隐约盘踞在内心深处，挥之不去。每次走进医院都是怀揣忐忑不安的心思，出来的时候又强装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人前谈笑风生，插科打诨，可是一个人静下来，就会被这些吉凶未卜的悬念搅扰得心绪不宁。
①树立正确的治疗理念。
是啊，我太注重自己的病了。我的身体正在康复起来，我的精神却还没有达到正常人的水平，所以在潜意识里还是把自己当个病人，好多事情都还没有做。我还没有到大海中去游泳，还没有身负全副滑雪器具重返雪山之巅。我一直梦想着去探寻世界上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一直梦想着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像个真正的山里人一样过上一年，却都不敢成行。我已经如愿吃到了最棒的清蒸鲥鱼，可是我敞开肚皮吃上一顿涮羊肉的念头，却因中医的劝阻而耽搁至今……
康复九策
我开始问自己：我能把疾病也放下吗？
我把这些方法归纳起来，叫作“康复九策”。
山间一派清新，带着树叶和泥土的味道，烟雨蒙蒙，丝丝入心。就在这悠远宁静的山海之间，我感觉到一种精神力量正在渗入肉体，渐渐清晰。我明白了人为什么可以一动不动地坐上几小时、几天甚至几年，只是怔怔地凝望着空中的白云或者繁星。
“非医学意义的治疗”是我自己杜撰的一个词。它能鼓励我这个医学外行，坚定地走自己的康复之路。没有量化的标准来确定它的“疗效”有多大，我的标准就是“自我感觉”——能够给我带来身体舒适和精神愉悦的办法，我就尽力地、持续地去做。
快乐源于单纯，健康也是如此。所有事实都在证明，心灵有可能成为肉体最完美的守护者，也有可能成为肉体最直接的摧残者。
我们当然可以经由医学意义上的治疗来抵御癌细胞，但更有效、更少副作用的途径，很可能是非医学意义的治疗。
身心合一。它让我的精神力量变得强大，也让我的生命变得快乐和富有生机。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第一条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患的是一种极端恶性的肿瘤，那就真的只好听天由命。好在肿瘤患者中，这种无可挽救的病例只占很小比例，对大多数患者来说，癌症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而不是绝症。正因此，决定康复前途的第二和第三个因素才格外有意义。而正是第二和第三个因素有着很大的改善空间。
我们歇息片刻，继续攀登，转眼间顶峰已在脚下。回首浮云低，意犹未尽，于是，我在这山巅之上，踏着薄云，披着浓雾，做了20个俯卧撑。从这时开始，我有了一种感觉：自己在肉体和精神方面都已是正常人了。
第三才是治疗。
重返雪山
第二是患者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状态；
愉快的心情常常起因于生活中有一些令人愉快的事。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用快乐把我们的生活填满，让美好的东西进入我们的内心。这样，我们体内的“自愈机制”和“免疫系统”就有更多机会获取新的生命力。
第一是癌细胞本身的性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恶性程度和发展程度；
自从疾病猝然降临，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雪山。我喜欢高山滑雪。这种野性十足和富有刺激性的运动，即使对于身强体健的人也会险象环生，可我对它一直念念不忘。每到冰封雪舞的季节，眼见雪友们来来往往，欢天喜地如过年一样，我便渴望着重返雪山之巅。
在我看来，癌症患者的康复前途取决于三个因素：
现在，我竟真的又站在这里了。
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已经做好准备打一场持久战，不再期望速战速决。
这是一处狭小的山梁，孤独地矗立在群峰之上。皑皑冰雪覆盖了重峦叠嶂，雪山和天空彼此映照，绵延起伏，明暗对比强烈，随着阳光的移动变化万千。这是一个蓝色和白色绘成的世界，是一片最原始的家园，不曾被污染，也不曾被扭曲，你可以在这里体验最单纯、最快乐的自己。
这话让我看到一种新的可能性，至于未来的前途究竟怎样，不能确定。好在我已弄清楚“过度治疗”的恶果，并且选择了拒绝，又明白最好的依靠其实是自己体内的免疫机能，本来也不打算将过多精力用来寻求什么灵丹妙药。所以我决定，把对“治疗”的理解前所未有地扩展开来，去尝试这种可能性。回家后我要做的是，尽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还有生活习惯，包括每一个细节，以便能够维护和增强我的身体素质。
恍惚中，我仿佛身处睡梦中的天堂，轻咬一下舌头，才相信一切都是真的。
“不要以为只有手术、化疗、打针吃药才是治疗。”他回答，“其实，走路也是治疗，吃饭也是治疗，呼吸新鲜空气也是治疗。”
天气很冷，还刮着风。也不知是因为周围美丽的景色，还是因为空气清新，或者是因为梦想成真而兴奋不已，我只觉得神清气爽。
于是我一个劲儿地问他，回家后还应当采取一些什么治疗措施。
晓东站在我身边，一袭白色滑雪服，一顶鲜红头盔，眼睛从雪镜里看着我，满含期待，又有几分担心。
当时他只给我开了出院单，却没有药方。这意味着我将两手空空地回家去，一味药也没有。我不免有点惊讶：难道我就不再需要治疗了吗？
我告诉她，感觉好极了，头不痛，胸不闷。接着大喊一声“我去也”，飞身滑下陡坡。
像很多癌症患者一样，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到医院去寻找最佳治疗方案。直到手术后出院的那一天，刘向阳大夫的一番话颠覆了我的思路。
眼底千堆雪，耳边百丈风，心中无限空寂，脚下卷起一片雪雾，甩到身后远远的地方。
你是否认为，甚至坐在天地之间无所事事、胡思乱想，也是一种治疗？
忽见山脚有一个身影，迎着我向山上奔来，两臂高举，使劲摇晃。
你是否认为，散散步、吸几口清新空气也是治疗？
“太——棒——啦！”我听到他在大喊大叫，“奇——迹！奇——迹！”
你是否认为，拥有一种愉快轻松的精神状态也是治疗？
我辨认出那是安东，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滑雪教练。几年前他有一天来看我，本想与我相约来这里滑雪的，可叹我竟病入膏肓，连站起来都不能了。那一晚他坐在我的床头，安慰我说：“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我使劲笑笑，对他说：“你去吧，替我多滑两趟。别忘了拍几张照片拿回来给我看。”我当时以为，这种快乐只有来世可期了，就把自己的渴望寄托在朋友身上。谁能料到，今生我居然还能圆梦！
你是否认为，沐浴在明媚清澈的阳光里也是治疗？
转瞬间我已来到山下，停下来大口喘息，感觉两腿发软，同时意识到刚才的滑降动作全走了样，一定很难看。可是我这位严格的教练毫不介意，他一头冲过来，把我抱住，说他看见我从山上下来，忽然非常非常激动。还说我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
你是否认为，改善日常饮食起居的每一个细节也是治疗？
那天分手后，他意犹未尽，给我发来短信，说他滑雪已有18年了，这是让他最感动的一次。
你是否认为，建立一种更适合你的生活方式也是治疗？
我回答他：“今生一个梦，圆了。”
你是否认为，亲人和朋友的关爱也是治疗？
当晚回到营地，我和晓东依然兴奋不已，忍不住给那些关心我的朋友发出一条短信：
你是否认为，信念、理智、勇气和毅力也是治疗？
“号外：凌志军重返滑雪场。”
可是，在谈论“有没有治疗措施”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最好先来想想下面这些问题：
此前我已提到人体内的“免疫系统”和“自愈机制”，还提到精神有可能成为肉体最直接的摧残者，也有可能成为肉体最完美的守护者，其间差别，全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快乐、是否充满阳光。
他们不住地问这问那。把他们那些悲伤、绝望、急切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就是想要知道，他们应当去找哪家医院？去看哪位医生？什么治疗办法最为有效？有没有什么特效药？西医好还是中医好？积极治疗好还是保守疗法好？他们不约而同地流露出一种倾向：既然得了这种危险的疾病，那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求医问药。
我也曾提到，保有乐观心态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难。在通常的情形中，劝一个癌症病人打起精神，就像对一个垂死的人说：“今天太阳真好啊！”癌症病人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和绝望，抵抗身心的痛苦已耗尽了我们的精力，所以再也没有心思去做别的。
可是，从正统医学的立场来看，你不打针，不吃药，不让医生用什么“射线”穿透你的身体，或者用什么“伽马刀”朝身上招呼一通，还能有什么治疗呢？难怪朋友们都会用一种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也难怪那些癌症患者的家人在给我打来电话时，总是不能满足于我的一些大道理。
我们不是不明白乐观的心态很重要，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乐观起来呢？
我知道“病去如抽丝”的道理，更明白癌症与其他疾病在治疗方面的最大不同在于，手术成功不是治疗的结束，而仅仅是开始。一刀切掉恶性肿瘤虽然不易，更困难的却是阻止肿瘤的复发和转移。我还听说癌细胞的转移概率在手术后的第一年为90%，此后逐年递减——第二年70%、第三年40%、第四年20%，即使在医生所谓“临床治愈”也即五年之后，仍有5%的转移率。（后一个说法来自中国台湾的一位肝癌患者。在大陆，我曾很多次向医生询问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准确回答。但医生们倾向于认为癌症患者手术后的前三年是最危险的阶段，而到五年之后，复发或者转移的概率已经大大降低，一般不超过10%）所以，对于癌症不加治疗，听之任之，是不行的，即使在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手术之后，仍须再接再厉。
愉快的心情常常起因于生活中有一些令人愉快的事。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专注于美好的事物，专注于美丽的景象，用快乐把我们的生活填满，让美好的东西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体内的“自愈机制”和“免疫系统”，就有更多机会获取新的生命力，疾病所造成的伤害也就更有可能被驱逐出来。
我手术出院后朋友们纷纷来访，开始了又一轮探望。很多人听说我没有接受化疗和放疗，甚至没有带回一片药来，不免觉得意外。大家不约而同地问一个问题，你现在就没有一点治疗措施吗？
冥想、忏悔、心灵的静修，都可以让人的精神净化和升华，可惜灵魂的世界是那么神秘缥缈，不是我辈凡人俗物能够追寻的。所以，我们最好回到现实中来，在自己身边寻求快乐之道。唱歌、跳舞、养花、种菜、旅游、摄影、绘画、游泳，练一套太极、听一曲音乐、看一场电影、读一本新书、寻访一个老友、动手做一道爱吃的菜……随便什么事，只要你喜欢。你肯定能在其中找到那种让你欣喜若狂的感觉，甚至会把自己的疾病忘得干干净净。
我看到一种新的可能性，所以决定把对“治疗”的理解前所未有地扩展开来，去尝试这种可能性。这些办法，不用你鞍马劳顿倾家荡产地求医问药，只需拥有足够的信念、理智、毅力和耐心，以及亲人和朋友的关爱。
我说过我习惯了无所事事，其实那是因为我学会了没事找事——自己喜欢的事。即使在死到临头的时刻，我还写下“最想做的10件事”，当时想的是，“哪怕能做一件也好啊”。不久，我惊喜地发现，10件事中居然已经实现9件，只剩下“重返滑雪场”这最后一个心愿了。我一直梦想着能有这么一天，可还是没有想到，它的到来竟会如此激动人心。我在精神上的满足感，远远超过经受住一次体能考验的成功感。
非医学意义的治疗
就像心理康复一样，癌症病人的体能恢复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我根本不会奢望毕其功于一役。这一天我在山上滑了还不到一小时，已经觉得浑身酸软无力，上气不接下气，胸口还有点闷。看来，我的体能距离一个健康人还差得很远，只不过经过这次体验，我已可以确信，疾病正在离我远去。只要睡个好觉，就能聚集起新的力量。
_我看到一种新的可能性，所以决定把对“治疗”的理解前所未有地扩展开来，去尝试这种可能性。这些办法，不用你鞍马劳顿倾家荡产地求医问药，只需拥有足够的信念、理智、毅力和耐心，以及亲人和朋友的关爱。
第二天清晨，我和晓东收拾行囊，背起滑雪板，迎着朝阳，再次登上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