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常安民的弹劾无济于事。就像他在奏疏里说的那样，左右逢源的蔡京在此刻已然成为章惇的心腹，专掌国家大权，他入权户部尚书，翰林学士兼侍读（掌制诰，兼为帝王讲学），修国史，进承旨（首席翰林学士）。官阶至正三品，再一次成了天子近臣。而蔡京还想离权力核心更近。他向哲宗与皇后献词，称“三十六富人第一，玉楼深处梦熊罴。”当然蔡京献词意有所指，他看上了右丞相的位置。当时蔡卞已经是右丞相了，时任知枢密院士的曾布出于权力平衡的需要，上疏反对蔡京高升。曾布是章惇的“战略合作伙伴”，曾力赞章惇的“绍述”之议，也是哲宗相当看重的高官。他上疏反对，哲宗还颇为费解，再加上当时有童谣“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被台谏两院大臣反复引用，成为借机弹劾察京的理由，所以博弈平衡的结果便是察京仍兼任翰林学士，为北门承旨，天子近臣的地位没有动摇，却也没能再往上走一步。
这是蔡京在绍圣初年的首次出招，所谓左右逢源，要的就是没有半点心理障碍。接下来蔡京死心塌地地为章惇提供全方位服务，就像当年为司马光提供的那些服务一样，真可谓周到体贴。右正言孙谔攻击章惇照搬熙宁成法，章惇不知如何是好时，蔡京马上弹劾他“身为右正言，不为朝廷分忧，竟敢砥毁先圣之法，真乃大逆不道。”于是孙愕被定性为元祐党人，驱逐出朝廷。而监察御史常安民接下来对章惇和蔡京的弹劾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章蔡两人的亲密关系。常安民上疏说：“蔡京奸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的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是非。章惇把他当作心腹，专掌国家大权，培植同党，排除异己，妨害绍述先圣之法，使天下变法志士为之寒心。臣恳请陛下将蔡京逐出朝廷，压制章惇。”
仕途总是风波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发生的政局变动使察京再一次跌入人生的谷底。这一年正月，24岁的宋哲宗赵煦病逝。他在位十六年，纪元却有三个：元祐、绍圣、元符。这似乎暗示了一个年轻皇帝的跃跃欲试，当然最后的结局是无奈的；而蔡京等人，仕途则是浮沉不定。从神宗时代走来，经常朝令夕改，接下来选谁当接班人，关系到他们的仕途荣辱。在这关键时刻，久经考验的宰相章惇却在帝王接班人问题上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由于宋哲宗赵煦无子嗣，章惇便让皇太后向氏提出应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似。这在礼律上似乎是有根据的，但向太后不同意，说自己无子，其余诸王都是神宗的庶子，何必非要立哲宗同母弟为帝呢？言外之意很明确，那就是在立何人为帝这个问题上，礼律可以不考虑。但章惇这时还是坚持自己，他提出根据长幼当立申王佖为帝。向太后又表示反对，理由是申王有病，不可立。与此同时，向太后提出了选端王赵佶，并引神宗语录“端王有福寿，又仁孝，应当立端王。”章惇重大的政治错误就在这个时刻犯下，他说了一句足以改变其命运的话：“端王轻佻，不足以为天下君主。”
果然，一纸诏令下来，蔡京回京了。他的弟弟蔡卞此时做右丞相，也希望哥哥回来帮衬一下。蔡京立即心领神会，他回到开封，首选的公关对象是章惇。章惇时任第一丞相，想恢复变役法，置司讲议，却不知如何是好。蔡京出主意说：“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见《重刊兴化府志》）意思是，您只须照搬熙宁成法就可以，为什么要讲议它呢？章惇恍然大悟，“然之，雇役遂定。”
仕途博弈讲究的是火候。由于曾布在这关键时刻倒向向太后，要章惇“一切听太后处分”， 章惇的出局似乎毫无悬念。一个是向太后不喜欢他这样的刺头在新朝继续锋芒毕露；另一个是新上位的皇帝宋徽宗也不容他。公元1100年9月，徽宗下旨，称章惇作为山陵使，却使哲宗的灵车陷于泥泞中不能前进，以至露宿野外，是不忠不孝的表现，罢其出知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从一品大臣直接贬为七品芝麻官。不到一个月，又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安置。随后再贬至雷州（今广东省海康县）司户参军。这就有些流放的意味了。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七十一岁的章惇死于贬所睦州（今浙江省建德市）。
世事如棋局局新。对蔡京来说，每一次政局的变动，既是风险，其实也是机会。所以左右逢源说到底还是纠偏行动，那是相当的必要和重要。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蔡京发现政局又有变动了。这一个月里太皇太后高氏死了，18岁的哲宗赵煦亲掌朝政。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上台就做出了一个含义丰富的举动——把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礼部尚书苏辙贬知汝州。次年四月，哲宗改元绍圣元年，意思是要追随神宗之政，重举变法大旗。而一批熙宁、元丰时期的变法人物章惇、林希、曾布、许将、蔡卞、李清臣和邓温伯等被任命为执政大臣，察京感觉此刻他又可以有所作为了。
毫无疑问，章惇的被贬不是孤立现象。蔡京作为其死党级追随者，也受到了牵连。徽宗先是将他由翰林承旨罢知太原府（今山西省境内），随后又出知江宁府（今江苏省南京市）。蔡京则迁延不到任，试图找到事情的转机。作为一个仕途浮沉者，蔡京从地方到中央又从中央到地方，辗转迁延已是寻常事。这些年皇帝走马灯似的换，危机、生机常在一线间。蔡京或许以为，章惇祸从口出那是章惇的事，自己毕竟无大错。只要人在京城，假以时日的话，应当可以转危为安。但这一次蔡京错了。由于御史陈次升等联名弹劾他“抗旨不遵”，语涉对新天子的皇权尊重与否的大问题，徽宗勃然大怒，将蔡京一撤到底，令他出居杭州，提举洞宵宫（挂职于道宫，以领俸禄）。洞霄宫是杭州的一处离宫，蔡京被置于此处闲挂起来，无职无权无品，似乎永无翻身之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