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抓住政局的微妙变化，以图为我所用，并且有所作为。徽宗刚上位，于国策取中庸之道，停止了对元祐旧臣的打击，为文彦博、王珪和司马光等三十三名元祐大臣平反，恢复官职；与此同时，放逐章惇，将新党安惇、蹇序辰等重要官员除名。在人事问题上左右并用，拜韩忠彦为左相，拜拥戴自己继位的曾布为右相，而改元“建中靖国”意欲调和熙丰与元祐党争。只是政局的微妙变化不以徽宗的调停而停止，相反，新的党争局面很快形成。曾布与韩忠彦政见不合，“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事关当事各方的切身利益。相持不下之际，蔡京就成了一个重要棋子——曾布试图用他来打击韩忠彦，而这正是蔡京快速触底反弹的原因之一。
一是利用自身优势满足徽宗的特殊需求。徽宗喜欢书画工艺品，派了宦官童贯去苏杭搜访。蔡京的书法绘画在当时堪称一绝，他主动进献，通过童贯将其书画作品断断续续送往宫中。一方面促使徽宗产生惺惺相惜之意，另一方面也是表达自己的忠心。
三是蔡京启动“绿色通道”，全方位对徽宗进行公关。曾布试图用蔡京来打击韩忠彦没错，不过用不用他却是皇帝的问题。书画作品虽然源源不断地送往宫中，但这未必就能换来锦绣前程。蔡京觉得还是要加大力度。于是一个叫徐知常的著名道士被安插进宫中，专司在徽宗面前美言蔡京，称非拜蔡京为相不可。徽宗崇奉道教，对著名道士的话相当重视。蔡京全方位对徽宗进行公关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细细总结下来，有这么三点：
正是以上三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才使得蔡京的触底反弹。但其实，蔡京的触底反弹不是一步到位的。他甚至都没能马上回京。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十二月，蔡京虽复出为龙图阁直学士，却是知定州——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州，随后他又改任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知府。仕途的扑朔迷离之处也正在于此。蔡京虽然已全方位对徽宗进行公关，徽宗却还在要不要大用他上犹豫不决。这其实事关国策大计。宋哲宗赵煦先元祐后绍圣再元符，国策有来回摇摆之嫌，宋徽宗上位走中庸之道，改元“建中靖国”，其实是出于时势的需要。就是要两手都抓，不可偏颇。如果蔡京回京为相，势必要赶走韩忠彦，如此一来，曾布和蔡京政见相同，都属改革派，若两人联手组阁的话，“建中靖国”就又要改元了——“改”还是“不改”，这对十九岁的小伙子徽宗来说是个诱惑，也是个疑惑。因为组阁者政见相同的话，从领导艺术来说未必是好事——所谓有博弈才有平衡，又说平衡总是动态的，这个道理徽宗肯定明白。
“触底反弹”这四个字貌似轻易，却着实不容易做到。因为它既需要一股强大的外力，也需要机缘巧合，是综合实力的体现。察京于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提举洞宵宫，同年十二月就复出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定州。次年也就是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三月，蔡京离开定州，官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六月，封尚书左丞。七月，官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货真价实的宰相。短短一年多时间，察京不仅触底反弹，而且弹的高度超过既往。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关键时刻，起居舍人邓洵武站出来打破僵局。他对徽宗说了如下具有激将效果的一番话：“陛下乃先帝（神宗）子，今相（韩）绮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绮尝论其非；今忠彦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彦能继父志，陛下不能也。（陛下）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与此同时，他画了一幅画呈给徽宗，名曰《爱莫能助之画》。这张画以左右分列的形式展示了朝廷官员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又在左下角注明：“若欲紹述先烈，非相斯人不可。”这个“斯人”指的就是蔡京。邓洵武之所以如此卖力地推出蔡京，其实也是蔡京左右逢源之道的一个体现。邓洵武是神宗时国史院编修官、中书舍人邓绾之子，邓绾因为人品有问题被神宗斥贬，而邓洵武子承父业后也存在类似问题而被哲宗斥罢，但蔡京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时却力保邓洵武复职。虽然在当时他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蔡京的为官之道是帮一个人就要以待将来用得上——现在，这个人终于在他失意之时伸出了援手。所言所行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在上述三方面综合因素的基础上，成功帮助蔡京完成触底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