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61年农历七月十七，咸丰皇帝去世。但接下来，在权力分配上，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了矛盾。两宫太后准备染指最高权力。而八大臣则认为两宫太后看折也是多余之事。双方剑拔弩张，一个王朝的政权交割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化。由此，奕訢的机会来了。同年农历八月初一，他获准赶赴承德避暑山庄去参加咸丰皇帝的追悼会。追悼会后，他又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两个小时。这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两个小时，正是在这次会面中，恭亲王奕訢同两宫太后密商了发动政变的细节与步骤。此时距咸丰皇帝驾崩仅仅过去十三天。同年农历八月初六，御史董元醇上奏请太后暂理朝政、并选择一两个亲王加以辅弼，从而为两宫太后未来的垂帘听政打下舆论基础；同年八月初七，亲太后派的准兵部侍郎胜保赶到避暑山庄，请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随后自己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为两宫太后未来的垂帘听政保驾护航；同年农历九月二十三避暑山庄起灵驾。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从小道赶回北京，于七天后发动政变。奕訢先是暗地里策动其亲信、手握重兵的胜保上《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亲王辅政折》，以为政变成功后皇太后听政与近支亲王辅政做好舆论准备。所谓“另简近亲王辅政”，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让恭亲王奕訢上位。随后赞襄政务八大臣中的载垣、瑞华在宗人府被自杀，肃顺处斩，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被夺职，穆荫被发往军台效力。
历史的吊诡之处，其实难以一言以蔽之。
公元1861年农历十月，当一切尘埃落定后，两宫太后诏改“祺祥”年号为“同治”年号。这实在是一次含义丰富的诏改，因为“同治”含义可做四层理解：一是两宫同治，二是两宫与亲贵同治，三是两宫与载淳同治，四是两宫、载淳与亲贵同治。当然对奕訢来说，他也获得了某种“同治”的可能性。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农历十月初一，辛酉政变后第二天，奕訢发现自己成了议政王、宗人府宗令，并被任命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是地位的象征，虽然只掌管皇族事务，却位居内阁六部之上。但他的恩宠并没有到此结束。第三天，两道上谕下来，奕訢被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同时管理宗人府银库。在此之前，奕訢的身份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如今多重显要身份集于一身，奕訢的人生可谓功德圆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