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等自受命以来，与夷酋周旋数日，谨遵圣谕，与夷议和，草签和约，虽暂退夷兵，然危情未解，种种错误，虽由顾全大局，而扪心自问，目前之所失既多，日后之贻害无已，实属办理未臻完善，臣请皇上议处。”
的确，对奕訢来说，这是他的命运发生改变的开始。不过是变好还是变得更坏，却没有人可以预知。因为议和工作并不好做，议得不好，和平未来，战事再起，他就是不折不扣的替罪羊。而要议妥当了，接受英法联军的城下之盟，又免不了有丧权辱国之嫌。这一点诚如他写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所言：
毫无疑问，奕訢奏折中所表达的心情是战战兢兢的。因为在议和过程中，联军和他草签的和约条件是异常苛刻的，不仅要清廷承认《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还要对“大沽事件”表示“谢罪”；改赔款数额为800万两（《天津条约》规定为400万两）；最要命的一点还在于，清政府必须割让九龙司半岛南部给英国。
这是跌入谷底的奕訢写的一首聊以自慰的诗。但是在咸丰十年八月初七（公元1860年9月21日），奕訢的命运再一次静悄悄地发生改变。这一天八里桥（今北京市通州区）大战爆发。僧格林沁所部在京郊张家湾、八里桥一带惨败，英法联军趁势进抵北京。咸丰皇帝吓得从圆明园逃往热河，而当时二十八岁的奕訢被他授权为全权大臣，负责与联军的议和。
奕訢没想到，皇帝不但不对他严加处置，反而好言宽慰。他在热河下旨说：“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亦深谅苦衷。自请处分之处，著无庸议。”这似乎是奕訢命运向好的征兆。那句老话是怎么说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但奕訢却没想到，从咸丰皇帝逃到热河之后，到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公元1861年8月22日）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他再也没能见到这位哥哥一面，哪怕是最后一面。这里头细说起来原因很复杂。一是奕訢北京议和成功，实力或者说政治资本大增。身边围了一批留守京师的王公贵族，称其“擅社稷之功，声望压端华、肃顺之上。”与此同时，洋人也认可奕訢的表现，甚至放出风来，要让他来取代奕詝做大清国的皇帝。
怀沙数行泪，饮恨汨罗津。
洋人不懂中国式政治，奕訢却吓得要死。他这是功高震主啊，也犯了君臣名分之大忌。为了挽回影响，奕訢请求到热河请安，皇帝不许。很显然，咸丰这是生气了。奕訢为补救计，联合在京的王公贵族及诸大臣上奏请求皇帝“择佳期回銮”， 咸丰依然不肯。其实，奕訢把功课做到这里，皇帝虽然这不许那不肯的，心却在慢慢软化。换句话说，他对奕訢的戒备心理开始消减。不过谁都没想到，奕訢接下来竟走了步臭棋：建议咸丰皇帝离开热河，定都西安。他给出的理由是西安有四塞之固，曾为千年古都，命脉风水都是上佳的。如果回京有后顾之忧的话，定都西安洋人就鞭长莫及了。
忠荩遗骚雅，高风问楚滨；
奕訢在此时犯下的错误可以说是致命的。虽然他给出的迁都理由表面上看冠冕堂皇，找不出漏洞来，但在请求皇帝“择佳期回銮”后不久，就紧接着建议迁都，不能不让皇帝再起疑心。由此咸丰对奕訢产生防犯心理，这一点可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置上一见端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奕訢在北京议和期间为方便与洋人打交道提议设立的，目的是专办洋务。但咸丰皇帝在1861年1月20日颁布实施时将此衙门的功能限定在“通商”上，咸丰皇帝甚至给各省有关机构打招呼，称“至各省机密事件……如事关总理衙门者，即由军机处随时录送知照，亦甚便捷，着无庸由各口先行咨报总理衙门，以归划一。”很显然，皇帝是想将总理衙门的权力架空，以便掌控奕訢。
独醒空感世，直道不容身。
事实上奕訢的权力被架空还体现在皇帝的临终交待上。咸丰皇帝在临终前宣布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杜翰、焦佑瀛为顾命大臣，同时，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后由慈禧太后掌管)，皇帝规定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这是一种权力的分配和制衡。但是，在后咸丰时代的权力格局中，奕訢没有被安排什么角色。换句话说，他是这个权力场的局外人，不再有博弈的资格。
牢落天涯客，伤哉志未伸；
事实果真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