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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表演秀

三个月后,又一支队伍开始反叛,它便是后周太祖郭威之外甥、驻扎扬州的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所部。赵匡胤下令平叛,效果竟是不彰。原来这李重进算是后周贵戚,手下多死党;再一个原因是石守信、王审琦等征讨部队多由后周将士组成。以原后周之将士攻后周之贵戚,免不了缩手缩脚,心存顾忌,竟然久攻不下。在此情境下,赵普再一次建议赵匡胤御驾亲征。《长编》卷一记载赵普所说的话是“李重进……凭恃长淮, 缮修孤垒……士卒离心……计谋不用。外绝救援, 内乏资粮, 急巩亦取, 缓攻亦取。兵法尚速, 不如速取之。”

谋士赵普没有十成的把握,甚至连九成的把握都没有。他之所以如是建议是基于两点:一是出于道义。赵匡胤非正常手段上位,虽然于道义上有亏,但相比较于李筠的认贼作父、引狼入室,却又可以占据舆论优势。二是基于实力。宋朝虽然刚刚成立,和李筠作战却是以全国敌一隅,而李筠只是义成军节度使,即便北汉睿宗号称也要出兵伐宋,但二者的终极利益并不一致。说到底,只是相互利用罢了。李筠试图利用北汉兵报恩于郭氏,北汉睿宗也深知李筠非其利益相关方,一旦功成,弄不好会反咬一口,倒戈伐汉的,因此,他不能不留一手。果然,历史的发展或者说推进正如赵普所料。北汉睿宗出兵后,密令宣徽使卢赞监督李筠的部队,防止其坐大。李筠无奈,只得分兵与儿子李守节守卫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自己率兵南征北宋——合力未成反而分力,战事再无悬念。赵匡胤御驾亲征,先是会同石守信打败了李筠的三万主力部队,然后在泽州逼迫李筠赴火自焚——赵普的建议至此完美收官。赵匡胤的御驾亲征所具备的政治意义远胜于军事意义,赵普的远见卓识,毫无疑问可以为其仕途进步加分的。

的确,赵普之所以如此建议,是因为他看到扬州是一座孤城,粮草本不宽裕。李重进曾求援于南唐,遭拒。正所谓内乏粮草外无救援,城陷是迟早的事情。既然军事胜利毫无悬念,为何不给它加上一层政治含义呢?赵普建议赵匡胤御驾亲征,大约也是出于造神运动的需要。其机心,也是深不可测了。果然,赵匡胤在扬州城下督军攻城没两天时间,李重进就像李筠一样,自焚而死。扬州城陷,叛乱被平定了。

赵普的建议表面上看气势磅礴,充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气概,实际上是在走钢丝。因为李筠作为后周时代的大将,表现实在不俗。从显德二年到显德六年(公元955年—公元959年)的四年间,他先后率军攻下辽州(今山西省左权县)与长清寨等军事要地,俘获北汉的刺史、大将达数百名。也正因为如此,周世宗才拜其为太尉。而李筠对后周王朝也忠心耿耿,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曾派遣使者至李筠处,封其为中书令,这是夺其兵权,让他到中央工作的意思。而李筠是怎么反应的?他当着使者的面把后周太祖的画像挂在墙上,然后嚎啕大哭。此情此景,反迹已现。当然李筠造反的标志性事件还在向北汉睿宗称臣上,他并且派人杀死宋朝泽州的刺使张福,出兵占据泽州城(今山西省晋城市)。在此险恶形势下,赵普建议赵匡胤御驾亲征,风险不是一般的大。因为当时北汉睿宗已经率兵前来支援李筠,相约联合伐宋。那么,赵普怎样才能做到万无一失,让赵匡胤安然无恙呢?

这两场发生在北宋开国年间的平叛战争成了赵普仕途上的表演秀。他不仅献策,而且和赵匡胤一样亲征,始终做到在现场,在每一个节点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平定李筠叛乱时,赵匡胤自己准备亲征, 欲留赵普在后方筹集粮草,但赵普还是争取随侍左右。一方面他要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也表达自己的信心和支持。正所谓用心良苦。由此,赵普的职务有了变动,从一个正四品下的闲官跃居为正三品的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兼枢密副使。最重要的,是赵普赢得了赵匡胤的信任。这种信任是赵匡胤对其能力的肯定,而赵普也注定要在仕途上大放异彩了。

赵普熬下来了。《宋史·赵普传》记载“普性深沉有岸谷”,所谓性情沉着、严肃刚正,很是不动声色。这也是帝国官员在仕途上得以走得长远的基本素质;并且赵普抓住机会,更上层楼。我们看他接下来的表现。赵匡胤“陈桥兵变”后一百天左右,后周时义成军节度使李筠勾结北汉刘钧起兵反宋。这李筠和后周郭氏之间有君臣知遇之恩,所以赵匡胤以非正常手段上位,李筠是心存不满的。这一点也暗合了赵普的担忧,“节度使各据方面”, 对赵匡胤兵变态度各自心怀叵测,新政权的维稳工作任重道远啊。当然对赵普来说 ,这也是他的机遇。只有非常事件,才用非常手段。此前四十年的人生,说到底是没有一个合适他的舞台罢了。他建议赵匡胤,要御驾亲征,把打击李筠反叛事件当典型来抓,杀一儆百。赵普建议赵匡胤说:“陛下初登宝位, 应天顺人, 将制晓雄, 光耀神武, 兵机贵速, 不尚巧迟, 若倍道兼行, 掩其仓卒, 所谓自天而下, 可一战而成擒也。” (见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