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之争便是利益之争。世上事就怕联系和联想。窦婴做丞相后，推举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同时倡导儒术。这也是武帝所需要的治国理念，但毫无疑问，喜好黄老之学的窦老太后是反对这样做的。只是新帝刚上位，要搞搞新意思和新动作，她不便过涉过多。恰恰在这个博弈点上，窦婴居于敏感地带，动辄得咎。而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接下来的举措就像一股推力，将窦婴推至矛盾冲突点，欲进不能也欲罢不得——窦婴仕途上的折返点不期而至了。
就此，窦婴再成权力场上的宠儿，抵达其人生的辉煌点。但世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速焉。窦婴的个性再次显现出来，这一次，他得罪的人还是窦老太后，以致于自己在仕途上一发不可收拾，迅速下位，结束了其短暂的相国生涯——起因便是倡导儒术、议立明堂，直接触犯了窦老太后的权威和利益。
赵王二人采取的第一个举措是议立明堂。在古代，明堂是帝王宣明政教的场所，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教学和养老诸典均在此举行。赵王二人把他们的恩师申培请出山。这个在当时颇有名声的儒学巨子精通古制且极富说服力。在他的影响下，武帝下令“列侯皆就国，以礼为服制”，这是廓清天下的意思，希望列侯们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不要都留在京城无事生非。而矛盾冲突也由此产生了。因为作为一个历史背景需要交代的是，当时的列侯多为外戚，外戚多娶公主，所谓贪恋长安城的繁华富贵，没几个人愿意去封国找苦吃。他们便不约而同地在武帝祖母窦太后面前去诉苦。这样一来，窦太后对窦婴的印象大变，赵王二人尤被她所厌恶。冲突已是不可避免，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或理由罢了。在冲突发生之前，赵王二人做的两件事进一步激怒了窦太后，以致于情势一发不可收拾。其一是赵绾等人着手制定巡狩、封禅、改历和改服色诸事，完全走以儒代道路线；其二是赵王二人联名上了一个奏章，说按照古代的规矩，妇女不得干预朝政。现在皇上亲自治理天下，什么事都应当自己作主，为何还要去向东宫请示呢？不妥。建议皇上今后不要把政事禀奏给太后。由此，窦太后勃然大怒，以孝道问罪汉武帝，迫其废立明堂，下赵绾、王臧于狱，将窦婴、田蚡罢官——窦婴的国相生涯就此结束，他和倒霉蛋武安侯田蚡一起只能以列侯身份闲居家中，再一次充当了权力场上的看客。
这武安侯田蚡说起来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是汉景帝皇后的同母弟弟，算是国舅了。汉景帝去世，王太后摄政，田蚡和他的弟弟田胜，被分别封为武安侯和周阳侯。所谓新外戚上位，一直未得重用的老外戚窦婴更没戏了。在仕途理想上，谁都看得出来田蚡瞄准的就是相位，但没想到田蚡竟然推荐窦婴出相，自己只做一个太尉。这样的举措貌似很不符合历史逻辑。《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交代说：“籍福说武安侯曰：‘魏其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魏其。魏其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乃微言风上，于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籍福是武安侯田蚡的门客，他出谋划策说，“魏其侯显贵已经很久了，天下有才能的人一向归附他。现在您刚刚发迹，不能和魏其侯相比，就是皇上任命您做丞相，也一定要让给魏其侯。魏其侯当丞相，您一定会当太尉。太尉和丞相的尊贵地位是相等的，您还有让相位给贤者的好名声”。这当然是一种布局，其真实意图是谋划于长远，徐而图之。之所以如是布局田蚡也是迫不得已的。其一，因为和魏其侯窦婴相比，田蚡的资历实在是太浅了。当窦婴已是大将军之时，田蚡还只是个郎官，来往于魏其侯家中陪侍宴饮，跪拜起立像子孙辈一样。其二，田蚡是靠王太后上位的，但窦婴依傍的窦老太后还健在，并且资历更高。田蚡想一步到位，实在是困难了些。与其如此，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布局将来。
从此以后，窦婴一蹶不振，未能东山再起。就像办公室政治中的悲剧角色一样，在派系势力消长之间，权力的翻云覆雨手将他时而推向顶峰，时而打入谷底。这里面当然有个人能力、机遇乃至性格所起到的综合作用，但仕途曲线图就是这样，先扬后抑，再无向上攀升的可能与空间。而命运的残酷性还在于，它不仅可以剥夺你最重要的东西，甚至还要剥夺你的全部，包括生命。这其中，一个叫灌夫的人物开始浮出水面，并且与窦婴的命运生死纠结，可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仕途浮沉不以一波一浪为起伏。窦婴没想到，几重波浪之后，他竟然在武帝时代位居其人生的权力顶峰。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拜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组建了新的权力格局。这其中其实不是窦婴再立新功，也不是他改了臭脾气，更不是武帝对他格外青睐，靠他来治国平天下，而是田蚡在其中加以斡旋和布局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