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窦婴的个性呼之欲出。反对削藩是因为他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并非投机之举。至此，他和晁错的命运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所谓仕途浮沉便在这一言一念间。接下来，晁错的命运就像他的父亲所预见的那样，先是“疏人骨肉”，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削去楚王的东海和薛郡、赵王的常山以及胶西王的六县。随后吴楚七国发动叛乱，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名号。由此，晁错的命运被逼到一个死角——这场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他的生死存亡，而景帝当时并无必胜把握，同时还揣了投机心理。当有人向他建议诛晁错可使吴楚罢兵时，景帝很快就默许了。他的第一个举动是罗织罪名，密令丞相陶青、中尉嘉和和廷尉张欧弹劾晁错，称其“不称主上德信，离间群臣百姓，欲以城邑予吴，大逆不道，罪当腰斩”，建议“（晁错）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而景帝接下来顺水推舟，批复同意。至此，御史大夫晁错的性命进入倒计时。几天后，一个中尉奉旨召晁错，不明就里的他着朝服便被斩于东市，成为这场与他有关联的帝国战争危机的第一个买单者。所谓仕途浮沉很多时候意味着生死攸关，窦婴目睹于此，应该深有感触。
那么，窦婴的反应是什么呢？当公卿、列侯和宗室在景帝面前默不作声时，窦婴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在这里窦婴恰恰再一次表现出了他的个性。公卿、列侯和宗室之所以在景帝面前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不好表态。如果支持削藩，一旦事败，他们将处境堪忧；如果反对削藩，却又担了坐视藩王们欲反却默许纵容的罪名，而景帝自己还是想有所作为的。正所谓事无绝对，表态就要负责，不表态便是最好的表态了。
所以他下意识采取的一个举动是“避”。逃避的“避”。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冬十月的家庭宴饮上，窦婴以为自己的仕途划上了句号，但没想到世上事避无可避。晁错被牺牲后，吴王刘濞自称东帝，依旧不肯罢兵。至此，历史将窦婴推向前台，意欲让他成为一出重大事件的主要人物，而当初的伏笔此刻也彰显了出来——景帝想到了窦婴当初的反对削藩，如是，收拾帝国残局的人物非他莫属了，“上察宗室诸窦毋如窦婴贤，乃召婴。”（《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可窦婴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婴入见，固辞谢病不足任……于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让邪？’乃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此处应该是窦婴仕途的关键节点，被拜为大将军，赐金千斤，从一个被除门籍、不得入朝请的局外人转瞬间走向权力的中心，窦婴的仕途可用一个词来形容——咸鱼翻身。这与平定七国之乱后他被封为魏其侯一脉相承。做了魏其侯的窦婴其实是很风光的。“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孝景时，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但窦婴真的就此一帆风顺了？事实并非如此。窦婴“任侠、自喜”的性格为其仕途反复奠定逻辑基础，当然也就不被景帝所看好。还在七国反叛、局面危急时，窦婴借口有病，不能胜任平叛工作而招致景帝不满。景帝为此曾说这样的话，“天下正有急难，你怎么可以推辞呢？”可以说窦婴后来即使被封为魏其侯，靠的是战功而不是他耿介的性格。这样一种人生态度在景帝看来当然是危险或者说不讨喜的——很快，窦婴在仕途上的另一场风波就降临了。他不能再上一层楼，终景帝时代，魏其侯窦婴都不能拜相，无疑他遭弃用了……
仕途浮沉有定数。定数来自预见和铺垫，来自寻常生活里的态度和处理事情的方和方法。在这方面晁错和窦婴很相似。不错，他们都是极有个性之人，也都会说些不合时宜的话，但相比之下晁错更激进一些。御史大夫晁错曾多次上书言削藩，称“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晁错说这番话的背景是吴王称病不朝，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召集天下亡命之徒，蠢蠢欲动。所谓反相已显。公卿、列侯和宗室将这些都看在眼里，却没人敢上言削藩。就像晁错父亲所预料到的那样，晁错“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多方树怨”，实在是不聪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齐、楚和吴三个封国占有天下之半，一旦削藩，胜负之局难料。关于这一点，文帝当年也是投鼠忌器，不敢有所作为。当吴王称病不朝，晁错上书论法当诛时，文帝却下不了这个狠手，只是打几杖了事。吴王后来之所以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召集天下亡命之徒，蠢蠢欲动，其实正是看透了天子的虚弱心态。从文帝时代到景帝时代，尽管藩王们反迹已显，朝廷却一直拿不出一个有效的对策，只有晁错一个人上言削藩，试图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