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夏言的去职，一边是严嵩的高升。严嵩的口蜜腹剑之功可谓收效显著。但世上事常常波澜起伏。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年底，夏言复出，跃居首辅。严嵩则为次辅。正所谓圣心难测，严嵩的仕途突然遭遇危机。这不仅仅是复出后的夏言一如既往地对他颐指气使，要命的是严嵩的儿子严世藩有把柄落在夏言手中。严嵩任首辅时，让严世藩出任管理财赋的“尚窦司少卿”，结果这个宝贝儿子贪污受贿什么都来，夏言抓住这个把柄后准备告御状，附带地想让严嵩也下台。严嵩是怎么做的？严嵩开始危机公关。他放低身段，亲领儿子去夏言府上请求对方放自己一马。夏言也老到，托病不见。事实上此二人的博弈到这个时候夏言是占了上风的。如果他能将心肠硬到底，直将此事捅到皇帝面前，严嵩将圣眷不再。但很可惜，严嵩是人心大师，他抓住夏言不够决绝的性格弱点，先是贿赂夏言门人，进得府后直接跑到夏言跟前扑通跪倒，作可怜状，作悔恨状，作感恩状，作效犬马之劳状，直将夏言的心肠软下来，答应不将此事上报皇帝为止。由此，严嵩的危机公关得以功成。
嘉靖二十年，帝国的天空出现日全食。皇帝要下诏罪己，严嵩乘机在其身边密语说该罪之人不是皇上而是首辅夏言。正因为此人胡作非为，所以天象才示警。由此，嘉靖下诏革去夏言的官职，令其回籍闲住。与此同时，严嵩的仕途步步高升：嘉靖二十一年八月，他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办事仍掌礼部事。嘉靖二十二年二月，严嵩获赐银记（即银印）一枚，印文为“忠勤敏达”，以便他朝夕入见，密札言事。嘉靖二十三年八月，严嵩加太子太傅。同年九月，改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升任首辅。同年十二月，严嵩加少傅。
如果我们将严嵩的此次危机公关放在日后他诬陷夏言且将其置于死地的背景下去考察，严的阴狠面孔由此得以完整呈现。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曾铣此前曾数次领兵打败侵入河套地区的蒙古部落，他之所以要收复整个河套地区旨在建功立业。而夏言二次入阁，也有为自己增光添彩的考虑。这样一件看上去毫无私心的政治议题，在严嵩眼里却成了扳倒夏言的绝佳机会。
但正所谓口蜜腹剑，严嵩一旦抓住不利于夏言的机会，那是要毫不犹豫地下手的。由于夏言为人傲慢，擅自坐轿出入西苑斋宫，以及拒绝佩戴皇帝特赐给阁臣的道家香叶冠，还上疏称此“非人臣法服，不敢当”；最重要的是夏言对写青词一事不再上心，经常拿旧作敷衍了事，嘉靖皇帝对他渐渐失宠。严嵩则抓住机会，趁机有所作为。他每次写青词，都搜肠刮肚，语不惊人死不休。同时每去西苑时，必定恭恭敬敬地戴上其升级版的道家香叶冠——在叶冠上笼一层轻纱，看上去很有一种朦胧美的。
严嵩先是处心积虑地笼络人心，对皇帝身边的宦官毕恭毕敬，以为他日为自己进言所用。嘉靖皇帝身边的一个老宦官曾经如此评价几位内阁首辅对他们的应酬态度：“我辈在大内日久，见时事凡有几变：昔日张璁先生进朝，我们要向他打恭；后来夏言先生入宫，我们只平眼看他。今日严嵩先生来，都要先向我们拱手拜礼才入宫。”严嵩经常给皇帝身边的小宦官一些好处，和颜悦色，作知心状，由此宦官们经常在皇帝面前为严嵩美言。在议复河套问题上嘉靖皇帝之所以出尔反尔,倾向于严嵩的最后所论，实在是与身边宦官经常性的美言分不开的。这是其一。
不过严嵩阴狠的面孔并没有在最初的时候显露出来。他接任礼部尚书一职后，夏言对他一直颐指气使，屡以恩主身份待他，严嵩这才决定对夏实施报复的。但是严嵩的报复行动深藏不露，他甚至以柔媚的身段对待夏言的傲慢，以达到麻痹对手的目的。严嵩所在的礼部有时需向内阁呈送文稿，而其亲拟的文稿经常被夏言改得一塌糊涂，甚至夏还将文稿掷还严嵩，令其重拟。严嵩每次都笑眯眯地接受了。此其一；其二，严嵩为了与夏言搞好关系，常常在家里设宴请他吃饭。夏严要么答应了不来，要么来了之后一声不吭，故意冷场。面对如此羞辱，严嵩也还是笑眯眯地接受了。
其二是严嵩善于抓住和制造机会，令皇帝疑心渐起。夏言奏报议复河套时，嘉靖皇帝当初也是同意的。但过后不久，蒙古部落出兵侵犯延安府宁夏镇，严嵩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让言官上疏弹劾曾铣轻启边衅，造成严重后果。与此同时，严嵩又收买皇帝身边的小宦官，别有用心地将各地灾异报告与议复河套奏章趁嘉靖醮斋祈祷时一起呈上，又唆使皇帝深为信赖的陶真人等道士进言河套不可复之言论，使皇帝疑心渐起。
正所谓“高富帅”在任何时代都吃香。夏言身材高挑，眉目俊朗，又留了一副很有艺术范儿的胡子，恰似玉树临风般，在人群中很有鹤立鸡群的感觉。“高富帅”三个字夏言占了头尾两条。同时夏言有才，应该说是“高才帅”。青词写得相当好，皇帝每次看了，都要赞不绝口的，“欲大用之”。果然这一用就收不住了，最后夏言在嘉靖十五年入阁，三年后升为首辅，将严嵩远远地甩在后头。
其三，在政治上搞垮曾铣和夏言。严嵩唆使因犯军法曾被曾铣弹劾的边将仇鸾上疏诬告曾铣掩盖败绩、克扣军粮以及贿赂夏言等“罪行”，又唆使锦衣卫都督陆炳站出来揭发曾铣向辅臣行贿和“结交近侍”的罪名，曾铣被杀。曾铣之死为夏言的去势埋下最后伏笔。
但是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却是意味深长的。这一年严嵩在进步，夏言也因为他的那份奏疏在仕途上有所成就。侍读学士没做多久，夏言就掌翰林院的事了，随后兼礼部左侍郎，再到最后升为礼部尚书。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三月，夏言被提拔为少詹事兼翰林学士。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加少保、少傅、太子少师。而严嵩是在嘉靖十五年，夏言要入阁参预机务时，才接任礼部尚书一职；并且直到嘉靖十八年正月，严嵩才加太子太保，嘉靖十九年七月，加少保，比夏言足足晚了四五年时间。在嘉靖七年到嘉靖十五年的时间里，严嵩和夏言就如龟兔赛跑般，逐渐拉大了距离。这其中，原因何在呢？
“今逐套贼，师（出）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否？成功可必否？一（曾）铣何足言，如生民涂炭何！”朝堂之上，皇帝向百官发出的这一连串疑问确凿无疑地将矛头指向夏言。夏言立刻辩解，并试图拉严嵩来为自己站台：“严嵩在阁中一直与我意见一致，现在他却把一切过错推于臣身。”那么严嵩又是怎么应对嘉靖皇帝的质疑的呢？他以退为进道：“复河套之议，实是以好大喜功之心，行穷兵黩武之举，上干天怒，为臣不敢反对夏言，一直没有依实上奏，请皇上您先处理我的失职。”如果放在官场政治学的背景下看两人的回答，真可谓高下立判了；再加上严嵩笼络人心功夫在先，皇帝的倾向性已是不言自明。此后，夏言被锦衣卫从老家抓回京师，弃斩西市，时年六十七岁。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当礼部右侍郎严嵩到湖广安陆(今湖北省钟祥市)去监造显陵扩建工程时，比他小两岁的夏言因为上了一道建议天地分祀的疏文而被皇帝调入翰林院，成为一名侍读学士。起码在这个时候，夏言在仕途上的成就是不如严嵩的。夏言是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三甲进士，严嵩则在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比夏言中进士的时间早了足足12年。他们俩其实是江西老乡——夏言是江西贵溪人，严嵩是江西分宜人，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多少交集。虽然在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时，夏言曾任吏科都给事中，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看上去也很有政治抱负，但给事中只是从七品，人微言轻，也实在折腾不出什么名堂来。夏言在当时作为一个低级干部，与中高级干部严嵩之间，看不出有什么故事可以发生。
之后，严嵩重新站稳首辅之位。他的脸上重现和蔼可亲之神态。但表象之下，严嵩那张阴狠的面孔其实若隐若现。总的来说严嵩是善变的，就像危机四伏的仕途，没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恒定之策。善变者生存，不过善变者也可能灭亡。因为世上的逻辑生死相继，严嵩站上权力顶峰那一刻，也就意味着他要走下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