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有个昆山人叫作郭翼，看出了张士诚的心思，于是上书说道：“如今你已占领了吴、越数十座城池，是因为百姓苦于暴元统治，地方官员贪残无道的大势所致。你若是反其道而行之，善待百姓，再思进取，霸业可成。可是，如今你不思进取，整日歌舞升平，眼下四方豪杰并起，你想闭门自守，能有好结果吗？”
当时朱元璋和陈友谅一直打得不可开交，陈友谅写信给张士诚，让他趁机起兵攻打朱元璋，但是张士诚却不为所动，一直坐山观虎斗，他就想做个雄霸一方的割据势力。
你既然选择了造反这条路，就一定要认清这条路：要么推翻暴元，打败所有人，君临天下；要么被别人灭掉，万劫不复，再也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了。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叫作郭翼，估计很多朋友并不熟悉。
郭翼这番话本是一番好意，想要规劝张士诚认清道路，争霸天下，可是张士诚不仅听不进去，而且还要杀郭翼。
张士诚的胸无大志和庸碌无为造成了罗贯中对官场的失意，这才有了后来的四大古典小说之一的《三国演义》。倘若一开始罗贯中投靠了朱元璋，并得到了重用，在官场上如鱼得水的话，恐怕《三国演义》也不会问世了。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讲，后人还是要感谢张士诚对古典文学所做出的贡献的。
郭翼事先得到消息，逃走了。
当时，罗贯中已经年过半百，对历史、对人生都有了较为成熟的看法，于是开始潜心文学创作，这才有了《三国演义》。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或许能够学到一些人生的智慧。如果你是大企业家，不要做梦和竞争对手平分市场，不要老是沉醉在只要占领一席之地便满足的美梦中。你一定要认清形势：要么你做大做强，吃掉别人，要么别人做大做强，吃掉你，不管是哪种结果，都只是时间问题。
从此以后，罗贯中开始北上，游历四方，直到三年后，这才回到了杭州。
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叫作俞思齐，字中孚，泰州人，是张士诚手下的一个参军（相当于军事参谋）。
罗贯中看出张士诚成不了气候，对他失去了信心，于是写了封辞职信，离开了张士诚。
在张士诚投靠元朝以后，有一次，元朝政府向张士诚征粮，张士诚有些舍不得，于是召集官员商讨如何处理。
罗贯中和许多幕僚一起建议他暂缓称王，韬光养晦，从而争霸天下，但是却不被采纳。
俞思齐说道：“我们行事都有一个规矩，不然的话无法取信于人。过去我们是贼，可以不交粮食，而现在我们是朝廷的臣子，怎么可以不进贡粮食呢？”
不过，张士诚这人鼠目寸光，胸无大志，并不想争霸天下，而是向元朝称臣，贪图享乐。到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看到元朝没落，想要再次称王。
有道是人无信不立，俞思齐这番规劝自然是没错的，而且也是一番好意，结果张士诚当场大怒，气得推翻桌案，结果一不小心，自己跌了一跤，摔倒在地。
罗贯中在张士诚帐下可谓殚精竭虑，积极地出谋划策，张士诚也曾十分信任他，还采纳了他的意见而打败了朱元璋部下康茂才的进攻。
俞思齐是个聪明人，看到这样的情景，第二天就装病逃走了。
元末，暴元腐朽不堪，群雄纷纷揭竿而起，罗贯中也想有一番作为，听说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礼贤下士，于是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投靠了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的帐下。
张士诚虽然礼贤下士，但是不仅不会辨别谁是真正的人才，而且也不懂得用人。他时常把政事交给一些拍马溜须之流，而真正贤士的意见却得不到采纳，也得不到启用，因此许多人才投靠了张士诚之后，不久就离开了他。
历史上的许多文学家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真正隐士并不多，许多人之所以远离官场，潜心文学创作，其实并非不想当官，相反这些人年轻时一心当官，但是在官场却不得志，最后看透了，这才远离官场，潜心创作；罗贯中也是如此。
虽然张士诚有如此缺点，但他却很得民心。张士诚在与朱元璋的争霸赛中功败垂成，悲惨收场，但是毫不影响他在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光辉形象。陆容的《菽园杂记》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罗贯中。
据说朱元璋得到天下之后，想要微服私访，探查民情。
而从辨别人才和任用贤能两方面来讲，我觉得张士诚跟朱元璋比，相去甚远，这里举三个相关的故事吧。
有一天，他来到了南京城里的三山街微服私访，走着走着，正好路过一户人家门口，有个阿婆从里面走了出来。当时朱元璋有些腿乏口渴，于是上前向阿婆讨碗水喝。
朱元璋不仅会辨别人才，而且也懂得用人。当时刘基、宋濂、叶琛、章溢四人一起去南京投靠朱元璋。朱元璋大喜，仔细查看了这四人的履历之后，对四人分别委以重任。让文学泰斗的宋濂当了教育方面的高官，让刚正不阿的章溢掌管财税，让善于维稳治乱的叶琛当了地方知府，最后将足智多谋的刘伯温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阿婆也是个热情之人，从里面端来一碗水，并将朱元璋等人迎进屋子里，让他们休息片刻。朱元璋也不推辞，进了屋子，和阿婆聊了起来。
然而张士诚虽然礼贤下士，但是并不懂得如何甄选和分辨真正的贤士，基本上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只要是个读书人前来投靠，张士诚便把他留了下来。因此张士诚身边聚集的人才大多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之辈，对于张士诚争霸天下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朱元璋问道：“老人家是哪里人氏啊？”
别看张士诚是个大老粗，他也十分重视人才，特地建立了“景贤楼”。当时苏州等地最为富有，人杰地灵，文化人特别多。这些文化人一听张士诚礼贤下士，又在大力招揽人才，于是纷纷投到他的帐下。因此当时张士诚确实招揽到了很多有名望的文化人，也包括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
阿婆哪里知道眼前之人乃是当今的皇帝，只当他是个普通百姓而已，于是随口回道：“我是苏州人氏。”
前面我们说过朱元璋十分重视人才，也能礼贤下士，为了招揽人才，在南京曾建立过人才公寓，叫作“礼贤馆”。
朱元璋听到了“苏州”二字，立即想起了死对头张士诚，于是，又问了一句：“你既然是苏州人，那当年张士诚在你们苏州时，你们生活过得如何啊？”
第二，张士诚特别会礼贤下士。陈友谅狂妄自大，刚愎自用，在礼贤下士方面相去甚远，不值得一提。
阿婆一听眼前这位客人聊起了张士诚，顿时来了精神，说道：“大明皇帝起事时，张王知道自己并非真命天子，于是全城归附，使苏州百姓免受刀兵之苦，我们苏州百姓到现在还很怀念他！”
张士诚占据的地方不小，而且这些地方富得流油，张士诚不仅吃喝不愁，而且日子过得甚是潇洒。
平心而论，阿婆称朱元璋为大明皇帝，对其也是非常尊重的，然而张口一个张王，闭口一个张王，还说张士诚当年为了苏州百姓免受刀兵之苦，才主动投降的，说他高风亮节，到现在苏州人民还是非常怀念他。这就让朱元璋醋得十分不爽了。
第一，张士诚最为富有。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朱元璋和陈友谅正在鄱阳湖大战，张士诚自立为吴王，当时他的属地南到绍兴，北超徐州，西至汝宁府（今河南省汝南县）、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北）、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等地，东至大海，纵横两千余里。
次日早朝，朱元璋对满朝文武说道：“张士诚对苏州人本来谈不上有什么大恩大惠，可是我昨天遇见一个苏州的老妇人，她竟然深感其恩，怎么我们京城那么多百姓，却没有一个像那老妇人一样，念叨念叨我的好处呢？”
张士诚这人虽然鼠目寸光，胸无大志，实力也不如朱元璋和陈友谅，但是此人却有两个很大的优势。
朱元璋这番话说得有几分道理，如果说苏州是张士诚的大本营的话，那么朱元璋的大本营自然就是南京城了。朱元璋在南京经营那么多年，可是南京人对他却没有像苏州人对张士诚那么感恩戴德的，如果你是朱元璋，你心里会痛快吗？
张士诚起兵之后，一会儿自己称王，一会儿又投降元朝，总是反复无常，毫无信义可言。当时群雄纷纷起义，元朝廷焦头烂额，根本顾不过来，因此张士诚虽然反复无常，却也混得风生水起，势力越来越大。
从此以后，朱元璋觉得南京人薄情寡义，不满他们不对自己感恩戴德，同时又觉得苏州人心中想着张士诚，跟自己并非一条心，对苏州人也有不满和怀疑，所以对南京和苏州加了重赋。
朱元璋和陈友谅都是红巾军系统的，都信奉明王转世的说法，都以推翻暴元统治、建立新秩序为最终目标，张士诚这人并非红巾军系统的，也不信奉明王转世，打心底里没有想过要推翻暴元统治，一统天下。相反，在他的心中，一直认为元朝政府才是正统，朱元璋和陈友谅二人才是贼寇，一直只想当个雄霸一方的割据势力罢了。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只因为心理不平衡就加重赋，那也未免太小瞧朱元璋了。这个故事从侧面说明张士诚非常得民心，很受当地百姓的爱戴。但是，得民心者未必就能得天下！因为得民心是得天下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条件。
虽然张士诚和朱元璋、陈友谅等人皆是元末的义军头领，但张士诚跟朱元璋和陈友谅还是有些区别的。
或许因为张士诚出身草根，知道民间疾苦，百姓生活不易，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他让军队与当地农民一起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作物；他不仅取消农民拖欠元朝政府的所有赋税，还把赋税的四成返还给农民；他还特别关心中下贫民和老年人，他把地主和富户的粮食衣物集中起来赐给贫民和老年人；他还带领当地百姓兴修水利，发展农桑，恢复生产。
关于这个张士诚，我们前面聊到过此人，他本是一个私盐贩子，后来经过“十八条扁担起义”，用欺骗的手段诱杀了李齐后，袭占了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佑”。
那么，很得民心的张士诚为什么到头来却输给了朱元璋呢？这个问题深究起来比较复杂，但是我觉得他最失策的地方一是用人，二是把善良用错了地方。（明建文帝朱允炆也是太过善良，最后也是以悲剧收场。）
朱元璋自从灭了陈友谅之后，感叹“天下不足以定矣”，意思是说平定天下不再是什么难事了。话虽如此，但是眼下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对手，就是张士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