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文化研究者R．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写道：“一直到20世纪中叶，英文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知识主义(intellectualism)、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主要用于负面，而这种用法显然仍旧持续。”1994年，因出版《东方学》而著名的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应英国广播公司BBC之邀，连续做了六周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系列演讲，有人在《泰晤士报》上评论这次演讲时不无揶揄地说，那是一些“最不像英国的东西”，一提到知识分子这个字眼，就让人想到“象牙塔”、“一丝讥笑”。
而与班达成极端对立的观点来自美国著名的文化学者P．约翰逊，他曾经写道：“随便在街头挑十个人，他们对于道德和政治事务所能提供的合理见解，至少不亚于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在他看来，“从来就没有知识分子这一行业，而这种欠缺是值得庆祝的”。
这样的“一丝讥笑”，在中国似乎也并不陌生。关于中国文人的反思，自古以来便缕缕不绝，其中，既有“天行健，君子将自强不息”般的壮语，也有“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式的讥嘲。
出版了《知识分子之背叛》一书的法国评论家班达为知识分子下过一个很著名的定义：他们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人。”在班达的论述中经常被提及的两个代表性人物分别是：苏格拉底和耶稣。
尽管有这样的争议，可是在更宽泛的语义中，知识分子仍然是一个“理念人”的角色。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萨义德则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他这样表述自己的主张：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代表公众，以及向公众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普通的原则是：在涉及自由与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根据我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的说法或做法。知识分子天生就不完整，必然是不完美，在我的心目中，他无疑属于弱者、无人代表者的一边。”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年代，还没有“知识分子”这个名词，而事实上，他们辩驳的对象便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相去不远。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关于“知识分子”这个词汇，一直存在着歧义，其中不乏极端对立的分歧。
为了让自己的表述更为有力，萨义德还引用了英国小说家乔伊斯的名言来强化这样的角色认知：“我会告诉你我会做什么和不会做什么，我不会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会。我要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表达自己，用我容许自己使用的仅有的武器——沉默、放逐、狡诈。”
苏：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这样的声音在西方思想史上并不陌生，从中我们还可以嗅出某些源自基督教伦理的宗教情结。
柏：那么，哪些人是真正的哲学家呢？
在进入工业文明之后，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职业和社会阶层的增多导致了对知识分子角色认同的新的衍变。那种纯理想主义的认知开始让位于更现实的界定。
苏：决不要。他们只是有点像哲学家罢了。
葛兰西是一位活跃于上世纪40年代的意大利思想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被墨索里尼关押过11年，在《狱中札记》一书中他曾就知识分子的界定进行过较详细的论述。首先葛兰西认为，“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在这一前提下，他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例如教师、传教士、行政官吏，这类人“代代从事相同的工作”；第二类是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类人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而这些阶级或企业运用知识分子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力，获得更多的控制。“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在创造自己的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
柏：如果好奇能算是爱智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许多荒谬的人物都可以叫作哲学家了。所有爱看的人都酷爱学习，那些爱听的人也不在少数——这种人总是看不到他们参加任何认真的辩论、认真的研究；可是，仿佛他们已经把耳朵租出去听合唱了似的，一到酒神节，他们到处跑，不管城里乡下，只要有合唱，他们必到。我们要不要称这些人以及有类似爱好的人为哲学家？
在葛兰西眼中，传统的知识分子似乎多多少少停留在原处，年复一年从事相同的工作，而有机的知识分子则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这些阶级或企业运用知识分子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力，获取更多的控制。“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在创造自己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他们一直努力去改变众人的心意，拓展市场，以引导消费者和选民的意见，赢得赞同。他们一直在行动，在发展中壮大。”很显见的是，那些有卓越能力的知识分子又可能在这样的过程中将自己演变成企业主自身。
这些声音后来被编辑在了一本叫《理想国》的书中，在“何为哲学家”的一章中，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观点与葛兰西的较为相近，他将知识分子区分为“普通的知识分子”和“特殊的知识分子”。前者他列举的人物是萨特，后者则是主持了原子弹计划的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福柯认为，奥本海默式的知识分子已经取代了萨特式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物理学的、经济学的，更为直接地参与到了改变世界的运动之中。“近代史中的主要革命运动，知识分子无役不与，主要的反革命运动，知识分子也是无役不与。”
我相信那是一个天空蔚蓝的清晨，在微波荡漾的爱琴海边，苏格拉底与他的学生柏拉图在进行着一场睿智的对话。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漫漫的2400年，可是那思想的光芒仍如海面上粼粼泛动的碎银般的日光，永生永世，总在你举目眺望的视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