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还陶醉在“The Groly and the Dream”(光荣与梦想)的时代幻象中的时候，我们的强大竞争对手们已经奔跑在另一个专业化的世纪跑道上。
但是，至少在一个方面，我们迄今还没有意识到差距，那就是对企业的使命认识上。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当今竞争激烈和日趋全球化的商业世界中，公司日渐成为一个纯粹的、追求“有限责任下之有限利益”的商业组织，企业在社会进步秩序中的角色扮演日益单纯，它对道德进步和公共利益的担当变得相对间接化，让公司去承担过多的公共责任，对企业家和社会而言，都是冒险的。如今广受推崇的商业偶像，从GE的杰克·韦尔奇、IBM的郭士纳，到2004年红极一时的日产汽车CEO卡洛斯·戈恩，与当年的亨利·福特、J．摩根，甚至稍近的李·艾柯卡等相比，都要离公共利益和政治话语远得多。
或许都有。或许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将一一超越。
任何使命的实现，都是需要成本的，不真实的、被夸大的使命感正在消耗着我们并不丰厚的能量和资源，进而往往使我们在战略设计上多绕弯路，甚至陷入自掘的陷阱。
它是规模上的、技术上的、资本上的，还是战略能力上的？
这样的声音是必要的：走出卢斯式的激情和艾柯卡式的崇拜，中国企业必须在使命认识上从玫瑰色走向深蓝色，重新回到“基本面”。企业家的使命为什么总是被夸大？
这些年，当我在从事中国企业成长史研究的时候，我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中国企业与国际大公司的差距究竟有多远？
一个最简洁的答案是：他们被寄予了过多的社会期望，在创造财富、缴纳税收和创造就业机会之余，人们还希望他们承担起带领社会进步和重构市场新秩序的责任。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还被认为是新思想的创造者。
中国企业的使命表述，还往往与股东无关(在以下列举的公司使命中，只有联想集团在不久前刚刚设定的使命中陈述到了这一点)，在价值取向上十分模糊，从中我们基本看不到公司对其出资方所应当作出的承诺。这种对“有限公众利益”的漠视与它常常表现出来的对国家乃至民族利益的高调宣示形成了一种十分刺眼的对照。
在今天，已经没有人敢于否认企业家的价值。极而言之，如果没有莫扎特，没有达·芬奇，甚至没有李白、莎士比亚，我们无非听不到天籁般的音乐，欣赏不到令人陶醉的绘画、诗歌和戏剧，可是，如果没有洛克菲勒创造了石油产业，福特创造了汽车工业，盖茨创造了个人微机产业，米尔肯创造了高息债券(垃圾债券)产品，人类将会怎样？
联想集团为客户，联想将提供信息技术、工具和服务，使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简便、高效、丰富多彩；为员工，创造发展空间，提升员工价值，提高工作生活质量；为股东，回报股东长远利益；为社会，服务社会文明进步。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坚定地认为，企业家的使命并不应该被夸大，被神化，被赋予过多的社会角色。
中国移动创无限通信世界，做信息社会栋梁。
在众多的社会角色中，最容易被纠缠在一起的，便是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角色重叠。我们已经一再地听到这样的期许：
方正以自有技术开发、销售和增值服务为核心，面向行业应用的软件和服务提供商，努力以先进的技术、专业的服务，最大程度满足客户网络时代业务发展需要，并推动中国数字信息生产和传播事业的发展。
——“把科技转化为商品，让知识变成财富”，已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共识和追求；
阿里巴巴我们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知识型企业家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革的清新力量；
中国网通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探索出建立中国新一代通信公司的管理、发展与竞争模式，为国企改革、电信体制改革、知识创新的战略服务。
——商业领袖代表了民族精神的风向标。
长虹用我们的品牌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从现在开始，我们将经历一次思想冒险。我们将证明这样一个理念：知识分子与企业家是两种无法兼容的社会角色，前者或后者，你只能择取其一。目前中国商业界及知识界很多的困扰，都是因为这两种角色的混淆而产生的。
海尔创中国的世界名牌，为民族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