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刚落，三弟立刻回应：“捐骨髓再安全也有万一，我的孩子可还没有成年呢！”
林音的大哥慢悠悠地发话了：“提钱就见外了，谁不想救二妹呢，只不过兄妹里我年纪太大，不是最好的选择。”
老甄忍不住了，噌的一声就蹿了起来。我们被吓了一跳，赶紧拦住激动的他，暗示他先让妻子的兄弟们考虑一下，但千万不要考虑太久，骨髓移植是有时机的，一旦错过，再无机会。
老甄抛出了最后一招：“经济方面好说，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老甄收敛了焦躁的情绪，不断跟妻子的兄弟们道歉，给出的价格再次上涨。兄弟俩默契地都没有再提问题，一致表示要回家再好好考虑一下。老甄赶紧起身要送他们回去。二人急切地摆着手，匆匆离开，没有去探望近在咫尺的林音。老甄茫然地望着两个男人离去的方向，随后像一只被扎破的轮胎，慢慢瘫在凳子上，半天都不说话。
副作用肯定是有一点，比如头疼、骨头疼、感染等，但发生严重副作用的概率并不到1%。解释完以后，两兄弟却不说话了，关于姐妹的病情，他们也没有问起。办公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从那以后，我很久没在病房见到那两兄弟的身影。没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姐妹很快就要死去。
现在捐献骨髓只需要打一针“动员针”，过程和献血差不了太多。但在当时，人们对捐献骨髓这事儿缺乏基础认知，大家提起都很恐惧，以为要在骨头上扎很多个眼儿把骨髓抽出来。兄弟俩仔细询问了骨髓移植的过程，尤其是捐献骨髓对身体的影响。
老甄变了，变得像患了躁狂抑郁症的患者。他有时烦躁，有时木呆，各种情绪说来就来。“唉，原以为两个都配型成功了是双保险，没想到却变成两个人踢皮球，早知道还不如只配型成功一个呢，那样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不救吧。”
第二天的傍晚，我在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了与林音配型成功的林音大哥和三弟。我现在无论怎么努力也回想不起来他们的外貌，就是那种扔在人堆里就消失了的中年男性。当时两兄弟的表情严肃而凝重，并排坐在主治医生的对面，紧紧交叠着双手。我看他们都提着一口气，却谁也不愿意先开口。老甄搬了个凳子，自然而然地坐在我们旁边，紧张而期盼地注视着对面的兄弟俩。
我知道除了我，很多话他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说。我只能无力地安慰他：“这么大的事情，很多人一辈子也遇不到一次，认真考虑也是人之常情。毕竟是亲兄妹，总不忍心见死不救的。”
当晚囡囡赶过来的时候，一家三口高兴地抱在一起。囡囡哭着笑出声，一直到病房该熄灯了，我都不忍心去打扰他们。当时的我只希望这难得的快乐能持续得久一点。
林音很少出来散步了，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躺着，两眼望着天花板，也不说话。我很怕她会问起我骨髓移植的问题，反复想了好几套说辞，都不满意。我连自己都骗不过去，又如何去安慰别人呢？只能尽量避免单独去她的病房。
老甄满口答应着，说妻子的父母都还健在，兄妹们之间过年过节也会经常走动，虽然关系不算亲厚，但他觉得问题不大，毕竟很多人还无偿给陌生人捐献骨髓呢。
奇怪的是林音从没有主动向我问起。很久以后我才慢慢体会到，人心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当一件事情超过你的承受极限，会自动开启一个防护罩，把自己密密匝匝地罩在里面，不听、不看，也不说。
老甄拿着化验单迫不及待地想冲回病房，却被我们拦下了。其实我们医生也有顾虑，想让他先跟林音的两兄弟沟通，现在不适合对林音把话说得太满。
我们不敢再催促老甄，也不敢再提“移植时机一旦错过永不再来”。对老甄而言，妻子的兄弟们给的希望就像沙漏里的沙子，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流逝。公司的经营、妻子的病情、两兄弟的推脱，老甄像是把所有的风暴都拦在了病房外，回到林音床边时他总是尽量让自己显得温和而平静。
老甄的牙齿开始咯咯作响，他不得不紧紧咬着下颌，不说出一个字。好容易平静下来，他掏出电话打给女儿，话筒那头传来狂喜的尖叫。有钱，又有骨髓，这场战斗似乎快看到胜利的终点了。
原本我以为这一切都会慢慢归于平静，没想到老甄表面波澜不惊，实际上内心早就酝酿了一场海啸。在大哥和三弟遥遥无期的“考虑”中，老甄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一张报告单递到他手中，粗体字醒目地标示着——两个“全相合”结果。林音的两个兄弟与她的配型完全符合，这概率堪比中六合彩。
那天下午他走进办公室，非常平静，跟平时看上去并没有任何不同。结果走到我们面前时，他宣布自己可以放弃个人所有财产。他问我们是否有时间约兄弟俩再来谈一次，愿意捐献骨髓救林音的人，就能获得他的全部身家，并且可以在捐献前进行公证。
“但是……”听到这两个字，老甄猛地抬起头，盯着我们。
“如果他俩担心，我公司的法务部就有律师，可以一起过来证明。”
老甄明显表情低沉，并没有询问我们什么叫半相合，显然是提前做了充分的功课，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主治大夫告诉我，他工作这么多年，但凡丈夫患病，妻子往往不惜倾家荡产，有时连医生都会规劝家属，为自己和孩子今后的生活着想。但妻子生病了，丈夫愿意倾尽全力的，这比例要低得多。而老甄付出全部身家只是为了换取妻子的亲人们伸出援手。我忍不住猜测，这么一大笔飓风般的财富刮过来，这两兄弟会做何反应？
“都是半相合。”
事实再次给了所有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这次大哥和三弟没有丝毫的犹疑，同一态度，明确拒绝！两个人甚至不愿意再到医院来谈一谈。在医生们听来，兄弟俩拒绝的理由有点可笑，但站在他们的角度似乎又无懈可击：“你愿意舍弃那么多钱来补偿，说明风险肯定是天大的！”
老甄手里拿着结果，没有说话，没有表情。过了半晌，他与我四目相对：“那我和囡囡呢？”
老甄没想到自己破釜沉舟的决定，居然会将爱人置之死地。他不停地联系兄弟二人，但他们自从明确拒绝后，似乎心里不再有负担，反而有点骄傲自己“富贵不能移”，幸好没有因为贪图财富而上当受骗。
“中华骨髓库暂时没找到合适的配型。”
那段时间老甄经常在我面前自言自语，就像复读机一样：“亲兄弟呀，怎么就能见死不救呢？是我害了林音吗？”确定事情再无挽回余地后，老甄一次又一次问自己：“如果时间能重来，会不一样吗？”
千盼万盼，骨髓配型的结果终于回来了。今天老甄提前很久就到了，还换了件衬衫，显得比平时严肃、郑重很多。女儿年纪小，老甄很担心，就没让她来，他自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等待我们揭晓答案。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只能劝他别想这些。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如果时间真的能重来，会不一样吗？
之前有次输血，护士一眼就认出了林音，问她：“还不到下次化疗的时间呢，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林音苍白的脸上挤出笑容，自嘲道：“这次回来不是化疗，是又要输血，我简直变成一只吸血鬼了！”老甄只是陪在旁边跟着笑一笑。
老甄由偏执多言渐渐变得木讷沉默，我和同事们也默契地不再提“移植”这两个字。林音从三人病房转移到了单人病房。单人病房设在血液科的角落里，来探视的亲友很少，总是很安静。老甄说林音小时候就要强，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现在的样子。
天气好的时候老甄会陪着爱人去楼下转一转，直到病房熄灯了才离开。他们的女儿囡囡刚上大学，每到周末都会过来，病房就明显欢快一点。此时老甄往往沉默不语，只是坐在一旁，望着妻子和女儿。他妻子被长时间的病痛改变了相貌，当初的鹅蛋脸日渐瘦削，成了瓜子脸。难得的是这种情况下她依旧在意打扮，化优雅的淡妆，显得很年轻。而她那一头浓密的短发，在整个血液科里都很罕见。
血液科的单间很紧张，是给重病的人住的。林音最初入院的时候，女儿囡囡还吵着要多花钱住单间，后来就再也不提了。她在学校办理了休学手续，专心陪妈妈。老甄也不像以前那样在我夜班的时候拎着一袋消夜过来碎碎念。他辞退了护工，自己24小时陪护在妻子的身边。
那段时间老甄经常在妻子面前和医生笑着打招呼，只是到我这儿时会默契地对视一眼。该在林音面前说什么话，我和他已经提前在病房外对好台词了。
林音越来越安静了，两只手从最初的苍白，到因为皮下出血而变得斑驳。我不忙时会去她的屋子里转一转，有时候甚至什么都不说，就是在那里坐一会儿，看看电视。
等待的过程漫长而煎熬。最后连林音都起疑了，问这次住院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我们与老甄统一口径，告诉林音这次把身体调理好，会换一种新的方案。但其实我们担心配型不成功会打击她，没有告诉她在等待骨髓配型的事。林音半信半疑，但看到老甄对她坚定地点点头，没有再发问。
狭小的单人病房里有时能看到老甄在床头放一个水桶，帮爱人洗头发，或者囡囡帮妈妈化个淡妆，修饰一下苍白的皮肤。每到晚上，林音病床的一左一右会各支起一张床，一家三口并排躺着。老甄和女儿各自拉起林音的一只手，一家三口依偎在一起小声说话。他们没有半点怨念，说得最多的都是过去美好的回忆。毕竟对林音来说，有些事，无法再重来一遍了。
就这样，我根本猜不到这个整天不上班，就顾着黏住老婆的人，原来是个身价上亿的富豪。但在病症面前，金钱真不是万能的。老甄越来越心急，几次问我能不能高价购入骨髓。我只能不断安慰他，情况一定会出现转机。
突然有一天我听到囡囡在病房外的走廊里歇斯底里地大叫：“你们走！现在这个时候还来惺惺作态的干什么？早干什么去了？早就没有机会了，现在跑来假装圣人！”
除了这些，老甄还异常在乎妻子的感受。随着林音的病情越来越重，他郑重对我们提出一个请求：“我爱人不清楚具体情况，还拜托您帮忙瞒一瞒。”
听到吵闹声我跑出去一看，是林音的大哥和三弟来了，正被囡囡堵着不让进病房。见我们过来，两兄弟有些不好意思，互相对望了一眼。三弟说自己已经想好了，愿意捐献骨髓：“之前把危险想得有点大。现在二姐这个样子，我们心里也……”
当初我看完病历，把老甄叫来问几个问题。没想到他对答如流，各种专业名词说得比我还顺溜，而且把妻子历次的用药都按照时间顺序细致整理成一张大表。我们医院不是没有富豪病人，只是他们一般请护工照看，根本不可能像老甄这样，花费如此多时间了解病情，还整天跟着病人，寸步不离。
囡囡打断了三弟的话：“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她继续大叫，“再也没有机会了！如果我妈妈死了，你们就是凶手！”
直到有一天我经过病房走廊，看见老甄穿一件老头衫、一双人字拖站在一群西装革履的人中间，那群经理模样的人端着电脑，紧盯着老甄，听他不时提出一些意见。后来才有护士告诉我，老甄提到的那个高档酒店确实是他的产业之一。我试着回想老甄这人，发现他在医院的种种表现确实没一点有钱人的样子。
老甄问病床上的林音：“要让他们进来看看吗？”
也是那段时间，我发现老甄这人有些异样。他先是试探我，问骨髓能不能花高价买到，多少钱都行。然后又觉得医生加班太累，让我中午去附近的一个酒店休息，他会给我留一个房间。那家酒店我知道，住一晚要1000多块钱，对一个危急关头的家庭来说不是个小开销。我觉得这人有些“虚”，那么高档的酒店张口就来，是你家啊？
“没必要了吧。”林音气息微弱，淡淡地说。
几天后，林音的血液样本被送检了。接下来的两周内，这家人只剩下一件事——等待结果。
老甄走出病房，把情绪失控的女儿拖到身后：“大哥、三弟，你们回去吧，你们的考虑我能理解。但事已至此，就让她安安静静地走完最后一程吧。”大哥和三弟张张嘴，还想说什么，老甄无力地摆摆手，拖着囡囡转身回了病房。
老甄只低落了一瞬间，随后再抬起头时他的眼睛里盈满了光：“林音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兄弟二人驻足良久，满脸落寞，最终转身走向了电梯。他们有错吗？犯法吗？那一刻我说不出指责的话。但面对这种极端情况，每个人都能对自己的亲人伸出援手吗？我给不出答案。
我之前在新闻里看到，有个孩子得了白血病找不到合适的配型，父母救子心切会再生一个孩子。
当林音剩下的时间只能以天来计数的时候，我问老甄，如果到了那一天，要不要进行有创伤的抢救措施。老甄明白最后的日子就要来了。
主治医生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着急：“最理想的是双胞胎兄弟姐妹，如果没有双胞胎，普通兄弟姐妹的成功率也会很高。”
“会很难看吗？”
主治医师告诉他首先可以在中华骨髓库进行登记，但这个方法无异于大海捞针，成功的概率很低。第二个方法是动员所有亲属做配型。老甄马上表示自己和女儿囡囡可以去配型。
“会多几个管子，能延长生命，但是治不了她的病。”
老甄有点泄气，问怎样才能找到合适的骨髓？
“那就不做了，她一辈子要强、爱漂亮，不能让她全身插满管子。”
但骨髓移植还真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找到骨髓配型。台湾富豪郭台铭的弟弟得了血液病，专门买了一架私人飞机以便全世界看病，还把其所住医院的整个血液科病房都重新装修了一遍，可因为没有等到合适的配型，最终还是去世了。
最后的时刻老甄请求我们不要打扰。我请示领导同意后，指着监护仪最上面那一条波浪线告诉他：“如果这个变成一条直线……”
林音住院的第二天，主治医生把老甄叫到办公室详谈，他妻子的骨髓造血功能已经几乎全数丧失。摆在这一家人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骨髓移植。老甄坚决干脆，马上表示：“费用不是问题，怎么能治病就怎么来，花多少钱都行。”
“明白，早就学会看监护仪了。”他没有让我说下去。
在如此多望向我的眼睛里，林音的眼神显得很不一样。她总是温柔地看着我，视线对上时还会笑一笑。那是血液科病房里少有的带有希望的眼睛。当时的我不知道眼前这个女人会成为自己往后十年的行医生涯里最放不下的病人。
林音走得很平静，老甄和囡囡一左一右拉着她的手，在她耳边轻轻说：“下辈子还要做一家人。”
灰白色的墙壁，床单、被褥、病人的皮肤连成苍白的一片。因为化疗，病人头发大多稀疏零落甚至全部掉光，瘦削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剩一双双空洞的眼睛茫然地望着自己的输液瓶，看着液体一滴一滴流入血管。随着病房门“吱呀”一声响，所有的病人会瞬间转过头来盯着我。有时我的心会猛地一缩，差点忘了自己要来干什么。
据说在人的所有感官里最后消失的是听觉，我相信她一定听到了。
血液科，这三个字在普通人看来，只意味着简单的抽血化验。但对于我，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菜鸟医生，这个科室的背后藏着一个让人绝望的白色监牢。
我没敢进去，机械地在办公室里写病历，托同事去病房里帮我做最后的送行。这家人我倾注了太多感情，我怕自己承受不了告别的场面。毕竟医生跟着家属一起哭，在我看来是件挺丢脸的事。
这个病虽然不算恶性肿瘤，但同样危险。正常人的骨髓液在显微镜下，就像广告里拒绝“到碗里来”的巧克力豆，生机勃勃，想赶快到血管里开始全身旅行。而林音的骨髓却是一片荒芜的沙漠，上面只有一点绿色的蕨类植物艰难地维持着生机。如果说骨髓是人体的“造血工厂”，那现在她的工厂已经罢工了。医院很快就给出了诊断，她必须要进入血液科进行住院治疗。
大哥和三弟也在最后时刻赶来了，瑟缩在病房门口，不敢进去。囡囡像只豹子一跃而起：“我恨你们一辈子！”
我认命似的坐在桌前，一页一页仔细翻看：林音，40多岁，从事科研工作，丈夫老甄在公司任职，女儿上大学。病历里有张小小的证件照，上面的林音是鹅蛋脸，五官说不上多惊艳，但凑在一起却看起来很舒服，有点像仕女画里的古典美人。我情不自禁地盯着照片，看一眼，再看一眼。这么一个好看的女人却被确诊为“骨髓纤维化”。
我闻声赶来，一把将囡囡揽入怀中：“你要好好的，妈妈此刻还在天上看着你呢。”囡囡倒在我的肩头，泪水打湿了我的白大衣。
收治林音的第一天，她的老病历就摆在我的眼前，像大部头的牛津字典一样厚。病情越复杂、住院越久的病人，老病历就会越厚。我心里有些畏惧，这就是主任口中“很简单”的病人吗？
沙漏漏完了可以翻过来重新开始，潮水退去了第二天又会涨起，而生命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流逝。没有如果，也不能重来。
那是2009年，我刚毕业就被分配到血液科，只能干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比如，陪着没有希望的病人等待结果。
林音去世一个月后，我再次见到了老甄。他递给我一个iPad，里面装着一段视频——那是林音短暂却美好的一生。
此时此刻，处于风暴中心的病人林音正躺在不远处的病房，丝毫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正在和自己的兄弟们对峙。挂在白墙上的时钟不断走着，留给林音和老甄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医生给的生命预期只剩下不到半年。
告别仪式上都是她生前最爱的白色鲜花，还有老甄精心挑选的静谧的安葬之地。直到去世前一刻，林音还留着那头短发，乌黑浓密，老甄帮她打理得很好。
听到这句话，两个男人眨巴了一下眼睛。要不是看到这一幕，我简直要怀疑时间静止了。
极少有家属在病人去世以后还会特意回来看医生。对于老甄的到来，我有点意外，又觉得也算意料之中。
“何况她是你们的亲姐妹。”老甄说完最后一句，稍显无力。
当初他在医院，那些没法和下属说、不能和妻子说，也不便和女儿说的话，只能讲给我听。或许这次过来也是想和那时的医院夜谈一样，能在无人的时刻，对我倾诉些什么。
在我身旁的是病人的丈夫老甄，他率先沉不住气：“都解释清楚了，并不危险，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陌生人还无偿捐献骨髓呢？”
果然，他开口了，只是和以往不同，他丝毫没有提起妻子的病情或者再重来一次的奢望。
血液科办公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我站在一旁，手里拿着骨髓配型检测报告，静静等待他们的决定。两个男人坐在我对面，像是被点了穴般，不动，也不说话，甚至连表情都不曾变过。就像在玩“谁先动谁就输了”的游戏一样。
他只是对我说：“医生，你看看林音走的时候的样子，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