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不好继续发火，但私下吩咐我：我们是在对霍明尽人道主义救助，如果再出事，就直接让他们转院吧。
老太太当着所有人的面求主任：“只有这家医院会救我们了，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以后都听话。求你救救我的小孩吧！”
这个时候除了霍明的妻子和母亲，没人相信他能走出来。
霍明的母亲想跪下，被护士一把扶住：“都怪我。他一直喊手脚难受，我真没想到他会拔管子，寻短见啊！”
霍明住院期间，我曾经建议他妻子发起网上众筹，并表示愿意帮忙，没想到，被他妻子拒绝了。我之前见过太多令人失望的选择，有一瞬间怀疑她是不是也要放弃自己的丈夫了？毕竟霍明已经失去了求生意志，也失去了劳动能力。但我很快决定相信霍明的妻子，这些天来我看得出她是付出最多的那个人。如果她都无法相信，我还能相信谁的家属呢？
主任凌晨被折腾来医院，很生气：“一个重度烧伤、四肢被绑在床上的患者，你们看不住？你们要是什么都想依赖医生、护士，还是明早转院吧，这里庙小伺候不了。”
一个礼拜后，医院组织多科室专家一起会诊霍明。原来院长和主任已经得到市里的通知：政府向各家医院承诺，承担爆竹厂受害者的治疗费。霍明的妻子拒绝上网众筹，是担心把事情闹大会影响政府的资助。医院想尽快治好霍明，展示民营医院也有公立医院那样的实力。
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想过放弃霍明。她们自己苦，但对霍明极上心。有一次我说要给霍明喂肉汤，最好天天喝。她们自己天天吃素菜，但一顿都没给霍明落下。霍明这次成功拔掉了管子，也是因为母亲心疼儿子难受，松开了绑住他的布条。
医药费有了着落，病情也有缓解，霍明变得越来越配合了。
霍明的治疗费不知道该找谁负责，不仅治病的钱没着落，他家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住院不到一个月，他母亲和妻子的早饭就是粥加免费咸菜，中午在食堂打8块钱快餐。再往后，她们开始自带萝卜拌饭。霍明的母亲一个人看护时，干脆连中饭都不吃。我和护士看不过去，送了她饼干和面包凑合。
有一阵子，霍明是我手上最麻烦的患者。换药时只要把他的绷带拆开，他就号叫。我只能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动作，比对别人温柔十倍的语气来哄他。给他换药有时候比给小孩换药还要累。更让我觉得头疼的是他经常故意扯掉监护仪的电极片。护士怎么解释都没用，霍明只是喊痛，装作听不见。烧伤病人的心态特殊，霍明的奇怪行为不是个案，不仅折腾医生护士，也在消耗家属的耐心。
霍明换药的材料费、预防感染的进口抗菌药物、营养液、重症病床费，每天要花几千元。虽然我给他减少了一些辅助药物，但还是杯水车薪。危及生命的烧伤治疗复杂，也不能什么药物都停。霍明拖欠了一两万的费用，护士去催了几次，我也找过他的妻子：“如果再拖欠，估计会慢慢停药了。”
这一次专家会诊，大家认为霍明病情比较乐观。四天后，CT显示霍明双侧肺部和支气管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我在主任的指导下给霍明进行堵管试验，为了检测霍明拔除置管后是否会呼吸困难。观察两天，一切如常，他终于可以拔管了。
的确，进了医院，钱不像钱，像纸。他妻子曾经私下找我：“王医生，能省掉的药咱就不用。行吗？”她把亲戚都借遍了，乡下的小卖铺也在转手，可治疗费还是凑不够。
我跟霍明嘱咐：“尽量少说话，雾化不能停，食物要多吃有营养的。”霍明不说话，只是轻轻点头。
我以为是家属说了什么话，让霍明受到了刺激，却见到他的母亲一边擦泪，一边急得来回走动；妻子陪伴在霍明身边，也在用尽所有积极的话语安抚他。后来我了解到，霍明如此激动是因为那天堂哥在和别人视频聊天时不小心让霍明看到了自己被烧伤的样子。另外，他拔管的另一个诱因也可能是钱。
一切都在好起来。
来到病房，就听到霍明在说：“反正我活着也没有用了，还不如我死了，都高兴。”
霍明住院三个月后，有一次我去病房看他，正赶上霍明旁边的病友和自己的家人起了摩擦。隔壁床病友的烧伤程度较轻，但家属早就失去了耐心。那个患者的呼吸道受损，咽不下去家属准备的米饭，想吃点粥。病友的妻子没好气地说：“去哪里给你弄稀饭，你这短命的。”烧伤病人的护理极需耐心，这个家属显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吓了一跳，赶紧爬起来：“怎么可能！”之前我专门用针和胶布固定了金属管，他的手脚都被布绑住了。
这时还是霍明的妻子在一旁劝说，告诉病友的家属，自己知道医院外面有一家卖稀饭的小店，味道不错，可以带她去。病友的家属没好意思继续骂下去。
那几天阴雨连绵，入院的烧伤患者少了很多。晚上11点，护士上气不接下气地来找我：“王医生，你快起来看看，霍明把金属管拔掉了！”
我见过很多烧伤患者的家属，最多坚持一个月就要喊护工帮忙，很少有像霍明的妻子这样亲自照顾了三个月还非常有耐心。我愈发觉得霍明的妻子对霍明的重要。她从来没有显示出厌恶的情绪，就像才来医院照顾了几天。别的患者插上尿管不到一个星期，管子表面就会有很明显的污垢，可霍明的尿管肉眼看都是干净的，要不是怕有尿路感染，他的尿管都不用换。
霍明的情况确实很危险，他的胸部CT提示支气管炎，肺部纹理增粗、增多，如果是正常人，这可能只是感冒，但是对烧伤患者来说，这就是气管损伤。这种时候哪怕脱落一点物质都容易引起窒息。现在关键的是，我们要防止他因为疼痛难忍扯断管子。
好几次值夜班，凌晨两三点我还能看到霍明的妻子跟他说着我听不懂的家乡话，语气很温柔。他们聊生活里的趣事，给霍明打气。霍明的妻子还常举着手机给他看女儿在大学的视频、照片。怕影响女儿的学业，霍明的妻子还没把丈夫的伤告诉女儿。
我明白主任的用意。像霍明这样的重度患者，一旦出现狂躁、自杀迹象，医生就得给家属打“预防针”，让他们心里有个底。否则患者出了事，家属会把责任都推给院方。我们是民营医院，没了口碑，损失会很严重。
霍明的状态在好转。我终于越来越确定，霍明的妻子不会放弃他。
霍明的求生意识已经很低了，走出病房时，主任开始嘱咐我：“如果患者狂躁得厉害，跟家属交代病情，你就往严重了说。”
有一回我和老李给霍明换完药，他笑着对我们说最近天气热，从老家带了西瓜，问我们吃不吃。我有些惊讶，能够想吃东西意味着他真的活过来了。
“你安静点，医生肯定会救你，让你跟以前一样，你不要总是说想死。”霍明的妻子不断安慰他。
他开始和我聊天，会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后来，霍明甚至会调侃自己，说以后走夜路都不怕抢劫了！我看他笑起来，脸上被烧得坑坑洼洼，像个鬼脸，却在上面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第二天早上，霍明还在哭闹，不断地呻吟说：“想死。”
在霍明慢慢站起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忽视了他的妻子在承受着什么。有一次我值夜班，霍明的妻子突然来办公室找我说话，还拿出家里的合影给我看。那时候的霍明还年轻，怀里抱着刚上幼儿园的女儿，妻子站在身旁，他笑得不晓得有多开心。霍明原来的面相给人聪明却本分的感觉，头发乌黑，眼睛滚圆，是很耐看的男人。
剧烈的疼痛让他崩溃了。很多人都有被热水烫伤的经历。如果尝试将这份疼痛延长很多天，放大数百倍，大概就是霍明正在经历的痛苦。护士和家属都想按住他的手脚，又不敢用力，怕伤到他。最后注射了“安定针”才让霍明安静下来。
“你看他以前长得多聪明啊。”霍明的妻子对我说。
半个小时前，霍明清醒过来，他对妻子说自己“人不人鬼不鬼”，手不停地朝插管的位置挥舞，嘴里发出尖细的声音：“给我拔掉，我要拔掉。”
被烧伤后，他的头发都没了，整个脸肿得滚圆，眼睛只剩一条缝，和之前判若两人了。
这是霍明入院的第一晚，如果不是注射了止痛药，他会痛得整夜睡不着。见霍明被照顾得很好，我回到办公室。没过多久，外面传来护士急促的呼叫声。我一出去就看到霍明的母亲在呼救：“我们控制不住他了！”
一直以来我感觉到的都是霍明的妻子的坚强，除了当初在急救室外她看起来弱小和无助，之后霍明的治疗中的许多问话，第一个回答我的都是她；她也会主动问我问题，比如：霍明这块创面有点红，这是在变好还是变坏？
“棉签没有了去找护士要，重复用容易感染的。”知道她们是想省钱，我小声说。我把口袋里的几包棉签交给霍明母亲，老太太有点不好意思，想退给我。我猜她是怕收钱，便宽慰她：“不要钱，这些小东西你问护士要，她们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直到这天拿着过去的照片，她才淡淡地说了一句：“其实我心里的落差是很大的。”这些话她却不能对别人讲。我这才意识到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坚强和乐观，是强撑着走下来的。她照顾丈夫和婆婆，为了不耽误女儿的学业，还在费心瞒着女儿。她扛起了很多。
我走进“牢房”，霍明正在安静地睡觉。他母亲蹲在一旁用湿毛巾给他擦拭尿管。妻子弯着腰用棉签沾水湿润他的嘴唇。看到我进来，霍明的妻子对我轻轻笑了一下，顺手把刚用过的棉签放回包装袋。
多亏了妻子和母亲的陪伴，霍明的病情才逐渐稳定，连心电监护仪都撤了，护理级别也从特级护理改成二级。对我来说，只要看着患者一天天好转，比听到任何感谢的话都要开心。
当晚我值完夜班，返回烧伤科看霍明。他住的重度烧伤病房只能容纳两个患者，里面除了配有消毒仪器、急救药物，最特殊的是——没有任何锐器，还安装了防盗窗。这里几乎是我们医院的“牢房”。防盗窗不为防贼，锐器也不只是担心意外，最主要的目的是：防止有行动力的患者自杀。患者在医院自杀的原因有很多：治疗的痛苦、逐渐减弱的求生意志。当然，还有钱。不久前，烧伤科的一个患者忍受不了术后的疼痛，趁家属半夜熟睡，从窗户跳了下去。从此以后，重度烧伤者的病房就有了“铁窗”。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让人猝不及防。因为我的疏忽竟将霍明再次推到了死亡边缘。
主任离开后，我得空仔细观察了这家人。霍明的妻子和母亲的裤脚上还沾着泥，穿的是下田的套鞋。她们的经济条件很可能无力支撑后续的治疗费用；知识背景方面，看样子也很难帮霍明完成心理创伤的修复。到时霍明会怎么样？他会被拉回家等死吗？我不敢想下去。
一天早上查房，我发现霍明神情恍惚，嘴唇干皱苍白。虽然这几天给他喝了很多汤水，但没什么用，他的尿量反而在减少。从头天白天到现在就一小瓶，才300毫升。
烧伤患者都有漫长的恢复期，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前功尽弃。同事老李曾经有一个患者，面部烧伤很严重。虽然经过整容修复，还是无法承受这份落差，又来看精神科开药。烧伤科的医生能够救治创伤，却无法陪伴病人走过后面的路。
我连忙给霍明查体听诊，心脏和肺部都还好，不像衰竭。发现他的脚肿得厉害，妻子说自从把绑带撤掉，他们就没怎么关注脚了。霍明的低哑声音响起：“王医生，一开始我也没在意，这四五天才感觉越来越肿。”
无论家属对患者是不管不顾，还是不离不弃，我都见得多了，也麻木了，因为能坚持到最后的寥寥无几。在我们医院，60%的重度烧伤患者都会死亡。有些患者并不是痊愈才出院的，他们的生死是患者和家属做出的选择。
我叫护士给霍明急诊查生化全套，测血压，发现血压偏低，有可能是体内失血。我赶紧让护士给霍明上心电监护仪，吸氧。霍明体内缺氧，尽管还没到重度缺氧的标准，但这情况持续下去他可能很快就死在病床上。
妻子转头拉着护士到心电监护仪旁，一个一个地问仪器上数字的含义。母亲也蹲在一旁，认真听着。吵闹的家属们安静下来，脸上堆着“辛苦了”的表情，用怜悯的眼神看着她们。
看到霍明的血常规结果，我大吃一惊。血红蛋白低于正常人的三分之一，重度贫血。我十分不解，这段时间他没有表现出贫血症状。
霍明的妻子和母亲没表露任何不满情绪，母亲在默默地流泪，妻子朝我重重地点头：“就我们两个人照顾，不用请护工，又贵又不仔细。”
主任发现护胃药只用了三天，他质问我：“为什么不用久一点？”
其他人跟着表态：“那怎么行，我还要送孩子上学”“我家里还有农活没做”。
“当初我考虑霍明没有恶心呕吐等应激性溃疡症状，也没有胃病史，家属那时也没得到政府的免费治疗，私下找我想少开点药减轻负担，我就把护胃药物停了。”
“我今天翘班来已经被扣钱了，不可能天天来这里照顾，我五大三粗的，从来不会照顾人。”
主任看了我一眼说：“这应该是当初应激性溃疡导致的慢性贫血，今天低血容量性休克引发了肾衰竭。”我心中一震，来不及道歉，主任已经在指示我急救了。
“科里有几十个患者，不可能给每个人配一个护士。家属要是觉得麻烦，可以请护工，也可以轮班照顾。”我耐心解释。
霍明闭着眼睛萎靡地问：“王医生，我是不是要死了？”
家属们的表情立马变得很嫌弃，尤其是霍明的舅舅。他埋怨：“这些事不是护士来做吗？”
我说：“不会，你还有希望！”
“我们会给他插尿管，大便需要家属尽量擦干净。无论如何患者都不能下床。平常要给他翻翻背，要不然背部也会烂。”
霍明看了看妻子，又转了一点点头，隔着玻璃看了看在外面拄着拐杖踱步的母亲。最后，他朝我微弱地点头，不说话了。
我让护士教他们穿隔离衣，讲解护理措施。听护士说霍明得一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有家属问：“平常的大小便怎么办？”
妻子站在病床边一只手紧握着霍明，另一只手拿着热毛巾擦拭他的脸，湿润嘴巴。我注意到她可能想说些什么，却始终没张开口。她没再给霍明擦脸，而是把热毛巾举起来盖着自己的脸。她不想让霍明看到自己流泪，更不想让自己呜咽的声音漏出来。
我们把暂时保住命的霍明送入重度烧伤病房。主任给家属交代病情，霍明的母亲和妻子双手合十，一直说谢谢。显然，她们还没有意识到，更大的挑战在后面，多数烧伤病人可以保住命，却是在后两关倒下的。
当天下午，霍明的病情突然加重。肾脏、心脏、胃部都出现严重问题，有了休克症状。主任决定让霍明转院，去省烧伤医院抢救。主任跟家属说：“只有转院才可能救霍明一命。你们尽快讨论，不要耽误太多时间。”
重度烧伤的患者，有三关要闯：第一关，保住命；第二关，保护创面，让他的生命体征相对平稳，防止各种休克；第三关，尽量减少并发症，平稳过渡到出院，整形受损的皮肤创面。现在霍明的命算是保住了。可第二关和第三关更难闯。
霍明的母亲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握着门把手连问主任三遍：“去省里霍明就可以活吗？”
霍明在跟时间赛跑，我和老李也是。霍明随时可能因为吸不上一口气而死。我希望赶紧过来一个人，哪怕一个上级医生，都会让我的压力小很多。当他们终于赶过来，我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抬头看下时间，才过了十几分钟，可我好像熬过了一个世纪。门外面传来哭声，霍明的母亲不停地呢喃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主任说：“有50%的机会能救活。但如果留在这里，只能等1%的奇迹。”
霍明的左手手指已经完全被烧熔，没救了。右手的手指粘得很紧，我们想尽力保护这五根手指的功能。涂药润滑，把他右手手指一根根分离。有的地方就只能用剪刀、血管钳暴力分开。
“要不算了吧。以前一百四五十斤的人，一天吃五碗饭。你看现在身上哪还有一块好肉。”霍明的舅舅声音悲切，“让他这样子继续煎熬还不如早点安安乐乐地走掉。”
我们拼命往霍明身上倒生理盐水，希望把紧紧粘在皮肉上的衣服撕下来。听着他的呻吟，我的内心很恐惧，但更怕连这点呻吟都听不见。我不停地和霍明说话，希望他保持住意识。一会儿的工夫，我的额头、手臂、后背都被汗水浸湿了。
堂哥也在劝霍明的妻子放弃：“政府补贴的是治疗钱，照顾他日常生活的钱都是咱们自己出的。以后你和婶子、侄女怎么办？”
我实在不想对家属说出“对不起，我们尽力了，请你们带患者回家看最后一面吧”这种很无力的话。
霍明的母亲生气了，老太太挥舞着拐杖去打他们的腿。办公室里，霍明的家属互相推搡着，大家用方言争吵起来。有女人对霍明的妻子说：“你就听我的话，就在这听天由命，看霍明能不能挺过来。”
“要不然就看着他在这里死？”我有点激动，“你又不是不知道，抢救时间多宝贵，主任没来，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做。手上死了个人，你也知道多麻烦。”
我在一旁沉默地看着。我只对霍明的妻子、母亲以及堂哥有印象，其他人这几个月都没怎么来过，但在这种关键时刻他们却一个个冲在前面，仿佛自己付出了很多。
“你疯了！”老李提醒我，曾经有一个重度烧伤的患者，就是在做气管切开术的过程中死亡的。
霍明的妻子一直平静地听完所有人的意见，然后走到主任桌前宣布：“我和霍明去省里。”
我沉默了一会儿：“如果等下呼吸衰竭了，咱俩得给他做气管切开术。”
直到这一步她依然选择不放弃。霍明的妻子长得矮小，挤在人群中甚至毫无存在感，但此时她的身上仿佛有一股力量。
老李不说话。
当天下午我把材料带好，坐上救护车送霍明去省烧伤医院。我虽然经历过很多次送患者转院，但是面对霍明时我有一种心酸的情绪弥漫在心中，始终挥之不去。霍明和他的妻子、母亲改变了我。他们让我对重度烧伤患者以后的生活不再那么悲观。然而就在这个家庭开始变好的时候我却伤害了他们。
“患者呼吸衰竭了怎么办？”我加紧换药，轻轻说。
我心里有愧，不敢和霍明的妻子交流。我把精力都放到了霍明身上。我不停地喊他的名字。一手掐他的手臂、脸蛋，一手给他抓好氧气袋，希望他不要昏睡过去，哪怕是胡言乱语几句，都是希望。
老李手上不停，回答：“没单独做过，你也别指望我，还是指望患者多扛点时间吧。”
一路上，妻子和母亲握着霍明的双手不放，他妻子的眼眶红红的，但依然保持着平静。
我低头跟老李说：“今天可难办了哦，你气管切开术咋样？我先说好，我还没学会，只能给你打下手。”
而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当时没有因为家属的恳求停止护胃的药；如果留意霍明吃饭没胃口，及时给他复查胃镜；如果我复查他的血常规和血生化的时候不觉得轻度异常是重度烧伤的生理改变；如果我可以多注意一下他的并发症……很多事情，没有如果。
烧伤患者的死亡速度快，大部分不是死于急性感染，而是窒息。此时，我最怕的就是霍明的呼吸音减弱，再慢慢地衰竭。只有插管，他才有活下来的希望。然而主任和麻醉师迟迟不来，没独立做过气管切开术的我，紧张得手足无措。
到达省医院，与霍明告别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弯腰驼背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守在推车旁，霍明的妻子拿着生活用品呆呆地听接班医生的指示。我不敢再看下去。救护车司机在外面喊我上车，我只能疲惫地坐上救护车原路返回。
这是个重度烧伤患者，而我只是个烧伤科“菜鸟”。当初在烧伤科轮岗完，主任让我在普外和烧伤二选一，我果断选了普外。现在，突然和同事老李单独处理这么重的患者，我俩心里都没底。老李换手套的时候手有点发抖，尺码都拿错了。
后来，我也曾打过电话随诊，开始还有人接，后来就没人回应了。我想，霍明大概没扛住，已经走了。
还没到霍明身前，我就闻到一股烧焦味。走近一看，他的嘴上下开合，整张脸被烧得完全看不出原貌，到处是露珠般的水疱。站在无影灯下，我发现霍明的手指被烧得粘连在一起，胸膛和小臂的皮肤甚至泛着蜡白色。除了小腿，他全身几乎都有烧伤。
几个月后我从烧伤回到普外科。对于嘈杂、患者繁多的烧伤科，我没有什么留恋。只是每次接待患者我总会想起霍明，想起他妻子和母亲泪流满面，孤立无援地站在病房外的情景。我会再审视自己的诊断和治疗，不想让自己再次体验那种遗憾、内疚、后悔。
上午11点，烧伤科的走廊上一片混乱。我走进科里，急诊医生朝我跑来：“霍明，男，46岁……马上通知麻醉师来插管。”
一天上班我接到一个外地号码打来的电话：“您好，王医生，我是霍明的家属，我们要出院了，要到您这儿拿材料报销，明天您有空吗？”
2018年春节，市郊爆竹厂突然爆炸。伤员像地毯一样，铺满了我们这所小医院烧伤科的整条走廊。烧伤科平均一年只接纳300名患者就诊，且大多不是重度伤员，爆炸发生得太突然，我被临时调到烧伤科帮忙。
我猛地一惊，急忙问：“霍明好了？”
听到她们表态，我没有立刻相信，但心里有点欣慰，我希望霍明活下去，毕竟，他是我和同事冒风险救回来的。
一个气质恬静的女孩来到办公室。她单眼皮鹅蛋脸，长得有点像年轻时候的霍明。当初抢救霍明时，我曾在他手机锁屏页面上见过这女孩。她就是霍明的女儿。
几分钟后，霍明的母亲含着泪走过来，她用力地拉我的衣服：“医生，我老头子死得早。儿子如果没了，这个家也就没了。你救他就是救我们全家！”霍明的妻子也坚定地看着我：“我们砸锅卖铁也要救。”
她说父亲现在已经回到老家休养去了，她留下来处理报销的事。我把抽屉里准备好的材料交给她，嘱咐她千万不能弄丢。办公室里很安静，我给女孩倒了杯茶，请她坐下，以随诊的理由询问霍明是怎么闯过这最后一关的。
霍明的舅舅说要商量。走廊上人来人往，我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只依稀听到“放弃”“拖回家”“钱不够”。人群中有两个女人——霍明的有点驼背的母亲和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妻子。
她慢慢地喝了一口茶，叹了口气：“我爸真的吃了很多苦，在那边住了几天ICU，病危通知书下了一沓。”
我只能回答说，烧伤患者所用的很多药物、器械无法报销或者报销比例很低。
后来霍明病情逐渐稳定下来，他女儿办了休学照顾他。从禁食、流食、半流食，到正常饮食，一步步康复。省医院看霍明恢复得蛮好，还给他植了皮。“你要是看到我爸的手掌和头，肯定会觉得判若两人。”她越说越兴奋，一次性水杯都被她的手压皱了。
“医保会报销吗？我外甥还有工伤保险。”他问。
霍明出院时，医生说霍明整形的禁忌证不明显，还有整形的希望。如果在家调养得不错，身体有100多斤了就可以做微整手术。
“生存率比较低，后续治疗几十万应该要的。”见过太多人放弃，我回答的语气有些生硬。
“我爸听到这句话特别开心，那天午饭都多吃了一碗。”
这时，一位双鬓斑白的中年男人走过来，他是霍明的舅舅，身上还穿着化工厂的工作服：“医生，费用要多少啊？救得回来吗？”
爆竹厂烧伤的工人由政府提供免费救治，还会得到一笔补偿用于整形。为了他们重新择业，还有人教他们养蚕。霍明正在努力学习养蚕的知识。
第一次见到霍明的家属时，我以为又是这样。那天，抢救室外等着一群人。被抢救的霍明是重度烧伤患者，我告诉家属：“情况很危险，要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没有你们的努力，可能我爸早就走了。”
这里还有太多令我绝望的事情。曾经有一个重度烧伤患者，入院后顺利抢救了过来，但当家属看到第一天就花掉了5000元，以后还要花费更多的医疗费的时候，他们找我商量，能不能让患者出院。我不能强行让患者住院，眼看着直系亲属签下自动出院同意书，带患者回了家。看着手中的同意书，我知道这个患者已经被家属放弃了。
那天我终于还是没能把抱歉说出口。但我决定下次去看霍明时，要亲口对他说出那句“对不起”。
在医院轮岗时，六楼的烧伤科是我最不喜欢的科室。除了要面对鲜血淋漓或烧得黑紫的皮肤，还和护士一样要每天护理病人，工作量巨大，其他医生都不太愿意上来。
窗外的天阴沉沉的，风吹在我的身上，脸和脖颈上有点发热。我忽然想起一句话：“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