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退到了屋子角落，无力地靠着墙壁，大脑一片空白。
而此时的朋朋，因为缺氧整个人开始发紫。赶来的麻醉科医生越来越多，小小的手术床周围聚集了十几位，我默默地把位置让了出来，让更有经验的麻醉科医生赶紧上前。我已经无法看到朋朋了，只能紧盯着监护屏，看着朋朋血氧饱和度断崖式地下跌，随后血压和心率开始哗哗往下掉，露在外面的两只脚越来越青紫。
生命走到尽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我还是想让朋朋在家人的陪伴中走完生命最后的日子，而不是一个人孤零零、浑身青紫地躺在冰凉的手术台上。
以往的“洗肺”手术从来没有病人下不来手术台，这也是我敢于接手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万万没想到会发生这种突变。此时此刻，医生们希望病人活下来的愿望，其强烈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病患家属。
看着眼前忙碌的同事，我的内心陷入无尽的愧疚中。虽然在律师公证下签了手术同意书，也把最坏的结果反复交代了，但我毕竟是手术医生，而万一病患家属接受不了意外，我这一腔孤勇的热血还会连累很多同事。
“所有麻醉科二线、三线，速到××手术间支援！”我们医生的内部喇叭高声响起，一声声地在我的耳边回荡。一瞬间，整栋手术楼，所有不需要值守在手术台第一线的麻醉科医生，全都从四面八方飞奔而来。
监护仪的报警声越来越刺耳，朋朋的生命迹象迅速消散，有些数字已经测不出来了。教授说：“咱们把家属叫过来交代一下吧。”
事故来得太突然，手术瞬间变成了抢救。
我实在不甘心，如果朋朋就此醒不过来，这将成为我永远的心理阴影。我咬着牙慢慢挤出三个字：“再等等。”
意外发生在下午。手术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们麻醉机的氧气突然无论如何也送不进朋朋的肺里了。气管插管其实有两个气孔可以往肺里送气，两个气孔都送不进气的概率很小很小，但偏偏是朋朋最需要、最缺少的氧气，现在供应不上了。
此时朋朋仍然被十多位同事抢救着，人影憧憧，我越来越看不清里面的样子。终于，同事通过有效调整呼吸仪器，又把氧气送进了朋朋肺里。监护仪器上开始测出数字，并在缓慢而坚定地回升。
没想到，这句一切顺利还是说早了。
抢救过程大约三分钟，却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朋朋在鬼门关徘徊一圈，掉头往回走了。但手术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了。教授让我把家属叫到门口简单交代一下，我让他等我一会儿，我先去个洗手间。
洗完一侧的肺以后，已经到了午饭时间，教授说有他盯着，让我先去食堂。我匆匆吃完午饭，突然想到朋朋的家人还在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虽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但我还是拿出手机给他的爱人发了一条微信：“目前一切都很顺利，不用担心。”
洗手间里，我不断擦拭眼泪。
几小时过得很慢，好在到目前为止，朋朋的“洗肺”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回到病房，三小时后，我们决定给朋朋拔出气管插管。这是有点风险的，毕竟才第一天，但我和教授商量了一下，还是想让朋朋舒服一些。
很久以后，直到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自己接下这项罕见病手术有多冒险。也是这次谈话后，我思考了很久，既然帮他的决心已定，我打算独自承担风险。
气管插管拔下来的瞬间，朋朋就在大口喘气，是嘴和鼻子都竭尽全力用上的那种喘气，并发出很响的声音。那种姿态让人印象深刻——朋朋就像在猛嗅一朵花。
“我一直在被动地承受命运的安排，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现在生活中再没有什么可争取的了，能争的就是这口气。一个月的自由呼吸，值了。”他对我说。
“认识我是谁吗？”我的第一句话没有问朋朋感觉如何。
我其实不太能理解这种执念，为了“争一口气”，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值得吗？况且“洗肺”手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朋朋的问题，即使一切顺利，月余过后，肺部又会被白色“渣子”重新填满。
“林医生。”朋朋回答。
然而朋朋没有提问，他只是一再地感谢我。他说自己确实很绝望，因为“空有一身力气，却使不上劲”，现在一心想要“洗肺”，就是想使出这最后一把劲。
到此为止，我的一颗心才算彻底放下了，我知道他并没有因为那几分钟的缺氧而大脑受损。后来朋朋告诉我，听到我第一句话的时候他特别开心。能够自由呼吸，让朋朋立刻开心了起来。
躺着的朋朋其实是一名血站护士，是我的同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原本以为他一定会问我，为什么所有的不幸都发生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我害怕被问到这种问题，甚至专门打了草稿，准备把所有的一切都归咎于命运。比如：你已经做得很棒了，只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得不认命……
朋朋以为自己手术成功了。我的心情却再次复杂起来，为他能自由呼吸而高兴的同时，又因为手术意外中断，没有为他争取到更多自由呼吸的时间而感到内疚。我唯一欣慰的地方就是，虽然手术提前终止了，但朋朋肺里绝大部分的白色“渣子”都被洗出来了。
水依然顺利地流进流出。
朋朋这种罕见情况，手术后维持时间会很短，我可参考的文献也很少，只能在心里默念：自由呼吸，希望能维持一两个月吧。
一开始洗出的“渣子”很多，所以流出来的根本不能叫水，而是像豆浆一样黏稠的液体，呈乳黄色。随着肺被清洗得越来越干净，“渣子”越来越少，水也越来越清了，这说明肺洗干净了。每洗一侧肺大约需要一万毫升水，大概二十瓶矿泉水的量。其实整个过程非常枯燥，但每次冲洗出来一点点“渣子”，就说明生存下来的机会又多了一点点。
朋朋说太久没有这样呼吸了。这时他的肺里大概还有30%的“残渣”，虽然不能与正常人相比，但是呼吸已经比从前轻松太多了。以前需要佩戴吸氧面罩，全方位输送100%纯氧，现在只需要佩戴一根鼻导管就可以了。这一刻，朋朋呼吸起来的感觉，相当于普通人跑了800米，有点喘，但能成句说话。
没有多久，“水流”从朋朋的肺里出来了！
做完手术后的前三天，朋朋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他仿佛要拼尽全力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多呼吸几口。我觉得他状态挺好的，甚至把他转到了普通病房，因为重症病房晚上也会开灯，机器轰鸣，清醒的人住进去是很难受的。
我们灌进去500毫升，至少也要放出来300～350毫升，否则水留在肺里出不来是很危险的，必须寻找原因。而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气管插管的位置不合适，水就可能误流到另一侧肺里。
转进普通病房后，朋朋的家人就可以进来陪护了。朋朋和家人、护士不停地聊天，感觉想和见到的任何人说话。他一口气能说上半小时，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时，他一句话都说不完整，根本没心情和别人聊天。
我慢慢操控，让水流缓缓流进朋朋的身体中，流进那个布满白色“渣子”的地方。
也就是在这一周里我和他聊了很多。他一边大口呼吸，一边张大口讲话，似乎想要把此后的一两个月用话语填满。他连绵不断地呼吸，连绵不断地对我说话。
进出的水量完全靠人工，也就是我来控制。一般一次性灌入500毫升，约等于一瓶矿泉水的量，如果顺利的话，也会达到1000毫升。
其实，朋朋身体里的秘密，经过了八年的时间才揭晓，不过那个谜底上帝已经埋藏了三十多年。
朋朋很快就进入了麻醉状态，生理盐水开始流进朋朋的肺部。我们先洗的是左肺，所以，左肺现在是不通气的，只能依靠右肺通气呼吸，也就是说，我们把氧气只送到右肺，而把水灌进左肺清洗。朋朋手术的高风险在于双肺功能极差，手术中又始终只能依靠一半的肺来呼吸，还要不停地往另一半肺里灌水，再将水导流出来。
2008年，朋朋在一次体检中被检测出免疫力低下，相关的“单核细胞”几乎降到了零。
但是，“洗肺”的难度在于灌进去和流出来的水量都必须精准控制，还要时刻密切注视监护仪上的各种指标。
作为血站护士，朋朋知道不正常，但是去医院没查出病症，也就没有在意。整整八年后，2016年，朋朋突然陷入了一场诡异的发热，三个月都不退热。他辗转求医来到北京，转入我们医院，主治医生发现这不是普通的肺炎，朋朋的肺部及血液里都充斥着一种特殊菌——鸟-胞内分枝杆菌复合群。
“洗肺”跟外科手术不一样，不需要动刀见血，而是往病人肺里灌入无菌的生理盐水，再让水流出来，顺势把填充在肺里的“渣子”带出来。
大家以为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接下来挑选药物治疗就好了，但主治医生很不安心。她在网上搜索，想知道是否还有类似的病人。有一次，她把朋朋的两种病症名称——“单核细胞减少症”与“鸟-胞内分枝杆菌复合群感染”同时输入检索框，居然跳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名词——MonoMAC综合征。这种疾病其实就是一种“基因突变”！
他因为紧张而呼吸急促，紧紧抓着吸氧面罩大口喘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白雾持续升腾。
这就好比街上的红绿灯中某个颜色的灯突然出了故障，开始乱闪，进而引发大规模车祸。此时此刻，朋朋的体内就是这样一个“大型车祸现场”——免疫力低下、发热、肺炎、特殊菌等等，就是这起车祸的表象。它们都是死神的烟幕弹，那个坏了的红绿灯——基因突变才是真凶。
很快，手术台上，平躺，麻醉，气管插管，术前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麻醉之前我握住朋朋的手告诉他：“等听到有人喊‘睁眼睛’的时候，你努力睁开眼睛，就又能看到我了。”
朋朋体内的基因染色体不多也不少，但是其中一条出现了错乱。这就好比一串洁白的珍珠项链中出现一粒黑色的珠子，不仅如此，其材质还是橡皮的。然后，黑色橡皮珠子开始熔化，项链随之断裂。
那天早晨，朋朋的亲弟弟也从老家赶过来了，一家人来到手术室门口。我让他们放心，还顺带指了指天花板：“有事会通过那个喇叭叫你们。”其实手术室外，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对我们这所全国一流的医院来说，罕见症不可怕，可怕的是基因突变，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攻克的难题。严重者的寿命一般很短，而且无药可治。这种情况下，医生与家属的努力没有用，成吨的钞票也没有用。或许可以这样说，遭遇基因突变是命运压根就不打算让你好好活下去了。
“洗肺”手术我做过很多次，但是这次格外不同。为此，我通过私人关系，请来了资深麻醉师。另外，我的查房教授是呼吸危重症方面的专家，那位当初帮朋朋跟我取得联系的同事，是研究呼吸罕见病尤其是肺泡蛋白沉积症的教授，他们都答应来手术室坐镇。这是我能请来的最强阵容了。
不过主治医生告诉朋朋，还有一种办法可以“逆天改命”——骨髓移植，也就是拆掉坏的“红绿灯”，装一套全新的。但这样做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移入新骨髓前会对患者进行体内清髓，一瞬间人会丧失全部免疫力。朋朋现在身体里都是特殊菌，免疫力丧失的话，这些特殊菌很可能会立即吞噬掉他。
我专门找了一趟朋朋，安慰他说：“这个手术在我们医院目前还没有死亡的先例。无论如何，我都会尽最大努力让你平安下手术台。”
朋朋很幸运地遇到了骨髓匹配的捐献者，但反复权衡后，他选择了放弃。最终，耗时两年半，朋朋体内的特殊菌被清除。后来，朋朋回到了家乡的献血车上，在主治医师的帮助下，他得以继续做他热爱的工作。但医生知道，朋朋体内的定时炸弹一刻也没离开。
朋朋说自己才30多岁，万一在手术台上死去，那些有用的器官还可以再帮助其他人。她说朋朋说服了每一个家庭成员，只有奶奶坚决不同意。奶奶说自己的孙子连一把骨灰都不留下，就一点念想都没有了。
当朋朋再次联系中华骨髓库与医院时，所有医院都婉拒了，因为此刻朋朋体内又出现了一起更严重的“车祸”，而“事故”原因就是那些日益填满朋朋双肺的白色“渣子”，那种能不断生长直接导致朋朋窒息的白色“渣子”。而且，新找到的骨髓捐献者在最后关头也悔捐了。
手术前一天，临近下班时，朋朋的爱人再次找到我。我以为手术还有什么没交代清楚的细节，甚至他们的想法有什么变化，没想到她告诉我，朋朋要捐献器官。
那段时间里朋朋开始录短视频。视频里，他问儿子：“昨天你来看爸爸，高兴不高兴？开心不开心？”短短几句话，他需要不停地喘气。
第二天大清早，朋朋全家人找到我，他们昨晚一夜没睡，最终做出了同意手术的决定。朋朋对我说，他已经交代好了后事，包括财产分配……
白色“渣子”越来越快地吞噬着他的肺。见到我的时候，朋朋已经不奢望活着了，他只想大口地自由呼吸。
我没有叮嘱他再好好想想，因为他此时看向我的眼神，如同写着四个大字：破釜沉舟。我冲着朋朋挥了挥手，转身离开了。
现在，病床上的朋朋已经开始术后可能仅有的一两个月的自由呼吸、自由谈话。不过谈话都是我问他答，只有一个话题是他主动讲的，那就是帮助过他的每一位医生，他都记得名字。不过我发现，他在简述自己一生的时候，聊到骨髓志愿捐献者“悔捐”这件事，是低下头闷着声音说的。
我远远地看了一眼朋朋，他坐在床边，正在往我们的方向张望。
看着他呼吸，听着他讲话，我总在想，早在三十多年前，上帝残忍地给他设置了一道判断题，答案是判定他会死去。但抗争三年后，朋朋硬生生地将这道判断题做成了选择题——选择“坚持到生命最后，虽然要忍受逐渐窒息的痛苦，但能多存活一段时间”，或者选择“自由呼吸一两个月”。
“开弓没有回头箭，”朋朋的爱人很瘦弱，但却是最冷静最坚定的那一个，“之前全家开过会，已经想好了，都支持他的决定，无论什么后果都接受。”
朋朋选择了后者。
“如果下不来手术台，朋朋因为处在麻醉状态，死亡的瞬间是不会受罪的，”我没有过多强调自己需要承担的风险，只是反复地告诉他们，“但家人只能在外面等着，连他活着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术后第七天，朋朋肺里残留的水终于吸收干净了，该拍CT复查了。
父母最先流泪了。“孩子生病这几年过得实在太难了，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要求了，无论如何都要实现。我们劝不住。”两位老人一看就是朴实的农民，他们的乡音很重，怕我听不懂，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努力地说。
我还是有自信的，虽然手术意外中止了，但最多也就剩余30%的白色“渣子”，朋朋的肺里应该干净了很多，而新的白色“渣子”怎么也得生长一阵子吧。但老天总爱开玩笑。拿过CT片子一看，我发现朋朋的肺里依然白茫茫一片！满是白色“渣子”！我以为错拿了手术前那张白色“渣子”占据了肺部80%的片子，我反复确认上面的拍片日期，才不得不接受这真的是“洗肺”手术后新拍的片子。
当时我让他先躺下休息，朋朋艰难地说很久没躺下过了，躺着更喘不上气。我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跟他的爱人和父母谈了很久，再次告知手术风险：如果一定要进行手术，最坏的结果是连手术台都下不来。
因为基因突变，因为上帝的选择，朋朋肺里的白色“渣子”卷土重来。仅仅七天时间，白色“渣子”的比例从30%增加到80%！这怎么可能！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才换回来的“争一口气”，难道只能维持一周？
很久以后，偶然翻看他的微信朋友圈，我才知道当他得知我愿意帮他完成这个心愿时，心情有多雀跃。
我很沮丧，几乎要变得迷信了，基因突变造就的命运难道就这么强势不可逆转吗？我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按理来说，没有基因突变的人，如果肺里有蛋白沉积物（这样的白色“渣子”），只要洗一次肺，能维持将近十六个月。而我和专家们预估，朋朋这次至少能维持一两个月，当初跟他反复强调的也是这个时间。
没有痛苦地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但代价呢？
事后来看，术后头几天朋朋精神状态很好的时候，其实他肺部的沉积物所占的比例应该就已经回升到了50%，他可能会觉得呼吸困难一些，但因为躺在床上没有活动，所以，没有意识到。
朋朋没有丝毫犹豫：“想好了，付出任何代价都愿意。”
“不想活了！”实话告诉朋朋后，他直接崩溃了。他的爱人吓到了，赶紧找我劝解他，我和朋朋聊了近两小时。朋朋就坐在那里，但和之前几天的状态完全不同，原来见到我时他是很高兴的，现在却一点反应也做不出来了。他的心气没了，他说自己突然觉得呼吸很困难。确实，他现在不是像跑完800米后喘气，而是像站在喜马拉雅山上喘气。
环境太嘈杂，没办法细聊，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想好了吗？”
他说，自己输得一塌糊涂。他问我，这不过就是自己的最后一个心愿，用生命才换回来的畅快呼吸，怎么那么快就没了呢？不是一两个月吗？
手术前，我来到急诊室，在患者中寻找朋朋的身影。“这里，在这里。”不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招呼声。我看见理着平头、一张圆脸的朋朋坐在狭小的病床上，说不出话，但正竭力冲我招手，环绕四周的家人大声呼唤着我。
我并不是很擅长安慰人，想了很久也无法给他虚假的安慰。我决定实话实说：“朋朋，你知道手术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还很惊心动魄吗？”
没有人想到，四个月后，朋朋再次出现在我们医院的大门口，并找到我。那天他说话非常困难，但异常坚决。他说：“我只想好好吸一口气。”
我坐在病床边详细讲述手术的全过程，并给朋朋看了我拍的一张照片——医生们把一张手术床围了好几层，正在全力以赴地实施抢救，躺在手术床上的他只露出来一双青紫青紫的脚。
朋朋曾经辗转过全国几家大医院，毫无悬念地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拒绝。理由很简单，第一，手术风险实在太大；第二，“全国最好的医院都不给你‘洗肺’，我们就更不可能做了”。
“当时稍有耽搁，就有生命危险。现在的情况虽然绝望，但比起那时还是好了很多。你现在的每一天其实都是赚来的。”
“洗肺”，手术风险极高，仅仅有可能实现自由呼吸，但很快又会面临白色“渣子”的进攻、占领，然后死去；不洗，就只能戴着面罩，看着白雾日渐稀少，其实也是在等待死亡。
“抢救的时候，我作为你的主治医生，对你最大的期望，就是你能走到最后，还有家人的陪伴，而不是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台上，再也醒不过来。”
这是罕见病中的罕见病——肺泡蛋白沉积症。不断自我复制生长，无法彻底根除的白色“渣子”其实是肺泡蛋白沉积物。如果说患罕见病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那么朋朋的状况罕见到几乎根本无法统计。
朋朋沉默了很久，叹了一口气。看得出来，他有些埋怨自己刚才的情绪失控。
教授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虽然在全国权威医院排行榜里我们医院历年来都蝉联综合排名第一，很多罕见病患者会慕名而来，可朋朋患的这种罕见病，却是迄今为止我们见过的唯一一例。
我安慰他：“你已经很勇敢了，不需要再苛责自己。”我看见他那张曾经圆圆的脸已经消瘦成了另一个样子。
早在同事找到我之前，全科所有医生曾重点研究过朋朋的手术。专家教授们慎重地讨论了很久，难得意见一致：风险太大，不建议手术。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结论了。
几天后的一个周末，朋朋准备回家了。他说本想给我写封感谢信，却实在不知道如何落笔，这份感恩只能埋藏在心里了。
但没有医院和医生敢接下这项手术。因为就朋朋现在的情况来说，“洗肺”后那些白色“渣子”依然会卷土重来，甚至加速蔓延，朋朋可能还没靠自己呼吸到一口空气，就倒在手术台上了，因为他的肺功能已经衰竭了。
分别的时候，我和朋朋很默契地都没有提再见面的话。
不能“洗肺”吗？理论上可以。往肺里面灌生理盐水，像大浪淘沙，把“渣子”冲出来，这种手术就是俗称的“洗肺”，这也正是朋朋现在强烈盼望我帮助他做的手术。
奇迹并没有发生，朋朋回到当地的医院后身体越来越差，呼吸也变得愈加困难。他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会给我发发微信。我每次都第一时间回复他，虽然我知道自己解决不了什么实质问题。
面罩中的那些白色雾珠是如此晶莹、鲜活，更是如此宝贵、稀缺。朋朋的每一口“呼”都极其费劲，因为呼不出什么东西；朋朋的每一口“吸”都更加费劲，因为吸不进去什么东西。朋朋说：“我有力气，但怎么吸都吸不了气。”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白雾日益稀少，看着自己日益虚弱，慢慢垮下去，在空气中被活埋，最终窒息而死。
我是个不喜欢发朋友圈的人，即使已经在“天才捕手计划”写了好几个故事，但是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分享过，因此知道我的朋友也不是很多。有一天，我发现朋朋竟然在《微生物神探》那篇故事下面点了“在看”！我非常兴奋，马上发消息问他：“你也是‘天才捕手计划’的粉丝吗？”
朋朋根本脱不开氧气瓶，自由呼吸在很久以前就是不可能的事了，甚至连去距离病床10米之外的洗手间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当他知道我就是文章作者的时候，沉默了很久后问我：“你能不能把我的故事也记录下来？万一有跟我一样的病人看到，会少走很多弯路。回想起来，我真的太难了。”
他那本应通透呼吸的双肺，不知从哪天起长出了一种罕见的白色“渣子”。然后，“渣子”的数量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像蚂蚁要占领食物，像水流要淹没河床。他的肺马上就要被白色“渣子”像水泥糊墙一样糊上、砌住、填满了。
我答应帮他记录，但也提了一个条件：“你也要答应我，一定要等着看自己的故事。”
朋朋，这个看似冷静的男人，必须时刻把自己扣在吸氧面罩里。透明的吸氧面罩内部不断升腾起来的白雾来自他的口腔、气管、胸腔，来自他的被侵蚀殆尽的双肺。
他的身体肯定又差了很多，连打字都极其费劲，但从那天起他开始非常努力地为我补充各种细节，不论是生病前三十多年的还是生病后抗争三年的。我感觉他是把希望融入这些文字中了。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要动真格的了。
然而，连这个小小的心愿也变成了奢望。
他的爱人与父母都签下了名字，现在“生死状”上的“同意”栏只剩一个空格，那是留给我的。我拿起笔，郑重地签下名字，众人一言不发，四周安静得只剩笔尖落在纸上的摩擦声。
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始终只能坐着，几乎完全无法睡觉，哪怕只是咳嗽一小阵，都有很强烈的濒死感，需要缓一个多小时才能恢复过来。他太难受了。
朋朋的爱人拿起同意书想让一旁的父母看看，但朋朋却抢先说：“不用看了。”他的声音透过面罩，短促而沉闷——呼吸，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有一天，他给我发来一条微信：“林医生，我坚持不住了，可能看不到你写的故事了。”
“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觉得生死大事还是谨慎些好。
那时，我现在写的这个故事只写到一半。我立即将这一半的故事发给了朋朋——我刚刚写到手术后，拔掉气管插管，朋朋像嗅花一样狠狠地吸进第一口空气。
放下笔后他依然缄默无语，戴着吸氧面罩坐在轮椅上，直视着我。气氛一时间凝滞了，他的吸氧面罩里面蒸腾起一阵阵白雾。
朋朋说自己看哭了，此前我从来没见过他掉眼泪。
但显然朋朋是个例外。他没有提出任何问题，直接就在“生死状”上签名了。
很快，当地医院的医生开始准备输送大剂量镇静剂，帮朋朋减轻痛苦。后来他的爱人告诉我，朋朋在意识清醒的最后一刻，没有直接插上气管插管，而是叮嘱他的爱人，记得去登记捐献器官。
朋朋慢慢抬起手，接过这份“生死状”。我突然有些担心，以往，不少病人读到风险告知后会被直接吓走，更何况是身患严重疾病，不得不做出艰难选择的朋朋。
插上气管插管的第二天，他猝然离开。
两位律师的身后是要签署这份“生死状”的另一位主角——病患谭朋朋。此刻，他正坐在轮椅上，脸上紧扣着吸氧面罩，旁边放着一个氧气瓶，家属则站在他的身后。
朋朋离开以后，有关于他的故事，我写了很久。我总是有一种错觉，似乎故事只写到手术的那个时候，朋朋就会一直留在这里。
两位律师郑重地告知我：“如果你敢接下这场手术，就请把名字签在‘同意’栏上；如果病患和家属愿意你来做这场手术，也是签在‘同意’栏上。”作为律师的他们会以第三方的身份见证整个过程。
直到今天，我总不自觉地想象着朋朋躺在深夜的病房里，脸上罩着升腾起阵阵白雾的吸氧面罩，独自看着那半篇故事的样子。
在外科，医生和病患签订“生死状”已经是家常便饭，甚至还有医务处人员在场全程录像，除了提醒病患外，这也是医生在面对不得不做的高危手术时，最后一道保护自己的措施。而作为内科医生的我，在内科工作十一年，做过的手术并不多，更没有接手过高风险手术，看着眼前的这份“生死状”，不免茫然失措。
我时常翻出和朋朋的聊天记录，还能看到他当时读完那一半故事时的反应。那时等他哭过之后，我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此时，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份“手术生死状”——一份薄薄的文件，上面列举了十几项这场手术可能出现的后果，任何一项都意味着患者有直接死亡的危险。“生死状”以一句冰冷的文字收尾：医生已详细告知所有风险。下面就是勾选“同意”或者“拒绝”，以及签字的地方。
“没有了，想说的话已经都在这里了。”他说。
三个月前的某一天，我端坐在医院办公室里，大脑一片混乱，焦灼地等待着。整整一小时过去了，两位律师终于如约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