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泽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决定，在自己离开之前，为父母找到新的“支柱”。
“以前我觉得爸妈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办到，后来我生病了，看见过妈妈偷偷哭，也看见过爸爸站在门外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抽，我才发现，原来他们也有脆弱的时候。”阿泽陷入了自言自语，他反复说着，“我脆弱时有他们撑着，他们脆弱时我必须强大起来，变成他们的支柱。”
那次谈话过后，阿泽就变得神神道道的，总爱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姐姐，你是独生子女吧，孤独不孤独，寂寞不寂寞？”看我点头，他又紧接着抛出问题，“独生子女的父母——如果他们的孩子不在了，他们孤独不孤独，寂寞不寂寞？”
我懂，我当然懂。只是一个少年这么单纯的心思，有时还真让人招架不住。
我三两下就被阿泽绕晕了。他成天在病区里晃荡，估计是看多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老人，有感而发了。
他后来悄悄附在我耳边说：“原先我就知道自己会死的，我怕他们难过，就想着犯点错误让他们讨厌我，这样我走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那么伤心了。”
可阿泽却非常严肃，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失独家庭。他自己百度了很多“失独家庭”相关的资料，还去查了这方面的政策，最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政策再多，政府也不管发孩子，我得让我爸妈生个妹妹！”
“妈妈你当时也是这样的吗？”他似乎是从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妈妈当年怀他时的影子。一瞬间，他的眼睛亮亮的。
他摆事实，讲道理，一口气说了好几个理由：“你看，我现在动不动就头疼，走路都走不出个直线，说不定过两天就得瞎，然后一命呜呼，我爸妈怎么办？我死了以后，他们怎么安度晚年？老了会不会上敬老院？”阿泽缩了缩脖子又补上一句，“想想都觉得可怕！”
听见我又提“熊孩子”，阿泽吐了吐舌头，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难怪我怎么捣乱爸爸妈妈都不生气呢！”阿泽像是想到了什么，扭头去看妈妈。
他决定跟父母谈谈。他把父母叫进病房，关上了门。我在护士站里静静等待着。
我对阿泽说：“你也是这么长大的啊，每个小宝宝都是在妈妈肚子里揣上十个月，从花生豆大小一点点长出小手、小脚，最后变成你这么大的熊孩子的。”
阿泽父亲的声音断断续续从门那头传来，像在发毒誓，很响，很坚决：“这是不可能的！我只有你这一个儿子，之前就你一个，之后也就你一个！你现在想这些是不是想气死我们？”他的声音抖得厉害。在阿泽面前，这个曾经无所不能的父亲第一次慌了。隔着一条长长的走廊，我都能感受到阿泽爸妈的坚决。
阿泽的妈妈在一旁准备阻止，我笑了笑表示不介意。这个16岁的少年，可能是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小生命的存在。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从这夫妻俩硬是将儿子原本短短一年的生存期努力拉长了一倍多，就能感受到：他们没想过给自己留后路。或者说，他们不容许自己去想。
阿泽用手贴着我的肚子，感受到了一个小生命正在使劲折腾，嘴巴张得更大了：“姐姐！你疼不疼？他就这么在肚子里翻来翻去的吗？真好玩！”阿泽一边问，一边好奇地屈起指头在我肚子上四处敲敲，就像一只啄木鸟。
我强迫自己也不去想此时此刻的病房里阿泽的表情。
我不知道该难过，还是该挺下肚子验明正身，最后想了想，抓住他的手贴在肚子上：“你可不许说姐姐的坏话，小宝宝听着呢。来，跟他打个招呼。”
阿泽的提议就像一个诅咒，成了他和父母之间的禁区。每每被提及，都会让那间小小的病房房门紧闭。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也进不去。
那是我换上孕妇服的第一天，阿泽惊讶地张大了嘴：“你有小宝宝了？不是胖了吗？人家孕妇都是小心地挺着肚子，你怎么跑得跟飞毛腿似的？”
阿泽实在难受了，就会气鼓鼓地找我“吐槽”，像只奓着刺的河豚。
陪伴阿泽的那些天，他的身体正在慢慢衰弱，而我的肚子却在一天天显怀。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怀里的新生命，会让阿泽在人生困局里执着地下出最后一步棋。
“姐姐，这明明是一个好办法啊！我活不了几天了，可人总要朝前看嘛！”
“姐姐你好笨哦，我治又治不好，万一死在家里，我家就成凶宅了！以后都不值钱了！”他为自己的深思熟虑扬扬得意。我看着这个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少年，只觉得命运特别残酷，还残酷得特别认真。
“姐姐，我爸爸妈妈这么大年纪了，现在再不想生小孩的事，以后怕是生不出来了，到时候我又不在了，他们怎么办？”
“我不能死在家里啊。”阿泽用一种嫌弃的眼神看着我。
“姐姐，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不肯回家去？因为我怕我万一在家里死掉了，以后爸爸妈妈真有了小妹妹，妹妹会害怕我的房间，不敢进去……”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呢？”很多绝症病人都会选择在家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
我惊讶于这个16岁少年的心里揣了这么多事，还每一件都不轻。虽然我当面把阿泽打击得不轻，但背地里我总想帮帮他，除了时不时教他一些劝服父母的“话术”，碰到阿泽的妈妈时，我也会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旁敲侧击一下。
一旦谈到家庭，阿泽就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成熟和懂事。我好想把这些话转述给阿泽的爸妈听，但是我和阿泽有君子约定：我是他的树洞，得替他保守秘密。
渐渐地，话题传到了我这里。阿泽的妈妈跑来护士站，主动聊起儿子让人头疼的提议，忧心忡忡：“你说阿泽现在想这些事，是不是想放弃了啊？”
面对我的问题，阿泽掏出了一张卡，他偷偷告诉我：“里面有200多万，是我的‘救命钱’。”阿泽的父亲为了让儿子安心，早早存了一张卡给他。“平时治疗和日常花销再大，爸爸都不会动这张卡，都是先卖房子。”阿泽眼见着家里的房子一套接一套卖了，“安心卡”拿得越发不是滋味。
我赶紧宽慰这个爱子心切的母亲：“阿泽这么积极主动地想办法，正说明他心里还有念想，没有放弃自己。”
我观察了好几次，发现他和喜欢的小女生见面过后，总是一副沉重的模样，好像在考虑什么大问题。其实我心里也有疑问：为什么他既不出国救治，也不愿意回家，非在一个小医院里空耗着呢？阿泽的爸爸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存了笔钱，可以再次出国寻求更好的治疗。但阿泽的态度特别坚决，没得谈。
阿泽的妈妈略微点点头，脸上的表情还是很犹豫：“我现在的目标就是陪着儿子，怎么能分心想二胎呢？而且我要是表现出这种想法，阿泽会不会觉得我想放弃他？”
那段时间我正怀着宝宝，干不了重活，护士长就发话，让我多陪陪阿泽。也许是不“打”不相识，少年被揍了以后，总是围着我打转，喊我姐姐。我也很开心多了这么一个帅气的弟弟。阿泽特别爱热闹，自从恢复和兄弟们的“邦交”之后，病房里总能听见阵阵少年的爽朗笑声。有时阿泽也会直接拎着吉他，闯进护士站，坐在椅子上现场卖艺；或者替护士姐姐们抄写病历，铁画银钩的瘦金体，颇见功底。这个孩子总能想办法把场子撑得热热闹闹，但我总觉得他有心事。
我劝慰了她好一会儿，一家人最不该计较这些。阿泽是个心胸开阔的好孩子，大人们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至少让儿子放心。也许都是做母亲的人，我的劝说让阿泽妈妈的表情稍稍缓和，她答应再和阿泽爸爸说说。
我以为，只要跟阿泽把话说开了，事情就到此为止。没承想，这个少年的心事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过了一阵子，阿泽没再和我聊过劝父母生二胎的事。我猜想，八成是少年郎有了新策略，不告诉我。原来他是开始提前熟悉角色，操着做哥哥的心了。
这对父母在儿子面前装大款，儿子则扮演不良少年，我不由得感慨，真是一家人啊。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坦率好像很难。
有时跟我出去看到路过的小女孩，阿泽就会说：“我妹妹将来也要穿这样的裙子，一定很好看。”还跟我预约，“姐姐，等你的孩子出生了，我要当你孩子的哥哥。”
阿泽说自己看过账单，也查了很多资料，知道这病治不好，干脆不配合治疗了。父母只要厌恶自己，就不用再做无用功了。“我都知道的，爸爸还要养活厂里的工人，我能少花一点是一点。”
我告诉他辈分错了，你得当叔叔。他一脸神气，好像已经当上了哥哥。
阿泽乖乖地点头，表示一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再不胡闹了。但阿泽反问我：“姐姐，你知道我这两年花了多少钱吗？”
我还观察到一个好现象：阿泽的病房不怎么关门了，一家人一起聊天的时间多了很多。阿泽的妈妈会时不时带着笑抱怨一句：“我生你一个都累死了，再生一个我可不干！”阿泽的胆子也越来越肥，不光安排好了要生二胎，还给爸爸妈妈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一定是妹妹！”
我一条一条数他的罪状，阿泽瑟缩着脑袋一声不吭。“新仇旧恨”都报完了，我才得意扬扬地告诉他：“姐姐这把尺子，上打昏君，下斩佞臣，中间教训熊孩子，以后可不许犯浑了啊！”
阿泽当着父母的面跟我商量将来的妹妹要叫什么名字，还说妹妹的名字要跟自己特别配才行。每到这时，阿泽的妈妈就会点点阿泽的小脑袋说：“我怀胎十月费老半天劲，名字还得让你做主？”看着这一家人如释重负的样子，我知道，阿泽可以放心了。
我接着揍：“你装什么坏孩子啊，演技那么差！还写遗书呢，你有啥遗产？你玩这么大，到底想怎样？”
做阿泽的专职陪聊其实很愉快，但陪聊的时光也非常难熬，因为我会第一时间看到阿泽病情的进展——那个曾经能写一手好字的小帅哥现在没法握笔了，雷打不动的练字时间被迫停止。他的眼睛开始重影，走直线会偏移，一块糕点递给他都不能准确地放进嘴里。突然来袭的头疼会让他蒙起脑袋闷声不响。头疼的次数和频率也多了起来，降颅压的药从一天1次增加到了一天4次。
看他知道自己错了，我一瞬间“原形毕露”，凶巴巴地展开他的手掌，抄起桌上的尺子敲在他手心上：“玩大了吧？收拾不了了吧？”尺子打在手上，啪的一声脆响，吓得阿泽一哆嗦。
当初的阿泽有多美好，现在的阿泽就有多糟糕。并且我和他都明白：这种糟糕一旦开始，就不会回转。你会心疼这个一声不吭的少年，也会谴责自己目睹这一切却无能为力。
阿泽红着一张脸，摇了摇头：“姐姐，我去道歉行不行？”
阿泽察觉到了我的情绪，他笑笑说：“姐姐，说不定再过些时候，我会看不见东西，还会出现吞咽困难。唉，我好惨啊。”他自我调侃着，三言两语就将这个疾病最后阶段的症状说得明明白白。他对自己的结局了如指掌，清醒得可怕，又懂事得吓人。
我坐在床边拉着他的手：“阿泽啊，你爸爸妈妈哭得多伤心啊，你真的希望他们这么伤心吗？”
“你挺有勇气的啊，还敢掐指算自己能活几天，要我才不呢，先哭几天再说。”我试着调节气氛。
阿泽踉踉跄跄地走过来，拉住我的手，死紧死紧的，像是抓着一根救命稻草，还小声地哭了起来：“怎么办，姐姐，我是不是做错了？”眼前这个少年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一招有多大的破坏性。
少年得意地昂着头：“姐姐你多陪陪我吧，我爸爸妈妈看我这副鬼样子，会哭的。”
老远还飘来阿泽的妈妈的哭声，我站在病房里，瞥见旁边的阿泽一副吓坏了的模样。我拍拍胸口定了定神，问他：“你是成心的，对吧？你住进来以后成天和你爸妈对着干，就是为了惹他们生气，这回你的目标真的达成了，恭喜。”
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如此消沉，还要这个16岁的小鬼头来安慰。这对他不多的时间来说是一种浪费。我答应他，不仅要帮他达成心愿，还要陪他开心地度过剩下的每一天。
小护士们拥着阿泽的父母离开病房冷静一下，我这才感觉到刚刚跑过来时的一身冷汗。
那段时间，我和阿泽最关心的就是太阳升起来以后，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在阳光照射的病房里，他喜欢学电视剧里金三顺的口气跟我宣言：“去爱吧，就像不曾受过伤一样；跳舞吧，就像没有人欣赏一样；唱歌吧，就像没有人聆听一样；干活吧，像不需要钱一样。”
护士们纷纷冲向病房，生怕是阿泽病情突变，不敢耽搁一分一秒。结果到了病房，发现阿泽好端端的，手上攥着一支笔和一个本子。地上满是细碎的纸片，阿泽的妈妈坐在地上大哭，阿泽的爸爸则两手颤抖地戳在正中，一边撕扯着本子，一边语不成调地咆哮着：“我让你写！让你写！”反反复复就这么一句话，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向地面。那些撕碎的纸片上，我注意到两个字：遗书。
天气多好，也总是有日暮西垂的时候。渐渐地，阿泽的颅内压增高到甘露醇也不能控制了，他总是躺着跟我念叨：“姐姐，唐僧又开始念紧箍咒了。”
那天早晨，我刚换好衣服准备上班，病房里忽然爆发出一阵哭声，锐利得像把剪刀，划破了病区里安静的空气。我凝神一听，拖着抢救车就往病房冲，那声音是阿泽的妈妈的。
我说你要是疼，可以摸姐姐的小宝宝。他小心翼翼地抬起手，又放下，说：“不行啊，头太疼了，我怕我手劲大，一不小心碰疼了姐姐。”
就在我觉得已经摸透了阿泽的小心思时，他却憋了个“大招”。
阿泽头疼的时候，父母总是抱着他，陪着他，一遍遍地抚摸着他，希望能帮他缓解一点。他缓过来了就会说：“姐姐，我们来唱首歌吧。”
很快，我从他这些怪异的举动里找到了一个规律：只要父母在场，他一定是熊孩子附身，摆出一副无赖相来刺激父母；但等到父母一离开，他就恢复正常。而且，如果当场没刺激到父母，反而被宽容的话，阿泽就很不开心，好像受了挫折。我悄悄告诉护士长，阿泽是个藏着事儿的孩子，大家等着看吧。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俩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五月天，从《温柔》到《倔强》再到《突然好想你》。科室里谁都知道，我是绝不开口唱歌的人，因为跑调跑得着实吓人。但面对阿泽的请求，我没法拒绝。
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开始暗暗观察，果然发现了异样。例如每日晨间护理，他虽然冷着脸，但总会帮我们护士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查房的时候，他会站起来打招呼，再故意绷着一张苦瓜脸；自己都走得磕磕绊绊了，还会帮病区里上了年纪的病人拿东西。最拧巴的莫过于他常常笑着发现不对头，又匆忙换回那副冷脸。
“就唱《温柔》，那首好听，我陪你一起唱。”
我觉得阿泽的妈妈对儿子的印象也太跑偏了，这能是那个成天在病房瞎闹的阿泽吗？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个乖巧懂事的阿泽哪儿去了？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刚开始阿泽起个头，我轻轻地和，唱着唱着就变成了我的独唱。我发现阿泽没了声音，一眼看过去，原来是他的力气跟不上了。即便如此，他依然抬起手，勉强为我打着拍子。
妈妈讲起自己的儿子，脸上总有一股骄傲的神情：“之前治了两年，无论有多难、多疼，我儿子都忍着一声不吭，就是不想让我难受。”
阿泽的父母可能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这个场景，一家人默默地帮儿子打理着日常生活，头疼的时候冷静地询问要不要吃止疼药，或者要不要用甘露醇。等阿泽头不疼了，他们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谈天说地，还时不时地调侃起阿泽小时候的糗事。这时候的病房，笑声比往常还要多。
阿泽的妈妈只能一边点头哈腰跟同学的家长们道歉，转头还要哄阿泽：“都是妈妈不好，没照顾好你。”即便如此，阿泽的母亲还是没有怨言，她觉得儿子只是暂时心情不好，还总跟我强调：“这孩子心细，特体贴懂事。”
阿泽的妈妈曾经私底下告诉我，陪伴阿泽治疗的这两年，她因为看过极少数生存期超过5年的病友而心生羡慕，也因为看过这个星期还计划着手术下个星期就离开的病友而感到幸运。一路同行过来的病友，三三两两都在术后一年左右的时光里离去，阿泽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
时间一长，阿泽的性子越来越孤僻。有一天，妈妈怕阿泽寂寞，特意挨家挨户上门请同学过来。结果同学们到了，却被他拒之门外。几个孩子围在病房门口小声地喊，房里的他一声不吭。
阿泽的妈妈说：“我觉得难过，又觉得幸运，至少我儿子多陪了我那么久。”这一家人，总是在关键时刻活得分外清醒，又分外努力。
阿泽才住院没多久，我就发现，他对父母为自己做的那些事，要么不知道，要么根本不在意。他似乎对一切都不满意，天天和父母闹情绪：不吃药、不打针、不检查，处处和父母对着干。任凭父母如何好脾气地哄，他也不答话，自顾自地看书，书页翻得哗哗响，把病房里的气氛搅得躁动不安。小护士总对我咬耳朵：“帅是帅，脾气不好也不可爱！”
很快，阿泽的生命开始倒计时了。肿瘤剥夺了阿泽的意识，他一句话说得含含糊糊，我得弓起身子凑近使劲听。
香车宝马既是为了生意场上装点门面，也是不想让阿泽起疑。夫妻俩商量好了，儿子面前绝不能露怯：钱，你随便花；卡，你随便刷；旅游，想去哪儿？好吃的，要哪家？在儿子醒来后的每分每秒，这对夫妻都在称职地扮演着过去的形象，甚至特意装作一副土豪的样子。但阿泽的母亲告诉我，为了给儿子争取时间，这些年攒下的家业已经消耗一空。从治病开始，就已经卖了3处房产，如今手里所剩的筹码不多了。
阿泽一字一顿地说：“姐姐，对不起，我再也没法和你一起唱歌了。”
一打听才知道，如今外贸生意难做，货款拖欠已成常态，阿泽父母的工厂资金链断裂，厂子难以为继。可维持工厂运转需要钱，阿泽看病也需要钱，夫妻俩只能咬着牙死撑，私底下恨不得一毛钱掰成两半花。
我告诉他没关系：“姐姐唱给你听就好了。”
我起初没在意，以为他只是赶时间，在吃上不讲究。但接下来我发现，阿泽母亲的行为更可疑：白天拎着一只香奈儿包包走来走去，化着精致的妆容，一副随时要出席宴会的贵妇模样，晚上却趁着阿泽睡着了，爬起来躲进护士站做手工活，给一大堆商品做包装。
阿泽的父母彻底将家里的生意搁置，每时每刻都陪在阿泽的身边。我不再长时间待在阿泽的病房里，把最后的时光都留给这一家三口。
阿泽的父亲一身笔挺西装，戴着大金表，每次都是打一份全素套餐，5块钱，挤在一众背心、汗衫、迷彩服的民工里快速解决，最后仔细地擦净嘴巴，扮出一副酒足饭饱的模样走进医院。
阿泽持续高热，呼吸变得急迫，所有指标都显示，肿瘤像潮水一样蔓延开来，破坏了阿泽的大脑。再过两三天就是圣诞节了，我月初时给阿泽准备了好看的帽子和围巾作为圣诞礼物，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送。我趁着记录生命体征的时候，拉起阿泽的手，悄悄说：“阿泽啊，你可要争气，至少陪姐姐把圣诞节过了，姐姐给你准备了礼物呢！”阿泽就那样静静地躺着，用力地呼吸着，给不了我一点回应。
好几次我下班的时候，撞见阿泽的父亲在路边停好他的大奔驰，钻进附近民工经常光顾的排档。我之前在那家踩过雷，那里的米饭会掺着隔夜的卖，菜又油又咸，硬要说优点就俩：量大、便宜。
2012年12月25日圣诞节，大晴天。阿泽安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我知道，这个圣诞夜，阿泽就要划着他生命里最后一根火柴了。
有没有钱对看病来说很关键，我暗暗替这一家子庆幸。但很快，我就发现这家人都有点怪。
他深深地、慢慢地呼吸着，头一点一点，我陪在旁边，看着心跳从140逐渐下降到110，再慢慢到了80，眨一眨眼，就断崖似的下降到20，直至一条没有太多波动的线。我替他拉出了心电图，上面准确地记录着阿泽离开的时间。那条线，像他渐渐走远的背影。
其实我能看出来阿泽的父母对此很不满意，毕竟他们家境非常好，完全可以负担更好的治疗条件。阿泽的父母是做外贸生意的，总是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来到医院，他们直接奔向神经外科的VIP病房：全套家具、家电、电动病床、原木陪客床、定制寝具、配套沙发、落地窗。与其说是贵宾房，不如说是高档公寓。房好，价钱也好，单日价格500元，月租就是15000元。因为价格的问题，这间病房时常空着。这对中年夫妻仅仅进病房看了3分钟，就大手一挥，VIP病房开张。
他走完了一生，有点短暂的一生。
阿泽到底看上了我们这里啥，一直到住院前他的父母都没问出来。最后他们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儿子危在旦夕，却铁了心要在一个小医院安营扎寨。
我替他拔掉身上所有的东西，给他戴上我送的帽子和围巾，阿泽又回归了初次见面时那个酷酷的“花泽类”。我轻轻地拉起阿泽仍有余温的手，放在我的肚子上，说：“阿泽，跟姐姐说再见，也跟宝宝说再见了。”
阿泽的父母准备好了百万存款，想再带儿子去国外看一次病，阿泽不肯；说要回家，阿泽也不肯。我听说阿泽最后拿着自己的病例，默默翻了两天两夜，然后告诉父母，一定要来我们这家当地的医院，其他任何方案免谈。没人知道，这个少年的心里是什么盘算。
我一直看着工作人员离开病房，迈入电梯间，离开我的视线。我原本以为我会哭出来，为这个无端闯入我生命的少年。但是眼睛干干的。我摸了摸脸，一点泪痕也没有。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再回忆起他，我的欢乐远多于遗憾。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面依旧有他的吉他，他的毛笔，他的青草地。
这个消息犹如重磅炸弹，把阿泽家的希望炸碎。尤其是少年阿泽，他手术没哭，放疗、化疗没哭，拿到磁共振报告时，一下就哭了。“活下去”对阿泽来说更难了。
我忽然想起了阿泽曾经在许愿卡上一笔一画写下的字：天上星，亮晶晶，永灿烂，长安宁。
最近，阿泽发现自己又提不动笔了，而且症状比之前还要严重，走起路像方向盘失灵的汽车，总朝一边拐。复查结果显示，阿泽脑内的肿瘤原位复发。
那是一手好看的瘦金体。
阿泽的妈妈递给我一沓厚厚的就诊记录：从国内顶尖医院到大洋彼岸的医疗机构，从中文到英文，一应俱全。每页纸翻起来都哗哗作响，像钞票正唰唰划过点钞机。看得出，阿泽的家境不错，父母极尽所能地想治愈他。
时光过得很快，快到我几乎忘记我曾经肆无忌惮地唱过那么多歌，就为了博一个少年一笑。我默默地祈愿，阿泽的爸妈能过上阿泽想看到的那种生活。
阿泽的妈妈告诉我，13岁时，刚上初一的阿泽发现自己的手指有点不听使唤。于是她带阿泽上医院检查，发现了颅内占位，诊断为脑胶质母细胞瘤。这是一种预后差又极易复发的恶性肿瘤，平均生存期仅为14个月。
这个城市说大不大，时隔多年，我竟然在街上碰见了阿泽的母亲，她一脸慈爱地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说：“叫姐姐。”
他不协调地顺拐着走进了病房。父母紧紧跟在他身后，怕他随时会摔倒。
我一瞬间就笑开了。女孩的眼睛和阿泽好像。
这个小男生年纪不大，让我想起《流星花园》里的花泽类：眉眼清秀，却是一副“跩跩”的样子，好像球场上正准备三分投篮时却被上课铃拉回教室的样子。我忍不住偷偷在心里称呼他“阿泽”。但是阿泽走路的方式瞬间把我点醒：住进这里的人都是病人。
我无须开口多问，这些年阿泽一家一定过得很幸福，就像阿泽想的那样。我甚至笃定女孩的名字是什么，因为那是我和阿泽商量过的名字。
2012年9月清晨，在住院部我第一次见到那个背着吉他的男生。我跟他打招呼，他回了我一个露出八颗牙的标准微笑：“护士姐姐好！”奇怪的是，他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瞬间硬生生地收回微笑，换了一副不爽的表情。
我和阿泽的妈妈相视而笑，然后互相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