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其他的病人，我们恨不得永远相见于病房之外，但对于老黄，期盼着他按时来化疗是我们心照不宣的祝愿。我们知道胰腺癌有多严重，但我们不想让这颗病房的“小太阳”早早落下。
小姑娘们热烈欢送，一遍又一遍地和老黄约定：“爷爷，下一轮化疗你一定要来啊，我们提前把粘杆处给你收拾好！”
第二次化疗前一周，老黄的儿子来报喜，说父亲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必须挑战第二次。
出院当天，我们到老黄的病房门口时，只见老黄正盘坐在床上打量锦旗。他听见我们的声音立马从床上蹦下来，把锦旗塞进被子，整个人又盘坐在上面装作若无其事。我们目睹了老黄“掩护锦旗撤退”的全过程，等他都准备好了才走进去，无奈锦旗的流苏落在床沿上，晃里晃荡实在抢眼。主任好半天移不开眼神，一屋子人都没憋住笑。
粘杆处早已被整理得干干净净，床头放着一个小盒子，里面是给老黄准备的糖尿病解馋专用零食，接待规格之高羡杀旁人。
出院前几天，我老远就看见老黄的儿子胳肢窝下夹着一卷锦旗，大红色，黄色的流苏荡来荡去。他大大咧咧地经过护士站，让所有人都看见了，才把锦旗带进了父亲的病房。接下来的日子里，老黄为了藏这面锦旗操碎了心。他每天晚上把锦旗放进柜子，大清早又藏进被子里，以为自己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然而不好的消息出现了：CT显示，肿瘤已经向其他器官转移。我一遍又一遍问老黄，有没有什么地方疼痛不适，老黄坚定地把头摇成拨浪鼓。我略微感受到一点安慰。虽说死神没打算放过老黄，但至少现在没有让他太痛苦。
很快，小姑娘们把老黄的病房改名“粘杆处”，那是古代皇宫专门负责捉知了的地方，而我也成了掌事宫女“付嬷嬷”。
每天大清早，老黄依然会出现在走廊的平车上，用招牌动作和固定句式跟我们打招呼，让人熟悉又安心。
可怜的知了成了哑巴。
“老黄，吃了没？”
“吃刺身最好啦，配上我的小芥末。”
“没！”
“不，清蒸，清蒸最美味。”
人生的路就要走到头了，老黄表面不在乎，但在背后却一直不作声地给我们所有人留下纪念。
“红烧吧，加点五花肉。”
为了不让老黄觉得寂寞，我们常会拉他干点小活：老黄，帮我们发报纸；老黄，帮我们拆药袋。隔了几天，老黄掏出许多药瓶瓶盖穿成的小灯笼，花花绿绿，给我们一人一只做钥匙链。这下科室里的姑娘们疯狂了，下班后纷纷买来彩色塑料绳，缠着老黄给她们编大龙虾、小拖鞋。
化疗的老黄有了大把的时间，别人这时可能就忙着交代后事了，他反而在忙着给自己找新乐子。有一天我发现他和儿子拿着一根竹竿，居然在科室外的大树底下粘知了。等到一只比老黄还笨的知了落网了，他就喜滋滋地把知了拿进护士站，科室里那群姑娘纷纷围上去，和老黄凑成一圈，争论如何烹饪这只知了。
除了给科室的姑娘们留下记忆，老黄还干了一件大事。当病房搬来一个绝望的小伙子时，老黄拿出了医院里最稀缺、自己也没有的事物——希望。
这成了我们之间的默契，仿佛和老黄打过这么一个招呼，才算新的一天开始了。
这小伙子出了交通事故，在楼上做手术，老婆刚好是预产期，在楼下的妇产科待产。不知是幸与不幸，他术前检查时又发现肾脏出了岔子，已经病入膏肓。如果没有这次的交通意外，面上根本看不出来，他将一无所知地步入尿毒症。
我们看见了就会逗老黄：“老黄，吃了没？”每当这时，老黄就会按照“国际惯例”，数钱似的舔舔他的拇指和食指，再搓搓耳垂响亮地答一句：“没！”
小伙子想想躺在床上的自己，又想想即将生产的老婆，家人也不在身边，咧开嘴号啕大哭。老黄那时的身子骨还硬朗，他盘在床边的椅子上，不停为小伙子擦眼泪。
开始化疗之后，老黄异常勇猛，几乎看不见任何副作用：不恶心，不脱发，该吃吃，该喝喝，白细胞也不往下掉一分一毫，跟个没事人似的。但凡有点空闲就坐上科室楼梯间的平车，一条腿屈在车面上，另一条腿晃里晃荡，笑眯眯地看着人来人往，一副上了自家炕的悠闲模样。
老黄用半吊子的普通话安抚小伙：“小兄弟，你别担心了，不就是家里人没来齐吗？你先安心手术，我和老太婆会照顾你们两夫妻的，不着急啊！”老黄的儿子和妻子也配合地站在一旁点头。
老黄的第一次化疗我们都很重视，生怕各种副作用让老爷子吃不消。但老祖宗说过：天公疼憨人。这话在老黄的身上应验了。
老黄又一次释放出他那二米八的气场：“这是好事情，你看看老黄我，得了胰腺癌，发现得比你晚多了，也不晓得能活几天。我还不是好好地活着，你比我好多了。”
化疗会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一并杀灭许多正常的细胞。虽然有效，但也看病人的身体素质。我们都不知道，刚做完大手术的老黄能不能熬过这一关。我不是个特别愿意走进病人的喜怒哀乐的人，但此时此刻，我特别想钻到老黄的心里。
小伙子听完忘了哭，也忘了躲避他横飞的唾沫星子。
我检查了每一根导管，又协助老黄翻了个身。术后情况很稳定，然而手术毕竟只是打出的第一枪，老黄要面对的难关还在后头。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持久且惨烈的战役——化疗。
那段时间老黄很忙，他帮着小伙子处理好手术事宜，而黄太太则在楼下，照看小伙子要生产的媳妇。老夫妻俩安慰着小夫妻俩，还准备了大人和孩子的用品。莫名地，老黄似乎也在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我看着老黄打趣道：“哟，大清早的抱着个苹果做啥，许愿呢？”黄太太忙不迭塞了只大桃子在我手上，告诉我，老黄禁食馋得慌，就抱个苹果闻味呢。
我们都给这老两口点赞：“老黄啊，你和奶奶这么能干，以后你的重孙子小小黄，还有小小黄的儿子迷你黄，你一定都能带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
上班后我直奔病房，看见老黄抱着我给的苹果躺在床上，气色很好，只是身上多出的管子和旁边的心电监护仪，提醒着这个老人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手术。
老黄面对小伙子赶来的家人的千恩万谢一脸淡定，对我们的祝福却无比受用。他每天都将有“小小黄”和“迷你黄”的未来畅想一遍，那是老人们都想看到的儿孙满堂。我猜他肯定是想活得久一点，看着子孙走得远一些。
回家之后我怎么也睡不着，直到看到QQ群里当班的小护士更新状态：活宝老黄满血回归。心上的石头终于松了，我这才安心地合上眼睛。
我无意间得到一个重磅消息，老黄要过74岁生日了。按照科室里的惯例，术后一年被称为病人的“一周岁”，我们借机把老黄的生日当成他的周岁生日。
交接完手术的准备工作，我没急着下班，想了想，又返回病房，将寺庙里请来的平安符掖在老黄的枕头下面，又在他的床头柜上摆了个苹果。我告诉黄太太，这是对老黄的祝福：平安归来。
我们给老黄买来蛋糕，还办了“抓周礼”，小姑娘们写了许多心愿卡：老黄变成长腿“欧巴”，老黄永远18岁，老黄会唱BigBang（韩国男子音乐组合），等等。每张卡片的末尾我们都写了同样的一句话：老黄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那天下夜班前我替老黄换好了手术衣裤，陪同老黄一路到手术室。老黄握了握我的手说：“付护士，等你休息回来，记得唱歌给我听啊！”我一口答应，和老黄拉了拉钩。
老黄说这些卡片压在枕头底下，做梦都会笑醒，但是蛋糕得挨批评：“太小，没吃过瘾！”
老黄手术的日子选在了9月16日8点整，主任跟神棍似的说，这个日子特别好，九九归一，六六大顺，大吉大利。
我答应他，五周岁的生日我亲手做个大千层，每一层面皮的颜色都不重样，每一层都铺满水果。我知道要完成这个约定，对平均生存期不超过一年的胰腺癌晚期病人来说有多难。
在我们360°无死角的监控之下，老黄的血糖调节到了正常水平。他通过了麻醉师、呼吸师以及上级专家的审核，喜提手术一次。明明是一条艰难的求生之路，老黄的步伐是如此轻快。面对胰腺癌这个预后极其不好的病症，这一家子没有谁脸上流露过悲伤凄怨的神色，似乎永远都神采奕奕，永远用尽全力活好每一天。
“老黄啊，为了这个蛋糕你也得好好努力啊。”
当然，黄太太也有温柔的时候。我会在下班的路上，看到加起来快150岁的这对老夫妻，蹲在糖画转盘跟前，为转到一只“大凤凰”而绞尽脑汁。那时候谁都觉得这样的婚姻和晚年生活特别让人向往。
老黄照例舔舔指头，搓搓耳朵，咧开缺了牙的嘴斩钉截铁地答应：“好！”
我们曾经目睹过老黄因为偷吃了洽洽瓜子被抓，被黄太太叉着腰关在病房里，挨了好几个小时的训。
大年初一时，我去寺庙祈福，虔诚地许愿希望能再次见到老黄。老黄也依旧争气，开春的第五次化疗，穿得喜气洋洋地站在我们面前。小姑娘们纷纷给老黄拜年，让他乐得合不拢嘴。
一个小饭盒，一半是小米饭，一半放着蔬菜和几片瘦肉，偶尔有一块红烧鱼，但是，怎么看都觉得不够老黄塞牙缝。老黄一副贫下中农的模样端过饭盒小声嘀咕：“这么一点根本吃不饱。”他盯着我们的水果，敢怒不敢言。
可我作为老黄的责任护士，除了拜年，还需要对他进行全面的检查评估，新年伊始，要面对一切好的和不好的消息。
黄太太每天戴个遮阳帽，把电瓶车骑得跟风火轮一般，突突突地来科室给老黄送饭。先从篮子里拿出新鲜的香瓜或葡萄，笑眯眯地招呼我们吃，再从篮子的一角拎出老黄的口粮。
这次的老黄，精神明显不如从前了，他悄悄告诉我有乏力感，肚子也会胀痛，饭量比以前小了一些，有时候腰会疼。化疗并没有很好地遏制肿瘤的侵犯，我知道这些症状意味着什么。我正在看着老朋友走向一条我深知结局的路，却没有办法牵着他的手，带他回头。
我作为他的护士，第一要务就是“管住他的嘴”。老黄的妻子也和我们一条心，加入对丈夫偷吃零嘴的严防死守中。她是个爱说爱笑的老太太，生得又高又大，站起来能将老黄笼罩在她的阴影里。老黄已经被妻子“统治”了四十多年。
“肯定是转移了吧。没事，我努力争气一点，多活几天。”老黄淡定地说，然后拍了拍我的手，“我还要吃你做的大蛋糕呢。”
护士站里到处荡漾着桂花的甜香。很多单身的小姑娘都是第一次收到鲜花，个个笑逐颜开，拥着“爷爷”老黄走进病房：“你乖一点嘛，不偷吃东西血糖就下来了，只要血糖正常了，我们保证少测几次。”
看着老黄的笑脸，我从来没有这么希望举头三尺有神明，从来没有这么希望一个人可以留下来。有时，我会看着一袋袋药品、液体发呆，数着它们一点一滴注入老黄的身体，想象着它们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和癌细胞厮杀。
对歌败下阵来，老黄又转而想收买我手底下的小姑娘。九月底老黄给我们摘桂花去了。隔天人手一枝，老黄边发边点头哈腰地提条件：能不能不要测血糖……
老黄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对此我无能为力，却抽空就要坐在老黄床边握一握他的手，跟他说几句话。期待自己的心意能传递给那一滴一滴的透明液体，让它们功力大增，将老黄体内的癌细胞杀个一干二净。
那年夏天为了对付老黄，科室里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上到科室主任，下到保洁、护工，每人都能对着老黄唱几句革命歌曲。
我们开始宠着老黄了，想让他吃好一点。但老黄再也不吵吵着要吃零食，癌细胞逐渐侵犯到了他的胆囊，现在再看见曾经最爱的零食，他会犯恶心。那么不愿意亏待嘴巴的一个人，再也吃不了好吃的了。
这绝不能忍。我冲进老黄的病房，用自己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对了一曲：“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我被老黄这个男版“江姐”活生生逼成了女版“刁德一”。
我们只能换个方式宠老黄。每天中午我们放弃去食堂打饭，小姑娘们总是到饭点就在走廊上喊：“老黄，吃了没？”然后等着老黄从哪儿钻出来，边小碎步走边做着招牌动作回答：“没！”
主任笑出了眼泪：“这个老黄，把我们科室当‘渣滓洞’了。”
我们总是热情地邀约老黄加入饭局，一齐说说笑笑地去小饭馆，然后再三对着厨师说：东西要清淡一点哦，爷爷要减肥！我想周围的小馆子一定很奇怪，这个老爷子怎么有那么多花朵般的孙女。
但老黄仍“不领情”。有一次，小护士去测血糖，回来之后说老黄要她转唱一首歌给我们听。我和主任翘首以待，小姑娘张嘴就唱：“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黄太太和老黄的儿子抓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很真诚地说希望老黄可以陪我们久一点，一起过他的五周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乐观的一家人眼中闪过一丝晶亮的泪光。
为了让这个老爷子配合测血糖，我想尽一切办法：除了用自己的手指“示范”，还会在他吃第一口饭时给他看戏曲节目，一两个唱段下来刚好够测血糖的时间。就连老黄的儿子都夸我们“服务周到，感动中国”。
最后一次来医院，癌细胞已经无孔不入地吞噬了老黄。远远看去，老黄跟抽了真空一般缩水了一个号，在高大的黄太太身边显得更加瘦小。
老黄用舌头舔了舔拇指和食指，然后对搓，一副要数钞票的架势，再摸着耳朵嘿嘿地笑。这是他的标志性动作。
老黄的症状越来越明显，乏力、腹胀、胃口不好、黄疸指数升高、腰骶部疼痛……无论是临床表现还是各种检查都告诉我们，老黄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节节衰败。老黄已经不适合化疗了，这次住院是来跟我们告别的。
我望着手中的采血针，顿时觉得自己像是阴狠的容嬷嬷，还有点罪恶感。我就用采血针试着戳自己的手指头，半晌，指着老黄说：“好你个老黄，随便编派我！一点都不疼，你少来装可怜！”
“化疗已经不适合我了，我还是在家陪陪老婆吧。”老黄微笑着说出自己的决定，随即拍了拍我的手背，“不好意思啊，估计吃不上你做的大蛋糕了。”
“小妹啊，十指连心知道不？”老黄不止一次跟我抱怨。
“小妹啊，你能不能给我讲讲，我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老黄和他的儿子站在我面前，一脸诚恳地说道。
我没想到照顾一个病人还要斗智斗勇。我从没见过这么害怕测血糖的老头。一天四次的血糖监测，他到处东躲西藏，让我在病房找了整整八圈。
我静静地看着对方，怎么说？说老黄以后会很疼？也许一口东西都吃不下？说老黄啊，你可能会因为胆汁淤积变成真正的“老黄”，然后成天在深黄色的皮肤上抓痒？还是说以后会躺在床上碰一下都会疼得打哆嗦？这些都有可能出现，让我说给老黄听，我真心说不出口。
我和主任都有点感动，像老黄这种信任的态度是对医生最大的尊重。我俩暗下决定，要用对待“团宠”的方式好好待老黄，控制好血糖，才能进行手术。
“没事，小妹，你给我爸爸说说以后的情况吧。”老黄的儿子比父亲还真诚。
可老黄看着“宣判”他的主任，依旧乐呵呵，还把干瘦的胸脯子拍得啪啪作响：“主任，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里治病，你拿个你认为最妥的方案，我相信你！绝对支持你！”这个像龟仙人一样的瘦小老头，用一种身高二米八的气场放出话来。
那天之后，我常常在下班后陪着老黄坐在医院的凉亭里，给他做“单人辅导”。今天讲解疼痛的程度，以及止痛药怎么用，明天告诉他胆道梗阻的症状，后天再向他细细描述吃不了东西要怎么办。我像在手把手教小学生解题。老黄虽然虚弱，却时不时会露出得意的笑，表情像是在说：“你看，我听懂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征询流程。通常来说，病人一旦确诊，立刻头也不回地奔赴上级医院，连给我们的背影都透着嫌弃。
这道风景很奇妙，夕阳的余晖披洒在我俩的身上，我和老黄庄重又坦然地讨论生死，毫不避讳，绝不隐瞒，没有虚幻的安慰。我说得认真，老黄听得仔细。
我看看主任，主任看看我，我俩又一齐看向老黄。主任愣了一会儿，询问起父子俩接下来的打算：“你们准备在本院继续治疗还是转上级医院？”
“老黄，你好鸡贼啊，你孙子不是医学生吗？干吗不问他？”
主任亲自找老黄和他儿子谈话，我很好奇这爷俩的反应，尾随其后。主任拉着老黄的儿子轻声细语，小心说着最终诊断，征求他的意见。这时老黄突然凑过来，一副中了六合彩的模样说：“看来我孙子没白学医，至少能看出我得了什么病！”
“我孙子那么小，听了要哭的，他是我们黄家的独苗，我才舍不得，找你的话，你又没有压力嘛！”老黄笑眯了眼，衬着粉红色的夕阳，好像在发着光。
老黄住进来之后的检查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所有结果都一步步向着胰腺癌这个诊断靠拢，慢慢重合，尘埃落定——他确实得了胰腺癌。
余晖中，我对他说：“老黄，你总是要死的，我希望你能最舒服地死。”
我后来才知道老黄来住院前做了很多“攻略”，关于什么是胰腺癌、治疗方式，他都一清二楚。这都是老黄的孙子，医科大学在读生“小黄”直截了当、一字一句讲解给自己爷爷听的：“癌症之王，不好治，生存期大多在一年左右……”
我从来没这么跟病人说过话，但我知道，对方是老黄，我应该这样做。他不是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活，但他更在乎自己该怎么活。我不敢直视老黄的内心，他是那么爱笑，他的乐观不受一丝一毫外界的影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力量——既不为生，也不为死，就是为自己。面对不可扭转的结局，他有自己的活法，并坚持到最后一刻。这个时候再面对这位老人，我觉得用直白和坦诚的语气与他对话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胰腺癌有多可怕，我曾亲眼见过。这种癌太难被发现，大多人查验出来时就是晚期，昨天还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今天突然就要准备后事。巨变之下，人的精神就会崩溃。我见过病人听到这个病名时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愤怒，有的错愕，有的忙不迭地否认，有的“扑通”一声跪倒，开始求神拜佛。总之，从表面到内心一定不会平静。像老黄和他儿子这样明明白白又浑不在意的我从没见过。
太阳西落，关于那个铺满草莓的蛋糕，他恐怕不得不失约了。
说实话，我并不相信这爷俩的“洒脱”，总觉得他们只是暗暗做最坏的打算，不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罢了。
我和老黄做了一个君子约定，每月的第一个礼拜六会做电话随访：“老黄，你要是在，就接我的电话；你要是不在了，就让你儿子给我们打个电话。”老黄爽快地答应了，和我们挥了挥手，走出了医院大门。
老黄的儿子一脸轻松，准备收拾父亲的生活用品：“你随便问吧，我爸啥都知道，你啥都不用忌讳。”一旁的老黄一脸不爽，他好像只介意自己的棒棒冰被扭走了一半。
第一个月的周六，我给老黄做电话随访，电话开着免提，旁边乌泱泱围着一群小护士。
“老黄，你知道什么是癌症吗？”这样问不行吧……“老黄，癌症是什么，你晓得吧？”这样好像也不合适……我脑子里一时检索不到杀伤力比较低的方式提问。
电话通了，那头老黄的声音精神了不少。我乐了，张口就问：“老黄，吃了没？”老黄还是用熟悉的腔调说：“没！”电话这头已经有小护士调皮地模仿着老黄舔手指的招牌动作了。
这下轮到我愣住了。一般来说，不管是疑似还是确诊的癌症，我们都会用“Ca”或者“MT”来替代“癌症”这个刺眼的词。既是避免病人突然崩溃，又可以替家属打打掩护。我看了看老黄，又看了看他儿子，这爷俩的反应让我不知道该怎么接。
之后的几个月，老黄还邀请我们去家里随访。主任当即答应，科室里沸腾了。我因为责任在身，没能去成。傍晚时分，随访的小姑娘回来，科室里的人扑上去询问老黄的近况，小姑娘小嘴叭叭地说给老黄买了顶红帽子，祝他红运当头。姑娘们一窝蜂地翻看着照片，时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
老黄对儿子的分配非常不满意，他盯着我手里的一整根棒棒冰幽怨地说：“我都得了癌症了，不晓得能活几天，你还不让我吃个整的！”
我看着护士长的脸色不对劲，悄悄地问：“不好了吧？”
“有什么事问我也行，问我爸也行，随便。”老黄的儿子边说边递给我一整根棒棒冰，另一根自己和父亲一人一半。
“这群傻丫头，就知道傻乐呵。在镇上的卫生院查B超也有腹水了，每天就靠吃止痛药，这能顶多久！”护士长说因为癌症细胞扩散到胆囊，现在老黄成了真正的“老黄”了，整个人活生生黄了一度。一旦出现这种症状，说明病情已经开始急剧恶化。
我转过头，乐了。老黄的儿子就是个“加大号的老黄”，手里捻着根棒棒冰迈进了病房。
我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就是学医的残忍之处，我可以将疾病的演变预计得清清楚楚，却无法挽回。
“那个，老黄啊，你老太婆没来，儿子怎么也没来啊？”我话刚说完，一个大嗓门在门口响起——“我来啦，有什么事不？”
直到那一天，我照例对着电话问出那句“老黄，吃了没？”，电话那头的老黄含糊地回了我一声：“没。”
老黄今年73岁了，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老黄半年内体重下降十来斤，还伴有腹部轻度胀痛，近期血糖又在升高，情况不容乐观。但眼前的老黄非常开心，我觉得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看老黄一副来医院住上几天就可以欢喜回家的模样，我不知道怎么说话才好，生怕不小心戳破了表面的平和，让他的笑脸垮掉。
老黄的儿子说，这次是真的没，父亲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老黄的儿子还说，老黄感谢我们这群人陪伴了他那么久，“你们的祝福卡片，我爸每天都要我读给他听，晚上就放在床头，他疼的时候就伸手摸一摸卡片。”
我之所以和老黄打趣，是因为我看见了他的入院诊断：胰腺癌待排。
下班时，我在休息室听见有小护士带着哭腔打电话：“叔叔，这是我的私人电话，要是黄爷爷不行了，你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不管什么时候，我让爷爷听着他喜欢的歌离开，我学了好久好久的。”
我带老黄来到符合他要求的房间，指着窗户说：“坐北朝南，非富即贵。大爷你住进来一定长命百岁。”可我发现他选的这个位置不只可以观察到小食摊和老婆，还可以观赏到一群广场舞大妈。
我的眼睛一瞬间有点热。我绝不敢给老黄的儿子我的号码，我知道自己没有勇气听到那个消息。
“而且我进大门的时候发现了朝南的窗户正对医院大门，可以看到小食摊，还可以观察我老婆有没有过来。”老黄凑近我，眉飞色舞地打着小算盘。
人支撑到最后关头，会调动全身每一寸细胞发起进攻，直到弹尽粮绝，就像蜡烛，熄灭之前总有那么一会儿异常地亮。我们见证了老黄最亮的时刻，现在，这束光要彻底熄灭了。我们和老黄的儿子约定，老黄不在了，一定联系我们，我们去送他最后一程。
老黄换上一副惨兮兮的表情，说自己有糖尿病，偷吃东西老婆就要骂：“我老婆很凶的，房间里人少一点，看见我挨骂的人也会少一点。”他说完，突然四处张望，像是怕这话被几十里外家中的老婆听见。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每天都竖起耳朵听着科室里电话的响动，怕老黄家来电话，又怕老黄家不打电话。毕竟老黄仁义，从来不喜欢麻烦旁人。
我打趣地问他：“住个院干吗挑挑拣拣？还坐北朝南，你当买房子置业呢？”
月末的一天，我们刚开完晨会，科室的电话响了。
“我要住院，要住人少的房间，最好朝南边。”老黄的唾沫星子乱飞，须眉皆白，眉梢和唇角留下花白的两撇，活像七龙珠里面的龟仙人。
送老黄的那天天气很好，我们给老黄买的零食装了满满一大箱，里面放了一张卡片：老黄，我们想你。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比现在还快乐。下面是所有医护人员的签名。
北京奥运仍有余热，这个干瘦的老头穿着奥运文化衫晃晃悠悠地进了护士站，“啪”的一声把病历本放在我面前。
我默默解下钥匙上老黄送的灯笼串，放进了箱子。其他姑娘见状，也默默地将钥匙上的“大龙虾”“小拖鞋”“棒棒糖”取下来，一块放了进去。老黄的心意我们领了，不再需要借助任何物品，不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想起那个老黄。我们默默地将小箱子贴上胶带，再用红色绸带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那是老黄喜欢的颜色，红火，喜气。
2008年夏末，老黄来医院“报到”的第一天，我一看他的面相就知道跟这人开玩笑绝不会被投诉态度有问题。
目送着抱着箱子的小姑娘走进电梯，我定定地看着电梯指示一路向下，与老黄相处的一幕幕在脑海里走马灯一样掠过。那个屈着腿坐在平车上和我们打招呼的老黄，那个偷吃零食被老婆骂得鸡飞狗跳却不敢还嘴的老黄，那个总是舔一舔指头再搓搓耳朵的老黄。
我知道，这个人，我是忘不掉了。
老黄走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依旧是我们的话题。看着电梯间门口的平车，中午三五成群约着吃饭，路过曾经的“粘杆处”，甚至逛街看到好吃的零食，我都会想起他。
老黄不在乎生死的样子实在太反常了。在医院工作了18年，我看到了太多人最后的样子，有人放弃，有人被迫放弃，有人迫切地渴望活，却屈服在病魔的侵害下，有人搏斗到最后一刻……这些反应都没有错，都是人最本能的选择。但偏偏老黄和他们都不同。他从住院开始就脱离了我的掌控，把这里当成了游乐场，干了数不尽的“疯事”。更要命的是，我手底下的一帮小姑娘都在跟他一起疯。总有病人转头找到我：“护士啊，这个老黄家里什么来头啊，他得了这病怎么这么看得开？”
有个电影里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再记得你，那么你将彻底消散，无影无踪。我想，有我们这么多人念着老黄，在另一个世界，他一定也是最欢乐的那个。
老黄是我在外科轮转时遇到的病人，73岁，胰腺癌。胰腺癌是“癌中之王”，致死率和治愈难度在癌症中数一数二。老黄也很困扰，他说这个病太委屈自己，连甜食都不能碰。我答应过老黄，如果他能活到“五周岁生日”，我一定亲手给他做个蛋糕，十寸，千层的。面皮里塞满杧果块，上面铺满草莓粒，红彤彤一片，让他一气吃个够。
只是偶尔，我脑海中会突然闪出一个画面：老黄像一个披挂着铠甲的将军，站在白色病房中，谈笑间横扫千军。
在医院里工作久了，人就会变得不信神佛，但这两年我还是会去寺庙。每次站在宝殿正中我双手合十，就一个简单的心愿：天下无疾，万药生尘。碰见老黄之后，这个愿望在我心里变得尤为强烈。我曾经想，如果佛祖显灵，让我给老黄最好的祝愿，那一定是让我们治好他的胰脏，好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