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面试应聘的岗位是当地议会的行政助理。他向其中一个爱尔兰男孩借了套西装，是那男孩父亲留下的。他坐在等候室，检查西装口袋时，找到了一张1964年的舞台剧《费城，我来了!》的票根，在都柏林的欢乐剧场上映。萨莉去美国时到过费城吗？他忘了，而且也早就把明信片丢了。他认为这个标题很喜庆，是个好兆头。
“首先，你疯了。”那天晚些时候，当他在电话亭(贝拉，美丽丰满的金发女郎)告诉黛安娜这个猜测时，后者反应道，“其次，我觉得我有权说我早就告诉你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现在说或者等你真正拿到工作再说。这取决于你……”
第二天一早，黛安娜拿起电话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早就告诉你了。”
回到伦敦后，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光碟租售店的柜台后面，圈着报纸上的招聘岗位。他刚刚卖了一张很恶心的光碟给一个面容憔悴的男人，后者解释说“手淫能让我落魄时好受点”。就在那时，电话响了。五分钟后，他搁下话筒，思前想去，觉得刚刚那个打电话让他去面试的女人或许是加文雇来的，他想实施某种残忍的报复行动。
安德鲁笑了起来：“如果你这么说，我没听明白，你该怎么办？”
黛安娜怒气冲冲地准备下床，但安德鲁飞身一扑抓住了她故意摇来晃去的胳膊。他喜欢她这个样子。故意取笑他。他知道她不会走远的，顶多一步远，自己手一伸就可以把她拽回来。
“嗯，假装是我另一个男朋友？”
安德鲁摆出最佳的乡村口音：“那个，现在哦，很好。一个人的一小步，那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听到了没？”
“嘿!”
“嗯，为什么不行呢？”黛安娜问。
一阵沉默。
安德鲁哈哈大笑：“你不能成为一个威尔士宇航员。太荒唐了!”
“等等，你在开玩笑，对吗？”
“不是律师就是宇航员。”她打了个哈欠说道。
一声叹息。
“所以你会成为一名律师。”安德鲁说。
“是的，安德鲁，我在开玩笑。上周，哈米什·布朗修上面的投影仪时不小心碰到了我的胸部，那就是我接近背叛你的极限……”
她从他身上翻下来，并排躺着。
尽管他很克制，但安德鲁每天都要花上70%(好吧，80%，最多90%)的时间担心黛安娜会被别人引诱。不知为何，他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个叫作鲁弗斯的头发蓬乱的家伙。宽宽的肩膀，家财万贯。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很幸运了，虚构的鲁弗斯无法与现实生活中在色情片商店工作且跟两个吸毒者一起生活的皮包骨的哲学系辍学生相提并论。”
“你。只有你。全身上下一丝不挂，就套了件由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的纸张制作的套衫。”
安德鲁头一天在议会上班时紧张得不行，他不得不在两种选择中纠结，是一整天就蹲在厕所，还是坐在办公桌前，每隔五秒钟因胃部痉挛而缩起身子来，哪个显得不那么奇怪呢？谢天谢地，他熬过了第一天，又撑过了一周，随后一个月过去了，他没有出洋相也没有惹什么麻烦。“我们真的应该好好讨论下你的标准了。”黛安娜告诉他。
“所以当你‘独处’时，你只会想象……”
随后，最美好的日子来临了：1995年6月2号，黛安娜结束了学业，要来伦敦了。安德鲁跟两个爱尔兰男孩道别后——两人出乎意料地感伤(或许是因为他们连着三天都在嗑药，极其兴奋)——带着全部家当坐进了一部出租车，等着载他去之前为黛安娜和自己找到的公寓。而黛安娜则成功地将所有的东西塞进了两个行李箱，搭乘火车从布里斯托尔赶来。
“当然没有。”
“我妈妈想开车送我，”她说，“但我有点担心，你租了个毒品贩卖点什么的，我不想让她惊慌失措。”
“那你一部也没看过？”
“啊。嗯。真有意思，你说……”
“那里除了这种就是色情片了。”
“噢，我的天啊……”
“你这想法让我觉得，你肯定从商店里看了很多可怕的没上映就做成DVD的电影。”
安德鲁不确定自己在老肯特街找到的小公寓之前有没有贩卖过毒品——那幢公寓楼虽不精致但可以住，走廊墙上留下了磨损的痕迹，室内有些潮湿——但当晚上他躺在床上，看到黛安娜睡在身边，膝盖弯曲靠近胸口，安德鲁忍不住笑了。这就是家的味道。
“噢，真的吗？处理毒品交易告密者那样的案件吗？”
他们搬来的那个夏天正好赶上了一股令人极度厌恶的热浪。七月份尤其难熬。安德鲁买了一个风扇，到酷热难耐时，他和黛安娜两个人穿着内衣坐在前屋，不出门。那个月，他们都对温布尔登网球赛产生了点兴趣，在黛安娜心中，施特菲·格拉夫[3]更是一个超级大英雄。
黛安娜的头靠在他胸膛上：“那个，虽然整个青春期我都在说，一定不会重蹈我父母的覆辙，才选择了攻读哲学学位等，但我现在考虑转去法学。”
“太他妈热了，是不是？”黛安娜趴在地上，打着哈欠说。格拉夫在离开中心球场前，签下了大名。
“那你呢？”安德鲁哈哈笑着说，把她拉上来，使其躺在自己身上，“你的理想工作是什么？”
“这样好点吗？”安德鲁从杯子里捞出两块冰块，小心翼翼地放在黛安娜的背上。她半是尖叫半是大笑，他赶忙故作无知地道起歉来。
“别丧气!”黛安娜说着，见他没反应，她就顺着床滑下去在他肚子上狠狠吹了一声。
八月份的热浪在持续。地铁上人们紧张兮兮地盯着彼此，生怕有人晕倒。马路都干裂了。政府被迫实施了软管禁令[4]。在一年中最热的一天，安德鲁下班后跟黛安娜约着去布罗克韦尔公园的枯草坪上仰面朝天地躺着，周围的人们踢掉了鞋子，挽起了袖子。他们带了啤酒，但忘了带开瓶器。“别担心。”黛安娜说完，自信满满地走到旁边一个吸烟者那儿借了个打火机，不知用了什么方法把瓶盖打开了。
“嗯。”安德鲁嘟囔道。
“你从哪里学来这一招的？”重新坐在草坪上后，安德鲁问道。
“那好吧，很好，”她说，“所以说，这就是积极跨出的第一步。你确定了想要工作的领域，再多点经验就行了，那就先要在办公室工作。所以，等你回到伦敦，就去找份工作。可以吗？”
“我爷爷。在紧急情况下，他还能用牙开呢!”
黛安娜眯着眼睛盯着他看，好像他是在开玩笑。
“他听上去……很有趣。”
“我想，可能在社区工作，或什么的。”
“很棒的老爷爷戴维。他过去常跟我说，”她装出一副低沉洪亮的声音说，“‘如果说这辈子我有什么经验，那就是永远都不要买便宜酒。人生太短暂了。’而我奶奶只会朝他翻白眼。天哪，我好爱他，他是个英雄!你知道吗，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真的很想给他取名叫戴维。”
他理想的工作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要怎么说才不会被她嘲笑呢？
“噢，真的吗？”安德鲁说，“那要是生了个女儿呢？”
她放开捏的鱼嘴，等他回答。
“嗯，”黛安娜看了一眼胳膊肘，上面被小草压出了纵横交错的印痕，“噢，我知道了，斯蒂芬妮。”
她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我是认真的。关于这件事，我不想再听到一句废话。”她双手捧起他的脸，把他的嘴捏出一条滑稽的鱼的造型，“你必须自信一点儿，从这个该死的地方出去。你理想的工作是什么？你理想的职业是什么？”
“又是个亲戚？”
“但是——”
“不是!显而易见，是施特菲·格拉夫啊!”
“所以说，你就准备在伦敦色情商店里一直干下去了？”黛安娜问他，“你不是要作决定吗？难道你的志向就到此为止了？你必须弄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如果你不想继续学业，那么你必须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
“显而易见。”
现在，他一点儿都不想再继续学业拿学位了。夏天快要到了，一想到要重回课堂，他就焦躁不安。
黛安娜将啤酒沫吹向他。
他搬进了一所公寓的空余房间，那所公寓已经住了两个都柏林人，最近才发现他们染上了毒瘾，他一般都会避开他们走，除非被他俩特意叫过去处理一些莫名其妙的辩论——他倾向于站在那个如果不胜利就很有可能放火点什么东西的人一边。他每天靠吃脆米饼为生，心心念念等着下次跟黛安娜的通话。在每周他们约定的固定时间，他会到街角处的付费电话亭给她打电话。戴安娜要求每次通话都以他描述电话亭广告中新宣传的丰满或异域风情的女郎的长相开始。他卧室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空的雀巢咖啡罐，用来存钱买去布里斯托尔的火车票，他在一个光碟租售店找了份柜员的工作，顾客基本都是来买色情片的躲躲闪闪的醉鬼。这种事情他只会在酒吧喝多了后才会跟黛安娜吐露一点儿。
之后，在家里的沙发上，当她骑坐在他身上时，闪电划破了天际。
沉默了一会儿后，他意识到自己刚刚生闷气的形象在黛安娜看来是多么没吸引力啊，但告别时，她抱他抱得那么紧，以至于回伦敦的一路上还能感受到她的余温。
当人们在沉睡时，一阵雨降落下来，油腻的洪流冲刷着街道。拂晓时分，安德鲁站在窗台边，喝着一杯咖啡。他不清楚自己是有点醉酒，还是宿醉效应还没袭来。这是一种不知不觉开始恶心的感觉，就好像你正在吃从煎锅里倒向盘中的培根似的。他听到黛安娜挪动的声音。她在床上坐起来，头发垂落在脸上。
“很大可能。”
安德鲁哈哈笑了起来，继续望向窗外。“你头疼吗？”他问。
安德鲁皱了下脸。
“我哪里都疼。”黛安娜发牢骚说。他听到她拖着步子走过来，感觉到她的胳膊搂住了自己的腰，脸颊搁在他的背上。“我们能煎个鸡蛋吗？”她说。
黛安娜叹了口气：“因为第一，我认为你应该多陪陪你姐姐，特别是圣诞节时；第二，我认为你应该回家好好想想下一步的计划，我不干涉你。而我，首先要专心攻读我的学位，反正在学业完成后，很大可能还是要搬回伦敦的。”
“当然可以，”安德鲁说，“我们得去商店买点东西回来。”
“再说一下我为什么不能留在这里？”
“我们需要什么呢？”黛安娜打了个哈欠说，安德鲁好像也被传染了。
“对不起，只是你刚刚说得好像是被派去打仗似的，而不是去图亭[2]。”
“噢，就是培根啊，鸡蛋啊，香肠啊，还有面包。可能再买点豆子。如果你想喝茶，牛奶是必不可少的。”
“嘿!”
他感到她的手松了，痛苦地呻吟道。
“用信鸽传书吗？”
“轮到谁干活了？”他一脸无辜地问。
“我保证我一有钱买票，就来看你，好吗？”安德鲁说，“然后我会给你打电话的，还有写信。”
她将脸埋进他的背里：“你知道轮到我了，才故意这么说的。”
他们抱在一起站着，等着火车进站。安德鲁连珠炮式地问着黛安娜各种问题。他想了解关于她的一切，在自己离开后才可以尽可能多地保留有关她的回忆。
“什么!没有啊!”安德鲁说，“我是说，我们来回忆下：我调了台，你把水壶烧上了，我把垃圾丢了，你买了报纸，我刷了碗……噢，你说的没错，确实轮到你了。”
黛安娜双手捧起他的脸：“听着，你还在为这个难过呢。你能从那个家里逃出来，就是最令人骄傲的事情了。”
她用鼻子戳了他的后背好几次。
“真希望之前再努力努力就好了，”安德鲁说，“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么差。”
“哎哟。”他说着，最终屈服了，转身抱住她。
五天后，他们站在火车月台上，温暖的阳光透过栅栏的缝隙洒进来。前一晚，他们才进行了第一次正式约会，一起去电影院看了《低俗小说》，虽然两人都不太记得具体的故事情节了。
“你保证吃完培根和豆子，一切都会变好吗？”她说。
“一个叫作詹姆斯·邦德的男孩朝我扔了一个沙果。”她说。
“我保证。我向天发誓。”
“这是怎么弄的？”他问。
“那你爱我吗？”
过了一会儿，他们侧躺着，双腿仍然纠缠在一起。安德鲁轻轻地抚摸着黛安娜眉毛上的白色小伤疤。
“爱你胜过培根和豆子。”
“或许吧，”她低声说道，将羽绒被拉过来盖住他们的头，“你肯定会帮我取暖的，对吗？”
他感到她的手滑进了自己的四角内裤里，捏了捏。
“你身上一直这么凉吗？”他说。
“很好。”她说，夸张地对着他的嘴唇“呜哇”亲了一大口，然后突然走开，穿上人字拖，并且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运动衫。
他们当晚偷溜回了布里格斯太太家。第二天一早，安德鲁醒来时，以为黛安娜已经不告而别了，但她的眼镜还放在床头柜上，正朝着床的方向，好像在监视自己似的。他听到抽水马桶的声音，接着便是两组不同的脚步声在楼梯口相遇。短暂的碰头。尴尬的介绍。黛安娜爬到床上，用冰块一样冷的双脚夹着他的腿来惩罚他刚刚没有下去救场。
“那个，那不公平。”安德鲁说。
黛安娜礼貌性地示意他闭嘴，又亲了上去。
“嘿，轮到我干活了，我只是遵从规则……”黛安娜耸耸肩说，努力板着脸。她摸到了眼镜，一把抓起钱包，哼着小曲儿离开了。安德鲁花了一会儿工夫才发现她哼的是埃拉的《蓝月亮》。终于，他想道，她也被改变了。他站在那里，傻乎乎地笑着，无可救药地陷入了爱情中，就好像一个醉醺醺的拳击手拼了命地想要站直身子似的。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我只是想，应该告诉你。”
他听了两遍《蓝月亮》后才去冲澡——满心愧疚地希望出来时就能闻到培根的香味。但他出来时，黛安娜压根儿还没影儿。又过了十分钟，还是没回来。或许她路上碰到了朋友——一个布里斯托尔理工大学的校友。世界很小，不是吗？但他的直觉感到有点不对劲。他快速穿好衣服，离开了家。
黛安娜扬起了眉毛。
他可以看到人们在街角的商店会集起来。“就是这么回事，”他靠近人群时，无意中听到一个人在嘟囔，“酷暑再加上突袭的大风暴……肯定会造成灾害的。”
“你知道我这周晚些时候就要回伦敦了吗？”他说。
警察们围成一个半圆，将闲杂人等拦在外面。有个人的无线电通话设备突然吱吱呀呀地响起来，一阵混乱的反馈和电流噪声让举着设备的警官眉头紧锁，不得不把设备举到一臂远。突然，在一阵嘈杂声中，响起了一个声音：“确认一人死亡。坠落石块。没人知道建筑归谁所有。结束。”
“哈啰。”她说着，用双手环抱住他的脖子，趁他没来得及回答前亲了上去。等到他睁开眼时，睫毛上已经落了一层雪。
当他穿过人群中的最后一排，靠近警戒线时，安德鲁才感觉到恐惧慢慢侵袭了全身。好像是被电流击穿，他走起路来浑身发抖。前面，他看到地上有几个蓝色的塑料袋，在微风中飘着，一边还有一堆碎石板。就在那个旁边，他看到了一副完好无损的橙边眼镜，跟布里格斯太太家里床头柜上摆的那副一模一样。
一天晚上，他、黛安娜和加文受邀去参加一个在哲学系学生宿舍的大堂举办的即兴派对，要求每个受邀者带来一箱啤酒。一大群人涌进了一间卧室，敲开了啤酒罐。没人想谈论学业，但加文却找到了一本《论自由》[1]，醉醺醺地大声宣读起来，大家都不想理会他。当加文在寻觅新书时——或许伏尔泰才是此次派对需要的!——安德鲁伸手去摸自己带过来的皮尔斯啤酒，将信将疑中，却突然被人从后面拉住了空余的手，拽到了外面的走廊里。是黛安娜。她带着他穿过走廊，下了三层楼，走到大街上，外面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雪。
一个警察双手挡住他的胸，命令他回去。他口气中还残存着咖啡的味道，一旁的脸颊上有一处胎记。他起初很愤怒，但突然停止了喊叫。他知道了。他明白了。他本想问安德鲁几个问题，但安德鲁撑不住了，跪了下去。有人把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关心的问候声。无线电静音了。然后有人试图拉他起来。
偶尔，在喧闹的酒吧中，透过烟雾，他注意到黛安娜正在盯着自己。被发现后，她一点儿都不难为情，反而是继续盯着他看一会儿，再加入大家的对话。他为这些时刻而活，以至于这成了他生活下去的唯一动力。他好多门课程都不及格，自己也完全放弃了努力。他准备在圣诞节辍学。然后再在什么地方找份工作，存点钱。他告诉自己会去旅游，但实际上，搬到布里斯托尔已经够他受的了。
耳边又响起了酒吧的喧闹声，警察的手变成了佩姬的手，他好像从水下刚冲出水面，佩姬安慰着他，告诉他一切都没事了，并且紧紧地抱着他，掩盖着他的抽泣声。尽管他哭得停不下来——感觉他会一直哭下去——但他慢慢地感觉到手指的刺痛，身体慢慢暖和了过来。
安德鲁也说不清楚，黛安娜成为他短暂成年生活中唯一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对象。跟她在一起，他从来不会卡壳或是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他们都有一种独特的幽默——冷笑话却不伤人。有几次他们单独相处——不是在酒吧等加文来碰头，便是他去厕所或去吧台时——安德鲁便开始敞开心怀向她讲述自己妈妈和萨莉的事情。黛安娜有种天赋，在她的引导下，他没有轻描淡写那些经历的困难，反而从中发现令人开心的一面。所以，他谈及自己的妈妈时，回忆起来的都是母亲少有的无忧无虑的开心岁月，大部分是她伴随埃拉·菲茨杰拉德的音乐，在花园里沐浴着阳光干活。当谈到萨莉时，他回想起那段跟斯派克一起看汉默恐怖电影的时光，她从酒吧回来，带着“战利品”作为他的礼物——明显是从一个狡猾的惯犯那里获取的，从卡车上截获下来的一套桌上足球、一种叫作竖琴的小型木制乐器，最有名的要算苏格兰飞人R176型号了，苹果绿的火车头带着柚木车厢。他很喜欢那个火车，但黛安娜让他明白，这不仅是出于对物品本身的欣赏——更是它代表了萨莉表现出的极其少见的温情时刻。
[1] 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创作的政治学著作。
几周过后，他交了两个朋友，其中一个威尔士人叫加文，他神情有些呆滞，但整体不错，喜欢喝纯杜松子酒，声称曾在兰多弗里橄榄球场上空看到过飞碟。还有他的女朋友黛安娜，一个戴着橙框眼镜的三年级姑娘，不怎么喜欢蠢人。安德鲁很快意识到，加文才是最大的笨蛋，他经常变着法儿地试探黛安娜，挑战她的忍耐底限。他们是在一起长大的——“我们青梅竹马，你知道吧。”一天晚上，在连喝了六杯杜松子酒后，他第七次重复道——加文追随她到了布里斯托尔修读同一门课程。后来，黛安娜跟他吐槽说，这不是因为加文不愿意跟她离别，而是因为他连最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有次，我回家看到他竟用吐司机烤鸡块。”
[2] 伦敦南部小城。
安德鲁很快便喜欢上了布里格斯太太，这也没什么，因为他讨厌班上的每一个同学。他不傻，知道哲学吸引的是某种固定的人群，可那些人就好像是在同一个实验室里培训出来的似的，只会惹他生气。男孩们都留着稀疏的胡子，抽着劣质的小卷烟，大部分时间都靠引用他们从笛卡尔和克尔恺郭尔那里学到的最晦涩难懂的哲学名言，试图给女孩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女孩们一身牛仔装，上课时面无表情，怒气在板着的脸下燃烧着。安德鲁之后才发现，这很大原因归咎于男教师们，他们经常跟男孩们陷入激烈的辩论，却对女孩们像跟聪明的小马驹说话一样。
[3] 德国史上最优秀的女子体育人物之一，世界网球历史上最成功的女选手之一。
在母亲去世后的那个夏天，安德鲁就去了布里斯托尔理工大学。鉴于萨莉跟新男友住在曼彻斯特，所以他去的原因，与其说是对高等教育的渴求，还不如说是想要多找些人聊聊天。他没作什么调研，就在城市内一个叫作伊斯顿的地方定居了下来。离公寓不远有一片草地，它的名字乐观地让人觉得很田园：“福克斯公园”。其实就是一小块将住宅区和M32公路隔开的绿地而已。安德鲁拖着那个装着所有家当的笨重的紫色背包到达公寓门外时，正好看到公园里有个全身穿着垃圾袋的男人在踢鸽子。一个女人从灌木丛后面出来，把男人从鸽子旁拽走，但令安德鲁毛骨悚然的是，她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自己踢那只鸽子。当房东太太带他走进公寓时，安德鲁还沉浸在方才目睹踢打场面的痛心中久久缓不过神来。布里格斯太太染了一头鲜艳的蓝色头发，咳嗽起来如远处的雷声，但安德鲁很快发现，在她严肃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善良的心。她好像一直都在烧菜，一旦电用完了，就借助蜡烛光做事，这是常有的事。她还有个令人头疼的毛病，经常说着说着就冒出一句不相关的批评：“别再为那个家伙和鸽子烦心了，亲爱的，他就是那种搞笑的人——天哪，你应该理发了，我的天——我觉得他就是精神有点问题，真的。”这是在聊天时隐藏坏消息的方法。
[4] 英国政府在高温持续天气颁布的禁令，督促消费者在持续高温、干燥的环境中明智地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