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主掌经济大权，我帮忙管理不动产。”他说，将烟屁股扔进满出来的烟灰缸里，“她们付我薪水，我跟她们同住，很典型的维多利亚风格。”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我问。
“你从离开我们后就一直住在那里？”我问。
“他在三个女儿满二十一岁时饮弹自尽。”他说，那语调不容人多加追问。
“对。”
“巴特比怎么了？”我问。他的年纪应该不比外公大多少。
“但是她们都说不知道你的下落。我外公还千里迢迢跑来英格兰，找她们问过。”我愤愤不平地说。
“我母亲自己有些钱，但不多。战争结束后，我父亲离开皇家空军，在铁桥的一家工厂工作。巴特比将他的财产，包括金钱与房产，都留给了我姐姐。我十三岁时，母亲在一场意外中丧生。那时，三名已长大成人的姐姐前来参加她的葬礼，安席雅主动提议说要出资送我上学，我父亲接受了，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接受她们的资助。接下来的你也知道，我大学还没毕业就结了婚。”
“她们说谎。”他回答，仍然没有看向我，“你很在乎我离开你们这件事吗？”
他在波兰也有家室吗？我相信有。波兰裔的犹太人！所以我有波兰的血统，或许还有犹太人的血统？我对犹太教的认识完全来自《莱博维茨的赞歌》和《内在销亡》[2]；好吧，还有《圣经》，我想。
“我自己也无法留在她身边。”我说。虽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但似乎已经足够了。
“我母亲嫁给一名叫作查尔斯·巴特比的男人。他家境富裕，两人生了三个女儿。之后战争爆发，一九四〇年，他赴法国打仗，在那儿被敌军俘虏，囚禁在战俘营中。我母亲将三名幼女留在古厅，也就是我们刚离开的那栋房子，交由祖母照顾，自己只身前往皇家空军的贩卖部工作，为战争尽一己之力。在那里，她邂逅了一名叫作塞缪尔·马尔寇瓦的波兰裔空军，两人坠入爱河。他是个犹太人。然后一九四四年三月，我出生了。同年九月，巴特比终于被敌军释放，重获自由，回到英格兰家中，并与我母亲协议离婚。之后，她便嫁给我父亲；那时，他刚得知自己所有留在波兰的亲人都已被屠杀殆尽。”
“我知道你外公外婆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他说。
有什么需要知道的？我只知道他是英格兰人，而这一点害我老是在操场上和人吵得面红耳赤。除此之外，我还知道他在十九岁时和我母亲结婚，两年后，当她在医院分娩第三个孩子时，他却决定抛妻弃子，而且再也没有回来，那婴儿也因为这震惊的消息不幸难产夭折。“不知道。”我说。
“他们的确是。”我说，“这你不用担心。”
他转头，看了我一眼，随即又转回路面：“是我姐姐们付的钱。”他说，“除了她们给的零用钱外，我身无分文。你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吗？”
“嗯。”他说。
“无所谓，反正是你付的钱。”我说。
这时候，我终于恍然大悟，歉然察觉原来我此刻坐在车内，对他而言竟是一个多大的谴责和控诉：首先，他当初抛下的是一对双胞胎，现在却只剩我一人；第二，我是个瘸腿的残废；第三，我现在坐在他身旁，就清楚说明了我受不了那个家，才会离家出走。但是没办法，我非请他帮忙不可——更糟的是，我还必须透过社福机构才能联系到他。所以，显然地，他当初的设想根本一点也不妥当。事实上，此时此刻，我的存在就清楚说明他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父亲；而且说实话，他也的确是。撇开我母亲不谈，抛弃自己亲生稚子本就天理难容——而且实际上呢，光用想的也知道，将婴儿留给她更是不负责任到了极点。但我自己也离家出走，逃离她身边。
“你不介意在学校用马尔寇瓦这个姓氏？”
“我过得很好。”我说，想起外公外婆，想起谷地，想起家，“真的。我爱那里的一切，没有比那更好的童年了。”
“他们分不出来。”我对自己微微一笑。
“我过阵子就带你去见我父亲，或许趁期中休假的时候。”他一面说，一面打了方向灯。我们在两株枯萎的榆树间拐了个弯，骨碌碌地驶上一条石子路。是阿灵赫斯特，我们到了。
“那他们要怎么分辨你们两人？”他又点了根烟，依旧没有看我。
抵达学校后，我碰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因为化学课和校长起争执。校舍是一栋宏伟优雅的建筑，坐落于私有校地上，庄严巍峨，散发着浓浓的维多利亚风格。但里头闻起来跟其他学校没有两样——混杂着粉笔、水煮甘蓝菜、消毒剂和汗水的味道。校长是名举止高雅又冷漠的女士，她拒绝让我父亲在室内抽烟，一见面就惹他不快。而且她的椅子太矮了，我很难起身。不过要不是因为那张课表，这一切都无关紧要。首先，我们每天都有三小时的体育课；第二，美术和宗教教育竟然是必修课；第三，化学和法文课居然只能二择一，拉丁文和生物也一样。其他的就很好选，像是物理或经济，历史或音乐。
这是他第一次问起她。我摇摇头，随即想起他正在开车，没有看着我。“不，”我说，“一样是小莫或莫儿；我们俩都一样。”
海因莱因在《穿上宇宙飞行服去旅行》[3]中曾说过，值得人类学习的学问只有历史、语言和科学；好吧，事实上，他还有提到数学，但我必须坦承，老天给我脑袋时，忘了把数学的功能放进去。数学天分全给莫儿占去了。不过我们两个都一样，要不就是一点即通，要不就是得用钻子把那些东西硬塞进我们脑袋。“你连长除法都搞不懂，怎么有办法理解布尔代数？”我的数学老师曾这么绝望地问我。但范氏图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长除法却像天书。其中最难的就是那些应用题，怎么会有人在毫无动机的情况下做出那些莫名其妙的事呢？我常常解题解到一半就忍不住分心，思索为什么会有人在乎两辆火车什么时候交会（间谍？），或者对座位的安排有这么多意见（刚离婚的夫妇？）；还有——这个问题我至今仍一头雾水——为什么会有人放洗澡水时不放塞子？
“那他们叫你姐姐莫根吗？”他问。
历史、语言和科学对我就完全没有这些问题。当你把数学运用在科学计算中时，一切是如此合情合理；再说了，科学课上可以用计算器。
“对。”我说，目光仍停留在窗外，“大家都叫我们小莫、莫儿或莫莉。”当我成为知名的诗人后，就会用莫莉·菲尔普斯这个名字。我现在在书里也都是签这个名字。莫莉·菲尔普斯E x l i b r i s[1]。而莫莉·菲尔普斯与莫薇娜·马尔寇瓦之间有什么关系？她在新学校里又会经历什么样的遭遇？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将能笑看这些过去；总有一天，我将能与其他人笑谈这一切，而那些人的聪明才智与优雅世故是现在的我仍无法想象的。
“我拉丁文、生物、法文和化学四门课都要上。”我从课表中抬起头，说，“但不需要美术或宗教教育，所以应该很好安排。”
“我想是我挑的没错。”他说，“她列了好多张清单，要我从上面选两个出来。名字都很长，而且非常威尔士。我说那念起来会很拗口，但她说大家很快就会把它缩短成小名。是吗？”
结果女校长气炸了，因为显然课表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东西，我没太仔细听。“学校里共有超过五百名学生，你要我单单为了你一个人造成所有人不便？”
“可是她说名字是你选的。”我说，声音不是太大。我凝视敞开的车窗，看着种满庄稼的原野在眼前一闪而逝，有些地方只剩收割后的残株，有些地方已经用犁整过。
我那毫无疑问也读过海因莱因的父亲也帮忙据理力争。让我选的话，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一定誓死捍卫海因莱因的立场，不会屈从于女校长的淫威之下。最后，我们做出个折衷的妥协：如果我放弃生物，其他三堂课都可以上，只要重新安排一下课表就好。我会需要和另一个班一起上化学课，但我不在乎，这小小的胜利此刻对我来说已然足够，所以我同意让他们带我去宿舍，认识我的舍监和“新朋友”。
他笑了起来：“你们出生时我也这么说。莫薇娜和莫根娜。”
父亲与我吻颊道别，我目送他离开。他一踏出校舍大门，就立刻点燃一支烟。
“莫薇娜·马尔寇瓦念起来有点拗口。”我慢了许多拍才回答。
【注释】
那是他的姓，丹尼尔·马尔寇瓦，我一直都知道，我出生证明上就写着这个名字。母亲和他结了婚，那是她的夫姓，但我从来没用过。我姓菲尔普斯，之前上学也一直是用这个姓。菲尔普斯是个有意义的姓氏，起码在埃布尔达它代表了我的外公外婆，我的家人；而马尔寇瓦太太代表的是我母亲，那个疯女人。不过当然了，它对阿灵赫斯特也没有任何意义。
[1] 拉丁文，“珍藏”之意。
父亲开车时视线始终保持在前方，所以我可以偷偷斜眼看他。他烟不离手，一根抽完了，就用烟屁股点燃下一根，像她一样。我摇下自己这侧的车窗，呼吸新鲜空气。我还是觉得我们和他没有半点相似之处，不只是因为那胡子。不知道莫儿会怎么想他？但我随即将这念头用力推开。过了半晌，他喷了口烟，说：“我在你姓氏那栏留的是马尔寇瓦。”
[2] Dying Inside，作者为劳勃·席维伯格，初出版于一九七二年。
我努力挤出了“谢谢”还有“再见”。三个姑姑分别与我吻颊道别。
[3] Have Spacesuit,Will Travel，初出版于一九五八年。
父亲开车载我去学校。后座上放着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干净行李箱，其中一个姑姑向我保证，说所有制服都已经整整齐齐收拾妥当。行李箱旁还有一只皮书包，我的文具用品也都收在里头了，她又补上一句。行李箱和书包上不见任何磨损痕迹，想来都是新的，而且一定很贵。我自己的包包里装着逃家那天起就装着的东西，现在还多了昨天借来的书。我将它紧紧搂在胸前，抵死不让她们拿走跟其他行李放在一起。我对她们点点头，舌头冻结在嘴里。真奇怪，要在这些人面前哭出来，或表达任何强烈的情绪竟是如此困难。我和她们非亲非故。这句话听起来多像一首诗的开场白啊，我好想把它写在我的笔记本上。我笨拙地上了车，那动作让我的伤腿感到一阵剧痛，不过起码上车后脚可以打直。前座要比后座好，我很早就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