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起他以前教我们打网球的事。我们会一起到布雷肯比康斯山上，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练习，之后再回平地打就轻而易举。我记得高高的天上有云雀婉转歌唱，山上有一丛丛的欧洲蕨，还有模样古怪的芦苇，我们以前都管那叫作竹笋（但它们不是竹子，长得也完全不像。不过我们有个猫熊娃娃，所以会假装那是竹子，当作是它的食物）。外公过去对我们的速度和接球的精准度非常自豪；不用说，他一直想要个儿子或孙子。我们并不想当男生，只是男生能做的事实在好玩太多。我们很喜欢练习网球。
外公痛恨费多席，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想回家，但在他行动不便的情况下，我实在不知道能怎么办。泰格阿姨说到可以请人来帮他下床和就寝，我不知道那得花多少钱，也不知道这种事要怎么安排，不过这里真的很糟糕。他们照理说要治疗他，但似乎毫无成效。其他许多人显然只是在等死而已。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绝望。外公原先也是如此。我们进来时他整个人陷在床里，应该是在午睡，但他看起来是那么渺小，那么可悲，那么了无生气，一点也不像我记忆中的外公。
然后，我突然想到，这一切都白费了，所有在山上的练习都白费了，因为莫儿已不在人世，我和外公也再也不能奔跑，永远不能。但这一切其实没有白费，因为它仍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之中。事物本身自有其价值，不只是未来成就的预演。我永远不会赢得温布尔登比赛或参加奥运（“温布尔登史上从来没有双胞胎选手……”他过去曾这么说），但那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我有空时甚至也不会主动找朋友打网球，但那并不代表我身有余力时的练习只是白费。我真希望自己当初有更珍惜那些行动自如的时光，希望只要一有机会，就迈开双足，奔向我的目的地，跑向图书馆，跑过山谷，跑上楼梯；好吧，我们大部分时候确实都是跑着上楼的。当我拖着脚步，蹒跚地爬上泰格阿姨的公寓时，不由想起这一点。任何能够快跑上楼的人，都应该快跑上楼，而且应该跑在最前头，好让我可以一跛一跛地慢吞吞跟在后头，不用担心自己挡了他人去路。
外公很喜欢那个大象镇纸，泰格阿姨也很开心收到我送的睡袍。她坚持要等我们到了费多席后再拆礼物，于是我们便围在床边，又过了一次小小的圣诞节。他们送我一件大大的红色高圆领毛衣、一块附有挂绳的肥皂和一张购书券。我没有提穿耳洞的事，没必要再替他们增添无意义的烦忧。法律已经规定得很明白，他们对我无法行使任何权力——即便我是他们亲手带大的也一样。任何一个亲生母亲，无论她有多邪恶，或者任何一名亲生父亲，无论他有多冷漠，都享有最优先的权力，这就是我们的法律制度。阿姨和祖父母？算了吧。
我们去拜访了欧玟姨婆、贾斯舅公和芙洛西姨婆。芙洛西姨婆送了我一张购书券，贾斯舅公则给了我一英镑的红包。我还没原谅贾斯舅公说的话，但依旧收下钱，跟他道谢。我将那一英镑收进钱包后方的夹层，当作第一笔紧急备用金。芙洛西姨婆家有一张非常舒服的安乐椅，除了它之外，其他椅子都很难坐。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把椅子做得那么低，图书馆椅子的高度永远是那么恰到好处。
今年没剩几天了。很好。这一年糟糕透顶，或许一九八〇年会好一些。崭新的一年，另一个十年的开始。在这未来的十年中，我会长大成人，开始有所成就。不知道八〇年代会带来什么样的新事物。我对一九七〇年的记忆已然模糊，只记得自己走到花园里，想起现在已经是一九七〇年，而那数字听起来像是飞舞的黄色旗帜。我把这想法告诉莫儿，她也赞成，然后我们便张开双臂，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假装在飞。一九八〇听起来比较宏亮，有暗红色的感觉。真有趣，数字会让人联想到颜色。这世上除了莫儿，再也没人能理解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