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到底。
我甚至琢磨：若是有机会在大十联盟打球，我会怎样写？坚持到底？这似乎是红信封中最常见的话。或许还要长一点，但归根到底就是这几个字。
只是我讨厌这条路。我心想：我会不会在大十联盟中磕碎膝盖？我能进入大十联盟吗？我是否会接受那种昂贵的纳米手术，以维持职业生命？我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而被淘汰吗？
我告诉自己，我不介意。
梦想总是难以把握。
年轻而满怀希望的我曾设想在三十五岁时从职业赛场退役，而实际上，到了三十五岁，我不再当体育老师，而成了一名全职辅导员。虽说是全职辅导员，但偶尔也当教练。
不仅难以把握，而且很脆弱，容易破碎。
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这些情况我都考虑过。波折的大学生涯，教育学学位，一次婚姻，两个孩子，然后是离婚，如今又有了刚出生的孙儿。在此期间，我什么都想过。
此刻，我站在讲台边缘，身边就有三个梦想破碎的学生。
有问题。我们都知道有问题。未来的你厌恶你，要不就是你死了。
“去我办公室。”我对他们三人说。
第一次看到高中的孩子经历此种仪式时，我心中充满苦涩。我一言不发，这或许是个明智的决定，因为我脑中已暗地里把同事的话扭曲成可怕的负面含义。
他们处于震惊之中，只能乖乖遵从。
多年来，我见识过其他辅导员的陈词滥调。我敢肯定，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也许未来的你认为你现在的方向很正确。我肯定你没事的。
我试图回忆那两个男生的情况。埃斯特万·雷里厄和J. J. 费尼曼。J. J是……杰森·雅各布的缩写。我能记得，是因为这名字非常古老，而J. J是摩登酷男的典范。
永远不会。
若是不考虑红信和机遇，仅凭个性与魅力来判断哪个学生能获得成功，那你会选J. J。
但她棱角分明的脸上满是挫败，我可以看出她对未来的自己很依赖。她曾相信，她不会让自己失望。
你也可以选埃斯特万，不过要加个限制条件。他得自己努力才行。
我没法儿责怪她。
如果要在班里选一个不会给自己写信的人，那应该是卡拉。她太孤僻，太多刺，太难相处。她需要我辅导，我并不该感到惊讶。
卡拉两者兼备，但她告诉我说，自己不适合团队配合。她只想独自跑步，她讨厌依赖别人。
但我还是很惊讶。
卡拉·尼尔森身材高挑纤瘦，头发呈淡金色，喜欢越野跑，无论我怎样恳求她加入球队，她都不愿接近篮球。我们需要身高，也需要强健的体格。
因为通常没有收到信的人，都出乎你的意料。
我继续观察着那一张张脸，直至苦涩的最后关头。但我只需帮助这三个人：两个男生，一个女生。
他们都是那些让你充满信心与希望的人。
这是个诡计，是法律的花招儿，使得我这样的人不能回到闪光的历史时刻，甚至无法重历自身生命中的亮点。
而如今我的责任就是想方设法让希望延续。
但我将这些思绪抛到一边。我没收到信，然而这说明不了什么。也许我受到上帝的赐福，也许我活不到五十岁。
我已为这一刻做好准备。我并非互动科技的爱好者——视网膜滚动信息、手掌扫描之类的——但在红信日那天我所动用的比平常都多。
当然，我永远无法找出答案。
当我们沿着行政楼区宽阔的走廊前行时，我查阅了学校对这三名学生所了解的一切，老实说，并不太多。
但我仍不明白为何最终没有实现。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阻碍了我？我是否已身处平行宇宙而不自知？
有自小学以来的心理评估——包括修正的智商测试，还有居住地址、父母的收入和职业、课外活动、成绩、犯过的错误（如有报告）、禁闭记录，以及表彰与奖项。
我早已计划好了。我知道要说什么。
关于J. J，我已经很了解。他是返校节之王、四分卫，要不是自己拒绝，他也会当上班长。他非常英俊，甚至有个执着的追求者，那是一名叫莉兹蓓·柯林的女孩，我曾两次被迫处罚她，送她去特殊心理治疗部门进行评估。
除非同意接受监督，不然我连碰都别想碰信纸、信封和那特殊的笔。等我写完之后，政府职员会把信折好，塞入红信封中，并加上标注：俄亥俄州仁爱会玛丽修女高中，三十二年前。
埃斯特万我得查一查。他在平均水准以上，但仅限于感兴趣的科目。新旧两种智商测试中，他的得分都很高。他有未实现的潜力，却从未真正面对挑战，部分原因或许是他并非学术型人物。
我已经打好信的草稿。两星期后——我五十岁生日那天——某个政府职员便会找上门来，约时间监督我写信。
卡拉仍然是个谜，智商比两个男生都高，成绩却更低。没有禁闭，没有表彰，也没有学业奖项，只有一连串越野跑记录——全国比赛连续三年夺冠，如能提高学习成绩，或许有机会被高校录取，但她的成绩止步不前。没有父母的信息。地址则在市中心的中产阶级街区。
我绝不会遗弃过去的自己。
在三分钟的行程中，我无论如何都猜不透她。
我是那种愿意写信的人，一贯都是如此。我相信沟通，哪怕是含混不清的沟通。我知道打开活页夹，看到那鲜艳的红信封有多重要。
我招呼他们走进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宽敞舒适：大办公桌、软垫椅、真实的植物，还可以看得见跑道——此刻也许不是件好事，尤其对卡拉来说。
每逢红信日，我便会作此番思考。
我备有一段演讲，并且尽量避免千篇一律的感觉。
剩下那个跟我一样，完全不明白未来的自己为何没有写信。
“你们的活页夹是空的，对不对？”我说。
今年，我要面对三个学生，并非历届之最。最多的一次有三十个，而五年后，原因就清楚了。在一个从来没人听说过的愚蠢的小国，发生了一场愚蠢的小规模战争。我的二十九个学生在十年内相继死去。二十九个。
出乎我的意料，卡拉的下嘴唇在颤抖。我以为她能挺住，但她的眼泪眼看就要夺眶而出。埃斯特万低着脑袋，鼻子红红的。卡拉的沮丧使得他也难以自制。
去年，每个人都收到了信。这种情况大约每隔五年会出现一次。所有学生都拿到了红信，我什么都不必管。
J. J斜倚着墙，双臂交叉抱着。他英俊的脸庞就像是一副面具。我意识到，自己常在他脸上看到这种表情。算不上淡漠——有一点点愉悦——但超脱而遥远。他一只脚抵在墙上，那里将留下污痕，但我没有阻止他。我任由他这样靠着。
在询问他们活页夹里有什么之前，我让他们先站到自己身边。我从不犯错，即使是像去年那样，没有一个人需要我。
“我的红信日，”我说道，“也没有收到信。”
这样的学生由我负责。
他们惊讶地看着我。成年人不该与孩子们谈论自己的信，也不该透露自己没有收到信。即便可以说，通常我也不愿提及。
但有的只是一片茫然，仿佛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根据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这一刻很关键，要让他们意识到，即使没有信，你也能生存。
三十二年后，我望着这一张张脸。有的泛着红晕，有的惊慌失措，有的泪如雨下。
“你知道原因吗？”卡拉用沙哑的嗓音问道。
我既没有转校，也没有成为职业选手。我不与上帝抗争，也不诅咒上帝。我抛弃了他，因为在我看来，他已经抛弃了我。
我摇摇头：“相信我，我很困惑。我在头脑里设想过每一种情景——也许在能写信之前我就死了——”
上帝宽恕我，其实我相信他的话。
“但你已经过了那个年龄，对吗？”J. J问道，语气中略带一丝恼怒，“这一次你写信了，对吗？”
我拿到全奖，却在第一场比赛中彻底伤了膝盖。我回家过感恩节时，布洛萨德神父说，这是上帝的惩罚。
“两星期后，我才有资格写信，”我说，“我打算写。”
我去了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尽量远离天主教会。
他涨红了脸，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表面之下有多脆弱。他也感受到挫败——没准儿比卡拉和埃斯特万更严重。像我一样，J. J相信他理应收到那封信——其中描述了成功人士精彩纷呈、无比充实的生命。
然而那个夏天其余的一切都一片模糊。面对再也无法预知的未来，我感到很悲哀，担心自己做出错误的选择，甚至还真考虑过天主教大学。母亲不断给我打气，让我在选秀赛前做出选择，而我也有照她的话做。
“所以，你仍有可能在写信之前死亡。”他说。这一次我敢肯定他的话意在伤人。
这些我还记得。
那的确很伤人。但我脸上不动声色。“有可能，”我说，“但我没有信也已经活了三十二年，在此期间，我对自己的未来毫无头绪。就像时间旅行和红信日出现之前的人那样。”
母亲让我回去上最后的四天课。她要我毕业。她说不然我会后悔的。
我已经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
我飞奔出他的办公室，离开学校。
“我想我们很幸运。”我说道。由于我已事先表明，自己是他们的一分子，因此这样说不会显得优越感十足。这番演讲我用了将近二十年，以前的学生告诉我，这一点最为重要。
“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我忍着眼泪，语声哽咽，“我想你是搞错了。”
卡拉的视线与我相交，悲哀、恐惧，但充满期待。埃斯特万继续低着头。J. J眯缝起眼睛。此刻，我能感受到J. J的愤怒，仿佛他没有收到信是我的错。
“但是，孩子，”他说道，语气中少了几分通融，“你已经得到上帝的指示。他赐予你祝福，希望你为他效力。”
“幸运？”他的语调就跟刚才提醒我仍可能死亡时一样。
他看着我的眼神，就好像我是撒旦的子裔。
“幸运，”我说，“我们的未来没有被锁定。”
“职业篮球。”我说。
埃斯特万抬起头，眉头紧蹙。
他点点头：“你可以在这些学校里打。”
“体育馆外面，”我说，“有些辅导员正在开导收到两类棘手信件的学生。第一类是警告你别在某月某日做某件事，不然生活将变得一团糟。”
“我想打篮球，神父。”我说。
“真有人收到这种信吗？”埃斯特万屏息问道。
我想要哭泣，但不是在布洛萨德神父面前。他已经开始谈论这种赐福的含义。我可以加入教会。任何没有收到信的人都能直接进入天主教会的各种学院与大学，其中有些是名校。我若想成为修女，他肯定教会可以接纳。
“每年都有。”我说。
一片空白。
“另外一种棘手的信是什么？”卡拉语带战栗。她的声音如此之轻，我必须侧耳倾听。
我浑身颤抖。我一直期待着这一天——至少从有记忆的那天起——却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种信里面说‘你可以比我做得好’，却不解释问题究竟在哪里——其实是没法儿解释。我们仅能描述一件事，如果问题在于一连串错误的选择，便无法做出解释。我们只能希望，过去的自己——也就是你们——收到警告之后，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跟到了他的办公室。当时不用授课的其他修女也围聚到他身边。她们告诉我说，上帝要我选择自己的道路，他把未来还给了我，这是一种恩赐，他认为我没有罪孽。
J. J也皱起了眉头：“什么意思？”
“上帝保佑你，孩子。”他热情地说。他之前从未留意过我，但这一回，他把手搭在我肩上。“你得跟我来，讨论一下你的将来。”
“试想你并非没有收到信，”我说，“而是收到一封信，里面说，你的所有梦想全都无法实现。信中还说，你必须接受现实，因为你无力改变这一切。”
“她没有收到信。”玛丽·凯瑟琳修女说。
“我不会相信。”他说。
我并没感受到上帝的赐福。我正打算这么告诉她，但她示意布洛萨德神父过来。
我同意：他不会相信。一开始不会。然而，疑虑就如同细小的蛀虫一般无孔不入，从今往后将影响他做的每一件事。
“那是你得到了上帝的赐福。”她说。
“真的吗？”我说，“你会为了寻求改变而欺骗自己吗？抛弃自己的每一丝希望？”
动作很轻柔。
他的脸涨得更红了。他当然不是这样的。他会骗自己——我们每个人都会——但只是关于自己有多优秀，有多完美。当莉兹蓓开始到处追随他时，我曾把他叫到办公室，要他别对她太关注。
她凝视着我，松开我的胳膊。她肥胖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用手拍了拍我的脸颊。
那会诱使她继续犯错，我说。
“但我一定是丢了信。”
我想不会的，他说，她知道我没兴趣。
“你不该妨碍别人。”她说。
他知道自己没兴趣。可怜的莉兹蓓却毫不知情。
这时，玛丽·凯瑟琳修女抓住我的胳膊，拽着我远离阶梯。她的手指捏到了我胳膊肘的神经，我感觉一阵疼痛一直延伸到手上。
此刻，我看到她在外面走廊里徘徊，一定是在等J. J，想知道他信中的内容。她一只手握着自己的红信封，另一只手插在宽松裙的口袋里。她今天似乎比平常漂亮，仿佛特意打扮了一番，或许是为了照例必有的派对。
什么都没有。我拦住三名学生，询问他们是否见我掉落东西，或者捡到我的信。
每年总有些白痴策划红信日派对，尽管学校——文化环境——不予支持。参加者都是收到良性信件的孩子。其他人要么托辞不去，要么只逗留片刻，并隐瞒自己的收信情况。
我回头望向礼拜堂。其余的学生仍在排队领取活页夹。没有红信封落在地毯上，也没有活页夹被扔到一边。
莉兹蓓大概是想知道J. J去不去。
我屏住了呼吸。
我不知道他会如何对她说。
里面空空如也。
“假如真相太伤人，你或许不愿写信。”埃斯特万说。
然后，我打开活页夹。
怀疑与恐惧就是这样开始的。
因此，我径直走出大门，来到走廊上，背倚着墙。
“或者，”我说，“你的成功完全超乎想象。何必让自己充满期待呢？你可能变得束手束脚，做每件事都怀疑是否会把一切搞砸。”
我领到了活页夹，紧紧握着——指间是冷冷的塑料。我没在阶梯旁将它打开，因为我知道，那些尚未领取活页夹的学生正注视着自己。
他们全都看着我。
我们不该开口说话，但有几个男生喃喃低语“太好了！”，有些女生则把活页夹捂在胸口，仿佛收到的是情书。
“相信我，”我说，“所有可能性我都想过，没有一种是肯定的。”
分发活页夹的是布洛萨德神父。他身材很高，但还比不上我。他趋于发福，脂肪主要集中在腰间。他捏住活页夹的一角，仿佛它们受过诅咒，随着我们伸手接过自己的未来，他给予每个人一句祝福。
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我暗自诅咒。我要他们集中精力听我说话，不想有人闯入打扰。
我站在过道里，看着朋友们走到讲台前。平常圣餐仪式时，我们就跪在前面的那排阶梯上。
我转过身。
不。我只不过是个高大笨拙的女孩，走在那些比我矮的男生后面，尽量试图避免惹人注目。
莉兹蓓走了进来。她似乎很紧张，不过她在J. J面前总是很紧张。
那是后来的事。
“我想跟你谈一谈，J. J。”她的嗓音在颤抖。
如今，它终于来了。我们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像往常一样，我又落在中间。我讨厌被安排在中间。我长得很高，性情古怪，除了在篮球场上，动作也不太协调，而且没怎么发育——这在高中很重要。我也还没有变得令人望而生畏。
“现在不行，”他说，“等一会儿。”
我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刻。
“就现在。”她说。我从没听过她使用如此激烈而可怕的语气。
玛莎·苏·格罗宁晕了过去，接着是明星四分卫沃伦·艾弗森。整个上午，我几乎都将额头搁在前面的椅背上，胃里阵阵抽搐。
“莉兹蓓，”J. J说道，他显然很疲惫，不堪重负，他已经受够了这一天，受够了这件事，受够了这所学校和这个女孩——他天生不善于应对挫折，“我没空。”
记得在祈祷过程中，我感觉像是跪了好几小时。暮春的天气温热潮湿，温度不断升高，因为礼拜堂（这是一座历史性建筑）里不允许安装有违天道的空调。
“你不会跟我结婚。”她说。
于是，当我们这群可怜的毕业生眼巴巴地等待着自己的信件，等待着自己的命运与未来时，他们便来折磨我们。
“当然不会。”他喝道——接着，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四个都没有信，尽管我还差两星期就到五十岁生日了，并早已打定主意要对过去那个可怜的自己说点什么。
只不过他们不必表示欢迎。
莉兹蓓一只手拿着信封，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塑料自动手枪。这是非法枪支，不该有人搞得到——无论是学生还是成人。谁都不应该搞得到。
最后，尘埃落定，他们仍需遵守法律。
“趴下！”我一边喊，一边扑向莉兹蓓。
这对天主教会来说，仍然有悖天理，持此种意见的包括南方浸信会、自由教会、困守现世联合会（我最喜欢这一家了，因为他们似乎完全不明白自己的名字有多反讽），等等。法律通过后的许多年中，诸如玛丽修女高中之类的机构试图不予遵从。他们发起抗议与投诉，同时也成为投诉对象。
她已经开枪了，但不是朝着我。她打的是J. J，而他并没有趴下。
因此，妥协方案变得愈来愈严格（潜台词是，像时间旅行这种强大的能力不能随便授予普通大众），最后演变成了规矩繁多的红信日。你可以在不离开现有生活的前提下，与从前的自己接触。你可以影响过去，给自己树立信心，或者修正某个错误。
埃斯特万谨慎地匍匐在地，而卡拉——卡拉也扑了过去，只比我慢半步。
然而这极有可能引起大规模的变更，因此时间旅行必须严加控制。无论何种法规都无法阻止有人在1776年7月的自由大厅里告诉开国元勋们，他们的举动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一起制伏莉兹蓓，我把枪从她手里夺了下来。我和卡拉按着她，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有成年人，也有手握信件的孩子。
每个人都将获得一次免费时间旅行的机会——并不是说你能回去看耶稣受难或者盖茨堡战役——但人们可以回到自己的过去。
大家都聚集过来。我们没有手铐，但有人找来了绳索。另有人联络了紧急救助服务，我们每个人都能呼叫紧急救助专线，在另一个宇宙中，在我不曾写信的那个世界里，或许是我联络了紧急救助，并试图安抚莉兹蓓，她开枪打死了我们四个，而不仅仅是可怜的J. J。
接着出现了事故——它并没有从历史书中被抹去，但学校里也不会讲（至少我读过的学校是如此），于是联邦政府推出了妥协方案。
J. J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鲜血缓缓地在他四周积聚。橄榄球教练试图给他止血，还有不认识的人在旁协助，但此刻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当众人一片忙碌时，我们只能等待紧急救助。
最后，让所有人参与时间旅行的呼声愈来愈强烈。自由派希望政府予以资助，而保守派则认为只有那些有能力支付费用的人才能获得准许。
保安将莉兹蓓绑了起来，并把枪放到桌上，于是大家全都瞪视着它。英语老师安妮·桑德森对保安说：“你应该检查每个人，尤其是今天。我们雇用你就是为了这个。”
而其余人——与你我无异者——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就意识到，时间旅行是一件充满危险的事，不过既然我们身在美国，便无法剥夺其他人投入时间旅行的机会。
校长疲惫地提醒她注意，于是她闭上了嘴。我们都知道，红信日有时会导致此类悲剧，所以才要安排在学校里，以免发生家庭屠杀、枪击好友或雇主等事件。他们说学校有能力控制武器和暴力，即使事实并非如此。而在某些地方，有人试图以此为理由废除红信日，但所有收到良性信件，或者收到警告不要醉酒惹祸的人，都会加以阻止，然后每个人——学者、政客、家长——都会表示赞同。
然而对那些有钱有势、出身名门的人来说，时间旅行已成为生活中的现实。我猜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害怕搞出平行宇宙。也许富人并不在乎——正如20世纪美国著名作家（尽管读的人不多）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名言：他们与你我不同。
除了J. J的父母，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没有未来。他的未来是何时失去的？遇到莉兹蓓那天，还是因为他不听我的话，不相信她会如此疯狂？或者因为片刻之前，他没有趴到地板上？
即使到如今，争论仍可由此展开。
我永远无从知晓。
你知道争论的焦点：虔诚的信徒说，上帝若是希望我们穿越时间，便会赋予我们此种能力。科学家们则说，上帝若是希望我们穿越时间，便会赋予我们理解时间旅行的能力——哦！你瞧！他正是这么做的。
但我做了一件通常绝不会做的事。我夺过莉兹蓓的信封，将它打开。
玛丽修女高中对红信日充满厌恶。事实上，作为天主教会的附属机构，玛丽修女高中根本就对时间旅行持反对态度。在黑暗时代（即我出生之前数十年），天主教会宣称时间旅行是一种异端，违背了神的意志。
其中的字迹纤细而颤抖。
在玛丽修女高中，我们的红信日于祈祷中度过。学生在校的每一天都由弥撒开始。然而红信日那天，毕业生们必须留下举行特殊仪式，以祈求上帝的原谅，并接受训导，因为法律要求玛丽修女高中所做的事有违天道。
放弃吧。J. J不爱你。他永远不会爱你。走得远远的，假装他不存在。你的人生会过得比我好。把枪丢掉。
那时候，我们的毕业典礼跟奥巴马·巴拉克高中不同。虽然我不记得我们是何时举行典礼的，但肯定是在那一周的晚些时候。
把枪丢掉。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许多年前，在玛丽修女高中的礼拜堂里，我所经历的震撼一刻。
果然如我所料，她上次也是这么干的。
对此，人们展开各式各样的科学研究，讨论各种可能的后果，从而产生了诸多法律与规定。
我心中疑惑：这次的信跟上次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区别在哪里？把枪丢掉。这一句是新加的还是原本就有？她之前有没有忽略这句话？
这种信会导致平行宇宙的出现。生命将沿着完全不同的分岔前进。写信的成年人希望从前的自己接受建议。若是从前的自己果真采纳了建议，就不会变成写信的人。假如这孩子够聪明的话，便会避免那酗酒的一晚，成长为另一个人。这个新的成年人会写一封不同的信给从前的自己，或警告另一种可能性，或以平淡而模糊的行文描述光明的未来。
我的脑袋好痛。
只有犯下悲剧性错误的人——一夜酗酒引发不幸的意外，一个错误的决定让好友丢掉性命，一次令人心悸的偷欢导致一生心痛——才会在信中明确指出。
我的心好痛。
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人都不会发警告。他们喜欢生活中的既成事实。通常，那些动手写信的人都不会有太多改变。
片刻之前，我还在生J. J的气，而现在他死了。
只能写一项。
他死了，但我没死。
关于撰写信件的建议是，它应该起到激励作用，或者警告从前的自己，避开某个特定的人、特定的事件、特定的选择。
卡拉也没死。
你瞧，只要你乐意——只要你有这个意愿——就能给过去的自己写一封信。它将在你高中毕业的前夕被送达。十几岁的学生（理论上）已经算是成年人，但仍处于学校的保护之下。
埃斯特万也没死。
我觉得不会——不可能——有其他选择。
我轻触他们俩，示意他们靠近。卡拉似乎较为平静，但埃斯特万神情呆滞——我想是因为震惊。他左侧的脸上和衬衫上沾染着喷洒的鲜血。
在我看来，归根到底，就是选大学还是选职业联赛。
虽然不符合规定，但我给他们看了那封信。
关于未来，我想得很多，常常思考三十五岁之后的生活。我知道，三十五岁过后的第十五年，未来的我会写来一封信。我相信，未来的自己会告诉我如何选择，如何决断。
“或许这就是我们没收到信的原因，”我说，“或许今天发生的事与上次不同。毕竟我们活了下来。”
而那些幸存者的收入大部分都给了经理人、代理商，以及其他随从人员。我心里很清楚，自己阅历尚浅。我知道自己是个无知的孩子，只不过具备出色的球艺而已。我知道自己很幼稚，很容易轻信他人，教育程度也不够。我也知道，三十五岁之后的生命还很长，到那时，哪怕是最有天赋的女运动员也会走下坡路。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理解，也不清楚自己是否在意他们的理解。
但我很聪明。我研究过那些一离开高中就去大十联盟的球员。他们往往会受伤，丢掉合同与金钱，再也无法打球。通常，他们只能打一些乱七八糟的杂工，以支付大学教育的费用——假如真要去念大学的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甚至连大学都上不了。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理解。
“书可以以后再念，”他对我说，“赚了钱，出了名，随便哪个好学校都会让你进。”
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紧急救助人员鱼贯而入，他们宣布J. J死亡，将莉兹蓓带走，把我们其余人拉到一边盘问。我把莉兹蓓的红信封交了出去——给一名警察——但没告诉他我们看过。
我从未留意到这种灌输。我的篮球技艺非常出色，已经获得拉斯维加斯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七叶树队的主场！）三所学校的全额奖学金机会。一名职业球探保证说，只要我高中毕业直接参加职业联赛，一定能进入第五轮选秀赛，但我想要念书。
我的直觉是，他知道我们看过。
我曾就读于俄亥俄州谢克岭的仁爱会玛丽修女高中，三十二年前，在那所学校的礼拜堂里，我经历了自己的红信日。玛丽修女高中是一所小型的男女混合天主教学校，如今虽已关闭，但曾经名噪一时。根据民意调查，它是俄亥俄州最好的私校——唯因其保守的政治立场，以及不惜以强行灌输的方式对学生予以训导，才略有争议。
随着周围事态的发展，我心想，即使我能平安度过未来的两个星期，活到五十岁，这大概也是我在奥巴马高中的最后一个红信日了。
我们甚至没时间查看每个活页夹。
坐在桌边等待陈词时，我心中寻思，不知自己究竟还会不会写那封红信。
里面要么是一个红信封，要么什么都没有。
我要怎么写才能让自己听得进去？文字太容易产生误解与误读。
我们无法预测谁收不到信，直到某个孩子停下脚步，打开活页夹，震惊万分地抬起头。
我怀疑莉兹蓓只读了前几句。还没读到“走得远远的”和“把枪丢掉”，她的大脑就停止了思考。
就这方面来说，我认为红信日是个骗局。但学校予以支持，因为有辅导员（也就是我）去应付没收到信的孩子。
也许第一次她没这样写。也许她一直在重复而绝望地写给自己，一遍遍不断地循环轮回。
拿到信的孩子我不用管。那是其他人的事，有些专职废话瞎扯的家伙——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也在场。他们收取一点点费用，核查信件与签名，试图解读那些刻意含糊其词的语句，猜测书写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以及情绪。
我不知道。
活页夹上写着名字，以免信件送错对象。信中的内容必须故意写得含混不清。
我永远无法知道。
显然，即使在未来，也没人愿意犯错。
没人能够知道。
而关于时间旅行也有严格的规定。一名使节在彩排开始前一刻到达，将信封塞入活页夹内，之后他就消失了——仅此一次。使节携带的是来自未来的实体信件。全都是传统的纸信，一百五十年前人们写的那种，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只有使用特殊纸张的手写实体信才能被送过来。如此这般，签名才可以核对，纸张才有保证，信封也经过验证。
正因为如此，红信日就像是个大玩笑。这封信能避免我们偏离方向吗，还是收不到信的人具有更多优势？
问题是，我们无法事先做准备。不可以提前读信，这是隐私法的限制。
我要不要写信警示自己，以确保见到莉兹蓓时，替她寻求帮助？或者告诉自己，无论如何都得去参加选秀赛？这样能避免今天下午的事吗？
当然也有可能等不到。
我不知道。
红信日本该是个假日，让孩子们在家里与父母一起等待信的到达。
我永远无法知道。
我是这所学校中唯一真正了解红信日有多可怕的成年人。我认为红信日的存在本身就很残酷，但由于是在学校里，其程度有所缓和。
也许布洛萨德神父是对的，上帝不要我们知道未来。也许，他不希望我们在前进途中预知前方的状况，好让我们在时机到来时，遵循本能做出最初的、最佳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体形纤瘦，但他们说我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女人。教练就应该令人望而生畏。尽管我仍在篮球队执教，却不再教体育课，因为管理层认为我更适合当辅导员。二十多年前，我在奥巴马高中度过了第一个红信日后，他们便做出了如此判断。
也许。
我站在讲台上靠近阶梯处，距离出口不远。我今天穿上了最好的职业休闲裙和一件失宠的上衣。多年前我就已经发现，应该穿不喜欢的衣服。一天下来，许多孩子都将趴在我身上哭泣，外衣会沾满了口水、化妆水和须后水。
也许那些信根本没有意义。在特定的某一天，收获未来的自己所写的信，这种关注本身也许就跟庆祝独立日一样毫无意义。这一天跟其他日子没有分别，只不过我们赋予其某种仪式，称之为重要节日。
然而希望并非毫无限制，因为今天也是红信日。
我不知道。
不出一星期，他们即将迎来新的未来，一切充满希望。
我永远无法知道。
毕业彩排正在进行中——这是学生在校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下午。奥巴马·巴拉克高中的毕业生齐聚体育馆内，领取折叠在包装袋里的长袍（很久以前便已预订）、四方帽，以及蓝白相间的流苏。那流苏最吸引人——大家都在琢磨应该安到帽子的哪一边，戴在哪一侧。
不管是再活两星期还是两年。
克莉丝汀·凯瑟琳·露什是一位美国作家，她的神秘小说、爱情小说、科幻小说、奇幻小说都获过奖。她用不同的笔名创作了很多部小说，这些小说登上了世界各地的畅销书榜，并已在十四个国家用十三种不同语言出版。她所获的奖项包括埃勒里·奎因读者选择奖和约翰·W·坎贝尔奖。她是科幻小说领域历史上唯一因编辑工作和小说创作而获得雨果奖的人。《红信日》最初发表于2010年的《模拟科幻小说与事实杂志》。
无论如何，J. J总归是死了，莉兹蓓仍然活着，而我的未来依旧神秘未知。
胡绍晏/译
它理应如此神秘。
克莉丝汀·凯瑟琳·露什/著
它也将永远如此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