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那令人目眩的耀眼电光消失之后，范·斯托普教授正站在大钟前面的一把椅子上，他的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格特鲁德姨婆。他站在那儿，就跟我们看见格特鲁德姨婆在最后一刻给钟上弦的时候一模一样。
一记霹雳令整座房子为之震动，暴风雨就在我们的头顶上肆虐。
同样的想法掠过哈利和我的心头。
“啊，我的孩子们，”他说，“人类事物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方式。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谁又能说这只旧钟倒着走是错的呢？”
“别动！”当他开始给钟上弦时，我们齐声叫道，“说不定会死的，您要是——”
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属于合理的形而上学范畴。哈利打了个哈欠，我起身走到窗前。范·斯托普教授走近了那座钟。
教授蜡黄的脸上露出奇特的热切，那一次令格特鲁德姨婆的面容为之焕然一新的正是同一种神色。
“我们知道！”范·斯托普教授嚷道，声音里流露出越发明显的轻蔑之意，“你的智慧没有插上翅膀，你所步的是孔特[9]和他那窝黏糊糊的爬行动物的后尘。你描述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时带着惊人的狂妄，似乎认为你这渺小可怜的个体在绝对中占据着稳固的地位。然而，今晚你上床睡觉，梦见了存在于过去或未来的男人、女人、孩子和野兽。你怎么知道，尽管你抱着这些自以为是的19世纪的思想，但此时此刻，你本人是否也只是诸如某位16世纪的哲学家所做的未来之梦的梦中人呢？你怎么知道，你是否只是某个26世纪的黑格尔主义者所做的过去之梦的梦中人呢？孩子，你又怎么知道，在做梦的人醒过来的那一刻，你不会就此消失在16世纪或2060年呢？”
“不错，”他说，“说不定会死，不过也可能会醒来。过去，现在，未来，全都交织在一起！时间如梭，来来回回，去而复返——”
“可是，”我插嘴说，“就我们而言，我们知道——”
他已经给钟上紧了弦，指针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右向左在表盘上旋转着，我们自身似乎也被卷入了这旋涡之中。永恒仿佛浓缩为短短数分钟，而生生世世的时光好像随着每一次嘀嗒声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范·斯托普教授站在椅子上，张开双臂，摇晃着。在一阵可怕的炸雷声中，房子再次震动起来。与此同时，一团火球从我们头顶飞过，留下一股带着硫黄味的蒸汽，夺目的光辉充斥着整个房间，火球正中那座钟。范·斯托普教授卧倒在地。指针停止了转动。
“地球自西向东的自转形成了一天。我想，你不妨设想一下，假设在地球由东向西自转的条件下，似乎可以说，这就会使得过去的时代重新展开。想象一下绕紧的时间反过来解开，时间犹如潮水，在退潮而非涨潮。未来向后退去，过去随之展开，千百年的光阴逆转而行。事件的发展方向是朝着开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朝着结尾。这样的想象难道就困难得多吗？”
轰隆隆的雷声听起来像是炮声，闪电闪烁的光焰似乎化作了一场熊熊大火发出的火光，不再跃动。哈利和我用双手挡着眼睛，冲入外面的夜色中。
一阵更加猛烈的雷声打断了教授的思索。
被火光映照得红彤彤的天空下，人们正匆匆向市政厅走去。罗马塔方位的火焰表明市中心着火了。我们看到人们的脸枯槁而憔悴。四面八方传来断断续续的抱怨声或绝望的话语。“马肉十先令一磅了，”一个说，“面包要十六先令一磅。”“面包还真是！”一位老妇人说，“我已经有八个星期连面包渣都没见过了。”“我的小外孙——就是跛脚的那个——昨天晚上去了。”“你知道那个洗衣妇盖克·贝杰怎么着了吗？她快饿死了。她的孩子死了，而她跟她丈夫……”
“我认为你是个十足的黑格尔主义者，”他接着说，“承认每种条件都包含着自身的矛盾。时间就是一种条件，而非本质。从绝对的角度来看，过去之后是现在，现在之后是未来，这样的顺序纯粹就是随意制定的。昨天，今天，明天。而从事物的本质上来讲，明天，今天，昨天这样的顺序没有理由就不行。”
一阵更加响亮的炮声打断了这段陈述。我们向城里的堡垒走去，身边不时经过几名士兵和众多市民，他们戴着宽边毡帽，一脸严峻的表情。
他似乎在等待着我给出一个答案，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边有的是面包，就在火力攻击的方向，还能获得彻底的赦免。今天早上，巴尔德斯在城墙外面又实施了一次特赦。”
“只能倒着走吗？”教授平静地说，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尴尬的神色，“好吧，钟为什么就不该倒着走呢？时间本身为什么就不该掉头，重新按原路返回呢？”
一帮激动的群众立即围住了演讲者，嚷道：“可是舰队呢？”
说到这里时，哈利警告似的瞥了我一眼。我笑了笑，结结巴巴地说：“这钟又旧又没用，没办法让它走。”
“舰队在格林威圩田上搁浅了，完全动不了。博伊索特只能眼巴巴地瞅着大海，等老天刮风，直到饥荒和瘟疫把你们每一位母亲的儿子都带走，而他的方舟连一寸也靠近不了。死于瘟疫、死于饥饿、死于火灾、死于枪炮——这就是市长给予我们的东西，用来换取他个人和奥伦治王国的荣耀。”
“从我们记事开始，就没见它走过。”我答道，“我是说，只走过一回，而且那时候它还是倒着走的。当时格特鲁德姨婆——”
“他要我们再坚持二十四小时，”一个结实的市民说，“同时祈求上天刮起海风。”
“你们的钟没走啊。”教授突然说道，“它走过吗？”
“啊，没错！”第一个说话的人冷笑道，“继续祈祷吧。彼得·阿德里安斯佐恩·范·德·沃夫的地窖里有的是面包，都锁着呢。我向你保证，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有这么棒的胃口，来抵抗这位最虔诚地信奉天主教的国王。”
哈利默不作声，心事重重，渐渐连教授都被他的沉默影响了。谈话中断了，我们一言不发地枯坐了好久。不时有一道闪电划过，接着远处便响起雷声。
一个梳着辫子的黄发少女从人群中挤了过去，直面众人的不满情绪。“各位好心人，”少女说，“大家别听他的，他是个心向西班牙的叛徒。我是彼得的女儿。我们没有什么面包吃，跟你们一样，我们吃的是麦芽饼和油菜籽，直到吃光了为止，之后我们又把家中花园里椴树和柳树上的绿叶摘下来吃掉了，我们甚至连运河边的石头缝里长的野蓟和杂草都给吃了。这个胆小鬼是在撒谎。”
“难道你没有领悟事物如何通过他我来回归其自身吗？”他笑着说，“嗯，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即便如此，刚才的那番暗讽还是产生了效果，人们现在变成了一群暴民，向市长家的方向拥去。一个无赖抬起手来，想把那位少女推到一边，眨眼工夫，这坏蛋就被他的同伴踩在了脚下。哈利容光焕发地站在少女身边，呼吸急促，在迅速退去的人群背后他用流利的英语朝他们大声喊出蔑视的话语。
在莱顿读大三那年的一天晚上，雨水哗哗地浇在窗户上，我们有幸在位于布里德街的家中接待了范·斯托普教授这位贵客。我从未见过老先生如此兴高采烈。他不停地说话，从城里的八卦、欧洲的新闻到科学、诗歌和哲学，他都依次谈及，且始终带着同样令人愉悦的幽默态度加以探讨。我试图将他的话题引向黑格尔，当时我正为黑格尔关于事物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的那一章而冥思苦想。
她极为真诚地用双臂搂住哈利的脖颈，亲吻了他。
“回家去吧，孩子们，”范·斯托普教授说，“要感谢上帝，当莱顿的市民纷纷把目光投向祖特尔乌德和舰队的时候，有一双警惕的眼睛和一颗坚强的心正守卫着牛门那一边的城墙！”
“谢谢你，”她说，“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孩子。我叫格特鲁伊德·范·德·沃夫。”
身材矮小的教授挺立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位充满爱国主义热忱的巨人。哈利双眼闪闪发亮，两颊通红。
哈利搜肠刮肚地想找出合适的荷兰语措辞来回答，但那少女不愿留下来听别人恭维。“他们想去祸害我父亲！”她催促着我们穿过几条极狭窄的街道，走进一处三角形的市场，这里基本被一所有两座尖顶的教堂占据。“他在那儿，”她叫道，“就在圣潘克拉斯的台阶上。”
“历史记载了围困期间的最后一夜城墙下的地雷爆炸，而并没有记载守城的始末，也没有记下守城者的姓名。然而，没有哪个人承担的责任大过命运赋予那位无名英雄的责任。他之所以遇到那意想不到的危险是出于偶然吗？想想看，假设他当时失败的话，会带来哪些后果吧。莱顿的陷落将摧毁奥伦治亲王和自由州仅存的希望，这样一来，菲利普的暴政就会重新得到巩固。宗教自由和人民自治的诞生将会推迟，谁知道会耽搁多少个世纪呢？我们这所大学为世界贡献了格劳秀斯[6]、斯卡利杰[7]、阿民念[8]和笛卡尔，而其前提便是这位英雄成功地保卫了这道缺口。多亏了他，我们今天才能站在这里。不对，你们的存在都要完全归功于他，你们的祖先来自莱顿。那天夜里，他们的生命与城墙外的屠夫之间就隔着一个他。”
市场上一片混乱。无论是教堂外熊熊燃烧的大火，还是城墙外西班牙和瓦隆大炮的轰鸣声，若论激烈程度，都不及眼前绝望人群的怒吼。为了面包，他们大声喧哗着，而他们的领袖只要肯吐出那么一个词，他们就能吃上面包了。“向国王投降！”他们吼道，“不然我们就把你的尸体送给拉芒人，作为莱顿投降的象征。”
范·斯托普教授回答得很慢很慢，仿佛是在字斟句酌：
一位高个子男人默然聆听着众人的威胁，他比面前的任何一个市民都要高出半个头，肤色黧黑，让我们简直觉得奇怪，他怎么会是格特鲁伊德的父亲呢？当市长开口讲话时，暴民们不由自主地倾听。
“因为，”哈利继续说，“万一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或者万一失守了、被来自拉芒方向的夜袭占据了缺口的话，这座城市就会被付之一炬，市民会在博伊索特上将和救援舰队的眼皮底下遭到杀戮。是谁守住了这道缺口呢？”
“我的朋友们，你们提出的是什么要求啊？要我们违背誓言，把莱顿拱手让给西班牙人？那无异于向一种比忍饥挨饿还要可怕得多的命运屈服。我必须遵守自己发过的誓言！你们要是想杀了我的话，那就杀吧。反正我只有这么一条命，无论是死在你们手里、死在敌人手里，还是被上帝之手带走，都一样。如果别无选择，那我们宁可饿死，我们心甘情愿地拥抱这种死法，因为死时我们至少还没有受辱。你们的威胁吓唬不了我，你们尽可取走我的性命。给，接过我的剑吧，刺进我的胸口，分食我的尸体，好填饱你们的肚子。只要我还活着，就别想投降。”
教授什么也没说。他站在原地，双臂交叉，目不转睛地直视着我表兄弟的眼睛。
人群动摇了，重新陷入沉默，随即我们周围响起了一阵阵咕哝声。这时少女清脆的声音响起，盖过了人群中的动静，哈利仍然握着她的手——在我看来，这似乎完全没有必要。
“哎呀！”哈利叫道，教授滔滔不绝的叙述令他激动不已，“那可是围城的决定性时刻。”
“你们没有感觉到海风吗？终于起风了。到塔上去！第一个赶到的人就会在月光下看到亲王船队那鼓满了风的白帆。”
教授似乎很喜欢我们。我们经常去他家做客，那是位于拉蓬博格街的一所老房子，是硕果仅存的建于1574年之前的老宅之一。他会和我们一起步行穿过美丽的市郊，走过笔直的道路，道路两旁种着白杨树，在我们的脑海中，这些树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希普斯考特河岸。他带着我们来到市中心那座惨遭破坏的罗马塔顶上，三个世纪之前，正是在这同一处城垛上，人们焦急的目光曾经越过被水淹没的圩田，望着博伊索特上将的舰队缓缓靠近，他指给我们看兰德谢登的那道大堤，那处堤坝曾被人为截断，好让海水涌入，送来博伊索特的西兰岛盟军，也为忍饥挨饿的人带来食物。他指给我们看西班牙的巴尔德斯将军驻扎在莱德多普的大本营，又给我们讲起了当时的情形。天公作美，在10月1日当晚刮了一场猛烈的西北风，将原本的浅水变成了深水，吹动着舰队从祖特尔乌德和茨威顿之间驶过，直抵拉芒堡的墙下，那既是围城者的最后一处据点，也是救援饥肠辘辘的居民的最后一道障碍。接着他又指给我们看莱顿城墙上的一道大裂口，这是围攻军队撤退的前一天晚上，从拉芒过来的瓦隆人在靠近牛门的地方凿出来的。
一连好几小时，我寻遍了城里的街道，却还是没能找到我的表兄弟和他那位女伴：人群突然朝着罗马塔的方向拥去，把我们冲散了。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恐怖的惩罚留下的痕迹，正是这样的困境把这些勇敢的人逼到了绝望的边缘。一个目露饥色的男人正沿着河岸追逐一只瘦得皮包骨的老鼠。一位年轻的母亲坐在门口，怀里抱着两个死去的婴孩，人们正抬着她丈夫和她父亲的尸体向门口走去，他们刚刚在城墙上牺牲了。在一条废弃的街道中央，我经过一堆未曾掩埋的尸体，这摞尸山足足有我两倍那么高。那个地方发生过瘟疫——瘟疫比西班牙人还好些，因为它在肆虐的时候并未许下什么靠不住的承诺。
这位杰出的黑格尔派哲学家是位烟不离手的干瘪小老头儿，脑袋上扣着一顶无边便帽，说来也怪，他的面容让我联想起了格特鲁德姨婆。他们俩即便是兄妹，也不可能比现在更相像了。我曾经这么跟他说过一回，当时我们正在市政厅一起观看那位守城英雄——范·德·沃夫市长的画像。教授闻言道：“我要给你看一件更离奇的巧合。”他领着我穿过大厅，来到出自万纳斯之手的一幅巨大的围城图前，指了指画中一名参与抗敌的市民的身影。确实离奇。范·斯托普教授看着就像这位市民的儿子，他说不定也是格特鲁德姨婆的父亲呢。
临近黎明时，风刮得更猛了。莱顿城无人入睡，再也无人说要投降的话，再也无人想起或惦记守城的事。我遇见的每一个人嘴边都挂着这句话：“天亮了，舰队就来了！”
除了各自的学业，我们俩还有着经久不衰的共同爱好。令我们感到诧异的发现是，在全体师生当中，二十个里面也找不到一个对本城的光辉历史有一丁点儿了解或关注的人，甚至就连对大学本身在奥伦治亲王治下创建之时的情况也是一样。而范·斯托普教授的满腔热情则与大家普遍的漠不关心形成了鲜明对比——斯托普教授是我选择的导师，他带领我穿透哲学思辨的迷雾。
天亮了，舰队就来了吗？历史是这么记录的，但我并没有目睹。我只知道，在拂晓来临之前，狂风化作一场暴风骤雨，与此同时，一阵低沉的爆炸声响起，比雷声还要猛烈，令整座城为之震动。我混在人群中，站在罗马土丘上，等待着即将脱困的最初迹象。这阵震动让每个人脸上的希望之色消失殆尽。“他们的地雷都扔到城墙上来了！”可到底是在哪段城墙呢？我继续往前挤，直至找到了市长，他正站在其他人中间。“快走！”我低声说，“从牛门再往前，就在勃艮第塔的这一边。”他打量了我一下，大步走开了，没有试图平息大家的恐慌。我紧跟在他身后。
学会的这门语言和周围环境的新奇感逐渐消失，于是我们开始了相当规律的求学生涯。哈利刻苦地专心研究社会学，特别是研究莱顿那些为人并不刻薄的圆脸小姑娘；我则钻研起了层次更高的形而上学。
我们紧赶慢赶地跑出将近半英里，来到了众人议论的那处问题城墙。当我们赶到牛门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副情形：
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够用的荷兰语，在交流的时候，镇上的人、教授和我们的八百多名同学都能听懂我们的话。这种语言乍看起来奇难无比，其实只不过是分化出的一种英语而已。只要花点时间琢磨一下，你便会恍然大悟，就像那些简单的密码一样，只是把一个句子里的词统统搁到一起，故意在不该断句的地方断句。
原来城墙所在的位置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缺口，向城墙外的那片泥沼敞开着：护城河里、城墙外面、城墙底下，一帮仰着脸的人乱得就像一锅粥，他们如同魔鬼一样奋力挣扎着，拼了命地想挤上那道缺口，时而爬上几英尺，时而又被重新逼退。在倒塌的城墙上，在砖石垮掉的地方，几名士兵和市民用血肉之躯铸成了一道墙；妇人和少女们的数量大约是守军的两倍，正在为他们递上石头、装着沸水的桶，还有沥青、滚油和生石灰，其中有些姑娘还朝着护城河上那些西班牙人的脖子投去涂了焦油的熊熊燃烧着的铁箍。我的表兄弟哈利带领和指挥着男人们，市长之女格特鲁伊德则为姑娘们加油鼓劲。
简·利伯丹的匠心之作就这样恢复了它原有的风韵，继续发扬那老一套的忠诚风范，始终指向三点一刻。钟的制作者入土近三百年了。他这门手艺在莱顿的后继者们既不能让它朝前走，也不能令它倒转。
但最吸引我注意力的，是一名身穿黑衣服的小个子男人疯狂的动作。他手持一把巨大的长柄勺，正把熔化的铅像雨点般浇在袭击队伍的脑袋上。当他朝着作为弹药来源的篝火和水壶转过脸来时，他的五官被火光彻底照亮。我惊诧地大叫了一声，那位手拿盛着铅液的长勺的人正是范·斯托普教授。
按照遗嘱中规定的条款，我们应当在莱顿大学[5]接受教育。我们离开了就读的那所军事学校——在这所学校，战争理论我们只学到了一点皮毛，鼻子贴着脚踝站立的技巧倒是钻研得颇为精深——毫不迟疑地上了船。我们带上了那座钟，没过几个月，它就立在了我们位于布里德街的房间的角落里。
听到我突如其来的惊叫，范·德·沃夫市长转过身来。“那是谁啊？”我问，“就是水壶旁边的那个人。”
格特鲁德姨婆的遗嘱把她的银行及天然气股票、房产、铁路债券之类都留给了我，那座钟则给了哈利。我们当时认为，这样的遗产划分未免太不公允，何况姨婆似乎始终最钟爱的是我的表兄弟，这就更令我们感到惊讶了。我们半是认真地对这座古老的钟作了一番彻底检查，看木质钟箱里有无暗格，甚至还用一根编织针探查过这件并不复杂的装置，以确定我们那位异想天开的亲戚是否在里面留下了什么遗嘱附录，或是其他能令这件事为之改观的文件。我们什么也没发现。
“那个人吗，”范·德·沃夫答道，“是我太太的兄弟钟表匠简·利伯丹。”
她大叫一声，突然一缩。钟停了。我们看见她高挑的身体在椅子上摇晃了一会儿，她以一种惊恐而绝望的痉挛姿势伸出双臂，把钟上的指针重新扳回三点一刻的位置，接着重重摔落在地板上。
我们还没来得及了解具体情况，缺口处的战事已宣告结束。西班牙人虽然推倒了那道砖石之墙，却发现血肉之墙坚不可摧。他们甚至连自己在护城河里的位置都没保住，被驱赶进黑暗中去了。此时，我感到左臂一阵剧痛——必定是在刚才我们旁观战况的时候，有某颗流弹击中了我。
格特鲁德姨婆双臂抱住钟，干瘪的面颊贴在钟上。她不停亲吻着它，百般爱抚着它，仿佛那钟是个什么备受钟爱的活生生的宝贝。她抚摩着它，用我们听得见却听不懂的语言跟它说话。钟的指针继续倒转着。
“这件事是谁的功绩呢？”市长问道，“当我们其余的人都像傻瓜一样睁大了眼睛等待着明天的时候，是谁在为今天守望？”
钟的指针在转——在倒着转。
格特鲁伊德·范·德·沃夫牵着我的表兄弟，自豪地走上前来。“父亲，”少女说，“他救了我的命。”
这时，我们看到老太太从钟面的背后取出一把钥匙，开始给砝码上弦。我们能听到她的呼吸声，急促而轻浅。她双手放在钟箱两侧，把脸凑近表盘，仿佛急切地要把它仔细端详一番。她就这样待了很长时间。我们听到她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有那么片刻工夫，她半转过身来，朝着我们的方向。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当时那种狂喜的表情，令她显得容光焕发。
“这一点对我来说固然重要，”市长说，“但他的功劳还不止于此。他拯救了莱顿，也拯救了荷兰。”
格特鲁德姨婆站在那座旧钟前面的一把椅子上，活像个幽灵似的，穿着白睡衣，戴着白睡帽，又如同一棵被积雪覆盖的白杨树。碰巧我们脚下的地板发出轻微的一声“嘎吱”。她突然转过身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黑暗，朝着我们所在的方向高高举起一根蜡烛，这样一来，烛光便完全照在她苍白的脸上，她看上去比我向她道晚安时老了许多岁。她纹丝不动地站了好几分钟，全身只有举着蜡烛的那只颤抖的手臂在动。然后显然是放了心，她把蜡烛搁在架子上，又重新转向那座钟。
我开始感到头晕，周围的面孔似乎都是幻影。我们为什么会和这些人在一起？为什么雷声和闪电无休无止？为什么钟表匠简·利伯丹转向我这边的时候，他那张脸始终是范·斯托普教授的脸？“哈利！”我说，“回来，回咱们的房间。”
我们看到了一件怪事。
他虽然热情地握住了我的手，但另一只手仍然握着那姑娘的手，他纹丝未动。接着恶心感压垮了我，我的脑袋一阵眩晕，那道缺口和上面的守军一起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来到楼梯上。一道昏暗的光从下方射来。我们屏住呼吸，无声无息地下到第二级楼梯平台。哈利攥住我的胳膊，从栏杆上方往下一指，同时把我拉回到阴影里。
三天之后，我一只胳膊上缠着绷带，坐在范·斯托普教授的教室里，待在我习惯的座位上。我旁边的位置是空的。
等我们长大成人以后，一个8月的夜晚，我被走廊里的声音惊醒。我摇醒了哈利，悄声对他说：“房子里有人。”
“我们听到过很多关于16世纪对19世纪的影响的说法，”这位黑格尔学派的教授拿着笔记本，以平时惯用的那种干巴巴的急促语调照本宣科地念道，“而据我所知，没有哪位哲学家研究过19世纪对16世纪的影响。如若因能生果，果永远也无法生因吗？难道遗传定律与这个宇宙中其他所有关于意识和物质的定律不同，仅仅是单向发挥作用吗？难道后裔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他的祖先，而祖先却没有任何可以归功于后裔之处吗？命运可能会利用我们的存在，为了实现它自身的目的，把我们带进遥远的未来，难道它就永远也不会把我们带回过去吗？”
但这些砝码从未移动过。年复一年，当哈利和我回到缅因州时，我们总是看见那座旧钟的指针指向三点一刻，跟我们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一模一样。胖嘟嘟的月亮永远挂在下弦月位置，与上方的死神头颅一样纹丝不动。这座钟无声的静止和失灵的指针令我们感到神秘莫测。格特鲁德姨婆告诉我们，自从被一记闪电击中以后，这钟就再也没走过，她还给我们看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在钟箱侧面靠近顶部的位置，有一道巨大的裂痕，向下方延伸了足有好几英尺。这种说辞并未使我们感到信服，这既解释不了为什么当我们提议从村里把钟表匠请来时，她会那般坚决地一口回绝；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有一次，当她发现哈利踩在四脚梯上，手拿一把借来的钥匙，正准备亲自测试一下那座休止的钟是否还能动时，她会表现得异常激动。
我回到了位于布里德街的房间，在这里，我唯一的伙伴就是那座无声无息的钟。
这座宅子的楼梯方方正正，在楼梯的第一级平台上，赫然杵着一座高高的荷兰钟。钟箱足有八英尺高，是用暗红色的木料制成的——并非桃花心木——箱上还怪模怪样地镶了银。这可不是件普通的家具。大约一百年前，在布伦瑞克的一个小镇上，曾经活跃着一位名叫卡里的钟表匠，他是当时卓有成就的勤劳手艺人，在那一带的沿海地区，凡是富裕的人家，几乎家家都有出自卡里之手的钟表。可是，在布伦瑞克的这位工匠出生前的整整两个世纪，格特鲁德姨婆的这座钟就已经在计时了。当沉默者威廉[4]掘开堤坝救莱顿脱困时，它就在走。制作此钟的匠人简·利伯丹的名字和1572年的制造日期仍然清晰可辨，以粗黑字母和数字标在表盘上。卡里的杰作与这么一位古代贵族放到一起，就显露出一股下里巴人式的近代味了。荷兰那怡人的月亮勾勒得很巧妙，借以在风车和圩田构成的荷兰风物图上呈现出不同的月相。技艺娴熟的工匠在钟箱顶部雕出了一个残忍的装饰：被一柄双刃剑刺穿的死神头颅。如同16世纪的所有钟表一样，这座钟也没有钟摆。一具简单的范·怀克擒纵装置控制着砝码落到钟箱底部。
【注释】
这段家族史我们早就听腻了。也许正是因为她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毫不留情地硬生生把上述日期灌进了我们的小脑袋瓜儿里，才使得我们产生了怀疑。正如上文所说，我们对格特鲁德姨婆有祖先基本不怎么相信，她们似乎没什么可能真的存在过。按照我们俩的个人观点，那些曾外祖母和外祖母之类的人物纯粹就是神话传说，在据称是她们经历的所有冒险故事当中，格特鲁德姨婆本人才是主角，她活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而同时期的一代又一代人则如同所有血肉之躯一般，早已香消玉殒。
[1] 月桂女神，希腊诸神中最美的女神之一，被向她求爱的太阳神阿波罗追逐时呼救，其父河神将她变成了一棵月桂树。本书脚注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她的女儿（1680——1776）见证了这些殖民地获得自由和独立，为即将成立的合众国贡献了共计不少于十九个孩子，既有健壮的儿子，也有漂亮的女儿。其中一个女儿（1735——1802）嫁给了一位从事西印度贸易、来自缅因州威斯卡西特的船长，并与他一起远航。她曾经在海上遇到过两次失事，一次是在今天的塞金岛，还有一次是在圣萨尔瓦多，而格特鲁德姨婆便是在圣萨尔瓦多出生的。
[2] 荷兰西部海滨城市，公元922年见于记载，1266年建市。
她的曾曾外祖母（1599——1642）是位荷兰女子，嫁给了一位清教徒难民，公元1632年，她乘坐轮船“安”号从莱顿[2]驶向普利茅斯。这位清教徒母亲有个女儿，她便是格特鲁德姨婆的曾外祖母（1640——1718），18世纪初，她来到马萨诸塞州东部地区，在佩诺布斯科特[3]的战争中被印第安人夺去了性命。
[3] 美国缅因州中部偏东的一个县，以当地印第安人佩诺布斯科特族命名。
家谱是种很乏味的东西。以下便是格特鲁德姨婆的家谱，我把它简化成了最简洁的形式：
[4] 即下文的奥伦治亲王威廉·范·奥伦治（1533——1584），因一次听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讲述把新教徒赶出尼德兰的计划时大感震惊，故而闭口不言，人称“沉默者”。他曾领导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暴政。在西班牙军队袭击莱顿时，威廉亲自指挥掘开海堤十六处，使莱顿郊区变成泽国。敌人损失惨重，只好撤围。
为了尽到晚辈的责任，我和表兄弟哈利定期要去缅因州看望格特鲁德姨婆，这时我们就会习惯性地对她的年龄猜测不休。她到底是六十岁，还是一百二十岁？我们不清楚确切的数字，这两个年龄似乎都有可能。这位老太太身边全是些老式东西，她整个人似乎完全生活在过去。她有时也会变得健谈，跟我们聊上半小时，每当这样闲聊的时候，或是趁着她喝第二杯茶的工夫，或是当白杨树把纤细的影子投到正东方时，在树影中的那条游廊上，她曾经给我们讲过她所谓的祖先的故事。我之所以说“所谓的”祖先，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曾完全相信她真的有祖先。
[5] 欧洲最具声望的大学之一，成立于1575年2月8日，是荷兰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
我有些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这位可敬的亲戚的。在我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个故事中，她无论是在生前还是死后，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相信，这些经历实属前无古人。
[6] 世界近代国际法学的奠基人、近代折中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一排箭杆杨矗立在我姨婆格特鲁德的房前，她的宅第坐落在希普斯考特河畔。就外表而言，我姨婆与这些树惊人的相似。她一副无可救药的贫血模样，与那些气血旺盛的人有着明显的差别。她身材高挑，瘦得形销骨立，衣服紧紧贴在身上。我相信，如果诸神有机会把达芙妮[1]的命运加之于她身上的话，她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在这排惨兮兮的树里轻松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其余那些杨树一样惹人愁思。
[7] 法国宗教领袖及学者。
爱德华·佩奇·米切尔是一名美国记者，也是一位早期科幻小说家。他的大部分小说均发表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刊登在《斯克里布纳月刊》和《纽约太阳报》等报刊上，他最著名的一篇小说是1874年出版的《过速》。1881年刊载在《纽约太阳报》上的《时钟倒转》是有史以来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穿越小说，比H.G.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还要早上数年。
[8] 荷兰新教神学家。
罗妍莉/译
[9]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
爱德华·佩奇·米切尔/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