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读报，”朗比说，“不是说话。”他正在整理唱诗席上的东西，把沙袋堆叠起来。
11月20日 今天我试着找朗比谈了谈。“我瞧见你和一个老人家说话。”我说，语气听起来如同质问。我是故意的。我就想让他觉得我在质问他，从而中止他的计划，不管他在盘算些什么。
“那就是我看到你们在读报了。”我咄咄逼人地说。他放下手中的沙袋，站直了。
“对，什么都比乌黑一片要强。”他凑近，把手电筒递给了我。不过，它其实不是手电筒，而是中殿以南亨特那幅画里的耶稣手提的灯。我用它照着前方的路，想找到回家的方向，它照亮的却是那块大火碑。我连忙将灯扑灭。
“那又怎么样？”他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我想给一个老人家读报，就给一个老人家读报。就像你可以跟那个妇女志愿服务队的小婊子聊天儿一样。”
“泰晤士河反射的光也行？火光和高射炮的光也行？”邓沃尔西问。
“你们读些什么？”我问。
“这么做又有什么好处？”我说，“人们总归是需要光，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
“他想听什么就读什么。他年纪大了，本来是一下班就回家，喝点白兰地，听他老婆给他读报的。一次空袭他老婆死了。所以，现在我给他读。这好像不关你的事。”听起来不像撒谎，没有随口胡编的感觉，我几乎都要相信他了，可惜我之前已经听到了他的真心话。在地下墓室里，那次轰炸之后。
11月13日 我梦见自己在灯火管制中迷了路。四周很黑，伸手不见五指，而邓沃尔西走过来，用一支手电筒照着我，我只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却不知要往哪儿去。
“我记得他是在找风车剧院的游客来着。”我说。
“你是来接我的，对吧，老汤姆？”我欢快地说，“你之前去哪儿啦？知道我们的腌鲱鱼吃完了，是不是？你还真是讲义气啊。”我一路跟它说着话，回到家给了它半罐腌鲱鱼，以报答它救了我的命。本斯·琼斯说，它是闻到杂货店的牛奶味了。
朗比露出了一瞬的茫然，开了口：“噢，对，那个啊。他当时拿着报纸进来，问我风车剧院怎么走。我在报纸上找到了地址。还真是机灵啊，我都没想到他自己不能读。”不过多说无益。我知道他在撒谎。
突然，世界爆发出光线，探照灯以及泰晤士沿岸的光源似乎在同一时间都亮了起来，照亮了我回家的路。
他几乎把一个沙袋扔到了我的脚上：“当然，你是不会理解这种事的，对吧？一桩表达人性善意的举手之劳而已。”
“你眼睛这样放光，是会被民防队员抓到的，老汤姆。”我说，听见一架飞机轰鸣着掠过头顶，“或者被哪个德国佬抓到。”
“不理解，”我冷冷回答，“我不会理解的。”
然后，我就真的看到了一辆公共汽车：远处两盏黄色的细缝似的灯。我开始朝它走去，险些从路缘上滑倒。这意味着，那辆公共汽车其实是在人行道上，这又意味着，它其实不是公共汽车。离我很近的地方，一只猫喵喵叫着，上来蹭我的腿。我低头看向那两团被自己误以为是车灯的黄色光芒。那是它的眼睛，映射着不知来自哪里的光——尽管我敢肯定，这方圆几英里内都没有一点光源——直直地朝我照来。
这些话什么都不能证明。他什么信息也没透露，除了一种人造辅助品的名字。我又不能因为他大声读报，就跑到马修斯主教跟前告状。
我一下子不知道圣保罗大教堂在哪个方向或者街道，还有我刚才走出来的商店在哪里了，脚下也不再是人行道，我只能紧紧攥着棕色纸袋包裹的腌鲱鱼和面包。此时，即使我把手伸到脸前，也看不见它。我将围巾收紧了些，祈祷自己的双眼能逐渐适应，眼前却没一丝微弱的光线来让我适应。要是此时有月亮，我会很开心，尽管圣保罗大教堂消防队的队员都咒骂它，管它叫内奸。或者有公共汽车也好，被遮挡的车头灯露出一点点光，就足以让我找到方向。或者探照灯也好，哪怕高射炮发射时反冲的火焰也行。任何东西都行。
我等着，直到他收拾完唱诗席，去了地下墓室。然后我拖着一只沙袋上了屋顶，去到那道裂口前。盖在上头的木板至今为止还算管用，但每个人路过时都会小心翼翼地绕开它，仿佛它是个坟墓。我切开沙袋，把沙子撒进了裂口。如果朗比已经想到这地方很容易掉进燃烧弹，那填些沙子也许能防患于未然。
11月11日 那只猫回来了。朗比又和艾伦一起出门去找防火布质的外套了，所以，我认为这时离开圣保罗大教堂是安全的。我去杂货店购买食材，希望也能买到人工合成物。天色已晚，我还没走到齐普赛街，警报声便响了。不过，空袭一般不会在天黑之前来临。我花了一番功夫才找齐要买的日用品，最后鼓足勇气，问店员有没有酒卖。他叫我去酒吧，于是我走出杂货店，就在这时，我感觉自己仿佛突然一头栽进了黑洞里。
11月21日 今天我拿出“叔叔”给的一些钱，给了埃诺拉，请她帮我买些白兰地。结果她比我想象中的要不情愿，所以这里面肯定牵涉了什么我不知道的社会观念问题。但她好歹答应了。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搞到人工辅助品，让自己进入入定的状态。这就遇上了一个问题。我很肯定的是，这个时代离化学合成的内啡呔问世还早得很，致幻剂多半也是。酒精倒是必定能弄到手，可我需要比麦芽酒浓度更高的东西——这是我唯一叫得出名字的酒了。我不敢去问消防队的人。朗比已经够怀疑我的了。还是得去翻《牛津英语词典》，查找一个我不知道的酒名。
我不知道她过来究竟是干吗的。她开始给我讲她弟弟的事，他如何在地铁站搞了些恶作剧，惹怒了守卫。不过，我请她帮忙买白兰地之后，她没讲完就离开了。
她用一块手绢擤了鼻子。“两件事。第一，沉默与谦逊是历史学者肩负的神圣责任。第二，”她停顿一下，再次用手绢擤鼻涕，“别睡在地铁里。”
11月25日 埃诺拉今天来了，但没带白兰地。过节期间她要去趟巴斯，看望她的阿姨。至少，那样一来她可以躲避一阵空袭了。我没必要担心她。她讲完了弟弟的事情，告诉我她希望能说服阿姨在伦敦空袭期间收留汤姆，但完全不确定她是否乐意。
当我成功打起瞌睡时，便会做梦。昨天我梦到了基芙琳，她站在房顶上，穿得像名圣人。“你实习期间到底有什么秘密经历？”我问，“你的任务是要发现些什么？”
小汤姆显然不是什么迷人的捣蛋鬼，他差不多是个犯罪分子。他在银行站避难所扒窃被抓住过两次，他们不得不返回大理石拱门站。我尽量安慰她，告诉她所有男孩在某个阶段都是这样坏的。我真正想说的其实是，她根本不需要担心，小汤姆这样的人才是求生能力强大的类型，就像那只猫，就像朗比，除了自己根本不关心任何人，这才是在伦敦空袭中存活下来、在未来出人头地必备的本事。我问她，有没有给我带白兰地。
11月5日 我已经放弃检索记忆了。我的睡眠严重不足，就连针对已经知道名字的报纸，也检索不出上面的信息。如今，值双倍的班成了常态。那些打杂女工已经弃我们而去（和那只猫一样），所以地下墓室里是静悄悄的，可我仍然睡不着。
她低头盯着自己的露趾鞋，不悦地喃喃道：“我以为你已经把这事忘了呢。”
跟工人们交涉无果，我爬下房顶进入教堂，去找马修斯反映问题，却看见朗比和那名游客正一起待在柱子后面靠近窗口的位置。朗比拿着报纸，正和那人说着什么。一小时后，我从图书馆下来的时候，他们仍然在原处。房顶上的裂口也一样。马修斯说，咱们只能放些木板在上头，祈祷好运了。
我编了个理由，说消防队的人会轮流给大家买酒。她看起来没那么不高兴了，可我依然不确定她会不会借口回巴斯就不帮我买东西了。那样一来我就得自己去买酒，可我不敢把朗比独自留在教堂。在她离开前，我让她保证今天之内会把酒给我带来。可她没有回来，而空袭警报已经拉响了。
只需掉进去一枚燃烧弹，朗比的目的就达到了。他甚至都不必亲自向圣保罗大教堂放火。他所需要的，只是放任一枚炸弹燃烧，直到为时已晚。
11月26日 还是不见埃诺拉，而她说过，他们的火车中午就出发。我想，至少她能安全地离开伦敦，对此我应该感到高兴。也许到巴斯后，她的感冒能好起来。
11月2日 我已经连续在房顶上待了一个星期了，要帮几个不靠谱儿的工人修补炸弹炸出的破洞。他们活儿干得极糟糕。房顶上仍然有一道大大的裂口，足以让一个成年人掉进去。可他们坚持说这没关系，毕竟你最多只会落到天花板的上方，这么点距离摔不死人。他们似乎理解不了，这地方对燃烧弹来说简直是完美的藏身之所。
今晚有个妇女志愿服务队的姑娘来教堂借走了我们一半的简易床，说是伦敦东区有个避难所被炸了，目前情况一团糟。死了四个，伤了十二个。“至少被炸的不是哪个地铁避难所！”她说，“不然那情况才真的惨不忍睹呢，不是吗？”
10月25日 跟朗比问过路的那名游客又出现了。他总不可能还在找风车剧院吧。今天他仍然在胳膊底下夹了张报纸，并且想找朗比，然而朗比和艾伦一起去了城的另一头，想给我们搞到防火布制的外套呢。我瞧见了那报纸的名字：《工人报》。那是一份纳粹报纸？
11月30日 我梦见自己把那只猫带去了圣约翰伍德。
“某个安全的地方，这点可以保证。如果它不在圣保罗大教堂混了，就说明我们快完了。老话说耗子会抛弃沉船。其实说错了，会抛弃沉船的不是耗子，是猫。”
“这是一次救援行动？”邓沃尔西问。
“那咱们的猫现在在哪儿呢？”
“不是，先生。”我自豪地说，“我知道这回的实习项目的目标是什么了。我该找到一个完美的幸存者：顽强、机智、自私。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选择了。我不得不杀了朗比，你知道，为了不让他烧掉圣保罗大教堂。埃诺拉的弟弟已经去了巴斯，可其他人没机会活下去了。埃诺拉大冬天的还穿着露脚趾的鞋子，睡在地铁站却还要用别针来做鬈发。她是不可能在伦敦大轰炸里活下来的。”
老本斯·琼斯说不必担心。“它会没事的。”他说，“就算德国佬把伦敦炸成了平地，这些猫也会大摇大摆地出来迎接他们的。你知道为啥吗？猫谁也不爱。咱们当中有一半的人就是因为这个死掉的。前几天，斯特普尼区[12]有个老太太为了救她的猫丧了命。那该死的猫躲在家庭防空洞里呢。”
邓沃尔西说：“也许你本该救她的。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10月21日 上一次被轰炸是两周前的事了，而我这才意识到，自那以来就没人见过那只猫了。它不在地下墓室的那堆废墟里。我和朗比已经很确定那堆东西里没有任何人，却还是又筛查了两遍。不过，它也可能是在唱诗席里。
“基芙琳。”说完，我在寒意中醒来，瑟瑟发抖。
我也有我的职责。
12月5日 我梦见朗比拿到了一枚微型炸弹。他把它夹在胳膊下，仿佛它只是一个棕色的包装纸袋。他从圣保罗大教堂车站走出来，绕过路德门山，去往西门。
如果有必要，我将继续这么做下去，直到被召回的那天。只要我一天在这里负责扑灭燃烧弹，他就一天不能烧垮圣保罗大教堂。“我有职责在身。”在地下墓室里，朗比是这么说的。
“这不公平。”说着，我张开双臂拦住他，“现在没有消防队执勤。”
我知道，这只是我为什么这么累的一部分原因。每天夜里我都精疲力竭，一来是要完成自己的分内事，二来是要盯住朗比，确保自己没有漏掉一枚燃烧弹而让它落地。然后我要回到地下墓室，竭尽全力地尝试检索信息，任何一点关于1940年秋天的间谍、火灾、圣保罗大教堂的信息，任何东西都行。我坐立难安，始终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却又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如果无法检索记忆，我就和出生在这个时代的可怜人毫无区别，对明天将要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他把炸弹扣在胸前，就和枕头一样。“那是你的错。”他说。不等我够到手摇泵，他便将炸弹扔进了大门。
10月18日 我太累了，几乎连写字的力气都没了。今晚我们遭遇了九枚燃烧弹，还有一枚空投雷——它眼看着就要落在圆顶上，结果一阵风吹来，它飘离了教堂。我扑灭了其中两枚。到这儿以后，这种事我已经做过至少二十回了，还帮忙应付了其他几十枚炸弹，但这仍然不够。只要一枚燃烧弹烧起来，只要我有一瞬没看住朗比，就会前功尽弃。
微型炸弹这时甚至都不存在，要到20世纪末才会被发明出来。且要再过十年，走投无路的某些人才会拿到这种炸弹，将它改造成适合夹在胳膊底下的样式。它看起来就是一个包裹，却可以将方圆四分之一英里内的城市建筑夷为平地。感谢上帝，这个梦不可能成真。
她和弟弟汤姆仍然睡在地铁站里。我问那地方安不安全，她说大概不安全，但至少炸弹飞过来的时候你听不见，那也是一种福气。
在梦里，那是一个洒满阳光的早晨，而这个早晨，还是几周以来第一次我在值完班时看见灿烂的阳光。我走到地下墓室，然后又上了楼，在屋顶多转了两圈，接着去了台阶、一楼，还有所有那些危险可疑的走廊，一切可能容得下一枚燃烧弹的地方。这么做过之后，我心里踏实了些，可一回去睡觉，又立即做起梦来。这一回，我梦见了大火，以及注视着大火微笑的朗比。
她告诉我，她叫埃诺拉，目前在妇女志愿服务队工作，负责一个派往一线的移动食堂。她这回过来，主要是为了感谢我让她有了这份工作。她说，她告诉妇女志愿服务队，圣保罗大教堂没有像样的带食堂的避难所，于是她们就派她来负责城里这一块了。“所以，以后我如果在附近，就过来看你，讲讲我们的近况，怎么样？”
12月15日 今天早晨我发现了那只猫。昨夜的轰炸来得凶猛，可主要目标是坎宁镇那边，教堂的屋顶没有什么损伤。然而，这只猫还是死了。早晨我进行自己私下的巡逻时，发现它躺在台阶上，受到了爆炸的冲击。它身上没有伤痕，唯有脖子上那块在大停电中格外显眼的白斑。可当我捡起它时，它毛皮底下的身子软绵绵的。
10月15日 那个女孩今天又来了。她感冒仍然没好，但找到了能付薪水的工作。见到她我很开心。她穿着一身漂亮的制服和露趾的鞋子，头发精心烫过。我们仍然在清理地下墓室的烂摊子，朗比和艾伦一起出门了，去找木板来盖住唱诗席。于是，我一边扫地，一边任由女孩对着我说话。灰尘令她打起喷嚏来，但至少这回我知道她是怎么回事了。
我想不出该拿它怎么办。有那么疯狂的一瞬，我想问马修斯能否把它埋在地下墓室里，它也算是在战场上光荣捐躯了。特拉法加、滑铁卢、伦敦，都死于战争。最后，我只是用围巾把它包裹起来，沿着路德门街朝一栋被炸毁的大楼走去，把它埋在了瓦砾堆里。这么做毫无益处。瓦砾堆不能保护它免受狗和老鼠啃食，而我再也搞不到另一条围巾了。我几乎把“叔叔”给的钱花光了。
可以肯定的是，昨天教堂被炸弹击中的史实一定早就保存在我的长期记忆里了，可就连瞧见灰泥被震落都没能让我想起它来。现在，我甚至都懒得去尝试检索记忆了。我只是躺在黑暗里，等待房顶在我的头顶垮塌。我还回想着朗比是如何救了我的命。
我不该坐在这儿。我还没检查走廊和剩下的台阶呢，那些地方可能藏着哑弹，或者延时的燃烧弹，又或者别的什么我漏掉的东西。
我想，朗比并不知道自己说过些什么。这能让我占得些先机，因为现在我知道危险潜伏在何处，确定它不会从其他方向迎面扑来了。可仅仅知道这些，却不知道他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又有何用？
我刚来这里的时候，自视为高尚的拯救者、过去的救世主。这份活儿我没有做好。但至少埃诺拉离开了。我真希望自己能把圣保罗大教堂也送去巴斯，保它周全。昨夜这里基本没有轰炸。本斯·琼斯说过，猫可以在几乎任何情况下保命。万一它是来接我，带我回家的呢？所有的炸弹都落在坎宁镇。
10月13日 击中我们的是一枚高爆弹。它在唱诗席上炸出了一个大洞，把大理石雕塑炸坏了一些，但地下墓室的天花板并没有坍塌，我一开始也是这么猜想的。只是震落了一些灰泥。
12月16日 埃诺拉已经回来有一周了。她站在西侧的台阶上，我发现死猫的地方，得知她就睡在大理石拱门地铁站毫无安全可言时，我简直无法理解。“我以为你在巴斯。”我傻乎乎地说。
“你在流血，”我语气尖刻地说，“你最好躺下来。”我的语气就跟当时耳语回廊里的朗比一个样。
“我阿姨说，她可以收留汤姆，但那样就不能收留我了。她家已经收了一屋子逃难的小孩，可真是吵得很啊。你的围巾呢？”她问，“这山上冷得要命。”
“我不该救你的，”他又重复了一遍，“我有职责在身。”
“我……”我没法儿把答案说出口，“我弄丢了。”
第一阶段：休克，意识麻木，意识不到自己受了伤，说的话除了自己旁人都听不懂。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手在流血。过后他也想不起自己说了什么话。他说的是，他不该救我的。
“你没法儿再买到一条了。”她说，“衣物要开始定量供给了，羊毛也是。你再也弄不到和原来那条一样的了。”
他站起来。“我不该救你的。”他说。
“我知道。”说着，我朝她眨了眨眼睛。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救了圣保罗大教堂和我。”我站在那里，只穿着内衣和靴子，手里拿着没派上用场的手摇泵，“不然我们可能都窒息而死了。”
“好端端的东西就这么丢了，”她说，“这绝对是犯罪，就是犯罪。”
“只有煤气炉。”缩在阴影笼罩的凹处的女工怯生生地答道，“还有加尔布雷斯太太的钱包。”他继续在那堆东西里挖着，直到把这两样东西都找了出来。煤气炉正在迅速地漏气，尽管上面的火已经熄灭了。
我记得自己没做回应，只是扭身低着头走开了，一路搜寻着炸弹和死掉的动物。
他猛然转身朝向那两名女工，语气颇为冷静地问：“这底下有什么？”
12月22日 又是值双班。我一直没怎么睡觉，现在连走路都不稳当了。今天早上，我险些一头栽进那道裂缝里，幸亏膝盖一软跪下了，才逃过一劫。我的内啡呔水平在疯狂地波动。我知道自己必须赶紧睡一觉，否则就要变成朗比所谓的“行尸走肉”了，可我不敢把他一个人留在屋顶上，或是任他在教堂里和他的上级待在一块儿，或是任他独自待在任何地方。就连他睡觉的时候，我也盯着他。
“我在这儿，”我说，“我还好好的。”白色的烟尘呛住了我，“我把我的床从耳堂搬出去了。”
我觉得，虽然自己目前状态很差，但只要能搞到人工辅助品，应该就能进入入定状态。可我甚至不能去酒吧。朗比一直都在屋顶上，伺机而动。埃诺拉再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说服她替我买白兰地。我只剩几天时间了。
“巴塞洛缪。”说着，他将那些残骸扫开。他的双手沾了厚厚一层灰，上面正渗出血来。
12月28日 今天早上，我正在西侧门廊那边扶起圣诞树的时候，埃诺拉来了。树已经连续三夜被震倒了。我把树身扶正，俯身去捡散落一地的金属箔时，埃诺拉突然从雾气里冒了出来，宛如某个充满欢欣的圣人。她飞快地往前一倾，吻了我的脸颊。接着她重新站直。因为感冒经久不愈，她的鼻子仍是红红的。她递给我一个裹着彩色包装纸的盒子。
朗比动作太快了，他正拿着一条椅子腿对着那堆废墟猛戳。我抓住他的手，想要制止他，却被他用力挣开了，仿佛我也是一块应该丢到一旁的废料。他捡起一大块灰泥板，却发现底下就是地面了。我回头望向身后。两名女工都蜷缩在圣坛旁边的凹陷处。“你在找谁？”我问，同时抓住了朗比的胳膊。
“圣诞快乐！”她说，“快，打开呀，给你的礼物。”
我仍然以为眼前雾蒙蒙的东西是烟。我往回跑，取来手摇泵，在他旁边跪下，把一只破裂的椅子朝后拉。拉不动，我突然反应过来：这底下有具尸体。也许我伸手去捡一块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灰泥，结果却发现它其实是一只手。我往后一倒，坐在了脚踝上，下定决心不要呕吐，继续对着那堆东西挖起来。
我的思维已经混乱了。我明知这个盒子太浅，不可能装得下一瓶白兰地。然而，我还是相信她仍记得我的请求，给我把救星带来了。“你真好。”说着，我拆开了包装。
“我来了。”说着，我一边跛着脚朝朗比的方向走去，一边努力套上靴子。耳堂里有一大堆灰泥，折叠椅乱糟糟的。朗比正在那堆东西里挖着什么。“巴塞洛缪！”他大声吼着，把一大块石膏扔向一旁，“巴塞洛缪！”
是条围巾，灰色羊毛。我盯着看了整整半分钟，才反应过来它是什么。“白兰地在哪儿？”我问。
10月11日 我梦见了特拉法加，梦见了船炮、烟雾和坠下的灰泥，以及朗比大喊我的名字。我醒来的头一个念头就是，那些叠成一堆的椅子垮了。眼前全是烟，我什么也看不清。
埃诺拉看似吃了一惊。她的鼻子更红了，眼睛里开始涌起雾气：“你更需要这个。你没有布票，又整天都得待在外头。现在天冷得要命。”
睡好觉是不可能了。不仅女工们老是不停地讲话，连那只猫也搬进了地下墓室，悄无声息地走到每个人跟前，发出勾人的叫声讨要腌鱼。出去值班之前，我要把自己的小床搬出耳堂，挪到纳尔逊的旁边。他是被酒精腌着没错，可起码他不吵啊。
“我需要白兰地。”我愤怒地说。
10月10日 我觉得，值双倍的班也许对我有好处，能让我暂时不去想检索记忆失败这件事。就好比如果你一直盯着一壶水，它就仿佛永远烧不开一样。有时候，放一放真的有用。你只要花几小时的心思在别的事情上，或者睡几晚的好觉，不必费劲，也不用服人工辅助品，需要的信息就会自己冒出来。
“我只想对你好一点……”她刚开口，就被我打断了。
他耸耸肩，说：“我觉得总比待在地下墓室强。至少炸弹飞过来的时候，你能听见。”
“对我好？我要你帮我买的是白兰地。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说过自己需要围巾。”我把围巾塞回给她，去解圣诞树上的一串彩灯。树倒下的时候，这些灯砸坏了。
“不，”我冷冷地说，“我自己值。我喜欢待在屋顶上。”我又默默在心底补充了一句：在这儿我才能逮到你啊。
埃诺拉露出基芙琳常常露出的殉难圣人般的表情。“你一直待在房顶上，我很担心。”她一口气说了出来，“他们想炸掉圣保罗大教堂，你知道的。而且这里离河边很近，我觉得你不应该喝酒。我——你明知道那些人费尽心思要杀掉我们，却不好好照顾自己，这简直是犯罪。你就像是他们的共犯。我担心哪天我到圣保罗大教堂来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了。”
我知道自己露出了一脸不大相信的样子，因为他说：“老兄，你看上去糟透了。没怎么睡觉，对吧？今晚的第一轮班，我找个人替你值吧。”
“好吧，那我拿着一条围巾又能怎么样呢？他们投炸弹的时候，举在头顶挡着？”
10月8日 我们这个星期值双倍的班，因为最近都是满月，适合轰炸。朗比没有来房顶，所以我便去教堂找他。我发现他正站在西门那里，和一个老人说话。那人胳膊底下夹着一张报纸，抽出来递给朗比，可朗比又还给了他。那人一瞧见我，便退了出去。“是游客，”他说，“想问风车剧院怎么走。他看到报纸上说那儿的姑娘都裸体表演。”
她转身跑开了，还没跑下两级台阶，就消失在了灰色的浓雾里。我想追上去，可手里还抓着那串坏掉的彩灯，结果绊了一跤，顺着台阶差点儿一路滚到底。
“谁都知道这个，就连愚蠢的威尔士人都知道。”
朗比把我扶了起来。“你不用执勤了。”他严厉地说。
“噢。”说着，我走到了他的前面，准备把桶放回唱诗席，“我真不知道呢。”
“你不能这么做。”
“猫讨厌水。”他说，声音还是那么毫无情绪起伏。
“我当然能。我可不想要一个行尸走肉跟自己一起上屋顶。”
“显然是的。”说着，我弯腰去捡水桶。
我任由他把我领回了地下墓室，他给我倒了杯茶，让我上床躺下，表现得很关切。没有迹象表明，他一直在盼望这种时机。我准备在这儿躺到警报响起为止。等我上了屋顶，他就没法儿不惹人怀疑地把我赶回这里了。你知道他——这个穿着消防服和橡胶靴子、乐于奉献的消防员——离开之前对我说了什么吗？“我希望你能睡一会儿。”好像他在屋顶上，我还能睡着似的。我会被活活烧死的。
我惊得把水桶扔到了地上，它滚到了一根柱子前。猫消失了。在我的身后，朗比的声音响起：“猫可不是这么抓的。”
12月30日 警报声惊醒了我。老本斯·琼斯说：“这下你应该好些了，你已经睡了整整一天。”
我晃悠着水桶这么做的时候，甩出了大概一英寸深的水。我记得猫是一种家养动物，但看来一定是我记错了。它那张趾高气扬的大脸向后一拉，就变成一副十分吓人的骷髅般的面具，我原本以为温柔无害的猫爪也伸出了杀气腾腾的尖钩，它还发出了一声音量远超打杂女工的叫声。
“今天是几号？”我一边说，一边穿靴子。
10月4日 我今天尝试了抓猫。我有了个主意：可以让这猫来赶走吓到了女工们的那只老鼠。另外，我也很想近距离地看看猫。我带了水桶——前一晚我还用这桶和手摇式消防泵扑灭了一些燃烧的高射炮流弹，里头还剩一些水，但不足以溺死一只猫。我的计划是，把桶扣在它的上方，从底下伸手，逮住它，带到地下墓室去，把老鼠指给它看。我甚至都没能靠近它。
“29号。”他说，与此同时我朝门口冲去，“没必要这么着急。他们今晚迟迟没来，也许压根儿就不会来了。那倒是万幸了。潮水已经退了。”
也许朗比不是纳粹间谍。那他是什么人？纵火犯？疯子？地下墓室真不是适合思考的地方，这里压根儿就不安静，没有点墓地的样子。打杂女工聊了大半个夜晚，而地下墓室里的声音是被困在墙内的，反而更响亮。我发现她们的说话声令我难以忍受。到今天早晨，我总算睡着了一会儿，就梦见了被炮火击中的地铁避难所、破损的水管、快要溺死的人们。
在通往楼梯的门口，我停下脚步，抓住了冰凉的石墙：“圣保罗大教堂还好吗？”
10月1日 我本以为，昨晚自己突然从记忆中检索出了9月10日的事件，这意味着我取得了某种突破。可是，接下来的大半夜里我只是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拼命想检索出关于“圣保罗大教堂纳粹间谍”的信息，却一无所获。我是不是必须知道自己想查询什么，才能记起它来？若真如此，检索记忆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
“还屹立不倒呢。”他说，“你做噩梦了？”
“是的，”我说，“总是有的。”我从他身边走开了。
“是的。”我回想起了过去几周以来的所有噩梦：我在圣约翰伍德怀抱着那只死猫，朗比在胳膊底下夹着炸弹和《工人报》，还有耶稣手中的灯盏明晃晃地照亮了那块大火纪念碑。我记起了自己根本不是在做梦，而是进入了睡眠状态，那种我之前求之不得的有助于记忆的睡眠状态。
“上次是拆弹小队救了它一命。”朗比这么说，“这附近好像总是有人。”
我想起来了，那则新闻霸占了各种日报的头条。遇袭的是大理石拱门车站，并不是圣保罗大教堂。我记不清具体日期，只知道它发生的年份。1940年。1940年只剩下两天了。我一把抓起外套和围巾，沿着楼梯朝上跑去，穿过大理石地板。“你要去哪儿？”朗比的吼声传来。我没看见他在哪儿。
我甚至都没听进去他的话。他提到“高爆弹”的那一刻，我瞬间记起了全部。有人把炸弹埋到路面下方，安在了路基上。拆弹小队试过拆除它，但那地方还有一条输气管漏了气。他们决定疏散整个教堂，但马修斯主教拒绝离开。他们终究成功拆除了炸弹，在巴金沼泽将其引爆。我一下子检索出了所有的来龙去脉。
“我必须救埃诺拉。”我说，声音在黑暗的教堂里回荡，“他们要炸掉大理石拱门车站。”
“我是说摧毁圣保罗大教堂，他们已经试过一次了。9月10日的时候，用了一枚高爆弹。你当然不知道了，你人在威尔士嘛。”
“你现在不能离开。”他在我身后吼道，他所站的位置，正是日后大火碑会出现的地方，“潮水退了。你个肮脏的……”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感到茫然无措，就跟我初到这里的那天，他问我是不是诶亚皮的人时一个样。
我没听见他之后的话。我已经冲下楼梯，钻进一辆出租车。打车几乎花掉了我全部的钱，那本来是我小心翼翼存起来，准备用作返回圣约翰伍德的路费。轰炸开始时，我们还在牛津街，但司机不肯再往前走了。他让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下了车，而我意识到，自己绝对无法及时赶到了。
昨晚，我们在唱诗席里穿外套和靴子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他们已经试过一次了。”
爆炸。埃诺拉倒在通往地铁的台阶上，脚上还穿着那双露趾的鞋子，身上没有伤痕。等我试着抱起她，就会发现她全身绵软如泥。到时我只好用她送我的围巾把她裹起来。因为我去迟了。我回溯了一百年，居然还是太迟，救不了她。
9月30日 我知道9月里发生过什么了，朗比告诉我的。
我认出了海德公园里的炮台——绝对错不了——凭着这点线索我跑过最后几个街区，飞快地跳下通往大理石拱门站的台阶。售票亭的女人收下我仅剩的一点钱，给了我一张前往圣保罗大教堂的票。我把票塞进口袋，就朝着楼梯冲去。
在那之前，我应该盯着朗比。至少目前来说，这很容易办到。朗比刚才安排好了接下来两周的值班表，每趟班我俩都是一起的。
“禁止奔跑。”她漠然地说，“请朝左走。”通往右侧的门前挡着木栅栏，金属门扉还上了锁链。写着站名的牌子被胶带遮住了，另有一个写着“所有列车”的新标志被钉在栅栏上，指向左边。
我要怎样才能确认他的身份？如果我设个套来试探他，问他一些只有生活在1940年的忠诚的英格兰人才会知道的东西，恐怕我自己才是会暴露的那一个。我必须好好地检索一番记忆才行。
埃诺拉没有在停运的电梯里，也没有靠坐在走廊墙边。我来到第一处楼梯前，却没法儿通过：我需要下脚的地方，有一家子正在操办公共茶会，他们在一张四角绣了花的桌布上摆满了东西：面包和黄油，一小罐用蜡纸密封的果酱，一只放在煤气炉上的水壶，煤气炉就跟我和朗比从瓦砾堆中抢救出来的那台一样。我站在那里朝下看，发现分层摆放的茶会用品像瀑布一样向下延伸。
9月28日 我试着告诉自己，昨晚是我搞错了朗比的意思，是我误解了他的话。他干吗要烧掉圣保罗大教堂呢？他又不是纳粹间谍。纳粹间谍怎么可能混进消防队来？想到自己那封伪造的介绍信，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我……大理石拱门……”另有二十人死于被炸飞的砖瓦。“你们不该待在这儿。”
现在，我明白自己实习的目标是什么了。我必须阻止朗比烧掉圣保罗大教堂。
“别人有权待在这儿，我们也有。”这家的男人没好气地说，“你又是谁，有什么资格叫我们走开？”
他压根儿没有过来搭把手的意思。他微微一笑：“那个计划其实不坏。不过，当然了，咱们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消防队就是干这个的，阻止他们。对吧，巴塞洛缪？”
一个女人正从纸箱子里掏出碟子摆放，闻声抬头看向我，似乎受到了惊吓。水壶开始尖啸。
空袭预警手册里的页面突然在我眼前一闪而过。我把一桶沙子倒在了仍在喷火的燃烧弹上，飞快地又抓起一桶，继续倒上去。黑烟滚滚翻腾，令我险些找不到自己的铲子在哪儿。我用铁铲的尖端轻轻刨到了被扑灭的燃烧弹，挖起来放进空桶里，又挖了几铲沙子撒在上头。刺鼻的烟熏得我眼泪直流。我抬手用袖子擦了擦泪，看见了朗比。
“该走开的人是你。”那个男人说，“走啊。”他往旁边一站，让我有地方通过。我满怀歉意地沿着绣花桌布的边缘走了过去。
“当然是希特勒了。”朗比说，“不然你以为我在说谁？”他看似随意地捡起他的手摇式消防泵。
“对不起，”我说，“我在找人。她在站台上。”
“谁的计划？”我傻乎乎地问。
“在那里头你绝对找不到她的，老兄。”说着，男人拇指冲着那个方向比画了一下。我迅速从他身边走过，险些踩到桌布，然后拐过墙角，朝地狱奔去。
“是的。”朗比说，“他们就是这么想的，不是吗？把圣保罗大教堂烧成平地，不就是他们的计划？”
这里并不是地狱。商店的售货员姑娘叠起了外套，倚靠在上头，看起来有的挺愉快，有的挺沮丧，有的挺难相处，但至少都毫发无伤。两个男孩正为一先令扭打着，结果钱掉到了铁轨上。他们趴在站台边缘探头望，争论要不要下去捡，车站的保安过来，吼叫着让他们退回去。一辆列车咆哮而过，上头载满了人。一只蚊子停在了保安的手上，他一下拍上去，它却飞走了，惹得两个男孩大笑。他们的前前后后、四面八方，在铺满了可以夺人性命的砖瓦、仿佛显示着伤亡人数的弯曲地道、各个入口、楼梯之上，都是人，成千上万的人。
“圣保罗大教堂会被烧毁的，”我说，“烧得片瓦不留。”
我跌跌撞撞地走回楼梯，踢翻了一只茶杯。茶水像洪水般泼了一桌布。
耳语回廊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我觉得自己好像说了些什么，朗比脸上浮起一丝不自然的微笑。
“我告诉过你了，老兄。”那个男人乐呵呵地说，“里头简直是地狱，对吧？往下走更糟糕。”
它落在了钟楼的后头，离我只有几米远。它比我想象中的小得多，只有三十多厘米，正急剧地喷发着，朝我的方向喷射出青白色火焰。不消一分钟，它就会熔成一团，烧穿屋顶。火焰，消防员的呼喊，然后是绵延数里的白色碎石，之后便什么都没了，什么也不剩，哪怕是那块大火纪念碑。
“地狱。”我说，“没错。”我永远救不了她了。我看着那女人擦拭着泼出来的茶，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救不了她。救不了埃诺拉、那只猫或者任何人。他们都已失落在了这些看不到尽头的楼梯里，在历史的死胡同里。他们早在百年前就已死去，覆水难收。过去之事谁也无法挽回。历史系大费周章地把我送来这里，要学的可不就是这个道理嘛。好吧，我学到了。现在我可以回家了吗？
凌晨三点过后，轰炸的咆哮声停止了，接下来是将近半小时的间歇，燃烧弹如冰雹一般哗啦啦砸在各处的房顶上。除了朗比，所有人都立即扑向了铲子和消防泵，朗比在盯着我。而我在盯着燃烧弹。
当然不行了，可爱的孩子。你已经傻乎乎地花掉了所有的钱，花在了打车和买白兰地上头，而今夜，正是德国人烧掉这座城市的夜晚。（现在我想起了一切，然而太迟了。会有二十八枚燃烧弹落到教堂的房顶上。）朗比必定会等到机会，而你也必须学到一个毕生难忘的道理，一个你从一开始就该知晓的道理——你救不了圣保罗大教堂。
午夜时分，炸弹开始落在离教堂很近的地方，发出了恐怖的声响，宛如火车从头顶上碾过。我用上了全部的意志力，才没有猛地趴倒在房顶上，毕竟朗比还在一边看着呢。我不想再给他机会看我出洋相了，就像之前在穹顶时那样。我昂着头，手里牢牢攥着防火沙桶，不禁感到自豪。
我回到站台上，站在黄线后头等候，直到一辆列车驶进站来。我掏出车票，一路紧攥在手里，直到抵达圣保罗大教堂站。到站后，浓烟像滚滚洪水般朝我涌来。我看不见圣保罗大教堂了。
9月27日 我刚刚从房顶上下来，仍然在发抖。空袭刚开始的时候，轰炸主要集中在伦敦东区。那场面叫人难以置信：到处都是探照灯，天空被火光映成一片粉红，倒映在泰晤士河里，爆炸开来的弹壳像烟花一样火光四溅。空气中持续回荡着一股震耳欲聋的轰隆声，间或被飞机从头顶掠过的嗡鸣声打断，接着便是高射炮突突射击的声音重复响起。
“潮水退了。”一个女人说，声音无比绝望。我摔倒了，倒在了一团绵软无力的胶布水管里。我的双手沾满了恶臭的烂泥。我终于理解了潮水的重大意义，我们没水灭火了。
我见过那只猫一两次了。它浑身炭黑，喉咙前面有一块白斑，简直像是为了灯火管制的时候方便辨认才画上去的。
一个警察挡住了我的路，我无奈地站在他面前，不知该说什么。“普通市民不准入内。”他说，“圣保罗大教堂现在很危险。”浓烟像雷雨云一般翻滚，迸出火花，教堂的金色穹顶从它上方露出头来。
红色的鼻头，泪汪汪的眼睛，流鼻涕，呼吸道感染。我刚才居然没开口劝她别哭，也是很难得了。我至今为止没犯什么不可原谅的错误，真是全凭运气。这并不是因为我无法检索长期记忆，而是因为有一半必需的知识，我甚至都没存进长期记忆里去：比如猫、感冒，还有强烈阳光照射下的圣保罗大教堂的模样。或早或晚，我一定会被某件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打个措手不及。不管怎么说，今晚值完夜以后，我要尝试检索记忆。至少，我要弄清楚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东西砸到我的头上来，以及什么时候会砸来。
“我是消防队的。”我说。他放下了胳膊，我就到了屋顶上。
“一般是在大理石拱门地铁站。”她接着说，“我弟弟汤姆早前在那儿给我们占了位置，我……”她顿住了，把手绢捂向鼻子，擤了一通。“很抱歉。”她说，“这感冒太糟心了！”
我的内腓肽水平一定是像空袭警报一样上下波动着。从那时起，我就不再有任何的短期记忆，脑中只有一个个连缀不起来的瞬间：我们把朗比带下来时，聚在教堂角落里打扑克的那些人；一边燃烧、一边打着旋儿下坠的穹顶的木头碎片；像埃诺拉一样穿着露趾鞋的救护车司机，她还给我受伤的双手涂了软膏。位于这一切的中心的，是瞬间的清晰记忆：我顺着一条绳子爬下去找朗比，救了他一命。
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当你不由自主地检索到记忆，有时就会产生这种感觉。“地铁？”我问道，想抓住那点记忆。
我站在穹顶旁边，被浓烟呛得直眨眼睛。伦敦陷入了火海，仿佛光是热气就能将圣保罗大教堂点燃，光是噪声就能将它轰塌。本斯·琼斯在西北的塔上，正用铲子拍打一枚燃烧弹。朗比所在的位置太靠近我之前用木板打补丁的地方了，有枚炸弹刚刚落了进去，他正看向我。一枚燃烧弹落在了他的身后。我转身去拿铲子，回过头时，他已经不见了。
“那没办法了。”说着，她用手绢轻轻擦拭双眼，“我很喜欢圣保罗大教堂，但没法儿做志愿者，因为我弟弟汤姆从乡下回来了。”我搞不太懂眼前的状况。尽管表面看起来挺悲伤，她的声音听着还算欢快，进门后也没有越哭越厉害的迹象。“我得给我们俩找个合适的住处。汤姆回来了，我们就不能继续睡在地铁里了。”
“朗比！”我大叫，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他掉进那道裂缝了，没人看见他，也没人看见那枚燃烧弹。除了我。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穿过屋顶的了。我想自己应该是四处叫人找绳子了，然后我拿到了绳子。我把绳子拴在腰上，把另一头交给消防队的其他人，接着来到裂缝的边缘。火光照亮了下头的几面墙壁，几乎能见底。我看见下方有一堆发白的瓦砾。他就在那底下，我想着，纵身跳了下去。下面太狭窄了，瓦砾几乎没有地方可扔。我生怕自己不小心砸到他，只好尽量将木板和灰泥板抛在身后，可这地方连转个身都困难。有那么可怕的一瞬，我怀疑他也许根本不在这里。这堆碎木片的底下可能只有空荡荡的地面，就和地下墓室里那回一样。
“抱歉我们没有食堂。”我已经是尽可能和善地说出这句话了，考虑到在基芙琳面前我总是表现得多不耐烦，“而且这地方也算不上真正的避难所。消防队的一些人睡在地下墓室里。但是，恐怕我们的人都是志愿者。”
一想到自己正在他的上方爬，我就感到莫大的耻辱。假如他已经死了，而我正踩在他无助的尸体之上，这样的事情我可承受不了，太可耻了。接着，他像鬼魂般伸出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脚踝。几秒之内，我就转过身去，把他的脑袋从瓦砾中刨了出来。
她看上去一脸疲惫。“你没有工钱？”她问，用手绢擦了擦发红的鼻子，“我看到了一些关于圣保罗教堂还有消防队的消息，想着也许能在这儿找份工作。比如，在食堂干活儿，或者别的什么。一份能付钱的工作。”她眼眶泛红，眼里含着泪水。
他的脸色苍白可怖，但再也吓不到我了。“我把炸弹扑灭了。”他说。我盯着他，因为狠狠松了口气，一时反而说不出话。有那么歇斯底里的一瞬，我觉得自己几乎要笑出来，因为看见他实在太高兴了。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应该说什么。
“需要帮助吗？”我问道，心里其实一丁点儿忙也不想帮，“我是这儿的志愿者。”
“你没事吧？”我问。
9月26日 今天我见到了一个年轻女孩。马修斯主教让教堂开了门，于是消防队干起了打扫清洁的杂活儿，人们也开始再次拥入。那个年轻女孩令我想起基芙琳，尽管基芙琳比她个头儿高得多，也绝对不会把头发卷成那样。她看起来仿佛哭过。基芙琳自打实习归来以后，就是这副模样了。中世纪对她来说太难以承受了。我不禁好奇，她如果在这里又会怎么做。毫无疑问，她会向这儿的神职人员倾诉她的满腔恐惧，而我衷心希望眼前这个神似她的人不会这么做。
“没事。”说着，他试图靠一只手肘撑起身子，“这样对你更糟糕。”
以上这些，都是适合深夜研究的好课题。不过放在这里，它们就无关紧要了。我不能让圣保罗教堂被烧成平地，就像我不能杀掉希特勒一样。不，也不尽然。昨天在耳语回廊里，我发现了这一点。如果希特勒在圣保罗教堂放火时被我逮到，我的确可以杀了他。
他没能爬起来。他试着把重心向右转、躺平身子，结果身下不平坦的瓦砾堆发出崩裂声，他吃痛得一哼。我试着轻轻扶起他，好看看他哪里受了伤。他之前一定是摔在什么东西上头了。
历史学者并没有什么行动指南，也不受规则限制。我可以告诉所有人自己来自未来，只要我觉得他们会相信。我可以杀掉希特勒，只要我能去德国。不过，真的可以吗？历史系内部有诸多关于时间悖论的说法，那些实习归来的毕业生也从不透露一个字。过去是牢固而不可更改的吗，还是说，每一天都有新的过去产生，而始作俑者就是我们这些历史学者？如果我们的行为会产生后果，那是什么样的后果呢？连会产生什么后果都不知道，我们又怎么敢轻举妄动？我们是必须大胆地干预历史，同时希望这么做不会导致灾难，还是必须袖手旁观，不采取任何行动，眼看着圣保罗教堂被烧成平地，如果这么做才不会改变未来的话？
“没用的。”朗比气喘吁吁地说，“我把它扑灭了。”
今晚，我脑子里冒出了“UXB[［1］]”这个条目，而我一直在回想主教的举止，以及教堂现在关着门的事实——我明明基本可以肯定，自己在书上读到的是教堂在整个大轰炸期间都不曾关闭。一有机会，我就会尝试检索整个9月发生的事件。至于其他，在我弄清楚自己究竟该完成什么目标（如果有目标的话）之前，实在不知道如何回想起正确的信息。
我惊讶地瞥了他一眼，担心他是精神错乱了，接着重新给他翻了个身。
他至今什么都没说，事实上还安排了我明天晚上第一次去值夜，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而他看起来也不比其他人更心事重重。迄今为止，我在这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紧张不安（但之前我放进短期记忆的信息是：空袭期间所有人都非常冷静），而自我到来后，这周围还没有遭受过轰炸。炸弹主要是落在了伦敦东区和码头区。
“我知道你还指望这一回能成呢。”他继续说，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思，“这屋顶迟早都会这样被烧掉的，只不过这回被我解决了。你要怎么跟你的朋友说？”
朗比必然认出了这些反应，但他怎么解释，我们这里并没有遭到轰炸这一事实呢？我几乎无法向他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出现休克，而且阻止我开口的，并不仅仅是历史学者的神圣的沉默。
他的消防外套背后有一条长长的裂口，露出了脊背，上面全是烧伤和烟熏的痕迹。他掉在了那枚燃烧弹的上头。“我的天。”说着，我手忙脚乱地想要检查他的烧伤有多严重，却又不敢触碰他。我不知道这些伤口有多深，但似乎只有外套裂了口的那一小块地方有伤。我试图将他身下的那枚炸弹拔出来，可弹壳就跟火炉一样烫。好在它没有融化。我之前铺的沙子和朗比的身体一起扑灭了它。但我不知道，一旦接触空气，它会不会再次燃烧起来。我慌乱地环顾四周，搜寻桶和手摇泵。朗比下来的时候，一定把它们也带下来了。
9月25日 记忆检索：空袭预警组织手册。轰炸受害者的症状。第一阶段：休克，意识麻木，感知不到自己受了伤，说出旁人听不懂的话。第二阶段：发抖，噩梦，恶心反胃，感到受伤，出现丧失感，回到现实。第三阶段：控制不住地话多，渴望向救援人员解释自己的休克表现。
“你在找武器吗？”朗比吐字如此清晰，让人很难相信他此刻受了伤，“干吗不干脆把我扔在这儿呢？让我晾在外面，不到明早我就死透了。还是说，你更想偷偷干你的肮脏勾当？”
“你在发抖。”他尖声说，“你最好上床躺下。”他领着我回了地下墓室。
我站起来，抬头冲着屋顶上的人大喊。其中一人将手电筒朝下晃了晃，但光柱没够着我们。
“我不知道刚才是怎么了。”我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恐过高。”
“他死了吗？”有人向下面喊道。
我知道自己必须告诉他，如果我松手，圣保罗大教堂和全部的过往就会统统砸到我头上来，而我不能让那种事发生，因为我是一名历史学者。我说了些什么，但肯定不是我原本想说的话，因为朗比的手只是抓得更紧了。他拼命把我从栏杆上拖开，拽回到楼梯上，任我四肢无力地瘫倒在地，他从我身边退开一步，没有说话。
“叫救护车，”我说，“他烧伤了。”
朗比来到我身边，试图把我拉开，让我松手。“巴塞洛缪，”他吼道，“你哪里不对劲？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啊，老兄。”
我扶着朗比站起来，尽量避开伤口撑起他的背。他踉跄几下，靠在了墙壁上，看着我把一块木板当铲子掩埋那枚燃烧弹。一根绳子被放了下来，我将绳端绑在朗比身上。自从我扶起他后，他就再没开口说话。他任凭我在他的腰间绑上绳子，只是眼都不眨地盯着我看。“我真该让你憋死在地下墓室里。”他说。
我朝下看去。栏杆在我的下方消失了，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朝我扑来。我紧紧抓住了跟前的某个东西，脚下不稳，心中作呕，一下子跪倒在地。太阳已经出来了，整个圣保罗大教堂仿佛沐浴在金光之中。就连木雕的唱诗席、白色的石柱子、铅灰的管风琴管子，全都镀上了一层金色。
他倚墙站着，身体几乎完全压在木板上，只有双手还撑着。我知道他没有力气握住绳子，便把他的双手放到了松垮垮的绳子上，又缠了一圈。“在耳语回廊的那天，我就盯上你了。我知道你不恐高。你一觉得我会破坏你的宝贵计划，就跳了下来，能这么做可不恐高。你干吗要这么做，良心发现了？跪在这里跟个小孩似的，哼哼叽叽地说‘瞧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啊’？你真叫我恶心。但你知不知道自己一开始是怎么暴露的？是那只猫。谁都知道猫讨厌水，除了该死的纳粹间谍。”
朗比加快脚步，带我走上台阶，来到环绕着耳语回廊的狭长阳台之上。他已经朝阳台的另一头绕去，同时对我大喊着一些尺寸和声学之类的东西。他在对面的墙壁前停了下来，面壁低声说：“你现在之所以能听见我的悄悄话，是因为这座穹顶的形状。声波在穹顶的边缘得到了加强。发生空袭的时候，这地方听起来真跟世界末日一个样。穹顶有一百七十英尺宽，比正厅高八十英尺。”
有人拉了拉绳子。“继续拉。”我叫道，于是绳子被拉紧了。
朗比一路都在不停地解说，部分是给我一些实用的指示，部分是讲解教堂的历史。进入回廊之前，他把我拉到南面的门前，告诉我克里斯托弗·雷恩[10]是如何站在原先的圣保罗教堂烟熏火燎的废墟中，吩咐一名工人去墓地里捡一块石头，好拿来当奠基石的。工人捡来的墓石上用拉丁文写着“我将死而复生”，像个冷幽默，令雷恩印象深刻，于是他把这话刻在了新教堂大门的上方。朗比介绍的时候一脸沾沾自喜，仿佛他说的这些不是随便哪个历史系的大一学生都知道的东西。但我想，要不是大火碑的强烈冲击，这其实还算是段佳话。
“那个妇女志愿服务队的婊子呢，她也是间谍？本来要在大理石拱门站跟你碰头？还告诉我那地方要被炸了。你这间谍真糟透了，巴塞洛缪。你的同伙早在9月就炸过那地方了，只不过现在又开放了。”
9月24日 朗比带我四处参观。进队之后，我又得从头学一遍手摇式消防泵的用法，他们还给我发了橡胶靴子和金属头盔。朗比说，艾伦指挥官正在给我们准备防火布制的消防外套，但还没有搞到手。所以现在，我站在屋顶上，身上只裹着自己的羊毛外衣和围巾，尽管才9月，这上面却冷得不行。感觉就像已经到了11月，看起来也像，因为没出太阳，天色荒凉阴郁。我们攀上教堂穹顶，上了房顶，这里本该是一片平坦，实际上却布满了塔楼、尖顶、檐槽和雕像，简直像是为了捕捉到原本碰不到的燃烧物而特意打造的。他们给我示范了如何在燃烧物把屋顶烧穿、继而把教堂点着之前，用沙子把火扑灭。还给我看了绳索（真是字面上的意思），它们就堆放在穹顶底下，以供有人需要爬上西侧的塔楼或者穹顶之上的时候使用。然后我们下了屋顶，回到耳语回廊。
绳子猛地往上一拉，开始带着朗比上升。他扭动双手，好抓得更紧。他右边的肩膀蹭到了墙壁，于是我伸手轻轻将他转了转，好让他换成左肩挨墙。“你现在犯了大错，你知道吧。”他说，“你该杀了我的，我要揭发你。”
昨天夜里真够刺激的。警报响得早，一些负责打扫城里的办公设施的打杂女工就和我们一起歇在了地下墓室里。其中一人把我从沉睡中吵醒了，因为她发出了空袭警报般的尖叫。她似乎是看到了一只老鼠。我们不得不拿着橡胶靴对着坟墓和床底下一阵乱拍，才说服她老鼠已经跑了。历史系的用意显然就是这个了：让我杀老鼠。
我站在黑暗中，等待绳子再次放下来。朗比抵达屋顶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意识。我穿过消防队的人群，走向穹顶，之后去了地下墓室。
9月22日 还是在地下墓室里。朗比时不时地匆匆来一趟，嘴里咒骂着各种政府部门（全都是简称），并且许诺会带我上屋顶瞧瞧。与此同时，我把闲活儿都干完了，开始自学使用手摇式灭火泵。基芙琳之前担心我的记忆检索能力是操心过头了。迄今为止，我都没遇上这方面的麻烦。事实正好相反。我提取出关于消防的信息，想起了一整本带图片的手册，其中就包括手摇式灭火泵的使用教程。如果腌鲱鱼不慎把纳尔逊将军点着了，我应该能成为英雄。
这天清晨，我“叔叔”的那封信到了，随信附有一张五英镑的纸币。
迄今为止我遇到过最有趣的事，就是看到了一只猫。我很惊喜，但尽可能没表现出来，因为这儿的人对它们似乎见怪不怪了。
12月31日 邓沃尔西的两名跟班在圣约翰伍德接我，告诉我，我测验迟到了。我甚至懒得抗议。我拖着步子顺从地跟在他们后头，都没有去想他们这样让一具行尸走肉去测验有多不公道。我有多久没睡觉了？从昨天去找埃诺拉开始，我已经有一百年没睡过觉了。
我显然不是那种在空袭期间也能一觉睡到天亮的幸运儿。大半个夜里，我都在思考圣保罗大教堂的危险系数是几。实习项目的最低要求是六。昨天我已经坚信这儿的系数是十，因为地下墓室简直是轰炸的靶心。早知如此，我还不如申请去美国丹佛呢。
邓沃尔西在测验大楼里，冲我眨着眼。两名跟班中的一人递给我一张试卷，另一人负责计时。我把试卷翻了翻，纸面蹭上了伤口涂抹的烧伤膏的油痕。我茫然又困惑地瞪着伤口。之前给朗比翻身的时候，我徒手抓住了那枚燃烧弹。可现在，我的伤口都在手背上。突然间，朗比不依不饶的声音告诉了我答案：“这是绳子擦伤的，你个白痴。纳粹间谍都没学过该怎么好好顺着绳子往上爬吗？”
在朗比有空“给我看看绳索[9]”之前，我只是干着让新人打发时间的闲活儿。我把他们用来煎那些恶心小鱼的长柄平底煎锅给刷干净了，把木质折叠椅堆放在了地下墓室里圣坛所在的那一头（得平着放，而不是竖着，因为这玩意儿在半夜容易像炸弹一样轰然倒塌），然后尽量睡觉。
我低头看向试卷。上面写着：落在圣保罗大教堂上的燃烧弹的数量___空投雷的数量___高爆弹的数量___最常用的扑灭燃烧弹的方法___消灭空投弹的方法___消灭高爆弹的方法___消防队一队志愿者数量___二队的人数___伤亡人数___死者人数___这些问题都没道理啊。每个问题后面都只留了一小格空栏，只够填个数字。扑灭燃烧弹的最常用方法，我所知道的一切，怎么塞得进这么一个小小的空格里？怎么没有关于埃诺拉、朗比，还有那只猫的问题呢？
我还必须完成此次实习的目标，不论它是什么。目前，我唯一关心的，就是在收到叔叔的第二封信、召我回家之前，保住这条小命。
我走到了邓沃尔西的桌前。“圣保罗大教堂昨夜险些就烧没了。”我说，“你这问的都是些什么问题？”
9月21日 现在，我已经度过刚刚抵达这里之后的恐慌期了。我意识到，历史系忘了告诉我，在这三个多月的实习期间我该做些什么。他们只给了我这本日志、一封舅舅写的介绍信、十英镑的战前货币，就把我送回了过去。光是搭火车和地铁，那十英镑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而它原本是该支撑到12月底的，届时我会收到第二封信，内容是威尔士的叔叔生病了叫我回去，于是我要靠那钱返回圣约翰伍德。到那时为止，我都得在地下墓室里和纳尔逊住在一起，朗比还告诉我，棺柩中的纳尔逊是被泡在酒精里的。我很好奇，如果我们哪天被炮弹砸中，他是会像根火把似的烧起来，还是仅仅化成一摊腐水，缓缓淌到地下墓室的地板上。这儿的伙食全靠一台小煤气炉，可供应极糟糕的茶和难以描述的腌鲱鱼。而我为如此豪华大餐付出的代价，就是得站在圣保罗教堂的屋顶上灭火。
“你是来答题的，巴塞洛缪先生，不是提问。”
我用偷来的《牛津英语词典修订版（增补历史卷）》稍稍破解了下朗比说的话，成果尚可吧。“塔特”要么是指甜点，要么是指妓女（我猜他是指后者，尽管我没能猜出那个枕头是什么）。“布尔乔亚”是个用来概括中产阶级的一切缺陷的笼统词汇。“汤米”是士兵的意思。“诶亚皮”我试遍了所有的拼法都没有查到，正要放弃时，长期记忆里蹦出了战时节略语与缩写的用法（上帝保佑你，圣基芙琳），于是我意识到，这个词一定是某种缩写。诶亚皮。空袭防御组织[8]。不然，你还能管谁要那些该死的简易床呢？
“试卷上没有任何关于人的问题。”我说，感觉包裹住自己怒火的弹壳正在熔化。
做完这番令人愉快的交代之后，他就去部署今晚的值夜了，并把枕头放在一张简易帆布床上，嘱咐我别让任何人碰它。于是我就坐在这里，等待到这里之后的第一声空袭警报响起，同时试着把今天经历的一切都记下来，趁自己还没有变成行尸走肉，或者根本走不动的死肉。
“当然有了。”说着，邓沃尔西翻到了试卷的第二页，“伤亡人数，一千九百四十。伤于轰炸、弹片，还有其他原因。”
他环视着低矮的石头天花板。“有时候听得见，有时候听不见。布里顿得喝杯好利克[7]才睡着得，本斯-琼斯就算屋顶垮了也吵不醒，我必须有枕头。最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也要睡够八小时，否则，你就会变得跟行尸走肉一样，然后丢掉小命。”
“其他？”我问。我头上的屋顶随时都会垮下来，化作一团狂暴的灰泥之雨。“其他？朗比用自己的身体扑灭了一枚燃烧弹。埃诺拉得了感冒，日益严重。那只猫……”我从他面前一把抢回了试卷，在“轰炸”二字后头的小格空栏里张牙舞爪地写下“一只猫”。“你一点也不在意他们？”
“在这底下还听得见警报吗？”我问，好奇他会不会把脑袋都埋在枕头里。
“从统计学角度来讲，他们都很重要。”邓沃尔西说，“但作为个体，他们对历史的进程没有什么意义。”
朗比带我四处转了转，在一大片黑暗中，他指着各种各样的昏暗地点给我介绍着，然后把我拉到了地下墓室，参观铺设在这些坟墓之间的十张折叠式帆布床。顺便我还看了纳尔逊将军那口黑色大理石制成的棺柩。他告诉我，头一晚不用守夜，建议我上床睡觉，因为在空袭期间，睡眠是最宝贵的东西。对此我深以为然。否则，他也不会一直把那只可笑的枕头紧紧扣在胸前，仿佛那是他的挚爱了。
我条件反射式地爆发了。令我惊讶的是，邓沃尔西也几乎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我擦过他的半边脸，打掉了他的眼镜。“他们当然有意义了！”我吼道，“他们就是历史，不是这些该死的数字！”
看样子，就连马修斯也没完全听懂他在说什么。马修斯问：“你把床安到地下墓室里了吗？”然后，他给我们彼此做了介绍。“巴塞洛缪先生才从威尔士过来。”他说，“他要加入我们的志愿者。”志愿者，不是消防队。
他那两名跟班的反应倒是很快，没等我再次动手，他们就按住我的两只胳膊，把我拖出了房间。
“床到啦。”他对马修斯主教说，“她们简直像是在赏赐咱们似的，一个个穿着高跟鞋，装腔作势的。其中一个对我说：‘亲爱的，为了你们，都耽搁我们喝下午茶啦。’我回她：‘这样啊，也挺好。你看起来瘦个一二石[6]比较合适。’”
“他们被扔在过去，没人去救他们。他们伸手都看不见自己的手指，还有炸弹砸在身边，而你说他们不重要？这就是你所谓的历史学者的态度？”两名跟班将我拽出门，拖过走廊。“朗比拯救了圣保罗大教堂。什么人还能比这更重要？你不是历史学者！你只不过是个……”我想用最恶毒的话骂他，一时之间却只能想起朗比常用的词。“你只不过是个纳粹间谍！”我咆哮道，“你只不过是个懒惰的布尔乔亚婊子！”
他说：“咱们应该让朗比带你四处参观一下。”我猜，朗比就是自己之前遇见的抱枕头的教士。不出我所料。他在楼梯底端和我们碰了头，略微有点气喘吁吁，但兴高采烈。
他们将我四脚朝天地扔了出去，重重地关上了门。“就算给我钱，我也不当什么历史学者了！”我吼道，动身去看那块大火纪念碑。
我刚刚鼓起勇气要再敲时，主教开了门。果然就和自爆一样，来得快去得快，毫无痛苦。我把介绍信递给他，他握了握我的手，说了些我能听懂的话，大意是很高兴我们又多了一名同伴，巴塞洛缪。他看上去紧张而疲惫，仿佛假如我告知他伦敦大轰炸刚刚爆发了，他就会晕倒似的。我知道，我知道：要闭上你的嘴。所谓的“神圣的沉默”，云云。
12月31日 我只能一点一点地写下这些。我手上的伤很重，邓沃尔西的跟班又让情况更严重了。基芙琳每隔一阵就会过来，仍是一脸圣女贞德式的表情。她给我的双手涂了药膏，涂得太多，我连笔都握不稳了。
不过呢，倒也不是完全手足无措。尽管基芙琳建议不要放任何东西进短期记忆，但我还是把英国的货币、地铁系统的地图，还有自己就读的牛津的地图给背了下来。我当然能成功应付主教了。
圣保罗大教堂站当然已经不在了，于是我在霍尔本下了车，步行前往目的地，一路回想着伦敦大火的第二天早上，我最后一次和马修斯主教见面时的场景。
我把《牛津英语词典修订版（增补历史卷）》的微缩胶片塞进了后面的口袋，之后就出发了，觉得自己这回似乎只能凭借聪颖的天资生存了，也希望能在20世纪40年代搞到人工辅助品。当然了，在那里的第一天，我肯定能平安无事地混过去——我是这么以为的。而现在，来这儿以后，别人几乎才对我开口，我就手足无措了。
“我了解到，今天早上你救了朗比一命。”他说，“我还了解到，昨晚是你们联手拯救了圣保罗大教堂。”
“你的内啡肽水平还没有恢复正常。”我这么告诉自己，尽量放松心情，但一想到实习项目迫在眉睫，放松心情是不可能的。孩子，那可是真枪实弹啊。就算你只是个去实习的历史专业的学生，也不代表你不会死在那里。搭地铁打道回府的路上，我在读历史书，一直读到今天早上，邓沃尔西的跟班来带我前去圣约翰伍德。
我把那封“叔叔”寄来的信给他看，他盯着它，仿佛不明白它是什么。“没有什么东西是拯救一次就能直到永远的。”他说。有那么可怕的一瞬，我以为他要告诉我朗比死了。“我们应该继续拯救圣保罗，直到希特勒把轰炸目标转移到别处。”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尝试了。这总比坐在邓沃尔西的办公室里，看着他透过老古董眼镜冲我眨眼，告诉我我会爱上圣保罗大教堂要强。因为向牛津大学图书馆申请的资料没有到，我刷爆了信用卡，在布莱克威尔书店[5]大买一通：“二战”时期的磁带、凯尔特文学、公共交通工具的历史、旅游指南，总之包括我能想到的每一样东西。我租了一台高速录音机，又注射了药物。结束之后，我并不觉得自己的知识比之前更丰富了，因此非常恐慌，以至于赶紧搭地铁去了趟伦敦，跑去路德门山瞧那块大火纪念碑，想看看它能否唤起任何记忆。它没有。
伦敦空袭很快就会结束了，我想告诉他。后面会接连几周继续轰炸周边的乡村。坎特伯里、巴斯，轰炸目标主要是教堂。你和圣保罗大教堂都会幸存到战后，见证大火纪念碑的落成式。
她看着我，脸上还是那副殉道者般的表情，说：“没什么法子能帮上忙。”谢谢你啊，贝尔奥尔的圣基芙琳。
“不过我挺有信心，”他说，“相信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但愿能。”我说，“不管怎样，如果你觉得这个法子能帮上忙的话，我愿意试一试。”
“是的，先生。”我想起了大火碑，历时虽长久，上面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辨。不，先生，最糟糕的时候还没有过去。
她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实习项目啊？对此她从未提过只言片语，而本科生按规矩也不该提问。中世纪的压力因素？我还以为中世纪的人都睡得可好了呢。
快登上路德门山的顶部之前，我还有方向感。之后，我却完全迷了路，像个在墓地里瞎走的人一样四处游荡。我没想起来，那团废墟竟和朗比想要挖我出来的那堆灰泥如此相像。我到处都找不到那块石头。最后，我险些跌倒在了它上头，于是猛地往后一跳，仿佛踩到了尸体。
“在压力环境下呢？睡眠不足的情况下？体内的内啡肽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也行？”
它是唯一剩下来的。广岛核爆遗址上应该有几棵幸存下来的树。丹佛则有议会大厦的台阶。但它们都没刻着：“铭记圣保罗大教堂消防队的男男女女，是他们在上帝恩典的照耀之下，拯救了大教堂。”上帝的恩典。
“我想，不行也得行了。”
石碑的一部分被削掉了。有历史学者称，上面原本还有一行字：“直到永远。”可我不相信，只要马修斯主教也参与了，我就不信。而且，石碑要纪念的那些消防员也不会相信这句话，哪怕一分钟。我们每扑灭一枚燃烧弹，就是救了圣保罗大教堂一次，但也只能救到下一枚燃烧弹落下来为止。我们一直盯着那些高风险的地方，用沙子和手摇泵扑灭小火，用自己的身体扑灭大火，只是为了让这座错综复杂的巨大建筑不被烧毁。这在我听来，简直就像“历史学实习项目401”的课程简介。现在发现做一名历史学者到底有何意义可真是个好时机，毕竟我刚刚主动抛弃了成为历史学者的机会，就和那些人抛掷燃烧弹一样轻而易举！不，先生，最糟糕的时候还没有过去。
“没有人工辅助品你也能检索，对吧？”基芙琳一脸怀疑地问。
石碑上还有些烧灼的痕迹，传说中那是一枚炸弹爆炸时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教曾跪过的位置。当然，这一听就很假，毕竟谁会在大门前祈祷呢。那痕迹更可能是某个路人的身影，他正在那里打听风车剧院怎么走。或是某个女孩，她正给一个消防队志愿者送去围巾。又或者是一只猫。
然而，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检索本身，而非它带给你的古怪感觉。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大脑到底是怎么提取其存储物的，但短期记忆肯定参与其中。信息在短期记忆中停留的短暂的，有时甚至是极微不足道的时间，除了让你话到嘴边能说出口，显然还发挥着其他作用。检索是一个包括了分类、整理在内的复杂过程，而短期记忆显然在此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如果没有短期记忆，又不使用之前帮你把信息放进长期记忆的药物或人工辅助品，就不可能做到检索信息。我曾为应付考试用过内啡肽，检索信息时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而且看样子，我的时间所剩无几，想将所需的信息全部存进脑子，这是唯一的方法。但这也意味着，信息存储完毕后，我也不会知道自己需要知道的任何信息，就连先知道然后瞬间忘记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我要检索什么，那么只有在检索成功的那一刻，我才会知道它是什么。在此之前，我会对它一无所知，好比它根本没有存放在我的记忆迷宫的某个角落里。
没有什么是拯救一次就能直到永远的，马修斯主教，我从头一天走进教堂的西门，在一片黑暗中眨眼睛的时候起，就已经明白这个道理。可我还是感觉糟糕透了。站在这齐膝深的瓦砾中，知道自己无法从这堆东西里挖出一张椅子或是一位朋友，知道朗比到死都以为我是纳粹间谍，知道埃诺拉有一天来找我，我却不在了，这感觉真是糟糕透了。
使用记忆辅助药物帮你把信息放进长期记忆，这么做的最大问题在于，那些信息不会在你的短期记忆中停留哪怕一微秒，因此检索起来格外困难，更别提它会令人精神不安了。你会突然发现自己了解某件事物，尽管这件事物你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会给你一种最让人心慌的记忆错乱感。
但这还不算最糟糕的。朗比和埃诺拉如今都去世了，马修斯主教亦然，他们至死也不知道我一直以来都知道的那件事。正是那件事，令我在耳语回廊里双膝跪地，因悲痛与内疚几欲呕吐：到头来，我们谁也拯救不了圣保罗大教堂。
“你是说，用内啡肽？”我问。
我回到房间，任由基芙琳给我的双手上药。她想让我睡上一觉。我知道自己应该收拾行李走人了。如果等他们来赶我走，就太丢脸了。可我没有力气违抗她。她看上去太像埃诺拉了。
“现在没时间了。”她说，“我觉得你应该把所有东西直接放进长期记忆。”
1月1日 我显然不仅睡了整整一夜，连早晨邮差送件的时间也错过了。刚一醒来，我便瞧见基芙琳正坐在床尾，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你的成绩到了。”她说。
我坐起来：“挺擅长的。你认为我应该吸收些资料？”
我抬起胳膊遮住眼睛：“他们想要效率的时候，还是非常有效率的，不是吗？”
“你擅长检索记忆吗？”她问。
“是的。”基芙琳说。
“见过了。你想知道他给了我一些什么样的宝贵信息吗？沉默与谦逊是历史学者的神圣负担。他还告诉我，我会爱上圣保罗大教堂的。不愧是大师的教导，字字珠玑啊。不幸的是，我需要知道的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有炸弹落下来，这样我才不至于被砸中。”我重重地摔在床上，“你有任何的建议吗？”
“那，咱们看看吧。”说着，我坐起来，“他们赶我走之前，我还有多长时间可以收拾东西？”
“你去见过邓沃尔西了吗？”她说。
她将薄薄的电脑打印的信封递给了我。我沿着打孔线将它撕开。“等等。”她说，“在你打开之前，我有话对你说。”她轻轻将手放在了我的伤口上，“你误解了历史系的人，他们其实是好人。”
就连向来可靠的牛津大学图书馆这回也让我失望了。我通过贝利奥尔学院和主终端跨馆订阅的那批研究资料，很可能现在才抵达我的房间，和我相隔了一个世纪之遥。还有基芙琳，她明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实习项目，本该有很多建议可以给我，然而直到我开口求助，她都像个圣徒似的只是一言不发地旁观。
我没料到她会这么说。“我可不会形容邓沃尔西是好人。”说着，我一把扯出了信封中的纸片。
他已经敲过门，可这扇门是用至少一英尺厚的栎木做的，非常可敬的主教显然没有听见，所以我得再敲一次。是的，这么说吧，手持炸弹准备自爆的人总得下手，可即便知道一切很快就会结束，自己甚至来不及产生任何感觉，但要喊出“就是现在！”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此刻我站在门前，诅咒着历史系与可敬的邓沃尔西，诅咒着那台弄错了我的实习项目的电脑——都怪它把我送到了这堵黑暗的门前，手里只有一封来自捏造出来的叔叔的介绍信，而我不信任那个假叔叔，正如我不信任其他那些人。
基芙琳的表情毫无变化，即便她肯定看到了我放在膝头的那张成绩单。
他似乎也没指望我对这番怒骂做出什么回应。很好，因为他的话我只能听懂大概三分之一的关键词。他踏着重重的步子继续向前，离开了那只圣坛蜡烛可怜的照明范围，再次进入黑洞中。现在是二十五号地点：通往回廊、穹顶和图书馆（不对公众开放）的楼梯。我们上了楼梯，走向一间大厅，再次停留在一堵中世纪的大门前，他敲了敲。“我还得过去候着他们。”他说，“如果我不在那儿，他们很可能会把床搬到教堂里头去。让主教再给他们打个电话，知道了吗？”他转身朝石梯走去，仍然抱着他的枕头，就像抱着个盾牌似的。
“好吧。”我说。
他在我前面猛地一停，口中仍在怒骂。“我们又没要求住萨沃伊酒店，不过是要几张简易床而已。纳尔逊[4]的情况都比我们强，至少他还有枕头可以用。”黑暗之中，他像挥舞火炬一样，气势汹汹地挥了挥手里那团白色玩意儿。原来那真是枕头。“我们两星期前就向他们申请了，可现在还是这样子，睡在特拉法加战役阵亡将军的坟头，因为那些贱货想和维多利亚的汤米们玩茶和松饼，让我们自己去玩儿命！”
成绩单由可敬的邓沃尔西亲自签发。我得了一等，成绩优异。
他领着我朝右走，经过中殿以南的过道。谢天谢地，我之前把教堂的布局图给背了下来，否则像此时此刻这样，跟着一个骂骂咧咧的教堂司事走进彻底的黑暗，这种局面的古怪意味恐怕足以吓得我冲出西门，回到圣约翰伍德[3]。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还是有一点帮助的。我们应该正在经过第二十六号地点：霍尔曼·亨特的名画《世界之光》前，画上是手提灯盏的耶稣——不过这里太黑，什么也看不见。那盏灯真该给我们用用。
1月2日 今天早上，邮箱里收到了两样东西，其中一个是基芙琳的任务指令。历史系早就算好了一切，包括让她在这里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来照料我，甚至包括为历史专业的学生刻意炮制一场烈火的考验。
他又朝门外望了一会儿，仿佛仍然觉得那群懒惰的布尔乔亚塔特随时会出现，并且做好了用白枕头攻击他们的准备。他转过身，像个导游似的对我说：“这边请。”
我想，我宁肯相信这是真的，一切都是他们的安排，埃诺拉和朗比只是雇来的演员，那只猫只是智能机器人，内部都是机械装置。不是因为我不愿相信邓沃尔西是好人，而是因为这样一来，我才能免受那噬骨的痛苦——无法得知他们后来的遭遇的痛苦。
我举起信封，说：“我叫巴塞洛缪。马修斯主教在吗？”
“你说过，你是在1400年的英格兰实习的？”我问，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她，就像当初打量朗比时那样。
他仔细打量着我，目光中透出怀疑，仿佛他觉得，我只不过是在假装自己不是诶亚皮的人。“教堂关门了。”他最后说道。
“是1349年，”她说，表情因为陷入回忆而放松下来，“瘟疫爆发的那年。”
他突然向前一冲，经过我身边，探头朝门外看去。“该死。”他回到我这边，“那他们人在哪儿？一群懒惰的布尔乔亚塔特！”看来，根据语境蒙混过关是行不通了。
“天啊。”我说，“他们怎么能那样做？瘟疫的系数是十。”“我自带免疫力。”说着，她看向自己的双手。
我考虑了下要不要干脆还是把《牛津英语词典修订版（增补历史卷）》掏出来，反正当时的威尔士是外国。可我不认为1940年就有微缩胶片了。诶亚皮，它可能是任何东西，包括消防队的绰号。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否认是很不安全的。“不是。”我说。
由于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我拆开了另一封邮件。这是一份关于埃诺拉的报告。电脑打印，全是事件、日期和统计数据——历史系最心爱的数字。但它告诉了我一件事，一件我本以为再也无缘得知的事：埃诺拉后来感冒好了，并在伦敦大轰炸中幸存了下来。年轻的汤姆死于德国人针对巴斯的空袭——但埃诺拉一直活到了2006年——即圣保罗大教堂被炸毁的前一年。
“你是不是？”他又问了我一遍。
我不知该不该相信这份报告，但那已经不重要了。它的到来，就跟朗比替老人念报纸的行为一样，只是一桩充满人性的善举。他们算好了一切。
“你是诶亚皮的人吗？”他问。他年纪不比我大，比我矮一头，还更瘦些，看起来几乎像个苦行僧。他让我想起了基芙琳。他身上那团白色的东西并不是衣服，而是紧紧攥在胸前的一个物件，换作其他场合，我可能会觉得那是一只枕头。换作其他场合，我也听不懂他刚刚说的是什么。不过，我没机会把以前用来学习南地中海拉丁语和犹太法典的时间，拿去学习伦敦腔以及空袭时该怎么做了。我只有两天时间，而比起告诉我诶亚皮是什么东西，可敬的邓沃尔西更愿意跟我谈谈历史学者肩负的神圣责任云云。
也不是一切。他们并没有告诉我朗比后来如何了。可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知道结果：我救了他的命。或许第二天，他就死在了医院里，但那也无妨。我还发现，尽管历史系煞费苦心想让我学会一个道理——没有什么东西是拯救一次就能直到永远的——可我并不太认同。也许朗比就能。
教堂门以内，我只能看清几英尺远的地方。我瞧见一段长长的距离之外，有烛光在微弱地闪烁，同时一团白色的东西在朝我靠近。是一名教堂司事，抑或就是非常可敬的主教本人。我掏出了远在威尔士的牧师叔叔写给主教的介绍信，又拍了拍背后的口袋，确保我从牛津大学图书馆偷出来的《牛津英语词典修订版（增补历史卷）》的微缩胶片还在。我不能在对话中途把它拿出来瞧，但如果运气还行，第一次跟人对话时，我应该能根据语境蒙混过关，事后再去查那些没听懂的词。
1月3日 今天我去见邓沃尔西了。我不知自己该说些什么——一堆浮夸的胡言乱语，表示自己很乐意做历史的守望者，以沉默而神圣的姿态保卫人类的心灵，不让燃烧弹破坏它。
而此刻，我站在敞开的教堂西门内侧，傻乎乎地寻找着一块尚未出现的石碑，活像个乡下男孩——我的角色正是个乡下男孩——这都要归咎于那个“好人”。多亏了他，对于这回的实习项目我能有多措手不及，就有多措手不及。
可他只是隔着桌子，冲我眨了眨那双近视的眼睛。我觉得，他眨眼的对象，可能其实是圣保罗大教堂永远消失前留在阳光下的最后一抹明亮身影。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过去是无法拯救的。于是，我只是说：“打坏了您的眼镜，我很抱歉。”
“他是个好人。”基芙琳说，“我认为你最好听听他的建议，趁你还能听。”好人基芙琳，她总是那么善于倾听。
“你喜欢圣保罗大教堂吗？”他问。我怀疑自己误读了他的表情，就像第一次遇到埃诺拉时那样。他可能并不是在哀悼伤感，事实跟这毫不相干。
“可那又能怎样？我只有两天时间。我不了解那个时代的货币、语言，还有历史。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爱它，先生。”我说。
“是的。”
“是啊。”他说，“我也爱它。”
“你认为，我应该再去找邓沃尔西一次？”我问。
马修斯主教错了。整个实习期间，我都在与记忆作斗争，到头来却发现它并不是我的敌人，身为一名历史学者也根本不是什么神圣的负担。因为邓沃尔西并非在对着最后那个早晨的致命阳光眨眼，而是透过第一个下午的明亮天光，望向圣保罗大教堂宏伟的西门，就像朗比，就像它的一切，每一个瞬间，都留存在了我们心里，直到永远。
我原本还指望基芙琳至少能对我的遭遇有点同情。她之前的实习项目被从15世纪的英格兰换成了14世纪的英格兰，那时候她可是气得歇斯底里。而且不管14世纪还是15世纪，哪儿够资格充当实习项目？哪怕算上当时的传染病，它们的危险系数也不会超过五。伦敦大轰炸的系数是八，而圣保罗大教堂的系数——我真走运——是十。
【注释】
“不，”她说，“他不是废物。他是那个领域最厉害的人了。关于圣保罗教堂的那本书就是他写的。也许你应该多听听他的话。”
[1] 基督教圣徒，一生中至少进行了三次宣教之旅，足迹遍布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各地。
“两天！”我对着室友基芙琳大喊道，“就因为一台白痴电脑自动给圣保罗后面加了个s！[2]当我把这一点告诉可敬的邓沃尔西的时候，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他说，‘时间旅行可不是搭地铁，年轻人。我建议你好好准备。后天你就要出发了。’这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2] 在英文中，圣保罗大教堂为St Paul's Cathedral。
“不，”邓沃尔西说，“我们能。”话题结束。
[3] 伦敦西北部的地名，历史上为圣约翰骑士团的领地。
“可我没准备好。”我这么说，“您瞧，我花了四年的时间，准备去和圣保罗[1]一起游历四方。是圣保罗，不是圣保罗大教堂。您不能指望我在两天时间内，就准备好去大轰炸期间的伦敦。”
[4] 霍雷肖·纳尔逊，英国著名海军将领，于1805年在对抗法国和西班牙联军的特拉法加战役中殉职，遗体长眠在圣保罗大教堂地下的一座石棺里。
“时间旅行可不是搭地铁，巴塞洛缪先生。”可敬的邓沃尔西如是说，同时透过古董般的眼镜对我眨着眼睛，“你要么22日去报道，要么就干脆别去了。”
[5] 英国以学术类书籍闻名的百年书店，就位于牛津大学圆形大厅的对面。
本来，唯一对我有用处的，就是恶补一堂关于伦敦大轰炸的课，还有再多给我点时间。然而这两样都办不到。
[6] 原文stone为“英石”的意思，重量单位，一英石相当于十四磅。
9月20日 我第一件去找的东西，自然是那块大火碑。当然了，它还不在那儿。要等到1951年，人们才会把它建起来，非常可敬的沃尔特·马修斯主教还会发表一段致辞。而现在还是1940年。我知道。我昨天才去看过大火碑，因为我心里有种错觉，仿佛看一看那犯罪现场能有点用处。可它并没有。
[7] 一种当时流行在睡前喝的饮料。
——沃尔特·雷利爵士《世界史》
[8] 原文为Air Raid Precautions，“诶亚皮”为其首字母的读音。
历史战胜了时间。此外胜者唯有永恒。
[9] 俚语，意思是“教我一手”。
康妮·威利斯，美国作家，曾十一次获得雨果奖，八次获得星云奖，获奖之多科幻史上无人可与之比肩。2009年进入科幻名人堂，2011年被美国科幻作家协会评为第二十八届“科幻大师”。本故事最初于1982年发表在《阿西莫夫科幻杂志》，后来摘取了雨果奖与星云奖。
[10] 英国著名设计大师、建筑师，原先的圣保罗大教堂于1666年毁于大火，在他的主持下设计并重建。
敬雁飞/译
[11] 即哑弹的英文缩写。
康妮·威利斯/著
[12] 伦敦东部旧区，现为陶尔哈姆莱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