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方向的天空，似有暴风雨愈演愈烈，而在斯洛文尼亚的山毛榉森林里，我和卢西恩走到了一处坑洞的边缘，这里叫作“野苹果树坑坟”。和这里所有坑洞一样，这儿发生过什么仍不清楚且充满争议。大概在一九四五年五月，有四十到八十人穿过树林，沿着我和卢西恩走过的这条小路，被押送到这个坑洞边。这些人中有意大利警察，有斯洛文尼亚国民卫队的士兵，还有平民。他们要么在这里被杀后抛入坑中，要么直接被活生生地推进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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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上的“卐字符”是右翼抗议者新近刻上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结队来到这里，抗议屠杀，纪念死者。他们的反对者又将“卐字符”划掉。那首诗也是他们为纪念遇难者写的，以免这反反复复的斗争淹没了他们的声音。
巴索维扎已经成为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所说的“记忆之场”[4]：历史的多重意义在这里产生、彼此争辩。坑洞拒绝封闭，它将继续保持“敞开”，所以过去的历史仍将持续伤害现在。
后来，一位斯洛文尼亚的朋友帮我翻译了这首诗。我应该提前告诉她这首诗是在哪里发现的，以及它可能包含什么内容。我事先并未预料到这些文字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当代右翼势力和法西斯团体每每搅动人们的爱国情绪，向政府中的左翼力量开火时，“坑杀”便会成为焦点话题。落水洞还成了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和流亡者举办仪式的地点。他们举行纪念游行，落水洞便是游行终点。洞里常常出现“纳粹卐字符”，以及其他标记或格言的刻印。牧师每年也会在此主持纪念仪式。遇害者的遗骨还被作为圣物陈列展示。卡尔索东北部，距离的里雅斯特几英里处，有个名为巴索维扎（意大利语为巴佐维卡）的村庄，最臭名昭著的葬坑——其实是个矿井——就在这儿。这里建立了两座对比鲜明的纪念碑：一座是为了纪念那些被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坑害于矿井中的遇难者，另一座则是纪念“巴佐维卡的英雄”——一九三〇年因参与反法西斯活动被枪杀的四名斯洛文尼亚人。因为战争时井内放置了大量炸弹，遗体发掘工作无法安全进行。这座矿井于一九五九年被封，人们为此举行了仪式，由天主教牧师主持，共两千人参加。由于无法详细探查井中的情况，矿井至今仍像个黑洞，各种信仰和主张围绕它存在。如今，这个村庄是的里雅斯特同步辐射国际实验室（Elettra Sincrotrone Trieste）的所在地，研究者来自周边多个国家和组织。该机构也在地下。
人性的灭绝
过去三十年间，“坑杀”重新出现在公共视野中，成为该区域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在斯洛文尼亚人和左翼人士看来，右翼严重夸大坑杀细节，以实现其政治斡旋和宣传目的。而在意大利人和右翼人士眼中，坑杀暴行是战争中，乃至战后对意大利人进行报复性杀戮、监禁和驱逐的最便捷的手段。它们也反映了，战后这些地区的共产主义政权是如何对待这段迫害历史的。这场仍在持续的争论所使用的语言充满了对地下世界的明指和暗喻。光明与黑暗，埋葬与挖掘，隐匿与发现，这类概念贯穿于讨论，历史叙述和地质描述纠缠在一起。在不同语境中，坑杀遇难者的数目和身份往往有很大出入，数字大小取决于研究者归属的政治阵营。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本土权利”[2]都是关键，这是帕米拉·巴林杰（Pamela Ballinger）在巴尔干半岛边境的“记忆地理”[3]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即争取真正“属于”某特定区域的每一块岩石、每一片土地及土壤的权利。
而无论如何，这些人和你我一样。你们是谁？被抛入疯狂的活人，被乱棍打死，被尖刀刺穿，被钉上十字架，但无人为你们祈祷。噢，你们这些人，你们的尸骨沉入无尽的深渊，他们和你我一样，在金色的自由中被杀死。你们经过，稍作停留，想到你在黑暗中流血的手腕，绕着一圈圈带刺的铁丝，而他们，咒骂着，推着你往前，你挨了打，赤裸着，如行尸走肉，你听到步枪的呼啸，那叫喊，那呻吟，那恐怖转为临近死亡的甜蜜。那恐惧，那疼痛，正在消失，脚步声勾起回响。无尽的深渊中躺着数不尽的他们，而无论如何：这些人和你我一样。
历史自有其埋葬和发掘之法。坑杀的历史如今仍备受争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几十年里一直有人试图掩盖它。战争结束初期，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战略上的“友好睦邻”政策鼓励人们忘记过去的暴行。意大利政治家试图重新建立统一的意大利，认为纠缠于双方游击组织过去的罪行，没什么好处。南斯拉夫领导人拒绝承认共产主义同盟军有过屠杀行为，转而强调法西斯统治给斯洛文尼亚人造成的伤害，并象征性地把这种伤害和大屠杀这一终极暴行联系起来。尽管尤里安马奇的战乱给这里的居民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但在公共话语中它被轻描淡写地称为“la politica sommersa”——隐匿的政治。
（注：任何人若试图抹去本文，将遭到诅咒。）
威尼斯朱利亚和伊斯特里亚的石灰岩地区，广泛分布着落水洞、洞穴、峡谷和矿道，这些地方成为共产党游击队和法西斯民兵组织进行个体处决和集体屠杀的刑场。他们把平民或敌军俘虏运到洞口边缘，不论生者、伤者、死者，一概推进石灰岩裂缝。有时，还会用铁丝把受害者绑在一起，其他人则在森林里挖个坑一埋了事。喀斯特地貌的洞穴和林间空地掩埋了成百上千具尸体。如今的人们，尤其是意大利人，将这种法外杀戮称为“坑杀”，“坑”特指用于杀人的落水洞。至今，人们还常常在森林深处的浅层土壤中或落水洞里发现被处决者的骸骨，洞穴探险者也不时会碰到人骨、子弹和生锈的铁丝。
请想象自己是一位受害者，这首诗如此命令读者。设身处地，将自己当作另一个人，活在他的肌肤之下，那样，你会发现自己无法再去伤害别人。这首诗令人惶惶不安：对行刑现场的生动描写，对外力破坏行为的严词诅咒。这首诗对它的读者同时发出挑战和命令，既禁止回应，又要求回应。最重要的是，这是首移情之诗，让你感受到他人感受的东西。对诗的作者来说，“无尽深渊”的黑暗象征着人类共情的彻底失败，它不只确切地形容了这片地区的战争，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的战争必然也如此。
这些报复性杀戮有两个高峰期：一是一九四三年秋意大利投降后；二是残忍的“的里雅斯特四十日”期间，即一九四五年五月，的里雅斯特被新西兰军队攻陷又被南斯拉夫管控的这段时间。在这两段恐怖时期中，暴行与地质情况交织在一起：曾经被抵抗团体用于躲藏和隐匿的喀斯特山地，如今被用于大规模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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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四二年夏天开始，意大利当局为了对付逐渐壮大的抵抗团体，开始在斯洛文尼亚人中培养自己的“反共”军，一开始他们被称为“白色卫队”，后在纳粹指挥下更名为“斯洛文尼亚国民卫队”。一场残酷的内战在喀斯特高地的森林和村庄中愈演愈烈，对抗双方主要是法西斯军和共产党军，不过斯洛文尼亚抵抗团体和天主教激进分子之间也燃起了战火。民族主义、宗教、复仇，种种因素搅成一团。后来，不仅军队，连平民中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报复性互戕。
路旁，苹果树上黄澄澄的果实如一盏盏灯。天空湛蓝，地面平稳地抬升，河谷宽阔，两侧白色的石灰岩山峰高耸。岩石反射着强烈的阳光。驱车行驶在这山间天堂，我和卢西恩沉默不语。那些坑洞深深震撼了我，卢西恩大概也有同样的体会，尽管他早已熟知这片景观下隐藏的暴力。
在占领区内，喀斯特高地是打游击战的完美场所。林木茂盛，空军很难侦察到地面行动。山谷陡峭，遍布坑洞，又使重型车辆无法离开主干道。狭窄的山路适合铺设埋伏，偷袭者向车辆开火后可迅速借树林掩护逃走，根本无法被追击。天然洞穴无处不在，而且石灰岩山体很容易通过爆破或挖掘，拓展成地道和作战室，这无疑是游击战的理想地质环境。武器库、兵营，甚至战地医院都建在岩石中。而且，借助狡猾的地道系统，地下生活用火产生的烟散向别处，也不会因为烟雾暴露位置。
转弯处，桦树闯入视野，树叶如硫黄色火焰燃烧。轻柔的南风中，杨树微微摇摆。树篱间点缀着白色的旋花。随着海拔升高，空气变得凉爽清明。那些“从未发生”的事塑造了阴暗的过去，它像是喀斯特地区的雨水，潜移默化地溶蚀着当下……[5]
于是，尤里安马奇附近逐渐形成党派组织，抵抗占领。这些反法西斯抵抗团体的绰号为“伐木人”。随着占领的持续，这些团体越来越倾向左翼，终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它们与铁托（Josip Broz Tito）的军队联合，正式宣布结为共产主义同盟。铁托的军队基本以喀斯特地区的森林作为堡垒和战地，长于利用林木打丛林战。英美两国意识到抵抗军的力量，开始为他们提供军备和情报支持。协助抵抗军的人中，有一人叫菲茨罗伊·麦克林（Fitzroy Maclean），后来因写出了《东线行动》（Eastern Approaches）而闻名，这本书描写的正是他在南斯拉夫山区与抵抗军并肩作战的经历。还有一人名叫约翰·厄尔，是麦克林与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北部抵抗团体之间的联络员。
在这样的景观之中，美丽与恶行是什么关系？在这儿，享受快乐是可能的吗？负责任的吗？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是怎么写的？“我认为无辜的景观是不存在的……”[6]我想起基弗画中的德国森林，遮天蔽日的林地往往令观看者头晕目眩，深陷其中，林中发生过的残忍的事滋养了那里的树木。高大的松树下面是累累白骨。基弗眼中的欧洲承载着深植于历史中的愧疚与伤痛。基弗渴望大地身上的圣痕能免除我们的罪，让我们得到救赎，但又认为这种渴望终将落空。[7]
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间，中欧南部的石灰岩地区——从白云石山脉下的康西格里奥高原一直深入到当时的南斯拉夫境内——曾是残酷的战场。一九四一年四月，南斯拉夫遭轴心国入侵，意大利占据斯洛文尼亚南部和卢布尔雅那，匈牙利控制了普雷克穆列地区，纳粹德国则占领了斯洛文尼亚北部和东部。很快，德国和意大利在这些新占领区内开展种族清洗，遣散、驱逐、再安置，甚至屠杀了数千斯洛文尼亚人。
尤里安阿尔卑斯山脉真正的高峰慢慢出现在地平线上，群山透出哥特式的梦幻。石灰岩山峰如高塔般盘旋向上升，中空和褶皱结构上下复制着，出现在山脊、山谷，乃至一块巨石的水痕上。万物改变面貌，调换位置。云、雪原、白色岩壁，一眼望去难以分辨。
我们穿过木屋边的草地，沿着小径又穿过树林，经过刻着“纳粹卐字符”的树，来到落水洞边缘，那棵山毛榉树上还钉着写有诗文的金属牌。这时，云层正在海面上积聚。
我想起W. G.塞巴尔德（Winfried Georg Sebald）关于景观和暴力遗迹的书写。《土星之环》（The Rings of Saturn）中，讲述者走在平静却遍布军事遗迹的东英格兰海岸线上，一度感到“令人瘫软的恐惧”。一方面，那里的环境让他感到了“不自在的自由感”；另一方面，“漫长历史遗留下了无数破坏痕迹，偏远如此地，竟都这样明显”。[8]我记得自己曾带朋友去英国萨福克郡海岸附近的奥福德岬，那里曾是核武器试验基地，塞巴尔德也去过。那天，北海卷起褐色的浪花，那位朋友站在卵石滩上泣不成声。奥福德岬潜藏的暴力，令她猝不及防地想起一段折磨了她多年的感情。暴力事件就像人眼睛里的碎玻璃，它发出的光不能帮助我们看见什么，只会让人失明。[9]
傍晚时分，我和卢西恩来到一个恐怖之地，在高地山毛榉林的另一处。[1]
我们现在来到了尤里安阿尔卑斯山脉的中心地带。在一座桥边，道路的转弯处，一位老妇人独自坐在河边的卵石滩上。轮椅停在岸边的巨石中，她戴着一副琥珀色的大墨镜，双腿裹在绿色的毯子里，两手交叠放在毯上。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湍急的蓝色河水。我们不知道她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又将如何离开，此时此刻她看上去格外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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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暴行累累，如今却壮美迷人，这样的地方总会让人有种不和谐之感。但只依靠那段黑暗的历史去解读一个地方，相当于剥夺了它未来的可能性，拒绝修复，放弃希望——会成为另一种压迫。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观看和理解这种景观，也许就是“顿光”（occulting）。“顿光”是航海术语，指的是一种忽明忽暗的光，且“明”的时间比“暗”长。从这种意义上说，斯洛文尼亚的喀斯特高原是一片明暗交替的景观，定义它的是光明与黑暗、过去的痛苦与如今的美丽之间的复杂作用。这些年来，我看过无数“明暗交替”的风景：苏格兰北部的无人山谷，散落的石头、废弃的民居，都交由云雀照看；西班牙马德里北部的瓜达拉马山，古老的松树林间曾发生过激烈的游击战，秃鹰将这一切都瞧在眼里；巴勒斯坦西岸的峡谷，雄狐在铁丝网的缝隙中窜行。所有这些景观都证明了大自然终将回归平静的力量，也煽动了深切痛苦与蓬勃生命不甚和谐的共存。
一只在高空盘旋的老鹰，透过阳光照耀的绿金色树冠俯瞰我们。它的目光，越过高大的老山毛榉树，越过挂在低枝上的缕缕青苔，越过落叶间绽放的蓝色龙胆，越过落水洞边缘，越过苔原和盆景大小的松树，落在我、卢西恩、男人、女人和小狗所在的地方。寒冰洞口萦绕着我们的欢笑声。
从河边老妇人所在的位置向上走一英里左右，一条溪流从峡谷奔流而出，汇入主流。地图上，它被标注为“白色激流”，我们将从这儿前往山顶——整整一百年前，战争曾在顶上打响。从路的尽头出发，我们沿着溪边山毛榉林中的一条细道登山，细道几经磨损，基岩裸露，像一道白色的闪电，顺着山势在林间跃动。
“我们这是互相取暖！”她抚摸爱犬的头，笑着说。
山毛榉树干上有一个个小洞，里面仿佛蕨类植物和苔藓构成的微型花园。河岸的巨石间生长着矮小的松树。风信子、龙胆、火绒草星星点点，散布在下层林木中。在稍大一点的池塘里，小鳟鱼迅速游动，来去如影子般不可捕捉。前方高耸着碎石斜坡和骨白色的山峰，从山脊线算起，约有几百英尺高。我们真能爬上去吗？白色溪流一直在我们左侧流淌，水花飞溅。它神秘而率性，对于在炎热天气登山的我们来说，倒不失为良伴。很快，我就无法抗拒它的邀请了。
“你这暖宝宝倒是真不错！”我说。
“卢西恩，我打算沿溪流上山。”
“嗨！你们好啊，需要帮助吗？”一个男人站在坡顶，向我们伸出手，我们终于先后完成了艰难的最后几步。一个女人站在旁边的平地上，裹着件长及脚踝的羊皮大衣御寒。她胸前有什么凸起物动了动，接着一只小贵宾犬从大衣前襟间探出头，朝我们叫起来。
“祝你开心，我还是想走陆路，我们上面的洼地见吧！”他向上指着云层里的某处说，“一直朝峡谷相交处走，然后左转往上，会看见一片很大的洼地，那儿有间用钢缆固定在岩石上的露营小屋。大概三四个小时后吧，我们那里见！”
我和卢西恩回到先前爬下的石坡，忽然听到一声呼喊。
他继续在林中行走，我则爬下山道，到了小溪边。
那“生物”其实是冰里的一个落水洞，是融水在冰川上打出的一口竖井。冰向落水洞倾斜，光线也如此，仿佛是被拉进去的。我们小心翼翼地靠近这个蓝黑色冰面上的黑洞，深知若自己脚步不稳，极容易滑倒。走到洞边几码外，我们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就冷得瑟瑟发抖。
石头反射着耀眼的阳光。我在石头间跳跃穿行，爬上巨石和瀑布潭的岩壁。小溪变深变宽时，干脆涉水而行，享受融化的雪水轻咬双脚和小腿的感觉。流水打磨过的石灰岩像肌肤一样平滑。小小的溢水池有自己几英寸宽的白沙滩。上行中小溪的每个新的部分都提出不同的谜题。
我们小心地继续走向山洞的另一端。地上那层碎片的硬壳渐渐变薄，我们脚踩着蓝冰，而它一直延伸到下方的角落——那“生物”的蛰伏之地。
溪流散发着白色的光芒，因而美不胜收；它又因“诡计多端”，显得很奇特。静水池中，水透明得仿佛不存在，我不止一次停下来，伸手试探究竟有没有水。
卢西恩做了一个脱帽的手势，行了个弯腰礼。
真正的挑战其实是继续前进，因为每处小池塘都在邀请你停一停，玩一玩，每条支流都想让你随它同行。终于，在一个被流水打磨光滑的石灰岩瀑布潭中，我游起泳来。潭宽十二英尺，是天然的无边泳池，它的下缘可以鸟瞰整个山谷，一直望向对面一座枕状山峰。我在水里扑腾了差不多五分钟，让瀑布拍打着我的后背，直至麻木。
“我们就站在上面呢！”我喊道，“卢西恩，我们站在冰川上呢！它确实存在啊！”
从水中出来，我悠悠然地继续往上爬，在巨石间跳跃，走走停停，急流鼓舞我前进，池塘则怂恿我休息。直到峡谷侧壁越来越高，再这样下去，会有被困的危险。于是我以树根为绳，爬了出去。七只羚羊假装不经意地偷看——一个只背着个帆布包的半裸男人从河谷边缘爬到林间空地，又重新穿好衣服。
寒冷灼烧着我的耳朵，牙齿咯吱打战。我脚踩着由岩石和地衣、树枝、骨头等碎片构成的硬壳，这些碎片都是从坑边掉下来的，却给人一种奇怪的稳固感。接着，在两条横卧的树枝间我看见了一块闪着光的蓝黑色金属，我用脚尖踢它，不想却脚下一滑。那不是金属，而是冰。
从林间空地出发，地势继续抬升，小路弯弯曲曲绕过一片开阔地上的小屋。随着海拔上升，树木越来越矮小。紫色的山萝卜让我想起家乡的白垩地。原本高塔般的山毛榉树收缩成十英尺高的成龄树，接着又变为一大片灌木林，许多分岔的小径分散在林间。这里的树种主要是松树和光叶针栎，一开始它们和人一样高，然后齐肩高，再后来到腰部，最后完全消失不见——因海拔和雪崩，我脚下这块空地上几乎不见草木。
我和卢西恩爬下矮石坡，跨过洞口，踏入黑暗。透过那薄雾回望，依稀可见一小片间杂着山毛榉树枝的新月形蓝天，这让我想起进入巴黎地下墓穴前看到的那道光拱。我感觉到山洞深处的角落里有些动静，似乎是某种庞大有力的生物。
岩石裸露着，土拨鼠尖锐的叫声回响，周围的山峰逐渐逼近。石塔高耸入云，与天空中一团团镶着白边的雷雨云相连，又与地下那些看不见的裂坑和岩洞系统相续。
骤降的温度带来了急剧变化的生态。小路每转一次弯，周围的林木就小一些，从高塔般的山毛榉到中途盆景大小的松树——它们在近乎北极圈的温度下顽强生存。到了洞口，这里的温度极少会高于冰点，因此只有苔藓和地衣，类似极地苔原。气味跟卡尔索或森林里的完全不同，闻不到热浪、青草、树脂和石头，只有苔藓、冬天和寒冰的味道。
一群雀鸟掠过我下方的松树林，扑棱棱消失在树叶间。我穿过巨石堆，爬上半山腰的一处洼地，卢西恩提到的露营小屋就在那里，看上去不过金属舱大小。它被人用钢缆固定在一块平坦的巨石上，以抵御冬季猛烈的暴风雪。我打开前门，屋子的高度刚够让人站立。里面六个铺位，左右各三个，几条毯子整整齐齐叠放在床上。还有两只装满水的桶。这是一个救生前哨站。不过卢西恩在哪儿呢？
走在小道上，每个拐弯处都有冷风在我们身边打转。我还从没体验过这样突兀而疾速的降温，落水洞边有三十摄氏度，而垂直高度仅下降了十六英尺，气温就已降至二十五摄氏度。我们一路下行，温度也一路下降。一开始我们身处暖风之中，很快便被一种夜间的凉爽包围，等我们到达一百英尺深的洞口时，吸入鼻腔的空气冷得如金属般刺痛，呼出的气则像羽毛飘在眼前。接着，我们走入一团银色的薄雾中——这是冰川自己的呼吸。
我在小屋附近一片隆起的草地上躺下等他。温暖的风。软垫般的高山植物。云、岩石、土拨鼠的叫声，幸福感。渡鸦飞离悬崖，哑哑鸣叫。石块坠落声，野山羊的蹄声——野山羊！——就在离我二十码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发出低鸣，却又好像寂静无声。这片洼地呈马蹄形，被巨大的弧形石灰岩包围，往上是高峰，往下是深谷。我知道最终的目的地在西面，但并不知道怎么才能到达。
小路左侧的地面开始下沉，很快，我们到达一个巨大的落水洞，它大概有一百五十英尺宽。离我们较远的那一边几乎与洞底垂直，不过我们这边的洞壁坡度约五十度。一条之字小道通向坑底，那里有个张开的洞口。
半小时后，卢西恩出现在洼地边缘，满头大汗，却兴高采烈。我可能是在灌木林中的某处超过了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小屋旁吃苹果，从河里取水喝。
“这个洞穴系统长约一英里，将近四百米深，从山的一侧一直延伸至另一侧，贯穿山体。洞穴内风穿堂而过，再加上岩石本身寒冷，使洞内部的温度远低于冰点。冬天，洞口的积雪被北风刮进山洞深处，嘿！一眨眼几千年过去，积雪变成了一条细长的冰川，在山体中蜿蜒。”卢西恩说。
“冬天，这里的积雪有十五到二十英尺厚，”他说，“这些都会被雪埋住。”
一边走，卢西恩一边解释冰川的存在，可我几乎无法相信他的话。这么热的天，这样高的海拔，怎么会有流动的冰河呢？方圆数英里甚至都没有积雪。
“这地方让我很开心，”我对卢西恩说，“谢谢你带我来这儿。”
在群山高处，我们发现了冰川山洞，那附近的山毛榉长到六十英尺甚至更高，树冠厚重，遮天蔽日。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穿过森林，地面因树根盘结崎岖不平。空气滞重炎热。
“我也很高兴，罗伯。”他说，“很遗憾，这里也发生过战争，尽管环顾四周未必能发现这个事实。他们凿开岩石，攀上峭壁，跟敌人周旋。不过在这儿，冬季天气造成的死伤比子弹要多。”
我从未见过类似景象，它有悖于所有地质和水文常规。一般认为，河流不会从峭壁之中流出。不过话说回来，土地也不该有潮汐现象，山峰也不该有窗户，山洞也不该生成冰川。
白云石山脉和尤里安山脉附近，由于冰川退行，一个世纪前的战争遗迹正慢慢显露：步枪、成箱的弹药、未寄出的情书、日记和遗体。两个十几岁的奥地利士兵在特伦蒂诺的冰川中浮现，二人肩并肩躺着，颅骨上各有一处枪伤。三个哈布斯堡士兵则从一面融化后的冰墙中露出，他们头朝下倒挂在海拔一万两千英尺的圣马特奥山顶附近。问题的关键不是这些东西会埋藏在地层深处，而在于它们非常持久……
还有这样一个山谷：它的东侧山壁非常陡峭，四百英尺高的白色崖壁几乎是从平地拔地而起。崖壁正中恰好有个洞口，银色的河水奔腾而出，飞流直下，在崖底形成瀑布潭。飞溅的水花中，升起道道彩虹。
我们离开小屋，真正开始登山。前面是一处山脊凹口，脚下则是碎石坡——进两步，退一步。接下来是糖霜般的雪地，每一步都重重踏进雪中。这项任务艰难、孤独，令人燥热。因为有落石危险，我们戴上了头盔。凹口到达，这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我们面对面跨坐在凹口岩石上，就像骑在马上，这块岩石像约一英尺宽的脊骨。南边是巨型悬崖，高几千英尺，其下方是伊松佐河宛若白练的石灰岩河道。即便从这么高处望去，依然能看见河水在河谷深绿色的松林中闪耀着蓝光。
远处，林木线在峭壁上断裂，岩石旁排列着齐齐整整的山毛榉树干。两年前的冬天，斯洛文尼亚西部遭受了特大暴风雪，数百万棵树被冰雪覆盖，冰冻的树冠异常沉重，树根无法承受其重量，成千上万棵树因不堪自身的重负死去。
我们前方是山峰、山鳍和断层，它们是“白色激流的小山峰”。翻越这些山峰，只能借助钉在岩石里的铁索和支架。这条路被称为“钢铁小路”。卢西恩和我套上装备，我的钩环上还沾着特雷比齐亚诺深渊里的泥沙，看到它们，我的思绪一下飞回了那处漆黑洞穴，它就在我们身下约七千英尺深的地方。
树影斑驳，阳光荡漾。一处空地，一片草甸，一间小屋。洞穴遍布峭壁，隐藏在森林中。一些落水洞塌陷又被填满，里面长出植物，成为树木间的洼地。大片阳光从山坡滑落。一座山的山脊高处被流水洞穿，像是开了扇窗，这是一条消失已久的河流的古老遗迹。透过那扇窗，可以看到蓝天白云，就像一幅被石头装裱的超现实主义油画。
“那儿就是卡宁峰。”卢西恩指着山谷另一侧一座低矮的白色山包说。看上去，似乎有广阔的雪原从鲸鱼背般的山峰向下铺开，光芒熠熠，布满孔洞。但那儿不可能有雪原。
我们穿过两座高峰间的宽阔山口。山脚的山毛榉和松树枝叶茂密，清凉的空气中飘来树脂的味道。山林荒野的气息越来越浓，这里广袤的森林使人类的边境线失去意义。山毛榉处处越界生长。
“卡宁峰是货真价实的喀斯特山峰，那儿能看到石灰岩的不同特性。我们脚下的这座更易碎且更尖锐，而卡宁峰的外形像个长条状面包，质地更接近月球。你还可以想象一下它的横截面，内部有许多天然洞穴，如同蜂巢。有些洞穴的入口就在山坡上，垂直高度接近两千米。”
海拔越来越高，海面反射的银光依旧映衬着南边的天空。公路远处的田野里是一排排颜色宜人的蜂巢，路旁还有野花开放的草地、小葡萄园。
“山是有内在的。”[10]娜恩·谢泼德（Nan Shepherd）在《活山》（The Living Mountain）中写道，这本书记录了她对苏格兰凯恩戈姆山脉的杰出研究。多年后我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因为那花岗岩山脉怎么看都是外向的。而在尤里安山脉这里，娜恩的说法不过陈述了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里有很多中空的山脉、暗淡的山峰，而且处处是峡谷和山洞。
我们进入一处有争议的边界区，是如今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乃至奥地利卡林西亚边境的一部分，这儿被称为尤里安马奇。文化和语言在此创造性地融合，同时这里也是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们交锋，甚至互相残害的地方。冲突的痕迹依然深深烙印在现实的地理环境中——战壕、万人冢、纪念碑，它们永久地记录了现代人文地理学中谈及的暴力和流离失所。
我们正打算翻越小山峰，突然听到西北方传来持续不断的滚滚雷声。
我再次强烈感受到，在这片土地上，人的感知方式会因地质而产生，并为地质所确证。在这片中空的喀斯特土地上，历史记忆如流水一般，毫无征兆地消失，随后带着全新的力量，以另一个名字于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黑暗的过去隐藏在无数洞穴和秘密地点中，而后又重见天日。
“现在可不是出发的好时机。”我对卢西恩说，“我们被金属钩环固定在金属绳索上，背包里还有露头的金属冰镐，到时这些都会暴露在山脊上，雷电马上就要来了。”
“这叫‘瑞士奶酪’。”卢西恩说，“战争期间打出来的。高地像蜂窝一样，到处是炮台、地道和洞穴。低地上则全是战壕和散兵坑。他们在山里挖洞，把这里变成了战争机器。等我们登上尤里安山，你会看到更多这样的东西，都是一战的遗物。那里雪更大，战况也更惨烈。”
“要不，我们回洼地那儿等风暴过去，或者跟风暴抢一抢时间，希望它能跟我们擦肩而过，或者等我们躲进地道后才到来。”卢西恩说。
“一百年前，要想从这儿去上面，是会送命的。”他指着桥两侧高耸的石灰岩绝壁说。我这才注意到岩石纹理非常不自然，布满了一排排孔洞和入口。
我们选择了跟风暴赛跑，在一场两小时的冲刺中，一个山顶接着一个山顶，我们挨个标记这些小山峰。我还记得有些山石发出快门似的咔嚓声，有些山峰则布满尖锐的碎石。手掌下是晒得发烫的岩石。断崖在向我们召唤。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山顶。肾上腺素，渗血的指甲，酸痛的双腿和双臂。我们活在世上，很高兴能这样活着，雷暴从我们北边几英里处缓缓滑走了。
卢西恩把车停在桥上的路侧停车带。
“钢铁小路”的铁索跟一战时期的工事有关。铁索间的木板步道一百年前就钉在了岩石里，我们战战兢兢地保持平衡，借锈迹斑斑的铁梯翻越岩石凹口。到达第九个山顶时，前方赫然出现一个地道口，在阳光照耀的地上世界，它的黑暗显得有些突兀。这条地道是被炸出来的，贯穿整个山顶，战争时期，在这片致命的冲突地带中，它一定是最安全的地方之一，可以抵御战火、雷电和雪崩。
这条道路爬升上山口，又落下，到达伊松佐河上的一座桥。伊松佐河是我见过的最蓝的河，是切伦科夫辐射所发出的那种美丽又冰冷的蓝。
进了地道，我们感到非常庆幸，一来它让我们得以喘息，二来就算风暴真的来袭，也可以在这里躲避。接着我们朝山里走去。地道大约深六十英尺，转过两个弯后，彻底没入黑暗，我们只得把头灯打开。再之后，我们互相帮扶着爬下一个生锈的梯子，来到了更低的一层。
我们穿过边境城镇新戈里察，出城的路面上用蓝色油漆喷着“TITO”（双向车道出入）字样，道路中心线两侧各一个，方向相反，这样来去的司机都能看到。
光线亮了起来，我们转过一个弯，发现石灰岩墙壁上开了个射击口，这里的炮火可以跨越峡谷射向对面的卡宁峰。石头里嵌着曾经的环形铁枪架，枪放上去可以东西方向转动。内墙里还有凹形的后坐力空间。在这封闭的空间里，炮弹每次的爆炸都震耳欲聋，曾在这儿操作机枪的人肯定即刻失聪。
卢西恩说：“两次世界大战仍未真正离开这片土地。去年夏天，维帕瓦山谷的灌木火灾引爆了一战时遗留的炸弹。这片区域的政治局面也是如此，没有比这更贴切的比喻了。”
又一个转弯，光再次透进来，这次到了门口。在这座空心的山峰里面，我们接连经历了不同阶段——光明，黑暗，光明，黑暗，之后又是光明——终于到达山脊的尽头。脚下是通向山坳的碎石斜坡。我突然想起巴黎地下墓穴里，那个破墙而出的《穿墙人》雕塑。
公路两边的柏树，是为纪念两次世界大战中在此阵亡的军人而种下的。它们有着烛火状的优雅树形，燃烧着绿色的火焰。
我跑下碎石斜坡，滑进绿油油的斜坡牧场，其间有一条铺满羚羊骨的人造小径。山峰的背阴处躺着几摊发黄的旧雪。我看到一两英里外有栋小房子，旁边是深达几千英尺的悬崖。这意味着我们能歇歇脚，好好吃一顿，还有人作陪。战争之事一下被抛诸脑后。朵朵白云快速拂过太阳，在大地上投下时明时暗的光。
“多波尔多，对应的英语词大概是‘turlough’，意思是季节性湖泊。雨水丰沛时，水位上升，湖水就从地下和岩石中涌出。而到了夏季的几个月，则会干涸。”卢西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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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行驶在多波尔多湖的湖岸公路上，这个湖占地好几英亩，已完全干涸，野草蔓生，其间有石灰岩裸露。
打理房子的是七岁的特蕾莎和她的白猫露娜。其实她父亲才是这儿的管理员，不过他总待在后屋。我们没有见到特蕾莎的母亲。晚餐特蕾莎准备了意大利面，迎接我们时，她脸上还沾着面粉，一只胳膊像夹着橄榄球一样夹着猫咪露娜。她对我讲意大利语，我跟她说英语，我们谁都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可这并没有什么关系。
“噢，当然，最高的夸奖。”他说，“玛利亚认为动物比人类动人得多。对她来说，良心和善意比任何荣誉或学位都更重要。”
看到特蕾莎，我想起自己的孩子，心中一阵刺痛，已经快两周没见过他们了。这片美丽土地的黑暗面似乎也有一丝渗入了我的内心，让视野和精神染上了黑色的晕影。我想和孩子们在一起，保护他们。
我们驱车北行。在之字形路上慢慢爬升时，我问卢西恩，我把玛利亚·卡门的评价理解为夸奖是否正确。
这栋房子是“白色战争”的圣物箱。窗台上排列着多年来徒步者捡到的死亡碎片。炮弹残片、弯折的刺刀、子弹、靴扣、头盔钉和下颏带，还有在爆炸冲击下像香蕉皮一样剥开的炮弹外壳。这儿就是一座残酷的屠杀博物馆。
“玛利亚·卡门，这真是我听过的最好的夸奖。如果我有名片，一定把它印在职业那栏。谢谢你，衷心地感谢你。”我说。
这里有间小阅览室，藏书多半与战争相关。我坐在长木凳上读着这里发生过的故事。书里有一些前线的黑白照片，展现了这片山区各个地方发生的战斗，还有那些曾经的战士。山体被挖出一条又一条地道，一个又一个洞口。战士们躲在阴影里，监视着对面被敌军占领的山峰，那峭壁就像远洋游轮船身的一侧，布满了一排排窗口。要想躲避致命的雪崩、寒冷和敌军炮火，唯一的办法就是躲进山洞里。阿尔卑斯山的这些山峰变成了武器，其天然的地质条件经由强力改造，以满足战时隐蔽之需。仅仅炮火这一个因素，就将其中一座山削低了二十英尺。“白色战争”的舞台穿过被挖空的山腹，从山顶向下延伸到山坡和山谷的洞穴中。[11]
“罗伯特，你真是个……是个……绝妙的动物！”
我又一次联想到埃尔·魏兹曼（Eyal Weizman）关于巴以冲突地区地面建筑的研究——《空心大地》（Hollow Land）。他提出了“弹性地理”概念，意即，地理空间不仅是冲突发生的背景，更应将其视为“一种媒介”，“每次行动都会挑战、重塑或调整它”。[12]魏兹曼绘制了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弹性地理”图：为了封锁领土，两国边界建起密不透风的墙和护栏；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又在这些防御工事下方挖掘了许多地道，用来走私人口和武器；哈马斯激进分子从加沙发射出的火箭，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根据他的观察，交战双方都对地理空间进行了“概念重建”——从对远远高于地面的垂直领空进行的军事控制，到争夺西岸几千英尺深的石灰岩含水层。魏兹曼将这一变动中的空间称为“空心地”，“它的建筑结构很复杂，进出口位于不同地层，还有许多守卫森严的安全廊道和检查点。重重障碍将它分隔、封锁，地道洞穿其间，立交桥又把它连接起来，还会受到管制空域投下的炸弹轰炸。空心地是一次次分割的实体体现。”[13]
离开卡尔索时，我同玛利亚·卡门拥抱道别，感谢这几日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在门口那盆干枯的石榴树旁，她伸出双臂将我揽住。
“白色战争”期间，类似情况曾在尤里安山脉上演。这个“极端实验室”[14]研发出了新的战争形式和新的地理空间重塑方式。群山不再是坚固的结构，而变成可以打开的蜂巢，内部通行无阻，墙壁也可洞穿。景观本身变成了演员、特工、战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又承担了不同的角色，甚至成为一种行刑手段，正如卢西恩和我在杀人坑洞所见。
按计划，我们打算在尤里安阿尔卑斯山脉兵分两路，我从那里向东出发，用三天时间翻过该地区最高的特里格拉夫峰，抵达蓝色的布莱德湖。不过，天气预报显示特里格拉夫会下雪，这无疑使徒步更艰难。在到达尤里安阿尔卑斯山脉之前，卢西恩希望带我看看斯洛文尼亚的喀斯特高地，那里广阔的山毛榉林里，不仅有狼和熊藏身，还有一处惊人的洞穴系统。
特蕾莎带露娜来见我，把它放在我腿上，双手抱住猫耳朵，在它嘴上结结实实亲了一下。露娜号叫了一声表示抗拒，爪子深深刺入我的大腿。我也叫了一声以示反抗，攥紧拳头，指甲扎入掌心。特蕾莎跑到一边，开心地看着这一切。
早些时候，我和卢西恩离开他在卡尔索的家，向北前往斯洛文尼亚，那里的石灰岩剧烈起伏，形成陡峭的山峰和深邃的河谷。从那儿向北可以望见尤里安阿尔卑斯山脉的山巅，那高塔般耸立的石灰岩山脉是当年“白色战争”最激烈的几场战斗的发生地。卢西恩说，他想前往其中的一座高峰，和当时前线的很多山峰一样，它也在战争中被掏空了，人们在其中躲避弹火、掩埋尸体。
和我们在这里同住的还有四个的里雅斯特人，是两对夫妇，他们是这儿的常客，经常从城里过来玩，冬天滑雪，夏天登山和探洞。他们上前攀谈，向我们讲起山里的故事。其中一位身形健硕，虎背熊腰。他穿一件橙色羊毛衫，围着蓝色围巾，由于热出了汗，头发紧贴头皮。他诚恳地表明自己是极限洞穴探险者。我很惊讶，他的身材看上去并不适合从事这项运动，不过我并没有表露自己的想法。那人指了指对面的卡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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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从地面到最底端的距离算，欧洲最深的一些洞穴就在那儿。”他说着便走过来跟我们坐在一起，在我们的地图上指出洞口的位置。
这里发生过什么？深坑张口无言，树木亦无声。越过坑洞的边缘向下望，唯见一片黑暗。
那天晚上，远处的闪电照亮了卡宁峰，卢西恩和我在阳台上观赏这场“灯光秀”。火焰一般的光芒中，坑坑洼洼的石灰岩平原就在眼前，它看起来就像被小行星撞击后的月球表面。一切是如此奇异而美丽。
“看。”卢西恩指着北边的天空说。从树冠望出去，雷雨云正在山峰上方聚集。遥远的西边大雨如注。远远地，我们感受到某种狂怒。海面上的金光变成了一种光滑的黄色。
我们关注着暴风雨的进程，同时计算每道闪电和随之而来的雷声之间的间隔。
我从落水洞边探身向下望，心脏突然被一阵恐惧攥紧。这里曾发生过相当恐怖的事情，而恐怖的气息至今仍在回荡。
“再晚些时候，你还能听见山谷里牡鹿的低吼声。”卢西恩过了一会儿说，“那声音很是狂暴。它从山下飘上来，在圆形谷地里不断回响，挥之不去。”
这句警告似乎没太被当回事。诗的一部分已经被刀尖或石头刮花了，明显是想抹掉这些文字。还有人在诗文上写了别的字，这些字又被什么人划掉。在金属牌的一个顶角，刻着一个“卐字符”，新鲜又扎眼。
过了一会儿，暴风雨降临，雨水如子弹一般砸在锡制房顶上。
“不过，这个嘛……”他顿了顿说，“这句是某种诅咒，诅咒或警告企图破坏这首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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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着诗的最后一行，那儿画了个星号，表示这句是诗歌正文的附录。
我们在安宁与奇迹中醒来。
卢西恩轻声说：“题目的意思类似‘丧失人性’或者‘变得不人道’。我的斯洛文尼亚语不足以读懂剩下的部分了。”
脚下的风景被大片的云海填满。山谷成了峡湾，我们所在之处成为一个小岛。就在我们注视之时，云层缓缓升起，越来越高，以至于让人产生正在下沉的错觉，仿佛环礁颤动着沉入白色的海水。青松在雾霭和山棱间一点点显现，如一幅缓缓展开的中国卷轴画。
洞边的一棵山毛榉上钉着块金属牌，约两英尺高，覆在上面的藻类让它显得有些脏。牌子上用黑色墨水写着一首斯洛文尼亚语长诗，题为“Razčlovečenje”，诗的末尾潦草地写着：“PAX”。
上方的峭壁拔地而起，下方的断层深不见底，一条小路切入其间。我们沿路西行，于云海中穿入穿出。当有瀑布从悬崖落下时，我们必须蜷着身子穿过水帘，任冰雪融水砸在头和脖子上。
落水洞周围一些更粗壮的树干上刻着“纳粹卐字符”。有些印记很旧了，树皮已有愈合的迹象。有些还很新，刻痕中的木色很浅，也许是今年，或者前一年才刻上去的。还有些“卐字符”被刀尖划花了。树皮就是标记创作的冲突地带。
雪径上有猫科动物的足迹。一对黑色火蜥蜴正在路边的白色石头上交配，它们长长的足趾热切地彼此按压着。一只野山羊在远处张望。更多的洞穴，更多的地道，出现在每一处峭壁上。整条山脉像个蜂巢，一个可怕的战争蜂巢，这一点不假。我们是不可见之物的蜜蜂……
我们面前是一个坠入黑暗的落水洞。四周是灰色的石灰岩壁，爬满了柔软的苔藓。坑口最宽处约二十英尺，向洞底望去，立刻便感受到那毫无防护的边缘所产生的诱惑——令人想要纵身跃下。洞口上部的坡地长着山毛榉树苗，它们在洞壁扎根，树枝则伸展在深渊上方。石壁凹陷处，蕨类植物郁郁葱葱。
一群红嘴山鸦哑哑叫着，俯冲到远远低于我们的下方。两头羚羊跳跃着逃开，又停在巨石上，回过头来看我们。尽管已覆上茵茵青草，岩石和土壤中的沟壕仍依稀可见。我们在侧谷中任意穿行，这里的开阔曾经意味着死亡。成圈的带刺铁丝网已经被草皮和石头埋藏。
我们天真地走在这条小路上，对终点一无所知。透过白杨树林，我们看到金色的云层在海面上积聚，镶着黑色的底边。阳光照在脸上很暖，青草的味道越发浓郁。接着，我们看见了第一个标记，深深刻进浅色的树皮。这里就是裂坑的边缘了。
从高处的小路下来，我们换了一条深入云层的环线，进入了白色的世界。经过一片野生树莓，我们停下来尝了尝果子——酸极了。我们继续下行了几小时，下山的同时，太阳渐渐升起，点燃了云彩。
我们沿一条小路走着，好奇它通向哪里。路渐渐远离了草甸和木屋所在的开阔地，弯曲地穿过山毛榉和橡树林，之后又向上折转。树木稀疏了些，却也更高大了，是白杨树，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
刚过正午，我们抵达谷底，年轻的伊松佐河便从这里流过。它在这儿流经卡宁峰的喀斯特地貌，河水呈冰蓝色。我真想钻进河里，随它漂到亚得里亚海去。我和卢西恩在深潭边的鹅卵石滩停下休息。鳟鱼的影子倏然跃动，悬停在上游晃动的水中。既是登山家也是神秘主义者的W. H.穆雷（William Hutchison Murray）曾在德国和意大利战俘营关押多年，他被释放时说了什么呢？寻找美丽，保持镇定。[15]
夏末的傍晚，是卡尔索以北山区的收割时间。空气中有柴火和青草的气味。斜檐的木屋讲述着冬季的大雪。一位老人坐在西边山墙尽头的椅子上，闭目养神，享受这天的最后一缕阳光。长柄镰刀倚墙靠着，刀锋上还沾着草叶。阴影里长着几株仙客来，紫色的真菌从山毛榉树下的落叶中钻出。随处可见的苹果树，被小小的黄色果实点亮了。地面上点缀着大大小小的坑洞，里面长满青草。这是我路过的最安宁的景色之一。
水面上升起一层薄雾，轻纱般笼罩在河流上方，因此水比空气更清澈。河边的树上满是青苔。这里不是雨林，而是雾林，这条宛若来自异界的河流贯穿林中。在卵石滩上，我发现了一块扁平的黑色圆石，遂将它抛入河流中央。石头穿过冰蓝色的河水，沉至河床，半埋在白色的沙子中。
我们差点就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