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娜和杰伊先后钻进尸骨井，我们继续在通道中穿行，再没怎么说话。地下墓穴的那片区域，白骨累累。那里没有死亡命令，没有名字或纪念物，只有“容器”。我们偶尔会经过一些圆形竖井，有些还有梯子。它们穿过基岩，通向街道上的井盖。我在一个竖井下停下，能看见远处的微弱光线，也能听到地面上足球滚过或行人踏过井盖的硁硁声。
这儿是个竖井，上方约十英尺高处，悬着一面土墙，土墙里嵌着几百具人骨：头骨、肋骨、四肢等。井下还有几百副掉落的骸骨。在这里，一个地道网络的缺口，一处埋葬地把它内里的尸骨吐了出来。竖井所处的坚固石灰岩岩层中，也密密麻麻地塞满了遗骸——不属于人类，而是海螺和贝类的化石，它们被完整保留在岩石的沉积物中。我突然感到，地上城市和地下城市，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坟场。死者之城先于生者之城而存在，是每一座生者之城的先驱，甚至是核心……[20]
在一条漫长的地道里，我看到前方有火光闪烁，随后又突然消失了。丽娜也看见了。但我们到达火光消失处时，发现旁边并没有岔道。“可能是其他地下客的灯光，不过我也想不通他们去了哪儿。”丽娜不确定地说。接着她又笑了，道：“或许，那是菲利贝尔·阿斯贝（Philibert Aspairt）的鬼魂。一七九三年，他在这下面迷路了，十一年后才被人发现。当然，已经死了。他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城市探险者，也可能是最惨的一个。”
我躺下，向里探，手指摸到横洞边缘，将自己拉了过去。我抬头一看，彻底呆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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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向主通道连接的一处低矮地道，是个约两英尺高的横洞。丽娜说：“从那儿过，罗伯，你先走。得躺下才能过去。”
探访地下墓穴前的几年里，我一直在寻找进入城市探险亚文化圈的途径，我就是这时认识丽娜的。城市探险的最佳定义可能是“对建筑环境具有探险性质的非法侵入”。加入条件包括：嗜好独处，无眩晕症，喜爱腐朽之物，迷恋城市建筑，时刻准备翻越围栏和掀开检修孔盖，还需要熟悉不同司法辖区的各项准入法令。城市探险者偏爱的地点有摩天大楼、废弃工厂和医院、前军用设施、地堡、桥梁和城市排水系统。一个认真的城市探险者，要勇于在离街面四百英尺高的起重机平衡架上坐一坐，也要乐于在柏油路下二十码的下水道里走一走。他们远离“狂飙突进式”探山，膜拜污秽之物，趣味小众。坊间总有小道传言，说某些入口可以通向看不见的空间。他们对秘密守口如瓶，仅在小范围内分享。
“尸骨井，”丽娜说，“不管怎么说，都不是个好地方。”
亚文化之内还有亚文化。就像有些攀岩者相比粗砂岩更喜欢花岗岩，有些洞穴探险者更喜欢潮湿而非干燥的内部，城市探险者也各有专长：有地堡探险者、空中漫步者、建造者、轨道跑者，还有下水道探险者。不过，绝大多数探险者的起点都是废墟，这类地方最容易进入，而且获得审美回报的成本不高——很容易就能拍到几张照片，这样一来，被遗弃的悲怆氛围和一段神秘历史的物质残影就都有了。废墟爱好者热衷于各种遗址。底特律曾是废墟界的麦加，后来它却变成了唐·德里罗（Don DeLillo）笔下“美国最具拍摄价值的谷仓”[21]的城市版，被笼罩在无数废墟摆拍的阴霾中。（那些高清照片定格了落满尘土的舞厅和门廊，以及巧妙地散落在前景里的废墟，也抹去了底特律的一百种希望和绝望。）
接近中午时，我们走下一连串台阶，来到迷宫的另一层。接着，我们到达地图上名为“尸骨井”的地方。
城市探险在地理分布上是世界性的，全球各地都有探险队伍、社团及其分会。探险者中女性数量惊人，阶层广泛，而且大多对现实不满，有漠视法律的倾向。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一个名叫“德桑克”的探险者，常像后文的渡神卡戎那样驾船到地下。他将小船开到城市边缘，随着潮水通过阀门，进入地下城。在位于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水电站，一个城市探险者曾穿过调压管网络：巨大的焊接钢铁隧道，充满调压管的水从所在高度垂直下落。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挖掘队轮班工作，在地下的白色砂岩中开辟道路通向新的洞穴。而在纽约，一群探险者搭乘公交，脸贴车窗玻璃，通过观察街边的排水口，侦察出主干线路和旁支管道。他们一边前行，一边在笔记本或平板电脑的地图上涂画。在西班牙马德里，为寻找溪流消失点，下水道探险者一路追踪到城市边缘，从那里进入地下暗渠。
我们从猫洞钻回去——这次是腿先出去，弓起身子，用脚往下试探着找到通道里禁得住踩踏的地方。接着，我们便跟着丽娜的急行军步伐上路了。我们时而在干燥的通道里疾行，时而涉水，时而小心翼翼地经过竖井，从西北方向北方移动。丽娜总能辨明方向，根本用不上随身携带的地图，这一点再次让我赞叹不已。她似乎已经将这立体的迷宫完全内化，或者她的脑中进化出了地下GPS。
城市探险的先锋被称为“潜入者”，他们是“真正的”探险者。他们感兴趣的不是某个单一地点，而是系统和网络。想方设法进入某些安保极严的地方，对他们来说是难得的挑战。像极限攀岩者一样，潜入者也会有“喂老鼠”[22]的经历，“喂老鼠”这个说法来自阿尔·阿尔瓦雷斯（Al Alvarez）一篇关于攀岩与恐惧的经典文章。他们都近乎疯魔：训练出地道视力；在列车间狭窄的缝隙上奔跑；将小艇开到泄洪道里冲浪。时不时会有人遇难身亡。在更具政治色彩的边缘地带，城市探险被视为激进的反抗和解放行为，抗议国家限制城市内部的自由。正如来自法国巴黎的情境主义代表人物居伊·德波（Guy Debord），他试图用心理地理学的方法打破资本定义的行为常规，在熟悉的情境中发现惊奇。对于怀有政治意图的城市探险者们来说，非法闯入也是一种激进行动，目的是“重新编码人与城市空间的正常关系”[23]。
丽娜说：“继续前进吧。今晚我们要去北边的旗帜厅见我的几个朋友，离得很远。如果能赶到，我们也许会碰上些好事儿。不过这取决于顶上是否稳固，还有我上次走的那条路有没有塌方。到那儿之前，我还想去几个地方。”
城市探险的某些方面让我深感不安，这种不安不会因为探险者的自觉有所缓解。我不认同玩世不恭、自我标榜的态度，也不喜欢他们对地下劳动者的漠视。那些劳动者的工作是对地下城设施进行修建、运营和维护——而非探险。我常怀疑这种拍照文化具有庸俗的本质，不过是模仿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一八一八年的代表画作《雾海上的漫游者》（Wanderer above a Sea of Fog）。还有一点令我不安——城市探险者很可能会罔顾那些走投无路、不得不在荒地和废墟中生活的人的感受。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晚，吃了些巧克力当早餐，那些猴神一直用被熏得焦黑的眼睛注视着我们。
不过，地下文化的某些方面又引发了我强烈的兴趣，于是我开始谨慎地花上越来越多时间，接触一些自称地下探险者的人，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很多行为有种疯狂的系统性，他们对揭示“基础设施的黑匣子”和“现代信息交换的黑暗通路”投入了极大热情。[24]我欣赏探险者对城市构造中丰富的孔道的关注——包含无数入口、裂缝和水平通道，而且他们将地下子城市视为自然地下结构的一部分，是长期存在、缓慢流动的空间。我还非常感兴趣现代城市探险之前的地下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如何与城市那饱含困顿与希望的历史相交织：如维多利亚时代，清沟工和污水收集工高举着灯穿梭于伦敦下水道系统，在恶臭的粪便中寻找金牙和珍珠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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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兼博物学家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似乎与城市探险完全不搭界，可是有一天，我发现了一篇他写于一九一一年的文章，文中他想象伦敦成为废城，他得以自由探索这座城市的地上和地下世界。“被遗弃的伦敦将是一个有趣得多的地方，想一想，矿井、地铁、地道和地窖中藏着多少秘密——这个地方多么适合探险！”[25]托马斯的语气有种远离人群的欣悦之情。
本雅明对这些犯人或其他类似人员的地下经历的细节描述，让我感受到他的历史叙述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他写道：“地道里寒气逼人，这些犯人往往不得不一直跑动或者挥舞手臂，免得冻僵。没人敢躺在这些冰冷的石头上。”他还记录了犯人们相互支持和陪伴的时刻：“这些犯人用巴黎的街道命名地道，每当他们在地下碰面，就会交换地址。”[19]十八世纪时，那些在牢房中等待被送到塞纳河上当船奴的囚犯，会为彼此唱歌，在黑暗中用旋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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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和无力也是巴黎地道的历史印记。本雅明在《拱廊计划》中努力想找回巴黎地道中被遮蔽的历史。比如，他记录了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后，那些被追捕的人在采石地道和地下墓穴中转移，沿着地下网络从一个堡垒到另一个，以保证隐秘和安全。地下墓穴迷宫成了我们现在所谓的“暗址”，即法外之地，政治犯在这儿获得特殊引渡，而公众对此一无所知。
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丽娜带我们去了一个密室，不过我不能透露其名称和位置。
相反，贫困会将人拖得越来越低。H. 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写于一八九五年的小说《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已预见到这一现象——财富与权力的纵向分层。莫洛克人在地下劳作，而优雅的埃罗伊人生活在地上。如今，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城市排水系统成为一些走投无路之人的居所，他们往往无家可归或身染毒瘾。当雨水降落到这座闪耀的荒漠城市，洪水便涌入下水道，这些人的生计乃至生命都会被席卷一空。在印度一些城市，下水道和化粪池通常由数千名日薪工人手工清理。他们用吊绳下到这些地方，用手和桶来清理人的排泄物、垃圾和凝固脂肪。初次打开检修孔盖时，如果有苍蝇和蟑螂涌出来，工人们会很高兴，这意味着有毒气体含量尚不致命。这些工人的预期寿命比印度国民平均寿命短十年左右。他们中每十年就有数百人溺毙或因窒息而死，且他们的死亡通常不会有档案记录，也没有赔偿。
我们又相继蜷缩着身体蹬墙穿过一处较高的猫洞，来到了某处沙漠地带。地面上沙丘连绵起伏，几个世纪以来，石头、沙砾在此慢慢融合并硬化。
如此密集堆叠的现代城市，必然会导致一种新的纵向维度上的地理不平等。总的来说，财富上升，贫困下沉。特权阶层希望凭借高度远离街道的混乱——想想那些位于五十层的超大泳池，那些顶层复式套房。只有在需要安全或隐私时，他们才潜入地下。美国的一些安全公司，如黑水公司就设置了地下文件保险库。再比如伦敦梅菲尔区等高档低层住宅区，往往都有私人专属地下室。
几处较高的沙丘几乎触及洞顶。不过，其他地方则缓缓降低，留出几英尺高的空间，可容一人爬过。从我们蹲伏的位置出发，前方有七八条通路，每一条又分岔到四面八方。这是个危险的迷宫，让我想起门迪普地下的巨石阵。不过，这里可没有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引路。
大城市复杂的地下空间本身就是立体迷宫，各种设施层层堆叠，彼此交织，城市向深处的建设就如同往高处的建设。如此一来，大城市益发被组织成一个涵盖地上和地下的多层次空间。[18]
丽娜业务纯熟。“我们得把包留在这儿，带着它们没法移动到要去的地方。跟我来。”丽娜说。
城市纵向发展的程度在迅速加深。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全世界城市数量和规模的增加以及新技术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在高度和深度上都延展到了惊人的程度：根据皮埃尔·贝朗格（Pierre Bélanger）的推测，“支持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如今从一万米深的海底一直延伸至海拔三万五千千米的高空”。[17]史蒂芬·格雷厄姆还记录了城市空间上天入海的过程：
她腹部贴地，沿着沙丘，朝右手边的爬行空间滑过去。我和杰伊跟在她后面，手脚并用地推着身体往前。某处洞顶和地面间的距离刚刚合乎我头顶到下巴的尺寸，我们只能像蜥蜴一样爬过去。我努力地快速移动，确保丽娜的靴子一直在视线内。
城市一向有纵向的维度。伦敦大火(Ⅶ)之后，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重修老圣保罗教堂，挖开地基后发现了一排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坟墓，沿着石头呈线型排开。这些坟墓之下是一些前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棺材，里面放着象牙和木制裹尸布针。再深处，还有罗马时期的陶瓷碎片和火葬瓮，火漆红色，装饰着灵缇犬和牡鹿图案。再往下，有玉黍螺和其他贝类化石，表明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关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圣洛伦索·马焦雷大教堂地下，地理学家韦恩·钱布里斯（Wayne Chambliss）写道：“有一处地层，完整保存了一座古代城市的样貌。街道、建筑、商店等，几个世纪前被埋在地下，此后又在其上修建了新建筑。”[16]
另一处沙丘再次升高，我们愈发逼近洞顶。我不得不侧过头去以获得一丝间隙，脸紧贴在沙石上，头骨刮着岩石，就这么挤过去。丽娜只在一个分岔点停下来稍作思考，随后我们继续蛇行了十分钟。直到沙丘向下倾斜至一个黑色的兔子洞，我们头朝下摔了进去。
卡尔维诺写下这本小说前，在巴黎地下墓穴的某处，一个名叫波西热·德居尔的采石工（他也是个退役士兵），利用业余时间在石灰岩上精雕细刻出西班牙梅诺卡岛的马翁港模型。这个作品极其精确，尽管尺寸有限，但这些想象出来的建筑异常宏伟。他雕出了小镇的外墙和主门，入口一个五层嵌套式石框架结构；还雕出了镇上一座壮观的柱式建筑——新古典主义风格，又带有古埃及法老时代的影子——建筑主体从岩石中升起，上下以拱形走道连接，曲折地没入石头中，让人感到楼外有楼，就埋藏在视线不及的更深处。为了吸引更多人参观，德居尔试图建造一个台阶入口，可就在施工过程中，他遭遇塌方，不幸身亡。
我从兔子洞掉进了奇珍阁。
是的，每座城市都有属于它的看不见的城市，就像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小说《看不见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中描写的那样。卡尔维诺的小说本身就是讲述和故事一层又一层的巧妙编织。我印象最深的是，讲述者描述了一个奇异的城市埃乌萨皮娅，居民在地下建起一座与之一模一样的城市——“死者的埃乌萨皮娅”，只有戴蒙面头罩的兄弟会成员才能进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上城和地下城日益趋同，“在这两座姊妹城里，没办法知道谁是死者，谁是生者。”(Ⅵ)
这是个长方形洞室，高约十二英尺。四周墙壁由严整的黄色岩石砌成，地面像是被打扫过，透着古怪。房间里只有一道窄石阶延伸至远处的墙，像是塔庙(Ⅷ)。每级石阶的正中央都放着一块石头、水晶或金属样本，颜色各不相同：白色砂岩、黄色砂岩、石英石、石灰岩，石阶侧面则用黑色手写文字做了标识。
我们认为城市是水平的，可它无疑也是纵向的。城市凭借高楼大厦、电梯和管制空域延伸至上空，通过地道、扶梯、地下室、墓园、水井、地下电缆和矿场探入地下。正如一座山不以峰顶、山麓为始终，它向上延伸至它所造就的天气，往下伸展到使其不断升高的岩石的造山运动。城市也一样，地基和最高建筑物的顶端，都不是它的始末。
找到这个房间并展示给我们——丽娜看起来很自豪。“我们把这儿叫作——”她说，“迷宫里还有其他类似的房间，不过这间是最好的，也最少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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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间矿物陈列室——地下墓穴的一部分曾是巴黎矿业学校的地产，这个房间在当时是一间教室。自二十世纪初被关闭以来，它便鲜被人打扰。房间结构很简朴，样本的放置也非常精心——每件都放在清扫过的特定石阶上。
我们在烛光中聊了一会儿，这奇特的集体宿舍让我们突然亲近。接着，沉默和困意一同降临，不易察觉，却又势不可当。我滑入了一连串埃舍尔（M. C. Escher）式的梦境，梦里有无尽循环的台阶、像莫比乌斯环一样回环的地道，不断变换的房间，以及双眼燃烧着火焰的猴神。
我们在矿物陈列室里坐了一会儿，吃东西，喝水，休息，聊天。丽娜讲了一些她在地下世界的探险故事，说自己有一次爬进伦敦巴特西发电站的烟囱，随后从地下通道系统离开，却闯进了切尔西花展，站在一堆叶兰中的她，一身污秽，目瞪口呆。
房间尽头是个小石洞，约几英尺高，仅一人宽。我打算就睡在这里，封闭的空间给人一种奇怪的安全感。我在岩石里找到了一个洞，就像一副为我量身定做的棺材……我躺下，准备入睡，感觉很柔软……[15]我从包里拿出骨雕猫头鹰和铜匣子，放在脚边。我知道这里并不适合把匣子留下，另一方面又很开心猫头鹰能一直陪着我。我的上方是六英尺厚的坚固岩层，我想起穿越法国北方开阔地带的那个早上，也想起了那个无法解释的巨大土方背后的落日。
作为探险者，丽娜最大的心愿是去乌克兰敖德萨的地下墓穴走一趟。敖德萨和巴黎一样，是一座建在石灰岩上的城市，它有全世界最大的地下采石场。敖德萨地下看不见的城市有一千五百英里长的地道，共三层，深一百六十英尺。我看过敖德萨迷宫的地图，结构近似有机体，像是一株分枝生长的珊瑚，甚至比巴黎地下网络更鲜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逼近敖德萨时，苏联将当时隐藏在地下墓穴中的乌克兰反抗组织丢弃身后，其中一些留守者在地下待了一年多，忍受着疟疾、营养不良和维生素缺乏等病症，只偶尔到地上收集信息或发动突袭。占领者和反抗组织玩着猫鼠游戏，德军还向地道系统投放瓦斯和炸弹，企图消灭这群乌克兰人。战争结束后，敖德萨的黑社会进驻这处地下迷宫，走私者和罪犯为了各自的目的，又进一步拓展了这个网络。
其他墙壁装饰着技艺高超的现代涂鸦，既有动物，也有人脸。丽娜点燃六枚茶蜡，分别放进壁龛石猴的眼睛里。火光中，涂鸦摇曳起来，赤褐色的、黑色的旋涡自顾摇摆，在石头里不断变换。我仿佛看到了艺术家们是怎样把岩石的肌理、形状融合到涂鸦中的，就像拉斯科洞穴的史前艺术家一样：用石头的曲线表现动物突出的腹部，嵌入的贝壳则代表眼睛、鼻子或脸。
“和敖德萨地道相比，我们在巴黎的所作所为简直是杂耍。”丽娜说，“不过，那下面太危险了，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我听过一些传闻，据说的确发生过。谋杀肯定有过，极可能一迷路，命就没了。”
这个房间的主墙上有个壁龛，里面蹲着三只肥硕的石猴，两个小洞当眼睛，它们就那样空洞、茫然地望着我们。一只蜘蛛从中间那只猴子头目的右眼窝里爬了出来。
杰伊则讲了他带着三个新手去威尔士的阿吉洞穴探险的故事。那个洞穴的入口是一条狭长的裂隙，出了名的危险，一旦进入就不能转身，也无法越过前一个人。杰伊说，那天，有一个叫露娜的新手卡在了裂隙里，惊慌失措。她是位职业施虐师，在贝克街的某个地下室里工作。
“尊重这里的历史很重要，”丽娜说，“这个社区有自我警备机制。如果你不尊重这个空间，不尊重它的历史，话一传开，你在这下边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杰伊说：“考虑到她的职业，我以为在地下环境和幽闭空间里她会更轻松自如些，结果并不是这样。我们花了三个小时救她。我没法越过她，不得不另找条路退出去，再沿着裂隙进来，才能跟她面对面说话，安抚她的情绪，教她怎么放松自己并继续往前走。然后我自己不得不倒着走，以便能一直跟她说话。为了转移露娜的注意力，我们聊起了她在贝克街地牢不同价位的服务，还知道了许多细节。真是五花八门，让我大开眼界。”
房间入口附近有一块平整的墙面，上面用黑色的墨水或颜料潦草地记录下采石工的名字、石室和地道的开凿日期，以及不同日期的石料切割量。不同年份分行写，从十八世纪末持续到十九世纪初。记录中透出一种自豪感，也看得出后来人将其保护得很仔细。
“好了，”丽娜听得不耐烦了，“我们还约了人在旗帜厅见面呢。”
于是我们选了一个较偏的房间扎营。那儿的顶很低，最多三四英尺，只能手脚并用地跪地行走。我的舌头和眼睛都能感觉到空气里夹杂着粉尘。地上城市似乎已非常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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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娜说：“估计晚上会有人来这里开派对，要想睡觉，我们最好走远点。”
城市探险让我结识了很多人，其中一个叫布拉德利·加雷特，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于城市的垂直结构和多孔结构，布拉德利的认识和洞察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深刻。在他看来，城市里到处都是人们视而不见的通道——检修孔、上锁的门、井盖。通常给城市行动造成限制的东西，如路障、禁令以及已内化的财产权概念，都无法限制布拉德利。对他来说，城市空间无障碍地向下延伸到下水道、地堡、地道，向上延伸至起重机、摩天大楼，而街道所在平面不过是个无聊的中间地带。
我好不容易钻了过去，进入一个仅五英尺高的低矮石室，石壁上有凿痕。主厅有个覆盖着厚厚烛蜡的石桌，桌子中间立着一支塑料水烟枪，颜色是泡泡糖粉，形似一英尺长的阴茎，旁边围了一圈牡蛎壳。地上到处是小堆的灰色粉尘，那是电石灯产生的废料。石室门洞大开，通向隔壁，隔壁又连着别的房间。经探查，我们发现，承重的石柱周围有大概十来个房间。
那天刚过中午不久，我们在英国的伦敦桥上第一次见面。布拉德利戴着黑色粗框眼镜，留着山羊胡和八字须，齐下巴的深棕色头发扎成一个马尾辫。他说话混合着美国西海岸的匪帮词汇和粗糙的文化理论。“伦敦桥是空心的，和所有大桥一样。”言谈间，脚轻轻跺了跺地上一个检修孔盖，这个检修孔设在桥上人行道约三分之二处。“大桥北端有一个控制室，要是能进去，就可以在大桥内部横跨泰晤士河。那里面干净得很，走，我带你去看。”
至于我自己，只能说远不如他们潇洒，而且很疼。
到了北端，我们跳过一道低矮的铁门，走下一段楼梯，到达大桥侧翼。这里有扇钢制保险门，上面挂着结实的黄色大锁。门上赫然标着“严禁进入”的警告，仿佛能抵挡“光剑”的攻击。布拉德利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喃喃自语地翻找，选出一把，朝门走去。只听一声脆响，锁开了。他让我先进去，随后轻轻关上了门。
“你先请。”我躬身对杰伊说。他效仿丽娜，做得非常完美。
“你那些钥匙很厉害啊。”我说。布拉德利点亮头灯，这儿就是控制室了。到处都是镀锌通风管、导管和用电缆扎带捆住的彩色电线，沿着管道槽隙通向室外。墙上有两块控制板，上面是很多相似的开关和转盘。
她先把背包塞进洞里，接着斜身，让上半身尽可能地伸向洞里，用双脚向后试探，去够地道另一侧的墙壁。接着双脚蹬墙向上走，撑起身体横过来呈水平状——头和肩在猫洞里，脚踩着墙壁。然后，屈膝，蓄力，猛蹬开墙，就像游泳的人在泳池里转了个身，潜入了猫洞，自己再向前一拉，成功穿过。她的脚消失在洞里，我深感佩服。
布拉德利说：“你看，如果顺着管道往南进入槽隙，就完全进到大桥内部了。一直走，过了河，便到了南端另一个比这儿大得多的控制室。只要从里面按下紧急出口按键，门就会打开，你想放谁进去都行。几年前，我们拍了一部关于探险的纪录片，叫《敲开表面》（Crack the Surface），就是在那儿首映的。一共来了八十六个人，我们带着发电机、屏幕和放映机，还准备了很多啤酒，那场派对可真不赖！”我俩从原路溜了出来，布拉德利锁上了门。两个穿制服的人恰巧路过，露出狐疑的表情，却没有停下脚步。
这个词可能不太文雅，但“欢迎来到你的第一个猫洞！”丽娜说，“钻猫洞有技巧，我给你做个示范。”
布拉德利对常规的反叛开始得很早。他在美国洛杉矶一个混乱的街区长大，青少年时期还被人捅过肚子。他说：“奇怪，正是那一刀让我长大了，摆脱了麻烦。我开始渴望离开那些街道，到更开阔的地方去。”二〇〇一年，十九岁的他在南加州河滨市与人合伙开了一家滑板店。两年后，他把股份卖给合伙人，用这笔钱去澳大利亚学习海洋考古学。后来，为了找到真正尚未开发的空间，他回到北加州，为美国土地管理局工作，专攻美国原住民群体遗迹考古。随后，他搬去墨西哥，花了三个夏天考古挖掘一处后古典时期的村庄，还曾在天然井边上露营，那是墨西哥众多溶洞之一，深陷于墨西哥地下的天然石灰岩层中。
从侧道往下二十码，右侧墙壁上凿出了一个约一点五英尺宽，大致方形的洞，离地面四英尺左右。
“罗伯，住在那儿可不一般。”一边漫步伦敦，布拉德利一边向我讲述，“每到黄昏，几百只蝙蝠从天然井里蜂拥而出，黎明前再回来。它们的翅膀发出类似皮革摩擦的动静，为我提示着时间。原住民认为，那天然井是进入玛雅地下世界——西瓦尔巴的入口之一。在玛雅语中，西瓦尔巴意即恐惧之地，墨西哥这一整个由石灰岩构成的地下世界，就是个巨大的献祭地。若地下水位上升，便能游过一些被淹没的祭坛和神庙的入口，它们都是从岩石上凿出的。”
“我们就睡这下面，”她说，“这里叫牡蛎屋，以前的采石工们常常在这儿剥牡蛎吃。那是他们的‘快餐’，纯天然包装，放在口袋里就行。”
他向我描述了用基切语写就的玛雅神话中的西瓦尔巴。即便放在更广范围的地下世界的黑暗传说中，西瓦尔巴仍然可以说是个残酷的地方。那里塞满了魔鬼，它们有着“飞痂”“刺鬼”这类名字。仅仅是来到西瓦尔巴，就得跨过一条满是毒蝎的河、一条血河，还有一条流淌着脓汁的河。如果运气好，真的到了那里，你将面临六间致命审判屋的考验，其中包括“蝙蝠屋”——里面全是嗜血的蝙蝠，“刀锋屋”——里面有很多不可预测的活动刀片，还有“美洲豹屋”。
几个小时后，丽娜停了下来，看了看墙上的标记，接着拐进一条狭窄的侧道。
“里面有什么，应该不难猜吧。”布拉德利说。
水面越来越低，浅滩消失了，我们再次踏上稳固的地面。丽娜加快了步伐，在岔路口停都不停，毫不犹豫地转弯。这种毫无偏差的方向感让我想起在伯毕海底迷宫开车的尼尔，他也总能不假思索地驶向正确的方向。
离开墨西哥后，布拉德利搬到了伦敦。在这里，他越过学科边界，进入文化地理领域。攻读博士期间，他开始对城市探险着迷，于是决定用民族志的方式潜入这种亚文化。这种研究方法，若不付诸实践，将一无所获。所以，他花了四年时间融入伦敦某个探险者团体，其成员均使用假名，比如“补丁”“绞车”“马可·搜罗”等，在那儿他学习了吊绳技巧，也造访过很多伦敦的经典探险地，既有高处的，也有低处的，包括巴特西发电站、千禧磨坊大厦，还有被埋入地下的舰队河。
我们蹚过被水淹没的岔路口，另一条地道与我们的路线垂直相交。我左右各瞥了一眼，只见它们都消失在黑暗中。我这才开始感受到这个系统的庞大。
两年后，布拉德利所在团体和另一个探险队伍合并，组成了“伦敦联盟”，这个组织很快便以大胆和野心闻名。他们的活动强度越来越大，内心也似有群鼠乱窜，必须定期摄入肾上腺素。那段时间，布拉德利去了八个国家，参与了三百多次非法闯入。在美国，他顶着暴风雨爬上芝加哥一座摩天大楼，拍到了非常震撼的景象：整座城市笼罩在乌云和蓝光中，几道闪电从乌云的裂隙直射入密歇根湖。在莫哈维沙漠，他进入一个废弃飞机坟场：爬过带刺铁丝网，再借747飞机和军用货机的降落架作为遮挡，避开巡逻队。“那是个巨型游乐场和一个漫漫长夜。”他淡淡地说道。
“用脚去试探地道边缘，有些隆起的地方是可以踩的。”她说得没错，这样，我能在水中站得高一些，不过头也更接近顶壁了，不得不弯着脖子往前挪。冰冷的水冲刷着我的腿。
我一开始对布拉德利有所怀疑，不过随着了解的加深，我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和钦佩。他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人生，并坚定地深潜其中。他慷慨大方、特立独行、无惧无畏、尽职尽责，跟他在一起充满了乐趣。
她踏进浑浊的水中，我们跟上。水很快就没过了腰，头灯射出的光在水面上跳跃。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和布拉德利前往熟悉的首都伦敦那看不见的城市。我们进入了巴比肯下方的汽管地道网。掀开一个检修孔盖，跳下去，就到了舰队河的河道上。舰队河是伦敦所谓的“鬼河”之一，最终通向舰队室，那是一座巴泽尔杰特(Ⅸ)式建筑，靠近舰队河汇入泰晤士河的河口处。在市区北部的一个公园里，我们爬过栅栏，拉开沉重的铁盖，草地上便露出一口竖井。我们顺着锈迹斑斑的黑色梯子下去，进入黑暗中。
“欢迎来到邦加。”丽娜喊道，“它有点像气闸，或者说水阀。把来到这儿的人拦下，阻止他们再往前走。”
下到约二十英尺深，打开头灯，眼前的景象令我们吹起口哨来。十几道砖拱门由近到远连成一线，拱门间是宽宽的横档，横档之下，水面平静。重重拱门和它们在水中的倒影，构成了无穷往复的幻象。我们细微的低语声不断回荡着。我们进入了一个十九世纪中期为伦敦城供水而建的水库，如今已几乎排空。曾淹没在水下的建筑结构保持得很完整，墙砖干净如新，仿佛昨天刚刚建成。它有着维多利亚时期主要基础设施基于功能性的优雅感，也有着和意大利米塞努姆的罗马蓄水池，以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水宫异曲同工的美。
丽娜带头，杰伊跟上，我殿后。丽娜步伐很快，在干燥的地道里急行军。“要想走远一点，深一点，腿脚得快。”她在前方喊道。不久后，地面变得泥泞，接着变成了漆黑的水潭。
在这个水库里，我们从一端走到另一端，从一侧走到另一侧，说话声越来越大。我们头顶阴影处，悬着几万块黄棕色砖筑成的拱顶。布拉德利抽着烟，放起了音乐：那是一首以鼓和贝斯为主音的曲子，叫《压力测试》（Stresstest），音乐声撞击在砖面上，隆隆作响。出来时已将近午夜，天上散布着一些云，被城市灯光映成粉色和橙色，其间还看得到星星。东边有三个人影在树林中慢慢移动，用黄色光束扫射着草地，似乎在寻找丢失的东西。
听到“睡觉”，我很高兴。绷紧的神经和一天的旅途让人精疲力竭。可一提到“麻烦”，我的胃又有些翻腾。在山里，我习惯了一览无余，自己制定计划，评估风险。但在地下，我的一切都掌控在丽娜手里，我最多能预见到地道的下一个拐弯。
共度一天后，我和布拉德利成了好朋友。他造访过不少伦敦地铁的“幽灵车站”，免不了有非法闯入行为，再加上其他插曲，他成了大不列颠交通警察的目标，他们决定用他以儆效尤。布拉德利遭到拘捕，公寓被搜查，电脑和手机也被没收。他被送上法庭，罪名是密谋犯罪破坏活动。他受审时，我曾作为证人出庭。这个案子最终判决布拉德利被有条件释放，不再面临更多指控，再加上由纳税人承担的高达六位数的法律费用，摆在交通警察部门面前的无疑是一场公关灾难。
“等下你就知道了。今晚，我们要找个地方落脚，睡几小时。明天还要向北走一整天，路上可能会遇到点麻烦。”
布拉德利和我一起进行过多次探险，在计划这些旅行时，我们用明信片交流——任何人只要拿起明信片，翻过来看看就知道上面写了什么。考虑到当局对布拉德利的兴趣，这种公开的通信方式反而是最保险的。现在已经没有哪家安保公司会偷偷打开信封或查看明信片，反而是监视短信或者即时通讯软件的聊天，以及通过数据包嗅探窃取电子邮件。
“邦加？”
跟布拉德利的探险既加深也强化了我对景观的认识，尤其是人造环境。我们找到很多奇怪的场所和地点。布拉德利既有探险者的大胆无畏，也有考古学者对当代事物旧时形态的探究之心，还有自然历史学家对荒野如何成为废墟的兴趣。
丽娜说：“越往深处走，涂鸦就越棒。沙滩房还有葛饰北斋（Katsushika Hokusai）的《神奈川冲浪里》（『神奈川沖浪裏』）。走吧，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呢，最好别在入口附近逗留。另外，邦加是我们的第一站，也会耽误一些时间。”
一天晚上，我们出发去攀爬威尔士纽波特的一个运输桥，先从运送物资的楼梯往上，然后沿着树干粗的线缆一寸一寸移动，跨越下方漆黑的河流。同行的还有个自称达尔蒙的年轻探险者。他专攻俄罗斯、中国等地的高戒备等级的地下场所，因此受到两国有关部门的关照。达尔蒙说，对地下世界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他小时候，当农民的爷爷曾在泰晤士河上游附近的地里挖出些罗马钱币。我们爬上十二英尺高的铁门，进入一座位于爱尔兰海岸丘陵，占地数英亩(Ⅹ)的维多利亚时代城堡，城堡已经废弃，寒鸦盘旋。这些探险旅途中，我们一般在外露宿，睡在树篱或农场拖车下，有时甚至不睡。和布拉德利同行的日子，总让我联想到肾上腺素、酒精和极度疲乏。
我先把脚伸进洞里，落入一个竖直的通道，通道顶部是坚固的拱顶。石灰岩墙壁上有许多歪歪扭扭的涂鸦：反法西斯标语、眼睛暴突的僵尸骷髅头，还有标签和名字。
有一次，我和布拉德利去了威尔士中部山谷某处废弃的板岩矿场。我们从狭小的横洞进入，来到采石峭壁的顶端。我在黑暗中设置好顶绳，利用它降到底部。一条地道将我们带往有大水灌入的石室，黑色的水不断拍打着我们脚下的岩石。头顶约七十英尺处的石壁上有一个开口，金色的阳光射进石室，像是天使传报的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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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那金色光束照耀的却并不是什么神圣之物——自矿场关闭四十多年来，几百辆报废车辆就从这个光线进入的洞口被推进来。当地人想省一笔报废费，于是将这样的车开到山上，丢进洞内。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代地下墓穴艺术之一是雕塑作品《穿墙人》（Le Passe-Muraille），得名于马塞尔·埃梅（Marcel Aymé）的同名小说。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人发现自己能穿过坚硬的表面，最后却因为穿墙时能力消失，被困在了墙中。这件雕塑恰恰展现了解放与受困同时发生的那个时刻——他的脸、身躯和一条腿已从石墙里伸出，但后背和手却还嵌在墙中。他被卡在了两个世界之间，不知道应当向前跃入空中，还是向后退回石头。
结果车辆如雪崩般涌来，这儿成了车辆档案库。据我们所见，废弃的车不断往下滑，滑至石室和黑水中。最下面的车最古老，在底部的“地层”中，一辆蓝色的福特“柯蒂纳”就像冰碛顶端的冰川漂砾，其下一辆苔藓绿色的凯旋“使者”，既是它的支撑又是它的栖息点。
有些地下客来这儿只是为了参加派对，有些人则被这里层次丰富的历史所吸引。因而，一所非正式的地下墓穴“大学”成立了，目的是对这个网络进行重建、保护、绘图，并对这里发生的故事做正式的整理归档。[14]其中一个洞穴里还开过快闪电影院，一连几周播放主题电影——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的《持摄影机的人》（Man With a Movie Camera）、大卫·林奇（David Lynch）的《橡皮头》（Eraserhead）等，直到地下警察勒令关闭。地下客们继续开辟新的房间，命名新的地道。陆续有新的工作组成立，为地下墓穴添加新的篇章：大面积的涂鸦墙、新的雕刻、埋在石头里的一把剑，还有用上千枚马赛克组成的镶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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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地下活动的发展，网络聊天室和网站让地下客们能够组织、分享和管理有关地下网络的情报。他们一般用与地下相关的假名——“冥河”“渡神”等，且对这种隐秘性的活动多少有些着迷。一套非正式的地下客着装特色鲜明：过膝防水靴、小型防水背包、连帽衫和头灯。比较认真的地下客还会把检修孔盖钥匙挂在腰带上。地下墓穴附近有条满是咖啡馆和比萨店的街，那儿常常能看到几十个穿着深绿色防水靴的人大摇大摆走过，或者围坐在咖啡馆中，就像一群渔民聚会似的，而附近并没有什么河流。一种公社文化随之产生，并且有其简明扼要的道义准则：尊重地下墓穴的过去；将带进来的东西悉数带走；即便是和陌生人，也应共享资源；禁止买卖，仅接受以物易物、赠送礼物的交易形式；必要时应互施援手；谨慎创作，切勿毁坏。
旗帜厅之行，是我在巴黎地下墓穴里唯一一次真正感到恐惧的体验。
战后，“地下墓穴发烧友”队伍日益壮大。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藏身、从事犯罪活动或者寻欢作乐。利用这个网络的人被称为“地下客”（cataphile），即热衷在地下活动的人。一九五五年，进入地下墓穴网络成了违法行为，只有个别区域的藏骸所为了发展旅游业依然对外开放。为有效管理地下城，政府部门成立了专门警队，进行网络地理的培训，很快他们便被冠以“地下警察”的绰号。地下主干道修建了多处隔离墙，地下网络的入口（地道、门、检修孔）都被一一焊死、封闭。不过还是有源源不断的人来到地下。这个迷宫提供了一个空间，让巴黎的亚文化发展壮大。直到现在，它依然是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哈基姆·贝（Hakim Bey）所提出的“临时自治区”（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13]：在这里，人们可以换上不同的身份，用新的方式跟人打交道，变得随性、狂野，不必再受地上世界的束缚。
我们接近旗帜厅时，地上城市刚刚进入夜晚——人们陆续离开办公室，穿过黄昏中的街道，或步行回家，或搭乘地铁和公交，又或者在路过酒吧时进去喝一杯。
把骨骸安置到地下墓穴的工作持续了整个十九世纪，最好的石灰岩矿被慢慢采空，采石活动也逐渐停止。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采石洞有了新的用途——蘑菇种植场：这里阴暗潮湿，为真菌生长提供了极为适宜的环境，蘑菇便从一排排马粪中发芽长大。能屈能伸的采石工们纷纷转行种蘑菇，巴黎的地下园艺学会成立了，第一任会长就是一位前矿场总监察。到一九四〇年，约有两千个蘑菇农在巴黎地下劳作。二战期间，法国抵抗军曾在被占领的几个月里撤退进地道；平民为躲避空袭也曾来到这里；另外，维希政府官员和纳粹国防军官员还曾在巴黎六区的地下迷宫建造防空洞。
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我们沿着一条没有分岔路的地道向西北方行进，地道顶壁缓缓降低。我开始弯着脖子走，随后缩起了肩膀，接着弯下了腰，最后不得不双膝跪地，往前爬行。
一个世纪后，摄影师菲利克斯·纳达尔（Felix Nadar）首次利用微光摄影技术揭开这些地下藏骸所的面容。他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展现了工人拉运骨马车的情景，那场面令人非常不安。马车的轮子是木制的，两侧是纹理清晰的粗糙木板，那男人的脸几不可见，像被闪光灯的强光漂白了，他戴着一顶宽檐皮帽，穿着宽松的白色罩衫，衣服和裤子都缀满了补丁。他的脚下踩着无数肋骨和胫骨，马车上一些白色头骨从骨头堆里露出，它们的目光越过男人的肩，凝视着前方的地道。后来，纳达尔还乘热气球从空中俯拍巴黎，成为高空摄影先驱——他是第一个乘坐移动工具从上空拍摄城市影像的人，也是第一个从地下拍摄城市藏在黑暗中的样貌的人。
在我的前方，越过丽娜，地道似乎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我等着丽娜承认她终于带我们走错了路。
由此，巴黎历史上最非凡的一幕开启。[12]一七八六年，清空城市墓地、墓穴和墓群的工程开始了，六百多万具遗骸被转移到名为“伊索尔墓园”的采石场区。它位于当时的蒙鲁日平原，迅速成为人们口中的地下墓穴。伴随这项工作诞生的是一条残忍的程式化生产线，由挖掘工、清洁工、堆放工、司机、搬运工和监工构成。许多年里，每晚都有盖着沉重黑布的丧葬马车颠簸地穿过大街，前面有人持火炬引路，后面有牧师唱诵追思弥撒。马车载着挖掘出的骨骸，从公墓驶向伊索尔墓园，再把东西卸下。地道里，工人们分拣尸骨，按骨骼堆放，空间利用率很高。安排和堆放这些骨头还产生了一种小型民间艺术：紧密排列的股骨中间用一排排头骨隔开，所有头骨都要眼眶朝外摆放。
丽娜什么也没说。前方的石灰岩在她头灯的照射下发着黄光。她把背包推到身后，将背包的一条带子绕在脚踝上，然后把头伸入靠近地面的某处。我这才看见，就在我以为是尽头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洞口，大概十八英寸高。
死去的巴黎人给活着的巴黎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一七八〇年，紧邻圣婴公墓的一处私人住宅的地下室墙壁在墓穴的重压下倒塌，骨骸和泥土涌进室内。显然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最后，人们想到采石场地道空间巨大，可作为墓地使用，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的心怦怦跳了起来，一瞬间口干舌燥。我的身体并不想进入那个洞口。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居约莫想到可以把采石洞用作储藏空间，而此时巴黎急需储藏的是遗体。巴黎最早且最主要的墓地建于罗马帝国时代，当时位于南部的郊区。但随着城市扩张，大部分遗体埋在了城中的墓地，最著名的是雷阿尔区中心市场附近的圣婴公墓。几个世纪来，逝者不断，这个公墓成了数百万人的安息地。为了最大程度扩展空间，人们挖出古时的遗骸，分类整理遗骨，打包放入墓园内另建的墓室里，这些墓室被称为万人冢。公墓主要区域也从别处运来土进行扩建，形成了一个比之前高出六英尺的圆顶。不过，这儿很快也被腐烂的尸体塞满了。
“这里你得用脚拉着背包。”丽娜说，声音听上去闷闷的，“从现在开始，不要大声喊，不要碰到顶部。”
路易十六即位后不久便制定对策，针对“巴黎地下采石场及周边区域”组建了一支监察队，任命查尔斯—阿克塞尔·居约莫（Charles-Axel Guillaumot）为总监察长，他们的任务是监管采石场，确保公共安全。居约莫对地下洞穴网进行了首次测绘，以期巩固现有洞穴，并规范日后的开采。地下城市规划系统由此建立，地下洞穴和地道根据地上街道来命名，从而以地面为对称轴创造出一个镜像城市。雨果（Victor Hugo）在《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中写道：“巴黎的地下还有另一个巴黎，有自己的街道、十字路口、广场、死胡同、主干线和交通。”[11]
恐惧爬上我的脊椎，喉咙里像被灌了油。没有选择，只能跟上。我匍匐在地上，把背包拴在脚上，将头伸了进去。上方的空间非常有限，我不得不再次偏过头去，才能前进。两侧的间隙也非常窄，我的双臂和躯干被紧紧锁在了一起。顶壁的石头裂成了块状，缝隙周围有塌落征兆。幽闭恐惧症蔓延全身，压迫着胸膛和肺部，我开始呼吸困难，脑子里似乎有黑色的星星在爆炸。
几百年来，对采石场的监管一向比较薄弱，几乎没有相关的地图。到了十八世纪中期，大范围地下开采的后果逐渐在地上城市中显现，出现了一些沉降坑，人们认为这跟魔鬼有关。采石洞慢慢向上侵噬，地下城市开始吞食自己的孪生兄弟。一七七四年，一处沉降坑在短短数秒内就蚕食了街道、房屋、马匹、马车和人。这个坑不在别处，恰恰位于“地狱街”。此后也发生了几次规模较小的类似事件，这种看不见的危险使恐慌在城市中蔓延。
背包在身后拖扯，腿上缠着包带的地方非常疼。我靠肩膀和指尖发力，每次只能前进几寸，像虫在蠕动。这样的地道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如果再窄两英寸，我就会被卡住。想到要继续前进，那感觉糟透了，返回则更加可怕。接着，我的头撞上了某个柔软的东西。
令人惊讶的是，采石技术并没有伴随时间进程出现明显的变化。先钻一个深六十英尺的竖井通到石灰岩层，然后沿着地层开凿横向地道。较大的石室里残留着未开采的石柱，用来支撑顶部。标准的地道六英尺高，三英尺宽，可容单人推着装满石头的手推车通过。一代代的采石工来了又去，子承父业，数百年来，迷宫也在不断拓展。由于石头坚固，不易塌方，因此较少发生死亡事故，不过每日暴露在矿石粉尘中，加上负重之苦，采石工的肺部和躯体往往都有损伤。
我使劲拧头，勉强看清是前面丽娜的包底被顶部倾斜的岩石边缘卡住了。背包正左右晃动，努力挣脱，她一定在用脚使劲拽，不过这样好像会让顶部的岩石松动，从上面砸下来。
六百多年的采石历史留下了深刻的遗迹，在巴黎南部的地底，存在着地上城市的“负像”：一个由石穴、石室、石廊组成的全长两百多英里的网络，主要分为三个区域，延伸范围覆盖九个地上行政区。这个网络叫作“vides de carrières”——采石洞，也就是地下墓穴。
“轻点儿，轻点儿！”我大喊，她也喊回来，让我不要喊。砰，背包挣开了，继续前行。
所有城市都是景观的附加物，需要从其他地方获得补充。巴黎大部分区域就是以它的地下世界为基础建成的，一块块石料从基岩上开凿出来，运到地上各处，用于建筑或装饰。十二世纪末，人们大量开采地下的石灰岩，巴黎当地乃至全法国对巴黎石灰岩的需求不断上升。巴黎圣母院和卢浮宫的某些部分就是用卢台特期的石灰岩建造的；这些石材由塞纳河上的驳船装载着，运入河道网络，巴黎由此成为一个主要出口区。
我艰难地向前移动，突然——什么鬼？——我感觉那些环绕我、包裹我、像订制棺椁一般丈量着我的石头，开始震动。起初只是微弱但清晰的颤动，后来振幅和响动越来越大。本就不稳定的顶壁，因震颤嗡嗡作响。震动经过上方的石头和我的身体，传至我身下的岩石。隆隆声变得如同雷鸣，我能听见隆隆声中夹杂着噼啪声，我想起了幽灵建筑，也就是那页地图上淡灰色轮廓的地上城市：弧形的火车线路像肌腱一样汇聚，进入蒙帕纳斯车站。
法国法兰西岛(Ⅳ)的大部分位于卢台特期(Ⅴ)的石灰岩上，这些石灰岩主要形成于始新世时期。在大约五百万年的时间里，这里曾是一片由无风海湾和海岸潟湖构成的区域。大量海洋生物在这里生活、死亡，死后又沉积为海床上的泥沙，最后被挤压成岩石。卢台特期的石灰岩是绝佳的建筑材料：质地坚固耐久，易于切割；颜色从暖灰到焦黄，各有风格。
所以，我们的上方是火车。我们在地铁和火车的正下方，正是数十年来火车造成的震动让这里的顶壁变得不稳定。我想大喊，但是不能，想撤退，也不能，只能继续一寸一寸往前挪，我的嘴里全是石屑，手指抠着坚硬的岩石，脚上拖着背包。一切都静默着，只有火车的隆隆声响起又淡去。呼吸加速，心脏狂跳，我们在那令人作呕的恐惧中又度过了五分钟，之后空间开始变宽，变高，我们又可以跪地而行了，随即可以站起身，接着能走路向前了。我们离旗帜厅很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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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娜先把双脚伸进地洞，双手举过头顶，然后就消失了。杰伊依样而下。我想到本雅明所写的，进入地下城市的通道，“向即将离开的世界作别”，我最后远远地望了一眼隧道口的光，潜身进入迷宫。
被淹的地道通向一间石室。尽管水本身是静止的，水面上却有橙光跳跃、摇曳。门口传出喊叫声，还有音乐声——果酱乐队（The Jam）的《到地下去》（Going Underground），音量越来越大，充满整个地道。听出这段音乐，我笑了，沿着地道两边突出的路沿走到门口。这是个很高的房间，顶部在我们上方二十多英尺处。头顶的空间让我感觉脑中好像充满了氦气，正漂浮着。一面墙的高处画了一面巨大的三色旗。几个人站起来跟我们打招呼，拥抱丽娜，同我和杰伊握手，脸上挂着欢迎的微笑。
她又冲我们来时的方向指了指，说：“最后看一眼那光线吧，因为你得下周才能再见到阳光了。我们出发吧。”
我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奇珍阁，充满了音乐和友善。这儿还有一张桌子，摊放着各式食物和饮料：水果、法棍面包、布里奶酪和卡芒贝尔奶酪、数瓶烈酒和啤酒。桌子正中还放着一台四四方方的CD机，连着两个小音箱。
“地下警察来过，把那儿堵上了，”丽娜指着地面上被封住的洞说，“所以我们带着手提钻和发电机下来，钻了这个新洞。这大概是眼下最安全的进入方法了，需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从检修孔出去。”
果酱乐队的歌变成了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地下》（Underground）。
我同两个朋友——就叫他们丽娜和杰伊吧——来探寻地下墓穴。杰伊是洞穴探险者，他的探险热情甚至延伸到了城市系统。他很爱开玩笑，沉得住气，身体强壮。丽娜是我们的小组领队，来过这里很多次，有时候会在下面待整整一周。她对地下墓穴兴趣盎然，尤其喜欢通过拍照和笔记来记录、保存它们的迅速变化。丽娜是个奇妙的混合体，地上的她犹豫不定，地下的她大胆无畏。她涂着猩红色的口红，头戴色彩鲜艳的贝雷帽，棕色的卷发绑在脑后，以防它在地道里惹麻烦。地下墓穴似乎给了她全新的人格。这看不见的城市让丽娜能够做自己，甚至超越自己。在这里，丽娜沉着冷静，知识渊博。和她同行，我感到很幸运。
“这就是墓地功放！”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指着CD机，一边随着节奏点头一边用法语说道。
在隧道一侧逐渐升高的地方，地面上出现了一个洞，仅一人宽。它右面几码处，我看出那儿曾有另一个相似的洞，现在已被水泥堵上了，看上去还很新。
房间四周挂着白色灯串，一切看上去如此超现实，仿佛我们撞进了地下深处的后现代会议厅。有人将盛着伏特加的塑料杯塞进我手里，我在感激中一饮而尽。酒精在腹中燃烧，那段车站下地道裂缝中的记忆立刻随之柔软。杯子里又倒上了棕色朗姆酒，酒瓶上没贴任何标签。我发现自己在咧着嘴笑。这个地方让我很感激，或许是因为地下墓穴中这种奇妙的并置——地道一转，恐怖就滑向了温馨。
在铁路隧道里，我们碰到了“萤火虫魔鬼”。他们闲站着，抽烟、聊天，所有人都戴着电石灯：腰上挂着碳罐，罐上有管子连到头上亮着的灯。灯头射出两道橙光，像魔鬼的角，温度不高却很亮。他们嘴里嘟囔着英语或法语，冲我们点点头——魔鬼的致意。
经过介绍，我认识了新朋友。两个法国地下客，他们的绰号我没太听懂。一个叫T的加拿大人，是丽娜的老朋友，白天做互惠生(Ⅺ)，晚上到地下墓穴来。他们仨都头戴印第安纳·琼斯式的皮帽，其中一个法国人手里还拿着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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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鲍伊换成了班弗兹乐队（Ben Folds Five）的《在地下》（Underground），所有人再一次欢呼。
巴黎建设在一个洞穴系统之上……这个由地道构成的宏大技术系统，将古老的地窖、石灰岩采石场、岩洞和地下墓穴连接起来，从中世纪初开始，就不断有人踏入、穿行。[10]
我们吃了很多，喝了很多，聊了很多，几小时就这么过去了。大多时候我都在一边听着，在一天的劳累后放松下来。身处地下世界这一奇怪的亚文化之中，我试着保持清醒，以思考其引起的同样奇怪的文化循环。
《拱廊计划》最深入地下的一卷是“卷C”，描写了巴黎的地下墓穴和采石留下的矿洞。在卷C中，本雅明提出了他对巴黎看不见的城市的想象——充斥着“电光闪耀、震耳欲聋的黑暗”。他写过一段话，自我二十岁出头初次读到至今，仍记忆如新：
过了很久，我和丽娜、杰伊出发去找睡觉的地方。我们到了名为“地堡”的区域。宽阔地道的两旁是一连串顶部加固的半圆形房间。丽娜说，这里是躲避空袭的场所，和二战有些渊源。占领初期，抵抗军曾使用这些房间。后来英国南部发起突袭时，纳粹党卫军和国防军的高级军官被安置在此。现在，这里成了疲惫的地下客的理想宿舍。我们每人找了一个小隔间安顿下来。火车从远处呼啸而来，震动着墙壁。
本雅明痴迷于描绘地下空间，对他来说，这既有关地理，也涉及历史编纂。这本书一旦著成，或许会成为打开欧洲历史“地下世界”的一把“钥匙”。[5]他将古希腊漫游者帕萨尼亚斯（Pausanias）视为先驱和自己的灵感来源之一。帕萨尼亚斯行走多年，记录希腊的渗透型地貌——泉水、裂隙、山谷，并将它们形容为连接地上和地下的通路系统。本雅明对城市中类似的连通点十分着迷。他在书中写道，在跨过边界进入地下世界时，应“向即将离开的世界作别”[6]，还描写了“从地表通向地下深处的舱口”[7]，以及“守护着入口”[8]“保护和标记着过渡区域”[9]的家神珀那忒斯。
睡意来得很慢。我躺在那里，四周都是岩石，我想到，随着人类世在深时中延展，我们的城市最终会留下什么——什么会成为岩石记录中的地层标记呢？几百万年以后，德里和莫斯科这样的内陆特大城市，很大程度上会化为沙砾，被风和水散播到无尽广阔的沙漠中。纽约和阿姆斯特丹这种沿海城市，会最先被上升的海平面吞没，随后被精心打包进柔和的沉积层。而看不见的城市——地下城——却能够齐齐整整地保存下来，因为它们本就在基岩中了。精致的地上建筑终将沦为杂乱无章的城市地层：混凝土、砖和沥青的混合物、玻璃压成的浑浊晶体、钢铁腐蚀分解留下的痕迹。[26]而地面之下，地铁和下水道系统、地下墓穴和采石洞，这些都可能被完整保存到后人类的未来。
我们清醒时的存在是一片大地，其中某些隐蔽地点会带我们进入地下世界，那是梦境升起的地方。我们每日路过这些不起眼的地方却视而不见。然而一旦睡眠来临，我们便迫不及待地摸索着回去，迷失在那些幽暗的走廊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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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被封闭的地下空间深深吸引：那些隐藏的“拱廊”，那些洞穴、地下室、竖井和牢房，都在巴黎的地面之下。这些隐蔽的空间共同构成了本雅明所说的“地下城市”，是“地上城市”影子般的双胞胎，是清醒头脑的梦境[3]。他写过一段令人记忆深刻的文字：
两天后，我们准备离开看不见的城市。原计划从一个有梯子的检修孔出去，丽娜听说那里目前还没被焊死。它的绰号是“死亡猫洞”，这名字可没法让我对它有好感。不过，丽娜得到的有关它的位置信息很模糊，我们没找到。
本雅明自尽时未完成《拱廊计划》，但作品本身仍在不断更新。这本书有上千个入口，任选其一进入，都会进到一个有无数通道、永不重复的迷宫。和它描述的城市一样，此书也在各个层次提供了多种路线。组成它的不是情节，而是图案、回响、记忆碎片和缠结的潜台词。阅读这本书，你会觉得身体和骨骼在慢慢消失，你仿佛能通过这本书微妙的副标题——“chatières”（秘密通道）——穿越时空。
于是我们重返来时的入口。从地道系统西北端返回，又是一场数小时的艰辛跋涉。为了避开通向旗帜厅的爬行地道，丽娜带我们绕了条远路。一路上，一个人都没碰到。倒是路过了一段地道涂鸦墙，几十幅照着模板用荧光绿、冰蓝色、明黄色手工喷绘的画，朋克艺术和史前洞穴艺术相呼应。我们经过死者十字路口，终于回到了邦加，和几天前初次造访时相比，这里的水位明显上升了许多。
波尔特沃有一座简单而震撼的本雅明纪念碑，经由一连串走廊才能到达。走廊通向地下，那是一条长且倾斜的钢铁地道，如今已锈迹斑斑。从小镇公墓前的小广场通向海岸的基岩层。前来探访的人们置身幽暗的地道，就像进入了冥府。可台阶的尽头不是黑暗，而是光明：地道尽头拦着一块玻璃板，阻止游人再往前，透过玻璃是波光摇曳的海峡，海流在此形成了一个漩涡，随着潮汐被不断地重塑着。
“上面一直在下雨。”丽娜说。
本雅明被葬在波尔特沃附近一个不起眼、没有任何标识的墓地里，他死于吗啡过量，逝世日期被认定为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五日。自杀前一天，他曾沿着法国一侧的山坡向上攀登，每隔十分钟就要停下来，让疲惫不堪的身心休息一会儿。依靠同伴们的帮助，他最终到达法西交界处的山脊——从那里望去，他们能看到下方的西班牙和波光粼粼的地中海，就像一面蓝色的镜子。第二天，本雅明得到通知，他不得越境进入西班牙，并将在隔天被移交给法国当地政府。他知道这意味着自己会落入纳粹手里，作为犹太人，这无疑是死路一条。当晚，他便吞食吗啡药片自杀。在马赛买的这些药片，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我想起刚到巴黎时天空中不断积聚的雷雨云，想起地面上方笼罩着的一帘雨幕。我们到达来时的地洞，陆续爬上去，回到了铁路隧道里。
纵观《拱廊计划》全书，巴黎旧日的场景不断闪回。“纪念无名者，比纪念知名者更困难。历史的书写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Ⅲ)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一文的草稿中评论道。本雅明的巴黎，是后来所谓“自下而上的历史”的一次早期实验，它纪念了那些无名之辈，在描写贵族、政治家和艺术家的同时，也记录了采石工、妓女、罪犯、士兵和小店主。他拾穗一般，将这本书一点一点积攒起来。它是市井小民的故事档案，与统治者无关。
经过这几日的禁闭，拱顶显得愈发巨大，隧道仿佛一间舞厅。空气中不再有石尘。我们的左边是一道熟悉的光拱门。沿着铁轨嘎吱嘎吱地往回走，那拱形越来越大，越来越亮。它的边缘有一抹绿色，是垂下的藤蔓植物。而绿色又是一种新的色彩。
本雅明没有着意书写关于巴黎的线性历史，而是试图创造一个万花筒，里面的图案会随着每个新读者的到来，甚至随着每一次阅读而刷新。这本书——由于未完成，恐怕只能勉强称作一本书——作为解读历史的一次尝试，工程浩大、徒劳无功却又充满魔力。某种程度上，它将这座城市的过去视为集体梦境[2]，认为其构造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同时具有形而上的“光晕”。
“看这些蝴蝶。”丽娜指着它们说。几十只金色的“蝴蝶”在拱门下翻飞，可走近后，它们变成了从看不见的树上回旋飘落的金合欢树叶，被午后的阳光镀上了金色。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〇年期间，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编撰了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城市志之一，《拱廊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一九四〇年，他从法国逃往相对安全的西班牙，最后却在比利牛斯山脉的边境小镇波尔特沃的一间旅馆里自杀了。《拱廊计划》汇集了有关巴黎地形、历史和人文的零散思考，本雅明去世时，虽未最终完成，但已写了洋洋一千多页。它的构成就像一个星群或星系，每颗星都是他十多年间逐一采撷来的，他收集了许多笔记、引文、格言、故事和感想，分门别类归入几十个卷册。他将这些卷册称为“Konvolute”[1]，包含“盘绕、扭曲、包围”之意，每卷用单个字母命名，作为标识。
地上世界进入视野。一只鸽子双翅挺直地滑过拱门框出的那隅天空。两侧的斜坡出现了，金合欢树枝从两侧路垄延伸出来，投下蝴蝶般的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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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停在光影相接的地方，举目望去，是太阳。它很快便将沉入斜坡上高耸的建筑物之下。我们轻声交谈，头发上沾满了汗水和石尘，脸色苍白。户外的空气闻上去有股黄瓜和烟的味道。在我们头顶，公寓楼的阳台上，一个女人正在晾晒白色床单。
走到距那些头戴“魔鬼角”的人大约五十码处，我看到一个坐在隧道地上的女人，侧身，双手合十举在头顶，就像准备起跳的潜水员。接着，她从脚开始消失，进入了看不见的城市。
我听到埃米尔·吉列尔斯（Emil Gilels）演奏的《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四重奏》（Brahms: Piano Quartet No.1）的第一小节，这是为数不多的、我凭几个零散音符就能听出的古典乐曲之一。那些音符随落叶一起飘下来，聚集在铁轨上，我本以为那乐声是幻觉，但丽娜和杰伊也听到了。竟有人在这里演奏这首曲子，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继续踩着石子前进。前方黑暗中有一群萤火虫：朦胧的橙色光芒在黑色的空气中跳动飞舞。它们既不前进也不后退，散发的光芒掠过隧道的砖墙，墙似乎也在发光。越来越近，我们的身体慢慢贴近那光芒，这才看清，光点不是萤火虫，而是“魔鬼”头上的“双角”——隧道一侧站着些人，每人头上戴着的电石灯都发出两道光。
我们继续走。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正坐在金合欢树下的变电箱上。他们边聊天，边分享一支烟，晒黑的长腿踢来踢去。我们经过时，他们点了点头，我们也点头回应。
头顶有声音传来，一个年轻女人从阴影中走出，沿着铁轨走向我们。她一袭白裙，面容姣好，还有一头长长的金发。她没有眨眼，也没有停步的意思，于是我们分别往铁轨两侧避让，好让她通过。女人从我们中间静静穿过，步履不停，鬼魅一般飘向远处。我只见远处进来时的隧道口，那儿闪着微光，边缘似有明亮的绿色映衬。
一行三人爬上路堑斜坡，从防护网的破洞钻出去，回到标着“禁止进入”的门旁。转过三个弯，走到街角时，一个女人停下来问我们是不是刚从“下面”上来。是的，我们说，我们刚上来。
片刻后，我们在暮色中推开一扇标着“禁止进入”的门，钻过防护网上的洞，爬下路堑斜坡，走到一条铁路上。我们嘎吱嘎吱地踩着铁道上的石子，到达一处砖砌的拱形隧道。路基两边长着金合欢树和野生铁线莲。夹道两旁矗立着很高的公寓楼，像是要朝中间压过来似的。一进入隧道，我们便走在两条轨道中间，铁轨上闪烁的微光能为我们引路，就像飞机机舱内的地板照明灯。
(Ⅰ)传统英式标准纸张规格，宽约203毫米，高约330毫米。
那天我们初次前往看不见的城市，站在地下入口向北望，低地上空积聚着厚厚的云。平原，教堂尖塔，一排排杨树，红顶农场。低地，平地。我最后看了一眼太阳，半藏在不知何用的巨大土方后，积雨云下漏出一道西斜的光。视线转向东方，云朵低垂而平缓。灰色的雨丝落在远方的村庄里，太阳渐渐落入了土方。
(Ⅱ)1平方英尺约为0.09平方米。
我该如何向你描述我在看不见的城市中的经历呢？那是我在不见天日的情况下，走过的最远的路。那个晚上，也可能是那个白天，我们听着小妖精乐队（Pixies）的《挖掘火焰》（Dig for Fire），手机靠在地道墙壁上，石灰岩将音乐反射回来，我们情绪高昂，笑容满面。我们回到地上的时候，恰逢天龙座流星雨，夜空中尽是银色的划痕。
(Ⅲ)这句话被刻在波尔特沃本雅明纪念碑的透明玻璃板上。——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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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法国本土13个大区之一，以首都巴黎为中心，俗称“大巴黎地区”。
地图上分布着用方框标识的文字，是某个具体地点的信息。每页的空白处都标有一个带橙色指北针的蓝色罗盘，每一页上还有各个区域的名称，用的是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有衬线的细体字。从美学角度而言，整体风格冷静而现代；从制图角度看，它对难以绘制的区域进行了优雅的浓缩。我对这些不知名的地图制作者深感钦佩。地图的封面上写着：《地下世界百科全书》。作者是一个集体署名“奈克瑟斯”，意即“系统或一组实体中不同部分之间的单一或多样的联系”。
(Ⅴ)始新世的第2个阶段，起始于约4780万年前，终止于约4120万年前。
地图上用手写字体注明了这些地方的特性：“低”“相当低”“极低”“狭窄”“洪水区”“无法使用”“不可通行”。偶尔，也会标出更多细节：“潮湿且不稳定地区（时有水灾）”“有穹顶和梁托的美丽画廊”。还有“猫洞”，那是地道之间，或地道与房间之间的侧通道。此外还有对连接点的说明：“通天洞”，表示地上城市和地下城市之间的连通位置；“地面上的小洞，通向危险下层”，描述的是地下城市不同层级之间的某个连通位置。散布在地图各处的还有小小的、用墨水画出的骷髅头—交叉骨标志，以及简明的警告语：“塌方”“开口井：危险”“顶部坍塌”。
(Ⅵ)引自［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密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
这张地图上的地名跨越了多种文化范畴，既有古典的，也有超现实的，还有军事工业风格的：立方体房间、幽闭走廊、精神病精品店、死者十字路口、外星人诊所、幻影屋、美杜莎、抛光机、蒙苏里迷宫、百慕大、小叶收容所、熊修道院、山下地堡、矿物学陈列柜、矿场学校、牡蛎屋、奥沙亚利达、藏骨堂楼梯、Z房间。
(Ⅶ)发生于1666年9月2日至9月5日，为伦敦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火灾，诸多建筑物被毁，其中就包括圣保罗大教堂。
这座看不见的城市存在多种层级的深度，层与层之间由楼梯和竖井相接。层级间的连接点在地图上以橙色实线圆圈（有梯子的竖井）、蓝色实线圆圈（无梯子的竖井）和深蓝色虚线圈（楼梯）标注。层级和系统越深，标记的颜色也越深。我试着放松眼睛看过去，像是一层浮在了另一层之上，地下城市的不同地层尽收眼底。
(Ⅷ)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阶梯式金字塔形建筑。
这张地图真正的内容是用黑色、蓝色、橙色和红色墨水勾勒出的看不见的城市——数百年来，由地上城市一点一点绘制、开凿出它的疆域。这座看不见的城市遵循着与地上城市不同的规划原则。地道式的街道，往往曲折而纠结，或者干脆是个死胡同。有些像鞭子一样卷回来；有些岔道口会分出三四条地道街；有一些细长的公路从西南延伸到东北，几乎横亘整张地图；还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破碎的街道网，以及不同地道交汇形成的枢纽。一些地道外分布着房间，这些房间形状不规则，同时又连接着另外几十个小房间。
(Ⅸ)约瑟夫·巴泽杰尔特（Joseph Bazalgette），十九世纪伦敦下水道总设计师，他设计的下水道系统是西方城市建设的范本。
地图共十六页，大页纸(Ⅰ)规格，一页页平铺开来约有十平方英尺(Ⅱ)。我有幸得到了这张地图，前提是不能转借他人。我见过很多奇怪的地图，可这一张跟我以前见过的所有地图都不一样。地上城市用很淡的银灰色墨水仔细描绘了出来。若只看银灰色的线条，那轮廓就像座幽灵建筑：住宅区和使馆区，公园和观赏园林，大街和小巷，教堂、铁路和火车站，它们留下密集的足迹，精巧而不真实。
(Ⅹ)1英亩约为4046.86平方米。
看不见的城市（法国，巴黎）
(Ⅺ)起源于欧美，互惠生通过为寄宿家庭看护孩童换取食宿生活补贴，并借此体验他国文化、学习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