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时间花在这些书上纯属浪费。你费尽力气记住的都是些已被推翻的体系和无用的名字。慈悲的上帝呀！你所住的地方是多么愚昧呀？就没有人发发善心告诉你，你沉浸其中的幻想已是一千多年前的老东西，早就发霉了吗？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竟然还有帕拉塞尔瑟斯和阿尔伯图斯 · 马格努斯的信徒出现，真是难以想象！你必须完全从头学起，我亲爱的先生。”
我说“是的”。
说着他就去到一边，列了一张研究自然哲学的书目，要我找来阅读。然后他又告诉我，从下周一开始，他打算作一系列关于自然哲学概论的报告，还有个讲化学的教授瓦德曼和他隔天交替作报告。
第二天早晨，我交了介绍信，拜访了几位主要的教授。机会，或者更准确地说，那位对我来说无所不能的毁灭天使，那个从我恋恋不舍地离开父亲的房屋后就一直陪伴着我的邪恶力量，首先领我去见了自然哲学教授克兰普先生。克兰普教授是个粗鲁的人，但在自己的科学领域里颇有建树。他问了问我对自然哲学的几个分支的学习情况，我满不在乎地作了回答，带了点轻蔑谈起了几位炼金术士，说我读过他们的书。那教授瞪大了眼，“真的？”他问，“你真花过时间研究他们那些胡说八道吗？”
我回到住处时并不感到失望，因为我早就知道教授所指责的那些作家没有价值。但我仍然对自然哲学的任何领域都提不起兴趣。克兰普教授又矮又胖，声音粗哑，面目可憎，因此我从一开始就对他研究的东西不感兴趣。
去英戈尔斯塔特的路途漫长而辛苦，我有的是时间沉浸于这类念头和许多别的念头。英戈尔斯塔特城那白色的尖塔终于落入了我的眼帘。我下了车，被带进了我的单人住房，那天晚上我可以任意支配时间。
我已陈述过我早年对自然哲学下过的结论。也许说得太空泛了一点，作为孩子，我对自然哲学教授们所承诺的结果并不满意。我的思想非常混乱，因为我年龄太小，在这些问题上又缺乏指导。我在追求知名的道路上竟步上了古人的后尘，置新近的探索者的种种发现于不顾，沉浸在已被遗忘的炼金术士的美梦中。而且，我还瞧不起现代科学的功用。古代的科学大师们寻求长生不老和超自然的威力，这与现代科学很不一样。那类思想虽然空泛，却气魄宏伟。现在，局面不同了，探索者的雄心似乎恰好是在推翻让我对科学感兴趣的主要设想，我不得不用没有多少价值的现实代替我恣肆放纵的想象。
马车载着我离开了。我倒进马车，陷入了最痛苦的沉思。我习惯于被可爱的亲友包围，彼此安慰。可是现在，我已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要到大学里去结识新的朋友，学会保护自己。迄今为止，我一直生活在家里，离群索居。这使我对新面孔产生了难以克服的抵触情绪。我爱我的弟弟、伊丽莎白和克莱瓦尔。这些都是诗歌里所说的“熟悉的老面孔”，我相信自己完全不会和陌生人相处。这就是我上路时的想法。但是一路走下去，我的精神开始振奋，希望也在我心中燃起。我热烈地渴求知识。我在家时常为自己年纪轻轻就老被关在同一个地方深感痛苦，曾经渴望进入社会，和别人相处。现在，这愿望终于达成了。因此，在目前感到难过倒是极其愚蠢的。
我在英戈尔斯塔特的头两三天，脑子里就是这种想法——那几天我熟悉了当地环境和主要居民。但在随后的一周里，我却想起了克兰普教授告诉我的关于上课的消息。虽然不愿听那位得意扬扬的小个子在讲台上夸夸其谈，我却想起了他提到过的瓦德曼先生。我还没见过这位先生——他一直不在城里。
我们一直同坐到深夜，依依不舍，很不愿告别。可我们终于还是分了手。大家都以休息为借口，回到房里，都以为骗住了对方。但是，待晨曦初露，我来到为我送别的马车边时，他们早已聚集在那里了。父亲再次为我祝福。克莱瓦尔再次和我握了手。伊丽莎白再次提出她的请求，要我多写信，同时把她最后的女性关怀给了自己的游伴和朋友。
出于好奇心，也出于无聊，我进了教会。瓦德曼先生不久也到了。这位教授和他那位同事迥然不同，五十岁左右，给人极其仁厚的印象。几绺白发遮住双鬓，后脑却几乎全是黑黝黝的。他的个子不高，但是身板笔挺，引人注目。他的声音是我所听见过的最悦耳的声音。他首先回顾了化学的历史，谈了不同学者所取得的不同进步。他怀着激情提起了许多最杰出的科学家的名字，然后简短地概括了科学的现状，解释了很多基本问题。在做了几个准备性的实验之后，他以对现代化学的高度推崇结束了讲话，其中有些话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
我离开的日子终于到了。克莱瓦尔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最后的那个夜晚。他曾努力请求他爸爸同意他和我一起去，做我同学，却失败了。他父亲是个商人，目光短浅。他在他儿子的雄心壮志里看到的是偷懒和堕落。克莱瓦尔无法获得接受大学文科教育的权利，深感不幸。他没有说什么，但从他那炯炯的双眸里我看出了饱受压抑的决心。他是不会被拴在琐碎的商业链条上的。
“对于化学这门科学，古代的学者们曾许下诺言，”他说，“要完成种种不可能的研究，结果一事无成。现代的科学家们很少许愿。他们知道金属无法互相转化，长生不老药只是幻想而已。他们的双手似乎天生是要到泥土里去掏摸的，他们的眼睛则是用来观察显微镜或坩埚的，但他们确实创造了奇迹：深入了大自然的底奥，揭示了大自然是怎样隐蔽地活动着的；飞上了云霄，发现了血液循环的模式，发现了我们所呼吸的空气的特性。他们获得了新的力量，几乎无所不能。他们可以号令天上的雷霆，仿制出地震，甚至用幽灵世界的幻影嘲笑那个看不见的世界。”
伊丽莎白确实是在掩饰自己的悲哀，努力扮演着安慰者的角色。她沉着地面对生活，怀着勇气和热情承担起责任，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她称作姑父和兄弟的人身上。她重新绽放出那阳光般的微笑，洒在我们身上，此时的她比从前更加动人。她费尽心思让我们忘记痛苦，甚至也忘记了自己的遗憾。
这就是教授的话——对我来说这就是对我命运的宣言，正式宣告了我的毁灭。教授继续往下讲时，我感到我的灵魂在和一个现实的对手搏斗。教授触及了一个个形成我生命机制的音键，发出了一个个音符。很快，我的心就被一个念头（一个思想，一个目标）塞满了。弗兰肯斯坦的灵魂大声惊叫——我沿着前人的足迹前进，还可以取得更多的成就，多得多的成就。我要开辟一条新路，探索未知的力量，把创造的最原始的奥秘向世界展示。
我去英戈尔斯塔特的打算就这样被耽误了。现在，这件事重又提上日程。我让爸爸同意我延缓几周出发。我感到那么快就离开那哀悼的房屋和那几乎是死亡的平静，匆匆进入紧张的生活，似乎是一种亵渎。我从未体会过这种悲伤，但那并没有让我的惊惶减少分毫。我很不愿离开仍然和我在一起的人，尤其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亲爱的伊丽莎白以安慰。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有合眼。我的内在生命陷入了骚动和混乱。我感到一种秩序就要从中出现，却又无力助其一臂之力。黎明时分困意袭来。一觉醒来之后，昨夜的种种念头宛如梦境，留下的只有一个决心：要回到往日的探索里，献身于这门我自认为对之颇有天赋的科学。那一天我去拜访了瓦德曼先生。他私下里的态度比在公开场合还要和蔼可亲。他上课时还带有几分严肃，而在家里，那严肃也为最动人的亲切与慈祥代替了。我向他介绍了我以前钻研的东西——差不多和我对他的同事所说的一样。他对我关于自己的研究的简短介绍听得很专心，听见科尼利乌斯 · 阿格里帕、帕拉塞尔瑟斯和阿尔伯图斯 · 马格努斯的名字时他不禁笑了，但没有表现出克兰普教授的那种轻蔑。他说：“这些都是现代科学家们应该感谢的人物。他们以自己的学识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我们只要为他们的发现重新命名，并加以分类整理就行了。凡是有才华的人所作的努力，归根到底对人类都有切实的贡献，无论他们的方向是多么荒谬。”他的叙述毫不做作，也并无夸大之嫌，他的讲话消除了我对现代化学家的许多偏见。我用有分寸的措辞表达了我作为弟子的谦卑和对导师的尊重。对于他带给我的刺激，以及我因此而产生的热情，对我即将进行的钻研的热情，我半点也没有透露——由于缺乏生活经验，我羞于启齿。我只针对我要看些什么书征求了他的意见。
母亲宁静地死去了。即使在死后她的表情也还是那么慈祥。这一无可挽救的严重灾难对失去了最亲爱者的人所产生的伤痛，对他们的灵魂所造成的空虚，以及他们脸上流露出的绝望，我就不必描述了。我开始几天的反应是：要让心灵说服自己，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位我们天天见面的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有可能永远离开了我们；那双深受爱戴的眼睛的明亮的光可能已经熄灭；我们耳里那么熟悉可爱的声音有可能不复存在，再也听不到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痛苦的灾难被证明是无法抹去的事实，我们的痛苦才算开始。不过，谁又没有被那粗暴的手夺去过心爱之物呢？我为什么还要描述那人人都感受过，也难免会感受到的悲伤呢？尽管我们仍会悲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已不是必不可少的了。我们唇上也会有微笑驻留——虽有可能被认为是亵渎，但妈妈死去了，我们还有应尽的责任，我们必须和大家一起生活下去，还要懂得：自己没有被那掠夺者带走，还算是幸运的。
“我很高兴得到了一个弟子，”瓦德曼先生说，“如果你的刻苦能赶得上你的才华，我相信你会成功。化学是自然哲学里最能出成绩的分支之一，取得过许多伟大的成就。也正因此，我才致力于这门学问。可同时，我也没有忽略科学的其他分支。你如果只研究你那部分学问，就只能是个很蹩脚的化学家。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而不是一个不起眼的实验员，我建议你在自然哲学的每一个分支上都下下功夫，包含数学在内。”
伊丽莎白感染了猩红热，病情严重，非常危险。她生病时大家费了许多唇舌不让妈妈去照顾她。开始时妈妈倒是接受了我们的请求，但在她听说心爱的孩子出现危险时，却无法不担心了，于是去到病床前照料她。妈妈的精心照料战胜了疾病，伊丽莎白得救了，但这次冒险对挽救孩子的人却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三天后妈妈病倒了，高烧后又出现了极可怕的症候。为她治病的人的脸色预示着厄运的到来。这位最好的妈妈即使在弥留之际仍是那么坚强而慈祥。她把伊丽莎白和我的手拉到一起，说：“孩子，我把对未来幸福的最坚定的希望寄托在你俩今后的结合上。这将是对你们爸爸的一种安慰。亲爱的伊丽莎白，你要接替我的位置，照顾更小的孩子了。哎！我不得不离开你们了！多么遗憾！你们一直爱我，我也感到很快乐，可现在我却要离开你们了，我能不难过吗？但是，我现在不该有这种念头。我要努力适应死亡，盼望能到另一个世界和你们见面。”
然后他就带我进了他的实验室，向我解释了他的种种器械的功能，告诉我应该使用哪些设备。他还允许我在不损坏设备功能的前提下使用他的实验室。我要求他给我开个书单，他也给我开了。然后我就离开了。
到我十七岁时，父母决定让我到英戈尔斯塔特大学去读书——在那以前我一直在日内瓦上学。父亲认为，要想接受完整的教育，我应该熟悉故乡日内瓦以外的地方的风土人情，因此很早就安排好了我离家的时间。但是，还没等到那决定的时刻到来，我生命里的第一次不幸就出现了，这似乎预兆着我未来的痛苦。
一个值得我记忆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这个日子决定了我未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