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乐看着那个价格，深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呼出去。其实，他没什么感觉，或者说，根本没什么概念。刚刚到北京，连工作都还没开始，买房子这件事距离自己过于遥远。很多事都是有步骤的，所以没觉得那个数字是一个不可承受的重负，更没意识到是值得投资的机会。他只想慢慢开始工作，慢慢熟悉北京，慢慢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他觉得这里有无限的可能性，因此一切都不必着急。但他不知道，这座城市的房价也有无限的可能性。他不知道幸福里的房租会在接下来的数年内上涨五倍，更不知道幸福里的房价会上涨七倍，而三环内的房价会上涨十倍……
对于未来，他只有一个模糊的预判，将从这里奔赴，可奔赴哪里呢？他不知道。应该是奔赴更好的生活吧，就如同每个人所幻想的那样，可更好的生活到底长什么样子，他说不清，至少应该有一个稳定的住处吧。他抬头看见马路对面不远处的一个新小区正在开盘，高层楼房的顶端悬挂着巨大的广告牌——“青年嘉园盛大开盘，每平米仅售11000元，北京新青年的精神地标。”这些大字旁边有一对喜形于色的年轻男女，微笑着望向远方，表现出一种所谓的憧憬。
杨天乐刚到北京时，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的房子好像还没有发展出那种宗教式的狂热。那时候买房子的要求很简单，没有限购政策，没有对户口的要求，不需要开具纳税满五年的证明，钱是唯一的硬通货，不像后来，购房资格比钱还值钱。仔细想想，当年那个只认钱的时代，简单又明朗。
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第一次站在幸福里，杨天乐只是觉得这个小区还挺有生活气息。他向那几个抱怨儿媳妇的大妈问了问自己要去的那栋楼的位置，然后向小区深处走去。站在那栋楼下，抬头望望四周模样雷同的六层砖混居民楼，他想，终于开始真的在北京落脚了。
那时，白领们都表现得很正常，没有人像比赛一样叫嚷着自己患上了拖延症和抑郁症；广场舞大妈还没彻底攻占所有的空地；人们还没开始争论到底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北京地铁花两块钱可以随便坐；买车不用绝望地摇号，出门也不用迷惑于今天是否要限号；联系一个人还只能发短信，一条一毛钱，也不需要焦虑于要不要给上司的朋友圈点赞；手机是一种需要翻盖的设备，竟然还有一堆按键；吃饭必须乖乖出门，打车只能站路边招手；转账必须去银行；红包意味着真的要把现金装进一个红色的纸包；PM2.5还没有被命名……
几年之后，幸福里周边变得非常热门，已成为房地产中介眼中朝阳东部最重要的板块之一。周围的配套越来越成熟，不远处的高档社区也开始林立。有一段时间，在朝阳群众的持续举报下，警察从幸福里对面的那个涉外小区中抓获了一个又一个吸毒的明星。有一次，杨天乐在附近跑步，亲眼看着那个靠唱哥哥妹妹之类通俗民歌成名的胖子被警察按在地上，他穿着一条大短裤，T恤被蹭到胸口，露出腰部肥硕的脂肪。他趴在地上拼命蠕动，标志性的大框眼镜被甩出三米开外。
那一阵，北京还在以一种放松的面貌对待所有人，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多年之后，它被悄悄地重置了源代码，设置出各种隐秘关卡，到处都是审视的目光。表面上还是一副稀松平常，暗地里到处滋生出异样。它下定决心驱逐一些已经留下的人，再想尽办法吓退一些即将奔赴而来的人。但越是如此，人们越想入局。北京像一个盛大的谜面，所有人都想来到这里参透谜底。
当时，杨天乐还不知道这个小区具体在北京的什么方位，只知道它位于朝阳区、应该从哪站下地铁。幸福里是个庞大的住宅区，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建造，一点点蔓延成现在的样子，像一摊水一样成了毫无规则的形状。这个小区分成一区二区三区，霸道地横跨了数个路口。
那天，杨天乐第一次站在幸福里的楼群中央，他觉得自己想了很多，但其实没想到的更多。除了没想到日后变得狂躁的房价，他还没能想到，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他都没有离开幸福里。这里接纳了他，收容了他，温暖了他，也困住了他。
当时正好是上班时间，小区里的人不多，挺安静，偶尔有宠物狗不知好歹地叫上几声，然后对着自己的回声再吠几声。水果摊子的老板小心翼翼地码放着香蕉，又给一半西瓜包上保鲜膜。旁边一个彩票投注站里站着四五个无所事事的中年男人，挺着肚子，攥着布满汗渍和油脂的文玩核桃，一脸严肃地研究墙上的K线图，看得出来，他们对此寄予厚望。
他站在楼下，默默抽完一根烟，在旁边的水果摊买了几个橙子，上了楼。
杨天乐倒了两趟地铁，下了车，顶着北京初夏的太阳，穿过一条曲折的小径和两个破败的桥洞，一边走一边问路，终于找到了幸福里小区的一个侧门。入口处有一个黑色铝合金搭建起的拱梁，上面镶嵌着金色的大字“幸福里二社区”。“区”字里的那个“ㄨ”已经不知去向。拱梁右侧的阴凉下，有三个大妈，一边择韭菜，一边鬼鬼祟祟地抱怨儿媳妇。不远处的报刊亭旁边，有四个大爷，面红耳赤地大声争论地缘政治和国际局势问题。“要我说，就直接打丫的！”一个大爷抬起胳膊，挥斥方遒地说。“你可别闹了。打丫的？现在都做买卖，谁打仗呢？”另一个大爷理性地驳斥他。民间鹰派和鸽派，杨天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