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郭建下班，三个人到楼下的小饭馆吃了顿饭，羊蝎子、宫保鸡丁什么的。郭建喝了点酒，摆出一副中年老爷们儿的姿态，不停地发牢骚，说着公司同事和这个城市一样如何如何装×。李俊有点胆怯，不太敢吭声。杨天乐坐在一边看着，他知道自己不会和这两个人成为朋友，但他必须做出朋友的样子。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避免尴尬是一种生存策略。
杨天乐走进大房间，准备把旅行包里的衣服放进衣柜。他打开衣柜的一扇门，突然，那扇门整体向他倒下来，杨天乐本能地用肩膀顶上去，才避免被门拍中脑袋。杨天乐找了个角度，小心翼翼地把损坏的门重新归位，拉开旁边的抽屉，把衣服胡乱塞进去了事。他坐在旁边的床垫上，看着那个衣柜，想，来北京的第一天，要是真被一个衣柜的门砸死，算怎么回事呢？
三个人处得久了，话也就多了。一段时间之后，杨天乐开始明白，郭建每天的牢骚，不过是因为紧张和焦虑，这座城市，他不喜欢，盼望着赶紧离开，回到那个熟识又舒适的城市里去。所以，每天下班，他都一头扎进房间，吃一碗方便面，然后忘我地投入实况足球的战斗，那是他的小宇宙。初次见面时，他在宿舍里玩的那台PS2游戏机被带了过来。他拒绝出去逛，觉得这里的一切都让人不舒服，人太多，走路太急，还得随时说普通话。在很多天津人的心里，说普通话意味着装×、做作，意味着对自身文化的无耻背叛。这是一种古怪又执拗的信仰。
房子一共四十多平米。按照事先的约定，杨天乐和郭建分享那间朝南的房间，那屋子里有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朝北的房间给李俊，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复习。毕竟是第二年备考，背水一战。
李俊更像个孩子，对真实世界一无所知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地步。有一天，他黑着脸走进屋，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杨天乐问他怎么了。他说刚才到楼下吃饭，想点一个肉夹馍，被人家轰出来了。杨天乐问哪家饭馆。李俊说是那家清真餐厅。杨天乐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能跑到人家清真餐厅点肉夹馍呢？这太不像话了。”李俊大惑不解地问：“什么意思啊？”杨天乐说：“人家是回民啊！”李俊沉默了半天说：“哦哦，我以为那家餐厅的名字叫清真。”杨天乐愣了足足三十秒，说：“你赶紧努力考上研究生回学校吧，现实世界不适合你。”李俊使劲点了点头。
杨天乐在房间里来回走了走。所谓的客厅就是个过道，墙上镶嵌着一个灰白色的多宝槅，木材劣质，油漆斑驳，最上面一层放着一个满身灰尘的唐三彩，那匹马无奈地站在那里，一副不知所措的表情，像是被命运困住了一生，在等待着谁来解救。大房间朝南，带着一个看起来摇摇欲坠的阳台；小房间朝北，有一张随时会倒塌的书桌，上面堆放着各种习题；厕所很小，像被人用手使劲捏过一样，一个人就能填满所有空间；厨房的灶台上有一层富含历史感的油泥。
三个人平时各忙各的，晚上偶尔一起玩玩实况足球，或者各自拿一罐凉啤酒，坐在狭窄的阳台上吹吹风，扯扯淡，说说对未来的计划。在李俊的畅想中，最美好的未来就是这次考研能一击即中，重新回到校园，读两年研究生，至于那之后该如何，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对他而言，继续读书，是缓冲带，是隔离墙，是一种躲避现实的借口，他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逃避建立了一种无法争辩的合法性。而郭建的梦想就是赶紧回到天津，再也不离开，“找个媳妇，生个大儿子！”他说起这些时，通常都会拍拍自己的大腿，语气里有一种豪迈，脸上会泛起喜气洋洋的红晕。他们问杨天乐：“你就留在北京了吧？”杨天乐点头。“那得买房吧？”郭建灌了一口啤酒，问他。他又点点头。杨天乐没把在北京买房这件事当回事，他觉得在这里落脚，有个稳定的住所，那是肯定的，一切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但他没有想到，渠就在那儿，一直在那儿，是他自己没有水。一个稳定的住处，在未来的几年里，竟然愈发变得遥不可及。
郭建已经到岗实习，他说那个合租的考研男孩会在家等杨天乐。杨天乐敲门，有人来应。他们互相介绍了一下自己，杨天乐被让进了屋。男孩叫李俊，来自湖南，一年前毕业于北京对外经贸大学，这是他第二次备战考研。他穿着一件肥大的背心和一条更肥大的短裤，一头乱发之下戴着一副方框眼镜，眼神发直，有点窘迫。杨天乐扔给他一个橙子，他想表演出潇洒的样子接住，但橙子从他的怀里滚下去，一直滚到门口。他捡起来，笑着说了声谢谢，就转身进了屋。
刚到北京的那段时间，杨天乐过得挺快乐。因为对未来还没有具体的希冀，也就没有压力。那一小段日子更像是大学宿舍生活的微妙过渡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