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那里时，有三件事让杨天乐印象深刻。一是满街的人都操着说相声一样的口音。一度，杨天乐买水果时和老板说上几句话都会乐不可支，很久之后才能保持平静地和天津人聊天。二是在那样一座北方的大城市里，人们买煎饼竟然都自己带鸡蛋。第一次看见这个景象的时候，杨天乐震惊得不知所措。他看见一个老大爷带着两个鸡蛋，从容不迫地递给摊煎饼的大姐，对方面不改色地接过来，两个人配合默契，不需要任何对话和解释，有如一套神秘而娴熟的地下仪式。后来，从本地的同学口中得知，这是这座城市一种执拗的传统，一种传承多年的早餐文化。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样摊煎饼会便宜一块钱。三是这座城市的原住民都看不起北京。对于最后这一点，杨天乐觉得莫名其妙。作为一个外来者，他不理解这两座城市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瓜葛，只是本能地觉得，这种看不上，更多的是出于自卑。
杨天乐是在天津读的大学。那座城市地位尴尬，从一个外地人的角度去看，那里没有一座大城市应有的样子，和它的行政地位完全不符。它像遗老遗少一样沉溺于过去的辉煌，对所有现代化的东西满心不屑。
读大学的时候，北京和天津车程一个小时，后来变成了半个小时，但是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却远未缩短，反而像是越来越远了。它们几乎是向着两个方向往前走的。北京越来越野心勃勃，天津变得愈发敝帚自珍。
杨天乐最初在国贸上班，距离不远。现在上班地点虽然变成了中关村，但他也没想换地方住。一来，钱潇上班比较近，二来这个小区配套很好，饭馆、菜市场、电影院，几乎近在眼前，生活很方便。再说，他对这里很熟悉，时间长了，甚至莫名地有点亲切，不想挪窝。人的心理情感难以捉摸，在一个和你毫无关系的陌生地方待久了，也会滋生出某种难以名状的感情，一旦离开，就会觉得是在割舍。虽然说不清是在和什么割舍，但总觉得有点怅然若失。
和杨天乐熟识的所有外地同学，毕业后没有一个留在天津，他们都去了深圳、上海和北京。对于年轻人来说，那座城市过于安稳和压抑了。与此相对，他所有的本地同学，没有一个人离开。在他们看来，这里是银河系之内最美好的定居点。
当年临近毕业的时候，杨天乐的一个大学校友比他早来北京半个月，在这个小区找到了房子，到处踅摸合租室友。他知道后和对方联系，就落脚在了这里。那时候钱潇和杨天乐还没有在一起。
临近毕业那段时间，杨天乐的工作已经敲定了。他一边等着发放毕业证，一边整天趴在宿舍的床上上网找房子。一位室友对他说，隔壁宿舍的郭建好像被公司派到北京总部了，在找人合租，你可以过去问问。杨天乐就蹿下床，去了隔壁。
住在幸福里属于阴差阳错、机缘巧合。
门没关，他看见郭建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蓝色内裤，背弓成一只冻虾的样子，投入地玩着游戏。杨天乐过去打招呼，郭建哼哼了两声，杨天乐意会那是让自己等一会儿的意思，就站在旁边看着他继续玩PS2。他看见郭建控制的德国队正在掌控局面，前锋带球向前推进，晃过一个、两个、三个人，起脚打门，球高出了横梁。“×！”郭建把手柄摔在床上。扭头问他：“怎么了？”
自从到了北京，杨天乐就一直住在幸福里小区。数次搬家都没有离开过这里，这次也同样没想搬去别处。他认真考虑过，换个不熟悉的小区重新找房子，其实花费的时间成本更高。现在至少可以下了班直接回家，吃点东西再去看房，仍然是两点一线。如果彻底换个地方，就会变成在三个点之间奔波。两点一线都让杨天乐和钱潇应付不暇，真没必要节外生枝多搞出一个支点。
杨天乐说明来意，郭建热络地和他聊了起来。他们没什么交情，只是球场上互相点头的那种薄弱关系，但即将去往举目无亲的北京，这样的关系再加上即将成为室友，也算得上亲上加亲了。郭建说他找到了一个两居室，又从网上找到了一个考研的男生做室友，还想再找一个人一起分摊房租。郭建是天津人，所以不可能离开这座他心爱的城市，去北京是那家公司对于应届校招员工必经的培训要求。到总部锻炼一年，熟悉工作，熟悉企业构架，熟悉供应链上下游的关系，一年之后，就返回天津。到那时候，杨天乐可以再做打算。杨天乐说没问题。被告知自己每个月要负担五百块房租时，杨天乐一口答应了。
接下来的一周，除了周三杨天乐要加班，钱潇有个不得不去的饭局之外，其余的每一天，他俩都在看房。他们分别去看，如果有自己满意的，再让对方看一遍。这样看得多，效率比较高。
拿到毕业证的当天，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学校各处合影。三三两两的女生抱在一起哭，有人一次又一次把学士帽抛向空中，再努力起跳，配合摄影师寻找角度，以便记录下自己尚且轻盈的青春。杨天乐默默无语地和这些没说过几句话的同学擦肩而过，回到宿舍提起两个旅行包，直接奔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