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乐慢慢地走，穿过那些人群，路过一个水果摊子，路过一个冷冷清清的药房，再路过一个便利店，旁边有个卖糖炒栗子的店铺，音箱里，一个女孩用春晚主持人那种声情并茂的声音抒情地吆喝：“走一走，转一转，板栗王里看一看。一斤只要十块钱，十块钱去不了新加坡，十块钱买不了高压锅……”杨天乐被这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逗乐了，他进去买了一包栗子，然后慢慢往回走。
小区中心的小花园里，大妈们仍然准时跳着广场舞。“东边牧马西边放羊”，音乐粗犷，动作欢实。领头大妈严肃纠正着一个队员稀松的手臂姿势，后者低着头，努力弯下僵硬的腰肢，脸上的表情愤愤又有点气馁。后面的球场里，一群年轻人在踢球，地面绿油油的，一片塑料制成的假草皮。大爷们围着桌子下棋，烟雾缭绕在他们苍老的头顶，有人沉默不语，有人大放厥词。几乎只有这个时刻，幸福里小区的人们看起来都很幸福。
他在楼下的长椅上坐下来。长椅上贴满了租房小广告，“超低价一居”“房东直租”“精装主卧”，字迹幼稚，价格可疑。不远处，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沓租房小广告到处张贴，长椅上、电线杆上、楼门口，他发狠似的把一张张竞争对手张贴的小广告撕扯掉，扔到一旁，再使劲把自己手里的小广告啪啪拍到墙面上，像是与对手示威又像是和自己较劲。
“没事，就我们自己知道，别的同事带看房比较方便。这房子估计有两天也就租出去了，现在房子不多啊，杨哥。”中介说。杨天乐应和了几句。下楼回家。
他向这边走来，和杨天乐对视了一眼，幽暗的路灯下，杨天乐瞥见了他的眼神——交织着倦怠、鄙夷和怨恨，长时间繁重、重复的劳动和无望的生活铸就的神情，在这座城市里屡见不鲜。杨天乐想，在对方的眼睛里，自己或许有着差不多的面容。男人剃着光头，拥有一个让孕妇自愧不如的大肚子，戴一根真假莫辨的粗大金链子。一个黑社会大哥的模仿秀患者，一个真实的底层劳动人民。男人跳起来，把一张小广告拍在了一个楼洞口的上沿，落地的时候发出沉重的闷响和一串钥匙相互撞击的声音。杨天乐看见他长袖T恤下面的脂肪抖动了两秒钟。然后，他默默地走远。
他对中介说：“那行，哥们儿，就这样。你再帮我看看，差不多比这新点的，随时给我打电话吧，我一般晚上下班有时间。”中介锁了门，把钥匙藏在了楼道的变电箱里。杨天乐有点惊讶：“这样没事吗？”
顺着他的脚步看过去，小区里的地下室也纷纷亮起了灯。这些地下室并不是由防空洞和地下仓库改造而来的非法出租空间，它们其实是半地下室，一半隐没在地下，忍受着潮气和黑暗，另一半探头探脑地钻出地面，乞讨一点点斜射而入的阳光。
杨天乐在房子里象征性地走了走，拍了两张照片。每次拍照，中介都努力弯腰让自己不至于入画。几年前租房子的时候，中介惯于口灿莲花，现在都变得比较沉默。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市场很好，什么样的房子都能出手；一方面也是因为中介看得出来，客户对这个房子中不中意。人家看不上，你叨叨半天，只会让人更烦。杨天乐觉得这变化挺好。
在北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建造的小区里，这样的半地下室是普遍的存在，它们大都有着合法的产权。之前有次看房，一个中介对杨天乐说起过，那些半地下室的房子照样价格不菲，大致是其他正常楼层房价的七折。换句话说，以目前的价格来算，这些潮湿阴暗的房子每平米售价接近四万。黑中介小广告上的所谓“精装婚房”和“超低价一居”大都指向这里。每天都有无数年轻人拥入这座城市，在茫然无措中拨通这些黑中介的电话，付出大笔无法讨回的押金，租下一个又一个爬满蟑螂的单间。
杨天乐就站在那片漆黑里。他仰头看看那座楼，等着中介来接应自己。要看的房子在一栋锯齿楼里。这片一九九六年建成的房子里有很多极具创造力的户型，不知道当年的设计师用哪个器官规划出了这样有魄力的方案，无论卧室、厨房还是客厅，基本上都是多边形。屋里有一股不可名状的可疑味道。床垫上有几块颜色错落的棕红色斑块，所有墙面都包裹着暗黄色的护墙板，木板上刻着几匹奔跑的马，右侧还生怕别人不知道画的是什么似的写着“万马奔腾”四个字，有一种自以为是的遒劲。暖气被裹在木板后面，前方的散热口有一排百叶窗一样的木条，其中一半都被掰折了。
杨天乐撕下一张小广告，端详了一会儿，随手团成一团扔在旁边。他抬头看看自家厨房的窗户，灯还亮着。他知道，很快，那里的灯火就不再与自己有关。他剥了一个栗子，扔进嘴里，没尝出一丝甜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