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尹慧在动心思生二胎。“那得换房子吧？不够住啊。”王姐一边吃着饭一边问尹慧。
她们中午经常一起吃饭，不可避免地会聊到房子。王姐的丈夫在一家投行还是银行做金融相关的工作，钱潇不太懂，只是懂得王姐的包、表和手镯，搭着衣服不停地换。对面工位的尹慧，老公在一家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大国企，提起名字人们会会心一笑的那种，职位是公公安排的。老公的家境很殷实，尹慧休完产假，开着一辆崭新的奔驰回来上班。“公公给买的。说有孩子了，安全重要。”尹慧若无其事地摆摆手说，语气里还有点无奈和奚落老人多事的意思。
“是啊。”
在公司里，几个姐妹表现得闺蜜模样，一起八卦调侃某个明星，对上司和老板同仇敌忾，但实际上，她们根本不在一个世界。隔壁格子间的王姐抬手接电话时，钱潇一瞥，右手腕上缠着一个Gucci的经典款手镯，玫瑰金的色泽低调而沉稳。挂了电话，王姐递过一份资料，左手腕上露出一块卡地亚手表。人家若无其事，照样在这儿上班，只是，明显要比钱潇放松很多。对许多东西用不着计较，就会变得松弛。有些事，看在眼里，印在心里，印在心里后，就自然而然会对比。都挣一万块左右的薪水，人家发了工资，直接刷成一双小高跟，或者一身连衣裙，钱潇不行。渐渐地，表面上热络依旧，心底里却沟壑丛生。并不是人家对钱潇如何，是钱潇自己想往外退。
“学区房也是个麻烦事。”
人们都开玩笑说，一九九二年出生的都已经算中年，三十四岁生孩子都算老来得子。钱潇琢磨了一下，妈妈在自己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自己已经读小学了。而现在，她在北京还像个游魂一样生活。有时候，她也觉得好像没什么资格“修正”杨天乐，因为连自己都还像个孩子，不然为什么对周围的一切时常感到茫然无措，无法把控。其实，成熟与否，有时与年纪无关，与能真正把控多少资源有关。周围年长的、同龄人的生活似乎都在变化，只有自己原地打转。
“不考虑学区房了，其实也没什么必要，反正也得走。”尹慧用叉子插着一片生菜说。她说的“走”，是出国、移民。说起这些时，语气里有点遗憾、落寞和淡然，更多的是轻松。仿佛移民并不是一件需要费力的事，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间，抽空办了而已，最多就是有点琐碎。“上周末去看了看‘北京院子’，北五环外了吧，好像还更远点，还可以啊。周边荒凉点，但是里面真不错。一千七八吧，比学区房值多了。就是价格有点纠结啊。”尹慧说。
后来她发现，好像所有的同龄人都如此。他们乐于谈论失眠、颈椎和肩周，晒娃、埋怨老人、怀念旧时光。好像从心底里厌恶青年的状态，都拼命拖动进度条，想把自己急速快进到中年。他们面容倦怠，眼神势利，动作松松垮垮。从跨出校门起，就急切地变成这个样子。同时他们好像迅速融入了这片丛林，没有迷茫，没有过渡，直接在食物链的中端甚至高端，找到一个位置盘踞。不像钱潇，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战战兢兢。或许，表演沧桑是那群人生长出的一种保护色。
钱潇在旁边听着，插不上话，只能奋力咀嚼鲜虾饭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虾仁。所有人谈到房子的时候，都会自动舍弃数量单位，比如尹慧说的“一千七八”完整表达应该是“一千七八百万”。一旦把单位省略掉，一切就突然变得很轻巧。
那首《山丘》，钱潇听得心有戚戚，李宗盛缓缓地唱：“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她心里真觉得自己还是个年轻人，但是除了自己，谁还会认为她是个年轻人呢？她发现，周围的同学、同事都在表演沧桑，在朋友圈里一副沧海桑田的语气。有同事发一张凌晨机场跑道的照片，写一句“赶个早班飞机，好累，真是年纪不饶人”。钱潇心里“嘁”了一声，比自己还小两岁，装什么老成。然后点了个赞。
那几天，钱潇刚刚买了一部iPhone 6s，粉色的。买之前纠结了一个月。纠结的时候，她每天问杨天乐：“你说我买不买？”杨天乐说：“买吧。其实也没多少钱。”钱潇反击：“没多少钱？就跟你有多少钱似的。”杨天乐就说：“那别买了，反正也都差不多。手机嘛，还能出个什么花儿？”钱潇说：“连个手机都不让买。”杨天乐就不说话，假装忙乎PPT。纠结之后，手机还是买了，买完发现确实挺开心。谁说开心和钱无关呢？钱潇纠结的是手机，尹慧纠结的是别墅。
钱潇终于明白了这一点的同时，还洞悉了另一层真相——自己连年轻的资本都已经没有了。每年校招季为公司筛选新的简历，出生日期一栏写着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真年轻啊，她想。但仔细算算，好像也算不上太年轻。如果这年纪都不能大张旗鼓地被称作年轻，那自己呢？她有一种随时会被替换的恐惧，觉得自己就像那些型号老旧的手机，性能良好，但被弃之如敝屣，不过就是因为……因为什么呢？新的型号和款式被生产了出来，人们就认定，必须更新换代。不过如此。
几年前，钱潇觉得，凭借自己和老公的努力一定可以在北京立足，这有什么难呢？他们和同学、同龄人的起步都差不多，但三四年之后，差别渐渐显露出来。有些人迅速开挂，有些人急速跌落，钱潇和杨天乐或许算过得不好不坏的。但北京这座城市只想留存最好的，不好不坏的那部分就变得惴惴不安，随时会被剔除的样子。也正是这样的机制让北京显得如此诱人，也如此残忍。
段子不知真假，但钱潇看到之后，怔了很久，也陷入了谜一样的安静。她觉得自己和那个因为一碗粥吵架的妇女一样，必须和整个世界斤斤计较。她没有豁达的资本。最初她以为自己有，后来想想，真是幼稚，那资本是什么？不过就是年轻。但年轻很快就会被消耗掉，不管你是否在意，也不管你是否愿意，都注定会被消耗殆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年轻根本不是资本。如果不能用它变现，不能用它当作攀爬的阶梯，它就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人人都拥有过的一个普通阶段罢了。那些真的只能把年轻当作资本的人，大都是真正的赤贫者。他们没有任何其他资源可以盘活，思量再三，人性中自我安抚的机制就会启动，让他们发现自己的年轻，聊以自慰。不然，还能如何？在生活尚未正式展开的时候就拱手认输吗？
钱潇和杨天乐的逻辑很简单。两个人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都不笨，待人接物大大方方，为人处世光明磊落，在北京不费多大劲就找到了看似体面的工作。他们原本以为，一切会像钟表齿轮那样复杂又精确地一环扣一环运转下去，但突然就被房子卡住了，一切都动弹不得。在房价面前，再体面的薪水都会显得不堪。最初，他们还觉得希望尚存，后来，那光亮摇曳起来，越飘越远，直至如烛火般明灭不定。再后来，人们开始把买房子叫作“上车”，听起来这比喻好像没什么想象力，但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感觉到它精准无比，堪称绝妙。
有一次吃饭，钱潇在微博看到一个段子：博主去楼下喝粥，隔壁桌的几个女人因为皮蛋瘦肉粥里面没有瘦肉和老板争执起来。老板说瘦肉已经煮化了。“怎么就这碗化了，其他的都有？十二块钱一碗你还偷工减料，好不好意思啊！”其中一个女人越说越激动，最后竟哭了起来。老板吓住了，表示送一碟点心，算是赔偿。有个年纪大一些的同伴给女人递了一张纸巾，说：“小赵啊，一碗粥而已，不至于的。”女人抹着眼泪说：“我不是哭这个，我难过的是已经三十多岁了，还因为一碗粥跟别人斤斤计较吵了起来。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啊。”整家店陷入了谜一般的安静。
房价就像一列高速列车，一直全速行驶，甚至越来越快，你能做的只有把握好时机、掌握好力道，当然，最重要的是备足购买车票的钱。钱潇脑子里经常会浮现这样一幅画面：一列列车兀自狂奔，自己在后面狼狈地猛追，眼见着车越驶越远。最后，她孤独地站定在飞扬的尘土里，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
在恋爱之初、结婚之初，她想象中未来的生活、在北京的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的。但到底是哪种样子呢？好像也说不清。最起码不需要像现在这样被到处驱赶；最起码对自己生活影响最大的那个人不应该是房东；最起码应该在北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处。如果达到了这些，她是否就会满意呢？仍然说不清。她能说清的，是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
渐渐地，钱潇看明白一件事，那些及时上车的同龄人，车票几乎都不是自己买的。父母为他们负担了至少前半程的车票，自己再努力去补后半程的票而已，至少用不着在地面上绝望地奔跑追赶了。
钱潇其实根本没在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什么，她完全就不在意。她只是需要房间里有一点声音，有一点日常的、琐碎的、普通日子的声音，用这些来遮蔽头脑中的胡思乱想。她在想，嫁给杨天乐，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来到北京，又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说不上后悔，也说不上无悔，真实的生活根本没有那么多戏剧性和黑白分明。只是，在一年一年慢慢度过之后，钱潇愈发有了一种钝刀割肉、难以名状的感受，或者说——消耗。
刚刚迈出校门的时候，钱潇和杨天乐有些盲目乐观，他们相信个人的努力会有等值的回报。后来也不能说回报不等值，北京这座城市，总体上是公平的，这也是他们一直热爱这里的原因之一。不过，那只是一种程序正义，在很多事情上，起跑线就差之千里。单靠几年的高等教育和不太笨的自己，跨越不了阶层。明白这一点，就如同明白了年轻不属于资本一样。只是就算明白了，又能怎样呢？
“怎么在看这个？你不是说吃饭不能看这个吗？”杨天乐一边换鞋，一边随口说。钱潇没说话。杨天乐关门下了楼。
钱潇坐在沙发上，对着那半碗冷掉的方便面汤，对着不知所云的电视节目，想着这一切。又问了问自己，如果重新选择，会选择怎样的生活？琢磨来琢磨去，最后发现，还是会选择和现在一样的生活，来北京，和杨天乐结婚。她没有什么别的路可选。
对方有钥匙。杨天乐说自己住在这个小区，现在就能看。他翻身下床，拿了钱包、钥匙，准备出门时看了一眼钱潇，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茶几上放着一个大碗，里面还残留着少半碗屎黄色的方便面汤，电视上播放着纪录片《猎捕》，豹子正在伺机出击，一只鹿独自站立，机警地扭头到处乱看，它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丛林里，注定是食物链的底端。
和杨天乐在一起后，总有人问她，杨天乐哪里好？她说：他听得懂我说话。对方通常一愣，钱潇明白，这样的反应就是听不懂自己说的话。但杨天乐不会，她说什么，杨天乐都能迅速准确地理解，get到那个点。这种事情很微妙。有时候，你掰开揉碎解释八遍，对方或许也能懂了你说的话，但瞬间一切都变得没意思。而你一说，他就懂了，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这种沟通上的顺畅有一种其他任何事都无法替代的熨帖。即便她经常修正和挖苦杨天乐，但她知道，自己对杨天乐很珍惜。
他觉得自己很快就会重新进入状态了，那种隔两年出现一次的间杂着癫狂、绝望又毫无办法的状态。找房子时的状态。
在办公室，王姐有时候会问钱潇：“你现在和你老公还有话说吗？”钱潇想都没想就说：“有啊。怎么没话说呢？”王姐慢慢点头，眼睛看着地面，焦点却虚了，若有所思又有点将信将疑。钱潇明白，即便手腕上缠着Gucci和卡地亚，也还是有困惑，那困惑很真诚，因为王姐不只问过她一次，每次都是下意识的，有一种真心求教的语气。听了钱潇的答案之后，她却好像更加困惑了。
“你电话响！”钱潇的脸突然出现在杨天乐眼前，杨天乐醒醒盹儿，发现钱潇还真的在拽他。她把电话扔在他胸口，踢踢踏踏地去了洗手间。杨天乐蒙蒙地看了一眼表，发现自己已经睡了半小时。他接了电话：“杨先生您好，打扰一下，您要看幸福里的一套一居是吧？”
钱潇和杨天乐之间不是没有矛盾，也会争吵，也会抱怨，有时还挺激烈。尤其每次搬家之前那段时间，总会气氛不对，时不时互相发点邪火。但是她明白，那些争吵从没破坏过根基，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所以，对于这段感情，对于当下的生活，她并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
杨天乐站在一个单元门前，无论如何都找不到钥匙。他叫来开锁公司，对方非要他证明这是他的房子。他说这是他租的房子。开锁公司说，租的房子不是你的房子，我们不能给你开锁。要开锁，要么有房产证证明，要么叫来房东，因为这是人家的房子。杨天乐很生气，说叫不来房东。对方说，房东不来就不能开门，这又不是你的房子。扭头要走。杨天乐开始和锁匠对骂。钱潇一直在拽他，他很不耐烦，甩着胳膊。
钱潇决定不再胡思乱想了。她站起来，端着碗走到厨房，把里面的汤和剩下的面条倒进水槽，认认真真地刷碗，然后一寸一寸清洗水槽，又拿起抹布把台面上的水渍慢慢擦干。即便很快就要搬家，她觉得还是要保持洁净。这是她生活里小小的尊严，即便这生活如此易碎。她擦着手，从窗户向下望，水果摊上拉起了几个电灯泡，氤氲着温暖的光，照不到的地方已经一片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