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玩，下App呢。”杨天乐平静地说。
钱潇走到厨房，拿了一包从淘宝买的日本方便面，扔到锅里，问杨天乐：“你吃吗？”她扭过头，看看自己的丈夫：“别玩手机了。”
那几个房屋中介公司的App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杨天乐下载到手机上，等找到新的房子又把它们悉数删除。他嫌占内存，更嫌碍眼，总在提醒自己居无定所的现实。
还有学者痛心疾首地说：“现在的年轻人一个个都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语气里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俯视。钱潇不明白，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到底碍着谁了？是碍着你拿项目、压榨研究生、赚经费呢，还是碍着你分房子？那帮教授基本上就没真的进入过真实的生活。年轻的时候经历了一段特殊的历史，就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得苦难的人，后辈们再也没有资格谈及苦难，都必须幸福得像花儿一样。可问题是这帮上了年纪的专家、学者、教授一直享受着各种既得利益。房子是分的，工资是稳定的，自己还讲学、出书、上电视，一边拿着旱涝保收的事业单位待遇，一边享受着市场经济的好处，然后，坐在上百平米的学区房里撰写文章声讨年轻人“精致的利己”？这是什么逻辑？
他刚到北京的时候，还没有App这种东西，找房子只能去几家中介的店面留电话。那时候，中介这个职业还显得很可疑；如今，在北京的街头，几乎只能看到两种最显眼的职场人士：打着领带的房屋中介和戴着头盔的外卖小哥。他们骑着同款的电动车，阐释着努力的画面感。
钱潇有时也会跟着杨天乐看看新闻，和杨天乐不一样，她对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基本上都深恶痛绝。总有一些专家站着说话不腰疼地呼吁年轻人租房，不要买房：“你花费一个北京厨房的钱，基本上就可以周游世界了。等你周游世界再回来就会发现，你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已经变了，而你那些买了房子的同龄人的一切努力都只不过是为了还清房贷。”钱潇记得，有个头发花白、有十几个名头的什么经济学家曾经多次大言不惭地这样劝诫。每次听到这些，钱潇就嗤之以鼻地想：“等你周游世界回来，世界观和价值观当然变了，因为你发现自己所有东西都被房东扔出去了。”更荒诞的是，传言这位经济学家在国内有六套房产。
有一次，杨天乐在路边买凉皮，摊子旁边有两个外卖小哥等着取单。胖子问瘦子：“你老家也是东北的吧？”
搬家前的这段时间是最焦虑的。她每次拿起扫把和抹布，就会突然想起马上要搬家，然后沮丧地把东西扔到一旁，不再收拾。过一会儿受不了这样脏乱下去，又站起来继续干活，如此循环往复。兴起之后的沮丧，对一个人的伤害很大。有时候想想，之所以觉得无意义，不过就是因为一切都是“临时的”。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自己都不过是临时存在于这世界上，却总是从精神上追求某些接近永恒的时刻，希望在生活中达到稳定和长久，不然就会感到不安。
“嗯。”胖子递给瘦子一根烟，点上，说了一句，“还是北京好啊，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这句感慨搅拌着方言，从一个外卖小哥嘴里说出来，显得无比真实。他不是抒情，只是慨叹。那个溽热的傍晚，杨天乐觉得好像有些东西在心里涌动，但又不知道是什么。旁边的小哥在炉火旁奋力地烤着面筋，口罩被熏得乌黑，额头上汗珠密布，身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劣质音箱，歌声伴随着刺刺啦啦的电流声……杨天乐突然觉得这画面像电影里的场景，真实又魔幻，残忍也温暖，一切都不可言说。
每次要搬家的时候，钱潇都感到很荒诞。不同于杨天乐那种自动反刍的无奈感，钱潇觉得的荒诞，体现得比较具体。钱潇看着自己拖过的地板，擦过的厨房桌面，到处摆放的绿植，心里知道，很快，这一切都不再属于自己。她觉得自己像个管家或者用人，悉心维护着一个别人的住所，但不这样做似乎又不行，总不能住在一个邋遢得连自己都没办法接受的地方。她不知道别人是如何处理这一切的。
夏日的傍晚，人们倦怠无语。有人在摊子前缓慢地挑选蔫头耷脑的蔬菜，几棵树上的知了互相不忿地鸣叫着。杨天乐看着眼前的一切，觉得自己越来越轻，越来越远，抽离般俯瞰着自己每日生活的这个小区，一切不快、焦虑和忧愁，都烟消云散。北京，有时让人烦躁，有时令人治愈。这座城市确实充满矛盾，傲慢又谦卑，冷漠又包容，高大上也脏乱差。它性格古怪但魅力非凡，每天排挤一些人，拥抱另一些人，但几乎所有人都想对它谄媚。
他们住在十一号楼，十号楼五门的一楼有一群猫，一个老太太养的，那个两居室只给猫住，老太太住在十四号楼。她每天都兢兢业业地过来换猫砂，给猫喂饭，这事情还一度登上了北京电视台的本地新闻。钱潇喂猫的时候想，自己还没有这群猫的住所稳定。有时候，他们喂猫能碰到那位老太太，人家就笑呵呵地问钱潇：喜欢啊？抱一只回家养？钱潇赶紧摇摇头摆摆手。今天看见猫粮，她又想起了这些事。
杨天乐在几个App上登录完毕，开始刷周边房源。现在这个房子很快就住满两年，他觉得即便涨房租，也不过涨到四千。刚刷了一下发现，周边同户型的房租基本在四千八。他心里一惊，但没出声。又点了一下租房旁边的二手房选项，一组数字开始滚动，然后慢下来，渐渐停在五万五千元上。这是目前幸福里小区以及周边二手房的均价。杨天乐盯着那一串数字，数，个十百千万。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他俩一度想养只猫，但又觉得猫这种动物最讨厌搬家，认地方不认主人，自己隔一两年就得换个地方住，实在对不起猫。更重要的是，有时候找房子，房东还会特意问“养不养宠物？如果养宠物，我们就不租了”。你能怎么办？如果养了猫，只能徒增找房子的难度。杨天乐和钱潇明白，在北京，他们的这种状态，真的也就叫养得活自己，又有什么资本养猫呢？因为这个事，他俩还一度有点沮丧，然后退而求其次，隔三岔五地买一袋猫粮，喂喂小区里的流浪猫。这种自我安慰的本事，也是在北京磨炼出来的。人总得活得高兴一点，得学会给自己找台阶、找退路。
杨天乐有个小外甥，表姐的孩子，三岁多，正是最萌的时候，刚刚开始有数字的概念。在他的小脑袋瓜里，二十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数字，基本等同于成年人世界里的万亿和无穷。小外甥找妈妈要新玩具，他妈妈说，你玩具太多了，自己卖掉一个，再买新的。他就蹲下，把小汽车排成一排，努力挑出一个不太喜欢的，等着杨天乐来买。杨天乐问：“这个多少钱？”小外甥使尽全部力气说：“啊，这个二十钱。”他还不会用量词。逗得杨天乐笑个不停。晚上，他不想让杨天乐走，使劲拉着他的衣角说：“舅舅，你再住二十天。”那意思就是说，你永远也不要走。有时候，杨天乐觉得，自己要是和小外甥一样就好了，觉得二十是个天大的数字，这样一来就能开心很多。但是不行，成年人的世界里，数百万和数千万的钱都好像不算什么。这几天，朋友圈里在疯转王健林的一段采访，“你先定个小目标，先赚它一个亿”。王健林说。仔细想想，王健林也没夸张，这算什么大目标？在北京西城，不够买几套学区房。别的人好像都能以千万计数，随手买下房子，杨天乐却还在纠结几千块的房租。到底有几个北京？
钱潇没说话。把包扔在沙发上，坐在旁边换鞋。她把鞋子摆好，看看周围，这房子一直保持得很整洁。也不是刻意维护，她只是觉得，家就应该如此。沙发旁的绿植叶子有点蔫，她随手把剩下的半瓶矿泉水倒进了花盆，不小心碰撒了旁边的猫粮。
他在几个标注“豪装”“设施齐全”“婚房出租”的房源下面点了“看房”，然后把手机扔在一旁，点了根烟，靠在床头，等待着接起一个个电话。他太熟悉那些声音了，努力掩盖的方言、旁逸斜出的普通话、虚伪的热情、真实的急切以及假装的谦卑。他知道自己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进入一间间户型奇怪的屋子，面对肮脏的地板、堆砌的旧物以及油腻的厨房。他突然觉得很累。
钱潇进门，看见杨天乐坐在沙发上抽烟。“吃什么？”她随口问了一句。“随便，不饿。”杨天乐说，“房东要卖房。”这两句话接得毫无逻辑，但效果肃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