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乐长出了一口气，说：“嗯，没事。”语气异常稳健，似乎一切都在意料和掌控中，但那种难以名状的失落又一次从胃底一点点反刍上来。
“真是不好意思。你提前找找房子吧，房租该退的都退，我赔偿你一个月违约金或者再多点都行。抱歉啊。”
之前的房东突然要求杨天乐搬家时，都各有各的理由，经历得多了，杨天乐觉得自己基本上掌握了所有可能性。有的是孩子结婚，要用这套原本的空房做婚房；有的是老人上了年纪，儿女准备搬回这个小区，方便照顾父母；有的是孩子上学，旁边有一所附小，搬回这里，孩子和家长就都不用每天一早大老远地通勤……
“小杨，方便吗？不好意思啊，和你说个事，那什么，我和我老公还在办那件事。”梁姐在电话里说。杨天乐知道，“那件事”指的是离婚，她对“离婚”这两个字还是有点避讳。“这房子，我们得卖。”最后这一句，梁姐说得几乎一字一顿，“卖”字甚至有点声情并茂。
杨天乐后来每次找房子，都会打听一下，您孩子多大？老人身体怎么样？云云。看起来，像是个稳妥又随和的房客和房东拉家常，实际上，也算是套取情报：假如那家的孩子已经二十四五岁，这又是家里唯一一套空房，租不租，杨天乐就要掂量掂量。他原本觉得自己已经见得够多，在租房的行当里也算个行家里手。租下现在这套房子的时候，他打听了很多信息，觉得孩子小，老人又不在北京，不应该有什么问题，最终却遭遇了这么狗血的情况。对于杨天乐来说，这一次的状况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让他难受，让他更深切地明白，房东一家任何一件看似不相关、不搭界的事，都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生活的全部。你的生活原本顺畅地往前走，你还吃着火锅唱着歌，觉得傻不错、乐呵呵，突然一个电话，就得连根拔起。这就是现实。
电话响了，杨天乐把手罩在手机屏幕上挡着太阳光，眯起眼睛看了看来电号码。
杨天乐挂了电话，倚在那个搭建起来的台子上。工人们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组装，他回头看看，背板上有个男人自信的笑脸。工人们在一旁擦汗，有穿着短裙的姑娘面无表情、体态松弛地路过这里，慵懒地抬抬眼皮瞥一眼这个古怪的logo，径直走向三里屯深处。
那天，他在三里屯那家因为试衣间艳照门而声名大噪的优衣库门前，指挥着一帮工人在一个台子上搭建自己公司的logo。他挂着胸牌，手里拿着卷成一卷的方案指指戳戳，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太阳底下，工人们都有点无精打采。
杨天乐觉得自己像个傻×。工人们叫他杨总，问他搭建成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可以验收签字。他听着对方恭敬地称呼自己，怎么听怎么觉得像是讽刺和戏谑。他特别想告诉那些雇来的农民工，自己和他们一样，在这座城市里居无定所。杨天乐一直觉得，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更容易获得幸福感。那些工人累了一天，喝顿酒，睡一觉，烦恼也就消散得差不多了。更何况，他们对于北京的感情好像和自己不同。他们觉得这就是别人的城市，自己来到这里就为了赚钱，然后离开，至于北京属不属于自己，自己又属不属于北京，这种形而上的问题都莫名其妙，毫无意义。有时候，杨天乐真想像他们一样，只想着今年多挣俩钱，回老家盖房、结婚、生孩子，了此一生，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真的这样。可他想要的那些，似乎又都得不到。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呢？
杨天乐没预见到自己会在这个时候再度接到梁姐的电话。
工人们一直在催他，都想赶紧收工。他胡乱看看，草草签了字。他被房子的事搅得实在没心思再去抠细节。工人们像得到了特赦般手脚麻利地收拾东西，比刚才干活时的效率高了不止一倍。
日子就这样流淌过去，杨天乐和钱潇每天恹恹地上班，疲倦地下班，叫外卖，看电视，斗嘴，发愁，为一点小事抑郁，又为一点小事开心。一个月一晃而过。有时候杨天乐觉得生活不过如此，有时候也觉得生活不能一直如此。但生活不和他沟通，兀自往前走，一点点把普通人甩脱。
工人们陆续撤了，地上散落着一些撕坏的海报、贴纸和木屑。杨天乐一点点收拾起来，扔到旁边的垃圾桶。他双手向后撑着身体，坐在那个刚刚搭建起的台子上，看着对面马路上拥挤的车流，心里比三里屯晚高峰的主路还要混乱。他喝了两口星冰乐，让寒凉一点点渗到胃里，接着点了根烟。夜幕一点点笼罩三里屯，汽车喇叭声越来越乱。人们纷乱地穿行在那个事故频发的十字路口，成群结队的老外也熟练地嬉皮笑脸地闯过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