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乐坐回椅子上，点了根烟，把烟灰弹到桌子上的纸杯里，杯子上印着一个硕大的“家”。杨天乐盯着那个字看了一会儿。门开了。小高走进来。“要加十万，我们砍到八万了。”小高说：“情况是这样，如果咱要走法律程序，肯定没问题，但问题是时间咱耗不起，您说呢？”他点了根烟，斜坐在桌子上接着说：“我们跟房主好说歹说，给他讲明白，越耗着，房价越贵，他越买不着，限购政策也一天一变，夜长梦多。我们让他赶紧把这套办完，同时抓紧给他找房子，一周内肯定给他找到可以交定金的，这才答应下来。”小高一副忍辱负重两头受气的样子。
“怎么能没损失呢？人家交给您定金是为了什么呢？您以为这合同就是张纸吗？那有法律效力啊。”杨天乐站在房间里，从半开着的门缝往外看。房主坐在那儿不说话，摇摇手，低着头，一脸痛苦。
“我问问我媳妇吧。”杨天乐把烟头扔进水杯里，刺啦一声灭了。
“我们少赔点呗，反正双方也都没损失。”
“好。您离婚办完了吧？”
小高大致给杨天乐讲述了一遍情况。房主卖房子是因为孩子长大了，这边房子小，觉得住着不方便。他们之前一直把这套出租，一家三口和岳父母住在一起，现在觉得应该为以后做打算，才想到了换房子。他们最初对现在的市场行情就有点低估，被中介撺掇着签了合同。这几天到处看了看，询了几次价，发现真的是每天一个价，限购政策又一次次加码。他们怕自己可能再也买不到房子，吓坏了，所以决定违约。屋外的对话从门缝里传进来：“您违约得赔偿二十万，这是我们合同里写明的。”
“嗯。”
“他们什么意思啊？”
加钱就加钱。钱潇和杨天乐现在深刻地洞悉了一个真理，拿着房子等钱的都是爷，持币待购等房的都是孙子。挣扎是没有意义的，螳臂当车。杨天乐挂了电话向小高点点头，小高像弹簧一样蹦起来蹿出了门。杨天乐把胳膊抱在胸前，靠在椅背上，扭头透过落地窗向外看去。阳光很好，没风，车辆有序地驶过，上年纪的人在便道上悠闲地溜达，巡视着地摊上绿得可疑的翡翠和来路不明的香炉。人们各归其位，在生活的角落里安之若素。
到了中介门店，杨天乐推门进去，小高不知道从哪儿钻了出来一把将他拽进旁边的签约室。“业主在旁边呢。您坐一会儿，我们正在做工作。”
杨天乐特别平静。他想，如果放在一个月前，遇到这样不讲道理的违约情况，自己肯定会气急败坏，想诉诸法律，或者干脆赌气不买了。但现在，他一点怨气都没有。真的，一点都没有。就像离婚时遇到年轻人奚落那个大爷，他真的一点都不再觉得荒诞。面对现实，承认现实，解决问题，这是他这段时间以来学会的最重要的事情。人的变化或许都是悄然而至的，并不会出现戏剧性的抵抗或者纠结，总是被某个东西不经意地一点点催化，等到事后，发现自己早就不再是当初的自己。
车到北京，钱潇直接换地铁赶往公司，月底一堆活等着干。她得加班。她让杨天乐随时报告情况，匆忙走了。杨天乐看着已经是自己前妻的钱潇的匆促背影很快就融入了慌乱的人流。
小高喜气洋洋地走进来，像完成了一桩大事，一边整理资料一边和杨天乐念叨：“最近这段房子涨得太厉害，毁约的就很多，差不多十单就有一单要毁约，而且毁的基本都是卖家。人家赔一点钱，过一阵再卖，马上就能赚回来。我们也难做。”小高笑笑说：“假离婚的，二十对里面就有一对变成真离婚，我们店就接待过。闹得乱七八糟。哎哟，别提了。您这个算很顺利啦。”
“什么情况？”杨天乐陡然提高了调门。旁边的人又偷偷看了他一眼。他扭过头瞪回去。“来了再说吧。”对方说。杨天乐原本计划下车后直接回公司，现在觉得还是干脆再请半天假，他心烦意乱根本上不了班。
杨天乐和钱潇当天晚上去了一家日料店，点了一桌子菜，要了一打海胆，还有一瓶清酒。这是这段时间以来，他们最放松的时刻。一瓶清酒很快喝完，杨天乐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影影绰绰，微微抖动。餐厅的每个桌边都摆着一个小小的桌灯，昏黄，正好照见桌上的饭菜，又恰好把人的表情藏进阴影。人们都小声说话，慢慢酌饮。杨天乐看看周围，觉得无论是小小的餐厅，还是这座城市，都变得柔和，不知道是因为摄取了酒精还是因为自己拥有了房子。
“房主要毁约。”
第二天，小高给杨天乐打电话，问他们这所房子是自住还是继续出租。杨天乐说当然是自住。小高说那就需要他们和租户提前沟通一下，毕竟之后办理房产过户等等手续还需要一段时间，提前和租户说清楚，那段时间正好让他们找房、搬家。杨天乐那天的工作还挺忙，就和中介约定晚上下班后去新房子里一起见面再聊。
“这不回老家办离婚吗？马上回北京了。”旁边的乘客偷偷看了他一眼，又把目光缩回自己的手机屏幕。
晚上，钱潇也一起去了。相比于和租户谈事，他们更多的是想再看一眼那所即将属于自己的房子。客厅里已经摆放着几个纸箱。小高通知了他们即将搬家的可能性，看起来，租户小两口对自己的处境也心知肚明，就如同杨天乐和钱潇之前所经历的一样。杨天乐他们进屋的时候，小两口正配合默契地缠绕胶带，把一些不常用的东西收进一个纸箱。茶几上还放着麻辣烫的餐盒。
“杨哥，在哪儿啊？”
杨天乐和钱潇看着他们，一切都像是自己的翻版。这个城市里有无数人像彼此的镜像一样生活着。杨天乐和中介签了一张和租房有关的补充条款，然后对那小两口说，房子过户最少还需要一个多月，他们不用太着急搬家。男孩客气、腼腆又勉强地笑了一下，说了声谢谢。
“前妻，你吃点什么？”在回北京的高铁上，杨天乐问钱潇。“不饿。”“那我买个方便面吃。单身直男标配。”杨天乐在接热水的地方断断续续地冲泡好方便面，把叉子叉在盖子上密闭好，小心翼翼端着往座位走。口袋里的手机一直在振，搞得他很烦。坐下翻出手机，发现两个未接来电都来自中介小高。他回过去。
钱潇问小高接下来要走哪些程序，小高一一给她讲解，杨天乐推开门，走上了那个小小的露台。
他们打车奔赴派出所更改户口本的婚姻状态，这是房产中介千叮咛万嘱咐的事。派出所不用排队，办事大厅冷冷清清。杨天乐把户口本递上去，说明来意，户籍警透过高大的玻璃隔断看看他身后站着的钱潇，熟练地判断了形势，说：“过一阵复婚，再更改婚姻状态的时候，务必带着以前的结婚证原件。咱得证明还是原配偶，明白不明白？记着啊。”然后迅猛地盖了章，把户口本扔了出来。杨天乐诺诺地点头，心想，看来每天来办这个业务的都是同道中人，弄得户籍警都熟悉了套路。
夜色将至，小区里的路灯一点点亮起来，天空一片墨蓝。从这里可以远远看到耸立的央视大楼，还有那栋挺拔的中国尊。中国尊楼顶上有几座塔吊，像斜插在上面的玩具。它孤傲地伫立在北京的商业中心，有如这座城市的定海神针。
杨天乐和钱潇出门，看到排在第一位的那位大爷坐在入口处一侧的塑料椅子上，独自低头看着手里的离婚证发愣。杨天乐才想起来，直到现在也没见到大爷的老伴，估计是匆匆来过，又匆匆走了，在老人们心里，离婚毕竟不光彩。
杨天乐在露台上远远地望着那一切，第一次觉得自己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如此真实可信。他兜兜转转真的在幸福里买下了一套房子，在北京拥有了一个固定的住所。他再也不需要搬家，再也不需要看房东充满审视的脸色，他和钱潇可以大大方方地养一只猫，也可以计划要一个宝宝，不用再和父母为此吵嘴。他第一次盼望着今年赶快过春节，盼望着见到那些他厌恶的七大姑八大姨，盼望着主动和她们用世故的语气聊聊北京的房价，然后装作不经意地说：哦，我幸亏刚刚买完……
之前一起排队的人们差不多都办理完毕，笑容灿烂地互相打招呼，振奋和团结的气息弥漫在民政局的大厅里。保安带着一种见多识广的表情来回梭巡。人们笑容中有一种奔赴新生活的意气风发。房子和希望是捆绑发售的。
他觉得自己终于变成熟了，不再用孩子式的黑白对错去判断周遭，而懂得因时就势，接纳了离婚买房，也终于成功地赶上了这趟班车。在这场和生活的短兵相接之中，他总算拿下了一个小小的回合——在惨败了多年之后。
最后一项，缴费，六十九块钱，比结婚的成本多六十块。杨天乐拿着收据想，为什么离婚比结婚贵呢？离婚证也是红色的。这一点让人有点惊讶。电影、电视剧的桥段里，离婚证好像都是惨绿色。现在这样一来，显得有点喜气洋洋，倒是非常符合这一群假离婚的人的心态。
杨天乐想着这些，微笑着回头，想叫钱潇过来一起看看这里的风景。他扭过头却发现小高和钱潇隔着玻璃隔断门看着他，神情悲怆。杨天乐皱了皱眉，有点疑惑，他本能地知道好像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或许将会把自己刚刚变得像样的生活重新毁成碎片。他从没见过钱潇的那种表情，一种如同处于深度极寒中的恐惧、无措和绝望，即便她在努力克制。
大厅里是办理结婚手续的地方，办理离婚的地方比较私密，单独辟出了一个房间。进门，屋子里有三个隔断，杨天乐和钱潇坐在其中一间隔断里。一个臃肿的中年妇女用复杂的眼神望向两个人，问：“你叫杨天乐？”杨天乐点头。然后问：“你叫钱潇？”钱潇说“嗯。”“想好了吗？”“想好了。”两人说。“把该签字的地方都签了，去那边。”妇女问了财产和婚后有无子女的情况之后，了无生气地指指门口的另一张桌子。他们前一天晚上还认真合计了一下，如果办理离婚的时候工作人员盘问情况，应该如何应对，如果非要调解，又该说些什么。结果到了这儿才发现，根本没人有工夫盘问，更没人费心思调解。想想也是，都是成年人，你盘问不着，也调解不了。
血液冲到耳膜里，心脏顶在胸腔下，他都能感觉得到。“别，别，千万别是房子的事。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千万。”杨天乐在心里对自己说。他的大脑、心脏、神经、血液和四肢似乎无法被一个整体的系统连接。
离婚一共用了十四分钟。
小高往前走了一步，把门拉开，一副不知如何开口的样子，说：“杨哥。有个新政策。刚刚落地的……呃……离婚不满一年的，一律按照二套房计算。咱这个房子还没网签，您……离婚也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