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多一点吧。”
“多少钱一平米？”
杨天乐若无其事地点点头，竭力压制心里的惊讶，暗想能在这儿排队离婚，也是有门槛的啊。他啃着一套煎饼，钱潇站在一旁喝豆浆。周围的人都拿着早餐说说笑笑，时不时互相喂一口。“一会儿你就是我前妻了。”有人这样开玩笑。周围其乐融融。
“哦哦，那还行。我们是给孩子买学区房，西城的，太他妈贵了。”
八点半了，排队的人陆续归队站成一列。杨天乐从没见过比这更规矩整齐的队伍，所有人的头顶都弥漫着一股自律又彼此监督的气息。他认真数了数，自己排在第十八个。他拍拍前面人的肩膀：“我不是第十九个吗？”
“东边，朝阳。”
“好像还有个大爷，排在第一个，没见着呢。”对方说。
“我知道啊。在这儿排队的有一半都是在北京买房的。”对方笑着说，前面几个排队的都在笑，好像这句话是个充满内部梗的笑话。
杨天乐点点头。他向队伍前方张望了一下，看到第一个人身前放着一把钓鱼用的折叠椅。又过了十分钟，一个老人从马路对面走来。他瞥了一眼后面的人，径直走到第一位的位置，把折叠椅收起来，提在手里，静静地等。
“不用，一会儿就有人过来卖吃的。”旁边的一个男人说。果然，过了三分钟，来了好几个人推着小车卖煎饼豆浆。大家纷纷买了吃。“你挺熟啊对这儿的情况？”杨天乐和那个男人搭话。“以前来过两次看看情况，前两天排了队发现东西没带齐，今天又来了。”对方半是无奈半是炫耀地说，接着又风轻云淡地补了一句，“你们在哪儿买的房子？”“啊？北京。”
“您几点来的？”杨天乐听见前面有人在问。“昨天下午五点。”大爷扭头说。队伍里一片赞叹之声。“您……也买房？还是给孩子买，还是怎么着啊？”
他觉得好险，今天差一点就办不了了。杨天乐绕到队尾，看了看前面放着的一排小板凳，对钱潇说：“我在这儿排着，你去找地方吃些东西吧？”钱潇摇摇头。这个季节的凌晨已经有了寒意，杨天乐和钱潇都耸着肩。
大爷慢慢转过身子，一字一顿：“我——是——来——办——离——婚——的。”
杨天乐绕到一边，发现墙上用透明胶贴着一张破破烂烂的纸，写着：结婚，左侧排队；离婚，右侧排队。离婚每天办理二十对。
大家这才意识到，大爷是真的要离婚。他是这支队伍里年纪最大、来得最早的一个，看起来应该是对于离婚这种事最在意的年纪，却成了所有人当中唯一一个真离婚的人。杨天乐和钱潇面面相觑。
杨天乐和钱潇刚下车走上民政局的台阶，五六个人就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前面有四对夫妻在排队。杨天乐凑过去问，前面的一个人告诉他：“你们是第十九个，也就是下午第九个。”杨天乐点头，扭头看看钱潇，发觉还是低估了对手。他们本来以为这里又不是上海，不会有那么疯狂的买房离婚潮。但是他们显然忘记了有多少年轻人从这座小城奔赴北京，如他们一样。更何况这座小城也和北京一样有着学区房的地域鄙视链。留下的人，也同样需要为了生活挣扎。
“您要是真离婚，就甭跟我们在这儿捣乱了呗！”队尾突然有人大声喊。杨天乐扭头去看，发现队尾的一个小伙子一脸沮丧和愤怒。按照他排队的位置，今天肯定是离不了了。“谁捣乱，啊？谁捣乱？你们才捣乱呢！我这是真离婚，你们是吗？”大爷转过身子，大声回击。
凌晨五点半的民政局看起来很萧瑟。一座灰色的矮楼，委屈地驻扎在十字路口的东北角。
“您真离婚，就网上预约呗，约到哪天哪天离呗。我们为了买房子多不容易，还得上班，还得请假的。您哪天离不行啊。”
回到老家的这一天，无论在杨天乐家还是钱潇家，吃饭时的气氛都很诡异，父母们唉声叹气，欲说还休。杨天乐和钱潇都不接茬，默默吃饭，哼哼哈哈，把电视音量尽量调大，想赶紧办完离婚手续，回北京拉倒。他们商量好，第二天凌晨就去民政局，无论如何也能赶上第一个了吧，赶紧办，办完直奔火车站。
“不会上网！我排队不行吗？排了多少次都被你们这帮假离婚的给挤出去了，我这次前一天下午五点就来，我看行不行？！”
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人感到舒服或格格不入，他说不清楚。气质、精神状态，这些虚幻的词终究会被落实在一个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里。然后，所有细节会被编织在一起产生某种曼妙的化学反应，让你清楚地知道，哪里是都会，哪里是小城。即便你和北京那些傲慢的豪车和高耸的写字楼毫无瓜葛，它们辐射出的某种能量仍会改变周遭很多东西。慢慢地，你就被笼罩在这种漫反射里。一旦熟悉了那种温度、气味和人们的眼神，就再也离不开了。如果说这是幻觉，那就算是幻觉吧，还有哪里能提供这样的幻觉呢？
队尾的几个人都气哼哼地摇头，杨天乐和其他前面排队的人都默不作声。大家明白，像老大爷这个年纪办离婚，按照常理，子女们是不会同意的，更不可能帮老人网上预约离婚号，大爷就只能一次次自己来排队。估计来了很多次，发现都被一群嘻嘻哈哈秀恩爱的年轻人霸占了离婚的名额，这一次实在忍无可忍，决定提前一天彻夜排队，没想到还被人奚落。
一年几千场的演出、话剧、演唱会，杨天乐几年也不会去看一次；那么多一线奢侈品牌，杨天乐一件都不会去买；那么多酒吧、夜店，除了答谢客户，他从来也不会涉足；那么多商机，那么多一夜暴富的传说，夜晚的酒吧门口到处都是轰鸣的玛莎拉蒂，可他不还是每天打卡上班，按时下班，赚着那点工资，到现在连买房都捉襟见肘吗？有时候他想，按照自己这种生活方式，回到老家应该也没什么不适应。但每次回去，现实都在冷酷地修正他。
“是不是又觉得挺荒诞的？”钱潇小声问。
逢年过节回家，杨天乐都觉得自己像个被移植的器官，到处经历着排异反应。故乡排异他，他也排异故乡。每次都盼望着能逃回北京。当站在朝阳路上，看着晚七点过街天桥下几乎一动不动的车流，每一辆车的尾灯连成恢宏的线索，他就会觉得踏实。这真奇怪，他想。到底眷恋北京什么呢？他说不出。这座城市有着无尽的机会和可能性，这些道理他比谁都清楚，可是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我现在觉得一点都不荒诞。这就是现实。”
他也曾坐在出租屋里，看着一个个搬家打包的纸箱，想起那一篇篇“逃离北上广”的文章。不是没动过回家的念头，可问题在于，哪儿又是家呢？如果北京不是家，那渡城更不是家。家，最起码得让你有归属感。自从长大，渡城就再也提供不了这种归属感。
“我觉得挺荒诞的。”钱潇说。
距离北京那么近，渡城却截然不同。那里的生活像被慢放了一样，你没办法盼望这里的人生长出野心，也没办法盼望他们对此理解。这也是杨天乐深知自己永远也无法在故乡安身立命的原因。